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市亿万富翁金利斌自焚事件，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巨大的轰动，也引来国内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有人甚至根据自焚过程及现场留下的诸多“疑点”——开始质疑金利斌是否为了逃避巨额债务而演绎了一场假死游戏从而金蝉脱壳？金利斌死亡真相一时间迷雾重重。
为廓清真相，5月下旬，《法人》记者在案发地内蒙古土右旗公安局刑警队负责人的陪同下，进入了被封锁的自焚现场。
福禾豆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福禾豆业”)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新型工业园区内，金利斌身为福禾豆业的董事长，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曾经寄托其无限理想和希望的企业，如今却成了他人生中最后的归宿之地。
在厂区后面的一块空地上，一堆被大火烧毁的汽车残骸呈现在眼前。旗公安局办案民警告诉《法人》记者，金利斌自焚前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2011年4月13日凌晨，金利斌与他的司机和保镖等几人在公司喝酒，等其他人都酒醉后，金利斌一人独自开着奥迪A8来到厂区内的空地。这块空地是厂区监控死角，金利斌事先将汽车加满了油，另外把装满两塑料桶汽油泼到车里，然后点燃了汽车以此结束自己的生命。
办案人事后从专业的角度推测，金利斌从点着汽车到死亡的时间不会超过10秒钟。
10秒的时间确实很短，但选择自焚死亡的方式却非常惨烈。在这人生最后的10秒钟里，人们无法得知这位曾经在包头市显赫一时的商界精英想了些什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曾经的创业骄子自己走上不归之路。
带着这些疑问，《法人》记者在包头市采访了金利斌自焚案的办案人员、福禾豆业的员工和一些知情者。
1 未完成的惠龙“帝业”
42岁的金利斌，1969年出生。他曾是金属构件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大学毕业后却因工厂满员失业。从1995年开始，金利斌为谋生卖过水果、报纸、蔬菜、瓜子。随后，他又在包头106市场内开设糖酒批发部，开始代理各种品牌的食品、饮料，逐步走上发家之路。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金利斌的企业也进入到一个迅速扩张的时期。他一手建立了惠龙公司，并准备将下属各个企业集合为一个惠龙集团，这个至今尚未注册的“惠龙帝国”资产曾经逾25亿元，拥有员工近2000人，其产业涵盖食品物流、洗浴娱乐、农业矿业、金融投资等行业。
包头市公安局提供给《法人》记者的资料显示，金利斌死前的“惠龙帝国”涉及各控股公司、参股公司共18家。这些公司分别为：惠龙公司全资公司11家(其中包括连锁超市3家)；控股公司2家：内蒙古曲迷奶业食品有限公司控股65%、包头市华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控股60%；参股公司2家：包头市天富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参股300万元、包头市商会中小企业担保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参股500万元；承租健身俱乐部1家、地产2处。
有知情者透露，金利斌投资福禾豆业是其垮台的开始。
福禾豆业的网站中标明，该企业成立于2007年9月，是一个基于国人营养健康的绿色食品企业，并立志成为中国豆业第一品牌。
金利斌投资了5亿元在包头市土右旗新型工业园区创立了中国福禾豆业生产基地。按照他当初设立的目标，福禾豆业将力争在3年内实现上市，10年内实现总资产100亿元的宏伟目标。
福禾豆业占地500亩，2009年3月开始施工，2010年3月投产，到今年老板出事关门，其间只生产了一年。
《法人》记者来到福禾豆业，只见大门紧闭，看守的保安说从金老板死后工厂就封闭了，只有持公安局的命令才能进去。经过联系，《法人》记者在办案人员的带领下进入该企业。厂区占地面积很大，厂房规划也很整洁，一条溢洪水道从厂区中经过，无意间成了一道亮丽的水景。有知情人说，全厂只有豆芽和“卡奇脆”膨化食品两个车间开工生产，豆腐、豆浆、豆渣等生产设备还在逐步安装。由于产品、市场和流通等因素，福禾豆业当年就开始亏损。
该企业留守人员祁占海告诉《法人》记者，工厂从去年开工到今年只生产了一年，最多时曾有职工400多人。每天产豆芽20多吨，“卡奇脆”的销路也不好，老板出事前就已经停工了，到现在工厂还欠我们所有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
“大投入，小产出，这样的企业迟早要出事的。”一位知情人感慨。
金利斌自焚案专案组在侦查中发现，金利斌任董事长的惠龙公司从2004年开始就向公司员工融资，有一部分是针对社会上的人融资。2008年6月，拟成立惠龙集团公司时，开始大规模向社会融资。2010年上半年，惠龙公司成立资金部，专门负责融资工作。2010年下半年，惠龙公司由于无法及时返利，便于2010年10月成立4个资金部，应对讨要本钱利息的群众。从2011年1月起，惠龙公司返还融资款利息已经很困难。
包头市公安机关调查惠龙公司财务账目显示，惠龙公司向社会1098人集资12.397亿元，向单位职工498人集资1.109亿元，向金融机构贷款1.1亿元，总计14.606亿元。
包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莫日根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说，他负责金利斌公司所有集资的登记工作，金利斌4月13日自焚，公安部门4月15日开始立案接受集资人报案，当时最多一天有几百人报案，几天后就有几千人登记。后来我们采取了严格的报案登记手续，报案人必须拿自己的身份证，同时出示与惠龙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确认后才能登记。
但是，此举使前来登记报案的人数和集资款数额大减。5月13日，包头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数据显示，报案人1539人，初步统计涉案金额6.18亿元。莫日根对此解释为，也有一些人选择了到法院起诉走民事诉讼的路。《法人》记者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确立了“特事特办”的原则，依法快速办理立案手续，果断采取保全措施，防止涉诉财产的转移。目前，包头市中级法院和开发区法院共受理相关案件48件，涉及金额近5.2亿元。其中300万元以下的案件在开发区法院立案审理，涉及案件18件。
莫日根透露，报案人大都为个体户、工人和农民，集资额少则几万元，多则上千万元，利息最高的为5分利，人数最多的是3分利，也有2分利的。一般情况是10万元以下为2分利，10万元以上为3分利。
《法人》记者在坊间还了解到另外的说法，由于超高利息的诱惑和金利斌头上的众多光环，许多人都想方设法地给惠龙公司送集资款而获利，但有门槛，必须最低50万元才收，钱少的还要托关系才能送进去。没有报案的人中有不少人是干部，只是害怕报案带出其他事情来才不敢露头出声，甘愿吃哑巴亏。上述说法至今没有得到官方人士和机构的证实。
10多亿元的集资款，3分、5分甚至8分的高额利息，无疑是压在金利斌身上的巨大而沉重的枷锁，使其无法脱身。有人做过估算，金利斌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新增加的100多万元高息欠款。
《法人》记者从公安部门获悉，金利斌的最后一笔借贷时间是2011年4月上旬，浦发行的5000万元。这笔巨款根本没有经过金利斌的手，途中就被他人“劫走”用于偿还个人借款了。此后，金利斌再也没有能集资到任何一笔款项。“他面对无法偿还的巨额集资，只好选择了自焚。”曾经在金利斌公司上过班的一位人士说。
3 不仅仅是金利斌的悲剧
金利斌自焚后，他留下了两页遗书，他在上面写道：由于融资巨大，不堪重负。福禾豆业是悲哀，我要将自己活活烧死。
也有从其他渠道不断透露出的遗书内容，金利斌对他的企业，特别是对福禾豆业充满了眷恋，希望政府能为这个企业“买单”还债，并将其做成“伊利”一样的品牌企业。
一个企业家自焚在自己精心建造的企业里，这是为什么？人们从单纯关注事件本身发展到开始思考造成此事件的成因上。
几乎所有的关注到最后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体制。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早先为非法集资)而出事的民营企业家不在少数，民企从银行融资的重重艰难，迫使他们为了发展不惜铤而走险地去高息举贷，饮鸩止渴。
仅从金利斌一案也不难看出，包头市公安局5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惠龙公司共借贷14.6亿元，其中向金融机构贷款仅为1.1亿元，其余13.5亿元均为个人或职工所借。包头市司法部门认为，惠龙公司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非法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吸收存款，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公司将吸收的款项大部分用于本公司运营及返息，本案属单位犯罪。
有关人士指出，金利斌的悲剧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还是制度的悲剧。如果不关注民企的融资困境，不健全法律法规，更多“金利斌”还可能出现。
他们曾经创造的人生价值和社会财富令人艳羡，却因为一些至今不为外界所知的原因，采取了“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人生。
九芝堂集团董事、涌金系掌门人。2008年4月29日，魏东在其位于北京紫竹院附近的居所坠楼身亡，年仅41岁。
生于1967年的魏东，生前是中国商界的一位传奇人物。魏东祖籍湖南湘西，拥有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早期曾任职国家财政部，在财政部下属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经开”)工作。
在中经开4年之后，27岁的魏东选择下海创业，并一发而不可收拾。1994年，魏东在北京成立北京涌金财经顾问公司。次年，北京涌金以2亿元注册资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镇成立上海涌金实业公司，涌金系的财富之旅就此起航。
在早期，涌金系在上海的运作主要靠国债期货，魏东为人精明强干，在期货业也算做的顺风顺水，一度位列“上海期货业四大高人”。依靠期货挖得第一桶金之后，一战成名的魏东开始把事业重心转向转配股、法人股受让、配售新股等“盲点套利”方式继续滚动资金。
1999年，魏东以1.8亿元注册资金成立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湖南涌金”)。从那时起，湖南涌金一直成为涌金系的核心投资平台。
这一时期，魏东借鉴VC(风险投资资金)的操作理念，入股了一批高科技企业，包括青岛软控、北青传媒及千金药业等，这些企业日后均成功上市，魏东因此获得了不菲的收益。2002年之后，涌金系又以私募股权投资的手法，入主A股上市公司九芝堂，为在实现控股地位的同时规避要约收购，湖南涌金通过运作巧妙收购了九芝堂49%的股权。
九芝堂收购案也成为魏东的经典之作，九芝堂随后成为涌金系的重要运作平台。以九芝堂为载体，魏东又控制了成都证券38%的股权，经一系列运作后，成都证券更名国金证券，并成功借壳成都建投，跻身A股，成为涌金系控股的第二家上市公司。按照2008年4月30日国金证券的市价，涌金系实际控制的股权对应市值已高达103.5亿元。
此外，涌金系还先后参股了交通银行、云南国投、中科软科技、万方数据等多家企业。鼎盛时期，涌金系成为集风险投资、参股证券、银行、信托公司于一体的庞大金融集团，在海内外拥有十多家子公司，资产高达数百亿元。
魏东为何在涌金系鼎盛时期突然自杀？外界盛传多种说法：有人表示魏东在自杀前身患严重的抑郁症，心理压力巨大；坊间也有传闻说魏东生前被卷入“王益案”，并曾被有关部门“约谈”。
万昌科技董事长。2011年5月23日，刚刚上市仅3天的万昌科技，就传出董事长高庆昌跳楼身亡的消息。
现年68岁的高庆昌是山东淄博市的知名人物，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这位带领万昌科技登陆深证中小板的企业家，其发家地也在万昌科技股份的所在地淄博市临淄区。自上世纪70年代起，高庆昌先后任临淄制酸厂副厂长、临淄刺绣厂厂长、临淄区皇城镇经委任挂职副主任等职。此后，高庆昌开始担任万昌科技董事长，同时兼任万昌股份董事长和总经理。
万昌科技是全球著名的维生素、乙氧甲叉生产商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的原甲酸三乙酯原料主要供应商，产品销往国内多个省市，并出口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10年9月，万昌科技资产为1.94亿元。
资料显示，万昌科技的上市，已是高庆昌第三次IPO之旅，前两次均以失败告终，原因都是被人举报财务造假。即使在万昌科技上市前夕，高庆昌也遭到了实名举报。万昌科技关联公司、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艾群策曾于近期向证监会举报，作为董事长的高庆昌涉嫌掏空万昌股份资产，将其转至即将上市的万昌科技；另一面却遮掩万昌股份的经营业绩、长达6年不开股东会。
艾群策的名字也许很多人还记忆犹新，他就是前不久跟汉口银行发生债务纠纷，并于4月2日大闹“全国城市商业银行第十一届发展论坛”的人士，并因此得一外号“怒闯男”。
在万昌科技上市前一天的5月22日，南方周末发表调查报道《两个万昌：万昌科技上市前夜被举报的往事》，指出总资产超过3亿元、2010年利润为6800万元的万昌股份在万昌科技上市前凭空蒸发，确有转移资产的嫌疑。
高庆昌在面对南方周末时解释称，万昌股份当年与山东华冠捆绑上市失败后，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直到两家公司清算完毕，期间由于担心山东华冠来闹事，所以一直没开股东大会。
上市融资，本是许多企业家不懈的追求，但刚刚达成夙愿的高庆昌却无法再享受巨额财富带来的美好生活。有关高的死因，其家属对外表示，高庆昌患抑郁症，长期服药。
据招股书披露，万昌科技此次公开发行股票2708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10828.00万元，发行价格19.00元/股，对应市盈率为35.19倍，共募集资金5.15亿元。而高庆昌本人生前持有万昌科技3296.3万股的股份，占万昌科技发行前总股本的40.59%，为万昌科技的实际控股人。以万昌科技近日市值计算，高庆昌的身家已达7亿元左右。
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年5月20日，浙江台州知名商人、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强，被人发现沉尸在台州灵湖。
相对于其他死因蹊跷的自杀企业家，外界对卢立强的死因并没有太多质疑。尽管他名下拥有多达6家企业，但他的相关债务高达4.2亿，错综复杂的债务问题可能是导致其投湖自杀的直接因素。
相关报道显示，卢立强名下企业分别为珠光钢构、台州市宝光金属制管有限公司、浙江昕昕游艇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昕昕建设有限公司、台州市宝骊针织时装有限公司、珠光钢构建筑劳务安装有限公司。6家企业注册资金合计6632.88万元，其中珠光钢构为国家二级资质企业、建设部定点企业。
1995年，卢立强创立台州宝骊针织时装有限公司，他的事业正是由针织业开始起步。2000年，卢立强联合珠光集团及相关外商组建珠光钢构公司，主打钢构产业，卢立强任董事长。2002年至2004年，卢立强又向金属制管等领域进军。2008年更是大手笔投入游艇制造业。
虽然身为建设部定点企业，但珠光钢构的生意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好，随着近几年钢材原料的大幅上涨等原因，珠光钢构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一度被迫停工。由于亏损严重，卢立强不得不开始以抵押等多种方式向银行融资，此外，还大量面向社会集资。
民间借贷在江浙地区并不罕见，像卢立强这样的知名商人，也不难借到钱。据相关政府部门在事后披露的资料显示，卢立强名下6家企业在2010年总产值还不到一亿元，但债务已高达4.2亿元，其中向金融机构贷款2.4亿元，民间借款1.72亿，对外担保0.7亿元。
有关部门对外证实，卢立强名下企业的财务管理比较混乱，借款大都是卢立强个人经手。而卢立强投入近3000万巨资成立的浙江昕昕游艇制造有限公司，目前尚处试产阶段，还没能开始对外销售。
自杀事件之后，还有人开始质疑卢立强频繁去澳门、美国等地赌博——此前，卢立强曾多次进出澳门。不过熟识卢立强的认为并不属实。
“他欠债太多了”。这是了解卢立强的人对其死因的直接描述，民营企业家一旦陷入债务漩涡，便很难全身而退，后来者应以自省。
前“河南首富”、黄河集团董事长。2003年9月7日，拥有10亿元身家的前“河南首富”、河南黄河集团董事长乔金岭，在他位于河南长葛市的别墅内自缢身亡。
乔金岭绝非等闲之辈，他是上证所上市公司“黄河旋风”第一大股东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黄河集团”)的法定代表人。2002年，乔金岭曾以1.2亿美元的资产排名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第58位，有“河南首富”之称。乔还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担任过河南省工商联副会长和长葛市人大副主任。
乔金岭于1979年以3000元起家，创建了黄河集团的前身——长葛市第二化工厂，后又创办黄河模具厂。十多年后，黄河模具厂发展成了黄河实业集团，这家身处内地县级市的乡镇企业已成为仅次于美国GE、英国戴比尔斯的世界第三大金刚石制品企业。
据媒体披露，乔金岭之死，源于一场离奇的债务诉讼。
乔金岭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创业的一个合伙人，在脱离黄河实业集团后，于1986年以他和乔等4人的名义在郑州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并以这家公司的名义在辽宁借款1亿元到海南搞房地产开发，但后来遭遇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这1亿元借款打了水漂。
辽宁方面的债权人愤而起诉该公司，经过审理，辽宁省高院判决该公司偿还一亿元债务。而在这家公司的4位股东中，其他3位均已倾家荡产，只有乔金岭依托黄河实业集团拥有数亿财富。倒霉的乔金岭因此被法院判决偿还这一亿元债务，加上滞纳金，或高达两亿多元，而这一切据说乔金岭事先并不知情。
因为这件事，许多人以“冤死”来评价乔金岭的自杀。
有评论说，乔金岭在贫穷困厄、创业坎坷之时尚且热爱生命，而在他富有、声誉日隆、事业也蒸蒸日上的时候，却要突然弃世而去。乔金岭事件，凸显了中国富豪在财富、意志乃至生命方面的脆弱性。
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07年8月11日，由于在轰动全球的美泰玩具召回事件中“身败名裂”，佛山利达玩具厂(下称“利达”)老板张树鸿，在自己的厂房一角上吊自杀。
利达玩具所在的佛山市南海区，是中国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之一。2006年中国玩具出口总产值为70亿美元左右，仅广东南海就贡献了其中的近一半。
张树鸿并非佛山本地人，而是到佛山投资办厂的香港居民，在广东各地，港商投资的产业随处可见，这也是广东省的一大经济特色。
张树鸿还是佛山最早一批前来投资的港商之一，张树鸿任股东的香港利达实业公司早在1993年便与佛山当地的一家企业一起创办了利达玩具厂。创业初期，利达的发展并不顺利，在张树鸿的苦心经营下，经过多轮追加投资，利达玩具厂才慢慢发展了起来。其中，与国际玩具业巨头美泰公司(Mattel)的联姻，被认为是利达玩具平步青云的重要转折。
美泰玩具公司为全球最大的玩具销售商、为美国《财富》五百强企业之一，能与其结成联盟，就意味着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订单。从这个角度看，利达算是国内玩具业的幸运儿，与美泰的联姻持续了十几年，利达玩具的产值不断扩大，预计2007年将高达3亿元。
然而，成也美泰，败也美泰。张树鸿和利达玩具没能挨过整个2007年。
2007年8月2日，美泰突然发布召回声明，宣布旗下的费雪公司以“部分产品的油漆金属铅超标”为由，向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提出自愿召回约96.7万件儿童玩具，这批玩具主要在中国生产。此后，美泰公开点名，佛山利达玩具厂就是这批玩具的代工厂商。
十多年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做代工的利达，突然被推到了前台。此事件引发的一连串危机，远远超出了张树鸿的预料。利达不仅要承担被召回的近百万件玩具的生产成本约3000万元，还要附带相应的赔偿费用。
对于产值数亿的利达来说，这还不是最致命的。随着召回事件的发展，国家质检总局暂停了利达玩具的出口，利达的日常生产遭受严重打击，当时公司仓库内积压了至少几千万的产品无法交货，同时，利达的大批集装箱货柜也被扣押在港口。
在张树鸿自杀的前一天，相关玩具协会负责人对媒体表示，主管部门高度关注召回事件，已经展开调查，对于情节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当事人，还将移交司法部门进行严厉查处。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利达玩具厂的规模不算小，颇有积累的张树鸿拿出数千万来应对赔偿，企业本不至于伤筋动骨。但出口禁令的下发，则令利达这家完全依赖出口的企业束手无策，这相当于切断了利达的命脉。
更不幸的是，美泰召回事件本是个案，但恰巧爆发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掀起了针对中国玩具的“排挤”浪潮。一时间，张树鸿内外皆兵，又成了国内玩具业的“害群之马”。
有媒体报道称，在自杀的当天上午，张树鸿开车去利达的每个厂区看了一遍，鼓励员工们好好干，还说9月份就要搬到新厂区。下午，张树鸿在厂区空调室机房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年近50的张树鸿，由于一心扑在事业上而未成家立室，利达的员工一致认为张是个难得的好老板。
近乎讽刺的是，在张树鸿死后，召回事件的“罪魁祸首”被归结于利达的油漆供应商。按照美泰对代工厂的要求，油漆供应商可由美泰提供质量标准，利达自行决定。而利达的油漆供应商一直与利达合作稳定，其老板还是张树鸿的好友。
有知情人士称，鉴定油漆色粉质量需多个检验环节，色粉厂和油漆供应商只是其中两个， 还包括利达、美泰以及监管部门，所有把关环节全部失灵，才导致问题的产生。张树鸿远非唯一需要承担责任的人。
9月23日，美泰公司行政副总裁汤姆逊在与中国质监部门的会晤中表示，被“召回”的玩具绝大部分是因为产品设计缺陷所致，并向受到影响的中国玩具制造商道歉。
但逝者难还，张树鸿成为了召回事件的牺牲品。
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裘祖贻之死，源于当年轰动一时的“欣弗事件”。裘祖贻承受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压力，2006年10月31日，裘祖贻最终选择与“欣弗”一同“谢罪”。
安徽华源生物药业(下称“安徽华源”)前身为1970年建立的国企阜阳制药厂。裘祖贻是上海知青，在建厂伊始就是该厂员工，他先后从工人做到车间副主任、主任，在80年代中期成为副厂长。90年代中期，裘祖贻因肝病离开阜阳回上海休养。
2000年，阜阳制药厂被上海华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安徽华源成立。但成立之后，安徽华源发展步履维艰，企业严重亏损，濒临破产边缘，员工一度每月只能领取200多元的生活费。
2002年初，由上海华源总部出面，请裘祖贻重新出山，回到阜阳任安徽华源总经理。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员工的工资恢复到正常水平。随后，安徽华源以员工集资的方式融资，开展自救。依靠集资款，企业再次运转起来，至2002年，安徽华源已开始扭亏。
2003年上半年，华源还清了向职工募集的资金，并开始连年盈利。2005年底，安徽华源又面向职工集资，开始兴建新的生产车间，投产后将大大扩大输液产品的产能，每年的盈利有望达到3000万元。
然而，就在裘祖贻和安徽华源满怀憧憬的等待新车间建成投产之际，“欣弗”事件不期而至。
2006年8月3日，国家药监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停用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药品欣弗。此前，山东、广东、浙江、黑龙江等多个省份相继发生安徽华源产“欣弗”注射液严重不良反应病例。
在通知发出当日，安徽华源即被责令停产整顿，2000多名员工回家等待消息。从这时开始，安徽华源一直在处理药品召回和善后事宜，裘祖贻还亲自前往青海等地调查情况。至9月底，安徽华源已从全国回收及就地存封277万多瓶“欣弗”。
10月中旬，国家药监局公布“欣弗”不良事件处理结果，认定安徽华源在生产“欣弗”的过程中违反规定，灭菌时间和温度不够，所生产“欣弗”按劣药论处。在被宣布的5名直接责任人中，裘祖贻被撤职，理由是“质量安全意识淡薄，疏于对企业管理，对‘欣弗’事件负有主要责任”。
“欣弗”事件不仅给企业带来严重打击，裘祖贻个人也遭受重压，至处理之前，事件受害者已达数百人，波及16个省市，其中12人死亡。大批患者家属向安徽华源提出了高额赔偿请求，甚至有人前往华源公司闹事。
2006年10月31日，裘祖贻留下一封包含“银行贷款、停产整顿、善后理赔、应付款，尤其是8400万企业集资款，我急啊！??大家不知道我的每一天是怎么坚持过来的??我的身体实在坚持不住了，只有对不住大家，同‘欣弗’一起去了。谢罪！”字样的遗书之后，在家中上吊身亡。
陕西金花集团副总裁、*ST金花副董事长。2005年1月7日，徐凯在西安某酒店上吊自杀，时年56岁。
作为上市公司的副董事长，徐凯曾位列《新财富》杂志中国富人排行榜第98位，资产高达8.8亿。
徐凯1950年出生，祖籍陕西，大专学历，经济师职称。徐凯大半生的职业生涯都跟随陕西省著名民营企业家、金花企业集团总裁吴一坚，在金花集团创业初期，徐凯即是吴一坚的左膀右臂，是吴一坚身边为数不多的“老臣子”之一，在金花集团属于二号人物。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徐凯先后担任金花集团副总经理、常务副总裁等职。2002年开始担任金花股份副董事长。资料显示，在徐凯自杀前，金花集团已拥有近50亿元资产，旗下公司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员工近5000人。徐凯持有金花集团20%的股份，仅次于董事长吴一坚。
与大部分自杀身亡的企业家不同，外界盛传徐凯的离世，与企业经营没有多少关系。至徐离世前，金花集团发展平稳，资产雄厚。徐的自杀，更多是其个人生活问题所带来的压力。
据媒体报道，徐凯一生有过3次婚姻，且均以失败告终。第一任妻子一直在农村，与徐育有一子。与第一任妻子离异后，徐凯与西安一位女公交司机结婚，两人育有一女，徐自杀前正在美国留学。在第二场婚姻维持期间，徐与29岁的女秘书产生感情，并为其投入物质回报，徐妻曾因此到公司大闹，影响颇坏。徐凯后来又与第二任妻子离婚，迎娶了比自己小将近30岁的秘书，但他们的的婚姻也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频繁的感情危机对徐凯打击颇大。此外，徐凯身患多种慢性病，不堪健康问题的困扰，也可能是其厌世的原因之一。
也有传闻表示，徐凯在离世之前已离开金花集团，只身前往广东创业，但并未作出多少成绩，加之感情问题的困扰，从广东铩羽而归。回到西安后便终日神经恍惚，长期住在宾馆。
徐凯的身后事也引发了不小的波澜，由于几任妻子在离异时均未产生财产纠葛，徐凯的继承人主要是其80岁的老母亲、儿子、女儿及孙子。其巨额遗产的继承问题导致数位亲人与金花集团反目，一度闹的沸沸扬扬。
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2005年1月13日赵庆斌跳楼身亡。
赵庆斌之死，给外界留下了一团难以解开的迷雾。
时年49岁的赵庆斌，拥有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曾任黑龙江电力开发公司处长等职。自杀时，赵庆斌的职务有黑龙江电力开发公司副总经理、辰能总经理、牡丹江发博药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赵还兼任上市公司龙电电力的监事。
赵最直接的死因是轰动一时的“高山案”。
2005年1月4日，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曝出客户存款被卷包大案，松街支行行长高山，伙同北京绿洲世纪公司董事长李东哲等人，将支行客户的巨额存款总计6亿多元转移到国外，并且已在案发之前潜逃到加拿大。
在被卷走钱的客户中，既包括赵庆斌任总经理的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损失存款高达3亿元。除辰能哈工大外，客户名单还包括大名鼎鼎的上市公司“东北高速”以及黑龙江社保局等。
“高山案”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东北高速”董事长张晓光因挪用公款、贪污等罪名被刑事拘留，其妻吕某于次日跳楼自杀。第三天，同时被牵扯进“高山案”的辰能哈工大总经理赵庆斌也跳楼自杀。
张晓光案发时，其受贿迹象已颇为明显，高山等人为拉拢储蓄，不止一次将现金返利送给张晓光，致使张晓光利用手中权力将“东北高速”数亿元现金转存到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而赵庆斌领导的辰能哈工大在河松街支行也有高达3亿存款，其中不免令人产生联想。
在得知“高山案”案发、张晓光被刑拘之后，赵从自家窗户一跃而出??
赵留下的一份遗书中的内容，也印证了外界的猜测。遗书中，赵反复告诫人们要严防银行诈骗。
山西鑫龙集团董事长。2005年1月1日，赵恩龙跳楼身亡，时年52岁。
据警方在现场获得的赵的遗书显示，赵恩龙把自己自杀的原因描述为：政策变化快，负担过重，银行的贷款无法如期归还，借了朋友一些钱，不要说兑现当时约定的利息，就是本钱也无法归还，上门讨债的人很多等等。
赵恩龙本是一位优秀的民营企业家，贫困家庭出身的他，有着天然的干劲和改善生活的基本出发点。上世纪70年代，在运城建筑公司做木工的赵恩龙因表现突出，被调到了运城建委工作，并随后被提拔为干部。
本打算在仕途路上安稳走下去的赵恩龙，却因为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出生而被改变了命运。赵原本已有一个孩子，两个女儿的出生使得身为国家干部的赵，直面违反计划生育的问题，单位领导找他谈话，令其预感自己的仕途或将终结，与此同时，赵恩龙的父亲去世，心灰意冷的他决定扔掉铁饭碗，下海创业。
以开印刷厂起家，生意越做越红火，赵恩龙的企业帝国逐步确立。随后，赵恩龙又投资了文化用品厂、火锅城、太原河东酒店等企业。1996年前后开始，赵恩龙开始涉足电解铝生意。此后，赵恩龙投资组建了新疆焦化厂，1998年又成立山西稀土磁业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即后来的山西鑫龙集团的前身。
在2002年创建鑫龙集团之后，赵恩龙筹集数千万元兴建电解铝原材料附属产品煅后焦加工炉，设计年产能为20多万吨。当时，“全国最大煅后焦生产基地落户运城”的消息，曾一度被媒体广泛报道。
一片大好形势之下，赵恩龙并未安于现状，尽管电解铝事业已经做到很大，但赵仍然坚持“多元化”的发展思路，企业不断扩张、不断投资，近几年时间，鑫龙集团就成为一家跨行业、跨区域、多品种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
鑫龙集团一度拥有4家控股公司，4家关联公司，涉足电解铝、餐饮、制药、房地产、酒店、生物技术等众多行业。但正是盲目的多元化，使得鑫龙集团自己把自己活活“撑死”。
急速的扩张需要大量资金，而现金流有限的赵恩龙，主要靠银行贷款和企业朋友之间的借贷来融资。在赵出事前，鑫龙集团总资产为2亿元左右，但银行贷款本息已高达4亿，还不包括赵恩龙从朋友处借来的钱。
在赵恩龙资金岌岌可危之时，鑫龙集团又遭遇了国家的宏观调控。2004年，中国经济出现过热势态，为实现经济软着陆，国家开始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国务院要求严格控制过度投资，尤其明确提出要制止钢铁、电解铝和水泥行业的过度投资。
随后，货币信贷调控加强，银监会开始对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的信贷资金进行专项检查，银行开始收紧银根，上调利率。
这对于拥有几亿银行贷款的鑫龙集团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企业很快面临资金链断裂的窘境，各路债主开始纷纷上门，赵恩龙四面楚歌。
2005年1月1日晨，赵恩龙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请他帮忙照顾孩子的上学及就业问题，然后从自己的四层办公楼天台纵身跃下。
压垮民营企业家的那些稻草
民营企业令人堪忧的生存环境，应该从法律上、制度上解决问题，其中关键在于整顿吏治
本刊特约研究员。1988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系，从事律师工作至今。曾先后担任大型国企、上市企业等多家大型企业法律事务部经理、总裁助理、专职法律顾问等职务，长期致力于企业家生存状态和企业家犯罪研究，连续多年发布“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有《总裁的陷阱》、《中国反腐败报告》等著作。
近年来，企业家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在外人看来风光无限的富豪、成功人士，到底遇到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压力？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空间为何如此狭窄？在原罪问题、生存问题、企业发展问题一个个被提出来之后，企业家该如何度过一个又一个槛，使自己基业长青？
针对企业家群体的上述问题，《法人》记者特别专访了长期致力于企业家群体生存状况调查研究的法律学者王荣利律师。
毋庸置疑，在如今的商业社会，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与之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体现在市场自由化程度、竞争的开放、政策禁锢的消除等各个方面。但王荣利认为，民营企业家们依旧危机四伏，生存艰难。
“首要因素是国内市场经济仍不完善。”王荣利说，民营企业往往受到各种不合理的挤压，难以取得与国有企业相同的市场地位。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市场地位问题为例，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领导干部的眼里，对国有企业往往会高看一眼，而对民营企业则另眼相待。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市场公平性问题上，一些政府部门和个别领导总是有意无意地歧视民营企业，不仅在某些领域禁止民营企业进入，还在某些方面对民营企业索、卡、拿、要。
“有些国有企业明明苟延残喘，但是相关部门总会给予种种关照，想法设法延长其生命。”王荣利告诉《法人》记者，而对民营企业，即使有再好的前景、再好的产品，在贷款、审批、检查等各个环节上，往往处处受到刁难，甚至打压。
“其次，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不正常。”王荣利认为，有的领导为取得政绩，在帮助国企方面不遗余力，有的领导为捞取私利为某一民营企业大开绿灯，都是不正常的。
在各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许多民营企业往往成为大小权力争抢的对象。某些权力部门的人员以权谋私抓“个人经济”，盯住企业尤其民营企业的腰包和利润；某些地方或部门为了追求政绩提高GDP或者财政收入，也会盯住民营企业和企业家。
但“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当官员流动或者某些官员落马的时候，民营企业或者企业家就不可避免地被追究违法的责任。
“三是法律规定比较多，加之各种政策规定企业往往无所适从，而且执法过程中又有许多问题。同样的行为，很可能在某些地区可以行得通，到了另外的地区却被认为是违法行为，会受到追究。”王荣利表示，同一法律规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执法人员看来，会各有各的理解，执法标准不够统一。此外，在执法过程中，一些部门执法不严、选择性执法问题严重。
“民营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显然危机四伏，比较困难。”王荣利认为。
民营企业家频繁自杀，显然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那么，会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他们的厌世？
就王荣利的观察，他认为企业家厌世的因素主要有三大类：
一是前景黯淡。有些民营企业家在经营多年以后，觉得怎样干就这样了，而且企业还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好解决，于是产生厌世情绪而自杀。
二是与民营企业家犯罪相关。有的民营企业家在取得成功之后，脑子发热，还想争取更大的成功，结果因融资、经营等问题而陷入犯罪的陷阱中，眼看着要发案，于是便一死了之，以求逃脱法律的制裁。
三是不堪某种折磨。民营企业家也是普通的人，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与苦恼，而企业家遇到问题往往还无人诉说，自己又不堪折磨，于是便选择一了百了。
此前，有关民营企业家原罪的问题，业界探讨过多年，尽管原罪问题的产生源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但有无数企业家正是栽在了这一问题上。
王荣利认为，民营企业家原罪问题，实际上被一些非法律人夸大了。
“从法律上来看，这实际上是个追诉时效的问题。法律在时效方面有明确规定，按法律办就是了，不存在讨论的问题。”王荣利认为，但从企业家角度来看，有几个方面是必须要注意的：一是所谓原罪没案发，那么今后更应严格遵纪守法，不案发自然不会被追责；二是案发了，那么法律有规定、刑法修改前后有变化的，将按新刑法规定的办，比如过去的“投机倒把罪”，新刑法早已取消，也就不会再追责了；三是新发案件带出旧案，那么对旧案部分也应按新刑法的规定来办理。
“其中最关键的是企业家不要发生新的犯罪，以免查处时拔出萝卜带出泥。”王荣利说，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应通过法律规定使它规范化，但又不能把什么问题都上升到法律，动不动就说法律不完善。
王荣利认为，另一方面，社会应该给企业家适当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的问题通过企业自身或者外部干预解决。这就像开车一样，一条马路需画几道行车线是有规定的，不能想画几道就几道，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否则车就无法开了。
王荣利认为，民营企业令人堪忧的生存环境，应该从根本的法律上、制度上解决问题，其中关键在于整顿吏治。
“吏治不整，民营企业家难安。”王荣利说。另外，民营企业家也要学会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尽量分清你、我界限，为自己争取一点空间。
目前，社会上或多或少会有些“仇富”心态，比如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国首善”陈光标“诈捐”问题。客观地说，陈光标与绝大多数企业家相比，其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是显而易见的。即使陈的慈善有炒作等个人目的，即使有些慈善承诺他未能履行，即使他曾通过慈善活动为企业发展谋利，也不能抹杀其在慈善方面所做的贡献。
“‘仇富’心理，我觉得实际上被外界夸大了。说社会普遍存在‘仇富’心理，我觉得是一种误解。”王荣利认为，应该说社会更普遍的是对种种不公平的“致富之道”有种“仇富”心理。任何一个合法致富的人，社会还是给予许多的尊敬。所以对民营企业家来说，尽量合法经营，不要只靠拉关系，走歪门邪道，这是获得社会肯定的唯一途径。
“再者，我觉得老百姓仇富不仇富没关系，他们打份工你给份钱就是了。关键是如果掌握公权力的人有‘仇富’心理，那就是民营企业家的恶梦了。”王荣利表示，社会应对掌握公权力的人的心理予以更多关注，因为他们对于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宽松与否影响力更大。
关于企业家在创业和经营企业过程中的心理压力和心态调整的问题，王荣利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认为，民营企业家首先应保持头脑的清醒，不要追求过快、过大的目标。做企业应该脚踏实地，只要企业是在往前发展，就是成功。
“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陷入犯罪的陷阱，人财两空。”王荣利说。此外，在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个顾问团或智囊团帮助出谋划策，民营企业家不要有什么事情都自己一个人顶，“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
“这个智囊团不仅仅有管理专家、财务专家等，而且要有法律专家。”王荣利特别强调。
我国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总体上还处于“亚健康”状态，自然经受不起市场经济大风大浪的冲击和身心俱疲的压力
我国的民营企业家大多都是拥有远大的抱负和梦想的。从开始积累原始资本到形成小有规模的企业，再到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企业，他们一刻不停地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当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的主要驱动力也会由创业时对物质层面的追求逐渐转向精神方面，如发展慈善事业等。然而，现实艰难的生存条件，使得大量民营企业家最终魂断蓝桥，他们不得不选择移居国外甚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事业生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在夹缝之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和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我国民营经济曾一度出现了繁荣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但在随后，民营企业大多遭遇到了成长中的烦恼，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严重制约了其持续发展。首先，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国有大型企业不满足于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凭着在政策、法律、资金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多地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行业扩张，打破了原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中小型企业基本平衡发展的格局。外资企业则凭借着超国民待遇、税收方面的优势、强大的研发能力、管理能力和极具优势的人才抢夺力也使民企在与其竞争中倍感压力。
其次，支持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政策始终得不到落实。继2005年中央政府颁布“非公经济36条”后，“新非公经济36条”颁布又过去一年多了，但这个旨在破除民资进入垄断行业障碍的条例，由于在提高行业准入条件、行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以及整顿行业秩序等诸多标准的制订上，大多是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标杆的，实际上反而限制了民间投资，排挤了民营企业。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但大多数地方政府和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银行，并没有动力去落实执行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经济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缺失使民营企业无所适从，只能比照着国有企业，像它的影子一样见机行事。因此，在国有企业越做越大的同时，不彻底改革歧视民营企业的制度，其生存发展空间就会变得非常有限，再优秀的企业家也将陷入无用武之地。
再次，“三荒两高”使民营企业陷入生存困境。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民营企业曾因出口受阻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大量企业主逃亡破产。如今，在全球经济出现好转，需求逐步得到恢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却因遭遇到用工紧张、融资难、缺电和高成本、高税负的难题再次陷入到危机之中，歇业或倒闭的事件频繁涌现。比如，最近就有温州的三旗集团、波特曼(餐饮连锁企业)、江南皮革等老牌企业接连因遭遇资金链断裂而破产或倒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民营企业危机很大程度是国内一刀切式的紧缩货币政策造成的。银行信贷本来就很少惠及民营企业，银根收紧进一步恶化了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大量民营企业转向高利贷融资后，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劳务和原资料成本上升，其利润空间就被大大压缩了，也就难遭一夜猝死的命运。
身份和财富缺乏有效保障
企业家被誉为“经济增长的国王”。然而在我国，这样的“国王”却需要费尽心思地戴上红帽子，积极地关心政治，想方设法地进入政府相关机构以获得话语权，或者通过拉拢相关官员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他们其实并非是对政治有多大野心，或者在不务正业，其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减少不规范政府行为的侵犯，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为了谋求财产和身份的保护。《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说，去年山西一位民营企业家因拒绝公安局长的200万的索贿而被羁押941天，他所拥有的2000多万元资产也被非法贱卖。后来此案虽然“拨乱反正”了，但他的财产也只收回了一小部分。这样的冤案虽然只是个例，但反映了我国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得不到保障的事实，增加了民营企业家对财产和人生安全的不安全感。由于制约企业的政府部门太多，民营企业家时刻在担心着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把自己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再加上近年来，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控越来越频繁，大大增加了民营企业家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客观现实逼使民营企业家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经济和精力成本，去研究政策的方向，拼命挤进人大、政协，处理好和相关官员方方面面的关系。否则，没有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有关部门实质性的支持，没有相应的政治资源优势，民营企业家完全跟着市场走是不可能做大做强甚至立足的。稍有不慎，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他们就有可能在企业经营上遭到阻力，在财产上遭受巨大的损失。企业因得不到政府和政策的有效支持而倒闭，企业家的财产因此顷刻之间烟消云散的事例并不在少数。
众所周知，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涉及到我国经济的转型和结构的调整，还直接关系到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防止市场经济停滞等问题。但就是这些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民营企业，却与国有大企业始终处于不公平竞争的地位。国有企业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可以轻易地获得巨额利润，还可以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和监督地“自行分配”这些利润，即使亏损了，也可以向国家伸手。民营中小企业则因对地方政府GDP增长贡献有限而长期被歧视。这样巨大的反差给民营企业家心理上带来的失落感和不公平感是可想而知的。
这就不难理解，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的民营企业家，为什么有的移民国外，寻找安全的落脚点；有的走向极端选择自杀；更多维持着生存的是如何的艰难。
亚健康状态削弱了抵抗力
从成长机制来看，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除了需要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和适宜的土壤外，就自身来看，我国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总体上还处于“亚健康”状态，自然经受不起市场经济大风大浪的冲击和身心俱疲的压力。
我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资金规模小、势力弱、内部组织关系不稳定和技术人才缺乏等问题。尤其是在经营管理上，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采取家族式管理，或是在摈弃家族式管理后没能找到一套有效的管理模式和相应的管理人才。民营企业家对企业经营决策具有随意性，缺乏合理的建议和约束。他们最喜欢做的两件事情就是追求多样化经营和进行扩张性投资，这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决策失误和管理不善，就容易造成企业经营困难和资金链断裂。在得不到银行的支持下，利用民间借贷，不仅对信誉要求高，利率也很高，这对企业家在经济和心理上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因为企业倒闭的结果不仅会使企业家的财富烟消云散，沉重的债务负担和信誉损失还会将其推向绝望的境地。
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说，成功企业家背后都有两股力量在支撑，一是法律顾问，二是心理医生。这恰恰是我国民营企业家所缺乏的。他们在企业经营中得不到诸如财务、法律、市场、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支持，在骨子里又多少都有一点帝王心态。面对着各种困难和焦虑，他们担心表现出软弱的一面，很少愿意去倾吐，去寻求帮助来解决，更不要说找心理医生了。在日常生活中，事业的压力和繁忙使得企业家没有时间与家人相处，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业余爱好并没有时间去实施它。他们有的只是因私有财产保护的缺失、民众的仇富心理和自身创办企业之初各种原罪带来的深深的焦虑与不安。各种不安如果越积越多，就会蚕食着他们的身心健康，直至将他们彻底摧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发展中国家最缺乏的就是能够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家。” 作为市场竞争中的生力军，我国的民营企业家如果不能在国外内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而是被各种不公平的竞争和身心俱疲所击倒，那么，对整个社会而言，就真的是一个莫大的悲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