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6年毕业开始在外资银行工作的，当时很多人以到外资银行存钱为荣，有人提着整箱整箱的美元去存。”如今已经是某信托财富部门负责人的重川（化名）回忆起刚入行的那段时光。

当时他负责高净值客户，这类客户起点资金2.5万美元，VIP类门槛是10万美元，VVIP类门槛是10万美元以上。那时的理财产品主要以保本型为主，期限一多是三年以上，到期保本。

之后外资银行资金有所受限，再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觉得没法再继续做了。”风光无限的外资银行开始出现人员陆续离职的趋势，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开始风生水起。重川跳槽到一家大型综合金融集团任职，之后到了现在固收项目较多的这家信托公司。

去年以来，随着资管新规的推出，信托业打破刚兑，重川发现，他客户出现两大分化，有的客户越投越多，原来一千万的可能投到两千万；有的客户则不买信托了，资金回流银行去买现金类产品。

经济观察报采访的数位财富管理行业人士也感觉到，居民理财中现金回流银行理财或购买固收产品的这一趋势，并认为原因在于经济环境的改变、资管新规体现出监管破除刚兑的决心以及投资者心态上发生的微妙变化。此外，与过去居民理财单一化不同的是，个人财富配置的多元化和国际化视野正在打开。

嘉实财富宁波财富管理中心总经理劳依佳比重川晚3年毕业。与重川的外资银行时代热潮不同，那时她正赶上银行理财时代的旭日。从2009年大学毕业，她便进入某银行做理财经理，该银行是国内第一只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方。当时，银行理财产品很单一，并没有信托、私募基金之类的产品。“随着大资管时代的来临，信托公司的产品越来越丰富。但同时，出现了不少在银行门口蹲点发传单的小型三方财富管理公司、P2P等等，为了赢取客户的信任，一些不正规的财富公司的理财经理往往会向客户宣称自己的理财产品和银行有合作，证明自己的安全性，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将一个托管账户开在了某一银行，对于银行来说，这只是一项对公业务，却被他们宣传放大。”劳依佳表示。

2014年之后，上述各类公司野蛮生长时代开始过去。据劳依佳回忆，因改革开放以来居民财富迅速积累，投资理财需求爆发，再加上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正规的三方财富公司快速发展起来。信托公司纷纷设立财富中心，吸引了很多投资者的资金。“当时，我也纠结过要不要去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或是信托公司，但在刚兑尚未打破的大环境下，我想再等等。”

与劳依佳不同，重川当时已经在信托业又进行了一次跳槽。“2010年，我们公司产品收益率能做到8.5%-9%。但当时做股权项目踩了很多雷，在那之后股权类项目就做的少了。但集团内部慢慢减少了固收方面的比例。”这也成为其离职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固定收益类产品总体较股权类稳定安全，股权产品会带给客户和他自身不确定性。

今年4月，央行等多部委下发《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下称“资管新规”）并落地实施，让金融市场格局出现了很大的改变。此后，资产新规补充文件以及银行的公开征求意见稿陆续出台。

他表示，信托破刚兑后，从总体上看不良项目的比例不会太大，但未来挑项目的眼光也会变得更为重要。

除信托外，由于整体市场行情以及行业内负面影响，目前股权类项目机构包括PE以及二级市场正在面临赎回和募集压力。

乾立基金总裁成斌表示，资管新规规定，在大的方向上大的债权类投融资基本上不能做，后面公司会投资优先股等其他一些项目。

京东金融全资子公司东家金服CEO汤松榕认为，打破刚兑的序幕已经拉开，投资者要改变原有的认知和对风险的定义。只根据收益率选择产品，却不看风险是不可取的一件事。私募类的产品已经非常困难了。目前经济下行，风险总是突如其来，在私募产品上会更快地凸现出来。债券固收类不能做，所以在固收上的资金会回流到信托上来。此外，受此前P2P行业风险释放影响，市场上的资金正在回流银行。

此间，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进程正在加快。普益标准监测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新发行净值型银行理财产品共1107只，其中，国有控股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行量接近八成。6月份，全国银行净值产品存续量为2134款，环比增加318款。

汤松榕指出：“目前金融机构对资产管理要实现净值化管理，这意味着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在内的所有资管产品都要向净值型产品去转型。”净值化转型的硬性规定是此次征求意见稿对于银行理财业务冲击最大的条款，未来90%以上的银行理财产品将转型为净值型。

西南财经大学财富管理专业主任蔡栋梁分析，就理财产品而言，刚性兑付、保本保收益、期限较短、过度非标准化的理财产品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净值化管理、标准化运作、坚定价值投资的理财产品。

而对于高净值人群而言，目前形势的变化使得机构对其资产配置策略也发生相应的改变。

诺亚控股集团总裁林国沣就看到了客户心态正在发生悄然的改变，并将2018年视作中国资产配资市场的崭新时代。“客户心态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成熟时代，他们的投资需求，正在从增值导向型变为保护导向型。在此背景下，而资产的全权委托、遗产规划和其他保护型资产服务需求，将会出现强劲的增长。”

他表示，在目前的经济周期下，“在资产投资时，我们的目的就不能只是简单的财富增长，而是要求思考如何增加财富的韧性和抗波动性，保护好自己累积多年的财富，并传承给下一代。这样的变化给了我们一些新的资产配置思路：低波动、高流动性、多元化风险分散的保护型策略。”

一位第三方财富机构全权委托业务负责人表示，在其投资中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偏高科技的，偏AI的会多一些。地区分布上，除了美国、欧洲还是有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才会代表新的经济增长的地区。包括所有行业和区域分布。”其表示，之前投资者看重收益，对通胀的理解性不够，觉得作为长期投资的钱核心还是要打败通胀，所以在通胀来的时候，会增长抗通胀的资产，像黄金、商品。

歌斐资产董事总经理李富军认为，未来中国居民未来的资产配置将有两个大的趋势，一是通过科学的资产配置，来实现长期稳健收益，而不是之前的刚兑。科学的资产配置包括资产种类和全球区域的合理配置和动态调整，形式包括富裕阶层的家族办公室和普通大众的多资产基金（如养老目标长日期基金）。二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放开（沪港通、沪伦通、债券通、QDII基金等），以及中国居民生活半径的全球化（海外贸易、旅游、求学等），居民资产将由以国内为主，逐步向全球配置转化。

　　9月28日晚间，银保监会发布《商业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下称“理财新规正式稿”)，其中明确了理财投资股票的路径，即公募理财可以通过公募基金间接投资股票，理财子公司发行的公募理财将可以直接投资股票。

　　“短期效果可能不明显，但是中长期来看，会利好公募基金的规模增长。”深圳一家公募基金总经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银行资管投资基金时对收益、回撤的要求往往非常高，公募基金作为的管理人，有时候很难做到银行客户所要求的收益与回撤水平，更多可能是将放到资管计划中作为一类配置品种。”29日，某大型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业内人士认为，理财新规正式稿基本延续征求意见稿的政策思路，但在一些细节要求上更具操作性。正式稿为银行理财提升投资效率构建了一个渠道，而实现持续、稳定、优势投资业绩的关键，是从自上而下资产配置的视角审视并构建科学的投资决策流程。

　　现行银行理财业务监管制度允许私募理财产品直接投资股票，但规定公募理财产品只能投资货币型和。

　　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此次理财新规正式稿放开了公募理财产品不能投资与股票相关公募基金的限制，允许公募理财产品通过投资各类公募基金间接进入股市。同时，与资管新规保持一致，理财产品投资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可以不再穿透至底层资产。

　　“我觉得对基金会是一个重大利好，毕竟钱可以给到公募基金来做了，规模增量应该比较明显。”华南一位公募基金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末，公募基金最新规模为14万亿，目前银行理财的规模约为22万亿。

　　华宝证券认为，银行在部分领域的投资专业性上与券商、公募基金等机构存在较大差距，在穿透原则和不得嵌套的监管要求下，银行可以借助其资金体量和渠道优势成立FOF产品，直接购买公募基金等机构发行的基金产品。

　　北京某中小型公募基金人士向记者也透露，最近其所在公司刚刚拿到了一只产品的批文，并将在近期快速发行指数产品。

　　下一步，银行通过子公司开展理财业务后，允许子公司发行的公募理财产品直接投资或者通过其他方式间接投资股票，相关要求在《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中具体规定。

　　需要看到的是，在华外资银行普遍关注下一步如何规范开展代客境外理财业务(业务)。对此，银保监会保留了5项现行QDII业务监管规定。同时，在理财新规正式稿附则中规定，银行开展QDII业务应具有相关业务资格，参照理财新规正式稿执行，并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

　　也就是说，商业银行主要根据现行监管规定开展QDII业务，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正式稿的实施不会对现有QDII业务模式产生影响。

　　截至2018年6月底，二级市场公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资金持有A股总市值约5万亿元，约占总市值的10%。

　　随着理财新规正式稿下发，是否意味着22万亿的银行理财就会源源不断进入股市？

　　“我觉得银行资金不会大规模通过基金投资股票，毕竟银行理财亏钱了怎么办？因为大家印象中银行理财是保本的。以前银行做委外做量化亏损严重就吃过这个教训，也不会再出现这个事。”北京一位第三方机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2016年银行委外资金大幅加仓了主动量化产品，然后由于2017年市场演绎一九行情，多因子选股策略失效，众多主动量化基金业绩表现发生逆转。因此到了2017年，市场上的量化对冲产品几乎全线崩溃。之后，银行对该类策略产品不再“感冒”。

　　“有一些银行的理财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较高，所以可以采用的模式是拿类似于做底仓，然后再配置一些增厚收益的产品。但是像以前买预期收益型的产品，前提是告诉你本金不会有大的损失，这种类型的客户接受股票型的产品就比较难。这样的话，可能做债就更适合这类客户。”上述华南公募基金人士表示。

　　这种情况下，未来银行的一个方向可能类似于FOF或MOM的形式，银行更多的是做顾问和配置角色。

　　“比如股票型基金的占比不超过8%、10%，不过假设基金可能对某一行业研究特别深入，具体时间波段的操作就交给管理人。这个过程就是FOF和MOM的管理模式。”9月29日上午，北京某大型银行资产管理部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对于资产管理子公司而言，银行需要研发更多类型的产品，来填补过去预期收益产品消失的产品空白，但投研团队的配备和培养并不能一蹴而就。未来或对外部优秀的投资机构有大量合作需求。”星石投资首席执行官杨玲也表示。

　　“未来银行理财对管理人能力的选择就尤为重要。银行自己培养管理能力有个1-2年的过程，期间也会有人才的争夺等，毕竟银行资管的激励制度还是不如公募基金。”上述北京第三方机构人士进一步表示。

　　杨玲认为，参照过去银行委外的投顾筛选机制，未来合规规范、架构完善、投资管理能力强、且具有一定规模一定时间业绩记录的优质机构或更受青睐。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大转盘上，我的生命划过了51个小刻度。

　　出生一个月被卖。童年里有忘不掉的饥饿。在国有企业里大起大落。在民营企业里经风历雨……从国有到民营，从民营到合资，从合资到混合，从混合到国控，仿佛走了一个轮回，又仿佛搭上一个螺旋上升的天梯。

　　我是一个缩影，也是一个见证。

　　最近60年，我把前30年看作“虚数”，后30年看作“实数”。为啥?前30年尽管有“两弹一星”等伟大成就，但夹杂了太多的“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外斗修帝主义，内斗地富反坏，直斗得天昏天暗，是非难辨，人身不保，生产力的创造自然也就退居“二线”了。后30年虽有竞争，却没“斗争”，所以，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解放，我们成为全世界最为耀眼的一个“增长极”!

　　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当我们“与别人较劲”的时候，收获的是“零和游戏”;当我们“与自己较劲”的时候，你赢我赢，没有输家。

　　国际上的话语权，本质上取决于生产力。把生产力搞上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路径!

　　下一个30年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认清历史大规律，洞悉中国经济崛起的路径到底在哪里。

　　回顾大国崛起的历史，今天与500年前、50年前所面临的环境截然不同。

　　第一轮崛起，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为先驱，这是一种殖民式崛起，是靠“千万人对几亿人”的大掠夺，堆积起了自己的金山银山。在这部血泪史中，荷兰占领了我们的台湾，葡萄牙占领了我们的澳门，英国占领了我们的香港。第二轮崛起，以二战后的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这是一种垄断式崛起，是靠“几亿人对几十亿人”的技术壁垒，占据了全球市场的主导权。今天的第三轮崛起，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这是一种自助式崛起，这三国的人口就占了全球人口的近一半——这一半人口不大可能依靠向另一半人口出售产品而崛起 起码不是主要路径，因为另一半人口往往不是居于最富国，就是居于最穷国——因此，如果说前两轮崛起是外向式崛起，是“少数人‘吃’多数人”;那么，当今的第三轮崛起就是内向式崛起，是“自己‘吃’自己”，扩大内需是第一拉动力。

　　我们中国创业者最大的幸福，就是坐拥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而且，你对这个市场的脉搏有可能把握得最准。

　　松下电器说：“不能在中国取胜，就会在全球败北”。

　　这句话给我们的启示是：你只要做成中国第一，往往就是世界第一。

　　打造“国家生态圈”

　　在全球化的竞争舞台上，我们需要打造 “国家板块”——更确切地说，需要打造“国家生态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催生出更多的“狮子”。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孤立的就是孤寂的，集群的才是沸腾的，“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需要人才的集群，企业的集群，产业的集群。

　　打造“国家生态圈”，第一要法制先行，端正商业伦理。

　　当企业发现奶站掺假后只能无奈地以经济制裁为最大惩罚，而不伴以严刑峻法的时候，掺假者就会抱有侥幸心理：抓住了是你的，抓不住是我的。

　　一些时候，道德水平高的企业反而斗不过道德水平低的企业，就像遵守规则的武士往往斗不过使用暗器的武士一样，这样，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出现了。如果这些被颠倒的伦理得不到颠覆，那么，整个大商圈伦理就是有问题的，这也许是 “中国式商业伦理”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课题。理想的大商圈伦理是，比赛赚钱就等于比赛负责任的程度，越负责任越有钱，越不负责任越没钱，不仅没有钱，甚至会没有自由，没有性命。

　　目前有三个“无序性”值得关注：

　　一是打假的无序性。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中，只要是全国名牌，往往逃脱不了被仿冒的命运。究其原因，与地方保护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东部某个省，我们有一年查到7个企业假冒我们的产品。当地管理部门的人与我们一起去的时候，把车间封了，库房封了，产品封了，该封的都封了。但我们走了以后，时隔不到7天，他们又放虎归山。

　　二是危机预警的无序性。不法分子的几封恐吓信、几个匿名电话，就能引发地方政府封堵名牌产品的红头文件。这听起来不可思议，却是我们亲历的现实。行政资源居然可以这样轻易地被坏人滥用，优秀品牌居然可以这样被送上断头台，这给我们一个警醒，如果不提前确立危机预警的相关规则，那么，一旦危机爆发，就会出现“一个领导一个调，一个地方一个样”的纷乱局面，这样随意行政，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三是小媒体的无序性。一些小媒体受利益驱使，容易滥用手中的“话语权”，甚至沦为不正当竞争者的“御用工具”，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也不好。“舆论自由”绝不等于“谎言自由”。强调媒体责任，对媒体实行“问责制”，势在必行。

　　打造“国家生态圈”，第二要责任到位，铸造全球品牌。

　　2007年，我们去日本考察了丰田、本田等著名企业。今天，日本的企业向你介绍自己时，重点已经不是产能多少、销量多少、利润多少，而是自己承担了多少社会责任，自己在环保事业、公益事业中做出了何种贡献。

　　如果进行最简单的分类，企业社会责任无非有两个方面：一是本职工作，二是兼济天下。什么是本职工作?涵盖面非常广，但今天应该特别提出的一个范畴是“软件革命”：在管理上创新，在文化上创新，在制度上创新……通过创新赢得国际竞争力。

　　实践证明，做好本职工作是企业最基本也是最大的社会责任。中国有句古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职工作就是这个“皮”。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大品牌要负大责任，“兼济天下”始终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境界。事实上，判断一个企业是否负责，不能只看单一指标，必须看综合指标;也不能只看一时，而要看一贯。我们不相信一个对慈善事业无动于衷的“冷血企业”，会是一个对消费者真正负责任的企业;我们也不相信，一个积极履行公益责任的“爱心企业”，会在产品安全责任上得过且过。各类社会责任实际上是相互贯通的，浑然一体的。

　　企业社会责任已越来越成为 “全球公司”不可或缺的“国际护照”，没有“责任力”就不会产生“影响力”。在一个全球经济大循环的系统中，如果你不关心全地球的大事、全人类的大事，那么，人们也不会关心你的事，这样的企业跑不快、走不远、跳不高!

　　打造“国家生态圈”所以重要，还在于每个品牌都具有双重身份，一重是自身拥有的个别品牌，一重是与众多其他品牌联合铸成的共同品牌——国家品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如果问我做企业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那就是“做企业”就是“做脑袋”

　　也就是说，21世纪做企业，最核心的战略资源是这一个——脑袋!

　　脑袋是创新之源，脑袋是资源的“整合机”加“放大器”。

　　有一组数据不容忽视：我国大陆发明专利的数量只是美国和日本的三十分之一，韩国的四分之一;我们出口的产品，大约有一半是贴牌。这说明我们是一个自主知识产权与自主品牌薄弱的国家，我们的资源版图正在被别人鲸吞蚕食，我们的生存权正在受到挑战。人生能有几回搏，我们已经到了不能不搏的时候。

　　一切竞争从设计时开始。设计是“基因”，执行是“发育”。设计竞争是真正的“脑袋与脑袋的对抗”。对于企业来说，最省钱的阶段，或者说“最赚钱的阶段”，不在制造阶段，不在出售阶段，而在设计阶段。在设计阶段，寻找与众不同的个性化优势，哪怕只是“一点儿”，就可以打出自己的万里江山。因为冠军与亚军的差别就那么 “一点儿”，画家与画匠的差别就那么“一点儿”，大禹与大鲧的差别就那么“一点儿”，天才与神经病的基因差别还是那么一点儿。多那么“一点儿”，就可以把企业举入天堂;少那么“一点儿”，就可以把企业拖入地狱。

　　国家不在大小，企业强则国强，企业弱则国弱。欧洲的丹麦、瑞士都是非常小的国家，但在全世界关于创新能力的国家排行榜上，这些小国却位居第一阵营，一些大国反落在第二阵营，为什么?因为这些小国有强大的企业，强大的企业里有强大的脑袋——智力资源。

　　如何吸引和凝聚“脑袋”，并保证这些“脑袋”价值最大化呢?

　　我们一定要认清人性大规律，洞悉解放生产力的枢纽到底在哪里。

　　60年的实践证明，要登堂“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一理想境界，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关乎人性的基本命题——“人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

　　在毛泽东时代，强调“为别人干”，不得不控制“双因素”——既要关心能力问题，又要关心态度问题。

　　邓小平时代，设计成 “为自己干”，只控制“单因素”就可以了——态度问题自动解决，只关心能力问题就可以了。

　　明确了这个枢纽，我们就要创造一种文化。

　　文化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它的“基因性”，另一方面在于它的“方向性”。

　　基因性：就像人的基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一台机器、一笔资金、一车原料、一个人，从进厂那天起，就被植入了这个企业的基因，他们按照什么逻辑运转，要看这个企业的文化。这导致同样的机器、同样的资金、同样的原料在不同的企业发挥出不同的效力，可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有位教育家曾说，“一两基因胜过一吨教育”。我们在文化设计上迈出的每一小步，都可能带来企业变革上的巨大进步。

　　方向性：同样的核子反应，有人用它来作恶，有人用它来行善。科技影响着资源的使用效率，文化决定着资源的使用方向。文化恶则科技恶，文化善则科技善。

　　总而言之，人的行为模式多半不是由人自身决定的，而是由人所在的系统决定的。抛进海洋，就不能不游泳;落入丛林，就不能不搏斗。在一个狂欢的系统中，每个人都是狂欢者;在一个杀人系统里，每个人都是杀人者——这正是希特勒奴役德国人民的秘密……相应的，在一个创新的系统里，每个人都会成为创新者。系统好，凡夫变天才;系统不好，天才变凡夫。

　　蒙牛创立10年来，始终奉行“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经营哲学，提出“经营人心”的主张，就是这个道理。千古圣贤总结治乱之道，王道、霸道、无道，归根到底一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向背犹如磁铁之于群针，有磁则向，无磁则背。

　　作为后发国家，想要后来居上，如果我们靠不上金山银山，那就靠我们的“头脑山”和“智慧山”吧!

　　什么是杰出企业呢?三个力：影响力，能够成为一面旗帜;生命力，能够经受住死亡考验;贡献力，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