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来聪听者，或别有知音
上一次从麻城龙湖踏上北往山西的道路，还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秋天。入楚十六年以来，这是李贽第一次离开湖广。
毕竟是七十高龄的人了，每一次启程长途跋涉，李贽都深感悲凉，老来病多，形销骨立，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他的诗里充满了“三秋度沁水，九月到西天”的彻骨之寒。这年秋天，他在《秋怀》中吟咏：
白尽余生发，单存不老心。
栖栖非学楚，切切为交深。
远梦悲风送，秋怀落木吟。
古来聪听者，或别有知音。
三年前——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春，李贽从武昌回到麻城。
正是在麻城的龙湖芝佛院，李贽好友、浙江道监察御史梅国桢的三女梅澹然落发为尼。梅澹然称李贽为“卓吾师”，李贽也尊称其为“澹然师”。梅澹然可谓李贽的红颜知己，他在不久前回复她的信中谈及自己治学的志向和感受，不愿意再钻故纸堆。又说，自己年老体衰，病苦渐多，希望早日回到麻城，麻城是他的第二故乡，哪怕他死也要死在麻城。如今，他在武昌完成了《藏书》的修订，终于回来了。
梅国桢为澹然落发事，特地从北京赶回麻城。李贽亦自觉去日无多，开始思考身后事。他请梅国桢为自己的藏骨塔作记，梅国桢欣然命笔，作《书卓吾和尚塔》。梅国桢在文中说：“卓吾之爱其身可谓至矣。余窃怪世人之爱其身者，必享富厚之乐，有妻子之奉，以快意生前，而后为生后计。卓吾捐家屋，守枯寂，厌甘毳，就恶□，且精洁其藏，而又不比于牛眠马鬣之习尚也。卓吾可以寻常比拟乎？余亦不知所为书矣。”
就在世人皆“快意生前，而后为生后计”之时，李贽却坚持“捐家屋，守枯寂，厌甘毳，就恶□”，这是怎样一个苦行僧，怎样一个逆行者！
可是，也正是这样的坚忍执著，李贽又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麻城掀起了一轮又一轮迫害李贽的风暴。这些人，这些事，李贽都看在眼里，“改岁以来，老病日侵”，他豫立戒约，以使侍者日后有所遵循。李贽的《豫约》共有七条，前五条是戒律式的约言，后两条是遗嘱和自述生平。其中《感慨平生》一文，是后世研究李贽的重要文献。在这部分，他申诉为官的艰难处境，“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总结“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的桀骜性格，是以“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
虽然，余之多事亦已极矣。余惟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朱熹、苏轼、苏辙、邵雍、司马迁这些大儒的命运给了李贽巨大的鼓励，“晦庵婺源人，而终身延平；苏子瞻兄弟俱眉州人，而一葬郏县，一葬颍州。不特是也，邵康节范阳人也，司马君实陕西夏县人也，而皆终身流寓洛阳，与白乐天本太原人而洛阳居洛一矣。”
“盖世未有不是大贤高品而能流寓者”，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品行不清净高洁而流落他乡的贤者，此时，李贽回望自己的一生，悲喜交集——那些磨难曲折，那些崎岖坎坷，纵使以大地为墨，又怎能书写得明白？他叹息说：“我愿尔等勿哀，又愿尔等心哀，心哀是真哀也。真哀自难止，人安能止？”
《藏书》的写作、修订是个巨大的工程，李贽好像放下了背在身上的巨石，松了一大口气。他在给焦竑的信中写道：
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批阅……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今不敢谓此书诸传皆为妥当，但以其是非堪为当前人出气而已。
《藏书》不藏。《藏书》未经刊印，便在师友间广为传抄阅读，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在南京公开刊印，更如巨石投水，波浪滔天，一时“金陵盛行”，洛阳纸贵，“海内又以快意而歌呼读之”（陈仁锡《无梦园集》）。 尽管李贽自言：“藏书者何，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可是，天真的李贽不知道，这又怎么可能？
得知李贽回到麻城，“公安三袁”袁氏三兄弟宗道、宏道、中道开心不已，他们立即邀请朋友王以明、龚散木一行五人自荆州泛舟而下，前往龙湖拜访李贽。
这一天，正值端午，皓月当空，李贽与袁氏三兄弟、王以明、龚散木六人在堂上饮酒赏。李贽兴致大发，道：“今日饮酒无以为乐，请诸君各言生平像何人。”
袁宗道在三兄弟中最长，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最爱苏东坡，但我又不像他，我看自己还是最像白居易吧！”
王以明接着袁宗道说：“庄周。”明朝开国二百余年，崇尚儒家之道，老庄之学一度荒凉。李贽曾著《庄子解》，他对庄子“以真为贵”的精神气质大为赞赏。可是，庄子所贵之真，是万物的本相和人的自然本性，而王以明与庄子之间仍差距甚远。李贽坦率地说：“庄子太高了，你且说个近似的。如果说是庄子的话，恐怕你还不知道他的学说的着落处。”
李贽又问袁宏道。袁宏道说：“我最喜欢竹林七贤中的嵇康。”李贽想了想说：“似乎也不大像。”
于是李贽便问袁氏三兄弟中最小的袁中道，中道大笑回答说：“我从来只爱齐人，家有一妻一妾，又中日觅得有酒肉。”对这玩世不恭的回答，李贽并不意味忤逆。他评点道：“你却有廉耻，不会说像古书中说的那个齐国人，白日在外乞讨，晚上回家哄妻妾说是整日与达官贵人在一起喝酒吃肉。我看，你最是谨慎周密。你的疯癫放浪，都是装出来的，诸位不要信他。”大家都大笑，开怀不已。
李贽再问龚散木，散木说：“我最爱李太白。”
少顷，李贽半是顽皮半是认真地说：“诸位来评一评我，如何？”袁宗道说：“李耳。”李贽连连否认：“我怎么能跟老子相比呢？”袁中道说：“你就是盗跖。”李贽闻之大笑：“盗跖也不容易啊！昔日在黄安时，亦有友人对我说，你就是林道乾，是泉州的大海盗，横行各郡县，无人敢惹。你们了解林道乾吗？他亦有趣。有一次他回到家中，被官兵团团围住，他照样与众人高饮不顾。到了天亮，官兵打杀进去，却不见了他的踪影。你们看，他耍戏朝廷命官如同小儿，亦算胆大包天了！”
袁宏道则说，李贽还是像东汉时的太学生领袖李赝。
接着，李贽请众人互评，又为这次“龙湖雅会”做了总结：“袁宗道气量像黄书度，学识似管宁；袁宏道像刘禹锡和柳宗元，他二人相扶相持，柳宗元被放逐到柳州，刘禹锡则被放逐到更僻远的播州，柳宗元要求以柳州换播州，可见其患难真情。袁中道像袁彦通，一掷百万，倚马万言。”李贽又说：“凡我辈人，这一点情，古今高人个个有之；若无此一点情，便是禽兽。”
李贽也不客气地品评自己：“我骨气也像李赝，然李赝事，我却有极不肯做的。”东汉李赝以天下名教之是非为己任，被视为传统的伦理至上主义者。李贽认为李赝虽有骨气，但是自己绝对不会像李赝那样维护名教。袁中道闻之，说：“古人有者，我不必有；我所有者，古人未必有。大约风神气骨，略有相肖处耳。”李贽很欣慰，高兴地回答：“善。”
五月十五的龙湖，夜凉如水，月映四野。众人谈兴甚浓，话语遂长。不觉时光流逝，已是夜半时分，寒意入骨生凉，六人方才散去。
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龙湖雅会”，被袁中道记录在《柞林纪潭》中，今人得以一窥究竟。正是缘于这次“龙湖雅会”，让李贽对“公安三袁”有了足够的了解和认知：袁宗道沉稳忠实，袁宏道、袁中道二人英武奇特，不愧为天下名士。若论胆识与魄力，袁宏道迥绝于世，是真英灵男儿也！也正缘于这次“龙湖雅会”，李贽发现，袁宏道有能力从哲理的高度把握自己的学精髓，可以交付重任。
在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下，袁宏道视野大开，“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从此，他决心改变诗文创作之风，“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他受李贽“童心说”影响，在《叙小修诗》一文中提出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性灵说”，在文风凋敝的晚明，举起了文学革新运动的旗帜，自此卓然独立。
这一天，李贽终于准备离开他无比眷恋、又无比伤心的麻城了。金秋九月，金桂飘香，李贽抵达山西沁水。也就是在这里，李贽在回复朋友的回答时第一次提到了自己的结局——“荣死诏狱”。“吾当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言罢，鼓掌大笑：“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
谁料想，此言一语成谶。
在山西，李贽真正感到茫然无归的痛苦，可是，他决意无怨无悔。此间，他听闻焦竑被贬为行人，继而被谪为福建福宁州同知，写信劝慰：
世间戏场耳，戏文演得好和歹，一时总散。何必太认真乎。觇笔亦有甚说得好者：“乐中有忧，忧中有乐。”夫当乐时，重任方以为乐，而至人独以为忧；正当忧时，众人皆以为忧，而至人乃以为乐。此非反人情之常也，盖祸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真见倚伏之机，故宁处忧而不肯处乐。人见以为愚，而不知至人得此微权，是以终身常乐而不忧耳，所谓落便宜处得便宜是也。
李贽天生异禀，冰雪聪灵，他明明看懂了这些，掏心掏肺地劝导焦竑，在信的结尾还贴心地问：“兄以为然否？”可是，他却在自己的戏场里入戏太深，衷肠百结，以致付出生命的代价。
刊刻《藏书》时，李贽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反复强调写作动机——人人都有不同的是非标准，“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论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在书中，他提出疑问：“后三代，汉唐宗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并作出结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历史就像一盘大棋，风云变幻，高手云集，千百年来，这些高手将孔子学说打造为封建道德理论的基石。可是，李贽偏偏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仅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还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千百年来的人物重新做了评估和分类——从来都认为是“草寇”的陈胜、项羽、公孙述、窦建德、李密，李贽将他们堂而皇之地列入了《世纪》里，与唐太宗、汉武帝等并列。他将评语也重新做了修正，称誉陈胜“古所未有”、项羽“自是千古英雄”；秦始皇“自是千古一帝”，然焚书坑儒，终致覆灭；而汉惠帝呢？仅作附录，因为“无可纪”。他还在《大臣传》中《容人大臣传》末评论：“后儒不识好恶之理，一旦操人之国，务择君子而去小人，以为得好恶之正也。夫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君子，小人何可无也。君子国有才矣，小人独无才乎？君子固乐于向用矣，彼小人者独肯甘心老死于黄馘乎？是皆不可以无所而使之有不平之恨也。”将人作为出发点，只有人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这就是李贽的学术之道。
他自信《藏书》定是“万世治平之书，经庭当以进读，科场当以选士”，而他，会在这本书中获得永生。自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代结束，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千百年来封建伦理秩序井然，中国思想文化定于儒教，李贽偏要捅破这严严密密的天空，大喊一声：“执一便是害道！”
这还了得？怎容他如此大逆不道！
四，寂寞从人谩，疏狂一老身
“天下嗜卓吾者，祸卓吾者也。”
《藏书》刊刻之后，秉性耿直、富贵显赫的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在他的《无梦园集》中这样写道。
若干年后，恰是这个陈仁锡，协助崇祯皇帝朱由检除掉了魏忠贤，惩治了阉党。明王朝建国历二百七十余年，也许，这样的人和事，都是最后的光辉了。
翰林院编修之后，陈仁锡以右春坊右中允出任武举会试主考官，升为国子监司业，再直经筵讲官，以预修神宗、光宗二朝实录，升右谕德，直至黯然退场。
回到这部书，陈仁锡在其中记录了很多亲身经历的有趣事情，涉猎颇广，所记颇详，包括契丹国情、边防地理，屯田茶海，卷端有他手绘的《山海关内外边图》。此部书还被列入了清朝的《禁书总目》《违碍书目》。也是在这部书中，他如此评价李贽和身边的林林总总。离经叛道、肆无忌惮的《藏书》在知识文化界越是受到欢迎，就越是引起卫道者的恐慌。
聪明如李贽者，怎会不知道“嗜卓吾者”与“祸卓吾者”都是何许人也？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他的朋友圈，相知的心灵不需要手臂就可以相拥。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猎杀他的队伍，他们虎视眈眈，气势汹汹，枕戈待旦，等待着李贽走进他们精心织就的天罗地网。对那些磊落君子譬如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者，李贽不惜用一辈子时间与他论战。可是，对于那些鸡鸣狗盗的宵小之徒，李贽直接抛出白眼，把不屑写在脸上，最大的蔑视就是连眼珠都不错一错。
自万历十八年（1590年）始，整整八年时间，他一直在四处避难，自麻城到武昌，从武昌到汉阳，由汉阳到武昌，又自武汉赴麻城，从麻城至沁水，由沁水到大同。
其实，早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贽便住进了龙湖芝佛院。这次搬家，他希望躲开那些让他烦恼的人。
龙湖，这端的是个好地方！李贽开心极了，他兴致冲冲地在《初居湖上》一诗中写道：“迁居为买邻”。
四年后——万历二十年（1592年），公安三袁同访龙湖。在《龙湖记》中，袁宗道对这里怡情养性的风物大加赞赏：“万山瀑流，雷奔而下，与溪中石骨相触，水力不胜石，激而为潭。潭深十余丈，望之深青，如有龙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夤缘得存。突兀一拳，中央峙立，青树红阁，隐见其上，亦奇观也。”他发现自己被美景所惑，忘记来意，自嘲道：“余本问法而来，初非有意山水，且谓麻城僻邑，当与孱陵、石首伯仲，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
龙湖，距麻城三十里，倚山抱水，风光旖旎。此时，李贽已逾耳顺之年，在芝佛寺这个简朴的寺院，他找到了家的感觉。李贽将芝佛院右边的“聚佛楼”做起居的精舍，在“寒碧”楼侧辟一洞为藏书所，“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准备在这里安居乐业、了此残生了。
李贽不仅把芝佛院当作了家，还煞有介事地做起了主人。袁中道评价这个爱干净、有洁癖、性耿直，志合则不以山海为远、道不同则不相为谋的老头儿说：“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其忻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语。滑稽排遣，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
这是怎样一个视书如命，为书而生亦为书而死的人？他读书如痴，他能为之哭，也能为之笑。他的朋友周友山记录了他读书的趣事：手捧书卷，常常读着读着就感动不已，“感激流涕”。
李贽将自己的读书观写成了一篇《读书乐》：
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
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
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
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
歌匪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
哭匪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
弃置莫读，束之高屋。怡性养神，辍歌送哭。
何必读书，然后为乐。乍闻此言，若悯不谷。
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
世界何窄，方册何宽。千圣万贤，与公何冤。
有身无家，有首无发。死者是身，朽者是骨。
此独不朽，愿与偕殁。倚啸丛中，声震林鹘。
歌哭相从，其乐无穷， 寸阴可惜，曷敢从容！
尽管书中没有黄金屋，也没有颜如玉，却有歌哭相从，李贽乐在其中，其乐无穷。
麻城，李贽把生命中思维最活跃、生命最旺盛的岁月交付给了这里，《说书》《焚书》《藏书》的个别单篇文章相继在麻城刻行。他在《自刻〈说书〉序》说：“以此书有关于圣学，有关于治平之大道……倘有大贤君子欲讲修、齐、治、平之学者，则余之《所书》，其可一日不呈于目乎？”他在《焚书自序》写道：
独《说书》四十四篇，真为可喜，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入圣之无难，出世之非假也。信如传注，则是欲入而闭之门，非以诱人，实以绝人矣，乌乎可！其为说，原于刊朋友作时文，故《说书》亦佑时文，然不佑者故多也。
为何取名《藏书》《焚书》呢？李贽说：
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颜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同是《焚书》，而另为卷目，则欲焚者焚此矣。
《焚书》他万历十八年以前所写的书信、杂著、史论、诗歌等。李贽之所以不顾“逆耳者必杀”的危险，毅然决定在麻城刻行书稿，因为他认定此书是“人人之心”，必将存之长久。而这些，会是将那些宵小之徒照出原形的。
麻城，也将李贽一生中最好的知音留在这里。只要李贽开坛讲学，不管哪座寺庙，不管哪个衙门，不论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官员、商贾、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绣住了的闺门，他们纷纷跑来听李贽讲课，一时间，满城空巷，路无拾遗。
李贽寓居龙湖，可他还惦记着外面的世界。万历二十年（1592年），李贽接到朋友陆思山来信，始知二月间发生了震撼朝野的“西事”——宁夏兵变。临近三月，朝廷多次接到倭寇“谋犯天朝”的告急情报，此是李贽所言“东事”。东西夹击，朝廷焦头烂额。李贽虽处江湖之远，却心忧天下。
对于这一东一西的紧急情况，李贽和刘星东的看法并不相同。《续焚书》收录了这篇《西征奏议后语》：
刘子明（东星字）宦楚时，时过余。一日见邱报，东西二边并来报警，余谓子明：“二俱报警，孰为稍急？”子明曰：“东事似急。”盖习闻向者倭奴海上横行之毒也。余谓：“东事尚缓，西征急耳。朝廷设一公任西事，当若何？”子明徐徐言曰：“招而抚之是已。”余时嘿然。子明曰：“于子若何？”余即曰：“剿除之，无俾遗种也。”子明时矣嘿然，遂散去。
然而，这一次，李贽或是错了。
西事，也就是宁夏兵变，从二月己酉（十八日）开始，到九月壬申（十六日）才平定。东事，则越演越烈。
16世纪中期，日本除时常寇掠明朝沿海外，还不断地侵扰朝鲜。朝鲜迫不得已，乃派兵将其根据地对马岛肃清。嗣后日本又要求与朝鲜通商，但受到了严格限制。丰臣秀吉在平定各部诸侯，统一日本后，便开始积极整顿内政。丰臣秀吉是一个毫不掩饰野心的人，在给小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有生存之年，誓将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几千年来，朝鲜是中国东边的屏障，丰臣秀吉侵略中国必须先摧毁朝鲜，万历二十年（1592年）一月，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出征朝鲜。五月，日军十数万大军挥师越过对马岛，进犯朝鲜，攻陷王京（汉城），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朝鲜国王弃城北奔鸭绿江边义州，遣使向明廷求救。七月，神宗派副总兵祖承训率师援朝。
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抗日援朝战争，历经七年时间，最后以中朝联军胜利而告终。
历史何其相似乃尔？三百余年后，这一幕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演。
宁夏兵变事态日渐严重，朝廷天天在征兵选将，李贽也为此焦虑不已。浙江道监察御史梅国桢上疏，推荐李如松为总兵官，表示自己愿以御史监军。四月十七日，梅国桢获准以建军前往宁夏平叛。李贽听到这个消息，“喜见眉睫”，走告刘东星，对平叛充满信心。
李贽对“西事”格外关注，又愤而写下《二十分识》和《因记往事》，两篇文章，表达对“国事”和“人才”的迫切关心。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
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然则识也、才也、胆也，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至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即识，仁即才，勇即胆。蜀之谯周，以识胜者也。姜伯约以胆胜，而无识，故事不成而身死；费伟以才胜而识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死，此可以观英杰作用之大略矣。三者俱全，学道则有三教大圣人在，经世则有吕尚、管夷吾、张子房在。空山岑寂，长夜无声，偶论及此，亦一快也。怀林在旁，起而问曰：“和尚于此三者何缺？”余谓我有五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识，故处世仅仅得免于祸。若在参禅学道之辈，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不敢比于释迦老子明矣。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乐！虽无可语者，而林能以是为问，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
在《因记往事》中，李贽更加愤慨地写道：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
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余方以为痛恨，而大头巾乃以为戏；余方以为惭愧，而大头巾乃以为讥：天下何时太平乎？故因论及才识胆，遂复记忆前十余年之语。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
李贽在这篇文章中不惜笔墨称赞巨盗林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至今犹安然无恙，“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他又说，“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设以李卓吾权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为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数日而杀李卓老，不用损一兵费一矢为也……则谓之二十分识亦可也。”
如此狂妄之言，也只有李贽说得出来。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李贽在当时的一言一行所引起的震荡，更难以想象他所遭受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毫无疑问的是，不论是在思想道德、在知识建构，还是在公共舆论上，他都引发大明王朝前所未有的山崩地裂、山呼海啸。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1月29日环湾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