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香港岛北岸海景（中为当年建成的汇丰银行香港总行新大楼）

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第一任买办王槐山
1928年汇丰银行香港总行买办间工作人员合影

上海汇丰银行大楼门前的一只铜狮子名叫史蒂芬
买办（Compradore）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上曾经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进出口贸易业和金融业两方面，买办更是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近代洋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买办开展对华业务的。作为最有实力的在华外资银行，汇丰银行也不例外，在其一百年的成功发展历程（年）中，买办的活动不可或缺，成就不可忽视。
一、近代在华外资银行的买办制度
外商及外资企业初来中国发展，由于语言不通，对中国的经贸情况又不了解，而且中国的货币体系特别复杂，因此迫切需要有懂外语且会做生意的中国人帮助其经营和拓展业务。于是，买办就应运而生了。再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经贸制度，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格格不入，外国人办事靠制度，而中国人办事更多地靠人际关系。为了便利在华开展业务起见，用一个在当地有关系、有信誉、有身价的中国人来当买办，比外国人直接出面要有利得多。
外资银行一般具有适应业务需要的组织机构，在经营管理上也有一套相应的方式方法。买办从组织机构来说，相当于外资银行的一个出纳部门；从担负的责任来说，类似一个保人；从业务经营来说，是外资银行活动的中介人和代理人。
外资银行在雇用买办时都要与其签订合同，对买办的雇用期限、权益报酬、应提供的保证品、执行业务的种类及权限、合同的废止等多项内容做出相应规定。上海方面据说只有汇丰第一任买办王槐山是没有合同的。买办合同条款中最重要的是提供保证品。外资银行在雇用中国人做买办时，往往要求买办提供相当数量的中外货币作为保证品（现金保证），有时买办还必须将其名下的有价证券、不动产等资财抵押给外资银行（财产保证），甚至还需要有担保人（信用保证）。由于各个时期不同，外资银行和买办本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提供保证品的种类也就不同。有的外资银行因为买办本人有身价或信用好，所以无需现金保证，也不要保证人担保，只要买办提供不动产作为保证。有的买办与外资银行经理（大班）关系密切，就无需现金、财产保证，只要信用保证即可。有的买办信用虽好，但本身资力不大，或者遇到金融形势紧张时，外资银行为了它本身的利益，可能三种保证都要。总体而言，买办的保证品初期比较松，数额比较小，后期则要求较高，数额较大。
上海方面，现金保证最初一般在规元2万两至5万两之间，后来由于竞争买办职位的人多起来，逐步增加到3万两至10万两之间。现金保证一般用中国货币，但也有不缴现金的，个别也有用外币的，如汇丰第六任买办龚星五就用英镑存单。财产保证最普遍的是房地产，但仅限于租界范围内的产业；另一种财产保证是外国人承认的有价证券，一般都用外国证券，如汇丰第三任买办席立功的保证品中就有汇丰银行的股票，第五任买办龚子渔的保证品中曾有新加坡市政公债。总的说来，财产保证品还是以房地产为大宗，并且是三种保证品中最主要的一种。信用保证也有不同情况，有一个人保的，有几个人合保的，也有由店铺担保的。如汇丰上海虹口办事处买办胡仲华，是由堂兄弟胡筠籁等四人出面担保的。从保证的责任来讲，有的有限额，有的没有限额，保人对买办的亏欠全部负责。
有时买办的保证品不是一个人的资财和信誉所能胜任，于是买办就有独资、家族代表与合伙等区别。独资完全以自己的财力和信誉作保证，不依赖他人帮助，如上海汇丰第二任买办席正甫。家族代表是利用家族共有的财产保证，而由某一个人出面当买办，如汇丰第三任买办席立功，其保证品是兄弟共有。合伙有各种形式，一种是旧式的隐名合伙，即一个人面当买办，其他人附股在其名下，如席立功的隐名合伙人谭海秋，龚子渔的隐名合伙人何谷声；还有一种是正式合伙，个别还有以后台老板身份出现的。以上各种形式，外资银行只承认出面的人是买办，对其他合伙的人是不承认的，只有汇丰的第四任买办席鹿笙和龚子渔的合伙例外，据说得到银行认可。
买办的业务范围主要有：（1）中国货币（通常是现银）的鉴定、出纳和保管；（2）汇兑买卖的中介，如负责金、银、外汇的买进卖出；（3）存贷款等各种交易的中介，包括介绍存款、保证放款等；（4）票据清算，包括庄票（钱庄签发的本票）的鉴定及托收；（5）调查行情、资信等。
买办要一个人承担外资银行规定的上述全部业务，是不可能的，因此买办一般还自己聘用一些人员，在外资银行内设立买办间（又叫华帐房）。买办间人员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买办（包括正买办或首席买办、副买办与跑楼）。一些大银行的买办间，为了业务需要，或便于与外国大班接洽，或照顾买办间办事人员中资历较深的人，或安插家族成员、隐名合伙人和后台老板推荐的人，往往设置副买办和跑楼。如席立功当汇丰买办时，其弟席聚星任副买办；龚子渔是因资历较深而任汇丰跑楼。副买办可以代表买办正式签字，执行业务，具体职权的划分，则根据买办本身的具体条件（如外文程度、业务水平等）分工，但正买办必须对副买办的行动向银行完全负责。二是一般职员，分别负责各类事情，如记账，票据授受及清算，掌管现银和鉴定金银真伪，在柜台上收付各种票据和现金，进行资信调查、报告市场行情，接待客人，联系其他金融机构，催讨债务等等。三是工友，即担任买办间杂务和收票、送票、搬运现金等工作的栈司。外资银行与买办自行聘请的各类人员不发生直接的雇用关系，但买办雇用多少人要得到外国大班同意，并抄送花名册。有的外资银行可不说明理由而要求买办辞退他雇用的人员，并不负任何责任。如果买办间人员损害银行利益，买办要负赔偿责任。因此，买办间职工大部分由个人推荐或因私人相识而招来，买办与许多雇员都有亲友关系。
买办的收入基本上分为两种，即薪金与佣金。
薪金有两种制度，一是全部包干制，日资银行及其他一些资力较弱、算盘打得更精的外资银行大体上采用这种办法，买办自己和雇用人员的薪金都包括在内。另一种是部分包干制，汇丰、麦加利、花旗等大银行都采用这种办法。对买办本人规定每月薪金若干。对买办间雇用的人员，则由买办匡计多少人，要支付多少月薪，事前与大班协议一致，包一总数。早期买办本人的薪金只在100－200两银子之间，后来逐渐增至200－300两，更多的有500两、800两。买办付给雇用人员的月薪，一般每人只有银元三四十元，少数也有七八十元或一百余元的。有的黑心买办还要克扣买办间职工的薪水中饱私囊。例如龚子渔在席立功当汇丰买办时，经常叹苦经，说买办对待职工苛刻，买办吃火腿，职工只好啃啃火腿骨头，但到了他自己做买办时，也效法前任，职工生活同样清苦，而且在虹口汇丰办事处买办间，职工的薪金比上海外滩汇丰分行买办间还要低。买办还可从其包干部分进行克扣，手法有两种：一种是吃空额，如汇丰买办席立功的叔父席缙华，月薪一百几十两银子，他早就脱离汇丰买办间，可是薪水表上还有他的名字。另一种是吃高薪，在一些老年高薪职工离职或亡故后，用低薪的人抵充，并不报告银行更正。每月多下来的薪金差额，也有一个习惯的分润办法，即并入买办间的所有收益中，年底按成分配，构成所谓“花红”的一部分。这种分成各有不同，一般是买办七成，职工三成，但有的贪心买办一人要拿八成，职工拿二成。
买办的主要收入是佣金。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月薪不过二百多两银子，而每年实际收入不少于五万两，显然还有更大更多的盈利渠道。佣金收入花样很多，大致可分为明文规定的佣金和合同外的收入。前者如买卖金银外汇、保证放款、介绍存款等。所谓合同外的收入，第一是赚行市，例如买卖金银时，买进的价格按行市升高一档计算，卖出的价格按行市降低一档计算，从中赚取差价。第二是赚拆息，有的是拆给钱庄款项时，由于市面银根紧、利率高，而外资银行拆出的利率小，这部分差额就归买办独吞；有的是在放款给华商或中资企业时加大利率，或者预扣一部分金额；有的是在推行中资银行发行的钞票时，迟期交款，利用迟交期间生息（这是“五四运动”后外资银行钞票发行萎缩以后的事）。
买办除了根据合同从事银行业务活动以外，还投资工商金融业，或独资，或合伙，并从事投机活动。买办投资的对象可分为三类：一是工商企业，如纺织、烟草、造纸、制革、水泥、火柴、面粉、榨油、砖瓦、煤铁、化工、机器、码头、铁路、电灯、电话、自来水、花纱布、绸缎、粮食等，如汇丰买办席立功是上海公益纱厂股东；二是银钱业与保险业，这类投资更便于买办在银行业务上的开展，如汇丰买办席正甫与人合办协升钱庄，席立功是江苏银行董事，还投资开办久源、正大、裕祥等钱庄，龚星五开办成丰钱庄等；三是金号与房地产的投资，如汇丰买办龚子渔是新泰金号股东、永丰余金号店主。买办的投机活动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金融性的，二是商品性的。前者如证券、金银、外汇、地产等，后者如花纱布、粮食等。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买办职位虽然诱人，但也有不小风险，利益大，责任也大。能够在外资银行担任买办的华人自然绝非泛泛之辈，堪称中国金融界的精英。
历史上汇丰银行曾在中国的香港、上海、汉口、厦门、福州、天津、北京、广州、烟台、青岛、哈尔滨、大连、沈阳、汕头、重庆、南京等城市先后设立过二十多家分支行处，由于资料有限，以下仅就最重要的香港、上海两家分行谈谈汇丰的买办概况。
二、香港汇丰银行的买办
香港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是罗伯常（任期：年），来自有着长期经商传统的广州黄埔。关于他在香港的地位根基和经营实况，人们所知不多，只知道在汇丰银行成立时，罗伯常投资有股份，同时透过一份罗伯常在1877年2月5日去世前两天立下的遗嘱，知道他经济实力雄厚，拥有许多企业股票，是香港许多外国保险公司和中国钱庄、银楼、商号、租船行的老板。罗伯常去世后，他的儿子罗鹤朋（一说罗鹤平）成为第二任买办（任期：年）。父死子继或亲戚接任，在买办职业中司空见惯，因此在晚清历史里曾出现过众多“买办世家”。依靠父亲的名声，罗鹤朋在汇丰银行获得越来越大的信任。他经常以保人的地位，介绍钱庄向汇丰银行通融借款，而在其介绍的钱庄中，他又以老板的地位，转身用借来的款项进行投机活动。通过这种双重身份的活动，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在中国官场中，罗鹤朋又以罗寿嵩的名字，出钱捐了一个候补道台的头衔，出入于两广总督的衙门。他不但自己捐官，还替他的外国老板买爵，1882年替总经理杰克逊（Sir Thomas Jackson）捐了一个相当于按察使的三品顶戴。反过来，清政府也有求于汇丰银行，又通过罗鹤朋之手，得以顺利解决。1883年和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两次从汇丰银行获得的广东海防借款，都是通过罗鹤朋作中介的。广州的大小官员，不少人将自己的搜刮所得委托他进行投机活动。1892年3月，罗鹤朋投机失败而破产，为躲避巨额债务（欠了汇丰银行近130万港元），罗仓惶潜逃。他的破产，不但连累了香港、广州、上海的许多钱庄商号，还迫使汇丰银行不得不动用300万港元的准备金，填补这一年的营业损失。由于这一次投机的失败，罗鹤朋同时失去了汇丰银行的股东和买办的双重身份。
第三任买办刘渭川（任期：年）和第四任买办刘伴樵（任期：1906－1912年），来自买办辈出的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香山由于地理位置靠近澳门，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与葡萄牙人有接触，因此被称为“买办的故乡”，不少香山人在香港许多著名的外商企业中担任买办，如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相互间有着亲戚关系的刘氏两买办，在香港有着庞大的家族联系，在汇丰的买办间里也有相当数量的亲朋好友。刘渭川在加拿大温哥华受过教育，进入汇丰以前曾在新沙逊洋行（E.D. Sassoon & Co.）任买办。辛亥革命后，为纪念孙中山视察家乡香山，刘伴樵曾捐资兴建中山纪念亭。
第五任买办何世荣（任期：年）来自香港最显赫的家族----何东家族。何东当年进入怡和洋行买办间任助理时，年仅18岁，几年后便成为怡和洋行首席买办。接着，其弟何福、何甘棠继任怡和买办。何世荣是何福的亲生儿子，但被过继给膝下无子的何东当养子。原先在新沙逊洋行担任买办的何世荣，由其养父何东提供30万港元担保金后，当上了汇丰银行买办。有着欧亚混血血统的何东家族在香港有着庞杂的买办关系网，何世荣兄弟数人分别在不同的洋行或银行担任买办：老大何世荣是汇丰银行买办，老三何世耀是有利银行买办，老四何世光（澳门赌王何鸿燊之父）在何世荣之后继任新沙逊洋行买办，老五何世亮在怡和洋行任买办，何福另一个儿子何世基为利安洋行（Arnhold & Co.）买办。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香港，香港汇丰银行被迫停业清理，何世荣在日占时期备尝艰困，并一度身陷囹圄，饱受日本人虐待，最后在1945年香港光复后拖着病残之躯去世。
何世荣死后，原第二买办唐宗保升为第六任首席买办（任期：年）。1953年唐宗保去世后，由李纯华接任，成为第七任买办（任期：年）。李纯华是第四任买办刘伴樵的外甥。
随着中国金融近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在华外资企业的买办制度逐渐变得过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金融业软硬件发生重大变革。战前银行分类账账目用毛笔誊写，在战后改用了钢笔和墨水；战前在计算时使用的算盘，战后也变成了计算器。买办制度成立的一个最主要理由----语言障碍也开始消失，会说英语的华人职工不断增加，致使买办在对华贸易中的需要日渐减少地位日渐下降。
1949年以后，汇丰银行中止了在中国大陆的几乎全部业务，除了上海分行外其他在中国大陆的分支机构全部关闭，而在香港和海外，华人和西方人做生意的方式方法也日渐趋同，买办已无用武之地。1960年，香港汇丰银行的“买办”称呼被“华人经理”一词取代，华人业务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业务之间已没有多大区别。五年后，李纯华退休，买办制度彻底退出汇丰银行，因此李纯华既是汇丰第一个“华人经理”，也是汇丰最后一个“买办”。
就在汇丰银行庆祝开业一百周年之际的1965年，末代买办李纯华的退休宣告了汇丰历史上买办时代的结束。
三、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
在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是汇丰银行最主要的经营和利润来源地。在这里，中国特色更浓，与政府和方方面面的关系更加复杂，买办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大。这从汇丰在中国大陆的最大分行----上海分行的买办可见一斑。
上海汇丰银行自1865年4月3日开业至今从未中断营业，从而成为汇丰诸多分支机构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家。上海汇丰银行的重要事务，照例由英国人和其他白种人担任，从澳门来的葡萄牙人及混血种人难以取得高级职位。早期汇丰的华人仅充当西崽（为洋人服务的勤杂人员），后来汇丰开始从中提升职员，或经买办作保引进华人，但只让华人职员从事记账抄写之类的简单劳动，而且同工不同酬。日常营业中，华洋之间也有区别，外滩12号正面的大楼营业厅专供外商办理业务和洋人私人存款，而中国商人和存款户的业务则必须到局促于银行大楼一侧的福州路买办间去办理。
上海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王槐山（任期：年）是浙江余姚人，原先在上海三余钱庄当跑街，因为业务关系，结识了英商会德丰洋行的大班麦克林（David McLean）。1864年初，麦克林为开设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打算回英国筹集资金，因为手头紧，行前向王槐山商量借两千两银子作回国费用，并声明此去少则半年，多则九月，届时本利归还，绝不食言。讲义气重友情的王槐山答应帮忙，他自己拿不出这笔钱，便擅自从钱庄客户存款中挪用一部分借给麦克林。谁知麦克林一去就没了音讯，至年终钱庄结账，王槐山挪用庄款的事情暴露。尽管三余钱庄的老板是王槐山的舅舅，但迫于行规，王槐山还是被开除，只得回原籍谋生。1865年，麦克林回上海担任汇丰银行分行经理，得知王槐山的遭遇后他深感愧疚，赶忙将王请回上海，出任汇丰银行买办，无需签订聘用合同并且不要任何担保款项。于是王槐山招揽上海滩的钱业高手俞晓安、陈广延等为其业务助手，走马上任。
麦克林对王槐山极其信任，甚至把银行金库的钥匙也交给了他。钱庄出身的王槐山担任买办后，熟悉中外银钱业行情，就在汇丰银行内做银两银元买卖，大赚其钱。通过他的活动，自1869年起上海汇丰银行开始向中国钱庄拆放款项，其他外资银行见有利可图，纷纷同钱庄接上关系，拆票业务由此风行。王槐山后来又成功地为汇丰银行向清政府提供了一笔贷款，因为解了清廷财政燃眉之急，他和跑楼席正甫一道获赐四品顶戴，赏戴花翎，从而一跃成为“买办大人”。
王槐山做了近十年的汇丰买办，不仅拿120两银子的月薪，自己还净赚了近百万两银子，不仅在上海投资开设钱庄、当铺，而且在家乡余姚购买了数千亩田地，并收买外资企业股票，成为汇丰银行的华人大股东。1874年，王槐山见好就收，辞去了买办职务。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因为汇丰银行要和他订合同并要他提供担保品，所以他才不干了。王槐山53岁时死于中风，他的财产后来被其侄子挥霍殆尽。
王槐山辞职后，原跑楼席正甫继任，成为第二任买办（任期：年）。席正甫是江苏苏州洞庭东山人，19岁到上海，在舅舅开办的钱庄当了几年跑街，学会了几句洋泾浜英语，后来自己开办了一家钱庄，1866年经人介绍，进了汇丰银行当跑楼。席正甫办事老练圆滑，当上买办后曾随汇丰银行高级职员与清廷官员接洽借款事宜，又与上海道台袁树勋换帖成为结拜兄弟，从而打通官府门路，因此受到汇丰银行和清朝官员两方面的赏识，左右逢源，官路亨通。在洋人面前，他是个与官府沟通的代言人；在官府面前，他又是个能办大事的洋务人才。席正甫事业的高峰，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解决对日巨额赔款而向外资银行借款的时期。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联合与清政府谈成了1896年“英德借款”和1898年“英德续借款”，席正甫居间出了大力，既为清廷解决了难题，又为汇丰银行赚得了利润，席正甫的表现不仅让汇丰银行深感满意，也让清廷大为赏识，因而被赐二品顶戴，并赏穿黄马褂，成了“红顶买办”。席正甫还在上海与人合开钱庄，拉拢华资银钱业中的同乡结成东山洞庭帮。与王槐山不同，席正甫在汇丰当买办一当就是三十年，不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买办世家”，也成为了上海乃至全中国财政金融界的显赫人物。
像何东家族在香港编织了一张买办关系网一样，席正甫在长期的买办生涯中，也编织起了一张上海金融界的关系网，形成很有势力的席氏集团：三弟席缙华是有利银行买办；胞侄席锡藩是麦加利银行的买办，后为华俄道胜银行买办；麦加利银行的买办王宪臣是其侄婿，又是席正甫的儿女亲家（席正甫的二儿子娶了王宪臣的姐姐）；花旗银行买办王俊臣又是王宪臣的胞弟；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买办叶明斋则是席缙华的女婿。比利时华比银行和日本三菱银行的买办胡寄梅、胡筠籁、胡筠秋父子，也都是席家的亲戚。席正甫的第三个儿子席德辉曾充任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协理；孙子席德懋后来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
1904年席正甫去世后，其长子席立功继任为上海汇丰银行第三任买办（任期：年）。席立功除经办银行买办业务外，还投资六家钱庄，并经营银楼、金号和绸缎庄等。席立功聘用前有利银行跑楼龚子渔担任汇丰跑楼。这对拍档所经历的时期，是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汇丰银行对当时中国政府的财政仍有相当的影响，他俩在汇丰借款给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过程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席立功担任汇丰买办，其保证品系兄弟共有，因收益问题时常发生纠纷。起先席立功每月贴给四个弟弟500两银子，后来弟弟们不满，要求分割家产，1913年向英领事法庭提出诉讼，要求汇丰发还保证品，经法庭判决不予受理，但家产还是分了。当时高易公馆（汇丰银行的法律顾问）的买办广东人谭海秋知道此事，遂与永丰钱庄经理陈一斋一道，在席立功名下合并加入保证品15万两银子作为合伙，这样席立功仍能维持保证金数额。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浦东滩地涨价，席立功乘机将祖上留在浦东的一块地皮出售，卖得68万两银子。席立功分得应有的一份，遂于1918年9月与谭海秋达成协议，同年年底终止合伙关系。
1922年席立功去世，其子席鹿笙接任父职，成为第四任买办（任期：年）。不过，席鹿笙在上海滩作为花花公子的名声远胜于他的买办职业，他从小不务正业，终日寻花问柳，担任买办后办事能力较差，见了外国人总是回避，每天只在买办间坐坐而已，实际业务是由副买办龚子渔负责的。龚子渔惟恐人家说他要挖席家在汇丰的老根，特地向汇丰大班反映，由两人合做买办，各出一半保证品，利益平均分配。这与一般人合做买办只有一人出面的情况不同。
1929年12月6日，席鹿笙在一枝香西菜馆因为抗拒强盗绑票而被开枪打死。因子年幼，席家已传接三代的汇丰银行买办职务就此旁落，由副买办龚子渔升任正买办。当有人向汇丰银行大班汇报买办被杀时，大班指着龚子渔说：“买办不是正在办公吗？”可见在洋人眼里，席鹿笙早已无足轻重了。席鹿笙死后他的家属托族人席云生和安裕钱庄经理王鞠如、顺康钱庄经理李寿山向龚子渔接洽，席家暂时不取出保证品，继续合伙，由龚在一定时期内分给席家一部分收益。
第五任买办龚子渔（任期：年），江苏吴县人，原在英商有利银行（Mercantile Bank of India）买办间工作，有利停业（1894年）时，由胡笛栏介绍，进汇丰做席立功的助手。因为他是从有利转过去的，汇丰的英国人就用有利行名第一个英文字母叫他“Mercantile”。在席立功任买办的后期，龚子渔任跑楼，席立功死后，他与席鹿笙合伙当买办。到席鹿笙死后他独任买办时，保证品不足，在绍兴人何谷声（怡大钱庄出身，后为中国垦业银行董事）帮助下方才凑足。
就任正买办时，龚子渔已年逾古稀，没做几年也病故了，其子龚星五继任成为第六任买办（任期：年，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公共租界，上海汇丰银行被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接管清理，英美籍职员大多被扣，华籍职员转为正金银行所用，于是龚星五当上了正金银行买办。他财产很多，在钱庄方面也兜得转，借日方势力，经手黄金抛售，投机操纵黄金市场（龚家本来开设永丰余金号，由龚子渔之弟子范主持），发了横财。抗战胜利后，横滨正金银行作为敌产被中国政府接收，龚星五虽然为日本银行服务过，但与英国人的关系未断，所以汇丰在沪复业后他仍回汇丰去当买办。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龚星五离职去了南美洲，买办一职遂由他的侄子龚振方代理，后者成为第七任买办（任期：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汇丰业务重心从中国大陆转向了中国境外，在华业务大幅度收缩，因此龚振方成为上海汇丰银行的最后一任买办，后来去了香港。
1909年，汇丰银行在上海虹口地区设立了办事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业。虹口办事处的历任买办为胡笛栏（任期：年）、胡仲华（任期：年）。胡笛栏是安徽绩溪人，他先在外滩汇丰买办间工作，汇丰在虹口设立办事处后，即到那里担任买办，到席立功做买办末期才退休，在汇丰银行前后做了50年，83岁亡故。
汇丰银行的买办，虽然不能说都是“理想的买办”，但可以说大多数人是极有能耐的“神通广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