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全十卷）
特别典藏版：全球限量发行50套。（含赠品：定制特别函套＋总价值1740元仿真复制画3件＋收藏证书）
经典版：全球限量发行350套。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二〇一九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整理与研究”（19ZDA192）资助项目
一、编委会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山川名胜舆图中，精选最珍贵、具有代表性的七十四种一〇〇幅册汇集成帙。全书按主题分类编纂，分为川图卷、山图卷和名胜卷。其中川图卷包括长江、黄河、运河、湖泊及其他川图五大类别，共计二十五种三十一幅册；山图卷以五岳、佛教名山、道教名山及其他山岳四大类别，共计二十七种二十九幅册；名胜卷收录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以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名胜古迹，共计二十二种四〇幅册。
二、全书收录舆图的时间跨度上起金代，下迄民国，每种类型下均按照绘制年代或地图表现的年代进行排序。
三、每种主图均有文字介绍，一般由基本信息与内容提要两部分组成。每幅地图给出中文图名，凡原图具有编绘人姓名，一律给出作者名称；多位作者，以取主要的两人为限。凡尚难确定者概以“不详”标示。
四、每幅地图一律给出绘制年代或地图表现的年代，凡尚难确定绘制时间者，仅提供一个大致相当的时段，或帮助地图内容所表现的时代。凡时代有出入者，按照较晚的时代著录，不取较早的时代，避免将晚近摹绘本误以为早期作品。
五、凡确知印（绘）制地者，皆予以著录。
六、按绢本、纸本、石刻、拓本、木板等地图载体详细著录，凡绘本、刻印本、拓印本、石印本、刊印本及地图之设色，均如实著录。
七、每幅地图以内廓纵横尺寸计量，计量单位均以厘米计。
八、中国古代大部分舆图并无比例尺，因此除计里画方地图之外，其余地图均不注明比例尺。
九、每件舆图均详细著录其原始收藏号、当前图籍分类。
十、书中简要介绍著录地图的形式、覆盖范围、内容、渊源关系、学术价值、错讹，以及地图绘制的时代、作者、绘制技术和所反映的重要历史信息。
十一、舆图中除版刻文字题跋不予著录外，其他文字均予以释文著录，其中阙字不识者以“□”。
标示，脱字以“［］”标示。
十二、本书基本信息与内容提要部分的文字整理采用通用规范繁体字；释文题跋部分的文字著录，为避免失去真实性，依原图皆保持原字，不做规范统一。
第二卷 川图·黄河、运河
黄河发源归海全图 三一四
大河南北两岸舆地（图） 三四六
山东十七州县运河泉源总图 四一六
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 四五四
第三卷 川图·湖泊、其他川图
川图·其他川图 六〇一
湖南西路常辰沅靖河图 六五二
高要县属基围全图 六六四
第四卷 山图·五岳、佛教名山
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 六九六
山图·佛教名山 七九一
五台山圣境全图 七九二
五台山行宫坐落全图 八一四
敕建五台山文殊菩萨清凉胜境图 八五八
四川大峨眉山全图 八六八
御题天下大峨眉山胜景（图） 八七二
第五卷 山图·佛教名山、道教名山
山图·佛教名山 八八三
敕建南海普陀山境全图 八八四
东南第一大九华天台山全图 八九四
大九华天台胜境全图 九〇四
山图·道教名山 一〇四五
五岳真形之图 一〇四六
第六卷 山图·道教名山、其他山岳
山图·道教名山 一〇六五
山图·其他山岳 一〇九三
天台山十六景图 一一〇六
天台山十六景图 一一〇七
闾山观音阁图 一一五八
直隶长城分防险要关峪各口山水形势地舆城图 一二〇二
丹山胜景之图 一二三四
福建武夷山图 一二四四
名胜图（一） 一二五九
御制避暑山庄诗 一二六〇
避暑山庄全图 一五二四
避暑山庄全图 一五四六
名胜图（二） 一五八三
广陵名胜全图 一六五〇
南巡临幸胜迹图（又名《江南名胜图》） 一七四八
名胜图（三） 一八八三
自谷城均州至武当拟建行宫道里图 一八八四
西湖三十二景图 一九〇八
浙省名胜景亭图说 一九七四
名胜图（四） 二一三七
桂林十二景模本 二三五六
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图 二三八四
金陵省城古迹全图 二四〇八
陈红彦 萨仁高娃 白鸿叶
王剑王双成二丽任昳霏朱艳萍李鹏吴寒易弘扬金靖 马琳徐慧翁莹芳郭静陈健张萌刘菲谢德智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出版工作领导小组 （按姓氏笔画）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对国家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包括珍贵舆图在内有清晰的了解，对其文化意义有高度的认识，极为重视对珍贵古籍的保护、研究、开发和出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区域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外比较城市史研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规划，中国地图学史、古代地理图籍和中国地方志的教学与研究。李孝聪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城市遗址与形态图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比较研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中外历史城市地理的比较研究”、教育部古籍整理项目“海外收藏早期中文地图的调查与研究”，北京大学“985”创世界一流大学重大科研项目“盛唐研究”之一《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三辑；参与中、荷、法国文化合作项目：“圣城北京寺庙分布与民间社会的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舆图整理与研究”、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研究信息、文献与图像资料检索的数字化建设”等等，是国内在舆图领域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专业最为严谨的教授之一。
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长期从事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保护和研究的工作。先后任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副主任、主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现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兼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主持过多项大型的古籍整理工作，有着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对各项善本古籍的出版研究有清晰的思路，并且具备强有力的执行和领导能力。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为历史人文地理，主要方向为聚落历史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与历史文化地理，近年专注于城市历史形态学、古地图与近代城市地图、东南地区社会文化史地等领域研究，并在聚落调查与空间分析、古地图分析、区域史地研究、族谱的整理与分析、手工绘图与计算机制图、中日史地学术交流等方向上形成一定特色。先后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项目（日本所绘中国近代城市地图集成与研究），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早期近代城市地图的我国城郭都市空间结构复原及比较形态学研究）、教育部青年人文社科、上海市哲社基金、浦江人才计划等科研项目。同时担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城市地图研究中心”“中国城郭都市诸相与城市历史形态学”工作坊召集人与负责人。已出版专著《北江盆地——宗族、聚落的形态与发生史研究》、编著与译作有《旧城胜景——日绘近代中国都市鸟瞰地图》(含增订版)、《温州古旧地图集》《上海城市地图集成》《上海老地图（城市印记珍藏版）》《敦煌民族语言》及古籍点校本《诸蕃志》《洞天清录》等10种，论文及各类译文、随笔等70余篇。
中国传统的江山胜迹历来是以标志性的山河湖海等自然风貌来体现的，这些极具形象的景观最便于用舆图来展现，因此历代传世的舆图中都不缺描绘名山大川、名胜古迹风貌的内容。“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山川名胜不仅是供人游览的风光胜境，更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从而被纳入强大的人文地理传统。五岳、四渎等标志性山川，作为华夏大地空间格局中的代表性地标，成为凝结华夏民族的重要纽带。山川名胜的文化意义不断延伸，催生出品类丰富的山川名胜舆图，形成了历史悠久、特色鲜明、源远流长的山川名胜测绘传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川名胜舆图于咫尺之内囊括万里河山，读者亦可在方寸之间饱览卧游之趣，富含人文气息。
中国的山水画有写实性的描绘与创意性的绘画之别，并不是所有的山水画作都反映真实的地理场景，更有一些带有思想文化意念的山水画，作者有意渲染缥缈、深邃、虚实相间的意境，所以画面上表现的内容并非人眼真的能够全部看到。中国传统形象画法绘制的舆图，由于绘制地图的画工可能本身就是画家，譬如明代或清朝前期某些舆图的绘制者就来自江南一带，绘制笔法属于“吴门画派”，所以从绘制风格分析这些山川名胜舆图往往与山水画颇为一致。也可以说中国传统平立面结合的采用形象画法的山川名胜舆图与山水画有着不解之缘。
那么，怎样区别山水画和山川舆图呢？作为地图，应向读者提供地名、方位、位置、距离，即使眼睛难以看到远方或被山峦遮挡的城池、楼塔、亭阁，也一定要在图上标记出名称。因此，如果画面上有比较多的地名或建筑物名称的注记，则一般可将之视为山川舆图，而不再是山水画了。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国内古地图收藏的代表单位之一。迄今为止，馆藏一九四九年以前编制的中文地图近八千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海内外均首屈一指。其中的山川名胜一类，涵盖了大量背景各异、题材丰富、绘画细致、设色古雅，并使用传统测量法绘制的舆图文献，其中更有许多珍本、孤本，极具学术与文献价值，是研究我国古代舆图、历史、地理、艺术宝贵的一手材料。通过研究这些内涵丰富的地图，可以了解中国古代山川名胜舆图的发展进程，探究自然和历史的沧桑变迁。可以说，它们共同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特色鲜明、源远流长的山川名胜测绘传统。这一地图文化传统，在世界地图学史中都是非常独特的现象，值得重点关注和研究。
为使这批资料公诸学界，本书编委会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山川名胜舆图中，精选了最珍贵、有代表性的七十四种一〇〇幅册汇集成帙。这些舆图的时间跨度上起金代，下迄民国，内容囊括名山大川、风景名胜，较为系统和完整地展现了中国传统山川名胜舆图的发展源流和题材类型。全书按主题分类编纂，分为川图卷、山图卷和名胜卷。其中川图卷包括长江、黄河、运河、湖泊及其他川图，共计二十五种三十一幅册；山图卷以五岳、佛教名山、道教名山及其他山岳为主，共计二十七种二十九幅册；名胜卷收录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以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名胜古迹，共计二十二种四〇幅册。
舆图是中国古籍遗珍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版块，对每一件舆图的学术研究也必须严谨而全面。本图册为力求真切反映所有舆图的原始信息，厘清舆图全貌，对七十四种山川名胜舆图所有信息都进行了完整著录，包括图名、作者、年代、类型、顔色、载体形态、尺寸、简介、馆藏号等。同时为更好地了解舆图的图像价值与文献价值，每幅册后均附有研究性文章，内容涉及图像的解读分析以及相关内容的考证，涵盖历史地理学、考古学、艺术史等多学科，这些提要的作者是各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从而保证了整个舆图整理编选工作的专业性与科学性。
一、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概览
川图卷。分为长江、黄河、运河、湖泊及其他川图等五大类别。中国古代曾以江、淮、河、济为“四渎”，代表全国四条独流入海的水系，历代曾经分别绘制表现这四条江河的舆图，可是很少能够流传下来。其中长江、黄河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江河水道，在历史进程中承担过重要的角色，而且因其下游河道屡有变迁，水患频仍，故而无论在河工水利工程方面，还是军事上的防守，均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凿人工运河的国家，京杭大运河是古代中国贯穿南北的重要人工河道，对维护国家统一、南北水运交通、经济互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重要的江河运道不仅有经济意义、社会意义，更成为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文化符号。中国古代为展现这些河流的河道流程、水利设施、沿岸风光，曾绘制了许多舆图，《川图卷》遴选了馆藏《长江大观全图》《长江名胜图》《黄河发源归海全图》《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等描绘长江、黄河、运河的长卷舆图。除了江河之外，我国还有众多的湖泊，以其风光秀美、烟雨浩渺引来文人墨客竞相图绘，集成选出馆藏《西湖胜景图》《西子湖图》《江浙太湖全图》《洞庭全图》以反映西湖、太湖、洞庭湖等湖泊的全貌。除了上述这些大江大湖之外，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还有许多区域性河流水系润泽一方，成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孕育着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同时也有相关的舆图传世，集成所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永定河图》《卫河全览》《韩江八景图》《湖南西路常辰沅靖河图》《汤泉全图》等，或为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山图卷。分为五岳、佛教名山、道教名山、其他山岳等四大类别，其中前三类分别对应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大人文传统。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并称“五岳”，中国历代王朝均以名山大川作为王朝疆域地理的标志，“五岳”作为华夏地域空间正统的象征，被列入历代国家的祀典，泰山封禅更表示历代帝王对正统性的认同，在传统礼乐文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历朝历代都曾以舆图等形式描绘五岳和祀典的场所岳庙。集成选收馆藏五岳类舆图主要有《泰山图》《太华山全图》《古南岳图》等。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佛教四大名山，分别是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的道场。这些佛教名山香火繁盛，信众不绝，催生了许多兼具实用性与宗教性的佛教名山舆图，其中主要有《五台山名胜图》《四川大峨眉山全图》《敕建南海普陀山境全图》《大九华天台胜境全图》等佛教名山舆图。此外，源自中国本土的道教也在各地名山广设道场，形成了独特的道教山岳文化，道教徒将五岳纳入理论体系，并绘制了《五岳真形之图》等，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武当山图》《武当山全图》等，即展现了道教四大名山之一武当山的独特风貌。除了儒、释、道这三类名山图绘外，还有许多受到帝王巡幸驻跸或有独特人文传统的名山，如医巫闾山、太白山、武夷山、天台山、盘山等，这些名山胜景，多成为我国传统山岳舆图描绘的素材。
名胜卷。中国古代素有景观叙事之传统，人们或将某一风景名胜的历史源流、四时变迁、相关诗文加以融会，或将某地最具代表性的风光景致提炼为“八景”“十景”，用名胜古迹记录历史以留住乡情，涵育文化底蕴以深化审美意境，由此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景观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景观、文化胜迹衍生了大量舆图画作，它们往往将地理要素与艺术呈现相融合，兼具舆图的实用功能和艺术创作的审美特性，更有些诗画相配，体现出浓郁的人文气息。从名胜图卷选出的《江山胜迹图》《关中八景图》《广陵名胜全图》《桂林十二景模本》《韩江八景图》等，读者均能从画面与诗文之中体会到浓烈的地域文化氛围。另外，还有一种名胜景观图以表现帝王行止的行宫别苑为主要内容，例如选入的《避暑山庄全图》《南巡临幸胜迹图》《行宫坐落图说》《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图》均属此类。这类舆图因表现的内容常常是宏伟的殿宇式建筑，兼与周围山水相配，所以表现形式与手法吸收了许多传统中国画的技法，其中之一就是“界画”。“界画”一词最早见于北宋郭若虚所撰《图画闻见志》，是从北宋李诫奉旨重修的《营造法式》中的“界划”一词演化而来。“界”指建筑绘图上一种专供引笔划线的工具“界笔直尺”，“界划”就是指运用界笔直尺划线条的技法。“界画”套用了建筑绘图中“界划”的意思，专指使用界笔直尺绘画直线的一种画技，常用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建筑物，而附属于山水画中，后来成为中国画的画种之一。中国的建筑特别强调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兼具高超的木构艺术与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总体形式上显得平稳而对称，风格上则藏而不露。因此，当建筑体作为绘画的物件，被引入平面的绘画艺术中，“界画”是使两者很好结合的手法。“界画”与其他画种相比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要求所画物件的细致性和绘画技法的准确性，使用“界画”的技法能够真实形象地记录古代建筑，保留被描绘物件的原形，这样一来“界画”的技法自然突破了绘画的范畴，而被运用于表现古代宫殿、园林、寺庙等建筑图像的舆图中来。元代，陶宗仪的《辍耕录》将以宫室、楼台、亭阁等建筑为题材，以山水、林泉为背景而用界笔直尺画线的绘画称作“界画楼台”，列于画种第十，正式确立了“界画”的画种地位，使其内在涵义得到了丰富和提升。明清时期，“界画”常常用于表现皇家殿宇、宫苑、亭台楼阁、寺庙等题材，也恰恰适用于描绘清朝皇帝南巡沿途驻跸的行宫建筑。集成所选的这几种行宫图就是采用“界画”的技法，用平面和立面相结合的方式形象描绘皇帝驻跸的行宫建筑，细腻而准确地画出地图要表现的建筑物件以及周围的环境。
二、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之特性及选图标准
第一，丰富性。地图因其形制特异，保存和传承比书籍更为不易，因此传世的古代地图十分难得。国家图书馆藏有丰富的山川名胜舆图，在数量和种类上都非常可观，以黄河为例，馆藏黄河舆图就有逾四〇〇种，这些舆图产生于人们生产生活实践，是一个研究黄河文明历史的文献宝库，本图册从这些舆图中精心挑选了《黄河全图》《黄河发源归海全图》《大河南北两岸舆地（图）》《山东黄河全图》四种，其中《黄河全图》绘制精美，内容详细，图文对照，是研究清康熙年间黄淮治理、运河疏浚的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黄河发源归海全图》绘制内容非常详尽，其所绘的黄河河渠水利工程及沿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对于研究清代中叶水利工程及人文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大河南北两岸舆地（图）》所绘范围西起陕西潼关，东至河南陕州，系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为防太平军、捻军西入河南北犯山西，命山西代理巡抚布政使王榕吉派员勘查呈报之黄河两岸应添设炮位之防务图，显示清后期晋豫两省之交的黄河河岸形势。《山东黄河全图》描绘了光绪年间山东境内黄河下游河段的新旧河道和堤防，以及黄河穿过运河的情形，是了解清晚期黄、运体系变迁的重要图像史料，同时也反映了清后期绘制黄河图在表现形式和绘制技法上的特点，具有丰富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第二，系统性。不管是从纵向的时间脉络，还是横向的专题收藏来看，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都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系统性，为同行业之翘楚。从内容上看，涵盖了大量重要的名山大川；从载体形态来看，包含长卷、竖轴及册页等多种形式；从文本形态来看，包含了绘本、刻本、拓本等等；从作者身份上看，包括了宫廷画师、文人艺匠和民间画工等；从地图绘制方法上，既有工笔界画，也有渲染写意画，分景图与全景画皆备。其中的内容涉及自然与人文景观、诗文颂赞、图绘艺术等多个方面的历史信息，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古代山川名胜舆图的发展脉络，可以说是一个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文献宝库，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文献挖掘和专题研究。
第三，珍贵性。国家图书馆馆藏山川名胜舆图中，有许多珍品、孤品，极具学术与艺术价值，是研究我国古代山川名胜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这些舆图文献本身具有不可再生性，而且年代较远、数量稀少，非常脆弱和珍贵，以往很少有机会向大众展示。为使这批兼具历史、地理、语言、艺术价值，曾经深藏于图书馆内的舆图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使之更好地体现其研究价值与文物、文化价值，开展高质量的出版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次选图力求精品，图册中许多珍贵的舆图都是首次出版。
本书还遴选了几幅政区舆图，如《陕西舆图》《山西山水图》，读者从中一定能够发现这些舆图与一般仅仅描绘山川分布、注记府州县治的政区舆图有显著的差别，虽然绘制手法与山水画极其相近，可以说就是源自山水画工之手，但是舆图要表现的主要内容却是地方行政建置。这正是本书选择这几幅政区图的初衷。
山川园林图为尽量表现所描绘物件的整体面貌，舆图形式和绘制手法都比较多样化，既有横向铺展式的长卷，也有纵挂的画轴；既有彩绘，也有拓刻；既有平立面结合式的形象画，也有多点透视的界画式地盘烫样；更多的是鸟瞰式画面，这种从高视点的透视法可以将建筑群和山水景观一览无余，比单纯的平面舆图更具真实感。
三、山川名胜舆图之解读纬度
表现山川名胜的舆图，是中国古代舆图中非常独特的一类，对这些舆图的解读和欣赏可从地理、艺术、人文等多个维度出发。
第一，从地理层面看，山川名胜舆图的基本功能就是展现空间信息，为人们登山朝谒、凭水行舟、观览胜迹等指示路径。然而，山岳高远，川流洄旋，名胜往往散布其间，使得山川名胜舆图对于空间的标绘相比起政区图等类型来说，更需要兼顾山脉、水文等特有的地貌地势。西晋裴秀曾总结“制图六体”，分别为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这帮助地势的高低起伏、迂曲回环始终是舆图测绘的重要考量因素。在长期的绘图实践中，古人也总结出了不少独特的测绘方式，例如河流图采用传统绘画的“对景法”，两岸的地物均以观察者为中心加以展现。与此同时，为体现地图的实用功能，在特殊河段以文字标注，帮助其水文特征和军事要地。再如山岳图往往采用山水画法，“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在山水画的基础上标注各处景点道路，使读者能够如临其境地判断各地点间的方位关系和距离。山岳图往往气势宏大，奇峰耸立，云气环绕，层峦起伏，富有层次感，在以大笔触勾勒山体的同时，图中细腻地描绘了山中的各类树木、奇石、瀑布、房屋等，使全图凸显灵动高远、疏密有致的特点，令人览之生欲身临其境之感。山岳名胜图受表现空间的约限，则往往采用分景图绘的方式，绘制方式灵活，能全面地展示不同季节、不同时辰、不同气候、不同区域的景物情况，这就是古代常以“八景图”“十景图”来表现某地景观的用意。
第二，从艺术风格看，中国古地图，可以说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山川舆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惯用“对景写意与写实”相互结合的方法描绘各种地物景观。对景写实法受到中国古代传统宫廷绘画所追求的高度“写实”性的影响，即将实际观测到的层峦叠嶂以及具有标志意义的地物建筑均按其特征写实绘制。只要把地图与实地一一对应，便可判断出当前所处位置与前后左右的关系，因而具有很好的艺术表现力和实用效果。中国传统山川名胜舆图继承了中国独有的山水画艺术的特点，擅长使用青绿、水墨、点彩、白描等多种绘图技法，古代绘画的用色、构图、用笔等等方面都在舆图中有充分的表现。皴法是我国历代山水画家在师法自然造化的实践中逐步提炼出来的一种绘画技法，多用于表现山石、峰峦和树身表皮的纹理脉络，同样也被移植于山川舆图之中。根据各种山石地质结构的不同，各类树木表皮状态的差异，用墨之深浅浓淡加以形象化地表现，在历代画论中多有讲述。山川图通过对景物的透视，立体展现实物的位置，再通过墨色浓淡的调和渲染，将古代青绿山水所特有的韵味表现得栩栩如生。舆图无论采用长卷、挂轴，还是册页，横向与纵向的伸展均能使人置身于中国山川美景之中，尤其是在自然风景中点缀以历史古迹名胜，赏图者通过地图既能带来赏心悦目的感受，也能唤起对曾涉足于此的古今人物事迹的追念和遐想，山川名胜图或许也为调和现代地图科学性与人文艺术性之间的平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绘图模式。
第三，从人文意蕴看，山水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中国古代能够留存这么多表现山川名胜的舆图并非偶然现象，而有其深层次的文化原因。纵览这些舆图，在表现山川地理之余，也传达出人们寄托于山水的精神和品格。许多图绘结合诗作、题识、钤印，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颇具文人意趣。绘图时有意在画面留空白，镌刻或墨书历代文人题咏的诗篇，碑文、诗作与画面相辅相成，使得舆图在实用功能之外，更兼具了教化的意义，在一些描绘佛教、道教名山的舆图之中尤所施用，此与一般表现地方行政区划的舆图有着明显的差异，也令山川舆图更显出艺术与文化价值。
四、山川名胜舆图出版的意义
这次山川名胜舆图能够如此大批量、高清晰度的印制出版，有以下几个层面的意义值得思考。
第一，推动珍贵地图古籍资料文献的整理和利用。中文古地图具有文字资料无法取代的学术价值，但因其收藏分散、解读困难，尚未在国内学术研究中得到普遍的运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地图以原清廷收藏的明清地图为主，以此为基础，民国以来又购入了大量地图或珍贵地图的复制件，就藏图数量和所藏地图的系统性而言，其他藏图机构远远无法与之相比。本书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山川名胜舆图为主要对象，对这一专题馆藏进行全面地整理。在展示馆藏舆图图像的基础上，梳理相关文献的渊源与流变，对作者生平、版本流传、图面内容、绘制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以期集中呈现传统山川名胜舆图的发展脉络。相信本书的出版可以为中国地图史、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以及美术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极其珍贵的第一手图文并茂的资料。
第二，推动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山川名胜舆图是中国古代地图中一个别具特色的门类，这些舆图脱胎于中国独特的山水画文化传统，产生于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在地理表现和空间信息之外，还有独特的文化涵义，这在世界地图史上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现象。以往的地图史研究往往对全国总图、政区地图等疆域政区类型关注较多，而对于此类舆图关注相对较少。而学界对于黄河图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河道变迁、水利工程等历史地理或水利史的角度，鲜少将其放进山川名胜舆图的发展脉络中予以观察。总的来说，对于山川名胜图绘发展脉络的系统性、综合性、文化性研究还有较大空间。因此，集成拟按类型、时间对中国古代山川名胜舆图进行系统展示，以期对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脉络进行较为全面地勾勒，对中国古代地图史进行更为全面地展示和研究，这将会极大地推动国内外对于中国古代地图的学术研究。中国地图（学）史在我国学科体系中往往归属于历史地理文献学或科学技术史中的地理学史，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数量也较少。而实际上，古地图中折射出大量历史、地理、艺术、文学、政治、思想信息，是思想史、艺术史、历史地理等学科研究的重要素材，相信集成的出版，也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更多宝贵材料，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古代地图的认识和研究中来。
第三，向全社会介绍和推广山川名胜舆图。国家图书馆所藏山川名胜舆图文献，其珍贵性、丰富性、系统性皆为全国少有。这些舆图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特色鲜明的舆图绘制传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绚丽瑰宝。通过十卷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的出版，会使更多人关注、了解中国传统山川名胜舆图，去回顾和领略山川名胜舆图的魅力，也让更多人了解其价值与意义。优秀的国宝不应该再藏于秘府，更应该向全社会介绍和展示，让其中的宝贵遗产在当代“活起来”，从而发扬传统山川名胜舆图的文化意义，弘扬其中凝结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为坚定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千里江山，万里图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是首次大规模以山川名胜舆图为主题的集成性汇编图录，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舆图数量非常有限，尤其是彩绘舆图，更加无比珍贵，而如此将大体量的山川名胜舆图筛选汇集编辑、撰写提要、录入图说，更是一项有难度、有价值的工作，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项具有开创意义且填补空白的工作。
全图沿长江水路自西向东依次展开，方位“西”标在右卷首，方位“东”标在左卷尾。绘制范围西起江西九江府瑞昌县，东达长江口崇明岛入海处。整幅长卷以长江右岸为上，采用山水形象画法，沿江山脉施以淡绿色，江中水道涂以淡青色，沙洲江岸则用浅黄色，府州县城用方形或圆形符号，着力展现长江下游水域的山川城邑、沙洲港汊，县界画牌坊标记，是一幅较为精美的彩绘长江水道舆图。
与另一幅佚名《长江图》相比，此图重在刻画长江下游的水道形势，但相对方位与距离有误差。图中还以贴签详细注明九江至海口段的水文特征，如记荷叶洲“此处江面约宽三十里，上江险要，莫此为甚”；黄天荡“江形独阔，两岸相去四十里，老鸦夹居江之中，其间地形甚广，港汊甚杂，村落甚众”；焦山附近“此处内通腹里，外通长江，商民贸易之地”；圌山附近“此处为镇江咽喉，金陵门户，水陆险要，莫此为甚”；三江口附近“此处江形益阔，北有宝塔湾，南有汊江，可通圌山”，“此处系北江门户，出此口则东抵狼山，进此口则西通瓜仪，最为险要”。
本图之中，行政建制的表现以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所置海门厅为最晚见者；又，图中镇江金山尚未与江岸相连（金山于同治年间并岸），而三江营附近镇扬河段的北汊有一处贴签提及“此处江形益阔，北有宝塔湾，南有汊江可通图山”，则显示此时南汊与北汊间沙洲群内还有从北汊至图山的航道，反映的是十九世纪中期镇扬河段南、北两汊间沙洲群合并之前的形态，因此，判断本图约成于清代中叶。
年代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
《峡江图考》一书的编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一八八八年至一八八九年，英国商人约翰·立德意欲驾驶“固陵”轮上溯夔门，激起峡江两岸木船船户、船工和码头工人的强烈反对。围绕长江上游行轮问题，中英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外交谈判。作为此次谈判的中方代表，国璋广泛搜集罗缙绅《峡江救生船志》、汪晓潭《由夔至巫创修峡路图》，以及救生船勇所绘的峡江水道图，结合自身实际探查的目验所得，增补长江三峡南岸图绘，增加重庆至万州段分图，首次绘出反映长江上游峡江水道的全程地图。同时，图中以对景法描绘河岸走向，画出峡江水道岸线与险滩位置，使得长江三峡江岸有了明显区分，增强了直观感。此外，书中还附以详明的水道里程，大量吸收流传于民间的航船注意事项。
此图与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中的《江水图》高度相似，区别之处在于沿江营汛的建置。《江水图》体现的是长江水师的营汛部署，而本图则是长江水师成军前的长江营汛分布。并且，图中多次出现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鸦片战争期间为阻止英军溯江进犯安徽而临时增设的营垒及火器部署。因此推断本图当作于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至同治八年（一八六九）长江水师正式成军之间。
传世至今的彩绘江防舆图长卷，还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藏清初《江防海防图》(案：孙靖国考订此图为清顺治年间绘制），甘肃省博物馆藏顺治《长江江防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清初《长江地理图》，均以形象绘法刻画了清朝长江中下游的江防形势与军事部署。与本图同一时段、同一主题、同一类型的，还有同治八年（一八六九）马征麐编绘的《长江图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同治《长江图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同治《五省南北两岸长江全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长江水师瓜洲镇标中营江汛全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安徽省城至九江长江江防图》等，都直观反映了晚清江防营汛的防务范围与布局特征，对研究清季长江水师的江防职能与制度运作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黄河全图》并非上北下南绘制，而是以黄河为中心，从黄河源头星宿海开始，河出昆仑山，绕过西宁州，一路奔流，图中黄河着土黄色，其他河流为青色；沿途山岭采用形象绘法，或俊秀或雄伟，形态各异；府州县按照形状绘制了城池轮廓；桥、寺庙、塔、关隘等都按照实际形状绘制，并标注了河流、城池、山峰、关隘的名称，以及各河流的源头及去处，如“洛河源在陕西洛南县，至河南巩县入黄河”，“涧河源出渑池县，至洛阳入洛河”。
从河南武陟县开始，图中详细绘制了黄河两侧的治水工程，包括拦黄坝、引河、挑水坝，最初是一侧有拦黄坝，然后是两侧，从开封开始，黄河两侧的拦黄坝密集起来，或多层或呈网状，甚至开封城周围都有一圈坝。在清河县黄河和淮河交汇处，展现了张鹏翮新的治水工程，图后的《黄河图总说》写道“尽毁拦黄坝，大辟清口，连开张福口、张家庄诸引河，坚筑唐埂六坝，自是淮水悉出而会黄，淮、黄相合，其力自猛，流迅沙，涤海口”，图中可见淮河水从张福口引河、张家庄引河、帅家庄引河、天然河、烂泥浅引河等奔腾流入黄河，波涛拍岸，气势汹涌。体现了张鹏翮以淮敌黄的治河方略。清口旁边是康熙亲自指授钉桩修建的衔坝，衔坝逼黄河大流直趋陶庄引河，循北岸而行，解决了黄河倒灌的问题。
5 大河南北两岸舆地（图）
年代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
关于此图年代，查《清穆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七同治四年（一八六五）秋七月丁卯条：“又谕王榕吉奏派兵筹防并添拨动炮位扼守沿河要隘一摺。”时值西北“回乱”，东南太平军、捻军北上，西入河南，形势危急，清廷根据王榕吉奏折，自风门口东滩渡及平陆县之茅津渡，永济县之风陵渡，中闲大小数十口，绵亘六百余里，与陕西之潼关，河南之灵宝、阌乡、陕州，拨铜铁炮位二百尊，分段安设……故此图之勘绘即奉谕旨而做。
6 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山东、直隶）
全图第一部分绘制的是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的长江水路（由洞庭湖至鄱阳湖直至南京）的漕运情况，表明两湖漕粮运京路线：先到南京，然后再北上经大运河运往北京，此部分绘制比较简约，仅占全图总长的十五分之一。第二部分绘制的是从绍兴府及杭州直至京城的大运河。此部分绘制详尽，详细反映了运河沿途各府县周边水道、湖泊、山川、河流间沟通关联济运情形，且有相关文字帮助，不失为一幅很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水利工程图。
“微山湖周围一百八十里，上承昭阳、南阳诸湖，及金、单、曹、定等州县水利坡河汇成水柜，由韩庄、湖口双闸、宣济八闸，并江南邳、宿一带运河。定志收水一丈四尺。”“北运河发源有二。一潮白。自古北口外，由潮河营石闸至密云县西南，与白石白河合流。一怀柔县境内磨石口之七渡河。与该县螺山河合流处迤下与潮白合会。至通州，又与昌平州之八达岭河、温榆二河合流，即名北运河矣。以上各河皆系山河，其形北高南低，约数十里，万山水发建瓴之势，是以涌猛多险。”图中的文字将江苏微山湖运河和北运河的来水情形描述得十分清楚。
图中未注著者及绘制时间，根据图中所绘清口地区坝闸等，可推断此图绘制于嘉庆年间。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在清口御黄坝外添筑箝口坝，在御黄坝南筑御黄二坝。《清史稿》记载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增建束清二坝于束清坝北，收蓄湖水”。从图中清口地区所绘河工来看，在靠近黄河处已标注有“箝口坝”，御黄坝南标有“二坝”，但是未见束清坝北的束清二坝，因此此图应绘制于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之后，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之前。
图中有大量的文字注记，对图中所绘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帮助。卷首的一段文字帮助了该图的起止及总长度，“山东运河南自江南邳州交界黄林庄起，北至直隶景州交界柘园镇止，计程一千一百二十五里零一百八十步”。图中对每条河流、每个湖泊的水源来源、大小、特点以及与运河的关系进行了帮助，如“微山湖周围一百八十里，上承昭阳、南阳诸湖，及金、单、曹、定等州县坡水汇成水柜，由韩庄、湖口双闸、宣济八闸，并江南邳宿一带运河，定志收水一丈五尺”。另外有文字描述了运河沿线各级管理机构的管理范围，“东昌府上河通判经营运河，南自阳谷汛交界官窑口起，北至夏津汛交界孙家庄止，计程一百八十七里”。
咸丰五年（一八五五）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后，改道经山东境内入海。光绪初年，黄河大溜在穿运河处分为两股，“一股南注十里堡，一股北经八里庙，北溜渐减弱难行，八里庙运口淤高，又于其内里许建石闸拦黄流……当时漕船往往由黄河南溜下行，至史家桥转入北溜，至八里庙约行五十里”（姚汉源《京杭运河史》第六〇九页，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图中黄河在张秋镇穿运河，其中穿黄河的一截运河已淤滩，有红色虚线标注运河上漕船穿黄河的路径，先向东然后在李家坝处调头，然后经张秋镇向北，反映了光绪初年黄河穿运的情形。《清宣宗实录》记载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山东巡抚周恒祺奏“遵旨濬河利漕，请将运口改在陶城埠并开挖新河以达阿城闸，又以北运河淤浅并饬属分别挑修”，图中运河虽有淤积，张秋段运河尚未废弃，陶城埠至阿城间的新运道尚未开通。由此可知，此图的绘制年代应在光绪元年（一八七五）至光绪七年（一八八一）之间。
年代清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
《西湖全图》符合大多数清代西湖山水图画的布局和风格，画面左下角有题款“壬寅初秋武林沈明写”。画者沈明，杭州人，西湖胜景早已烂熟于心。壬寅初秋，帮助了作画的时间。又图上不见嘉庆五年（一八〇〇）浙江巡抚阮元疏浚西湖后堆筑的阮公墩。据此推测，此图绘制年代应是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
画面右上方，另有图名和题记。这幅西湖山水图，原图无名，因清末民初社会名流宋小濂题名“西湖全图”，遂得此名。题记“己未正月，得于都门，褒成题识”。钤印“小濂”“铁梅题记”。题记和钤印帮助这幅图画的过往藏家和收藏经历。一九一九年是己未年，时任北洋政府中东铁路督办的宋小濂在北京得到此图。宋小濂被誉为“吉林三杰”之一。在从政救国的同时，他深受传统旧式教育影响，工诗善书，爱好书画收藏鉴赏。他的吉林宋季子古观室收藏历代书画精品，其中不乏清宫旧藏字画。后来，宋季子古观室的收藏再次流散，藏品经常出现在各地拍卖会之中。庆幸的是这幅清绘本《西湖全图》经过一番坎坷的经历，最终入藏国家图书馆。图画左下角有“吉林宋季子古观室收藏金石图书之印”诉说着它的过往。
这幅图是内府旧藏，原因有三。其一，这幅图是中国传统山水舆图中，十分罕见以皮质为载体的画作。近观此图，皮质柔软，推测为羊皮。此图幅面巨大，画面上隐约可见羊皮之间的接缝处。皮质可延长画作保存时间，使之存之永久，不易损坏。如此材质的巨作手笔，衹有内府可以做到。其二，此图以金粉打底，如果不仔细辨识，很难看出画作绘于羊皮之上。在画作山水之间，所有景致均贴黄签标注。金粉底色和明黄色贴签都是皇家专属用色。其三，画作中青绿山水，保留明末清初山水图的遗韵。浓墨重彩，注重湖山之中建筑物的细致刻画，与《南巡图》《西湖三十二景图》等宫廷画作非常相似。
《西湖全景图》的绘图风格更象是一幅青绿山水画，而不是地图。如果不是贴签标注，我们很难想象如此铺陈的画面具有实用的指示功能。显然，这幅画作表现胜景如“圣境”的山水风光，远比指示功能更重要。这样一来，图上某些错画的地点也就可以理解了。虽然从画作上无法找到画者的蛛丝马迹，但画作图说摘抄于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纂修的《西湖志纂》。图说来源再次印证画作强烈的官绘背景和浓重的政治色彩。而从图上所见嘉庆年间堆筑的“阮墩”，由阮元于嘉庆五年（一八〇〇）开办的“古今精舍”（应为“诂经精舍”），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建于湖心的“退省庵”，可推断这幅画作应是绘制于晚清时期的清宫内府作品。
一、该图中“雷峰夕照”没有用康熙所改名的“雷峰西照”。
二、由此图题附文与同卷《西湖全景图》的附文对照，本图文有脱字：“合赵隄杨”下脱“隄”一字；“形胜地设”下脱“翠华之所临幸，圣藻之所留题”十二字；“高隐之室”下脱“与夫忠孝节烈，凡功德之在人者，俎豆荐歆之宇，远近相属”二十三字；“亭馆衔接”下脱“金碧辉映。昔人拟之十洲三岛，有非图画所能画者”二十字。
以上脱字多涉及对清廷的歌功颂德，有违辛亥革命以后之风气。据此而推知该图属于民国时期的摹绘品。
三、该图左下角钤有“佑甫”印，或为藏图印。
年代清顺治八年（一六五一）
《卫河全览》是时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卫河使的马光裕编绘而成的。为司济漕运、疏浚河道，卫河使马光裕曾亲自踏查卫河流经区域的山川形势、汇入支流、途径府县，并最终完成卫河河道地图及相关图说。根据图说记载，马光裕认为卫河发源于辉县苏门山下搠刀泉，也就是现在辉县市的百泉。小丹河、淇水、洹水是卫河的支流，为卫河通漕增加水量。然而，在地图上，河道并不是从辉县苏门山下搠刀泉开始绘制，而是从太行山南麓沁河和丹河的发源处开始绘制。图上河道从右至左，依次展开。画面始于太行山南麓，止于临清州卫河与运河交汇处。（案：册页长卷图，没有固定的方位。卫河实际是从西南流向东北。）从图上看，沁河发源于沁州，丹河发源于泽州境内。丹河在太行山南麓分为两支。一支在怀庆府河内县附近汇入沁河。沁河又向东经武陟县，注入黄河。另一支小丹河是卫河的支流。小丹河流经清化镇、宁郭驿、修武县、获嘉县、辉县。在和合镇附近，汇入卫河。小丹河入卫河后，变得河道宽阔、水量充足。图上清晰可见往来于河道上的零星船只。此后，卫河流经新乡县，卫辉府汲县、淇县。在新镇附近，淇水汇入卫河。又经滑县、浚县、汤阴县、内黄县、彰德府安阳县。在安阳县下游河道，洹水汇入卫河。后又流经大名县、大名府元城县。在元城县附近，河道变宽，图上可见三船并排的水运场景。卫河流经小滩镇，可见河道两侧有存储粮食的米厂。小滩镇是明清时期河南漕粮交兑的重要地点。在小滩镇下游河道，停着大量运输粮食的货船。卫河河道上的各种船只，带着漕粮顺流而下。经过馆陶县，最终在临清州外城，汇入南运河河道。地图至此为止。
12 湖南西路常辰沅靖河图
图上另有红签图说一则：“此图东溯湘江，南由沅水，各河港汊，均会洞庭，今将长胜水师驻防汛地，自常德府下卡起，上至沅州府河与贵川玉屏县交界止，西至永顺河岔滩，南至靖州河托口止，共三十汛。内护木关厘卡十三处，纵横水程一千二百余里。谨绘草图以备查考。李洪斌呈。”帮助了地图所绘河道、四至以及军事驻防情况。显然，这幅地图是光绪年间官绘的军事河道地图，随相关文书一并上呈。地图的编绘者李洪斌，为光绪年间湖南补用都司。《清实录·光绪朝实录》记载：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八月，湖南补用都司李洪斌曾借调参与北洋水师事务。李洪斌作为清代湖南布政使司的绿营武官，在参与北洋水师事务之前，曾在沅江军事驻防中，积累了丰富的水上军事经验。《湖南西路常辰沅靖河图》就是他在沅江驻防期间的重要成果。《湖南西路常辰沅靖河图》是我们了解清末沅江和湘江下游河道的重要地图资料，同时也是了解清末湖南河道军事驻防的重要地图资料。
此图并未标注作者和年代等信息，但据史书记载，清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分湖广为湖南、湖北省，雍正元年（一七二三）设湖南布政使司，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经过这一系列建制变动，长沙城方成为湖南省会。而图中将长沙称为省城，因此此图应绘制于清中期以后。此图绘制精美，内容详细，是研究清代后期南岳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
年代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
除此之外，此图左下方还有一段介绍文字：“二（十）四年，按《泰安县志》《道里记》《泰山小史》诸书新刊，泰安大关街路北顺兴画店。”考《泰安县志》有乾隆、道光等版本，难以判断此图所提本为哪个版本。《泰山小史》一书为明末期萧协中撰写，有清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刻本。《泰山道里记》为清聂鈫所撰，作于乾隆乙酉（一七六五）至壬辰年（一七七二），有清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和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刻本。总体来看，此图参考了成书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的《泰山道里记》一书，因此图中的“二十四年”应是乾隆以后的年份。
15 敕建南海普陀山境全图
年代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
此图摹本颇多，除了国家图书馆所藏版本外，还有多种版本存世。如大连图书馆藏《敕建南海普陀山境全图》与国图所藏版本属于同一图系，衹是细节处有所不同，并非同一块刻版。根据原图编目信息，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改原定海县为镇海县，而此图示注“西至镇海宁波”，帮助此图的绘制至少应在一六八七年之后。除此之外，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于二〇〇四年也曾拍卖一张《敕建南海普陀山境全图》，图左下标明“王天成出板”，孔夫子旧书网上也曾拍卖同名普陀山图，图下标“陈同和印造”。这些图的内容与国图藏版本基本一致，而细节和涂色方式则有所不同。这帮助此版普陀山图在清代流传甚广，出现了多种摹刻本，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清代普陀信仰的兴盛。
16 直隶长城分防险要关峪各口山水形势地舆城图
相较于明朝，清朝在长城的经营上又出现了新的变化。长城防御外敌入侵的职能被明显地削弱，更多的是被作为边界和管理贸易的节点。清代百姓出边贸易，须在官府核实身份、领取票照后方可成行，清代边墻成了检查的重要关卡。清廷同时在边墻设立税关，征收贸易税。而部分的互市贸易也直接在长城附近开展。除了贸易，清代长城各口也是百姓出边开垦的通道。虽然清廷曾多次禁止百姓出边，但因出边开垦的活动屡禁不止，故逐渐转变策略，支持开垦。开垦增加了耕地，加速了边墻地区及其外地区的发展。
总体而言，清代对长城基本没有新的布局。体现在地图上，《直隶长城分防险要关峪各口山水形势地舆城图》中所绘制的大小要塞几乎全为明朝所修建，如山海关北、南的南北水关、董家口，山海关北的三道关、九门口、黄土岭、大毛山关、小毛山关，都初建于明洪武年间，山海关外的威远城则建于明嘉靖年间。除了山海关，西线的沙坡峪关、千家峪关、山寨峪关、罗文峪关、蔡家峪、马蹄峪也都建于洪武年间。这一现象再次印证了长城在清朝军事战略性地位的下降，边境战事的消弭使得清廷无需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维护这一浩大的工程。
年代清康熙中叶（一六八五—一六九二）
图内注记“北至天镇卫界陆拾里”，清顺治七年（一六五〇）裁前明镇虏卫入天成卫，改名“天镇卫”；雍正三年（一七二五）裁天镇卫置天镇县，故此图之绘制不会迟于雍正三年。又，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裁宣府镇改置宣化府，而此图内注记仍用“宣府”。同年于顺圣西城地置西宁县，图内仍注记“东北至直隶西城桦涧岭界”而未出现西宁县。所以，此图应绘制于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诏令编纂《大清一统志》，命各省呈送舆图之际，不晚于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
鉴于图内的靖虏卫已经改名为“靖远卫”，显然属于清朝遵照避讳之例而改。又，图下缘宁夏平罗营画驿路出长城边墻闇门，墨书注记“三十五年出口进剿大路”，系指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分兵进剿噶尔丹，令陕西将军孙恩克率陕西兵于三月初十前后出宁夏会大将军费扬古前往翁金之路。噶尔丹被平定之后，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玄烨亲临宁夏巡边，又在图上录写了注记。所以，此图绘制于康熙中叶。
年代清乾隆年间（约为一七六五）
图册并未标注编绘时间，但是图说中明确记录了乾隆皇帝前三次南巡的临幸、题咏情况，所以制作时间一定在乾隆第三次南巡，也就是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之后。“法净寺”一景，目录中写作“法净寺”，图说中作“栖灵寺”。栖灵寺即今扬州大明寺。乾隆皇帝于三十年（一七六五）第四次驻跸扬州时，为栖灵寺赐名“法净寺”。由此推测，图册整体完稿时间可能是在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之前。图册编绘者不详，不过图说中盐商纪事较多，所以有可能由当地盐商斥资编制。《广陵名胜全图》对于了解扬州古城的历史、景观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家图书馆藏《广陵名胜全图》缺失了香海慈云和金山二景的图文。此外，图册两页空白处有手书《千字文》共八十字，后题“壬子秋九月书于敦本堂”；图说空白处又附有“绘事得法随笔”，有十一幅绘画习作。这也从另一角度反映出，图册制作时间肯定不会晚于乾隆壬子年（一七九二）。清代文学家阮亨（一七八三—一八五九）于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编撰的《广陵名胜图》与之相似，同样是四十八处景观，每处一图一说，不过是袖珍便携版。
20 南巡临幸胜迹图（又名《江南名胜图》）
年代清乾隆年间（一七八三—一七八四）
《行宫座落图说》中，“万寿重宁寺”条有“乾隆四十八年两淮商人恭建为万寿寺，以备巡幸”；“柳泉行宫”条有“乾隆四十八年奏请今次巡幸自万年仓水营登岸，至徐州阅工，于适中之黄巘恭建行殿数重，以供驻跸”。据此可以推断，《南巡临幸胜迹图》应当绘制于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至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间，作用是供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皇帝第六次巡幸江南前参阅，是一部官方版画图说。
21 自谷城均州至武当拟建行宫道里图
该图以长卷的形式，从襄阳牛首起始，经谷城、老河口、均州城及武当山古神道，一直通往武当山金顶，详细描绘了沿途山川水系、风景名胜、宫观建筑、道路交通等。地图对城镇、村庄、寺庙、桥梁、景点等均有名称标注，对两地间里程数均有精确帮助。作为一幅为乾隆皇帝巡游而作的行程路线图，图中还特别标出了备选行宫扎营地，其中“可作行宫扎营之所”计九处，“内可作行宫外可作扎营之所”计一处，“内可作行宫外无扎营之所”计一处。
图中的主要水道是汉水，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最大的宫观是净乐宫，净乐宫是武当山九宫之首，建造在均州城内，是永乐皇帝的行宫，其建筑形制仿照北京故宫，有“小故宫”之称。最显眼且著名的山是武当山，其最高峰为天柱峰，其上建有大岳太和宫，即金顶。
从目前史料记载来看，乾隆皇帝巡游武当山的计划最终并没有实施，但是供皇帝御览的巡游路线图却成为重要的史料。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丹江口大坝建成后形成的丹江口水库以及此后的南水北调工程，使得包括古均州在内的许多地方永久没入水中。幸好该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古均州的原貌。类似的地图还有同为长卷的《大岳太和山全图》，收入在康熙、乾隆及民国年间的《大岳太和山志》中。
22 浙省名胜景亭图说
乾隆皇帝总计六下江南，但图册仅提及其前四次南巡的临幸情况。此外，“莲华峰”图说中还出现了“乾隆四十四年，考复旧名，修葺诸景，恭备宸览”字样，意思是，莲华峰在乾隆四十四年得到修葺，正在等待皇帝览胜。据此推测，图册制作于乾隆四十四年至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之间，即一七七九年至一七八〇年间，其作用是供皇帝在南巡前阅览。图册呈现的五十三处景观中，仅有莲华峰、普圆院、玛瑙寺和葛岭四处的图说中有修葺后“恭备宸览”的字样。
图册中提及较多乾隆时期的年份，最晚是“乾隆四十八年”，由此大致可以判断，地图反映了乾隆年间的景点状况。不过图册最终制作时间必然是在乾隆去世之后，因为图说中已经出现了乾隆皇帝的謚号“高宗纯皇帝”。再结合时效等因素考虑，推断图册可能成于嘉庆年间（一七九九—一八二〇）。
《浙江景物图》与《浙省名胜景亭图说》，前者系绘本，后者系刻本，但内容极为相似。其一，景观重叠度高。后者收录的五十三处景观中，囊括了前者收录的除“石屋洞”以外的二十五处景观。其二，除了年份表达略有不同之外，图说文字基本重合。其中，后者的图说内容更多，增加了对皇帝或名人题字、制诗等的情况帮助。其三，地图绘法相近，内容相似。除两处“观潮楼”的视角相反且画法差异较大外，其余景观的绘制视角完全一致，作为图面主体的建筑布局也几近相同，仅有几处局部建筑略有差异，如两处“凤凰山”半山腰的院落差别就较为明显。
根据上述分析及制作时间的先后来看，《浙江景物图》势必参考了《浙省名胜景亭图说》，或者两图共同参考了同一母本。不过，鉴于《浙省名胜景亭图说》已经是比较正式的版本，所以还是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另一证据是“法云寺”景观图说，《浙省名胜景亭图说》中提及“乾隆二十二年，皇上临幸，赐今额”，《浙江景物图》中则变成了“乾隆二十三年，高宗纯皇帝临幸，赐今额”。乾隆第二次南巡，明确发生在乾隆二十二年，后者显然是誊写时出了差错。
24 金陵省城古迹全图
地图左下方印有“金陵聚宝门大功坊口尹德兴藏板”，但图上未注具体绘制时间。不过从图中对时代表现最为敏感的“昔无”标注地物来看，这些地物均为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清军攻下天京之后所建，其中年代较晚的如位于奇望街“行台”系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竣工（参见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十一），“鷄鸣山火药分局”系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设、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建（参见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卷六等）；反之，“今无”的报恩寺等建筑，则正是毁于此番战火的地物；另，图中所见锺山书院尚在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回迁城内钱厂桥之前。由此推知，该图的刊印当在光绪初年之际。
日本京都大学收藏有一幅同名地图，与国图藏图相比，主图内容基本相同。两图主要差异在于，一是题名采用的字体不同，二是京都大学藏图左下角缺少藏板信息。另外，京都大学藏图中，锺山书院已回迁，可见此图的翻刻当晚于国图藏本。二〇一二年，国内拍卖会上也出现了一幅同名地图，布局等内容与上述两图相似，尺幅仅为国图藏图的四分之一。地图上标有“金陵南门内大街郭家巷口尹德兴监制文格殿式制俱全”，可见两图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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