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向江林 实习记者 刘永生 每经编辑 姚祥云

　　近日，监管方面重拳打击披着“区块链”外衣的加密货币ICO骗局。此外，腾讯查封相关自媒体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切断嫌疑人支付通道、百度关停部分炒币贴吧，互联网巨头纷纷出手。

　　事实上，除了贴吧、QQ群、微信群等社群，几乎每一个发币项目方都会在境外建立电报群，以规避监管。

　　不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近日调查发现，随着骗局的不断揭穿，币圈的社群也逐渐走向没落。不少一向喧嚣的万人电报群，正沦为“死群”。

　　社群规模扩张速度快

　　不管是微信，还是微博、贴吧，曾常能看到一些人在上面发布“点击就送166/188个币，邀请好友再获88个币”的广告，这就是ICO中常见的病毒式营销。不法ICO项目方都声称社群是项目的基础，为了创造价值，就必须扩大社群规模、群员数量。在国内，微信群、QQ群是他们培养社群的平台。

　　今年4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曾在参加某一区块链活动时发现，项目方宣布，活动结束，将空投2000“糖果”（币）到现场微信群中，这些币即将登陆某交易所，大家纷纷扫码加群。项目方还表示，除了空投，每天参加项目活动都可以得到奖励，而其活动不外乎转发朋友圈、拉人头等。

　　记者加入项目群，群名标注xx官方社群16。仅仅过了几天，记者又被项目方工作人员拉入另一群，群名标注xx官方社群38，足见项目方社群规模膨胀的速度。

　　在另一加密货币微信群，随着交易所币价跳动，整个群就像一个战场，每个人都在输出，一分钟聊天记录99+，每个人都唯恐错过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在群里，有人在币价上涨时大吼“信仰”，币价下跌时大喊“赶紧跑”，这就是喊单员――韭菜催化剂。喊单员造成的效应是巨大的，他们就像人性的收割机，给你充值“信仰”和精神筹码，让你在没有自主思考的情况下追涨杀跌，最后被庄家收割于无形。

　　随着年初以来加密货币的泡沫不断破裂，上千代币成为空气，庄家收钱跑路，韭菜骂声四起，无数项目方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的微信群、QQ群也随之陷入死寂，甚至以前总打广告的人都懒得发广告了。

　　万人电报群逐渐沉默

　　几乎每一个ICO项目，都有一个高大上的标配：官方电报群。

　　何为电报？电报（Telegram）是俄罗斯人Pavel Durov发明的一款即时通讯软件。宣称绝对保密，不需要实名认证，可私密聊天，不会经过服务器端，点对点加密，保证聊天的隐私。

　　Telegram 没有第三方监管，连政府也无法监控。同时，Telegram 还具有端对端加密、阅后即焚等功能。当用户阅读消息后，消息在指定的时间内（设置每条消息的有效时间）会自动销毁，一旦消息过期，就会从用户的设备上消失。并且，聊天内容不允许转发。

　　ICO本来是舶来品，最早就是在极客的世界出现。极客的天性就是追求无限自由、无政府主义。Telegram的这些特点，对极客和不法分子而言就是求之不得。据一币圈投资人透露：“现在全世界的ICO里面差不多60%到70%是在Telegram上作宣传，市场占有率很高。

　　不管是出于极客精神、还是规避国家法律，很多国内ICO项目方自然而然选择了Telegram。

　　值得注意的是，微信群最多只能容纳500人，而电报的超级群组人数上限是微信的200倍，可达10万人。对于ICO项目方来说，Telegram的社群意义重大，这些群组也是虚拟货币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加入某一项目官方电报群后发现，电报群显示群员数量已达53600人，项目方每天都在大量发送ICO信息。另外，虽然电报和项目方本身注册都在海外，但群中绝大部分成员是中国人，聊天语言用的也大多是中文。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代币大跌，甚至“归零”，同时国内也在明显加强对ICO等违法行为的监管，今天再看这些万人群，除去官方设置的机器人还在不时地发布一些广告、拉一些新成员加入，整个社群已是一片沉默，跟前文所述微信群、QQ群如出一辙。

　　聊天室里，有人发布了一张女孩的照片。这张生活照通过网络到达了成千上万个手机用户，留言区开始涌入不堪入目的点评。

　　这是色情聊天室内每天都在发生的“互动”。在这里，不知情的女性们被群内成员肆意侮辱，被冠以各种涉性侮辱词汇……成员之间鼓励分享图片，相互“配文”侮辱；有用户上传了声称是自己“妻子”、“女友”、“身边女性”的照片；还有人称“贡献”了“室友”、“同事”、“亲戚”。最多时，一个聊天室里有上万人同时在线。

　　类似的色情聊天室不断产生新的受害者。有女性知情后一度被医生诊断有严重的应激障碍，在最艰难的时候，曾做噩梦不断闪现自己被上万名聊天室成员意淫的样子，“我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有受害者选择主动联系聊天室内的管理员，要求删除信息；也有受害者站出来，选择报警，借助法律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然而，即便维权成功，她们心理上的阴影仍然长久存在。如何走出阴霾，重建自己的个人生活？

　　近日，澎湃新闻()卧底多个色情聊天室调查发现，色情聊天室中对于年轻女性照片进行意淫、侮辱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有的色情群内分工明确，有用户专门在群里上传女性的照片、姓名、年龄、职业、学校，甚至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还有用户专门写文用侮辱性的言语对女性照片进行羞辱。依托这些聊天室，每位成员都可以自行创建单独的房间，有的需付费进入。

　　多位律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聊天室里女性照片被处理、转发的行为，显然是侵犯该女性肖像权的行为。女性遇到这类情况，建议能积极拿起法律武器，从民事索赔、刑事报案等多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接到好友的求助后，赵卓决定把受害者的经历写下来。

　　2021年12月27日，一篇文章《亲手送我进N号房的凶手，是985大学的6年好友》发表在赵卓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文章里，赵卓讲述了好友的照片是如何被身边人上传至有7000多人的名为“盯射”的电报群里。“400多张我朋友的照片，700多条关于她的消息。我朋友拜托我发出来的原因，也是不想让更多的女孩受害。”

　　为了写这篇文章，赵卓潜伏进了四五个有7000多名活跃用户的电报群内。

　　电报群，指跨平台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里的聊天室。在聊天室里，用户可以自由地相互交换加密与自毁消息，发送照片、视频等所有类型文件。在这些聊天室里，女性们的图片被群友任意羞辱，其中有人自称照片中是其女朋友和身边女性，供他们围观、意淫。群内还有男性用户随意上传自己生殖器官的视频、图片。进去之后，赵卓的第一反应是“特别恶心”。一些图片引起赵卓生理上和情绪上的强烈反感。

　　“待久了，我觉得这些人都不太属于正常人的范畴。”一种发自本能的对女性的关怀，驱使赵卓持续关注被偷拍、被围观的女性受害者们。第一篇文章发出后，短时间内，赵卓的微信公众平台内有上千条微信留言。女性读者夏阳向赵卓倾诉自己孤立无援的状态，“每一天都像溺水一样，根本无法呼吸，我挣扎也无济于事”。

　　在赵卓的观察里，从后台联系她的受害者中，有半数以上是男友作案，她们无一例外地拒绝过对方拍私密照的请求，但也同样没能避免被偷拍。陈灿从未想过，上传自己私密照片至电报群的，居然是前男友。

　　2020年11月，陈灿收到一位网友的私信，说她的私密照片被上传至推特上。在网友发送的链接里，陈灿进入到一个有28万在线用户的聊天室。

　　聊天室里，用户肆无忌惮地分享所谓女友的隐私照片，同时配上各类侮辱性词语，让陈灿感觉“触目惊心”。陈灿粗略估计，“每天被发出来的女孩子照片，至少三分之一是偷拍的。”

　　在聊天室的聊天记录里，陈灿翻到了自己的裸照。浏览记录告诉她，可能有上万人浏览了她的私密照片。“我不敢想象，可能我身边的一个同学都在背后看到过我的照片。”

　　陈灿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只记得手一直在抖。她发信息质问前男友，前男友承认了。陈灿选择了报警，前男友“很害怕，但并没有觉得有多愧疚”。

　　“警方没有给我立案反馈。”陈灿说，报警失败后，前男友仍未停止上传照片的行为，“我后来发现他们在电报群里上传自己录制的色情小视频。”

　　在此后的几个月内，陈灿担心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无时无刻受到男性的凝视和指责。她经常做噩梦，紧张，控制不住情绪，最终被医院诊断为有严重的应激障碍，需要住院治疗。

　　王蓝(化名)第一次注意到有女性图片被恶意传播，是在浏览网页时，发现贴吧里有人对女性照片留言，“都是一些侮辱性的话。” 2021年初，因为接受不了某张照片下的言语，“一看就是造谣”，王蓝忍不住在留言区与人争辩，却遭到了其他人的嘲讽。

　　他决定制止这种行为。王蓝注意到，有的照片角落带有社交账户水印。通过水印，他找到了一张照片中女孩的社交账户，私信提醒其照片被盗用了。让他感到鼓舞的是，这个女孩去报了警，盗用图片的人最后被拘留了。用同样的方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提醒了六七十个女孩。王蓝估计，大约有三分之二被他提醒的女孩会回复，但有时，发出去的信息也石沉大海。据他所知，后续去报案的女孩只有三个人。

　　此后，王蓝通过社交平台发现了更多群聊，在这些群聊中，成员持续地分享着女孩的照片，其中大多是生活照。

　　2022年1月，通过王蓝提供的群聊二维码，澎湃新闻记者匿名加入了一个QQ群。该群公告介绍，申请人需要经过审核才能进入QQ主群，可以在主群内分享女孩照片供群友“羞辱”。“羞辱”即指用侮辱性的言语对女性进行书面描述，以供他人意淫。

　　截至1月6日，记者注意到，审核群相册内有共计949张照片，按照人物分为52个相册，有的相册命名包含了女孩的学校、姓名、职业等信息。

　　在向审核群群主支付50元后，记者进入了付费主群。群信息显示，该群成立于2021年8月31日，截至2022年1月14日，有427名成员，仅可通过邀请进群，群公告鼓励成员发言，并提醒超一个月未发言者会被清退出群。

　　在付费群群聊内，每天都有不同的账号发布几十张女性图片，其中有账号发布明星照片，但更多发布者称图片中的女性是“身边人”。这些“身边人”的照片是女孩们的生活照、自拍照，甚至证件照。发布者会同步提及一些身份信息，如“同事”、“女博士”、“前女友”等。

　　通常，群成员在群里发布女性照片后，群成员会对图片发表评价，常常有人“志愿”为照片“配羞辱文”。据群主发布的公告，群内还会举办比赛，群成员可以投稿“配文”领奖，投稿字数不少于200字，结果由群成员投票评选，最终奖赏分为50元、30元、20元三个档位。除了“志愿”书写，群内也有写手定制撰写“配文”。一名在群内有偿招募配文写手的群成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写手写一篇“配文”酬劳在10元到40元不等，一天需要写4-8篇，要求“脑洞大，字数够”。

　　澎湃新闻记者发现，400多人的QQ群聊背后，暗藏着隐秘的交易和更深的伤害。借助海外加密通讯软件Telegram，更多女孩的信息不断被泄露和滥用，甚至为色情产业提供了便利。

　　通过前述付费群，记者获得链接加入Telegram的一个聊天室。在该聊天室内，记者发现了总计大小约5G的9个压缩文件，文件中包含上百个以名字命名的文件夹，每个文件夹内含有女孩照片和姓名、年龄、职业、学校，甚至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部分含有“羞辱配文”。

　　2022年1月中旬，澎湃新闻记者依据聊天室中公开的社交平台用户名信息查找、核对，发现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照片被搬运到此类聊天室中，还有博主被公开疑为真实姓名、家庭住址和身份证号信息。2022年1月19日，记者通过微博、部分海外社交平台私信了近十位博主，截至发稿前，有一位博主表示，色情聊天室中的照片确实是本人，她并不知情。此外，记者检索发现，有部分被公开个人信息照片的博主已更换用户名，还有的用户名无法显示。利用网络，更多供人在线意淫的聊天室在暗中不断衍生。记者注意到，经常有人在聊天室内发布新聊天室的链接吸纳新成员。在记者加入的其他15个色情聊天室中，人数最多一个拥有超过15万成员，即时在线人数一般在5000人左右，每日更新信息达数万条。

　　夜晚是这类色情聊天室里最活跃的时间。1月17日，在一间有着14.1万成员的房间里，有用户上传了一位孕妇的裸体照片，收获了成员们的欢呼。聊天室内的女性受害者个人信息也不是秘密，群内成员会公开她们的微博名，给成员“指路”。

　　这些聊天室往往按“癖好”分类，一些聊天室可以无门槛加入，一些则需支付入群费用。一名声称有“分享女友群”的用户告诉记者，(聊天室)里有50多人，有图片和视频分享，支付50元就可以进入。

　　一些色情“生意”也在多个聊天室里吸引客户、招募人手。支付60元，可以找人合成生殖器与女孩的图片。有人在群内发布色情视频拍摄招募信息称，拍一场色情片酬劳在1.8万至3万元不等。一名用户则介绍，有酒店录播群提供，还可以购买“频道”，实时观看情侣开房，499元可以买6个，通过萤石云观看。该名用户向记者发来了两张疑似酒店房间内部的监控录像截图，录像日期为2021年12月18日。

　　“所有的道德、规则都不存在了”

　　“在聊天室里，所有的规则和道德好像都不存在了，都抛弃了，他们随心所欲地发照片，让他们的感官受到刺激，其他的好像都不重要了。”陈灿从2020年11月开始至今，潜伏在各类电报群里的聊天室里。陈灿称，她至今仍无法走出恐惧。

　　2021年5月，陈灿无意间再次发现了自己裸照出现在聊天室里，她开始一边有意识地在聊天室里搜集自己的照片，一边私信自己的前男友，确认自己的照片泄露与他有关。

　　陈灿称，2021年8月，她将收集到的电报群内的聊天截图和与前男友的聊天记等证据，提供给成都某辖区派出所，派出所接警后传唤了陈灿的前男友。但因照片数量不足，无法立刑案。最终，因侵犯隐私权，陈灿的前男友被治安拘留5日，警方收缴了他的手机等作案工具。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晓莹长期关注妇女权益保护，她表示，在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下，维权的成本和难度都很高，需要受害者自己固定证据、有维权思维、找到相应的部门，这些可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董晓莹介绍，她曾接手过女孩的前男友传播女孩照片的案例，多次向警方提供证据，才成功立案。

　　取证难的问题同样困扰着王雪。2021年8月，王雪与男友两人的私密视频被人盗窃后上传至Telegram的色情聊天室。

　　很长一段时间，王雪和男友都无法面对私密视频被曝光后的羞耻感。直至2021年11月中旬，他们最终决定积极面对此事。“只能自己联系各个平台，包括推特、电报群上传视频的用户们，告诉他们希望能删除这些视频内容。”

　　“我们没有目标，只能随机地翻找。”王雪说。

　　如何让受害者走出阴霾

　　虽然各界开始关注色情聊天室里隐藏的性犯罪问题，但受害者们，至今仍在孤独挣扎。

　　多位有过亲身经历的受害者向澎湃新闻表示，经历此事后，他们会“控制不住情绪”、会做噩梦，噩梦中频繁闪现当时照片被上传进聊天群里的场景。

　　陈灿至今仍在和这种情绪做对抗。“我该怎么去面对呢？我感觉我陷入泥潭里面，脏兮兮的。”陈灿担心，今后该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我以后结婚了，我的生活怎么去继续，我以后又要去工作，我怎么以正常的态度去接触人呢？”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王莉律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聊天室里女性照片被处理、转发的行为，显然是侵犯该女性肖像权的行为。《民法典》第1019条，明确禁止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王莉分析认为，在聊天室里上传照片的行为、偷拍者的行为，有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29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怎样会构成“情节严重”？王莉进一步解释称，最高检、最高法法释〔2017〕10号的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了关于“情节严重”的部分标准：“明知或应当知道提供的信息被用于犯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以及“前述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或则“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等十个方面，应该说以上的女性照片被非法上传、转发的行为，很可能构成这类新型犯罪。

　　女性遇到这类情况，该如何维权？王莉律师表示，《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从2021年11月1日开始实施，再加上2015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新规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事立法，可以说我国对于此类侵权行为的法律保护体系已经初步建立。

　　王莉建议，被侵权的女性个人如果都能积极拿起法律武器从民事索赔、刑事报案等多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侵权人面对多人的维权、诉讼，就更容易达到刑法规定“情节严重”的程度；上传、转发侵权行为更多地被处以刑罚，会反过来更好地起到社会警示作用。

　　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这些聊天室具有隐蔽性，微信、qq群数量大，监测不过来，有的群聊设在外网，更不好监管。侦查照片被盗用的难点还存在于技术上，这些被盗用照片大多是生活照，许多不是色情图片，技术难以监测到其在群聊中的流传。另外，这类事件的曝光和调查也存在滞后性，在受害者意识到自己照片被盗用时，照片往往已传播很长时间。

　　刘兴亮指出，随着技术发展，网络上经常出现新形式的违法违规行为，相关部门也应当在法律、监管方面及时跟进。

　　受害者们走出阴霾本身需要很大勇气，许多受害者选择放弃、忍耐，今后再也不提起，赵卓则希望能尽己所能帮助一些受害者。

　　当有受害者向赵卓倾诉自己的经历时，赵卓会冷静地向他们提供情绪支持，建议他们找律师寻求专业的法律意见，此外也推荐合适的心理咨询师给他们。

　　“事情发生了，可以先寻求身边的律师，看照片传播的程度，去派出所报案。”赵卓说，如果这类事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要积极地报案，最重要的应该是心态，不要觉得这件事情自己有错”。

　　回看经历，王雪发现自己不再害怕。“事情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渐渐地走出来了。”她说，女孩们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积极面对，如果不去处理、逃避面对，“这件事就是一个炸弹，早晚会在身边爆炸”。

　　(文中赵卓、王蓝、王雪、陈灿、夏阳皆为化名)

　　澎湃新闻记者 庄岸

住在学生城的学生区，会让你可悲地觉得自己已至中年。这并不是因为学生们华丽的—或性感暴露的—服饰让你无法释怀。事实上，我反而喜欢看每年夏天国王街上露出的肚脐。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流行词。因为我自己也开始跟他们一样用“大”（uni）来指代“大学”了（university）。

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令我们更为失望的是意识层面的。那些我们过去抗争以及失去的一切，学生们已然视为应当。他们无法想象国有化铁路或是免费的视力测试对生活意味着什么，他们也无法想象二次送邮目的何在。

更让人担忧的是，他们许多人都受监控文化影响。给他们一个昏暗的自行车棚，遍地落叶的小径，或是风景如画的河湾，剑桥的大学生大多只会安装一台闭路电视进行监控。

他们说这样有安全感。我想，不能完全怪他们不能对抗潮流。自从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拍下两名孩子带走一位幼儿后，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帮助警察找到了谋杀詹姆士·巴杰尔（Jamie Bulger）的凶手。从此，在英国人心中，监控作为一种刑侦或防卫设备的地位不可撼动。

至于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究竟是否真正有效，这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几个月前，我们系被人破门而入，丢失了笔记本电脑和数据投影仪。有个摄像头正好对准前门，但警察并不想知道摄像头可能记录到了什么。“拍到的画面肯定不清楚，亲爱的。”

英国是世界上人均摄像头拥有数量最多的国家，我猜大多数英国人都对此感到无比自傲——尽管瞟一眼国外的报纸，就会发现外界认为，对于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而言，英国这种对摄像头的热情十分古怪。

正是基于公民自由的原因，我总是无法理解，为什么学生会接受闭路电视监控。我不介意他们说“听着，我们虽然知道自由至上主义者为何争论，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认为这事值得冒险”。可事实是，在我们这些胡子灰白、上了年纪的人忠言逆耳地警告他们监控如何危险时，这些高智商青年（他们半数都是国际特赦组织的成员）只是感到茫然。要不然，他们就会嘟囔那句愚蠢的格言：如果你没做错，就没什么可怕的。为什么会这样？

我刚要责怪“嫌疑犯”教育时——他们肯定在学校接受过类似教育——这些嫌疑就因一次偶然的事件得到了证实。某次大考前夕，我儿子回到家中，遗失了书包，而包里装着他全部的笔记。他看起来十分冷静（我就不是）。但他第二天回到家时，书包就已经找到了。

其间，他攥着自己的上课时间表，去了学校的闭路电视监控室，找那里的管理员并查看了自己一天的行程。监控显示，去上法语课时，他还背着书包，可出来时背上却空了。于是很快，他在法语教室就找到了书包。

我认为，这肯定是一个英国校园中反复上演的怪异经历，马虎的少年多亏监控摄像头相助，方能找回遗失的物品。如果监控这位老大哥次次都能帮你找回失物，也难怪对你而言，他比我更讨喜。

玛丽·比尔德在BBC新版纪录片《文明》（2018）中的剧照

我喜欢看《女性时空》（Woman’s Hour，英国广播公司四台的节目），喜欢该节目将极具颠覆性的女权主义报道，紧挨在金枪鱼披萨烘焙这种无聊的健康食谱介绍之后。我尤其中意现在的《女性时空》，因为目前的节目制作人中有维多利亚·布里格内尔（Victoria Brignell）。维多利亚几年前在剑桥大学修过古典学，聪慧活泼，之后就职于英国广播公司（BBC）。另外，她还四肢瘫痪。

但是这个星期一，他们却一反常态，未能在呼吁给肯尼亚捐赠卫生巾的运动中，嗅出个中猫腻。

活动确实煽情催泪。在采访中，年轻的女孩因卫生巾短缺不能听课甚至彻底辍学。她们解释道，上学时不想让衣服上有血渍。因此，在非政府组织和肯尼亚女议员的支持下就出现了这样一场运动，呼吁校园免费发放卫生用品（商界的口号），并呼吁全世界女性捐赠富余的经期用品。

起初，该运动十分引人关注。不久后，我们就清楚地意识到，在这场运动中仍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解答。比如，在西方的卫生巾捐赠还未对她们的经期措施产生影响时，肯尼亚女性如何处理经期卫生？有些阴暗的说法称她们使用粪便等不卫生的方式。我不禁天马行空，想到经期专权，这是一个不错的景象：经期女性全部聚集到月经小屋，一同学习，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直到某位好心的人类学者到来，告诉她们，不应该相信这些造成污染的经期处理方式。谁说得清呢？

这件事不难得出个结论：当地或许曾经采取过某种切实有效的经期措施。不过现在，这些姑娘却坐在那里，担心自己的裙子上会有血渍，等待他人捐赠永远满足不了当地需求的卫生巾产品。

再进一步挖掘，到底是谁为肯尼亚生产了这种月经用品？这场活动是想在当地建立地方所有的卫生巾厂？还是旨在推广卫生、循环、实惠的经期处理方式？非也，在那些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在第一世界的月经期女性身上大赚特赚的情况下，这场活动似乎却在呼吁，我们应该把这些公司的产品空运到肯尼亚。

快速地浏览下网页，就可以发现，商业世界早已瞄准非洲大陆，将它作为销售高价经期产品的新兴市场。商界意识到，“扩大消费群体”肯定有困难，而且“低收入人群对经期用品购买欲望不强”（成功的市场调研，毫无疑问）。但是，如果能让我们购买后再捐赠，那么公司便无论如何都能从中获利了。

津巴布韦的案例给我们上了沉重的一课，那里也存在经期用品短缺。为什么？当然是因为1999年经济萧条，强生公司撤出了津巴布韦，于是当地人不得不从南非进口经期用品。

我认为我们已经有“配方奶粉非洲行”这个前车之鉴了。即使活动规模再小，（这次捐赠卫生用品的活动）也不过是老调重弹罢了。

玛丽，你的“月经小屋”梦放在100年前，可能还不赖，不过，我们现在谈论的是，现代女性上中学接受正规教育的事。你认为肯尼亚女孩的愿望是人类学家强加上去的，这种想法很侮辱人。我们的姑娘不是围坐在村里，磨着玉米面，等着男性猎狮归家的人。这些女孩必须和其他人一样，挤上公共小巴去学堂，穿上校服，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就像你看到的剑桥女孩一样……哦，我不会说自己是位彻底的女权主义者。我是非洲男性。

剑桥大学的学生到底多么富有？

一份本地的学生报纸《剑桥学生报》（Varsity）又刊登了一则独家新闻。上个学期，该报在网上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50%的剑桥学生曾经在大学期间“剽窃”过（无论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坦率地讲，我不知道这些匿名的自白到底具有多重的分量。但是现在《剑桥学生报》又组织了新一轮的问卷调查，对剑桥学生的平均富有程度及他们父母的平均收入进行调查。此外，为了满足幕后操作者的利益，他们还根据学院和专业对学生进行了分类。这份调查是本周的头号新闻，其热度甚至超过之前那篇备受争议的圣约翰学院正式晚宴向学生提供红酒的文章。（在你下笔之前，让我顺便说一句，这真是一种讽刺。）

这则独家新闻从某种程度上正好迎合了我们平时的偏见。艺术史专业的学生位居榜首，据称每位学生平均每周的预算是182英镑，而父母的平均收入是118000英镑。虽然不够给小鲁伯特买一幅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作品来学习，但是相对于穷人来说也算大手笔了。

还有其他的令人震惊的结果。

有的学生宣称他们为了填饱肚子，每天不得不从超市垃圾箱找来食物；还有的同学正好与之相反，吹嘘自己几乎喝干了所有酒吧的香槟。我不确定是否应该相信这些同学的话。他们的话都带有夸张的成分，属于两个极端，实在让我半信半疑。当然，如果他们讲的情况都是真的，我会更同情前者，而非后者，但是我（严肃认真地）建议两种同学都去找自己学院财政部门的老师谈一下。对于经济困难的同学，大多数学院都有助学金。老师们也知道学生高利贷的危害——目前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当然毫无疑问，他们也会为后者提供足够多的建议，让这些学生避免极度挥霍浪费的行为。

有趣的是，国王学院（具有激进形象）学生父母的平均收入远远高于圣约翰学院（后者存在正式晚宴提供红酒的问题）学生的父母。默里·爱德华兹女子学院的情况怎么样呢？该学院还是被大多数人称为“纽霍学院”（编者注：2009 年更名），部分原因是它现在的名字听起来更像一位橄榄球运动员，而不是一所学院。该女子学院学生父母的平均收入是108000英镑，在全剑桥位居第一。老派的彼得学院（带有稍许的傲慢形象）学生家长的平均收入是54800英镑，排名最为靠后（那些想要驱散剑桥大学势利形象的人乍一看这个数字一定感到很欣慰），比英国40到49岁人士工资中位数的两倍低多了。

说到这儿，我看出这些网上“调查”的问题所在了。我说的问题并不是指只有783位受访者参与该调查问卷（少于学院人数的40%）。事实上，对于剑桥学生做问卷调查，这个比例已经不错了。我也不是指受访者都在撒谎。

问题难道不是在于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完全不知道他们父母最后真正拿到手的收入是多少吗？难道不是这些富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家庭收入有多少，来自哪里？毕竟，学生们平时可不需要填写含有这类信息的利益和诉求表格。

但是，《剑桥学生报》，这仍然是你一次不错的尝试。

几天前有一个说法让人很纠结。该说法认为小学不应该再讲授19世纪的东西，而是应该教孩子们使用博客、推特和维基。

最令我感到不安的不是推特的地位高于了（例如）诗歌，而是按这个观点，中央政府应该要求英国所有学校开设推特（或是其他什么）课程。这对于那些长期煎熬、差异极大的学生和老师而言，是又一项一刀切式的不合理要求。

在我看来，教给孩子语言、样式和风格的各种不同使用方法没有错。事实上，我清晰地记得12岁时曾在一堂英语课上练习写过电报。（20世纪60年代时的电报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推特，不是吗？）

我还记得，布置的任务是写一封电报给获得剑桥奖学金的人，请他们确认领取（这种练习大概是为提升我们的学习热情而进行点滴渗透的方法之一）。我的电报（甚至现在我还引以为豪）是这样写的：WON SCHOLARSHIP CAMBRIDGE WIRE IF ACCEPTING（获剑桥奖学金若接受回电）。（我认为在“剑桥”和“回电”之间不用“句号代码”，意思也是足够清楚的。）

这是一个不错的简洁方面的练习。我认为推特却不是这样。

当“一个剑桥教授的生活”碰巧成为国民教育的内容时，你会觉得好笑、惊讶或是完全的恐惧。我的一个朋友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世界和时间：在背景中讲授》（World and Time: Teaching Literature in Context），其中一个目的是帮助老师讲授各种文体中文学分析的方法。书里面可能有的都有了：华兹华斯（Wordsworth）、艾略特（Eliot）、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等。嗯，不可能有的也有：例如我。准确地讲，我有一篇标题为《自我提升？》的博客，是很久以前在我的书《罗马凯旋式》（The Roman Triumph）出版时写的，主要介绍了该书的宣传活动（“我的一周从《开始新的一周》这个节目开始。有两百万的听众，所以这很可能是听说过我这本书的人数最多的一次了”）和发布会（“地点是在希腊大街上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举行凯旋式派对的绝佳场所……明白吗？”）。坦率地讲，之后我对会出现的书评既恐惧又盼望。“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做得非常好。《星期日泰晤士》（Sunday Times）上有很大的篇幅对我的书进行了报道……别担心，这并没有冲昏我的头脑！因为弗雷迪·拉斐尔（Freddy Raphael）在《观察家报》（Spectator）中及时给我泼了一小盆冷水。”

《世界和时间》中其他的作家（是指还健在的人）很可能已经习惯于人们剖析他们的诗歌和文章，但是我以前从没见过任何人如此对待我的作品。我假定他们完全弄错了，或是他们所说的是我那些非刻意为之的文体特征上的小聪明。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他们上来就谈起我博客中那些精心设计的亲密语气（我用了geddit而不是get it来表达“明白吗”的意思，用Freddy Raphael而没用Frederic Raphael来称呼弗雷德里克·拉菲尔），说我总是直接向读者喊话（“别担心”）并且使用一些（刻意为之的）轻快的重复（“我的一周从《开始新的一周》这个节目开始”）。书中还“恰当地”指出，我把那并不是很漂亮的词“漂亮”，不够漂亮地重复了数次。

在这一部分的结尾还留给学生一些讨论的题目和需要回答的问题：“博客真的能被严肃认真地视作一种文学作品吗？”或者：“我们在屏幕上看博客不同于在纸上读文章吗？”我想我真是非常高兴有一些孩子研究我的博客，并思考电子时代的写作与文学。（好吧，我也许会非常高兴，不是吗？）但是所有的学生群体被迫用“一个剑桥教授的生活”来打磨文学技能，我认为这是教育的噩梦。

商业圈过去常常使用电报挂号，是为了节省发电报人的钱。布莱克威尔（Blackwell）牛津旗舰店（牛津一家历史悠久的家族学术书店）是BOOKS OXFORD（对它的邻居BODOX来说复杂了点儿）。牛津的辩论社团的电报挂号是ACME OXFORD，一度有人怀疑M是N的误印。护照上的说明文字（有时是在土耳其坐巴士时唯一的读物）标明所有英国领事馆的电报挂号都是BRITAIN加上城市名，而所有英国高级专员公署的电报挂号都是UKREP加上城市名，这是有道理的。更具有神秘色彩的是所有英国大使馆的电报挂号都是PRODROME加上城市名——英国女王陛下与浸礼会的圣约翰有什么关系？

外交礼仪在线字典给出PRODROME的定义以及它在英国电报中的用法：“PRODROME，外交及联邦办公厅的电报挂号，最初注册于1884年。源自希腊语prodromos，意思是‘前兆’，选这个词很可能是认为大多数的电报是更长更详尽急件的前兆。在1911年，意大利入侵奥斯曼的省份的黎波里不久，据说意大利军事审查员误将PRODROME当成了新闻通讯社的名字，认为英国总领事不太友好，并拦截了其电报。”

——托尼·弗朗西斯《一个剑桥教授的生活》（1、2），【英】玛丽·比尔德/著 周芸、王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后浪，202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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