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里面取消了一些原来使用的控件,什么的全部注释掉了.但是现在每次启动之后,都会报三个错误,警告 1 无法应用项“mulcaprowmergedgv”的发布属性。 WindowsApplicati>V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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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几个相关的都删掉，估计你把他们这几个第三方的控件都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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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我已经把所有这三个相关的代码全都去掉或者注释掉了,可还有这个错误,真是奇怪也哉.实在找不到这个"发布属性"在哪里..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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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回复,确实是我不仔细,哈,在有一个frm里面,确实还有个dvg,注释掉就好了中国社会的治乱循环宿命
中国社会的治乱循环宿命
&&& 中国历史很漫长，文化很悠久，但他那治乱循环的宿命，却让几千年来的社会学家们不解。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农业社会，农民一乱，社会就乱。
&&& 自公元221年，秦帝国建立以来，25史中有记载的农民起义（可以称为规模以上农民起义，否则就进不了历史，剪径的强盗是不记载的）是733次。根据翦伯赞《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提供的材料推断，在中国中古时期的约500年中，发生过千次以上的农民起义。北魏从公元386年到公元451年，65年中，人民反抗包括反对民族入侵与压迫的斗争共37次，百分率为56.92%，而自452年至485年33年之中，爆发的反抗起义46次，百分率高达139.39%。人民起义或杀州郡守宰，袭城掠地，或自拥成王。宋朝，由于实行募兵制，国家财政吃紧，远远不是田赋能够满足的。所以从北宋开始，就实行重商政策和禁榷专卖。通过在四川和西北的茶马贸易，以及沿着自唐代建立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东南亚以及西亚进行丝绸瓷器茶叶贸易，再加上对内的盐酒贸易，年财政收入近亿，保障了政府的需要。然而宋代重商的目的是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很多商业活动都是禁榷专卖，也就是官方垄断经营，所以宋代的重商，并没有使普通百姓富裕起来。在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农民起义“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似一伙。”
&&& 最安定富足的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农民起义，其他年代还需要说吗。所以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动乱史，农民起义的频度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比肩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 而且，中国农民起义的规模之大、组织程度之高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肩的，其破坏性之大，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肩的。满清中期的太平天国起义，中国南方最赋商业气息，经济最发达的江淮、江浙地区变为废墟。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对华北地区的社会破坏充分体现在华北人口的大量损失。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更为血腥，人肉为军粮。这些农民起义对社会破坏是全面的，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道德。
&&& 对于中国社会的治乱循环，有很多说法，有认为反动性，有认为进步性。苏联学者最先把中国社会停滞与农民战争挂勾。如坎托罗维亚认为，“具有明显土匪性和破坏性”的人民起义是使中国社会“处于停滞僵化状态”的根源（该观点认为农民起义是反动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认为，“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的起义都是从乡村中爆发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该观点认为农民起义是进步性的）。”但是，从“循环”这个词，无疑说明历次农民起义只是体现了农民的反抗精神，并没有解决农民生存的根本问题，所以只能认为第一次农民起义具有进步性，不能认为以后的农民起义也具有进步性。我们可以认为大泽乡起义是进步的（没有有组织的预谋，临时组织的，更接近于反抗），它使所有人认识到自由民不是随意可以压迫的（此后，历朝历代都注意法律的修订和完善，最高统治者都极力避免非法律的压迫），但不能认为天平天国起义是进步的（有拜上帝教进行宣传和组织，充分证明了洪秀全是个利用了社会矛盾的野心家），尽管反抗的权利是天赋的。
&&& 那么，为什么中国社会会产生那么大频度、那么大规模、那么大破坏性的社会动乱？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压迫。没错，有压迫就应该反抗。但压迫的种类很多，并不一定都导致了社会动乱，毕竟对于违背人类最基本道德的事，都有法律制裁。也有人认为是官民矛盾，也就是专制制度了。但是，官员绝大部分都是按照法律办事啊，这个法律在王朝建立初期是非常有效的治理了社会啊，这种在王朝初期的有效治理并没有让人产生明显的剥削和压迫感觉。对此，有人反驳说，在王朝初期，都是在动乱之后，全国有很多无主土地可以开垦（一般都是谁开垦谁所有），老百姓有饭吃，所以能忍受；到了王朝中后期，土地兼并导致大量无地无法生存的流民，大家没饭吃了，所以起义（按照现在的联合国公约，这个要求很合理：人有免于饥饿和匮乏的自由）。因为土地兼并导致农民没有了土地，所以，土地兼并才是农民暴动的祸首，而土地可以兼并的根源是土地私有制，所以土地私有才是祸首中的祸首。果然，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啊。
&&& 但是，将土地私有认为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根源似乎也难以成立。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封建时代都是土地私有的，他们发生的农民起义频度、规模都很小啊，而且西欧还是农奴制，比咱们中国农民政治权利更难堪。
西欧各国中世纪1200年，一般只有3至4 次有影响的农民战争。德国农民战争前的41年中，是农战争频率最高的时期，农民多次利用“鞋会”等秘密结社组织起义，但只有一次真正成为起义。假定西欧各国整个中世纪时期农民起义的频率都有德国这一时期那样高，每个国家的农民起义也不超过30次。在西欧，法国著名的扎克雷起义只有几千人参加，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也只有几万人。其规模唯一可与中国较大规模农民战争相比的只有16世纪初的德国农民战争，但它比同等规模的秦末农民战争晚了17个世纪。
&&& 所以，那种认为土地私有导致治乱循环的理由难以成立。但是，在中国社会，土地私有制下，农民流离失所，无所生存却真正发生了，不能否认的。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西欧更严重的压迫没有产生大规模、高频率的农民起义，反而使更自由的中国农民到处制造反抗，难道是因为他们太自由了？当然不是，现代社会历史证明国民越自由，越有创造力，越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 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以一个王朝来理个脉络，以东汉为例吧。东汉诞生于新莽政权的超前实验的失败中，建立了一个大地主专政的社会，门阀世家充斥于东汉的统治机构中，统治了中国社会195年，然后在黄巾起义中轰然倒塌。在这期间，大地主尽其所能进行土地兼并，中国农民变成中国农奴，牺牲很多自由权利。但是，我们都必须承认一点，任何一个社会，主流都是服从法律的，那种强占别人土地的行为都是少数，不在讨论之列。那么，这些大地主就是利用天灾人祸，采用合法的市场交易手段，将农民的地契拿到手，完成了土地兼并，农民于是一无所有。合法，就意味着公平，虽然趁人之危不道德，与“以德治国”的人治思想相违背。合法，也就意味着符合经济规律，也就意味着历史上的任何农民起义都改变不了土地兼并的大趋势。土地兼并充其量在历代动乱中，仅仅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原因（既然改变不了，那就不是原因）。因此对土地私有制后，发生土地兼并，然后农民暴乱的担忧无疑是委过于人。
&&& 不是土地兼并，那是什么导致中国社会治乱循环？很简单：以农为本，士农工商的等级制。英国产业革命发生羊吃人，但英国农民并没有掀起大规模动乱，为什么？根本原因就在于，羊吃人一方面完成了土地兼并，另一方面也为紧缺的工业准备了劳动力。换句话，绝大部分英国农民在失去土地使用权以后（注意，英国是封建制，领主对土地有绝对的所有权），流落入城市，成为纺织工人，不缺生计，自然没有反抗的理由。而这个场景转换到中国，立马就是大规模农民起义。因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刻意压迫工商业者，导致土地兼并造成的富余劳动力无法转移。无事可干，造反玩玩。这个事实可以通过两宋的历史得到充分的证明。两宋重视工商业（相对于其他时代而言，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制仍然没有改变），绝大部分人即使不从事农业，也能获得生计，所以两宋的农民起义无论频度，还是规模、持续时间都是历代最小的（也正因为如此，南宋灭亡后，10万军民都投海而死）（哎，可叹，如果那时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允许工商业者参与政治，大力发展工商业，就是100万个铁木真在火炮面前也是灰飞烟灭啊）。同样，明代也是因为改变不了“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制，将工商业主当成不存在的动物（工商业者不能参政，没有政治权利），抑制工商业的发展，结果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最庞大的人力资源，在满清20万骑兵面前也是不堪一击，一头吊死在煤山。如果当时，以政治权利换工商业税收，那样即使北方糜烂，中央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富庶的江南提供税收发展军事。那样的场景就是：北方出人，南方出钱、出粮、出枪械火炮。在绝对实力面前，100万个皇太极、多尔衮也要授首午门。
&&& 因此，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士农工商”等级制，造成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也是“士农工商”等级制。换到现在，描述这个等级制，就是将政府（公务员就是“士”）放在国民的头上。在国民面前，政府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权力就是压迫国民的凭借。
&&& 因此，私有制并不可怕，土地私有、土地兼并也不可怕，大力发展工商业，吸纳农业大规模、专业化经营后产生的富余劳动力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而大力发展工商业，似乎也只有充分的市场化才能达到目的。而充分的市场化，似乎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才能达到目的。而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市场经济体内，通过合法交易，自然发展到私有经济占统治地位。似乎，私有化才是中国社会的宿命。
请各位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中国互联网金融为何走进了治乱循环
作者：徐谨
专栏作家徐谨撰文指出，投资者的中国式逻辑看起来难以理解，却明显不缺乏民间智慧。现实的状况就是当产品购买者人数过多时，处于金融维稳考虑，地方政府有时候真的不得不出手相助。在这一过程之中，事发之前，现存监管条款显然滞后；事发之后，如果政府信用介入，则无疑助长了道德风险。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泡沫的潮水还没退却，已经有人开始裸泳。
　　泛亚、e租保、大大之后，e租宝之后，显然还会有更多“宝宝”“财富”陷入风险，涉案金额也从几亿到上百亿。从媒体报道来看，从快鹿系平台收存资金风险，到北京天恒泰财富涉嫌非法吸存，再到上海中晋资产被立案调查，中国在刚刚过去的春天爆出更多麻烦。即使陆金所之类业界领头公司，也放慢了IPO步伐。
　　去年是小甜甜，今年是牛夫人，说的不是过气网红，而是当下金融乱象，新一轮整治正在开始，也注定未来各类跑路以及调查新闻还会继续。根据银率网统计，截至2016年3月底，中国全国正常运营平台共2572家，连续四个月负增长，2016年3月全国新成立P2P平台仅4家，环比上月减少66.7%。截止5月下旬，累计新增问题平台已达137家，其中跑路/失联17家/82家。
　　昔日作为创新典范的互联网金融，为今有沦为骗子集中营的嫌疑？和中国多数行业一样，互联网金融也不幸走上了“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治乱循环；其发展路径也遵循资本逻辑，走上了最便利套现的一条路。在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时候，部分业界人士将其视为放松监管的不二途径，为互联网金融站台喊话更是屡见不鲜，当时如果对于互联网金融提出质疑，近乎走在金融创新对面。放眼当下，即使最为领先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多数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银行的变体，昔日创立之初改革金融系统解放金融抑制等华丽许诺不过尔尔。
　　对于监管机构而言，对已有金融机构分类监管已经相当完善，当互联网金融出现之际，更多以观望态度观察，这一态势其实提供了互联网集体爆发的时间窗口，成为不少人借机掘金的机会，无论是合法途径还是灰色途径，监管空白也成就了业内业外闯入者公认的黄金机会。
　　从更大的图景来看，不少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野蛮生长，本身源自企业与居民被压抑的需求。在金融抑制之下，从企业端看，由于不少信贷资源被投放给回报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导致不少民营企业存在未能被满足的融资需求；从居民端看，现实之中的资产价格暴涨使得民众对于投资回报有了更高期待，这导致银行存款利息甚至银行理财产品难以满足居民投资需求，于是各类回报率高于10%的信托产品甚至回报率更高的P2P产品成为近些年的热门之选。
　　企业与居民两端，双方以往未能被充分满足的金融需求一拍即可，各类互联网金融产品应运而生，甚至部分互联网金融本身就是作为其股东企业的融资平台之一，隐性肩负着为集团融资解困的目的。存在即合理，网金融的勃兴繁茂，源自社会自身的需求，然而不可否认，不少产品的本质并非产品创新，而只不过是监管规避，以各种非金融身份享受金融业务之便而已。在资本推波助澜之下，互联网金融公司规模不断壮大，门市从热门商圈开到居民小区，从邮件营销到电话营销再到各类名人站台，其活跃程度甚至超过银行。
　　以创新之名，我们已经看到太多骗局，然而防骗的第一要诀就是，过分美好就不太可能是真的。为什么在中国许诺越高人气越旺，其背后揭示了什么潜规则？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在新著《钓愚》一书中就发现，即使在自由市场之下，也每每存在各种欺骗行为，如果一门欺骗生意甲骗子不做，乙骗子也会上，所以真实世界存在所谓的“欺骗均衡”。
　　具体到中国互联网金融骗局，则更具有傻子不够用的特点。一种说法即是目前各类骗局已经有地方特点，比如上海主要骗老头老太，在北京主要是骗线上吊丝，不一而足。互联网金融乱象，实际上也陷入一个中国式“钓愚困境”，聪明的傻子比比皆是。除了自诩精明的各类互联网金融薅羊毛族，有的投资者专注于高回报而忽视风险，甚至在平台公司丑闻爆发后，还希望媒体不要报道，以便拿回投资全身退出。
　　高得离奇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了对风险估计过低的投资人，多数人都以为自己不是最后接盘者，能够在信用崩塌之前及时撤出，甚至在风险爆发之后也寄托于政府出面解决――即使是民企创办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在不少投资者眼中其实也隐性担负了政府信用。无论所谓互联网金融创业者，还是这些机构的投资方，其实对于这一点也都心照不宣。
　　投资者的中国式逻辑看起来难以理解，却明显不缺乏民间智慧。现实的状况就是当产品购买者人数过多时，处于金融维稳考虑，地方政府有时候真的不得不出手相助。在这一过程之中，事发之前，现存监管条款显然滞后；事发之后，如果政府信用介入，则无疑助长了道德风险。
　　重新审视各类跑路新闻，其中可见监管与市场的双重失败。合法经营互联网金融自然应该与各类骗局切割，但中间仍旧存在太多灰色地带，尤其过去的监管真空之中，如何监管互联网金融，其实关系到如何理解当前金融系统的刚性兑付。
　　金融就是金融，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旧是金融，互联网只是其形式拓展，也正因此，风险管理始终应该放在首位，即使换上更为高大上的Fintech(金融科技)之类词语也无法掩盖其本质。在国外，IT行业颠覆金融业这天不仅没有到来，相反伴随着各类问题行业自律与监管风声开始收紧，互联网金融先驱Lending
Club首席执行官近期去职也正是因此。
　　对于中国而言，“双创”梦想点燃了互联网金融的无数造富愿景，不可否认，移动支付等金融创新确实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但另有不少公司实际行走在灰色地带，以金融创新之名行监管规避之实。我曾经说过，2013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2014是各类互联网金融遍地开花的一年，2015年则随着央行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新一轮跑马圈地时代的来临，如今看来，2016注定是互联网金融的行业整治之年。金融业的外部性意味着，金融行业本身具备一定公共性，值得谨慎对待。
　　以各类跑路新闻为鉴，目前正在热议的一行三会金融改革，其方向是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结合，那么后者尤其应该重视消费者金融监管。与此同时，除了上对下的监管，媒体与行业协会等平行监督，更应该得到鼓励。（文章来源：FT中文网）
（责任编辑：孙建楠 HN010）
05/18 10:5806/08 00:0706/05 08:4805/31 06:4505/23 13:4805/23 01:4804/29 01:5504/06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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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治乱循环背后的秘密：资源的稀缺与人口边界
经济研究导刊 【
本文摘自《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20期 作者：高涛 原题：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作者：高涛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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