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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的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于2月21日
全文发布，此文件为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全文共5个部分，包括总体要求、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文件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中央认为，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须臾不可放松，务必抓紧抓实。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文件确定，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充分发挥农业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高质量森林浙江建设
的关键之年。文件对林业、生态问题继续予以高度关注，为林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深入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确保粮、棉、油、糖、肉等供给安全。“十四五”时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稳定粮食播种面
积、提高单产水平。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稳定种粮农民补贴，让种粮有合理收益。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鼓励发展青贮玉米等优质饲草饲料，稳定大豆生产，多措并举发展油菜、花生等油料作物。健全产粮大县支持政策体系。扩大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范围，支持有条件的省份降低产粮大县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保费县级补贴比例。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保护生猪基础产能，健全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长效机制，积极发展牛羊产业，继续实施奶业振兴行动，推进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推进渔港建设和管理改革。促进木本粮油和林下经济发展。优化农产品贸易布局，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支持企业融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保持打击重点农产品走私高压态势。加强口岸检疫和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开展粮食节约行动，减少生产、流通、加工、存储、消费环节粮食损耗浪费。
打好种业翻身仗。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加快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畜禽种质资源调查收集，加强国家作物、畜禽和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对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深入实施农作物和畜禽良种联合攻关。实施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加强育种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加快建设南繁硅谷，加强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研究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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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林业
绿色天地
LVSETIANDI
中央一号文件擘画生态发展新蓝图开启“三农”工作新征程

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1关于长江流域的经济合作，中科院地理所等机构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1992年6月，国务院召开“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座谈会”，提出发展“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战略构想，发展长江流域经济被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此后，国家有关部门及长江沿岸省市又多次提出长江流域的经济合作。总体来看，这些战略的实施并不连贯，经济合作也是不成功的。现在国家又提出发展（建设）长江经济带，势必要使它成为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成功与成功之间，有什么样的变化？首先，我们可以从提出战略的背景来进行分析。
20世纪90年代提出发展“长江沿江地区经济”的背景：（1）从长江流域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来看，长江流域在近代就依托水运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带；经过十余年改革开放，沿江省市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40.32%，与沿海14个开放城市和4个特区形成我国“一带一轴”的主要经济发展区；而且，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浦东经济特区揭开发展序幕。（2）从区域发展政策和经济差异来看，当时中国的计划经济痕迹仍然非常重，沿海地区，尤其是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与中西部地区享有完全不同的财政税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改革开放存在较大的区域不同步和非均衡；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人力资源、投资强度、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均远超内地，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在不断拉大。（3）从政策需求来看，中央希望沿海的改革开放势头能传递到内地，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沿海地区的开放优势、政策优势和日渐积累的经济优势与内陆地区的资源优势、可利用劳动力的数量优势形成一定的互补关系，各区域政府均希望通过合作和整合来扩大各自的优势；长江中上游地区（中西部地区）占比很高的国有企业面临旧有体制、机制困扰和传统产业、传统产品缺乏竞争力等多重压力，企业关、停、破、转日益增多，期盼并多方争取获得沿海地区的活力与政策。
当前提出发展“长江经济带”的背景：（1）从宏观经济发展环境来看，经过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各种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弱，“五位一体”发展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共识。（2）从长江流域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来看，沿江省市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2012年该区域国内生产总值23.59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达到45.56%；三峡工程建成，长江水运持续发展，沿江物流成倍增加。（3）从区域发展政策和经济差异看，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区域发展的政策在全国趋同，沿海的特殊政策基本没有了；国家把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的任务主要放到了长江流域，在上海、武汉、重庆、成都等中心城市，设立了多个有不同主题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自贸区、保税港区及出口加工区，长江流域各省市享受的区域发展政策不断趋同；长江沿岸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特大城市和一批大城市的经济差距明显缩小。（4）从政策需求来看，我国生产力要素配置需要加快从东向西、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长江物流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各相关省市区域合作意愿，各省市有了更强的发展流域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发展长江经济带不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客观要求与必然选择，而且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合作基础和条件也日益成熟。长江经济带贯通我国东中西部，而20世纪90年代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政策和经济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健全，因此各地区的经济合作存在很多利益冲突和障碍。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成熟，区域发展政策趋同，尤其是长江沿岸各大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日益缩小，这无疑为其通过经济合作实现共赢提供了更好的政策条件和经济基础。但是，也应看到，利益冲突依然是存在的。因此，不但中央政府应该激励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合作，而且长江经济带各层级行政单位、行业以及企业均应破除简单的狭隘的效益观和政绩观，区域合作应顺应“新常态”下的现实需求，而不应是简单的政治冲动，求同存异、共同探索双赢和多赢的合作模式和路径。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合作成功的必备条件。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2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 区域经济 发展格局 历史回顾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3（b）-0233-04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三大阶梯，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幅员辽阔、差异巨大。长江经济带总面积205.0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1.0%；2015年，年末总人口58 766.1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2.8%；创造地区生产总值305 200.23亿元，占全国的44.5%。该地区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1952年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后到2015年，长江经济带人口所占比重平均为44.64%，GDP所占比重平均为40.86%。64年间，长江经济带在全国人口所占比重，大致在45%左右，近年来比重略有降低，从1952年的46.55%下降到2015年的42.75%。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比重具有小幅波动性，近年来，具有上升趋势；1952年长江经济带GDP比重为39.24%，到2015年已经达到44.52%。见图1。
我们将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见表1），并逐一分析长江经济带在各阶段下的全国发展格局。
1 区域均衡发展阶段
在大力加强内地和“大三线”建设的战略指导下，长江经济带人口占全国比重基本稳定在45%左右；经济比重呈现小幅波动，最低为37.47%、最高为44.16%，相差6.69个百分点。经济方面，1954年，长江经济带比重达到局部低值，为37.74%；随后，比重开始增加，并于1960年达到此阶段最高，为44.16%；紧接着，比重开始波动性降低，于1975年达到此阶段最低点，为37.47%；随后，开始持续增长，1978年比重又恢复到40%以上。
人口方面，长江经济带比重基本不变，应该与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有关。虽然，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由于多种客观因素，农村人口限制进入城市。早在1953年，国务院发出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6、1957年，国家颁布《防止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关于各单位从农村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等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施，人口自由流动被严格限制住；1959年，《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下发。数据显示，从1959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占全国比重从46%左右降为45%左右，并基本维持在此水平。
经济方面，长江经济带比重的小幅波动与宏观政策具有一定关联。“一五”计划（1953―1957）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并将重点向中西部倾斜。长江经济带内区域获得较大支持。与之相对应，长江经济带经济占全国比重在1955年达到底部，随即开始增加，并于1960年达到此阶段最高值。196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三五”计划（1966―1970）的指导思想从“解决吃穿用”变为“以战备为中心”，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随后，“”爆发。从事实结果来看，“三五”计划的完成率为36%。“四五”计划（1971―1975）初期仍沿袭以战备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与之相对应，长江经济带占全国的比重，从1960年到达最高点后开始下降，并在1965―1975年区间内，维持在40%以下的水平。值得关注的是，从1975年后，长江经济带占全国比重开始回升，可能与1973年“四五”计划修订，开始强调经济效益有关。
2 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
在率先发展沿海的非均衡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人口占全国比重从45.46%略微降到44.29%；经济占全国比重从43.19%降到39.07%，降低4.1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长江经济带占全国的经济比重，虽然期间有小幅反弹，但基本呈持续下降态势。
人口方面，长江经济带人口比重略有下降与此阶段限制人口流动政策略有松绑有关。从1984年开始，国家对农民自由流动的政策有所松动，允许农民自带干粮入城。从人口流动的经济属性来看，一部分群体应该会向更加富裕的东南沿海流动。可以看到，从1984年后，长江经济带人口占全国比重基本降低至41%以下，且呈持续降低态势。仅1991年人口比重反弹至41.04%，这可能与这一阶段政策略有收紧有关。1991年，国务院先后颁布《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一定程度上对农民自由流动开始限制。但受经济发展的需求，总的松绑趋势没有变化。另外，人口的现实属性决定其波动程度会低于经济波动。因此，这一阶段，长江经济带人口比重只是略有下降，仅降低1.17个百分点。
经济方面，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_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具有一定基础和区位优势的沿海地区发展速度必然加快。1988年，“两个大局”的思想又进一步被提出，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率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被明确。在此政策方向和发展形势下，长江经济带除下游地区外，其余地区的发展速度相对滞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经济所占全国的比重持续下降，前后降低4.12个百分点。
3 区域协调发展阶段
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长江经济带占全国人口比重仍然略微降低，经济比重持续攀升。1995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占全国比重44.29%，2012年为42.73%，降低了1.56个百分点；1995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占全国比重39.07%，2012年为43.66%，提升了4.59个百分点。2005年，长江经济带占全国经济比重首次超过人口比重。
人口方面，限制自由流动政策进一步放松的态势下，人口比重的略有降低与客观条件下人口自我选择有关。1992年以后，我国开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口作为重要经济要素，其流动性限制被逐渐减弱，并逐步转向鼓励自由流动。“十五”计划中，提到“积极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引导农民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有利于农民增收致富”。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产业工人的队伍。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更是开始努力尝试促进人口流动、保障农民工权益。从一系列政策来看，人口流动更加自由，由于区域差距的存在，长江经济带以外发展更好的地区更倾向于吸引部分人口。
经济方面，长江经济带比重再次提高与政策拉动有一定关联。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实施，“长江水道”作为其中重要的依托干线，一批基础设施、重大工程、产业基地在此布局。2006年，《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出台，国家大力支持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建设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数据反映出，2001年后的5年内，长江经济带经济占全国比重的增速获得较大增长，随后稳定上涨，一定程度上与上述政策拉动有关。
4 区域统筹发展阶段
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国区域发展进入新的篇章，开始进入统筹发展阶段。当前，长江经济带已经上升为三大国家战略之一，其地位和重要性更加凸显。从数据显示，近3年来，长江经济带人口比重基本维持在42.7%左右，一改前阶段降低态势。经济比重更是从2013年的43.93%提升到2015年的44.52%，两年间增长0.59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该阶段长江经济带的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具有如下特征。
4.1 总量规模占全国区域经济总量的比重较高
从人口和GDP两大综合指标来看，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2015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2.8%、GDP占全国总量的44.5%，均超过全国总量的2/5。从其他主要指标来看，长江经济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分别占全国的45.0%和42.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42.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41.7%、货物进出口总额占42.2%、客运量占50.5%、货运量占42.4%、本专科在校学生数占42.5%、执业（助理）医师占43.7%。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4.2 对全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
首先，长江经济带沿线分布了重要城市群，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从学术研究视角，长江经济带沿线分布着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南昌城市群等5大城市群，以及昆明集聚区、温州集聚区、台州集聚区、徐州集聚区、宜荆集聚区等5大城市集聚区。从规模来看，全国12大城市群中，长江经济带所占比重为41.67%，数量较多。从内涵来看，长江经济带有全国发育最成熟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及处于中期阶段但具有较快增长潜力的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由于，城市群是参与全球未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载体，是组成国家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单元。在上述城市群的带动下，长江经济带具有较大发展潜力，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
其次，长江经济带的新型城镇化、黄金水道、创新驱动建设分别对全国投资和消费、进出口、潜在GDP增长产生带动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2015年，长江经济带年末总人口58 766.1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2.8%；城镇人口32 592.68万人，城镇化率为55.46%。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略低于此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由此，相对一般地区而言，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动更有潜力。大规模人口城镇化带动的投资拉动、农村型消费向城市型消费升级拉动，对全国的投资和消费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黄金水道建设方面，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西南通过云南与缅甸相连后进入印度洋，西北通过“渝新欧”和“蓉新欧”等运输线路连接中亚西亚乃至东欧地区，东端为我国传统对外开放前沿的沿海地区。通过长江黄金水道的连接有助于实现我国东西双向开放。创新驱动建设方面，长江经济带集中了全国43%的普通高等学校，拥有全国一半左右的两院院士和科技人员，各类部级创新平台超过500家，有效发明专利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国比重分别为44.3%和50%。通过长江经济带的创新拉动，对于提升全国范围内科技促进经济发展能力，拉动潜在GDP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当前，长江经济带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全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随着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可以预见长江经济带在全国中的地位将更加突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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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蒙俄经济走廊；龙江丝路带；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1-0050-04
[作者简介]项义军（1966-），男，辽宁辽中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经贸政策和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翟今（1992-），女，黑龙江鸡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贸理论与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视角的中俄FTA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6JLD01）；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017）；黑龙江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政产学研用’联合培养的国际贸易学专业创新基地建设研究”（项目编号：JGXM-HLJ-2014067）。党的“十”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从国情出发，抓住全球经济再平衡、再调整的新机遇，提出了构建“一带一路”的新鹇怨瓜搿2013年9月7日，主席参加中亚五国峰会，在哈萨克斯坦正式提出了构建开发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同年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东亚峰会上，首次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此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得到了我国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2014年年末，《“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规划》（简称“龙江丝路带”）得到了国务院批复，与国家“一带一路”规划衔接，成为黑龙江省沿边开发开放的新亮点和新的增长极，总体设想为着力打造国际商贸物流带、要素集聚产业带、互利共赢开放带，助力黑龙江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文献综述
国内众多学者对黑龙江省推进“龙江丝路带”建设进行了研究，隋新宇等（2016）对新常态下“龙江丝路带”的建设背景进行了分析，对强化“龙江丝路带”对外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阐述，就“龙江丝路带”对外经贸合作的创新与发展提出了一些思路与对策。邹秀婷（2015）论述了黑龙江省“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以边境口岸的发展为基础，边境口岸建设对加快与俄罗斯互联互通的重要意义。汤恩昱等（2015）围绕主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及“一带一路”战略举措进行论述，以“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契机，结合黑龙江省实际，对“龙江丝路带”软实力建设提出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分别从“龙江丝路带”战略的界定和发展方面进行分析，更多地强调战略的作用及重要性，研究多集中于国家、地区和地缘战略意义等宏观层面，且多采用解释性和量化分析方法。但对于“龙江丝路带”战略所面临的优劣势分析却相对零散，因此本文通过系统分析黑龙江省建设“龙江丝路带”的优势和劣势，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加快推动“龙江丝路带”的建设，实现黑龙江省经济持续良好的发展。
二、黑龙江省建设“龙江丝路带”的优势
（一）政府的大力支持
国家和地区政府对黑龙江省推进“龙江丝路带”建设进行了政策倾斜，尤其是2013年8月国务院审批通过《黑龙江和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沿边开发开放规划》，不仅让黑龙江省和内蒙古东北部地区的沿边对外开放上升成为国家战略，也使黑龙江省在中俄经贸中的地位被肯定。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撑，黑龙江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在2014年3月来到牡丹江、绥芬河、东宁等地展开了专题调研并随后经过正式的商讨决策，提出了黑龙江省要大力建设“龙江丝路带”的重大战略部署，与此同时将此新的战略部署写进“五大规划”推进实施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规划、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黑龙江和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沿边开发开放规划、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和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之中。此外，政府还加大了对黑龙江省推进“龙江丝路带”建设的资金投入，调动企业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政府指导服务的作用。
（二）区位优势
黑龙江省处在东北亚核心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和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拥有与俄罗斯2981多公里的边境线，占据我国对俄边境线的74%，长距离的边境线使得黑龙江省在对俄经贸过程中具有天然的优势，25个部级对外开放口岸，其中包括漠河、黑河、绥芬河、佳木斯、同江、抚远等15个水上运输口岸，密山、东宁、虎林以及绥芬河4个公路运输口岸，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以及佳木斯4个航空运输口岸，除此之外，还有绥芬河与哈尔滨2个铁路运输口岸。这些口岸点缀在黑龙江省的边境以及黑龙江江畔，形成了水、陆、空客运和货运口岸优势。同时，黑龙江省也是连接俄罗斯、欧洲和东北亚的重要枢纽和主通道，这些都为“龙江丝路带”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黑龙江省向北、向西都可以经过俄罗斯直接通往欧洲并最终抵达波罗的海沿岸，同时向东还可以经过俄罗斯口岸通过海运最终到达日本和韩国。
（三）对俄经贸合作优势
黑龙江省在中俄经贸的长期发展中发挥着“桥头堡”作用。2012年，黑龙江省对俄进出口贸易额213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2013年为2236亿美元，同比增长58%，占同期我国对俄进出口总额的251%，2014年黑龙江省对俄贸易增速势头减缓，进出口贸易额232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1%，占同时期我国对俄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44%。此外，黑龙江省在对俄投资、对俄油气合作、对俄电力合作、对俄农林业合作、对俄劳务合作以及旅游等方面均居全国第一。由此可见，黑龙江省已经成为我国对俄经贸合作的第一大省，在中俄经贸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交通运输优势
黑龙江省外连朝、韩、日、俄、蒙东北亚五国，内连东部四个省份，形成了以哈尔滨为轴心，以“中国东方铁路”为支撑的新经济带。“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条支线，以哈尔滨为中心，往西延伸至满洲里，往东延伸至绥芬河，往南延伸至大连、旅顺，路线呈丁字型，全长约2400公里，现已经成为我国联结亚欧的重要贸易大通道。此外，黑龙江省在中东铁路基础上，成功建设了港口群和陆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实现了我国向东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互通，向西延伸分别经过哈大齐与满洲里，贯穿了整个欧亚大陆桥，此类跨境物流运输大通道的形成，为黑龙江省推进“龙江丝路带”的建设奠定了陆海交通运输的基础优势。此外，俄罗斯也将建立14个超前发展区，对西伯利亚铁路进行升级改造，建设海参崴自由港，另外，一些日韩企业也非常希望利用这条物流运输大通道与中国、俄罗斯和欧洲等地扩大贸易合作。
（五）产业发展优势
首先，黑龙江省是我国第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点发展省份，2014年中央下发文件正式开启第二轮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2016年国家落实新一轮“东北振兴政策”，为黑龙江的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其次，黑龙江省是我国农业大省，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产区之一，先后建立多处境外农场，覆盖面广，这在“龙江丝路带”的建设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受气候及地理条件限制，俄罗斯远|地区农业开发水平相对较低，肉类、蔬菜、水果等农畜产品不能自给自足，这与黑龙江省形成了较强的互补性。此外，近几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特别是哈尔滨的国际冰雪文化节、中俄博览会已成为宣传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最有利窗口。这些产业发展的优势为“一带一路”的推进赢得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以更好地向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纵向延伸。
三、黑龙江省推进“龙江丝路带”建设的劣势
（一）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黑龙江省属于我国东北地区，不容易吸纳一些集聚要素，对于软硬件环境的建设也相对滞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省内的经济发展要求相比较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存在基础设施老旧，农村公路里程不足等问题。一些高速公路的总里程相对较短，省内城乡之间的道路质量相差较大，同时，通往俄罗斯、北亚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的国际铁路、航线还较少，因此，黑龙江省要成为互联互通的交通中转枢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产业发展相对落后
作为老工业基地的黑龙江省还存在开发开放程度不高、市场活力不足、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常态下有效需求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为产业之间关联度还不高，分布不够合理，导致黑龙江省产业集群集中度不高。近年来数据显示，黑龙江省大部分出口产品来自外省，本省的产业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产业发展还处于全国产业分工的低端，黑龙江省内出口产品大多数是初级产品或经过简单初加工产品。精加工企业规模小、数量少，技术不够成熟，企业间竞争多于协作，技术、资金等投入不足。
（三）物流体系不健全
物流速度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目前，黑龙江省物流体系并不健全，外贸企业对现代物流的认知度不够，物流服务企业的专业度不够、工作效率不高、服务范围有限等也影响了黑龙江省物流体系的发展。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地区缺乏统一的物流标准、物流行业人才不足、物流信息手段落后等问题也是制约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和提高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此外，物流的发展与外贸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不相匹配，国际物流合作少。
四、推进“龙江丝路带”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区位互联互通
首先，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强铁路建设，实现交通的立体联通。以大连―哈尔滨―佳木斯―同江、绥芬河―满洲里、哈尔滨―黑河和中俄黑龙江沿边铁路为支撑，与西伯利亚以及贝阿铁路加强区位上的互联互通，以周边的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光缆为辅助，以相关车站、港口、机场为节点，建设连接亚欧的综合国际经贸运输大通道。其次，在“龙江丝路带”建设中，必须加强与俄罗斯远东开发、蒙古国的“草原之路”等重要规划以及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战略、技术标准体系的有效对接，共同推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第三，还要打造黑龙江省沿边开放经济带的沿边铁路过境通道，加强东宁、绥芬河、虎林、抚远、同江、黑河、漠河等边境口岸的铁路建设，使黑龙江省沿边开放经济带的货物经此通道进入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运输抵达欧洲市场。第四，全力建设黑河、东宁等跨境界河大桥，完成滨州、哈牡、哈佳、牡佳、哈黑等铁路干线的升级改造。
（二）培养新的优势产业
充分发挥黑龙江省的要素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等优势，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促进优势产业要素互补，加快优化产业结构、承接产业转移步伐，构筑跨境产业链与产业聚集带，从而培育新的优势产业。第一，要提高精深加工技术，加强再加工环节，提高产品附加值，并为其提供精包装、物流运输、金融保险等各种服务。第二，要以贸兴业，加快推进外向型产业发展。坚持“出口抓加工、进口抓落地”，最重要的是要吸引生产要素向“中蒙俄经济走廊”及周边地区聚集，建造境内外园区与跨境产业链，构建外向型产业体系，带动经济、科技、人文等全方位产业交流合作，推动产业结构的全面转型和升级。第三，引导鼓励由经贸合作为主向经贸、科技、人文等全方位合作转变，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经济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转变，以“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契机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中俄地方产业合作由边境地区为主向中俄全景合作的转变，利用俄罗斯资源大国、科技大国的优势合建“龙江丝路带”。第四，发展新能源产业，黑龙江是资源大省，现在煤碳、石油等资源枯竭，产量下降，急需转向利用天然气、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新能源。最后，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黑龙江省拥有得天独厚的冰雪文化，更有欧洲俄国文化，将以此打造新的旅游品牌，对生态旅游产业进行宣传和推广，从而促进“龙江丝路带”的建设。
（三）充分发挥口岸优势
首先，定位口岸功能，突出自身优势产业，树立口岸新形象。例如，绥芬河口岸重点发展木材加工贸易产业，定位为贸易型口岸；同江口岸大力发展物流运输业，定位为通关型口岸；东宁口岸重点发展加工类相关产业，定位为加工型口岸。这些口岸都确定了自身优势产业，找准自身定位，为今后口岸发展指明方向，为相关产业链条的形成奠定基础。其次，大力推进电子口岸建设，实现通关电子化，提高口岸的通关效率。口岸电子信息商务平台建设解决了电子口岸缺失的问题，并弥补了口岸间的沟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口岸之间同质化发展和无序化竞争问题。此外，政府还应对口岸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和一定程度的资金支持。最后，相关部门应联合成立口岸协调部门，为各口岸解读国家政策，引导各口岸进行功能定位，调节各口岸间的矛盾，使得口岸能够拥有良好有序的和谐发展环境。
（四）健全商贸物流体系
第一，要加快建设货运班列的商贸物流业。加快开通黑龙江省各地到达欧洲的货运班列，建设现代化的物流园区，健全商贸物流体系，并发挥其在“龙江丝路带”战略中的重要枢纽作用。第二，要加快商贸物流集散基地建设。建设省内边境地区铁路物流集装箱集散中心，将其打造成中俄国际物流的大平_，通过宣传吸引国内外企业入驻，使其成为中俄贸易仓储中心和大型保税区。第三，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创建有关对俄服务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最后，解决“满仓进，空仓归”问题。积极寻求更多可以出口到俄罗斯的商品，提高物流效率。
（五）建设和谐的文化交流环境
应积极以政治互信、经济互补、利益互惠为原则进行经济合作，同时建设和谐的文化交流环境。第一，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加强对各国宗教文化的了解，加强政府间沟通，增加政治信任，并以丝绸之路文化为纽带，在国外举办形式多样的宣传黑龙江省的“文化节”。第二，大力支持黑龙江省的各大高校与日、韩、俄罗斯等高校进行教学科研合作，双方高校应该积极进行科研等活动，加快培养兼备语言、教育、文化、科技等知识的综合性人才。支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研发机构扩大对外文化融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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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带一路”；珠江一西江经济带；粤桂区域；区域合作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2-0043-06
一、加强粤桂区域合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当前，在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下分析研究粤桂区域合作发展新思路，对提升粤桂区域城市经济综合实力，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对提升粤桂区域城市开放合作水平，加快建设成为我国西南、中南、华南地区开放l展的新战略支点核心城市；对加快粤桂区域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粤桂区域合作有利于提升省会城市综合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先行一步并高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对周边区域城市产生了巨大的辐射效应，在泛珠三角区域“9+2”地区内，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商业流。据统计，2014年以来，仅南宁与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投资项目达577个，实际到位资金539.28亿元，涉及机械制造业、电子信息、食品加工、商贸物流、旅游、文教、娱乐、房地产、建筑等多个领域和行业。因此，深化粤桂区域合作，有利于粤桂区域当中的省会城市充分发挥自身特色，承接产业转移，实现资源互补，有效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辐射带动力和区域影响力，整体提升粤桂区域省会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水平。
（二）粤桂区域合作有利于泛珠区域城市的互动和融合
在泛珠三角区域内，除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外，其他9个行政区可划分为东部（广东、海南、福建）、中部（江西、湖南）和西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三大板块，三大板块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等方面均有明显差异，而有差异才有合作的空间和机会。粤桂区域位于东、中、西三大板块的连接处，拥有丰富的内河、海洋航运和水路、陆路直达运输资源，有利于形成与三大板块密切联系的中转枢纽；同时，随着商务部确定南宁、广州为落实内地与港澳加强经贸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示范城市，进一步密切了粤桂区域与港澳城市的经贸联系。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随着粤桂两省区合作的不断深化，对便捷城市间的人流、物流和商流，加强城市信息互通协作，促进泛珠区域城市互动和融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粤桂区域合作有利于与东盟市场的对接
2004年，中国一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一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永久落户南宁，南宁成为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的前沿城市。作为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的一员，粤桂两省区位于泛珠三角区域与东盟的地理交汇处，连接东西，贯通南北，是泛珠三角区域内与东盟国家既有陆地接壤又隔海相望的省区。粤桂区域在泛珠与东盟乃至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的“粤桂渠道”也正在形成。粤桂区域合作有利于搭建泛珠与东盟的海陆空交通枢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平台和产业合作基地，大大增强粤桂区域与东盟的对接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对发展地方经济、扩大中国对东盟的影响力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粤桂区域合作的新机遇与条件
在国务院提出“泛珠三角”战略的框架下，粤桂区域省会城市谋划新发展已是一个重大课题；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使粤桂区域再次位列国家发展大局中，粤桂区域合作有了新的内涵，更迎来了新一轮的重要发展机遇时期。
（一）粤桂区域合作新的机遇
1.区域一体化发展为粤桂区域合作提供了典型案例和实践经验。从国际形势上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成为世界各国提高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的必然趋势，大多数国家都参加了不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成了以城市群为节点的区域一体化。当前，国外有几个城市群以江河湖海为依托载体，实现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区域整体优势，其中具有代表的城市群有：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从东京、横滨，到名古屋再到京都、大阪、神户；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分布在五大湖沿岸，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并一直延伸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这些城市群重视江河湖海资源的开发利用，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一体化范围越来越大，合作的内容和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从国内发展上看，政府主导和市场参与作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两大推动主体，并在其双重力量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代表性的区域经济板块。如以江浙沪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经济区、以京津冀为代表的环渤海经济区等三大区域板块，在全国和区域经济中发挥着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本地区特色经济区域发展。以上城市通过城市群合作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以集聚效应形成资源洼地和经济增长极，为粤桂区域合作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借鉴启示。
2.中央政府顶层设计为粤桂区域合作提供了发展方向和政策保障。2004年中央提出“泛珠三角合作框架”，将内地9个省区和港澳两地共同纳入泛珠三角经济区域，9个省会城市广州、福州、南昌、长沙、南宁、海口、成都、贵阳、昆明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合作协议》，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合作正式启动。十年之后，2014年7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横跨东西部、以流域经济合作为主题的区域规划。按照《规划》要求，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将以“一轴、两核、四组团”的模式进行空间布局，确定南宁与广州并列成为珠江一西江经济带中的“双核”城市。随着珠江一西江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表明国家在南方地区将形成由长江、珠江两大国家战略级全覆盖的新的区域发展格局，南宁、广州一并成为珠江一西江区域发展的龙头城市和泛珠三角经济区域的中心城市。2013年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使得粤桂两省区同时处于三大国家战略实施框架中，建立了更加紧密的东中西联动发展关系、新时期内地与港澳经济关系、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为推动国内大市场的形成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发展方向和政策保障。
3.各领域的联动互通为粤桂区域合作提供了发展契机和战略基础。粤桂区域城市经过十年的发展历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机制不断创新。尤其是珠江一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使得珠江一西江经济带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柳州、梧州、贵港、百色、来宾、崇左7个城市以及广东省的广州、佛山、肇庆、云浮4个城市在基础设施、经济联系、社会文化交流、生态环保、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加之粤桂区域资源条件优势互补，利益诉求互惠共生，功能定位协作发展，发展目标互利互赢，为粤桂两省区合作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并为多机遇重叠、多区域合作的粤桂区域积极参与，主动融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空间。
（二）粤桂区域合作的良好条件
从粤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可看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资源条件、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多重的优惠政策，为深化粤桂区域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粤桂两省区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东邻港澳，南临北部湾，西接中南半岛，处于中国西南、华南沿海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三大经济圈的交通枢纽中心以及泛北部湾、泛珠三角、大西南、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四个经济圈的结合部。“一带一路”背景下粤桂区域的发展应围绕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做文章，广西积极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广东则突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两省充分利用区域优势主动打造“一带一路”战略升级版。
2.生态资源禀赋优良。粤桂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首先就是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南宁地处有色金属地带，已勘探发现的有色金属有41种，为全国矿种的三分之一。其次，粤桂两省区作为我国西南、东南重要的产粮区和经济作物基地，盛产30多种农副土特产品以及40多种亚热带水果。再次，中草药资源丰富，有银花、田七、桂皮等300多种。最后，粤桂区域周边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是全国旅游、客货、物流中转站和集散地。
3.综合实力稳中有进。粤桂区域经济发展迅速，充满活力。以南宁为例，“十二五”期间，南宁市GDP年均增长10.6%，且在“十三32”规划中确定未来5年南宁GDP将保持年均增长8%的发展目标，为南宁与广东省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强大的动力。“粤桂渠道”凸显，投资潜力巨大。作为“一带一路”战略下的重要城市，粤桂区域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优势明显。“十二五”期间，广西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1.54%，而广东省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在对外投资的规模上也一直占据国内各省区的榜首位置。
4.优惠政策多重支持。特殊的区位优势使粤桂两省区中的地区享受了沿海开放城市、少数民族区域、边境地区开发和中西部地区优惠政策。除了享受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层面也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如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区域合作十分重视，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粤桂合作框架协议》《落实广东广西推进合作项目任务分工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深化桂湘合作框架协议》《全面加强闽桂战略合作协议》《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桂沪、桂渝和桂豫合作框架协议工作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制度。多重的优惠政策对于促进粤桂区域合作，形成发展合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推进粤桂区域合作发展的思路
（一）“一带一路”战略下粤桂区域合作有关省区的定位
根据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要求，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圈定的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一，广西的定位是“一带一路”有C衔接的重要门户，要大力推进港口、陆路、航空、口岸、信息等互联互通建设，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广东的定位是打造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枢纽、经贸合作中心和重要引擎，重点突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粤港合作和经贸合作等三方面建设。“一带一路”战略下粤桂区域合作，有利于连接区域间的政策沟通、基础设施联通、贸易流通、融资畅通以及人员交流，实现海陆丝绸之路的互相支撑，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粤桂区域联动合作内容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下深化粤桂区域联动，合作形式上要建设网络状泛珠三角省会城市圈；合作内容上要实现省会城市圈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当前，“一带一路”战略下粤桂区域合作，主要是发挥南宁、广州两个中心城市增长引擎作用，并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空间布局，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梯度的联动关系。
1.着力发挥南宁市、广州市“双核驱动”效应。南宁市和广州市地处西江黄金水道直通粤、港、澳的重要枢纽，是省会城市，还是珠江一西江经济带的核心城市。粤桂区域合作要推动南宁市、广州市增长极城市产业集群化和经济集约化发展，实现交通联通、产业联动、城镇连片、生态联保，中心城市一体化逐步形成，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省会城市整体协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见图1）。
2.有重点、有层次、有步骤地推进粤桂两省区间城市的梯度合作。粤桂区域合作发展是区域城市之间，城市群之间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通过结合不同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进行合理的城市群布局，逐步从城市内部区域联合向跨地区综合性联合发展，形成“点”“带”“网”相结合的开放性流域空间格局。当前“一带一路”战略下粤桂区域城市合作，按照流域经济特征和城市群发展水平，经历不同阶段、不同水平的梯度联动合作（见表1）。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粤桂区域合作发展思路
粤桂两省区紧紧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建设机遇，借助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平台，通过城市群集聚和辐射作用不断强化和扩大区域影响力，进一步凸显“粤桂渠道”的区位影响力。基于不同层次的区域定位，其发展思路定位可通过以下四个层次体现：
1.通过“双核驱动”影响力深化粤桂合作。南宁市与广州市地缘接近，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但经济发展水差明显，并沿着珠江一西江流域呈现“发达-落后”梯度态势。粤桂两省区以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建设为契机，一方面借助西南工农业原材料加快发展，另一方面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实现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有效衔接和全面整合。作为重要增长极之一的南宁，可利用“双核驱动”影响力获得更大范围的资金、技术、人才、产品，形成强大的资金流、人流、物流、信息流。粤桂两省区通过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流动，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发挥“双核驱动”影响力，把南宁、广州两市打造成为引擎区域的重要增长极。
2.通过“泛珠节点”影响力推进东中西三大板块合作。东中西三大板块组成的泛珠三角区域内，由于各省会城市间资源条件的优势互补、交通体系的互联互通、经济发展的梯度极差等状态，使区域内的深化合作有着巨大的空间。粤桂两省区地处珠江三角洲产业转移的承载地和溯江而上发展的重点区域，加快西江航道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逐步建设，打通粤桂地区的大动脉，使粤桂区域成为真正意义上连接西南、中南、华南的重要枢纽和东中西三大板块构成的泛珠三角大区域的重要节点。作为“9+2地区”内的泛珠区域重要节点，粤桂区域内应加快建设区域性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业基地和信息交流、交通枢纽、金融中心，进一步提升两广的区域开放合作前沿中心城市地位，增强粤桂区域对西南、中南、华南地区的开放辐射带动作用，推进东中西三大板块的互动和融合。
3.通过“CEPA”影响力促进港澳与内地合作。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一直作为港澳连接内陆的重要腹地发挥积极的作用。港澳作为重要的外资来源地，随着“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一方面，要发挥南宁、广州作为“落实CEPA示范城市”的品牌优势，消除贸易和关税壁垒，面向港澳地区重点开展高新科技、现代服务业专题招商，力促港澳大企业投资粤桂区域。另一方面，粤桂两省区要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内陆市场资源，紧紧抓住承接产业转移和服务业开放合作两个重点，使南宁成为港澳直接腹地的省会城市，推动香港、澳门的直接腹地从珠三角延伸扩大到泛珠三角，深化港澳与内地市场的合作交流，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高港澳与内地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同时，也为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提供重要的支撑条件。
4.通过“中国-东盟”影响力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通过建设陆地和海上交通走廊及网络，进一步加强亚非欧三大洲的联系。粤桂两省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有各自的定位和发展，在深化粤桂两省区合作中，着力打造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新门户新枢纽，要通过发挥“中国一东盟”合作发展的“门户城市”影响力，为东盟与我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提供平台和服务支持，加强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合作，大力发展与东南亚地区合作的“纽带产业”，不断提高粤桂两省区在中国一东盟合作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以东盟为重点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整合。四、“一带一路”战略下粤桂区域合作的保障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沟通机制
1.完善泛珠三角省会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建议在联席会议制度内根据工作需要成立专责小组，明确牵头部门和责任单位，切实推动粤桂区域合作取得务实成果。
2.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建议由粤桂省会城市主要领导成立联合协调理事会，作为合作建设的最高领导与协调机构，负责决定与协调合作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3.畅通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发挥商会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动承接产业转移工作。建议将部门推进的合作协议落实的责任分工完成情况纳入督查工作计划，加大督促、检查力度，持续推动粤桂城市工作发展。
（二）强化区域政策协调
1.共同争取国家先行先试政策支持。深入研究粤桂两省区在国家政策层面可享受的先行先试政策，争取国家将环渤海、长三角区域在产业、金融、环保等先行先试政策拓展延伸到粤桂两省区域合作中，尽量争取更多部级的先行先试政策落户粤桂区域。争取利用珠江一西江经济带等优惠政策，在金融改革、财税和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流域治理等领域加快创新实验，率先开展相关领域的改革试验点。对跨省区合作的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重点产业项目共同争取国家在资金、土地方面的支持，获得更多的政策叠加。
2.加大市场要素政策协调力度。粤桂区域合作应加强沟通，在政策上实现协调一致，统筹规划区域内的要素市场政策。加大政策的引导作用，降低物流、人才流、信息流、资本流和知识流在区域内流动的约束和流动成本，实现资源在粤桂两省区区域内优化配置，使开放的市场成为要素流动和集聚的有效载体。可以发起粤桂省会城市产业发展投资基金，重点支持合作中优势产业、新兴产业、高精尖产业的发展。吸收引进更多社会投资人和国内外投资机构加盟，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为理念，最大程度发挥基金的乘数效应。
3.加大产业政策协调力度。进一步优化粤桂两省区城市产业布局，使省会城市建立起基于自然资源、技术水平、经济基础等要素的产业结构，发挥各省会城市的比较优势。同时，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南宁、广州等城市既有竞争更有合作，应实行差异化、互补的产业政策，避免同质化引起的恶性竞争。要进一步优化粤桂两省区城市产业结构。广州市、港澳应发挥其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同时，支持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推动整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整体实力。
（三）搭建畅通的合作交流平台
1.搭建政一产一学一企合作交流平台。要构建纵向连接政府、产业、高校、企业，横向连接粤桂两省区城市合作会商制度，协调、互助制度，共同规划和建设一批共性技术、关键技术攻关和创新平台，合作研究区域产业发展、科技创新、适用技术等课题，实现区域技术创新的共享。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5
为此，《经济视点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制订该区域划分方案的主要参与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刘锋博士。
经济视点报：新的区域划分设想将内地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并细分为综合经济区，这与以往的“东、中、西”划分方法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次提出综合经济区域重新划分的背景是什么？
刘锋：区域划分是制定区域政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发展条件和水平的巨大差异。迄今为止，就区域划分而言，官方和学者提出了不下几十种的方案，但由于各种原因，目前使用较多的还是“七五”计划时划分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提法。目前，这种划分方法显得过于粗略，不便于深入分析区域差别和制定区域政策，难免产生政策上的“大而统”和“一刀切”。
“十一五”期间，为配合我国实行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区域划分需要建立相应的多层级体系和框架，以便于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
经济视点报：在旧有的划分中，国家实行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优先，带动中、西部发展的战略。重新划分后的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同以往区域间的合作有什么不同？
刘锋：总体上来说，有了大的经济区以后，在经济区内部，可以对经济区内的经济联合起到比较强的推进。
传统的三大地带差异比较大，现在就是考虑能不能有更具有分类指导意义的划分，更具有可操作性，像东北三省，东南沿海的上海、浙江、江苏等区域，要对整个区域的区域定位、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发展等方面作出具有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规划。
经济视点报：综合经济区域的划分依据是什么？
刘锋：考虑到中国的国土面积广阔，地区差异性大，区域划分需要建立相应的多级多类型的体系和框架，既有一级的经济区划，还有层次分明的次级区域，这将有利于政府统筹安排，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
从“十一五”规划的需要出发，为适应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之需，进行区域划分主要考虑以下因素：(1)空间上相互毗邻；(2)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结构相近；(3)经济发展水平接近；(4)经济上相互联系密切或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5)社会结构相仿；(6)区块规模适度；(7)适当考虑历史延续性；(8)保持行政区划的完整性；(9)便于进行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
经济视点报：黄河中下游综合经济区域的定位主要是能源开采和奶业基地，但河南在这一地区内的农业大省的现实却没有考虑进去。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河南的农产品加工业不仅在省内，甚至在全国都有相当的影响。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是否会影响某些未被列入规划的产业的发展？
刘锋：目前的报告还只是一个很简要的定位，它并没有面面俱到地对一个区域进行较全面的阐述。比如，河南和山西划在了一个区域，但它们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农业大省，一个是能源大省，要想使国家的某项具体政策在这一区域完全具有互通性还是比较难的，但总的来说，这比三大经济带的针对性更强一些。
鉴于科学划分经济区域需要做深入系统的综合性研究，本报告只对第一个层级和第二个层级的区域划分作稍微具体一些的设想，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经济视点报：中部崛起是2005年的一个热点，中部六省也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区域合作的决心。但在新的“十一五”规划构想中，中部却被一分为二，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划入长江中游经济区，山西、河南划入了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这对刚刚起步的中部崛起是否会形成冲击？
刘锋：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这些划分，可以说是一种政策区划模式，是配合政策出台的需求。这和目前进行的综合性经济区域的划分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也不完全吻合，不过虽然中部被划入了两大综合经济区，但实际上这些综合经济区内的中部省份还将保持着经济上的紧密联系。
经济视点报：目前，中部六省正在努力争取国家出台针对中部的优惠政策，但是一旦实行了综合经济区的划分，会对国家出台的政策造成什么影响？
刘锋：中部分属到两大综合经济区，国家出台针对这两个板块的政策研究将会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但是大的政策思路、出发点还是比较相近的，像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中部的需求都是一样的。可能具体到每个综合经济区，会有些差异或微调，这样可以增加政策的针对性和因地制宜。
经济视点报：目前，已形成了几大自发的区域经济合作，像泛珠三角联盟已扩大到11个省，长三角扩充的讨论也不断见诸报端，如何看待规划中的区域和自发形成的经济区域之间的关系？
刘锋：这是两个层面上的事情，一个是一套完整的区域划分的体系，另外一个是我们所鼓励的不同范围、不同区域和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比如长江经济带的合作。
现在，我国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如珠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地区、长江三角洲、泛长江三角地区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合作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国家要在政策层面上和舆论层面上鼓励地区之间开展合作。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有着更多内在关联性的区域板块的划分，通过这种划分可以构建新的经济区划体系，合理界定经济区域定位、功能及其发展方向，便于在国土规划、基础设施、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生产力合理布局等方面的统筹协调，提升区域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
【链接】
综合经济区构想
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最大的煤炭开采和煤炭深加工基地、天然气和水能开发基地、钢铁工业基地、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奶业基地。长江经济带相关政策范文6
【关键词】 “西江经济带”； 金融政策； 合作共赢
一、构建“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的背景概述
2009年12月7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西江经济带”概念，确立了江海互动的发展思路，把打造“西江经济带”与发展北部湾经济区相提而论，规划把南宁建设成“国际区域性交通运输枢纽”，把柳州、梧州建设成“国内区域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酝酿编制《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提出了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港澳和广深等地珠三角的龙头作用，把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北部湾开放开发带来的机遇，把“西江经济带”争取为国家发展战略，作为我国“十二五”规划时期的建设重点，争取更多更好的财税金融政策，带动整个西江流域的开发。因此，“西江经济带”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
区域金融政策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杠杆。金融支持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亚于财税支持政策。区域经济发展重大产业项目的布局是根本，财税支持政策是吸引重大产业项目落户的条件，而金融支持政策则是拟落户的重大产业项目的重要决定因素和已落户的重大产业项目良性运行的保障。通过高效融通的区域金融政策，实现金融资源在区域内安全自由流动和合理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与金融市场共赢发展，不断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和整体实力。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西部大开发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北部湾经济区、泛珠经济区等区域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区域金融政策的支持。同样，区域金融政策对“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目前，“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已成为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酝酿编制《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研究的课题。
二、“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现状：与北部湾经济区优惠金融政策比较研究
（一）北部湾经济区优惠金融政策
2008年1月国家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北部湾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综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国家或自治区对北部湾经济区的优惠政策包括产业、财税、金融、土地、外经贸以及人力资源和科技开发政策和优化投资环境等一揽子优惠政策支持。其中，北部湾经济区享受国家或自治区的金融支持政策主要有：一是支持金融主体建设：发展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比如设立北部湾发展银行，支持经济区内金融企业分支机构实施升格或增加设置；鼓励和促进更多境内外金融机构到北部湾经济区设立分支机构；加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二是加强信贷支持：在信贷增量中保持一定比例用于支持经济区重点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经济区中小企业、“三农”等弱势经济组织和产业的发展。三是支持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发展：对从事中小企业担保的信用担保机构，免征三年属于地方分享部分的企业所得税。四是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开展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等。
（二）“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现状及研究设计“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的紧迫性
回头看“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现状，尽管国家或自治区已把打造“西江经济带”与发展北部湾经济区相提而论，但经济带的金融优惠政策乃至专家学者对这方面的政策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西江流域，被称为联通大西南的“黄金水道”，贯穿云、贵、桂、粤四个省会城市，沿岸五十多个地级市，直达港澳，涉及GDP上万亿，西江流域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经济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目前，“西江经济带”建设遇到的资金瓶颈问题前所未有。就“西江经济带”广西沿岸五市金融机构而言，除了自治区首府南宁市遍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国家四大商业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中信银行等金融机构，梧州市、柳州市、贵港市、玉林市四城市基本上只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落户，而且整个资金存放量小，远远无法满足“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态势的资金需求量，“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资金需求矛盾日趋彰显。而“西江经济带”金融合作由于缺乏区域金融优惠政策支持以及各地利益博弈，无法吸纳珠三角及国内外资本进驻。资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融资渠道的畅通可以改善投资环境，为当地经济发展起到较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目前，“西江经济带”建设投融资规模小，并且投资存在短期化，不利于经济区投资结构的优化和良性发展，不利于企业做优做强，直接影响“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加速“西江经济带”港区、保税区、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的产业一体化进程，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带，促进沿江第二产业带动第一第三产业，推进“西江经济带”建设，加快经济带协调发展步伐，必须得到多层次、梯度性、合作共赢的“西江经济带”建设金融政策体系的支持。因此，推进“西江经济带”建设，或争取“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研究时不我待。
三、构建“西江经济带”建设金融政策体系的前期分析
（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了区域分工合作和金融资源的市场配置
区域生产要素的差异，导致区域产业的集群或转移，促进区域行业或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和不断循环分工合作，从而引发区域经济利益的博弈：增加或外溢。这种周而复始的分工合作与利益博弈，推动了区域分工合作的不断深化和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造就了区域金融的更紧密合作。让金融在区域资源流动中更好地发挥配置导向和市场调控作用，为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样、便利和完善的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前景才更广阔。这种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趋势给“西江经济带”建设带来了辐射效应。
（二）投资多元化，激活了区域资本市场的开放开发
伴随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世界性能源短缺，促使全球性经济板块的循环流动和区域经济的密切合作，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异常活跃，经济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的投资活动日益频繁，出现投资多元化和融资多样化的趋势，进一步催生区域经济多样化和区域金融供求之间的矛盾。区域金融政策是实现区域经济扬长避短、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实体互动的政策工具与价值杠杆，因为多元化资金是区域产业政策、产业开发与升级、人才资源与智力的支持、科研与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的财力支撑和保障。因此，投资多元化趋势给“西江经济带”建设带来多样化的融资平台。
（三）利益均等化，促进区域金融政策体系利益目标趋向一致性
目前存在的城乡与地区间贫富差距拉大和经济发展失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高与非均衡性等问题相当突出，尤其是欠发达西部地区由来严重。“西江经济带”（广西）地处华南、西南结合部，是我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地带，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是一个联边、联江、联海的多少数民族的后发展欠发达地区，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化与东盟开放合作、维护国家安全和西南边疆稳定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按照十六大四中全会的部署，我国将于2020年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融资是财政的一大功能，通过财政贴息、信用担保等政策手段，为缩小城乡与地区间贫富差距，促进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为促进区域金融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利益目标一致性奠定了政策基础。
转贴于 　（四）资源差异化，导致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性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永恒的主题，与之相随的另一面则是地区差距这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难题。正因为资源差异化引起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了不同区域对金融需求的非均衡性，从而出现了区域之间资金供求的不平衡，为研究制定区域金融政策和实施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济基础与实践需求。
四、构建多层次、梯度性、合作共赢的“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与实践机制
根据“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与潜力，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的要求，坚持区别对待、分类引导的原则，充分凸显“西江经济带”后发展的区域政策优势和“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突出“西江经济带”与其他经济区域的政策重点差异，研究制定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手段多样、科学有效、现实可行的多层次、梯度性、合作共赢的金融政策体系与实践机制。
（一）地方政府积极推动“西江经济带”区域金融合作，努力构筑融资平台
1.科学制定《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并以地方立法的形式确定，以保持政策的持续性。通盘制定“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的总体规划、实施方案、总体框架、原则、内容、配套措施等，统筹协调“西江经济带”的省际、城际发展框架和产业布局、交通运输枢纽、通信信息及管理系统的建设，为实现区域内密切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2.建立“西江经济带”金融利益协调和交流机制。在平等、互惠、自愿、合作、务实、双赢的原则下，定期召开“西江经济带”合作与发展金融论坛和联席会议，协调好金融运作中的问题，定期签署金融战略合作备忘录，努力消除金融组织体系和资金管理体系的“区域壁垒”，引导金融资源在区域内自由高效地优化配置，推进金融政策为“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的进程。
3.设立“西江经济带”财政专项启动资金，加大政策支持和调控力度。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精力投入、财税金融政策和资金支持。地方政府要设立“西江经济带”财政专项启动资金，专门用于“西江经济带”建设的区域金融共同合作的项目启动扶持投入和重大建设项目的财力支持。强化财政投资导向，加大对区域内龙头企业和支柱产业的财政扶持力度，财力支持建立企业孵化器，不断培植经济带企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高新技术附加值，重点支持“西江经济带”产业一体化、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带、沿江第二产业带动第一第三产业。同时，通过财政适度投入和调节资源增量，来聚集和整合经济带现有的存量资源，激发“西江经济带”的依托单位和参与单位之间的联合、协作、开放、共享的积极性，不断增强经济带建设的自我保障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4.构筑融资平台，创造良好的“西江经济带”投融资环境。针对“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资金瓶颈的问题，地方政府既要注重用好政府投资、财政补助、政府采购、财政贴息、支付设备使用费、政府租赁等传统财政扶持政策，也要根据不同情况运用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创新方式，实施以政府为平台和企业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金融政策。通过政府引导，建立“政府支持、多方参与、风险共担、银企合作”的信贷担保体系以及政府资助的企业信贷担保制度，提供和支持信贷担保，搭建企业与银行（包括国内、国外）融资的舞台；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充分利用“西江经济带”现有的基础设施和条件，对“西江经济带”现有产业实行资产重组，资源共享，资金增值；通过政府引导，以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投资基金和增资扩股等方式扩大“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融资渠道。
（二）支持金融主体建设
设立“西江经济带”国家政策性银行分支机构，建立健全“西江经济带”地方商业银行。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特区依靠招商银行这个偏居蛇口的区域性银行，实现了深圳特区经济建设的“造血功能”，缓解了地方融资开发的困难和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北部湾经济区依靠北部湾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的鼎力支持而风生水起。“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离不开区域性金融机构的支持。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在广西只有首府南宁市设立分行。因此，设立“西江经济带”国家政策性银行分支机构是经济发展之大势所趋。通过银政合作，把开行的融资与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同时，采取市场准入、项目用地、环保审批、财税支持、金融服务、外贸服务、劳动力支持、安全服务等更加优惠的财税配套措施或政策，在货币结算、货币兑换和金融市场发展、金融监管协调以及融资贷款等方面，加快建立有效的金融合作机制，鼓励和招揽海内外银行家和境内外金融机构到“西江经济带”设立分支机构；加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支持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发展。尤其值得尝试的是整合“西江经济带”云贵两广四省区域内城市商业银行或“西江经济带”广西五市商业银行，按一定的财政资金比例或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募集资金，共同组建“西江银行”，为区域内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政策性贷款以及区域金融合作平台，促进区域内双边或多边金融业务及金融资源共享，引导资金合理流动，实现在整个“西江经济带”区域内的资金融通，以促进“西江经济带”成为泛珠、泛北部湾经济区新兴的经济增长带。
（三）创新“西江经济带”投融资模式
坚持市场化方向，培育多元投资主体，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合作。建立政府构筑投融资平台，企业自筹资金为主、政府扶持启动资金和其他多种渠道筹措资金为辅，以优化区域资本结构与资源配置的“西江经济带”建设投融资机制的辐射性模式，按照“适扩总量，调整存量，优化增量，提高质量”的思路，把“西江经济带”建设的市场、产业、资源、布局、规划、资金与管理统一研究落实，确保“西江经济带”快速协调发展。此外，积极引入和发展项目融资、BT、BOT、PPP管理模式等现代融资创新工具以及银团贷款支持大项目建设的融资模式，鼓励区域外资本对“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物流园区、交通枢纽等基础设施以合资、合作、参股以及杠杆融资、股权投资、重组并购、产业整合、创业投资、风险投资、融资担保、基金管理、金融租赁与信托投资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参与企业改制、企业经营、产业升级或金融业务。此外，创新民间投资创业机制，利用财务、税务和财政政策杠杆，鼓励和促进社会资本和个人资本向“西江经济带”投入，以提高民间投资在“西江经济带”投融资份额的比重。从而为“西江经济带”建设探索建立财政资金、国家政策银行金融资金、商业银行金融资金和民间投资资金协调联动的信贷模式，为“西江经济带”建设搭建高效的融资平台。
（四）加强“西江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投资者的开发合作
区域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重大产业的带动。通过西部大开发、泛珠、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发展以及广西民族等优惠政策的金融杠杆，强化区域比较优势，在税费、资金和区域基础设施及信息化建设等扶持政策下，鼓励如国投电力、中石油等强势企业的进入和东部产业转移，所产生的强烈投资态势和强大的辐射效应，在激活更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同时，吸纳珠三角及国内外产业与资本进驻，带来数以百亿、上千亿元资金流的投资辐射强度，有利于增强“西江经济带”综合竞争力，形成“西江经济带”交通、资源、制造、加工产品带和产业集聚群及物流园区，进一步培育“西江经济带”富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提高“西江经济带”核心企业的整合能力和发展速度，带动整个“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