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国贫富分化世界最大差距最大的两个家庭是

可口可乐将大自然的馈赠变成廉价消费品,创造出大量利润。

作为每秒卖出两万瓶的“肥宅快乐水”,可口可乐一向以其高超的营销能力著称。白胡子、红棉袄的圣诞老人形象是可口可乐公司确立并推广开来的;从1928年开始,可口可乐就开始赞助奥运会,把品牌名称和这项国际赛事捆绑在一起;甚至连明星代言,也是可口可乐率先提出的战略。近些年,可口可乐把天然呆、喵星人、高富帅等网络热词印在瓶身上,鼓励消费者和朋友分享。

广告当中用来标识品牌形象、培养用户忠诚度的活力四射的足球明星、红扑扑的圣诞老人等等,为可口可乐营造并维持了一种热情亲民、常伴左右的形象。而实际上,可口可乐公司售卖的只是水、糖和咖啡因的低价混合物,必须要获得大量的原材料才能够维持产品生产。早在20世纪中叶,可口可乐公司就已经成为了世界饮料业最大的糖类、成品咖啡因和铝罐、塑料瓶的购买商,而它对水资源的消耗也堪称世界企业之最。在《可口可乐帝国:一部资源掠夺史》当中,俄亥俄州立大学环境史助理教授巴托·J.埃尔莫尔提出,可口可乐正是凭借着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获取了巨额的利润。

可口可乐聘请商业插画家Haddon Sundblom创作了圣诞老人形象。身着红白色衣服,带有亲切笑容,圆脸颊的圣诞老人手持可口可乐,念出广告语“The Pause That Refreshes (享受清凉一刻)”。

随着企业向全球的扩张,可口可乐的生态胃口越发难以得到满足:它消耗了所在地区大量的生活用水,并鼓励一些位于干旱地区的瓶装商不断向地下挖掘,超负荷地索取所需的水资源;它的蔗糖和咖啡供应商高度依赖于当地的土壤肥力和水资源;而与此同时,可乐空瓶也已经在垃圾填埋场堆积如山……巴托·J.埃尔莫尔看到,可口可乐公司一直以来都在利用世界各地纳税人资助建造的废弃物回收系统、公共水资源和接受政府补贴的种植园,让当地政府的隐形付出为自己节省下大笔费用,却逃避了应当承担的责任。

如今,企业社会责任一词风靡全球,可口可乐公司也向外界传达着这样的信息:可口可乐是为公众服务的企业公民,而不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但另一方面,它依然是十足的采掘工业,不仅将大自然的馈赠变成廉价消费品,以此创造大量利润,而且还常常把采掘工序隐藏起来,将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供应商、加盟商和政府。它要求世界各地的人们交出宝贵的资源,声称能够运用技术和商业头脑,把资源变成世界真正需要的产品。可是,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交易吗?

水:将公共用水转化为公司利润

2014年,距离当地人开始抗议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位于印度小村庄普拉齐马达(Plachimada)的可口可乐瓶装厂终于关闭了。2000年,在工厂建成6个月后,当地人就开始反映水质不再适宜饮用,水变成奶白色且开始变咸。随后便有村民感染了不知名的胃病和皮肤病;农民发现井水变少了,农作物产量也降低了。环保组织Corpwatch India发现,由于可口可乐公司过量汲取水资源,水中钙镁元素已经超标。为此,从2002年开始,当地社会人士成立了“抵制可口可乐委员会”,要求关闭当地的可口可乐瓶装厂。

“请停止偷窃水资源,可口可乐。”印度民众举牌抵制可口可乐。

与普拉齐马达的情况类似,20世纪初,在墨西哥小镇查姆拉,可口可乐公司也受到了当地人的攻击。他们称,时任墨西哥总统的维森特·福克斯曾任可口可乐墨西哥分公司的高官,他签发了“允许墨西哥中部的可口可乐瓶装厂在含水层获取数千加仑用水”的许可证,而且这些水完全是免费不限量的。可口可乐消耗了当地大量的水资源,却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在澳大利亚,可口可乐公司也在几乎以免费的价格使用着当地的水资源,加快了地下水的枯竭。但是,在很多类似的与当地民众的斗争当中,可口可乐公司取得胜利的次数远远要多于失败的次数。

为什么可口可乐的瓶装厂要大量攫取水资源?从根本上说,制作可口可乐最主要的原料是水。在开始兜售第一批浓缩糖浆(注:可口可乐公司在创办之初,主要是通过向瓶装商销售浓缩糖浆来赚取利润,因此,仅仅是促成糖浆供应商和瓶装商的生意,钱财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入公司)的19世纪80年代开始,可口可乐公司就开始将各地政府水管中流淌的公共用水转化为公司利润了。政府不仅修建了自来水厂,而且还投入大量资金,建立配套设施来处理废水。这并不仅仅包括每家每户的水管,还包括了水库、水坝、沟渠和过滤系统。截止1915年,美国城市公共用水系统的总价值超过了1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城市为供水付出的成本还会不断上涨。不过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只需要为其耗费的大量水资源支付少量的费用。各级政府知道,廉价的水费可以吸引企业,由于政府不惜赤字的代价也要确保自己的竞争优势,可口可乐这样的工业用水大户便成为了真正的赢家。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缺乏足够的钱改善基本的供水设施。一种观念开始在美国盛行起来:瓶装水可以替代不够好的公共供水系统。80年代,里根总统坐镇的联邦政府则致力于消除限制商业自由发展的政府管制措施,任由事态恶化。这为可口可乐“承担新责任”提供了契机,他们认为可以抓住商机,替代政府提供产品和服务。当时的其它饮用水公司往往从泉水当中获取水源,百事公司率先开始使用当地的自来水,经过净化成为本公司出品的瓶装水,这样一来就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瓶装设备和城市公共用水的低价格优势了。

可口可乐公司决定效仿这种做法,充分使用公共用水,将其转化为公司利润。同时,为了确保瓶装商对公司的依赖,可口可乐将一定量的矿物盐增添到水中,矿物盐就相当于瓶装商必须购买的浓缩物。就这样,可口可乐公司开始通过瓶装水获取惊人的利润。据加拿大团体北极星研究所调查发现,2007年,可口可乐公司从佐治亚州玛丽埃塔市获得市政用水的价格是每加仑0.002美分,而每加仑瓶装水的价格是4.35美元。也就是说,在这座城市里,1加仑可口可乐瓶装水的价格是市政用水的20万倍。就这样,可口可乐公司一边把瓶装水包装为比自来水更加安全、纯净的饮用水,一边利用政府公共用水带来的便利,赚取大量利润。

可口可乐并没有满足于国内市场的成功,在20世纪末,公司向联邦政府寻求建设瓶装厂的援助,认为自己还可以为世界各地数百万缺水的人带来新鲜纯净的饮用水。1990年,公司获得了海外私人公司(美国按照1964年制定的对外援助法案成立的公司,其目的在于协助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投资)对其在巴巴多斯、牙买加、埃及、加纳、尼日利亚等国家的瓶装厂的贷款担保。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相信,此举可以促进美国以及所在国的就业、技术传播和知识传递,促进本地的发展。可是,事实确实如此吗?在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关于尼日利亚的罐装项目合同中,有一条批注称,可口可乐公司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为所在国提供瓶装饮用水”。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提供的4800万美元资助大部分用于提高可口可乐销量,仅有极少部分用于改善尼日利亚公共用水的基础设施。虽然实际上,这些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瓶装厂,而是对当地大型公共供水系统的投资。

今天,如果你来到普拉齐马达这样的小村庄,或许会因为当地的水质条件差而选择瓶装水或者可口可乐——显然,如果你饮用自来水,可能会患病。但是你应当意识到,可口可乐并非拯救者,它的到来并非缓解、而是加剧了这些地区的水资源枯竭和污染。

咖啡因和糖:破坏生态环境,拉大贫富差距

水不是可口可乐公司唯一大规模使用的自然资源。作为可口可乐配方中极为重要的成分,糖分和咖啡因的获取也离不开大规模的资源和社会掠夺。

早在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纪录片《可耻的丰收》当中,就揭露了可口可乐旗下美汁源柑橘种植园的罪恶:种植园里的黑人不仅无法得到充足的水和食物,而且他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长。过了十年,农场工人的条件依然没有提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另一部纪录片《移民者》带领观众参观了可口可乐农场的普通工人家庭——破旧的棚屋里,设施简陋而匮乏,而且没有厕所。

为了平息众怒,可口可乐公司承诺要提高工人们的工资待遇。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带来了经营成本的上升,意味着公司利益受到了损害。于是,可口可乐公司开始签外订合同,把种植的责任转移给拉丁美洲的一些公司。

可口可乐的咖啡业务一直使用这样的策略。可口可乐的配方需要公司大量购买咖啡因,其旗下的咖啡品牌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咖啡豆。将咖啡外包这一战略的高明之处在于,美国人对美国本土发生的不公正十分关注,但如果可口可乐从世界各地的独立生产商那里购买原材料,人们就不会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和可口可乐公司直接挂钩。

实际上,咖啡种植极具破坏性。由于喜阳而非喜阴的咖啡品种最受青睐,这就意味着,巴西农民不可能把咖啡种植在树木茂盛、阳光稀少的树林当中,他们用砍伐和烧毁的方法,使得八百多种树木品种最终灭绝,也让许多在其间生活的昆虫、鸟类、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清除一片森林所获得的土地的肥力,在仅仅20年之内,就被频繁密集的农作消耗殆尽。于是,种植者们不得不去开垦新的森林。为了满足可口可乐公司的需求,巴西农民将许多优质、多样化的生态地区转变为了单一的咖啡种植园。另一方面,流向砍伐工人和咖啡采摘工人的利润是极少的。在拉丁美洲的其它地区,生态模式也类似。到20世纪中叶,萨尔瓦多的富裕阶层把国土的1/4都变成了咖啡种植园,维持农场运作的重担则落在了穷人身上,造成了极大的贫富差距。

到上个世纪7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成品咖啡因购买者和美国第三大速溶咖啡生产商,对从热带地区获得廉价、稳定的咖啡豆有着极度的依赖。可口可乐公司的原材料采购,持续地支持着这个严重依赖热带国家的社会和环境资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下,生产国最珍贵的资源消耗殆尽,而穷人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穷。不仅如此,非洲、东南亚很多国家在90年代也开始纷纷效仿这一做法。仅仅在1994年,越南的咖啡种植者就砍伐了30多万英亩的原始森林。

与咖啡采购类似,可口可乐公司在海外使用蔗糖为饮料增加甜味的做法,也给热带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口可乐公司及旗下的生产商使得生态多样化的热带森林变成了单一甘蔗作物种植园。年期间,巴西南马托格罗索州地区的蔗糖产量增加了三倍,可口可乐公司的蔗糖供应商之一邦吉集团把种植区扩大到了当地瓜拉尼土著人居住的地区。瓜拉尼人指出,蔗糖种植中使用的农药污染了河道,秸秆焚烧则造成了大气污染。而在柬埔寨,可口可乐公司的一家蔗糖供应商被指控和当地企业联手,为了侵占69平方英里的甘蔗种植园驱逐了五百多户家庭。

在美国本土,因为国家补贴之下的原材料玉米很便宜,可口可乐公司使用高果糖玉米糖浆代替蔗糖。在玉米需求的不断增长之下,美国中部大平原各州脆弱的生态系统成为了无边无际的单一玉米种植地,需要大量水、化肥和农药来维持和提高产量。科学家已经指出,玉米种植地的化肥随着雨水流入密西西比河,导致藻类蔓延,造成了沿岸近两千平方英里的生态死区。而随着灌溉面积的持续扩大,地下水的水位也在不断下降。于此同时,虽然高果糖玉米糖浆降低了数千万美元的可乐生产成本,可口可乐公司却并未降低产品的价格,甚至还把可乐瓶变成了“超大量”:人们会为大瓶可乐多支付10美分,而增加分量只需要2-3美分的甜味剂。就这样,受到国家补贴的农产品鼓励人们朝着过度消费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不健康道路上越走越远。

包装:公民为包装废弃物掏腰包

可口可乐公司对资源的索取和对环境的破坏并不仅仅产生在获取原材料的环节。实际上,他们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大量污染物——金属罐和塑料瓶。这些瓶瓶罐罐堆积如山,让填埋场迅速达到饱和,垃圾堆放点不断地向低收入居民区靠近。

在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产生之前,可口可乐实际上是产品包装回收的先驱。最初,可乐生产商们购买了大量的玻璃瓶,价格非常昂贵,因此希望消费者喝完瓶中饮料之后重新把瓶子还给经销商。因此,在40年代,一个可口可乐玻璃瓶平均会经历22次重复利用。不过,到了50年代,可口可乐开始使用金属罐作为饮料容器,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金属罐饮料的优势显而易见:运送每千件金属罐装饮料所耗费的汽油,还不到每千件可回收容器的一半;此外还可以节省回收和清洁的劳动力成本,甚至可以减少仓储和机械成本。

在50年代,成千上万的一次性瓶子和罐子散落在美国的各个角落,河畔、公园、河床,随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人们憎恨企业对大自然的滥用和破坏,开始呼吁酿酒公司、饮料公司和包装行业处理这些垃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口可乐公司及其软饮界的竞争对手联合金属罐装公司、包装公司,创建了全美第一家反垃圾组织“美丽美国”。它的核心目标在于转嫁外界对企业造成饮料容器垃圾问题的责难,因此,它向消费者传达的理念是:“随手丢弃废弃瓶罐的行为,应该由公民个人,而不是企业来承担责任。”“美丽美国”制作了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册和电视广告,劝告群众承担起保护环境的义务和责任。除了“美丽美国”之外,可口可乐公司还依赖在首都华盛顿的游说团队美国软饮料协会来争取各界支持。该协会在各处张贴了上千万份的广告,试图告诉大家:“是人,而不是容器本身”需要为日益严重的垃圾问题负责。

可口可乐公司、美国软饮料协会和“美丽美国”组织在六七十年代的公共宣传活动,确实帮助企业将公众的视线从自身转移开去,却并没有解决日益严重的垃圾问题。一些州开始颁布强制性污染税征收法令,美国国会也开始考虑针对一次性容器制定全国性的法律,众议院提议禁止在美国销售一次性饮料容器。软饮包装行业的代表则辩解称,如果只生产可回收玻璃瓶的话,“成千上万的工厂员工将面临失业。”在地方层面,这种说辞也十分有效。一谈到可能让多少个家庭失业的问题,议员们就无言以对了。

软饮料业、包装业和酿酒业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方式,告诉大家,回收是替代强制性保证金的有效措施,因为保证金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增加消费者税负,而回收还可以保存就业机会。在70年代,各企业设立了多个回收中心,开始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它们在回收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可口可乐公司在广告中声称:“我们的政府不需要再为设立回收中心而烦心了!”实际上,回收系统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导致入不敷出,公司一方面进行大量宣传,自诩为回收项目的功臣,强调公司对环境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它们支持清理行动的热情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消退。据《华盛顿邮报》统计,这一时期涌现的三千多个回收中心由于无法收回成本而纷纷倒闭,到70年代末已所剩无几。在免于缴纳强制保证金之后,饮料商们又开始将责任转嫁:它们提出,回收工作的正常运转需要依靠联邦政府的资助。它们的提议再次成功了: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资源保护与回收法案》,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支持力度。这让纳税人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而可口可乐公司等企业得到了解救。

如今,没有人能够知道路边的回收系统到底耗费了多少公共资金。可口可乐公司等私有企业总是动用它们出色的游说能力,把原本属于企业的废弃物处理责任转嫁给公共部门。就这样,到最后,消费者和纳税人承担了大部分责任,补贴了饮料企业的包装物回收系统,使得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无需为包装废弃物的泛滥承担任何代价。

《可口可乐帝国:一部资源掠夺史》[美]巴托·J.埃尔莫尔 著 林相森 张雪媛 译格致出版社 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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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很大,国家很多,传奇的、曲折的故事也很多。

有一夜暴富,有一夜破产,有一夜爆红,也有一夜声名狼藉。

而赤道几内亚就是一个颇为传奇的国家。

或许,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个国家。

但是,它却是一个非常有趣和神奇的国家。

赤道几内亚位于非洲中西部,是一个以种植夜为主的国家。

它原来被葡萄牙入侵过,后来又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受西班牙统治。

因而,即使到了现在,赤道几内亚的官方语言都是西班牙语。

1968年10月12日,赤道几内亚宣布独立。

独立之后的赤道几内亚很穷,一直都被列入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可是,一夜之间,赤道几内亚就暴富了.....

暴富的原因也很简单——石油。

1996年,赤道几内亚发现了大量石油资源。

于是,发现了大量石油资源的赤道几内亚经济飞速增长。

甚至,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曾超过2万美元。

2016年,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也有8333美元。

然而,虽然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很高,但是因为绝大多数石油收入被政府要员及执政集团掌握。

所以,它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

因为穷,赤道几内亚疾病多发,卫生状况差,疾病流行。

因为地处非洲,赤道几内亚的人过得很艰难,甚至有68%的人用不上自来水,63%的人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

至于人均寿命,比起其他国家来说,赤道几内亚的人均寿命要长很多,有62.75岁。

不过,赤道几内亚的婴儿死亡率很高很高很高,高达75.18‰。

不过,与其他的非洲国家一样,赤道几内亚每个家庭的孩子都很多,平均每个家庭就有子女5.6人。

唉,虽然赤道几内亚因为石油一夜暴富,但是因为石油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加上赤道几内亚什么都落后。

所以啊,这个国家还是很穷很穷。

为什么日本贫富差距可以这么小?

亚洲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

放在世界范围内看,日本的基尼系数低、贫富差距小这点是没有疑问的。

2014年世界银行的调查结果有张图是这个样子,越绿越低,越红越高,比日本更好的只有欧洲特别是北欧等幸福指数爆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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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将近 100 年的时间里,关于国民的定位就是“天皇陛下的良好臣民”。明面上要求为国奉献的多,强调个人财富的少。虽然直接拿来比不太恰当,我国这么干的那些年里收入差距也是比现在要小的。而且也多少受儒家文化影响,士农工商,光想着赚钱不是个很理直气壮的事情。

因此在日本,如果贫富差距太大,被当做社会耻辱。日本如何消灭巨大的贫富差距,给民众提供较为满意的生活,值得我们深思。

令人诧异的上下级薪酬差异

日本的“公司职员”超过 5000 万人,占了总劳动人口的绝大部分。其他任何职业无论是收入高的还是收入低的,从业人数跟这一大坨比都是毛毛雨。多数中小企业的薪资水平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随地区和业种的变化较小,保证了全国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围绕平均年收入四百多万日元变化。

由于日本产业的传统,企业的领导层更多地是由企业内部逐层爬升上来的,像美国那样MBA 出身在不同企业的高层来回跳的比较少。大家一起进公司混了几十年,虽然职位有高有低,工资上不好意思拉开太大的差距。工会虽然不像欧洲的势力那么大,也算是能为工人争取一定的利益。

因此日本有东芝这样的奇葩公司,董事平均两千多万日元,也就普通员工的两三倍的样子。有大股份的老板不算,拿工资的能过一亿日元的那些基本上都是高薪聘请的外来和尚,日本人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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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日本厚生劳动相咨询机构“中央最低工资审议会”的小委员会将全国平均时薪增至874日元(约合人民币53.4元),上调26日元(约1.6元人民币)。这是2002年度采用以时薪来表示的现行方式以来的最大增幅。

日本工资比较平均。虽然地域之间有差异,但如果在同一地区,比如东京,打工的话,洗碗,扫厕所,事务所,前台……时给都差不多,最低也得938日元起。真正体现了劳动不分贵贱。

大学生毕业,不管去银行,还是建筑会社,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还是公务员,起步都是20万日元上下。

而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农民多而且收入低,在日本也不是问题。

日本早已完成工业化,农业人口比例小。农村地区人口稀少,职业单一,还有全国性的大农民协会团结力量,国家制订了无数的保护农民利益的法律法规。日本农民平均收入七百多万日元,直逼公务员和大公司员工,比普通公司职员高出一截,跟他们比城市居民才是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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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收入阶层绝对被征收高税收对象。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是累进制,按家庭年收入的高低,征收不同的所得税。而不像中国那样一刀切(不管你抚养多少人口,工资到了3500元就收税)。

日本4%的人,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他们缴纳的所得税,占了日本所得税的一半。

这十多年来,日本对收入多的人课税越来越重,年收入万日元的人的所得税比十多年前增加了22.9万,而年收入300400万日元的人得以减税3万多日元。而单亲家庭以及一些低收入者能够得到政府的不菲的补贴。这样的措施对于减小贫富差别是有利的。

同时,财产继承税(赠与税)很贵,甚至多达50%,1千万日元以下是10%,依次递增,5千万以上一亿以下是30%,3亿到6亿日元之间是50%上税。也就是你如果想给自己孩子3亿日元现金,那么对不起,请缴纳1.5亿日元的赠与税。所以,很多人宁可拿钱做公益事业留名,这样的税收制度,在一定程度限制了富二代,富三代的“不劳而获”,同时最大限度地拉近了社会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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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众生活质量的直尺,日本的福利制度可以说是相当健全:从儿童福利到残疾人、老年人福利及对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扶助、医疗扶助等各种制度应有尽有,而且根据社会需求还在不断完善了。

日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全民医保的国家之一,在日本居住的居民(包括外国人在内)都享有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权利。

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的居民在去医院看病时,自己只需负担30%的医药费,其余的70%都由政府支付。

保险费会根据市、区、町、村或你的收入而变化,大多数情况是一年2万日元(约人民币1180元)左右,这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并不算高。留学生加入国民健康保险,还会有一定的减免政策。根据地区不同,每个月需缴纳日元(约人民币59~118元)左右。

可以保障的范围包括一般的看病、手术、药费、打石膏、还有看护的费用等。基本上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包括在内。

日本全民医保制度中还有一条是“高额医疗费制度”。这个制度解决的就是在大手术或者慢性病的情况下,患者自我负担的30%也还是很大的数目的问题。

根据这个制度规定,一个月中在同一家医院因为同一种疾病的诊疗费用是封顶的,封顶额度根据收入而定,一般人是8万日元,当然也有4万日元和16万日元的,这就算是“高额医疗费”,超过这个额度就全部由健康保险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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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子化”的日本,生孩子就是领福利。

首先,在日本生一个孩子,就能拿到42万日元的生育补贴,这个补贴在日本称为“出産育児一時金”。不管你是哪国人,只要满足下面2个条件即可申请。

1. 加入“国民健康保险”或者“健康保险”。
2. 即使是流产,死产怀孕85天以上之后都可以得到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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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属于发达国家,但并不代表日本社会没有低收入人群。在日本20岁以上的居民,包括在日外国人,如果收入低于基本生活水准的家庭可以享受生活保护,相当于国内的低保制度,各地金额不太相同。大概一个人一个月15万日元上下,而且各地区政府还会为这些低收入群体租房子,房租当然也是政府出的。

失业完全无收入者每月也可领取一定数额的失业补助金。丧失劳动能力而又无人照顾的人还可以减收房租,看病免费。流浪汉一个月能从政府领到约12万日币的生活救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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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对于残障人士有一套很细致的政策。

在日本各处都可以看到残障人士专用的生活设施,可以方便他们行动。残疾人可免费乘坐公营地铁、公交车等交通工具,可在公立设施内免费停车。

日本政府规定,凡年满18岁的完全失明者,国家免费提供引路犬,供出行使用。

各地区都设有专门针对残疾人的“特别支援学校”,确保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为鼓励盲童和聋童进专门学校受教育,国家给予部分资助。其中包括:书本费,文具费,校内午餐费,走读来往的交通费,旅览费,还有残障学生回父母家的探亲费。

就业方面各地区政府开设了专门的残疾人就业促进机构,帮助残疾人掌握劳动技能并提供就业机会。国家则规定政府机构和民间企业、特殊法人等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残疾人,达不到要求就要向国家交纳补偿金。残疾人就业比例制分两种情况:

1、在政府管理的机构中,从业人员总数的2.1%必须是残疾人;
2、在私营机构中,残疾人必须占全部雇员的1.8%。

可以说,在日本这些残障人士大多可以发挥自己能力和普通人一样过着有尊严的生活。无需担心他人异样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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