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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第六讲&&
&冲天的抱负与甚浅的识度
――李白政治热情与政治实践之矛盾及文学意义
一、安史之乱前后李白的悲剧人生与创作活动
天宝十四载
(755)& 五十五岁
游皖南．回到宣撼．与宣城太守赶悦交游，写有〈〈赠宣城赵大守悦〉〉，〈〈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赵公西候新亭颂)〉．反对杨国忠发动的两次南诏之战，写有〈〈书怀赠南陵常赞府〉〉等．冬，北上梁园．适逢安禄山陷陈留、洛阳，李白携宗夫自梁园经洛阳西上华山．
肃宗至德元载（756）&
五十六岁&&&
从华山梯下宣城，写有〈〈奔亡道中五首〉〉．过当涂，写有(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抵宣城、．又往越中，写有《经乱后特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诗．过漂阳，写有《扶风豪士歌》、〈〈猛虎行〉〉，〈〈漂阳濑水贞义女碑铭〉〉。至杭州．写有〈〈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诗．秋，与宗夫人隐于庐山屏风叠．有〈〈赠王判官时余隐居庐山屏风叠〉〉．冬，永王磷水军至寻阳，三次遣使聘请．李白下山入幕。写有〈〈赠韦秘书子春〉〉，〈〈别内赶征三首〉〉等．
至德二载(757)&
五十七岁&&&
在永王U水军幕，随军东下．写有〈〈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永王东巡歌〉〉。二月．永王兵敷，李白自丹阳郡南奔．有〈〈南奔书怀〉〉诗。被系浔阳狱，写有〈〈狱中上崔相涣〉〉、〈〈上崔相百忧章〉〉，〈〈万愤词投魏郎中〉〉、〈〈浔阳非所寄内〉〉等诗．宗夫人奔走营救．经宋若思与崔涣为之清雪，出狱．入宋若思幕．写有〈〈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干赶河南军次浔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诗、《为宋中丞自荐表》等．旋卧病宿松，有〈〈赠张相镐二首〉。岁末，被判长流夜郎。
乾元元年(756)&
五十八岁& ’&&& ’&&& ?
在流放途中。自寻阳启程，宗夫人弟宗Z送别、写有〈〈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Z〉〉诗．至江夏，沔州，写有〈〈流夜郎题葵叶〉〉、《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吏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泛沔州城南郎官湖〉〉等诗．至洞庭，遇郗昂被贬．写有〈〈送郗昂谪巴中〉〉诗．入三峡，写有〈〈上三峡〉〉诗等。
乾元二年(759)&
至白帝城遇敖，立即返舟东下江陵．写有〈〈早发白帝城〉〉诗．在江夏停留很久，写有〈〈江夏赠韦甫陵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韦大守良宰〉等诗．秋至岳州，遇贾至、李晔被贬贬，同游洞庭，写有〈〈(巴陵赠贾舍人)〉、〈〈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等诗．获悉崔成甫已卒，写〈〈泽畔吟序〉〉，闻州叛将张嘉延袭破荆州，写有〈〈荆州贼乱序临洞庭言怀作〉〉、〈〈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等诗。至零陵，有〈〈赠卢司户〉〉诗
上元元年(760)&
自零陵返辽夏，有〈〈早春寄王汉阳〉〉、《江夏送倩公归汉东》〉等诗文。下浔阳、上庐山，有〈〈庐山谣寄卢将御虚舟〉〉诗．赶豫章．有〈〈下浔阳城泛彭蠢寄黄判官〉，〈〈对酒醉愿屈突明府厅〉〉、〈〈豫章行〉等诗．
上元二年(761&&
暮春，送宗夫人上庐山，有〈〈(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东下重游皖南。有〈〈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诗，来往于金陵、宣城间，有〈〈饯李副使藏用移军广陵序〉〉、〈〈宣城送刘副使入毒〉〉诗。欲投李光弼军未果，写有〈〈闻李太尉大举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遭病还．留有别金陵崔〉〉．至当涂依族叔李阳冰。写有〈〈献从叔当涂牢阳冰〉〉诗。&
宝应元年(7622)&&
在当涂养病，有〈〈九月龙山饮〉〉、〈〈九月十日即事〉〉诗．冬，病重，‘枕上授简’．将诗文交李阳冰编集．十一月．赋〈〈临终歌〉〉而卒．葬龙山。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宣翕观察使范传正迁葬于青山。有孙女二人，伯禽有一子，出游；下落不明。
二、李白政治上的受挫（）
1、赐金放还
关于李白在京的政治活动仅有草答和番书一事：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天初玄宗辟翰林待t，因楹娃并上宣唐猷一篇，上重之，欲以]a之任委之，橥姓咚r，t令w山，遂浪迹天下，以酒自m，又志尚道g，^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世之兆载，流x□V，竟o所成名。
范传正《唐左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天初召於金睿诿骰实劢递i迎，如@_，世铡草E蕃、q如液樱P不停Y，玄宗嘉之。
《本事诗?高逸》：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
其自叙是遭谗离京，政治抱负不得得施展。而实际上，玄宗、朝臣并没有把他当成政治人才，他没有参加多少政治活动，其诗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独到的政治见解。
由其时所存作品看，其离京原因，一是不得志，二是不自由，三是求道心。凡此，都体现一个文人与政治体制矛盾。其中〈O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o〉中云：“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下生。天地至V大，何惜遂物情。善天子，展庖嗵用F缡嗜缓咸濉！
而贺知章归山一事也触动了他的心思。
久os禄遂初衣，曾向L生h息C。真E自茅氏得，恩波S洞庭w。瑶_含F星辰M，仙‰uZ微。借欲栖珠潸Q，何年却向帝城w
灞陵行送别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o花之古洌掠闹翰荨Ｎ蚁蚯厝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B走西京，紫P落日浮生，正今夕嗄cP歌愁^不忍。
《初出金Tね跏逃挥鲈壁上W^》(一作蟹w山留别侍御不遇W^)
落羽o金殿,孤QC衣.能言K,向]西w.
总之，追求自由的本性，是其离京的根本原因，这也是盛唐文化精神的体现。
东武吟（出金门后书怀留别翰林诸公）
好古笑流俗，素闻贤达风。方希佐明主，长揖辞成功。白日在高天，回光烛微躬。恭承凤凰诏，H起云萝中。清切紫霄迥，优游丹禁通。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乘舆拥翠盖，扈从金城东。宝马丽绝景，锦衣入新丰。依岩望松雪，对酒鸣丝桐。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善，清芬播无穷。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宾客日疏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雄。闲作东武吟，曲尽情未终。书此谢知己，吾寻黄绮翁。
L道安陵遇w轲N造真Re留
清水白石，仙人R青童。安陵w夫子，十qc天通。液优c微言，安可F。能令二千石，岜丑@神。]毫新，高r掩山|。至今平原客，感激慕清L。W道北海仙，镏m。丹田了玉I，白日思空。槲也菡婊U，天人M妙工。七元洞豁落，八角x星虹。三氖v^，蛟翼微躬。e手x天地，oR始K。S金M高堂，答荷y克充。下笑世上士，沉魂北_酆。昔日f乘，今成一科蓬。言若可重，此pA嵩。
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录毕归北海
道隐不可见，灵书藏洞天。吾师四万劫，历世递相传。别杖留青竹，行歌蹑紫烟。离心无远近，长在玉京悬。
2、北上幽州之未果
排比李白北上幽州期间作品可见，他的这一活动费时一年多，他由前一年秋冬出发，于第三年夏结束，返回江南。其回江南可定为天宝十二载六月前。由此可上推其游幽州时间为天宝十载冬至十二载春。其在幽州时间为天宝十一载冬至十二载春。由相关史料看，这一段时间内，安禄山叛乱之事尚处于极其秘密的状态。本事的传说是因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激化而产生的。杨、安矛盾是在十二载十月杨国忠居右相之位才形成。安有叛乱之心传说是因安于天宝十三载仓皇逃出京城而流布天下，此前不可有此传说，李白也无从知道。故由此推断，李白于天白十载北上幽州肯定不会是为了侦探安军。而且安军正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安禄山一再受重用，李白不可能有此想法。李白北上与岑参、高适一样，就是为了立功沙漠，为仕进寻得出路。但因安禄山困于战事且又赴京，介绍人何昌浩又非安幕核心人物，故李白无缘与之会面，无功而返。李白《赠韦良宰》与当时诗关于此事动机的表述是矛盾的。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表述，在李白诗中并不少见，即便北上幽州一事，李白在事先事后的表述与态度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都反映了诗人特殊的创作心理，也是诗人复杂个性所在。
书情题蔡舍人雄
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余亦爱此人，丹霄冀飞翻。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猛犬吠九关，杀人愤精魂。皇穹雪冤枉，白日开氛昏。泰阶得夔龙，桃李满中原。倒海索明月，凌山采芳荪。愧无横草功，虚负雨露恩。迹谢云台阁，心随天马辕。夫子王佐才，而今复谁论。层飙振六翮，不日思腾骞。我纵五湖棹，烟涛恣崩奔。梦钓子陵湍，英风缅犹存。彼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千里一回首，万里一长歌。黄鹤不复来，清风愁奈何。舟浮潇湘月，山倒洞庭波。投汨笑古人，临濠得天和。闲时田亩中，搔背牧鸡鹅。别离解相访，应在武陵多。
3、入永王幕之悲剧
还必须看到李白当时所处的现实环境正与东晋初年的历史相似。这也深深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江左文化情结。这种文化心理上的潜意识促使他不自觉地以历史的方式投身到现实之中。如上所述，李白本人非常热衷于东晋南北朝文化。他不同于初唐政治家只是单纯指责江左君臣以浮华亡国，而是深情的赞美东晋南朝的文化盛况。如其《金陵三首》之一云：“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地即帝王宅，山为龙虎盘。”《月夜金陵怀古》云：“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天文列宿在，霸业大江流。绿水绝驰道，青松摧古丘。台倾支鹊观，宫没凤皇楼。别殿悲清暑，芳园罢乐游。一闻歌玉树，萧瑟后庭秋。”他对六朝兴亡的感慨是比较独特的，他不是像初唐北方士人那样以胜利者的姿态指谪南朝的浮华，而是流露出对这一文化的同情与认同，他认为金陵当时是霸王之州，是华夏文化的正朔所在，并对江左文化的沉落无限伤感。又如其《留别金陵诸公》云：“海水昔飞动。三龙纷战争。钟山危波澜，倾侧骇奔鲸。黄旗一扫荡，割壤开吴京。六代更霸王，遗迹见都城。至今秦淮间，礼乐秀群英。地扇邹鲁学，诗腾颜谢名。”他在长安失意之后，对以金陵为中心的江东文化更是情有独钟。他认为金陵仍存六朝文化遗风，仍是礼乐文学盛地。他的才子情、名士气在这一历史文化环境里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安禄山反叛后不久，李白就避难到江南一带。他感到眼前的突变与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是完全相同的。如其《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曰：“双鹅飞洛阳，五马渡江徼。何意上东门，胡邹更长啸。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五马渡江”是史书记载的晋室南迁的征兆。李白认为在安禄山的冲击下唐王室也会如此。因此，他才将永王东巡看成是类似于晋室南迁的壮举。如《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云：“月花五白龙，翻飞凌九天。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在西晋末永嘉之乱时，琅琊王司马睿为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移镇建康。这是维持晋祚的关键性一步。它使得晋室得以重建,南迁士族又得以聚集在晋王室周围，共同抗御野蛮势力的南侵，从而开创了业近三百年的江左名士文化。史称：“（李）U生长深宫，不更人事。子襄城王惕，有勇力好兵。有薛缪等为之谋主，以为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U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对其真实用心，李白恐知之不多。但“如东晋故事”这一点自然引起他的共鸣。这使他感受到历史又赋予了自己象当年江东名士一样的使命和责任，从而又一次极度膨胀了自己的济世热情与自信。如其曰：“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乱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一）。他的这一次政治热情更多的是来自江左历史的呼唤。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与现实的重合，潜意识的文化情结与现实机遇的巧合，才使得天真的诗人“不知义理所在”，不计现实利害冒然充当了一个悲剧角色。我们无须过多的责备诗人的政治短视，因为对江左名士文化精神与江左历史文化的认同就一直存在于他的深层的文化心理中，只是到了这一特定的时期他才将这一人格潜影现实化了。
他的政治追求多是以失败告终，但是，他的政治热情始终未见减退。直到晚年还要请缨。其中诗的高涨政治热情与现实中失败的悲剧与对政治的盲视形成极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显示了诗人入世较浅的天真个性。同时，他又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了唐人积极进取的精神与气质。
王国维《人间词话》：［十六］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十七］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盛唐名士文化沉落与李白悲剧
化传统与他入永王幕的政治活动都与肃宗的价值取向相矛盾。所以,他的才气、名望与人格魅力则不再为时代所接受，他晚年的政治地位与现实遭遇也随之一落千丈了。
综合以上三个部分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以东晋南朝名士的文化意识投身于现实政治，是李白的天真所在，也是他的悲剧所在。他的悲剧实质上是名士文化传统与儒家君臣观念的矛盾。这就如李白是盛唐文化的代表一样，他晚年的悲剧也正是这一文化沉落的典型体现。它传达了一种文化信息：这就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名士风流至此已难以维系。陈寅恪先生言：“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莫不如此。（）”安史之乱正是这一前后期的分界。我们把李白晚年的悲剧置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中考察，还可以认识到李白与盛唐名士群一样，其荣衰沉浮正是唐代前后期文化转变的最初表现。
论安史之乱后李白诗风的变化
从总体上看，以“盛唐气象”“青春朝气”“盛世之音”等观念来诠释李白“豪放飘逸”的诗风，基本上揭示出了李白诗歌的时代精神与文化意蕴，但是，这只是将李白诗置于盛唐文化高峰上加以分析，对此的认识不可绝对化。如同司马迁与汉武帝相终止一样，李白的一生基本与唐玄宗相终止，他的晚年正处于唐朝盛世崩溃之时，在乾元二年（759）受李磷之累后，直至宝应元年，李白的创作进入了晚期，据古今学者考证结果统计，在这六年里，李白共作有一百四十首诗（不包括编年无定之作）()，这些作品占其现存作品总量约七分之一多，数量虽不多，但与前期四十年内创作总量相比则显得较突出了。它表明李白晚年仍处于创作高潮中。如果对这一部分作品，作具体分析，则不难感到仅持“盛世气象”观念，是难以进入诗家之心的。作为一个天才型的诗人，他与杜甫有所不同，李白诗歌风格很早即已成型，变化较少，后人很难能够象研究杜甫那样清楚理出其艺术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时代的剧变也不能不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笔者拟就这一问题作一阐述（）。
（一）盛世的崩溃与豪放之气的顿挫
从内容上看，李诗的豪放精神主要表现为以人生自信心为核心的乐观的人生态度与昂扬奋发的人生激情。这种自信与热情又交织着怀才不遇的悲愤、时不我待的急切、不甘沉沦的雄心与蔑视权贵的傲气。其豪放之气就是由这种自信精神与激情所形成的一种人格张力。但是，在其晚年之作中，这种自信心却逐渐低落下来，在多数作品中，豪情顿减，勇气下降，气势转弱。
首先，诗人在下狱、流放这些人生悲剧面前已由前期的自慰自强转变为自怨自艾，诗中不再有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和主宰人生的自信，而是多次表现了对命运变化无常的困惑与忧惧。如
《流夜郎永华寺寄浔阳群官》曰：“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写意寄庐岳，何当来此地。天命有所悬，安得苦愁思？”
《赠别郑判官》曰：“窜逐勿复哀，惭君问寒灰，浮云本无意，吹落章华台。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二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
《赠崔谘议》曰：“何言西北至，却走东南隅？世道有翻覆，前期难预图。”
相对于前期的挫折而言，这是李白人生中一次最大的灾难，也是对他人格意志与自信心的最大否定。诗人面对一连串的灾难，既无法选择又无能改变。人生大起大落与事与愿违，使他深深感受到个人的无能为力，天真的诗人并没有认识到他只是权力之争的牺牲品，而是视此为神秘的命运对自己的折磨。面对这一切，他不再以“天生我才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等豪言壮语来宽慰自己，也较少有前期知天达命的豪情，而是对不可预测的前景悲观失望。
其次，他诗中的政治勇气也大大下降了，在晚年诗中已难见到前期诗中动辄以管鲍自拟的雄心，他最热衷的人格偶像谢安，也较少出现在他晚年诗作中。他在历史英雄面前不仅缺了那种自许自负的雄心，而且还有了自卑惭愧的心理。如：
《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浔阳脱余之狱因参谋慕府因赠之》：“自怜非剧孟，何以佐良图。”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清缨冀申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
前期他曾言：“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台尔为徒劳。（《梁甫吟》）”“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其十》）”，他曾一再以这两人自喻，相信自己也具有那种纵横谋略，此刻他却感到愧不敢当。又如《避地司空原言怀》曰：
“南风昔不竞，豪圣思经纶。刘琨与祖逖，起舞鸡鸣晨。虽有匡济心，终为乐祸人。我则异于是，潜光皖水滨。卜筑司空原，北将天柱邻。雪霁万里月，云开九江春。俟乎太阶平，然后托微身。倾家事金鼎，年貌可长新。所愿得此道，终然保清真。弄景奔驭日，攀星戏河津，一随王乔去，长年玉天宾。”
黑暗混乱的现实政治使他在最后一次政治活动中不仅无所作为，而且还蒙受了更多的人生屈侮。痛定思痛，他也改变了对历史英雄的看法。刘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与祖逖闻鸡起舞的豪情，都已不能激发他的济世热情，他由这两人的悲剧中感受到个人的力量渺小，认识到仅有一腔热血也是无济于事的，身处乱世，个人的功名冲动最终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不幸。在他看来，避地不出，求道问仙才是自己最佳的选择。在现实中受挫折再由道家仙境求满足，已成为李白的一个人格定式。在前期，李白主要是欲籍此成就自己仙风道骨脱落世俗之名，最终也是通过这一途径而获得成功。这一意识在前期诗中更多地表现为在超越现实羁绊之后人格精神的膨涨与愉悦。但是，在这首诗中消积的长生意识则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在经历了生亡的威胁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本能意识。此是，他已难有“无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读诸葛武侯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的政治勇气了。
再次，这一时期他对年老无能的叹息也明显增多，显然这不仅仅是因为年龄的关系。他在安史之乱后仍自信曰：“慢世薄功业，非无胸中画。谑浪万古贤，以为儿童剧（《赠友人三首》）。”在入永王幕府中还在高歌“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之二）”，其时，他已五十七岁了，但事隔一年后，他则感叹曰：“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觉罢揽明镜，鬓毛飒已霜。良图委蔓草，古貌成枯桑”（《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老夫当暮矣，蹀足惧华骝”（《酬谈少府》）。面对白发催生，他既不再有“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又无“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
（《梁甫吟》）的雄心，诗人已无奈地接受了年老无成的事实。又如《览镜书怀》曰：
“得道无古今，失道还衰老。自笑镜中人，白发如霜草。扪心空叹息，问影何枯槁？桃李竟何言，终成南山皓。”
他以汉初四皓之事作为自己老而无为的安慰，这与前期“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长叹不同。后者是对时光白白流逝的不甘心，显示了诗人执着的进取心，此处却是以自慰自足的心理淡化这种痛苦，一热一冷，对照鲜明。再如《见野草中有名白头翁者》曰：
“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如何青草里，亦有白头翁。折取对明镜，宛将衰鬓同。微芳似相诮，留恨向东风。”
草虽名白头翁但微芳尚存，自己一旦成为白头翁，青春则一逝不返了。这些对李白而言，已不是一般的老年心态，而带有特定的心理内容。无情的政治已将他从青春的热情与幻想中拉回到严酷的现实中，前期由自信鼓涨起来的的生命力也随之泄气了。
这些变化的结果则使得诗人对自身的现实价值也失去了信心，身逢乱世，其自比相如子云的傲气，已失去了现实依托。因此，他在晚年诗中屡屡感叹文人的贬值。如《赠常侍御》曰：“季叶轻风雅”，《江夏寄汉阳辅录事》曰：“长吁结浮云，埋没顾荣扇。”李白较少以书生自许，他也从不把自己只看成是一个文人，但是，正如他所说“文窃四海名”，事实上文名与才气也是他最基本的立身之资。乱世对此的否定，使其最基本的生存价值也难以实现。他在流放途中，经过江夏鹦鹉洲时，这一感受可谓达到了极点。如：
《望鹦鹉洲悲祢衡》：“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
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他从祢衡的悲剧中认识到在帝王经营天下的争斗中，一个才学之士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才高”的傲气，反而造成了他对世俗政治的寡识，他由自身的痛苦经历体会到在盛世里赖以自负的资本竟成了乱世中人生悲剧的根源。
上述这些，并不是说李白在晚年全然没有了自信与雄心，只是相对前期而言，其晚年诗中更多地表现了在自信心失落后的困惑、消沉与失望。从这一点着眼，我不难体会其豪放的艺术风格在晚年也有所变化。对李白而言，豪放的风格首先取决于诗中自信狂放的精神力量，正是在这一内在气力作用下，诗人才获得了驱驭万象，吞吐日月的气势，诗中万物才被贯注了强劲的生命力并形成了雄奇壮大的诗歌意象，如其自言：“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但是，李白在晚年很少象前期那样以传奇神话构造仙梦之境，也很少纵情夸示豪宴狂饮的生活场景，其诗歌语言也较少采用极度夸张变形的方法，较少有意渲染自己的惊奇与感叹，更少《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中的怪诞神奇的意象。如其《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中有言：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
“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诗中仍然流露出诗人天真之趣与上天揽月的想象，但是，整个诗境是静谧的，和谐的，而在前期，诗人面对同样的景色，笔法意趣却大不相同。如
《荆江浮舟望蜀江》：“春水月峡来，浮舟望安极？正是桃花流，依然锦江色。江色绿且明，茫茫与天平。逶迤巴山尽，摇电楚云行。雪照聚沙雁，花飞出谷莺，芳洲却已转，碧树森森迎。流目浦烟夕，扬帆海月生。江陵识遥火，应到渚宫城。”
关于这首诗的编年，今人尚有争议。或认为作于李白初出三峡时，或以为作于李白晚年流放归途中。笔者取后一种说法。如果我们将此与李白初出三峡时所作的《渡荆门送别》相比较，则不难见出两者的区别。那首诗的中间两联曰：“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那是一种想落天外的壮大之景，诗人在一片奇情幻思中显示出了对荆门山水的新奇感，这首诗显然少了那种惊叹夸张的气势，更多的是对现实景象的描写。诗人意趣所在是目力所极之处的空阔与舟行景移、景物纷然的机趣。诗人的神思是着眼于景物的自身而不再有年轻人的好奇与想象。景物相同，但诗歌风格神气显然不同。
联系具体的文化背景看，李白晚年诗中这一变化也是整个时代变化的反映。李白前期的自信心与自负感既根源于魏晋以来名士文化中的自我意识，更主要的是受到了盛唐时代精神的激发，在盛唐气象的鼓舞下，开天时代的诗人多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与辉煌的人生理想，无论是王孟山水田园诗，还是高岑边塞诗，其感情基调与精神风貌多充溢了一种乐观自信的气势。所谓盛唐之音应主要是这种人生自信心所带来的青春朝气。如专收盛唐诗的《河岳英灵集》论诗尤重气骨，它认为其时诗风是“言骨气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李白凭诗才名满天下并成为玄宗宠才，自然使其自负自信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膨涨，可以说他的自信心很大程度上是由盛唐文化风气鼓荡起来的，其诗中驱驭山河，吞吐日月的气象也是昂奋的盛唐文化精神的体现。安史之乱后，随着盛世辉煌声势的消失，诗人的自信也被否定了。因此，李白晚年诗中忧惧、失望、自卑心理的增多，气势的下沉，正是唐诗由外在的豪放转向内敛的开始，这也表明唐诗由李白的时代转向杜甫的时代正是历史的必然。
（二）生存的艰难与飘逸之气的沉重
格高调逸，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色，李白自言：“时人见我恒殊调”（《上李邕》），这一“殊调”表现在诗中就是高古放达的意气与飘逸朗畅的韵致。当时殷
番即言：“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任华亦言：“古来文章有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太白。（《杂言寄李白》）”（）裴敬也指出：“故为诗格高旨远，若天上物外，神仙集合，云行鹤驾，想见飘逸之状。（《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足见，体调的纵逸奇高，也是当时人对李诗的定评。皎然《诗式》论“辩体有一十九字”，首推高逸。其曰：“风韵朗畅曰高”，“体格闲放曰逸”，并言：“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高逸的反面是俗。皎然又论及了越俗、骇俗、淡俗之法。“越俗，其道黄鹤临风，貌逸神王，杳不可羁。”“骇俗，其道如楚有接狂，鲁有原壤，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李白的作品与这一理论是基本相符的。其情都是不以凡尘为念，其事多为先秦游士侠客、魏晋名士、神仙道家等，其思绪多出入于古今与人仙之中，遨游于现实场景之外，时空虚实无定，显示了一种俯视人寰的高世情韵，构造出一种与世俗对立的清远古雅的格调。因此，其诗在表达上也是不受传统章法与思维定式的拘束，以气吐之，语调朗畅，富有透明感，少滞涩艰难之语，也少曲折顿挫之意。这些风格在其晚年诗中也有所变化，由具体作品看，其诗中出现了几种前期不多见的情感，这些都不再是依托于高古仙远之象，而与具体的现实生活相关联。
一是沉重的沦落感。由天子宠才沦为王室罪人，从盛世歌手变为乱世弃臣，这是李白晚年命运最大的变化，其晚年诗中一个最突出的主题就是表现这一身世之痛。如：
《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之一：“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言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长揖后门开，今日结交明日改。”
《流夜郎赠辛判官》：“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文章献纳麒麟台，歌舞淹留玳瑁筵。与君自谓长如此，宁知草劲风尘起？函谷忽惊胡马来，秦宫桃李向胡开。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
类似的情感在其晚年诗中反复出现，其实，玄宗的宠遇，也是李白在政治上的一次失败经历，天宝年间他还为此一再愤愤不已。但是到了晚年，这种痛苦已经被淡忘了，往日的一切都成了他最美好的回忆。阶下囚与流人的身份剥夺了他的人格尊严，这时他才认识到那是自己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前后地位巨大的反差，使诗人的激情落入强烈的沦落感之中。前期诗人也不断表现自己的失落感，那多是一种怀才不遇的感恨，是由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同时，又是出于“君子嫉没世而无名”的心理，这种痛苦渲染得愈强烈愈显其对理想的执着。晚年诗中的沦落感则是现实化的，他痛苦的不仅仅是理想不得实现，而是欲求昔日尊严而不可得。残酷的现实不仅抛弃了他的理想，而且也抛弃了他的人格。故其诗中叙及前后反差时也未能免俗。陆游于《老学庵笔记》卷六评曰：
“盖白识度甚浅，观其诗中，如‘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亦墀青琐贤。’‘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之类，浅陋有索客之风。集中此等语至多，世俱以其词豪俊动人，故不可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谓谒为交欢。’宜其终身坎坷也。”
陆游认为李白身上具有世俗化的价值观念，其实，这一观念只是在李白后期诗中才增多，杜甫在晚年诗如《忆昔》中也表达过这一情感。对李白而言，这固然出于老年怀旧的情结，同时，也是对晚年人格尊严失落的感伤。因此，怀旧伤今之调在其晚年诗中屡屡出现。如：
《赠张相镐》其二：“龙颜惠殊宠，麟阁凭天居。晚途未云已，蹭蹬遭谗毁。”
《赠刘都使》：“浪迹未出世，空名动京师。适遭云罗解，翻谪夜郎悲。”
《江夏赠韦南陵冰》：“昔骑天子大宛马，今乘款段诸侯门。”
身份地位的改变与人格的沦落，对诗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这是诗人的不幸，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这种俗世之情正反映了诗人晚年欲求基本人格而未得的痛苦。
在安史之乱前，李白在政治上虽不得意，但在物质生活上基本上无衣食之忧。这一优越的生活条件也维持了他超尘脱俗的高世心态。但是，在晚年他已难以保持这一逍遥的生活方式了。地位的沦落也使其境遇大变，他开始不段地体味到生活艰辛了。高傲的诗人也不得不低下头四处叹贫乞贷。这一内容也反映在他的一些酬赠之作中，这使其诗有一种凄凉的落魂感。如：
《江夏使君叔度上赠史郎中》：“凤凰丹禁地，衔出紫泥书。昔放三湘去，今还万死余。仙郎久为别，客舍问何如。涸辙思流水，浮云失旧居。多惭华省贵，不以逐臣疏。复如竹林下，而陪芳宴初。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鱼。”
《赠刘都使》“而我谢明主，衔哀投夜郎。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所求竟无绪，裘马欲摧藏。主人若不顾，明发钓沧浪。”
《献从叔当涂宰阳冰》“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
这些诗中已没有“金樽美酒斗十千，珍馐玉盘值万钱”的奢华了，而是透露出苦涩、凄凉、窘迫的心境。诗中虽然仍有宴客狂饮之事，但是，囊中羞涩的窘迫感已代替了先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风流潇洒了。李白在前期也曾有过贫穷的经历，如：
《醉后赠从甥高镇》：马上相逢揖马鞭，客中相见客中怜。欲邀击筑悲歌饮，正值倾家无酒钱。江东风光不借人，枉杀落花空自春。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丈夫何事空啸傲？不如烧却头上巾，
君为进士不得进，我被秋霜生旅鬓。时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儿唾廉蔺。匣中盘剑装错鱼，闲在腰间未用渠。且将换酒与君醉，醉归托宿吴专渚。
两诗可能作于天宝后期，其时诗人可能已将玄宗赐予的“还山”之金用完了，但全诗在叹穷的感概中仍不失名士的豪气与尊严，诗人仍在感恨怀才不遇，诗人消愁的方式还是豪饮求醉，以游侠放纵之气来发泄内心的不满。诗人在晚年已失去了“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物质条件了。无钱、破产、贫困已压得他抬不起头。他已深深感受到文人落魄的悲哀。其后期的此类作品不仅仅是以叹贫抒发“不遇”之悲，而且多明显地表达了“乞贷”之意，前期叹穷是与赵壹、左思、鲍照作品同调，写穷主要是表现命运之穷，后者更多的是写现实生活之苦，可以说其诗已由名士气中渐渐流露出后期文人诗中的穷酸味。当然，与杜甫与大历诗人相比，这一点还并不明显，唯有将其与前期相比才可体会出来。
李白的出生地是西域，又在蜀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他也曾以绵州昌隆之地为家，如其所言：“思乡不见下榆州”，但只是偶尔提及。他一生云游四方，居无定所，家乡与家室观念较淡薄。实际上他一向以陇西李氏自居，蜀中并不是他真正的家乡，只是他家的侨寄之所。唐人所言之乡多与祖业家园、郡望隶籍等因素相联系的，这些李白可能都没有。所以他自离蜀之后，很少在诗中提及思乡之事，他也非常满足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正是对他早年这一心态的总结。其记游之诗多充满了对奇景幻象的惊奇与兴奋。他晚年的生活仍是飘移无定，但心境却大不相同。长流夜郎，羁留洞庭，客寓江南，都不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因此，诗人在表现这些经历时也少了前期诗中的飘逸的仙人意识，而时时露出凄苦的飘泊感。
《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鸟去天路长，人愁春光短。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流夜郎题葵叶》：“惭君能卫足，叹我远移根。白日如分照，还归守故园。”
《送郗昂谪巴中》：“瑶草寒不死，移植沧江滨，东风洒雨露，会入天地春。予若洞庭叶，随波送逐臣。思归未可待，书此谢情人。”
这些诗都表现了他在流放途中对家园的怀念，在失去了人身自由，有家难归的处境下，“家”、“故园”亦成了他情感的寄托。这种怀乡思归的情感与流落异地意识在唐诗中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李白前期诗歌中却很少出现，只是在其诗晚年诗中才不断增多，因诗人此时对客居他乡之事已非常敏感，诗中的飘泊意识才显得较强烈。
《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去国客行远，还山秋梦长。”
《秋夕书怀》：“北风吹海雁，南渡落寒声。感此潇湘客，凄其流浪情。”
《门有车马客行》：“叹我万里游，飘遥三十春。”
《鸣雁行》：“客居烟波寄湘吴，凌霜触雪毛体枯。”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我似浮云滞吴越，”
《江西送友人之罗浮》：“乡关渺安西，流浪将何之？”
《江南春怀》：“天涯失乡路，江外老华发。心飞秦塞云，影滞楚关月。”
诗屡屡感叹自己的飘泊无定，但很少具体提到思乡的内容。其所指之乡是何处呢？是蜀中，还是西域？都不甚明朗。这表明他的乡关之思不是一般意义上对家园故土的思念，而是出于一种孤苦无依的人生体验。身份地位的改变、人格价值的贬值，使其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别家远行，不再有先前的诗意，而充满了生活的苦涩。面对无所依托的现实，他已开始体味到天涯孤旅的痛苦。其诗中的漂泊感不只是指远离了故土，更主要的是感伤自己的精神情感漂泊于社会中心之外，无所凭依。这些也使他难有飘逸的心绪。
正是受到这种沦落、落魄、漂泊的感受影响，李白晚年诗中也少了前期诗的高古之格与清逸之调，其诗中的情感基调也开始从名士与豪侠中走出，而显现出一个落魄文人内心的沉痛。如《门有车马客行》：
“门有车马客，金鞍耀朱轮。谓从丹霄落，乃是故乡亲。呼儿扫中堂，坐客论悲辛。对酒两不饮，停觞泪盈巾。叹我万里游，飘遥三十春。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雄剑藏玉匣，阴符生素尘。廓落无所合，流离湘水滨。借问宗党间，多为泉下人。生苦百战役，死托万鬼邻。北风扬胡沙，埋翳周与秦。大运且如此，苍穹宁匪仁？恻怆竟何道，存亡任大钧。”
本诗仍保诗了古乐府歌辞的特色，不明言时事，但相对于其他作品而言，所叙仍带有明显的时事色彩。故后人尚能大致判断出写作时间。詹
英先生《李白诗文系年》系此为乾元二年（），颇为合理。严羽及明人对此诗评价都不高，如明人曰：“无甚奇语，却不失调。”“读李诗乃见陆诗之工”“‘丹霄落’三字俗，‘不挂身’亦俗。”（）他们正是以李白前期诗歌的风格来衡量本诗，故以此“不奇”“俗”，其实，这些正表现了李白后期诗歌的特点。《唐宋诗醇》为之辩解，其卷四曰：“此非漫拟前人，正为身世之感，虽陆机诗相出入，而笔力较劲，气象亦大。后半俯仰慨叹，所见者大，义远情深，岂徒作者。”（）其以“气象大”赞此，反不着边际了。如果我们能褪去其古乐府的特有之调，则会发现它与杜甫《赠卫八处士》可谓同调，诗人已不象前期诗那样将内心的郁闷一气泻之，而更似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沉痛的诉说；诗人不再是想落天外，而是实写现实人生。诗人不仅感叹自己一生功名与道业无成，而且将自己的不幸与时代的灾难相联系。其中“借问宗党人”二句，也与杜甫“访旧半为鬼”一样，有着沉痛的现实内容在其中，李白自认自己与唐王室同宗，此处所言宗人当指此，安禄山占长安后，为泄其失子之愤对李唐宗室之家大加杀戮，李白可能即为此而感伤。全诗如同刘勰评建安诗歌所言：“世积乱离，故志深而笔长，梗慨而多气。”这些苦恨之词表明，时代之悲与身世之痛，已使得诗人既“飘”不动，又“逸”不成。
赵翼《瓯北诗话》卷一评李白诗曰：“（太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腾空，不可羁勒之势。”从后人看来，李白诗中那种飘逸的格调已成为盛唐之音的一种典型范式。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次性的创造，是不可重复的。因此，李白所代表的盛唐之音也成为了后人难以企及的远音古调。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即在李白自身，这种格调在晚年诗中也愈来愈少了。随着盛唐文化的沉落，那种以名士观念中心的超尘脱俗的人格追求与清远高古的心境也随之改变了。这一内在精神的变化自然使得诗人难以唱出那种远音古调。
（三）人才需求的转型与现实关怀的深邃
从主题上看，最能反映李白晚年诗风变化的是其政治抒情诗。他前期的这类作品主要表达了自己个人的理想抱负与政治热情，较少象杜甫那样正面表现时事政治，如其在前期所作的一些诗虽然也涉及到哥舒翰取石堡塞与鲜于仲通伐南诏等时事问题，但诗的重点是表现自己的不满，而不是以揭露批判为主，写实内容甚少，以至后人很难象研究杜诗那样对他的诗进行准确的编年。他早年自言：“申管晏之术，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抱负之大，举世罕匹。但在其诗中很难看出其具体的政治主张，也看不出他在哪些方面具有过人的谋略与见识，可以说其诗中的政治热情与勇气大大超过了他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心。这一状况在其晚年有所改变。时代的灾难拉近了他与社会政治的距离，使他直接面对血与火的社会悲剧，促使他对时事政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这使其晚年诗具有较强的社会忧患意识与现实内容。
首先，李白与杜甫等人一样也以诗正面记录了安史之乱所造成的社会痛苦。如其《北上行》、《奔亡道中五首》、《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等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现了战乱之初百姓避难逃亡的情景。史书称：《资治通鉴》卷217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间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李白的诗最早表现了当时人这一痛苦。如
《北上行》：“前行无归日，返顾思归乡。惨戚冰雪里，悲号绝衷肠。”
《奔亡道中五首》其四：“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
《扶风豪士歌》：“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
战乱初起时，李白可能就在河北地区，他就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现了当逃亡者的绝望。他晚年的一些诗还记录了其时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其《南奔书怀》、《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赠从孙义宰铭》等诗中，就分别表现了当时的永王之乱、荆州的康张之乱、刘展之乱等事。这些内容在同期其他诗人作品都比较少见。如其叙及刘展之乱时曰：“元恶昔滔天，疲人散幽草。惊川无恬鳞，举邑罕遗老。”《资治通鉴》卷222称刘展作乱，“所向无不摧靡，聚兵万人骑三千，横行江淮间。”当时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私请降将田神功将兵南下，“且许以淮南金帛女子为赂。”“田神功入广陵，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穿掘略遍。”李白诗与这一记载正是相符的。
同时，他对战乱中百姓的痛苦更为关注，对百姓在这场战乱中被无辜践踏感到非常悲哀。如：
《经乱离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
《狱中上崔相涣》“千门闭秋景，万姓危朝霜。”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
&正因如此，他能更深切地揭露战乱之害。如《豫章行》云：
“胡风吹代马，北拥鲁阳关。吴兵照雪海，西讨何时还？半渡上辽津，黄云惨无颜。老母与子别，呼天野草间。白马绕旌旗，悲鸣相追攀。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本为休明人，斩虏素不闲。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精感没石羽，岂云惮险艰。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
本诗与杜甫《兵车行》题材相近，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在安史之乱初期战火并未延及江南一带，尤其是洪州、江州地区还是最安定的地区，同时，江南地区也成了唐王朝最主要的财力人力的资源地，史家多记载了江南百姓不堪重税的痛苦。由李白一诗看，即使在这样一个远离战区的后方，百姓仍免不了被征之苦。这一情况史家记载并不多，李白诗歌可作为一个补充史料。
李白对时局的关注还包含有较深的文化忧患意识。安史之乱虽说是一场内乱，但实质上与西晋末年以来五胡乱中华历史的沿续，是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是游牧文化对中原农耕社会的冲击，也是野蛮对文明的破坏。因此，诗人在战乱之初就感受到这一点，屡以西晋永嘉之事比拟现实。如其曰：
“洛川为易水，嵩岳是燕山。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奔亡道中五首》其四）
“双鹅飞洛阳，五马渡江徼。何意上东门，胡雏更长啸。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
（《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三）
“想象晋末时，崩腾胡尘起。衣冠陷锋镝，戎虏盈朝市。石勒窥神州，刘聪劫天子。”（《赠张相镐二首》其二）
所谓“俗变”之事，当不是实写，诗人可能是指所见所闻皆是胡语胡俗，诗人伤心的是中原文明之地可能会为胡风所化。诗人虽然较早接受了西域文化的影响，但是，面对这一民族矛盾时，他仍是站在中原汉族文化立场上，并对华夏文化地位深深担忧。与杜甫《北征》诸诗相比，在这一点上，他更具历史的敏感性。
与前期相比，李白晚年诗所流露出的一些政治见解，则显得更为深沉，他往往能够抓住时局中的关键问题。与《赠韦良宰》一首先曰：“颇穷理乱情”，由其诗中所叙看，此语已不同于前期空言壮志，而带有具体的现实内容。如其叙及安史之乱爆发前只身北探虎穴，曰：
“十月到幽州，戈铤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
此处则触及到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的问题，《新唐书》卷225曰：“禄山计天下可取，逆谋日炽。”“皇太子及宰相言禄山反，帝不信。”“人言告者，帝必缚与之（禄山）”玄宗还以为“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藉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资治通鉴》卷217）唐玄宗为满足自己的虚荣，一味开边扩土，并一厢情愿宠信安禄山这类野心家，使其野心膨涨，导致危机暴发。又如《猛虎行》叙及战局发展时言：
“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到。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
这是写叛军初占洛阳时的战况，其中“一输”指高仙芝由陕州溃退至潼关，“一失”指玄宗听信宦官之言枉杀高仙芝。“朝降夕叛”可能是指颜杲卿牵河率河北十七郡起义，不久又为史思明镇压，河北诸郡复为叛军所有。在整个战局中北方起义失败与潼关失守是一个大转折。《通鉴》卷218记曰：“禄山大惧，召高尚、严压诟之曰：‘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数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但是，唐玄宗不仅不能对北方义军作有效的支援，而且怒杀高仙芝，临阵弃将，并听信杨国忠谗言，逼迫哥舒翰出关作战，结果导致关中失守的悲剧。李白在《赠韦良宰》感叹曰：“函谷壮帝居，国命悬哥舒。长戟三十万，开门纳凶渠”，这些都显示了他对战局深刻的观察力。又如他在叙及唐军收复两京时极赞胡兵之功。曰：
“胡兵出月窟，雷破关之东。左扫因右拂，旋收洛阳宫。”
史家都记载了在香积寺和新店大战中回纥兵所起的作用。《资治通鉴》卷220记：“庚子，诸军俱发；壬寅，至长安西，陈于香积寺北沣水之东―――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引回纥就击之，翦灭殆尽，贼由是气索。李嗣业又与回纥出贼阵后，与大军夹击，自午及酉，斩首万六万级，填沟堑死者甚众，贼遂大溃。”“郭子仪等与贼遇于新店。贼依山而陈，子仪等与战不利，贼逐之下山，回纥自南山袭其背，于黄埃中发十余矢，贼惊顾曰：‘回纥至矣。’遂溃。官军与回纥夹击之，贼大败，僵尸蔽野。”可见，借兵回纥正是唐军取胜的关键因素，李白所赞还是比较公道的。相比之下，杜甫《北征》一诗中虽然承认回纥兵的战斗力较强，但事后所作《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收京三首》皆未提及此事，反显得不如李诗真实、全面。
又如《赠韦良宰》一诗末云：
“桀犬尚吠尧，匈如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
诸家多系此诗为乾元二年（759）秋，此刻唐王朝又面临一次危机。本年三月九节度使兵于相州大败而溃。诗中所写“不得进”之事，可能是指其时郭子仪、李光弼部与史思明在河阳的对阵，或指相州大战中九节度使军为宦官牵制，不得前进。王琦注曰：“千秋，喻宰相若苗晋卿、王
与辈。”“连鸡喻当时诸节度使辈。”两注皆不甚准确（）。由笔者看，此处主要是指斥宦官乱政之事。《通鉴》记：
“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之名自此始。（卷220）”
“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进，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锐掩吾不备也。请与朔方军同逼魏城，求与之战，彼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得旷日引久，则邺城必拔矣。庆绪已死，彼则无辞以用其以用其众也。’鱼朝恩以为不可，乃止。”
“（相州）人皆以为克在朝夕，而诸军既无统帅，时退无所禀。（卷221）”
诗人当时很可能也看出了战事的症结，其所忧的也是这一问题，其思羿射，就是希望唐军再出现象郭子仪那样的强将。如果关于李白与郭子仪交往的传说可信（），李白在此处正表达了对郭子仪罢官的不满。这些内容在同期其他诗人的作品中是很少体现的，这也表明诗人对时事的认识也是比较深刻的。李白于天宝年间曾出入宫中，深知宦官之淫威，故于此感恨尤深。
诗歌与政治的关系是儒家诗教的中心，李白前期也曾以承继此道自许，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但在安史之乱前，对多数诗人而言，这些还只是一个理论口号。诗人中心是表现自身的进取意识与名士观念，诗家焦点是吐露内在的情气，而不是外之时事，所谓“风雅”精神及社会意识并没有真正成为诗家的创作主体。象杜甫那样以具体的政治忧患意识为诗家之心，这在中唐后才日显突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唐诗的这一变化，也是由社会变化所造成的。它是盛中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表现，我们可从李白晚年诗风的变化中为此寻绎出最初的依据。
宋陈正敏《遁斋闲览》引王安石语曰：“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间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罗大经亦言：“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胁。（）”这是历来扬杜抑李者比较有权威性的观点。他们分别从艺术与内容两方面指责李白。我们由李白的晚年诗可以看出，这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时代的骤变，命运的逆转，使得李白晚年的处世心态已有所改变，这一变化自然也反映在诗人的作品中。与杜甫在晚年有意识地追求诗歌艺术的创新不同，李白诗风的变化是在无意识中自然出现的。李白诗歌是与盛唐文化相始终的，他前期诗歌是开天盛世精神的体现，其晚年诗可谓是时代裂变时发出的颤音。我们也应从这两方面来认识它在盛唐文化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