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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扩张时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不过，对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诸民族来说，由这些事件[欧洲扩张]产生的所有商业利益已沉没。失却在它们所引起的可怕的灾祸之中。　　亚当·斯密　　当欧洲人由海路进入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时，他们最初的反应通常是尊敬和钦佩。这些西方人仅在海战方面享有明显优势。在其他所有方面，他们发现，中东、南亚和东亚诸民族实际上至少能与他们相匹敌。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逝去三个世纪后欧洲人才能对印度和中国稍加控制。　　然而，在非欧亚大陆世界，情势完全不同。那时以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诸民族在政治组织、经济发展和军事战斗力方面，均未达到与欧亚大陆相似的水平。因而，它们都较早地屈服于欧洲人的统治，只是程度上殊为不同。本章论述西方入侵时非欧亚大陆世界的形势和盛行的制度，着重说明为何19世纪以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除沿海地区外，仍是不可渗入的，为何南北美洲较易于侵入，为何澳大利亚从一开始起便门户敞开。　　一、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地理环境就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以下称非洲）与欧亚大陆的关系而言，非洲呈现了一幅似乎有悖常理的古怪图景。非洲完全不同于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一直与欧亚大陆保持着持续的、只是有时颇微弱的联系。然而，欧洲人对非洲的侵入却比对南北美洲或澳大利亚的侵入要缓慢得多。在其他新发现的大陆被开发和殖民后，非洲依然为&黑暗大陆&达数世纪之久。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非洲还只有沿海边缘地带和内地少数孤立地区为外人所知。甚至到1900年，非洲尚有四分之一内地未被勘探。直到比较近代时，制图员在绘制这黑暗大陆的地图时，仍大量地依靠自己的想象。正如迪安· 斯威夫特所描绘的：　　在非洲地图上，地理学家们　　用野生动物填补空白。　　因此，对于不适于居住的丘原，　　便填上大象以代替城镇的缺乏。　　尽管东半球的非洲和欧洲相邻近，而且，自最古代起便保持着联系，然而，非洲却奇妙地不为欧洲力量所渗透；其原因何在呢？从某些地理因素的作用中，可找到部分而非全部的回答。一个因素是炎热、潮湿的气候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许多热带疾病；这些疾病特别流行于地势低洼的沿海地区。并非整个非洲均有害身体健康：没非洲大陆北部、南部和东部边缘区的是小而重要的地中海气候区和亚热带气候区；今天，大多数欧洲移民就居住在那里。但是，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有着不适于居住的气候，而这些地区却是欧洲人通常首先遇到的。一位最伟大的非洲探险家评论说：　　非洲是真正的魔王——自然界的反对人类兴旺的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在这里，众蝇之王别西卜集结起由昆虫、扁虱和线虫组成的一支支蠕虫状的、禽兽似的军队。它们……将一些微生物传送到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的皮肤、血管、肠和脊髓中去；这些微生物引起了种种致命的、毀形的或招致衰弱的疾病。　　非洲大陆也是极难进入的。一个原因在于，海岸线未被大小海湾或内海所破损；虽然非洲面积为欧洲的三倍，其海岸线却比欧洲的还短。缺乏象地中海、波罗的海或黑海那样的内海，意味着非洲内地不向外界开放。非洲的这种难以进入，由于北部令人生畏的障碍——撒哈拉大沙漠和尼罗河大沼泽地而得到进一步增强。沿东、西海岸的长达千哩的沙提也是有效的屏障。即使这些屏障被穿越，还存在别的阻碍，即内地高原的大河沿一道道悬崖朝低洼的沿海地带飞流直泻时形成的许多急流和瀑布。　　而且，非洲内地还缺乏可与美洲大陆的金银或东印度群岛的香料相媲美的、易到手的财源；这，也令早期欧洲人沮丧泄气。后面（第六章第一节）将看到，葡萄牙人率先从事欧洲海外探险，是为了开辟非洲内地的黄金和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可获厚利，以往一向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着。但是，在葡萄牙人找到绕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群岛中的香料群岛的航线和西班牙人偶然发现墨西哥和秘鲁的宝藏之后，非洲贸易似乎微不足道。欧洲人为了获得美洲种植园所需的奴隶，继续保持着非洲西海岸的据点。不过，这些沿海据点已足够欧洲人用来实现其目的，因此，直到1788年非洲协会于伦敦建立时，他们才开始为侵入内地作出认真的努力。　　然而，地理环境并非阻碍欧洲人侵入的唯一因素。至少同样重要的是，非洲黑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总的发展水平非常高，足以有效地抵挡欧洲人的侵入达数世纪之久。在探讨黑人的文化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黑人的种族成分。　　种族与人们时常设想的相反，非洲诸民族决非起于同一种族。撒哈拉沙漠以南，可发现各种种族，并存在于整个历史上。不过，它们的起源和扩散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谜，故权威们的意见也大相径庭。目前，最少遭到异议的种族划分承认，有四大种族：（1）布须曼人，操科伊桑诸语言；（2）俾格米人，由于他们采用后来的征服者的语言，其原先的语言至今不知；（3）黑人，操尼日尔-刚果诸语言；（4）高加索人，亦称为嘎普萨人、库希特人和含米特人，操亚非语系诸语言。这四大种族似乎发源于维多利亚湖地区；由此，布须曼人向南迁至非洲南部，俾格米人向西移入刚果和西非沿海雨林地区，黑人向西迁至西非、向西北迁至当时肥沃的撒哈拉地区，高加索人向西北移入埃及和北非、向东北移入阿拉伯半岛和西亚。　　这里，要再次强调，这些种类和迁徙并没有为人们所普遍承认。实际上，有位权威人士将当前的认识，即认识的缺乏，概括如下：　　……我们所能说的仅仅是：如果有谁站在苏伊士，面朝南和西带方向，那么，他念往前走，见到的人往往皮肤愈黑。即使下这一判断，也得将布须曼人排除在外。……其实，就经验而论：埃及人大体上是地中海的高加索人；倘有谁朝南和西南方向走去，会见到一个逐渐的变化；沿几内亚海岸或在刚果森林里，是黑人的陈规旧习居支配地位。然而，在地图上，并不能因此划一条无可争辩的&线&，即（用统计学以外的方法）区分部落，声称一个部落确为高加索人的，另一部落确为黑人的。即便在黑人占绝对优势的部落里，也会发现白皮肤、绿眼睛的人。……　　文化　非洲诸文化是非洲与外界相互影响的结果，这种相互影响就其程度而言，远远大于南北美洲或澳大利亚与外界所可能有的相互影响。以农业为例，农业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五千纪在埃及生根，可能由那里传播到了苏丹。苏丹是一片开阔的大草原，位于撒哈拉南侧和热带雨林北缘之间，东起埃塞俄比亚高地，西至大西洋海岸。应该指出，有些权威认为，这地区的农业是沿尼日尔河上游独自发生的。不管情况是否如此，事实依然是，最终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得到栽培的植物，绝大多数是从外界引进的。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经由尼罗河传入的大麦、小麦、豌豆和小扁豆，由东南亚传进的香蕉、甘蔗，亚洲薯蓣和新型水稻，从美洲通过葡萄牙人和后来的奴隶贩子传来的烟草、玉米、利马豆、莱豆、南瓜和西红柿。　　对非洲来说，冶铁术的采用与农业的引进一样，是根本性的。冶铁术的确从外界传入，最可能的发源地有两个。一个是迦太基，冶铁术可能从这里由经常来访的商人传播开来；当时，商人仍能骑马穿越面积很小但正在扩大的撒哈拉沙漠。其后不久，马不再能活着走完沙漠时，罗马人从中亚引进骆驼解决了这一问题。另一发源地是地处尼罗河上游区、以喀土穆稍北的麦罗埃为都的库施王国。库施人主要为黑人，他们向亚述人学来了冶铁术，并能很好地加以应用，因为他们国家不同于埃及，拥有丰富的铁矿和燃料资源。麦罗埃很快就成为巨大的产铁中心。如今，在都城遗址周围尚可见到的一座座小山似的矿渣堆亦表明，麦罗埃曾充当过中非的匹兹堡。库施人大概是用铁和文明的其他产物来交换传统的非洲商品，如奴隶、象牙和鸵鸟羽。库施王国生存了一千多年后，于公元3至4世纪衰落，不过在这之前，冶铁术已远远地传播到南面和西面。　　农业和冶铁术的传播对非洲有深远影响。由于新的粮食作物和铁制工具使农业得以扩展到雨林区，人口获得惊人增长。此外，非洲的种族组成发生根本变化，也对非洲有重大影响。采用农业和冶铁术并从中得益的，是易受到外界影响的苏丹的黑人和高加索人，而非外界进不去的雨林区和南部地区的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因此，也正是前者，能大大地增长人口，能凭借铁制工具和武器，牺牲布须曼-俾格米人的利益而向南椎进。　　就主要操黑人语言的集团——班图人来说，这种扩张主义表现得特别显著。班图人从其原先的中心地即喀麦隆高地出发，于公元初渗入刚果盆地，消灭或征服了那里稀少的俾格米狩猎者。由此，一部分班图人向东南推进，于公元600至900年抵达肥沃、开阔的大湖地区。然后，他们继续向南牺牲布须曼人的利益，穿越大草原；布须曼人遭到了与俾格米人相同的命运。在这期间，其他班图人则沿着大西洋海岸直接向南驱进，最终与一个新的种族霍屯督人相遇。现认为，霍屯督人只是较早学会畜牧的布须曼人，因改善了饮食，故身材比其他布须曼人高大，别的方面则仍与后者相象。这些迁移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到来时黑人已成为居支配地位的种族集团，而早一千年时他们却与高加索人、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一起相当公平地分享这块大陆。　　从根本上影响非洲发展的，不仅是农业和铁的引进，还有伊斯兰教的多方面的贡献。这些贡献有一部分来自东非沿海的穆斯林殖民地，但更大一部分来自穆斯林北非。尽管罗马帝国把沿全长4，000哩的非洲地中海海岸的所有可耕地全包括到自己境内，但其权力从未能伸展到沙漠南面。似乎横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是在利克苏斯（今摩洛哥境内）、大莱普提斯（今利比亚境内）与南面的尼日尔河大弯曲地区之间进行的。非洲人提供了黄金、制香水用的灵猫香、作软饮料用的可乐果、奴隶，1300年后，还提供了铜；作为回报，他们得到的是布匹、宝贝珠，尤其是盐，盐为整个苏丹所急需。　　与北非的交往从公元7世纪穆斯林阿拉伯人侵占整个北非起，大大增加了。以后，穆斯林还沿着非洲东海岸扩展其影响，他们先是以商人身份，自13世纪起，又以殖民者面目出现。他们的殖民地统治了向南远至桑给巴尔的沿海地区，而他们的影响则更远地伸展到赞比西河口。　　穆斯林阿拉伯人从他们在非洲北海岸和东海岸的根据地，对整个非洲施加了深远影响。他们对骆驼的使用远远超过罗马人，因而相应地扩大了横穿撒哈拉沙漠的贸易。同样，在东海岸，他们向黑人内地换取象牙、黄金、奴隶，后来还换取铁矿石。铁矿石由船运到印度南部，炼成钢铁，再装船运至波斯和小亚细亚，制成所谓的大马士革剑。他们从外界进口、换取非洲商品的产品中，有中国、印度的布匹和中国瓷器；至今，在整个沿海地区仍可找到中国瓷的遗迹。　　这些贸易交往导致了穆斯林文化的渗透。伊斯兰教沿东海岸一直传播到桑给巴尔，并断断续续地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它从地中海沿岸南越撒哈拉沙漠传入苏丹。通常和一种新的宗教信仰的传播情况一样，伊斯兰教首先为黑人统治阶级所采纳，然后渗入人民中间。如此，黑人非洲一个重要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庞大的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因此，14世纪阿拉伯大胆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将苏丹也纳入自己的旅行范围，他曾东行远抵中国。　　苏丹伊斯兰教化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宗教事务范围。这在生活外观如姓名、服装、家庭摆设、建筑式样和节日等方面能非常清楚地觉察出来。此外，在随着与外界联系的扩大而到来的农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方面，也能觉察出来。在东非，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稻和甘蔗。有一篇记述博尔努王国的梅·伊德里斯·阿洛马（大约与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女王同时代）的文章还谈到，&在宽大、仁慈和慷慨的上帝（至高无上者）授予这位苏丹贝的种种恩惠中，有土耳其滑膛枪手和许多擅长滑膛枪射击的家奴。&　　伊斯兰教还大大促进了苏丹地区的文化生活。随着《古兰经》学校的建立，识字活动传播开来。学者们能在苏丹各种大学里从事较高深的学习；这些大学中，以廷巴克图的桑科尔大学最为闻名。它是仿照非斯、突尼斯和开罗的其他穆斯林大学建立起来的。学者们习惯于逍遥自在地在穆斯林世界的这些和另外一些大学中间巡游，以便拜在某位大师门下受业。穆斯林旅行家利奥（非洲的）于1513年访问了廷巴克图，发现学习气象的兴旺是由于得到了统治者阿斯基亚大帝的支持。他写道：&这里'廷巴克图'聚集着极为众多的医生、法官、祭司和其他学者，他们由国王慷慨地供养。这里还有自柏柏里'北非 '运来的各种手稿和书籍，它们比其他任何商品更能卖钱。&　　伊斯兰教的采纳也提高了苏丹诸王国的政治内聚力。王国统治者们历来能要求对自己效忠的，只是他们的嫡系亲属群体或氏族以及被承认为是同一伟大的原始祖先的后裔的旁支亲属群体。但是，当王国扩大为庞大帝国时，这种亲属关系显然不足以作为帝国组织的基础。帝国愈扩大，皇帝似乎愈不为大部分臣民所容受。皇帝无法将地方首领视作忠实的家臣而予以依靠；后者往往率领自己的人民起来反抗帝国统治。这一制度问题由于伊斯兰教帮助加强了帝国政府而得到解决。穆斯林学校和学院培养出一批有学问的人，他们能组织起一个有效的帝国官僚机构。这些人不受亲属关系联盟的支融他们的切身利益与帝国当局相联系，因而，当局通常能指望他们忠心耿耿地为自己服务。　　农业和冶金业的进步、经济生产率的相应增长、地区间贸易的繁荣和伊斯兰教的促进作用相给合，说明了从8世纪起非洲国家的建立过程。毫不奇怪，最复杂的政治结构出现在苏丹；那里，长途贸易非常兴盛，伊斯兰教影响最为强烈。因此，苏丹地区崛起了三大帝国：加纳帝国（700－1200年、马里帝国（年）和桑海帝国（年）。桑海帝国从大西洋到内地，几乎伸展了1500哩；在这片广阔的疆域里，对许多不同的臣民实行法律和同一行政体系的统治。桑海杰出的统治者阿斯基亚大帝（年）是当时最出色的君主之一，比得上同时代的欧洲君主，在人道、宗教宽容和勤奋好学方面更是胜过他们中的许多人。穆斯林作家将阿斯基亚描绘成是&逐走黑暗的耀眼之光，是帮助上帝的仆人摆脱盲目崇奔、拯救国家于毁灭的救星；是信徒的保护人，乐善好施，遍撒欢乐和礼物。&　　应该强调一下，与人们往往设想的相反，伊斯兰教不是促成这些帝国的唯一力量，甚至不是主要力量。实际上，加纳帝国的创立远远先于伊斯兰教影响，伊斯兰教直到11世纪才影响到苏丹地区。而且，伊斯兰教世界对非洲不仅起了建设性作用，也起了破坏性作用。苏丹诸帝国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是阿拉伯人穿过撒哈拉沙漠、进行毁灭性入侵的结果。这些肆意掳损的远征军大批杀死当地居民，毁坏繁盛的农业区，破坏生利的贸易格局。确实，在这方面，非洲历史与欧洲历史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处。中世纪后期，西欧能领先于东欧，是因为后者遭到了东方的连续入侵，而前者自10世纪以后便不再受到侵略。同样，苏丹诸帝国一度拥有可与同时代的欧洲相媲美的文明，到了近代却远远落后了；原因在于，遭到了来自北方的侵略。这些侵略相当于蒙古人和突厥人对东欧的入侵，而且事实上，就其后果而言，更具毁灭性。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一般发展水平因地区而殊为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陆被显著地分隔成小块。自然障碍阻挡了诸大草原、雨林区和沙漠间的交往和迁移，所以，一致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大体上，一地区的进步之大小，取决于它以往与欧亚诸文明中心的交往程度。因此，政治单位既有仅承认地方酋长的单独的村社，又有苏丹的大帝国。经济上的变动范围同样很大：从仍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布须曼-霍屯督-俾格米人到历世纪利奥（非洲的）在廷巴克图所见到的下述复杂情景：　　奇怪的是，这里每天可见到有那么多的商品为人们所购买，而且，所有商品都非常昂贵。从欧洲以每匹10个达卡银币购进的马，在这里又以每匹40个、有时是5O个达卡银币的价格卖出。当然，没有任何欧洲布匹，欧洲布匹每伊尔在这里卖不到4个达卡银币；如果是优良的布匹，他们肯以每伊尔15个达卡银币的价格购买：一伊尔深红色的威尼斯布或土耳其布在这里值30个达卡银币……但是，其他所有商品中，盐是最昂贵的。　　葡萄牙先驱者首先与高度发展的西非诸民族建立了联系。他们这样做是很自然的；西非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使贸易交往有利可图。由于种植香蕉和薯蓣，不仅西非苏丹地区，还有南面即几内亚的森林区，也经济生气勃勃、非常活跃。繁盛的农业供养了较密集的人口、支持了兴隆的贸易。有位荷兰商人在1602年访问今尼日利亚境内的贝宁，对这座城市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城市好象非常大；进城时，是走在一条路面未经铺设的大马路上，马路很宽，看去比瓦尔克鲁克宽七、八倍……；估计除边缘外，马路长一哩（系荷兰的哩，约等于英国的四哩）。在我骑马所入的城门口，我见到一座很高的堡垒，其土墙很厚，周围有一条又深又宽的沟渠。……城门外，是一大片郊区。当走在前面提到的那条大马路上时，可见到它两侧还有许多大马路，也是笔直向前的。……城里的住宅排列得很整齐，一幢紧挨一幢，间距均等，就象荷兰的住房一样。…里面的房间呈方形，其屋顶中间没有闭合，雨、风和光线可以由此而入。居民就在那里休息、用餐；但是，他们还有一些别的地方作厨房和其他房间。……　　国王的宫廷非常大，内有许多方正的大广场，四周长廊环绕，总有人在那里守卫着。。…国王似乎有许多士兵，还有不少名门贵族，贵族来宫廷时都骑马。……城里可见到众多男奴，正在手提肩挑水、薯蓣和棕榈酒，他们说这些东西是为国王准备的，还有许多人在搬运马吃的草料；所有这一切都运送到宫廷中去。……　　凡此种种意味着，这个正在同葡萄牙人做买卖的民族有着很复杂的背景，能够既不畏怯，也不好奇地跟葡萄牙人打交道。对西非人来说，伴随葡萄牙人而来的贸易交往仅就其规模而言是新的。商业活动本身并非一种陌生东西；那时以前，他们长期地同远至摩洛哥和埃及那样的地区保持着贸易联系。因此，西非人对葡萄牙人前来所作的反应在方式上截然不同于当时美洲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所作的反应。诚然，森林区居民以往与阿拉伯人无直接交往，对白皮肤的欧洲人、对其火器的巨大响声、对这些陌生人自海上而来的事实（沿海诸民族对这一事实也非常敬畏），感到十分惊讶。然而，实情仍然是，葡萄牙人来到非洲后，并没有象西班牙人在南北美洲那样，引起混乱和崩解。因此，非洲人按自己决定的条件与欧洲人做交易。好几个世纪里。沿海酋长们一直拒绝让欧洲人穿入内地，他们希望能保持自己作为欧洲买主和内地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这一有利可图的位置。1793年，一位英国官员写道，非洲仍是一块未知的大陆，这& 与其说是因为伴随穿入内地而来的危险或困难，不如说是因为海岸居民对允许白人通过他们的国家颇存猜忌&。他把这种猜忌归因于中间人的害怕，害怕&他们与欧洲通商的好处会减少并转移到邻人那里；或者，内地王国会获得欧洲人的武器&，成为危险的对手。　　美洲印第安人与非洲黑人在抵抗欧洲人侵入的能力方面所存在的这种差别，亚当·斯密早认识到了，他在1776年写道：　　尽管欧洲人在非洲沿海和东印度群岛拥有许多重要的居留地，他们在这些地区还是未能象在美洲大陆及其岛屿上那样，建立如此众多、繁荣的殖民地。非洲以及东印度群岛这一总的名称下所包含的几个地区，由诸野蛮民族居住着。但是，这些民族并未如同可物、孤弱的美洲人那样软弱、无备；而且…他们的人数也多得多。……因此，在非洲和东印度群岛，要取代当地人，要将欧洲种植园扩展到原先居民所占据的更大部分的土地上去，是较为困难的。　　二、南北美洲　　地理环境　欧洲人能轻易地侵入南北美洲，迅速地将这两大洲置于自己的控制和开发之下。这一情景发生了，尽管东半球和美洲大陆为一片汪洋大海所分隔，尽管它们之间在哥伦布航海之前的历史时期中未曾发生过有效的联系。亚当·斯密所提到的印第安人的&可怜、孤弱&的困境，确妨碍了印第安人坚持不屈地抗击欧洲人；但是，某些地理因素也使他们更易遭受到侵害。　　南北美洲和非洲大不相同，总的来说是易于进入的。南北美洲没有阻碍外人进抵海岸的沙堤；其海岸线呈锯齿形，使沿海港湾较海岸线平直完整的非洲多得多。而且，南北美洲内河水系十分发达，水路障碍甚少，为进入内地提供了便利通道；在非洲，则没有象雄伟的、水流平缓的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或圣劳伦斯河那样的大河。探险者很快就学会了使用当地的桦树皮独木舟，他们发现，经过较少的陆上搬运，能从大西洋划独木舟溯圣劳伦斯河而上，进入五大湖，然后，从那里向南，沿密西西比河进入墨西哥湾；或者朝北，顺马更些河进抵北冰洋；或者往西，沿哥伦比亚河或弗雷泽河进达太平洋。　　南北美洲的气候通常也比非洲的气候更富有吸引力。确实，亚马孙平原炎热、潮湿。大陆南、北两极异常寒冷，但是，英、法移民在他们于格兰德河以北开拓的殖民地内繁荣起来，西班牙人也在墨西哥和秘鲁感到安适自在，墨西哥和秘鲁成为他们的两个主要中心。那里的气候跟西班牙没很大差别，无疑与酷热的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形成可喜的对照。　　种族　几乎全部土著民族都是从西伯里亚东北部渡过白令海而来的移民的后裔。所以说几乎全部，是因为还有少数民族是在白令海移民到达之后，从南太平洋的岛屿抵达南美洲西海岸的。这些南洋的亚尔古英雄发现过南美洲多少次，至今不知，但是，仅仅从已驯化的植物得到的证据，便足以证实他们多次渡洋远征的事实。当业已高度驯化、离开人类的帮助就无法幸存的同样植物在太平洋两岸均被发现时，它们的分布只有用人类的迁移来解释。　　然而，欧洲人在南北美洲发现的印第安人中，至少有99%的人是渡白令海而来的种族的后裔；这一点仍是千真万确的。不久以前，人们认为，印第安人最早渡海去南北美洲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000年时。新的考古发现和碳-14年代测定法的使用，使这一估计得到大幅度修订。现在，普遍同意人类出现于美洲大陆的时间为距今20000年时，而且，这仅是个大概数，也可能早于20000年。印第安人的最后一次大迁移大约发生在 3000年前。然后是爱斯基摩人，他们继续来回横渡白令海峡，直到近代政治环境迫使他们留在海峡的一边或另一边时。无论如何，到这时，在美洲最接近亚洲的地区，人口已相当稠密，阻止了进一步的迁移。　　实际上，渡海到美洲大陆对早期印第安人来说，并不困难。那时，由于地球表面的水大半被冻结成冰床，海面比现在低得多。因此，最早的移民穿过了宽130哩、连接亚洲东北部和北美洲西北部的陆桥。海面上升后，乘原始小船能轻易地渡过白令海峡，因为海峡很窄，渡海时能一直看见陆地。后来较先进的移民可能是先从亚洲驾船到美洲，然后继续沿西北海岸航行，直到最后在今日所谓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登陆，直接在那里定居下来。　　渡海到阿拉斯加的人，大多继续前进，穿越育空高原中部的一个冰床峡谷，进入北美洲中心地。推动他们奋力前进的力量也就是驱使他们迁移到美洲的力量——寻找新的狩猎场地，并受到了来自后方部落的源源不断的挤压。这样，南北美洲很快就为分散的狩猎者部落所占据。　　所有印第安人，不论其起源如何，都可以归入蒙古种人。他们头上都长着独特的、笔直乌黑的头发，脸部和躯体则汗毛稀少；他们颊骨高凸，幼儿脊骨基部还出现蒙古种人斑点。不过，在不同部落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化；最早的各种美洲印第安人比起后来的美洲印第安人，与蒙古种人的差别要大得多，因为他们在我们今日所认识的蒙古种人充分进化之前，便已离开亚洲。这些移民到美洲后，立即向四方分散，并以近亲繁殖的小群体在各种地带定居下来；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存在种种独特生理类型的原因。　　美洲印第安人在所操语言上的差别较其生理外表上的差别要大得多。的确，要概括他们的语言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实际上，每一种语音和语法结构都可以被找到。这种语言上的多样性和生理上的多样性一样，是由于印第安人在很长时期内小群小群地迁徙到南北美洲，到达后继续四处漫游、不断分散，才发展起来的。方言的变化很快变得很突出，发展成为各别的语言。彼此密切联系的语言可发现于美洲广为分隔的各地区，它反映了诸部落四下迁移的程度。最后结果是，现已有2，000种独特的印第安语被分类。这说明，印第安人语言方面的变化几乎不亚于整个东半球；在东半球，据今所知，公元 1500年时存有语言3000种。印第安诸语言无论就其词汇量或其他任何方面而言，均不原始。莎士比亚使用了约24000个词，钦译《圣经》使用了约 7000个词，而墨西哥的那瓦特语使用了27000个词；火地岛的雅甘人员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最迟缓的民族之一，却也拥有至少30000个词的词汇量。文化人类学者已在美洲大陆划分出大约22个文化区——大平原区、东部林地、西北海岸区，等等。还有一种基于食物获取方式的分类法较为简单，它将美洲大陆的文化分为三大类：渔猎采集文化、中间农业文化和高级农业文化。这种分类法不仅较简单，而且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也颇有意义；它有助于解释何以印第安人对欧洲人入侵的反应十分多样。　　高级农业文化位于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区（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中间农业文化通常在邻近地区，而食物采集文化则在更遥远的地区——南美洲南部、北美洲西部和北部。　　文化的这一地理分布有力地表明了如下事实：南北美洲与非洲相反，其最先进的地区不是位于距欧亚大陆最近的地方。原因在于，西伯利亚东北部并未如同对非洲人作出了大量贡献的中东和地中海流域那样乃一大文明中心。而且，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极区的气候条件也明显地无助于象苏丹草原区所具有的那种迅速的文化发展。因此，在南北美洲，进步的速度不是取决于某地区与欧亚大陆的接近度，而是取决于它是否适合农业的发明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南北美洲的农业首先是在与欧亚大陆的农业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惊人相似的一些地区，即无需为准备农田而大面积地清除森林、有足够降雨量供农作物生长的高原区，发展起来的。　　大约公元前700O年，玉米开始在墨西哥中部高原半沙漠的谷地得到培植。以后数千年中，两种主要的玉米品种通过杂交发展起来一种适应于半干旱的墨西哥高原，另一种适应于潮湿的热带沿海地区。同时，其他植物如不同种类的两种南瓜、葫芦、宽叶菜豆、辣椒、苋和鳄梨等，也得到了培育。农业从中美洲的这一最初的发源地向北面和南面传播。约公元前3000年时，玉米传到美洲西南部，不过，直到公元750年才发生很大影响，因为在这以前，玉米尚处于原始状态，食物采集的生产率较高。同样，在北美洲东部，印第安人直到公元800年才开始主要以农业为生；800年前后，他们发展起基于若干种玉米、蚕豆和南瓜的田间种植。在这期间，农业已从中美洲向南传播，于公元前75O年前后传到秘鲁。但是，秘鲁还存在着很古时代的、非中美洲的玉米和蚕豆品种，这表明不仅墨西哥高原，而且安第斯高原可能也有过原始的植物驯化地。　　总的说来，印第安人驯化的植物有100多种，也就是说同整个欧亚大陆驯化的一样多——这确是个非凡的成就。如今，美国农产品的50％以上皆从印第安人培植的作物中得来。在人们作出种种发现、令人信服地证实东、西两半球的农业各有独立的起源之前，美洲的植物没有一种曾在东半球得到栽培。　　印第安人发明农业的地区，也是他们最先进一步发展农业并逐渐创立起&高级农业文化&的地区。这转而又深深地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一般说来，其结果和在欧亚大陆一样，使定居人口大大增加，并产生了与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无直接联系的复杂的文化活动。换句话说，也正是在这些高级农业文化中，有可能发展起在某些方面可与西非相媲美的庞大帝国和复杂文明。不幸的是，这些土生土长的美洲文明突然为西班牙人所制服，从而，除了所驯化的宝贵植物外，未留下什么东西。　　美洲的三大文明是位于今尤卡坦、危地马拉和英属洪都拉斯境内的玛雅文明，位于今墨西哥境内的阿兹特克文明以及北起厄瓜多尔中部、南至智利中部、纵贯3，000哩的印加文明。玛雅文明以其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巨大发展而闻名于世。它的成就包括独特的石头建筑，列名于各时代伟大艺术中间的雕塑，以字体或记号为传统表意符号的表意文字，以及可表明玛雅人胜过同时代任何欧洲天文学家、表明玛雅人是能干的数学家的天文知识。同爱好艺术、文化的玛雅人比较起来，阿兹特克人粗野、好战——这一对比可使人联想起东半球罗马人和希腊人之间的悬殊差别。阿兹特克人更注意军队，他们训练所有强壮的男子从事战争，规定所有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他们的国家也组织得更为完善，有十分发达的法院系统和照管穷苦人的种种安排。　　印加人在物质成就方面甚至比阿兹特克人更先进。他们的出色的公路、堡垒和神庙是用巨人的石块建造的，石块衔接严密，即使500年后的今天，也无法将小刀插入石缝间。广泛的灌溉系统使印加帝国成为繁荣的农业区，其中有些灌溉设施至今仍在使用中。最重要的是，印加人创立了南北美洲唯一的、一体化的、生气勃勃的国家——一个适合于对外无限扩张、对内严格控制并施以家长式统治的国家。国家统制的手段包括：实行土地、矿藏和牲群的国家所有制，强制信奉官方的太阳教，仔细地编制供征税和征兵用的人口调查表，废黜地方世袭酋长，强迫居民到新地方定居以同化被征服民族，以及由国家主办集体婚礼等。印加帝国很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极权主义国家。　　虽然上述成就给人以深刻印象，事实却仍旧是，相当少数的西班牙冒险家能推翻并无情地摧毁这三大文明；而且，这是在墨西哥和印加帝国至少各有300万人口（现有些估计数为这一数字的5倍以上）的情况下发生的。其原因，最终可以用南北美洲的与世隔绝来解释；与世隔绝使印第安人远远落后于欧亚混血人，尤其是落后于技术发展格外早的欧洲人。到公元1500年，美洲大陆才达到了西欧在公元前1500年、中东在公元前3500年便已达到的文明阶段。　　当冲突随着西班牙人的到来而发生时，这恰恰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意味着印第安人发觉自己在经济和技术上远远落后于侵略者所代表的文明。印第安人高度发展的艺术、科学和宗教，不应用来遮掩他们在更多的物质领域严重落后的事实。这种发展的不均衡以中美洲为最甚，在安第斯山区也很普遍。如农业，印第安人驯化植物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实际生产中却生效甚微。尽管他们人口很少达到东半球的人口密度，其耕作技术的发展还是从未能超出供养自己人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他们的工具仅仅是用石块、木头或兽骨制作的。他们不会熔炼矿石，虽然他们确也同金属打交道，但几乎只是出于装饰上的目的。他们唯一能建造的船是独木舟和远洋筏。他们没有为了陆上运输而利用轮子，他们知道轮子，但只是将它当作玩具。除了安第斯山区所使用的、不能驮运重担的美洲驼和羊驼外，人的背脊是他们唯一可得到的运输工具。　　对这种技术落后的直接意义不应过于夸大。虽然印第安人用长矛和弓箭来对付西班牙人的马和枪炮时，显然处于严重的劣势，但遭受了最初的打击以后，他们渐渐习惯于火器和骑兵。而且，西班牙人不久便发现印第安人的武器锋利耐用，开始喜欢印第安人的棉制盔甲而不喜欢自己的。有位征服者叙述道，阿兹特克人拥有两座装满各种武器的军火库，其中有许多武器饰以黄金和宝石。它们包括大小不等的盾、军刀和一种大砍刀。大砍刀得用双手挥动，刀口镶以燧石，极其锋利，比我们西班牙人的剑更能砍杀。此外，长矛较我们的长，加上一端的矛头，足足长一寻，也镶有若干块锋利的燧石。矛头锐利、坚硬无比，能刺穿最坚固的盾，而且切割起来象剃刀一样快；因此，墨西哥人甚至用这些燧石刮脸修面。弓、箭也非常出色，箭头有单尖端和双尖端两种，弓上置有射箭用的合适的皮带；抛石索则配有特意为其制作的圆石；还有一种大型的盾，设计得很巧妙，不用时可以卷起来，仅在战场上才展开，能将人的整个身体从头到脚完全遮盖住。　　这表明在西班牙人获胜的背后，除技术上的悬殊差别外，还存在其他因素。一个因素是印第安请民族的政治组织松散。除西班牙人征服前一个世纪里建立的印加帝国外，任何地方的印第安人都没有超出部落发展阶段。而印加人则似乎为其帝国的极其严格的统制所削弱，因为当皮萨罗杀死他们的皇帝时，他们便缺乏继续进行抵抗的主动性。此外，西班牙人能到处利用印第安人之间的不和，唆使一方反对另一方。例如，科尔特斯倘没有曾为阿兹特克人所征服的、心怀不满的土著部落的积极援助，便无法赢得他的胜利。　　在墨西哥，西班牙人还因阿兹特克人的战争观念而得到帮助。阿兹特克人认为战争是一种短期的宗教仪式上的努力；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捕获俘虏，用其心脏供奉神灵，以保证胜利。这种做法导致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为了捕获俘虏，印第安人不得不进行战争，而为了赢得战争，他们又不得不提供更多的俘虏以博取神灵的欢心。最后结果是，征服前不久，阿兹特克人沉溺于一次次大规模的人祭。印第安人为了维持献祭用的牺牲品的供给，进行着单一的为战斗的战斗，即所谓的&花之战&；这是一种属于礼仪的争斗，目的是获得献祭用的俘虏而又不遭受正规战争所引起的经济混乱。这类军事传统显然是一种严重的障碍。西班牙人杀人以争胜，阿兹特克人则努力捕获俘虏。　　中美洲和安第斯高地以外，是食物来集文化区和中间农业文化区。这些经济生产率更低的地区，总的发展水平也相应地更低，因而，更易受到欧洲人的侵入。首先，其人口稀少，不过，现有的各种估计数大相径庭。以目前愈益受到怀疑的较低的数字为例，印加帝国有人口300万，而南美洲其余地区才100万左右。同样，格兰德河以南地区有人口300万，而以北地区也才100万。当欧洲人到来时，这些更不发达的地区的美洲印第安人简直缺乏足够的人数来坚守阵地。他们这方面的弱点由于最早的探险者所带来的疾病而变得更加严重。印第安人缺乏免疫力，被时疫夺去了大批生命，因此，早期殖民者常会发现有空无一人的村落和遭遗弃的田地可予以接管。以后，当大批移民从欧洲迁来时，印第安人毫无希望地给淹没了。首先来的是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南北美洲，很少遇到竞争和抵抗，因为南北美洲不同于非洲，没有竞争的士著商人阶级。接着出现的是移民，他们为宜人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所吸引，前来的人数不断增加，淹没了不幸的印第安人。虽然后者有时在绝望中拿起武器，但他们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缺乏团结和基本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随着得胜的白人占有上等土地，随着印第安人被驱逐到居留地或令新主人不感兴趣的更不可取的地区，这场不平等的争斗较迅速地结束了。　　显然，美洲的力量对比截然不同于非洲。地理环境、较少的人口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较低发展水平，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印第安人，使欧洲人得以接管南北美洲，而这时，欧洲人在非洲仍被限制在少数沿海据点。对比起黑人，亚当·斯密称印第安人为&可怜、孤弱的美洲人&，确是颇有道理的。　　三、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与世隔绝的程度超过了南美洲南端和非洲南端，是世界上是孤立的一块大陆。这种孤立使某些古代形态的生命得以幸存到现代，其中包括桉属植物和诸如单孔目动物和有袋动物的哺乳动物。18世纪后期，最初的英国移民到达时，澳大利亚还幸存着仍处于旧石器时代阶段的古代类型的人。这些土著居民是大约30，000多年前渡海而来的三个不同种族集团的后裔；30000多年前，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之间仅为狭窄的海峡所分隔。这三个种族在当代土著居民中依然可分辨出来。人口占多数的是身材高条、四肢细长的种族，他们皮肤褐色、体毛很少、头发波状、胡须卷曲，因为居住在对白人无用的沙漠地区，所以能大量地生存下来。在大陆的气候凉爽、土地肥沃的东南角，则住居着另一截然不同的、只有少数幸存者的土著种族；他们身材粗壮、皮肤淡褐色、体毛很多、胡须浓密。沿东北海岸，是澳大利亚唯一为茂密的热带雨林所覆盖的地区，那里栖息着第三个种族集团。他们是黑人中的一部分，个子矮小、体格单薄、有着蓬松的鬈发和黝黑的皮肤。　　这些种族的文化决不是相同的。文化最先进的是生息在东南地区的种族；那里雨量充足，适宜长期居留。不过，整个大陆的土著居民由于完全与世隔绝，仍都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其发展的迟缓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除了出于装饰上的目的，一般不穿衣服。他们的住房在干燥地区是由简单、露天的防风林构成，在湿潮地带则由低矮的圆顶棚屋组成，这些棚屋都是用任何可到手的材料匆匆拼凑而成的。他们的主要武器为长矛、掷矛杆和飞标，都是木制的。他们不知道陶器，所用的器皿只是少数编织而成的袋子和篮子，偶尔还有用树皮和木头制作的碗。作为食物采集者和狩猎者，他们具有高超的技能且足智多谋。他们以范围广泛的植物和动物为食物，对动植物的种类、习性和特征有详细的了解。他们竭尽全力地维持他们所赖以为生的动植物的繁殖率。但是，因为不是食物生产者，他们用以保证充足的食物供给的方法不是栽培，而是举行宗教仪式。典型的仪式是，将血液和他们渴望猎物或植物会增多的地方的泥土混合在一起。　　澳大利亚的政治组织几乎与技术同样落后。象大多数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民族一样，土著居民通常以群体和家族集团的形式生活、居住在一起，并转徙于一定的地区。他们没有真正的部落，只有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为标志的区域划分。因而，他们没有酋长、朝廷或其他正式的政府机构。不过，这些土著居民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礼仪生活。获得猎物的猎人，或采集一天归来的妇女，必须按照严格的规定和所有亲属一起分享自己的劳动果实。在昆士兰北部的土著中间，若有哪位男子打喷嚏，凡听见者都得用手拍打自己身体，拍打的部位随他们与打喷嚏者的确切关系的不同而不同。　　澳大利亚社会的这些非物质方面如此复杂，以致对专门研究原始风俗的学者们来说成为一件乐事。但是，这些方面的过早发展在18世纪后期欧洲人到来时，帮不了土著居民什么忙。如果拥有繁荣的文明和广泛的农业社会的美洲印第安人无法抵抗白人，那么，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澳大利亚人显然更没希望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欧洲人到来时，总共才30万左右。他们缺乏进行有效的抵抗所必需的武器和组织，而且，他们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不同，对获取、使用白人的&火棍&不大感兴趣。因此，不幸的土著居民大批地被英国移民残忍地杀死，这些移民中，有许多人是用船从拥挤不堪的监狱装运来的不法囚徒。疾病、酒精中毒、彻底的屠杀和大批土地的没收相结合，使土著人口减少到今天的45，000人左右，外加约80，000混血人。1853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一位移民在以下这番颇有代表性的话中，暗示了澳大利亚人所受到的待遇：&澳大利亚土著种族同莫希坎人以及其他许多已知的部落一样，由于天意，似乎注定要在文明的进步面前从其本土消失。&　　因巴斯海峡而与澳大利亚相隔绝的约2500名塔斯马尼亚人的命运更是悲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所缺乏的东西，塔斯马尼亚人也缺乏，而且更为缺乏。他们没有掷矛杆、飞标、网和其他一切捕鱼的工具。英国把他们最冷酷的罪犯送上塔斯马尼亚岛，这些人于1803年登陆后，便开始追猪土著，仿佛土著都是野兽一般。在短短数十年间，大部分塔斯马尼亚人被消灭。最后一名男于死于1869年，最后一名女子死于1876年。这位女子名叫特鲁加尼尼，生于1803年，即白人入侵的头一年，因此，她的一生跨越了其民族遭灭绝的整个时期。她临终曾恳求不要解剖她的尸体，但是，尽管她的请求很可怜，她的骷髅还是被陈列在霍巴特博物馆——这是一个因为恰好定居在地球上某一难以进入、也受不到外界促进的地域，故而注定灭亡的民族的命运的适当纪念物。托马斯·阿特金牧师曾亲眼目睹这些土著的灭绝，不禁推断出某些不仅适合于塔斯马尼亚，也适合于世界上所有类似区域——在那里，欧洲人遇到了物质技术发展受阻碍的民族——的结论：　　的确，从所归纳的大量事实来看，我以为这是神授的政治学的一条普遍法则：如果靠狩猎、捕鱼和挖掘地上的野草、块根果实过活的原始部落同以畜牧业，农业和商业为正业的文明种族发生冲突，那么，原始部落会在文明种族的进步面前消失。……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历史与关于历史的流行理论　　5个世纪前，哥伦布踏上了圣萨尔瓦多这座巴哈马群岛中的小岛。他以为自己已经到达东南亚，因此他把当地的土著居民称为印第安人——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哥伦布死后不久，1513年，巴尔博亚（Balboa）到达了太平洋，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Magellan）的探险队完成了环球航行，这时哥伦布的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　　美洲是一个&新世界&这种认识引起了人们对印第安人起源的思索。他们要么起源于新世界，要么就是从其他地方迁徙到那儿去的。认为美洲大陆人类单独起源的观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将意味着存在二元的创造——在大西洋彼岸的伊甸园里也有一对亚当和夏娃——这种信条与旧约的教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于是人们一致同意，印第安人必然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现在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这些子孙是怎样从旧世界移居到新世界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激烈的争论，在过去四个世纪里差不多提出了几十种理论，而且到今天仍然不断有新的理论冒出来。　　绝大多数理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依据的是信念而不是理性。各种各样时髦的理论象走马灯似的，盛行一时便一闪而过，每一种都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知识和偏见。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最早的一种流行理论是犹太失落部落说，因为对当时来说旧约所记载的古代希伯莱人种学材料几乎是&原始&生活方式的唯一已知的样式。因此早期的理论家确信，印第安人是公元前721年为亚速王所征服、从撒马利亚带走的希伯莱部落的后裔。一些失落部落说的拥护者认为，那些希伯莱人是通过穿越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大陆到达新世界的，但大多数人则认为，他们是经波斯到中国、再到白令海峡这条路线到达那里的。　　18世纪时，欧洲人对古代地中海各民族尤其是腓尼基人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腓尼基人以其航海本领而闻名，据信，他们曾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并曾跨越大西洋到达美洲。然而，随着19世纪埃及的考古发现，埃及开始被认为是美洲印第安文明的发源地。由于中美洲的金字塔与埃及金字塔非常相象，所以人们广泛地把这一理论当作事实。还有其他许多关于美洲印第安人起源的时髦理论随兴随灭。这样，我们的&印第安佬&便被追溯到希腊人、特洛伊人、罗马人、伊特鲁里亚人、塞西亚人、蒙古人、中国佛教徒、曼丁哥人或其他非洲人、早期爱尔兰人、威尔士入、北欧人、巴斯克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甚至缪和亚特兰蒂斯这两个&消失的大陆&的幸存者那里，而这两个大陆据传在11，000年以前就分别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中沉没了。　　所有这些说法都证明是不能成立的，或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只有一个例外：10世纪末期北欧人定居纽芬兰得到了科学的证明。为什么这么多人曾经相信或者仍在相信这么多毫无根据的理论，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错误地认为，相同的习俗就意味着共同的起源。相反，你可以到任何一所第一流大学有关人类关系领域的档案处，要一份世界上所有民族具有某些特定习俗——如表亲联姻的详细目录。你可以很快从全世界的民族中得到几十个具有相同婚姻习俗的例子，他们这种相同的婚姻习俗不可能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但是，由于早期的作者不熟悉现代人类学这门科学，所以会想当然地认为遥远过去年代的相同习俗之问存在着历史联系。　　同样，表面上相似的制度或结构经仔细研考，也证明是截然不同的。埃及和中美洲都发现了金字塔，但是中美洲的金字塔是宗教仪式的中心，而埃及的金字塔则是巨大的陵墓。下面这个事实也同样重要：最新的发掘工作揭示出中美洲的金字塔几千年来是不断演进的。中美洲金字塔经历长期发展这一事实，推翻了金字塔建造技术是从大西洋彼岸完全成熟地移植过来的理论。同样，在加利福尼亚一种叫&尤基&（Yuki）的土语中，KO这个词意指&go&（&去&），horn意为&come&（&来&），然而没有人根据这个例子能得出结论说，尤基语和英语历史上曾存在联系。　　即使古代旧世界的多数航海者到达了新世界，他们的文化将立即统治新世界的习俗这种说法也是大有疑问的。那些认为希伯莱人、希腊人、罗马人、腓尼基人或其他民族的小群体能够到达新世界，并且在广大范围的土著居民中传播他们的文化的人，必须考虑一下18个西班牙人（16 个男人和2个女人）的经历，他们在科尔特斯（Cortes）到来的6年前曾因船只关事到达尤卡坦海岸。除两个男人沦为当地酋长的奴隶外，所有的人都作为牺牲献祭并被吃掉。其中一个幸存者完全成了土著人，他戴着精巧的鼻塞以及他所归依部落的耳环，并且拒绝放弃其新的生活去重新加入科尔特斯的队伍。同样，我们知道威金人确实到过纽芬兰，但他们都因当地印第安人的敌对行动而被迫放弃了建立殖民地的努力。因此，直到现代的连发枪和机枪出现之前，小群体的到达要么被全部消灭，要么就被当地的文化所同化。　　这就是为什么1968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召开的一次学术专题讨论会得出如下结论的一些原因。其结论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威金人的接触（那是在纽芬兰）——在哥伦布之前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从这一半球到另一半球的人工造具的确凿的考古发现&。这次讨论会还一致认为：&目前并没有确实可靠的证据证明，在哥伦布之前人类曾跨越大洋把任何一种植物或动物从旧世界引进到新世界，或者从新世界引进到旧世界。但这绝不是说，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　　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这类讨论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呢？首先，它提出了人类文明如何发展的基本问题——人类文明是从一个或若干旱期的中心扩散开去，还是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独立创造。这个问题不仅触及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起源，而且牵涉到全球各个文明的起源。文明是从中东向西北欧、北非、南亚和东亚传播呢，还是在这些不同的地区独自发展成长起来的呢？扩散传播论者和独立创造论者之间的争论长期持续着，　　我们日益认识到，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关于扩散传播和独立创造两者的不同程度的问题。这种不同的程度并不取决于先入为主的看法基础上的虚幻想象，而是取决于艰苦的研究和对结果的客观评价。考古学家对人类史前史的发现越多，就越发认识到人类的所有分支对其环境的反应都是具有创造力的。他们的反应和成就的性质及其程度有很大的不同，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尤其是前面述及的他们受外界刺激影响的程度。　　历史研究者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门外汉仍然认为，各色欧洲人、亚洲人或非洲人高举文明的火炬，在前哥伦布时代踏上了新世界的海岸。事实上，今天的人类象旧石器时代最初的人类一样，沉迷于对神秘事物的崇拜。他们墨守虚幻而简单化的解释，即使这种解释与已知事实不符时仍是如此。我们以采集为生的祖先迷信他们的图腾、巫师或者巫医。现代人对于飞碟、占八卦、纸牌算命以及占星术也有同样的迷信。本文的读者将会认识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的天文学教授埃布尔（G．Abel）所作的下述报告的重要性：　　&我曾对选我的天文学概论课程的普通大学生进行民意测验，发现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对占星术感兴趣，并且相信占星术。通过与国内其他地方同行们的讨论，我了解到同样的比例到处存在，而且它也许相当准确地反映出美国人信仰占星术的比例。据估计，美国大约有不下5，000名占星学家在这个领域谋生，有1200家以上的日报辟有占星术的专栏。&　　埃布尔教授的报告作于1975年。那以后的民意测验表明，相信占星术的人在逐步增加。198O年到1985年间，美国13岁至19岁的青少年中，相信占星术人数的比例从40％上升到55％。
政治革命（上）
　　一旦个人和民族使关于充分发展的自由的抽象概念进入他们的头脑，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控制不了的力量。　　G．W．F．黑格尔　　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不仅建立在欧洲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欧洲政治革命的基础上；政治革命的实质是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来首次在一个比城邦更大的规模上显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众已觉醒并行动起来，不仅参与了政治，而且把这样做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欧洲政治革命的一般格局，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因以及19世纪欧洲政治革命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世界性的影响。　　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政治革命同经济革命一样，分几个阶段发展起来，我们曾提到，经济革命开始于英国，然后扩展到欧洲大陆和美国，后来再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政治革命也相同，17世纪的英国革命标志其开始，随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标志其更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它在19世纪时影响了整个欧洲。在20世纪时则影响了整个世界。　　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其扩展情况的相同并非偶然。实际上，这两种革命是密切联系的。经济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革命，因为它产生了有着新的利益、有着使其利益合理化的新的思想意识的新的阶级。如果我们简要地追溯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般过程，这将变得很清楚。　　中世纪初期，在西欧可发现三个界线分明的社会集团：组成军事贵族阶层的贵族、构成教会和知识界显贵集团的教士和从事劳动以供养以上两个上层阶级的农民。随着商业的发展，中世纪社会等级的这种状况由于一个新的成分即城市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开始改变。随着这一阶级的财富增长、人数增多，它对各封建阶层的特权、对妨碍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许多限制，日益不满起来。因此，资产阶级与民族君主政体结成了相互有利的联盟。国王们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财政支援，从而能够维护自己对各封建阶层的权威；回过来，资产阶级则从整个王国建立起法律和秩序这一点中得益。这种联盟一直持续到它使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感到厌烦时为止，因为此时，中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约束，转而反对起国王。中产阶级的这些目标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着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新的思想意识——的成功。在这意义上，自由主义也许可称为是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打算借以为自己获得它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种控制的特殊纲领。　　有自由主义信条的中产阶级转而又受到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的挑战。随着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到来，住在拥挤的城市中的工人开始日益具有阶级觉悟。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利益与其雇主的利益并不相同，他们的境遇只有通过自己方面的联合行动才能得到改善。因而工人们，或者更确切地说，领导工人的知识分子，发展起一种新的思想意识——社会主义。它直接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挑战，不仅提倡政治改革，而且还要求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我们将看到，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成为欧洲事务中的一种主要力量；在20世纪，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主要力量。　　赋予欧洲政治革命以动力的不仅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力信条，而且还有民族主义——一种影响到各阶级、使广大人民群众活跃起来的思想意识。传统上，这些人首先忠于的一向是地区或教会。近代初期，效忠的对象扩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从英国革命开始，特别是在法国革命期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使自己的忠心服从于新的民族事业。民族教会的兴起、民族王朝的兴起、民族军队的兴起、民族教育制度的兴起，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把从前公爵的臣民、封建农奴和城市市民改变成包括一切的民族。19世纪期间，新的民族思想意识从其发源地西欧传播到欧洲大陆各地，而如今，到了20世纪，它又成为促使全世界从前的从属殖民地民族觉醒的推动力量。　　这三个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们共同激励欧洲各民族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行动起来，赋予这些阶层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与之比较的推动力和内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学革命和经济革命一样，极大地促成了欧洲的世界霸权。当欧洲人开始向海外扩张时，他们遇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不怎么和睦的一些社会。民众的冷淡——他们缺乏对自己政府那种息息相关之感——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不太费力地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建立并维持他们的统治。印度也许是那些保持着全然不同的民族聚集体、宗教聚集体以及相冲突的地方性忠诚的社会易遭受欧洲扩张主义侵害的一个最主要的例子。在长达一个半以上的世纪里，这块拥有千百万人口、拥有灿烂的文明和古老的历史传统的巨大的印度次大陆被为数较少的英国官员和高级职员不太费力地统治者。当1857年爆发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时，不仅英国军队，而且还有印度人也前去镇压。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惊讶地报道了这一事实。&我对正在我周围和我面前流过的战争潮流中的这一巨大支流越来越感到惊异。所有这些男人、妇女和孩子都高兴地涌向勒克瑙，去帮助欧洲人制服他们的兄弟。&　　但是，欧洲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必然意味着欧洲政治思想的传播。正如整个世界感受到斯蒂芬森的机车、富尔顿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机枪的影响一样，它也感受到《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的影响。那些已成为我们当代标志的世界性的动乱就是这些易使人兴奋的文件的直接结果。　　二、英国革命　　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一阶段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英国这场大变动的根源可以在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中找到；这场冲突后来演变成一场公开的内战，内战中，国会获胜。这种结果并不是史无前例的。其他代议制机构也曾压下君主的锐气，如波兰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这两种情况之间有个很大的差别：得胜的英国国会实质上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而波兰的代议制机构则代表封建贵族。因而，英国国会胜利的结果是建立起代议制立宪政体——这是英国对欧洲、对世界的最大的政治贡献。相形之下，波兰的由贵族控制的议会的胜利是导致后来以国家的完全灭亡而告终的封建混乱局面。　　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人欢迎，尤其是受中产阶级和绅士们的欢迎。它使敌对的贵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它通过建立国教英国圣公会来切断基督教会与罗马的联系，并在这过程中，分配了原属于天主教机构的广大土地和其他财产。它还建立海军和实行获得民众赞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年在位）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查理一世（ 年在位）很快就浪费掉这种信誉。他们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仪式强加于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不信奉国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敌视。他们还企图进行无国会的统治，但遇到了困难，因为国会控制了国家的资财。他们试图通过出售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行业中的专利权来绕过这一障碍。这带来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经营其行业的继承权&。　　当苏格兰人举行起义反对查理将英国圣公会教义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时，危机降临了。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国会。而这一于1640年召开的长期国会不理查理对金钱的需求，反而提出许多影响深远的要求，其中包括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改组英国圣公会。查理拒绝服从；1642年，在保皇的&骑士党&和清教徒的&圆颅党&之间爆发了战斗。　　英国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平静下来，直到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时为止。那几十年中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构成了英国革命。革命的详情除了在它们有助于说明革命借以促成自由主义信条、民族主义信条和社会主义信条的方式及其程度的范围内，对我们没有关系。因此，这里只要注意到英国革命经历过五个阶段就够了。从年的第一阶段为内战阶段，在这阶段中，保是党人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组织的著名的新模范军击溃。在年的第二阶段间，一种后来在1792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也得到重复——不过，带有某些变化——的形势发展起来。在得胜的情教徒当中，出现了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裂。温和派由克伦威尔领导，战胜了约翰·利尔伯恩领导的激进派。当查理于1649年被处死时，克伦威尔当上了称为共和政体的英格兰共和国的首脑。　　从年的第三阶段间，克伦威尔和他的清教徒追随者极其有效、虔诚地统治着英国。这是各种宗教权利受到抑制、宗教问题得到解决的时期。克伦威尔死于1658年，继他之后担任共和政体的护国公的是他的儿子理查。后者是个庸碌无能的人，而且，国民已对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制的、简朴的生活感到厌倦。因此，斯图亚特王朝得到复辟；结果，从年的第四阶段称为王政复辟时期。　　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二世（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年在位）没有取消、也不能够取消共和国的种种改革。但是，他们确试图恢复个人统治。这一点，加之他们追随法国王室、鼓励天主教，使他们愈来愈不得人心。最后，詹姆斯二世随着 1688年的光荣革命的到来而被推翻；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革命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新的统治者是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1689年，威廉接受了阐明国会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的权利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国王不能中止法律；除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提高税收或保持军队；若没有法律手续，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这些规定并不意味着英国已成为一个民主国。直到19世纪后期确立起普选制时，才实现这一目标。但是，1689年的这一法案确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国会的最高权力，并在这情况下，结束了几乎早半个世纪就已开始的美国革命。　　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是可预料到的，因为英国革命实质上是中产阶级的事。支持国会的商人和小贵族考虑着两个主要目标——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及财产的安全。但是，在清教徒方面，关于这些事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许多相冲突的观点得到阐述和热烈的辩论。例如，就宗教来说，一股名符其实的非正统见解的急流喷涌而出，许多新教派相继出现，其中包括公理会教派、浸礼会教派和贵格会教派。当时，长老会教徒正在力求将他们的教派建立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对所有公民实行其教规。这些宗教分歧显然必须得到调解，否则国会的胜利就会受到破坏、国家本身也许会垮掉。正是在这些情况下，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的自由主义教义被制订和确立。不仅基于权宜之计，也基于原则，人们开始普遍同意，试图强迫人们接受某种信仰是不道德的、也是无效的。诚然，英国圣公会仍然是官方的、受国家支持的教派，其成员在担任政府职务和其他方面受到优待。但是，总的讲，当时已确立这一原则：良心的自由应授予所有既不威胁公共秩序也不干涉其他人的崇拜仪式的基督教徒。　　关于人权和财产权利的问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问题甚至比宗教问题更明显地在清教徒中间划分出右翼和左翼两派。分裂是随着新模范军的普通士兵开始感到他们的利益正受到官员和国会的忽视而逐渐发生的。这些士兵经过四年成功的作战之后，获得了新思想和新观点。他们已在战斗中击败了较优者，作为胜利者，跨进了英国某些最堂皇的大厦。这导致他们对大人物们的权威表示怀疑，并相信他们自己的能力。正如一位权威所说的，&简单地说，绘普通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尝尝权力的可能性并说出自己的见解，是英国内战的伟大成就之一，只是这些成就是偶然的。&　　普通人确实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提出大量的意见时，普通人除了要求良心的完全自由以外，还要求有一个民主共和国和消除经济上的苦难。这方面表达得较清楚有力的是平均派；平均派是给予一个主要由城市下中层阶级和农村佃户发起的群众运动的一个轻蔑名宇。平均派的首领是约翰·李尔本即&生而自由的约翰&，他的艰苦的一生反映了其追随者所受到的磨炼和他们的抱负。　　17世纪30年代，内战爆发前，他因散发未经许可的印刷品而被国王的星法院关押；由长期国会释放后，他应征入伍，在布伦特福被俘，因重大叛国罪而受审，险些地在国王手下被绞死；后来，他被交换遣返；他作战勇敢；他在战斗中受伤；他因不接受与苏格兰人联合后被强加的 [长老会的]严肃盟约，退出国会军队；接着，他因未经许可的印刷业而坐牢（内战期间，他与整整一系列秘密的印刷机有关）；因为诽谤下议院议长、诽谤曼彻斯特伯爵和其他人，他经常进出伦敦塔监狱；他试图改革伦敦商业中心区的政府，试图打破冒险商公司对羊毛贸易的垄断；他在新模范军中组织反对国会的活动；然后，他成为平均派运动的代言人；他经常起来反对克伦威尔，他相信克伦威尔背叛了他们曾为之浴血奋战的自由的事业；他曾两次在民众响亮的欢呼声中被宣判无罪；他也遭到过流放，回来后，又受到被激怒了的政府的监禁，1655年，离去世仅一、二年时，他成为一名贵格派教徒。　　平均派为根本的政治上的不满提供了领导，制订了成文的纲领；在纲领中，系统地提出了模范军普通士兵们的种种要求。如此，一份宣言《人民公约》给制订出来；这份公约于1649年呈递国会，现被说成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它明白地宣布了自由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首先，个人从自然界得到某些不可分割的权利即国家和教会所不能剥夺的天赋权利；其次，是人民主权的原则，即一切政治权力仅仅是由人民授予的。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军队的代言人要求实行许多具体的改革，这些改革如今被大家公认为是一个民主立宪国家的基础。它们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一部成文宪法、男公民普选制、两年一届的国会、财产和公民权利的更大范围的传播以及死刑、债务监禁、长子继承权和一切封建占有权的终止。　　国会从未被迫按《人民公约》行事。克伦威尔有足够的力量监禁李尔本和镇压军队中的不满集团。这并不意味着平均派对他们同时代的人没有影响。下议院为建立共和政体而通过的法规中也包括了平均派的基本原则：&就人间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权力的起源，&下议院议员&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拥有这国家中最高的权力&。　　如果国会如此乐于接受人民主权的原则，那么，使国会与平均派对立的争端又是什么呢？回答可以在&人民&一词的定义中找到。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认为，应该参加对下议院议员的选举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国中有着&真正的或永久的利益&的人——即财产所有人，而平均派则坚持认为，&任何出生在英国的男子都应当……对议员「国会成员〕的选举有发言权。&因而，争端在立宪议会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赞成民主政体的人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赞成，是因为他们打算利用自己的选票引起社会改革，而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因害怕这类改革，则坚决反对平均派。　　事实上，17世纪在英国进行着两种革命。第一种是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小贵族和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是赢得在社会上有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种是下中层阶级和佃农的社会革命；下中层阶级和佃农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给穷人以丰富的食品，具有小财产所有人阶层的眼光。17世纪英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了，就象后来18世纪法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一样。在前后两种情形下，领导者都缺乏获取胜利所必需的人数优势、组织和成熟度。他们的时机到19世纪后期才来临；那时，工业革命已培养出极其大量的、有阶级觉悟的城市无产阶级。城市无产阶级又发展起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且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自己的思想意识——社会主义。　　三、启蒙运动　　17世纪英国发生大变动以后，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二阶段是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出现的所谓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一词源自以下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做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进入阳光。因而，启蒙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有了&进步&这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观念。由于启蒙运动，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人类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况都将比前一代好些。　　这种不断的进步是如何保持住的呢？回答简单而又令人信服：通过利用人类的理性力量。这种对理性的信任是启蒙运动的另一基本特点。实际上，两个关键的概念就是进步和理性。而这些概念的倡导者是通称为哲人的一批表达力很强的人。不可将这些哲人误作正式的哲学家，他们不是任何特定领域的学识渊博或系统的思想家。他们多半是文人或普及工作者——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报刊撰稿人。他们更接近的是H．G．威尔斯和G.B．萧伯纳，而不是G．E．穆尔和A．N．怀特海。这些哲人同威尔斯和萧伯纳一样，通常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他们写剧本、小说、随笔和历史作品，以普及他们的思想、说明变革的必要性。　　这些哲人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象牛顿所证实的那样控制物质世界、也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他们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受到理性的检验。虽然这对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考验，但是，对于已过了全盛时期、许多关节嘎嘎作响的法国旧制度，是尤其严峻的考验。因而，这些哲人使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受到毁灭性的批判的猛击。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其中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这种对政府干涉的反对，是对于通常称为重商主义这种对经济生活的全面、严格的控制的一种反应。在国家建立的早期阶段，重商主义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但是，到18世纪，它似乎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受到专利权、国内税或过多的关税和杂税妨碍的商人们热情地接受了自由放任的口号。我们已提到过，英国商人们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攻击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所出售的专利权。但是，重商主义在法国甚至更具有限制性，所以，哲人们自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重商主义。他们寻找构成经济行为的基础的自然法则，提出了自由放任主义的一般原则——国家对自然经济力量的自由发挥作用不得干涉。　　自由放任主义由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书中作了出色的系统阐述。他论证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乃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利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用斯密自己的话来说：　　每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法则，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奋和资本与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阶层的人的勤奋和资本相竞争。君主就完全给免除了一种职责；在试图履行这种职责个君主总是遭受无数的欺骗，因此若要履行这种职责，人类的智慧或知识永远不可能是足够的——这种职责就是监督私人的勤奋，并将它引导到最适合社会利益的工作中去。　　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Ecrasez i'infame！&——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容异说。这种对不容异说的强烈反对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人们确信不容异说妨碍了科学讨论和得出真理。另一原因是不容异说似乎危及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因而，宗教信仰自由的杰出拥护者伏尔泰说，&如果在英国仅允许有一种宗教，政府很可能会变得专横；如果只有两种宗教，人民就会互相割断对方的喉咙；但是，当有大量的宗教时，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处。&　　更准确地说，哲人们拒绝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决定人类的命运这种传统的信仰。相反，他们寻找一种与理智的判断相一致的自然宗教。结果产生了种种根本违背宗教正统观念的东西。有些人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否认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另外一些人成为不可知论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多数人是自然神论者，乐于赞同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世界的主张，但坚决认为，上帝创世后，允许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起作用而不加以干涉。因而，自然神论者能同时做两件不相容的事而双收其利。他们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义，同时，又能拒绝接受某些带有超自然特色的东西如圣灵感孕、耶稣的复活、基督的神性和《圣经》中的神的启示。这里值得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所有这些新的信条——无神论、不可知论和自然神论——反映了理性主义者对&天启&或&超自然&宗教的怀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自基督教在欧洲获胜以来，基督教传统首次出现了明确的破裂。　　同样，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用语——&社会契约&。关于统治的契约论并不是一种新理论：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1690年发表的《政府论》一书中已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洛克在这部论著中说，如果统治者对其臣民管理不当，&他们就会因这种失职行为而丧失早先人民为着完全相反的目的而授予他们的权力，权力就会被移交给人民，人民有权利恢复自己原先的自由。……&换句话说，洛克将统治看作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但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把它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在他看来，契约就是人民之中的一个协议。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是《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说，所有公民在建立一个政府的过程中，把他们的个人意志熔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意接受这共同意志的裁决作为最终的裁决。卢梭关于共同意志的观念是抽象的，可以有种种解释。20世纪的独裁者们就是利用这一学说为自己的极权主义政权辩护。然而，从欧洲政治革命的观点看，重要的一点在于卢梭强调了人民的主权。他把统治权看作只是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把人民的合法权力归还给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这种革命是正当的。&行政权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它（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权和把他们拉下台；对受托人来说，不存在契约的问题，只有服从。&　　以上简短的评述表明了启蒙运动对欧洲政治革命的意义。&砸烂可耻的东西&、&自由放任&和&社会契约&这些口号破坏了传统的制度和习俗。此外，它们不仅对法国的现状，而且对整个欧洲甚至海外地区的现状，也是一个挑战。实际上，哲人们并不把自己看做法国人或欧洲人，而是把自己看做人类的成员。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普批评了博绪哀主教的《世界史教程》一书，其理由在于，这部著作主要论述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历史，忽视了异教的古人和其他文化的历史。这一批评颇为典型地表明了哲人们有意识地试图从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他们试图发现与牛顿的物质世界的定律相当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则。　　虽然哲人们并未发现支配整个人类的、永远不变的法则，但他们的著作确影响了世界许多地区的好思考的人们。他们的最大的、直接的成就是说服欧洲的许多君主至少接受他们的某些学说。这些君主仍然坚持他们以天赋之权进行统治的理论，但是他们已改变了关于其统治目的的思想。政府权力仍然是君主们的天赋特权，但这时已用于为人民谋利。因此，这些统治者被称为仁慈的专制君主。　　这些仁慈的专制君主中最闻名的是普鲁土的腓特烈大帝（年在位）、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年在位）和哈普斯堡帝国的约瑟夫二世（年在位）。叶卡捷琳娜也许是最有说话才能的。常常说出启蒙运动的富有代表性的口号，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应当平等，&&君主应为其人民服务&&一个国家若划分成少数大地产，是危险的&等等。但是，叶卡捷琳娜和其同时代的君主们并不仅仅谈论改革。叶卡捷琳娜大大地改善了自己国家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制度；腓特烈为促进普鲁土的农业做了大量工作；而开明的专制君主中最真诚、最认真的约瑟夫二世在其统治期间由于试图将其帝国改造得与新的原则相一致而弄得筋疲力尽。不过，尽管这些统治者拥有极大的权力，取得的成就却很有限。他们的继承者常常破坏他们的成果，而教士和贵族则毫不退让地反对威胁其既得利益的种种改革。　　启蒙运动的学说不仅鼓舞了少数君主，也鼓舞了他们的一些臣民。例如，在俄国，贵族亚历山大·拉季谢夫于1790年发表了一部题名为《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施行记》的著作。拉季谢夫是哲人们的一个忠实信徒，他在其著作中尖锐地谴责了自己国家的基本制度——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和农奴制。同样，在哈普斯堡帝国，也可找到哲人们的许多忠实信徒。其中有个叫杰尔杰·贝塞恩耶的贵族被普遍地称为匈牙利的伏尔泰。18世纪末，一个叫尤莉娅·恰凯的女伯爵拥有一个有5，160卷书的藏书室，其中有3，600多卷是法文书，包括了伏尔泰和卢梭的全部初版的著作。甚至在穆斯林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谢里姆三世也是启蒙运动的学说的热情支持者，他似乎是从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商人和外交官那里吸收到这些学说的。虽然他尽力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非常猛烈，他在统治18年后于1807年被杀害。苏丹的臣民，尤其是与西欧有某些交往的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也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这方面较杰出的是塞尔维亚的一名到处走动的修道士，名叫奥布拉多维奇，他曾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广泛地旅行。旅行期间，他成为启蒙运动的一名直言不讳的信徒；这一点，从其著作的以下这段话中能觉察出来：　　我有两个主要目的：首先，说明寺院对社会是无用的；其次，说明充分地学习的巨大必要性，充分地学习是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使人们摆脱迷信，能引导人们真正地崇敬上帝、拥有理性的虔诚和有知识的优点，从而使一个富有理性的人真正地走上现世的和永恒的幸福之路。……我将毫不注意任何人属于什么宗教和信仰，那也不是在当前的文明时代里所需考虑的事。　　在南北美洲，启蒙运动也有着直接的、非常重大的影响。在拉丁美洲，新的学说由于官员、商人和移民川流不息地到来而得到传播。有位历史学家在分析了哲人们的著作在拉丁美洲的大学和私人图书馆中的广泛传播之后，下结论说，&启蒙运动显然影响了……约1808年前后达到成熟的整整一代人，导致了争取独立的斗争。至于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我们将在下面论述美国革命的一节中详细考察。这里只要提一下托马斯·潘恩、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正象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那样完全是哲人就够了。毕竟，正是杰斐逊宣布每个人都有两个祖国：&他自己的国家和法国。&　　启蒙运动的种种学说的影响并没有随着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结束而消失。伏尔泰和潘恩的著作至今仍有影响，仍鼓舞着生活在普遍的状况和制度限早先哲人们与之斗争的状况和制度相似的国家里伯人民。例如，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的教授K．M．哈立德于195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我们从这里开始》的书，提出了一个要使穆斯林世界恢复活力的纲领。哈立德在书中大量地引用了伏尔泰、卢梭和活息的话，并引用卢梭的话来阐明他写这本书的动机。他在序言中写道；&就撰写这本书的动机的崇高而言，我完全是问心无愧的。&也许卢梭的话最能表达我的这种感情：&正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人类的信心，激励我们决心把愚蠢的、奴性的动物变成为有知识的、有人性的人。&　　四、美国革命　　我们不应夸大仁慈的专制君主贯彻启蒙运动的种种学说所取得的实效。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启蒙运动才大大地影响了欧洲的人民群众。但1789年以前，在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已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提供了将新学说付诸行动的一个实验性的示范。　　我们早先已提到，十三个殖民地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政治上难驾御，它们的民选议会者是与从伦敦派来的总督和其他官员不和。我们还提到，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决定性地打败了法国，并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获得了北到北冰洋、西要密西西比河的法国殖民地。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们巨大的共同胜利感到非常自豪。但是，这一胜利在解决了旧问题的同时又引起了新问题。一个新问题是，由于法国进攻的危险已消除，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精神正在不断增强。另一新问题是，英国政府在获得巨大的新殖民地以后，决定加紧对帝国组织的控制。这种加紧在早期阶段也许是可行的，但这时，在长期的&有益的忽视&之后，在消除法国的威胁之后，殖民地居民确信他们能够照料自己并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因而，美国革命基本上起因于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这两种相冲突的要求；马萨诸塞的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在他于日寄给在伦敦的上司的信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美利坚的所有政治上的弊端皆起因于没有确定大不列颠和美利坚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不列颠和美利坚存在着关于这种关系的种种意见，它们互不一致、互相矛盾。在不列颠，美利坚诸政府给看作是被授权制订地方法、只是在议会高兴的时候才得以存在的社团，议会……随时有权力解散它们。在美利坚，他们自称……是完备的国家，除了有同一个国王外，其他方面均不依靠大不列颠；他们从容不迫地完善了立法机关，一点也不受大不列颠的立法机关的支配。……在一个如此巨大的矛盾中，谁将作出决定呢？　　对这一决定性的问题作出回答的是军队。在美利坚殖民者当中，并非所有的人，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赞成求助于暴力。事实上，他们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保守主义者仅仅希望恢复1763年以前普遍地存在于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松散的关系。但是，激进主义者要求帝国关系中发生使殖民地能完全控制自己的事务的变化，他们还要求殖民地内部出现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政治权力的转移。关于后面一点，保守主义者激烈反对。他们不想引进民主政体；相反，他们希望象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保持上层阶级的领导。最后，由于不列颠无能的官员屡犯大措，激进主义者得以独行其是。　　导致革命的步骤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详细叙述。首先是1763年时宣布禁止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民。这原是作为在能够制订出有条理的土地政策以前保持和平的一项临时措施，但是，那些可能成为移居者和投机商的人以为自己将为了英国少数毛皮商的利益而被永远排除在外。然后，是施行一系列财政措施，公布了&糖税法&、&驻兵法&、&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其目的是为了将英国繁重的税收负担的一部分转嫁到美利坚殖民者肩上。这些征税在英国人看来，尤其是考虑到近来击败法国人的战争所带来的花费以及将来保护美利坚边疆所必需的预计的花费，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殖民地居民由于都受到这些征税的影响，一致加以反对。他们召开了一次洲际大会，组织对英货的抵制，直到这些财政措施被取消为止。然而，英国政府又施行了另外一系列欠考虑的措施，引起了一场导致革命的新风暴。　　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波士顿茶党案、作为对在波士顿港口的破坏行为的惩罚的强制法令即不可容忍法令——是人们所熟悉的。当时，1774年，英国国会还通过了魁北克法案，为被征服的法商加拿大人规定了一个政府体制，并划定了魁北克的边界，边界内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即现在的威斯康星州、密执安州、伊利诺斯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在捍卫魁北克法案方面，可说的东西很多，但是，美利坚殖民者谴责它是为了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而阻挡他们向西扩张的又一道不可容忍法令。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组织了对英货的又一次抵制。第二年，当英国军队从波士顿前往康科德搜夺那里的秘密军需库时，战斗开始了。正是在这次战斗中，有人在列克星敦草坪打响了&声闻全世界的枪声&。结果是英国军队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波士顿。第二月即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它需要负责一场正式的战争，开始招募一支美利坚军队。　　大会对于与母国实行最后的决裂，仍很勉强。但是，随着战斗的蔓延，要求独立的情绪增涨。1776年l月，潘恩出版了富有鼓动性的小册子《常识》。潘恩只是两年前刚从英国来到美洲，他痛恨英国社会的不公正。现在，他在小册子中热情地激励殖民地居民抛弃&旧世界&的暴政：　　假定一块大陆永远要由一个岛屿来支配，那是件荒谬的事。大自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卫星大于其主要的行星；由于英国和美洲就彼此间的关系而言，颠倒了大自然的通常秩序，所以它们属于不同的体系，是很明显的。英国属于欧洲；美洲属于它本身。　　啊！热爱人类的人们！敢于不仅反对暴政、也反对暴君的人们，站出来吧！旧世界的每一处都有着重重压迫。自由在世界各地受到驱赶。亚洲和非洲很久以来一直驱逐自由，欧洲把自由看作是个陌生人，英国对自由发出了离开的警告。啊！接受这一逃亡者吧，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　　让我们每一个人向邻人伸出热情的友谊之手……让辉格党和扎利党的名字灭绝；让我们不是听别人，而是听诚实的公民的话；他们是坦率的、坚定的朋友，是人类权利和美洲自由的、独立的国家的勇敢的拥护者。　　《常识》在殖民地各地得到传阅，它大大地有助于大会在日作出接受《独立宣言》的决定。一旦军事行动开始充分进行，决定性的因素证明是法国对革命者的援助。战争的前两年间，法国并没有正式卷入，不过，它把军火源源输送到殖民。1777年决定性的萨拉托加战役中，美利坚人所使用的武器的十分之九都来源于法国。第二年，法国与起义者订立同盟，向英国宣战。荷兰和西班牙加入法国一方，而欧洲其他大部分强国则组成武装中立联盟，以保护它们的贸易不受英国海军的攻击。法国海军和一支拥有6000人的法国远征军的援助，大大地有助于乔治·华盛顿所率的军队的胜利，大大地促成了英国最后于1781年在约克敦的投降。1783年在巴黎签订的和约，正式承认了美利坚共和国的独立，其边疆以西一直伸展到密西西比河。但是，加拿大仍属于英国，并接受了仍忠于英国的60000名美利坚托利党党人，他们在人数上与原先在圣劳伦斯河流域的法国居民相等。　　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美国革命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不同类型的国家。《独立宣言》已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