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每月谈：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
经济每月谈：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57期“经济每月谈”定于日上午9：00-11：30，在北京央广国际酒店三楼会议厅A区举办，主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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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上午好，我是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欢迎大家来参加中国国际交流中心举办的第五十七期经济每月谈活动。本期经济每月谈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当前国内外关注的两会正在举行，李克强总理首次代表新一届政府做政府工作报告，对2014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两会”召开之前，国外置疑中国经济，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也老调重弹，不绝于耳。为什么中国经济在2014年将会走向崩溃，中国经济体系有可能被债务压垮，中国给世界经济带来变速等等五花八门，发表意见的既有媒体，也有经济学者。
我们觉得国内外机构和学者对中国经济前景作出不同的判断也是正常的，但有一些机构作出耸人听闻的判断，可能会扰乱中国市场，从中渔利的目的。那些对中国经济前景作出悲观判断的人，主要是看到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些条件已经弱化，甚至消失，但是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经济将在改革创新等新动力的推动下继续前行。
作为一家智库，我们国经中心有必要组织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让大家看清楚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是怎么样的，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在哪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哪里？今天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这一主题，我们邀请到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同志，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夏同志，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同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同志来做分析和讲解。
150分钟的时间这样安排，每位嘉宾大概可以讲20分钟，剩余的时间留给同志们一起讨论互动。首先发言的嘉宾是金中夏同志，目前金融领域出现一些问题，成为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的主要依据。中国经济潜在的金融风险有多大，是否足以造成中国经济出现“雷曼兄弟时刻”，我们请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金所长给大家进行讲解。金所长本科硕士都在北大经济学院就读，博士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系，从1988年开始一直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是金融运行和金融改革。在国际经济评论，中国经济日报等刊物和报纸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是国内著名的金融专家。
谢谢郑主任，我今天主要讲讲中国经济的风险管理和发展潜力。风险，现在媒体谈得比较多的首先是中国债务水平，到底怎么看？有没有可能产生很大的债务危机？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一些基本的大的数字，可能不一定准确的特别细，但是大的框架没错。中国总的债务率相当于GDP的220%，这里面包括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以及家庭债务。其中政府债务大约30万亿，占GDP的60%，这个水平到底高不高，相比之下全球平均水平是80%。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要高，100%至110%，日本的水平大于220%。家庭部门的债务我们国家现在是16万亿，占GDP的31%。刚才说的日本的债务已经到了400—500%，家庭部门的债务16万亿，占GDP的31%，在国际上属于比较低的水平。发达国家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一般是80—100%，甚至更高。
我们国家企业的债务率相对来说比政府和家庭都要高，占了GDP的120—130%，而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一般来说都低于100%，因此来说我们国家的企业债务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国家总的债务率占GDP的220%，要比美国和欧元区都要低，美欧两地基本上都要超过300%，日本已经到了500%，因此我们的220%并不算高，真正从宏观看水平主要看总的债务率。
和其国家比，我们不仅是总的债务率比较低的，而且还有其他很多优势。比如发达国家债务率比我们高很多，但同时是低储蓄、低增长，我们是高储蓄、高增长，而且我们财政赤字水平也很低，贸易是顺差，贸易储备很高。通货膨胀率即使跟发达国家相比也是相当，而且比多数发展中国家低很多，因此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面是非常稳健的，发生宏观上大的全局的债务危机的可能很小。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还有很多人担心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可能会给我们国家造成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国家和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相比是不一样的，不是我们自己自吹自擂，我们国家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低通胀、低外债，其他面临困难的新兴市场国家是经常账户的逆差、资本账户的顺差。因为Q1的退出在发生逆转，这样就变成了双逆差，外汇储备就要往下掉，不够的话会产生货币危机，我们国家正好相反。很多出现困难的新兴市场国家是财政预算赤字高通胀，外债水平也很高，从基本面上来说跟我们实质上很不一样。另一方面我们的双顺差比处于困难状态的新兴市场国家比是好的，我们自己并不是理想，状态我们自己也有很多问题。我们理想的状态是经常账户合理，不要太大的顺差，资本账户能有适当的逆差，两者平衡以后国际收支是平衡，这样才是真正的状态。
我们现在双顺差已经好几年，我们面临汇率过度升值的威胁，面临的国内流动性过多，央行对冲是必要的，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负作用，而改变这一切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就是Q1要退出。因此Q1的退出如果能够正确应对，对中国就是一个好事，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也就是用资本账户的逆差平衡经常项目的顺差，国际游资的退潮可以使央行顺势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是很高的。
很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有利于减轻输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确实造成了一些困难，特别使得银行体系的监管套利比较多，如果我们央行能够在国际游资退潮的时候央行顺势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就可以减少银行体系的监管条件，还可以消除人民币过度升值的威胁，对出口还能产生提振作用。我认为正确应对的基础是正确判断，我这是个研究所，是研究性质的，不代表政策。
如果我们正确的应对基础是正确的判断，如果把国际游资的退出看成是资本外套，进而加以限制，把资本账户适度的逆差看成是危机的一个体现，把汇率的双向波动，特别是有时出现的贬值看成是危机的现象，甚至觉得国家的形象由此受损。进而我们从前几年的升值恐惧变成了贬值的恐惧，这样一种认知，舆论的、媒体的、民间的就可能妨碍正常的对我国经济有利的调解过程。
第三，产能过剩也是现在谈的很多的危险。产能过剩在我们国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是从一些迹象来看，产能过剩的问题通过结构调整正在得到缓解。比如说从银行体系贷款来说，在产能过剩产业的增量贷款已经在减少，在新兴产业贷款的增量在增加。随着发达国家经济走出低谷，我们的产能过剩产业，比如造船产业的产能有可能会恢复一部分。海洋能电池板的产能过剩在失去欧洲市场以后会影响国内市场的一些潜力。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国内节能减排投资需求巨大，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替代煤炭的需求是最大的，制造业在一些新型领域，如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产业价值链高端的产能也是严重不足，升级改造需要巨大投入，我国铁路公路的密度仍然低于发达国家。在已经建好的高速公路铁路沿线，人口和商业产业的集聚，它的建设过程在很多地方才刚刚开始，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仍然较低。比如地下排水设施严重不足，城市的集约程度很低，商业办公生活区与交通设施的一体化连接，便利程度很低，地上地下一体化程度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很低，城市群的建设也是滞后的。未来我们在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同时，还要建设养老友好型城市基础设施，这就要求在城市群的建设、规划布局，建筑的标注等方面增加投入，加快养老友好型社区的新建、改造。
从人口学意义来看，现在四五十岁这一代人是婴儿潮一代人，他们所产生的高储蓄是为了养老的目的做出来，储蓄的本质就是为了通过投资以便进行未来的消费，对于正在工作挣钱的这一代人未来最大的消费就是养老。有人担心我们未富先老，实际上高储蓄存在的本身，就说明了我们要通过银行金融中介的安排进行长期投资，使经济增长与老龄化同步，要求这一代人在进入养老阶段之前就基本建成相应的基础设施。因此我认为，在未来十年，在我们仍然有很高储蓄水平的十年，我们还应该有一个比较高水平的投资。我们储蓄率很高，也许国内消化不了这些投资，还有一个办法是投资走出去，到国外投，通过资本输出创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工作。
第四，我们即使有了一些风险，也是化解的，比如刚才说的企业的债务率高。主要反映了国家企业融资渠道是高度依赖于银行这样的渠道，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发达国家就会发现，如果你看发达国家的贷款融资、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这些融资渠道加在一起，他们这些融资占GDP的比重比我们高很多。而且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国家越发达，这种融资占GDP的比例就越高，因此我们现在企业债务率的高，一个是说明了我们过度的依赖于银行。另外也说明，从发展的规律来看，未来企业总的融资率，无论是企业贷款还是债券、股票，这个比重GDP占的比重只能更高、不会更低，这是一个规律，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
如果我们想解决目前企业债务率高、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其实是有办法的，其中包括公司自己可以用利润注资，可以吸引民间资本入股，可以在股票市场增加融资。另外，银行信贷资产可以证券化，证券化以后还可以债转股，我们可以想办法降低企业层面借贷资金的成本。
二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能不能化解，主要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去年审计署审计地方债务大数是20万亿，主要用于市政建设和交通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客观的判断，实际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这些债务虽然比较高，但实际上主要还是干了应该干的事，是干了好事，并不是浪费，是我们国家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必须要做得，但是短期内是没有回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面的看问题，我们还会发现地方政府不仅是有比较高的负债，这些负债实际上对应了很多项目，这些项目可以有回报，至少部分是可以有回报的，可以变现资产，因此可以至少部分抵债。其余的负债贷款，未来也可以通过本身的收费和地方政府税收等方式还款，也是有这种可能性。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这些投资都属于长期投资，但是我们国家的银行体系没有足够的可以进行中长期投资开发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靠商业银行的中转期贷款来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因此存在明显的期限错配。我认为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要进行期限的充足，可以发行长期的市政债来进行置换，这样解决短期流动性反复出现的问题，另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断的展期（音），也是有合理性的。另外可以考虑从宏观环境方面想办法降低资金成本，进一步考虑建立长期融资的开发银行，引入公司合营的投资机制，另外在市政设施和服务的定价机制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从舆论上也不能简单的批评基础设施收费的现象。一方面让基础设施不收费，一方面又要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化解风险，就会产生一些矛盾。
房地产到底有没有风险，不能简单的看这个问题，北京、上海大城市的房价高，很难说是泡沫，主要是土地供应国家受到限制，真正可交易的土地在中国是有限的，而且是一点一点释放，这样不一定都能满足的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要。在北京和上海的城市，房子卖的还是很快的，可以通过科学规划大批量的供应可交易的土地，降低土地成本。另外有统计说，三四线城市房价出现了疲软，这也要看什么地方，如果看特大城市的周边需求还是可以持续的，不能简单的理解统计数字，好像全国平均每户超过一套住房就说明市场已经饱和，我认为这要仔细分析。
因为我们国家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每户大于两套房，拥有两套房是正常的，老家一套，在工作的城市还有一套。如果在工作城市是租的话，那就要求城市家庭必须有两套，实际上很多人在工作的城市还没有房子。我们该要看到一点，农民工和家政人员服务人员的工资正在不断上涨，如果比较计算，农民工家庭收入和三四线城市比较低的房价就会房价，他们对应的房价收入比不会超过10%，是一种非常合理的购买潜力。
从全国来看，由于首付比例规定的很高，银行的按揭贷款多数都是优质资产，像鄂尔多斯房子太多成了“鬼城”。我去调研，基本上烂在了依靠煤炭致富的业主手中，而银行受到的波及是比较小的，并没有形成一个连带的对金融机构的扩散效应，而那些业主本身还在不断的挖煤，仍然有钱，你会看到有鬼城，业主本身有钱，吸收掉一部分，像温州也是这样的，而全国各地开发商的资金实力是不同的，有可能会出现分化，一些大的开发商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总结一下，中国经济目前正在进行调整，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简单的把这种调整看成是这样那样的一种危机是没有根据的。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郑新立：谢谢金所长。他的发言用了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我们经济运行是健康的，政府的债务率比较低，企业的债务率高一点，大部分是短期债务，金所长给出了解决的办法，将来债务可以通过发行长期的企业债券将这些短期债务置换一下，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即使短期债务到期还不了，也不能当成呆坏帐核销，债务展期利息照还，展期几年经济偿还能力就有了。
近期出现人民币汇率下降是正常的，我想补充一点。一个国家的汇率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实际购买力接近的国家。国外普遍认为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是3块左右人民币换1美元，但是我们人民币市场的汇率最后接近购买力的汇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可能是10年、20年。
随着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高，人民币的汇率会逐步接近实际购买力的汇率。这中间出现一些短期波动，有时候上升有时候下降，这是正常的。现在汇率下降，游资专门炒作人民币升值，想赚大钱，把短期的这些投机资金挤出去，把水分挤掉，这是正常的，是好事。真正追求长期效益的投资会在这里有比较好的回报。从长期来看人民币还是处在升值当中，金所长的发言很有说服力。
下面请刘尚希同志发言，他是财政部财科所的副所长，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刘尚希同志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出发纂写了一系列论著和文章以及政策建议，他写的文章的内容涉及到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公共风险、财政风险、公共财政、公共政策等方面。近两年地方债务问题大家都比较关注，也是财科所研究的重点，我们听听刘尚希同志对财政风险和财税改革等相关问题的看法，大家欢迎！
谢谢郑主任，非常高兴参加着个会，对我来说是头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是很好的机会。我对今天所讲的主题准备不是很充分。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式的判断也是五花八门，以前也做过研究，郑主任要我从地方债务风险角度来说，我想综合起来，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简单谈一点看法。
怎么看待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重要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首先谈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怎么样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国内外都有各种各样的关于中国当前的经济风险的分析，大家对风险的高度关注这是个好事，但是怎么去判断这个风险？怎么去应对这个风险？我觉得这才是关键问题。我们对经济形势和分析和判断是基于常规的分析方法，把经济当成是一个孤立的系统来看，没有和政策、改革以及整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放在一起考虑。就经济论经济，用一种象限的思维谈经济的走势，来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我认为这种方法是存在问题的。
其实经济总是会有风险，就像经济总是会有波动一样，不在于有没有风险，有没有问题，而在于我们怎么去认识这种风险，我们是不是意识到这种风险，我们是不是采取了有效的办法去应对这些风险，这个更加重要。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处于结构性的转换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全球的经济也是一样，这种不确定性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些不确定性会带来我们意想不到的风险，既表现在外面也表现在内容，相互交织在一起影响我们国家经济的走势。
整体来看，我们国家现在处于结构性的转换期，我们要从过去的结构变成新型结构，有人称之为经济换挡期，像开车一样要换挡，我们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从低挡位换到高挡位，这种换挡位不是一个数量概念，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概念，这种结构性的转换毫无疑问包含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这其中有各种风险存在，这个我们是承认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不确定性及其风险，我们已经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而且找到了对冲这些风险的最有效的办法。
我觉得就是两个办法：一个是全面深化改革，另外一个是公共政策。全面深化改革，从国家的发展来看，这是对冲风险的最有效的办法。全面深化改革跟以往局部性和某个方面的改革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改革。结构性的转换可能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这种系统性的风险需要一种有效的对冲办法，这种对冲办法就是系统性的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就是系统性的改革，系统性的改革就是对冲系统性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中央已经作出了全面的部署，在“两会”上，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对今年改革的重点任务也做了明确安排，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清醒的认识。
实际上就是通过改革来对冲现在经济社会，包括生态建设等各方面所面临的风险。我意识到风险的存在，那你的风险就等于化解了一半，就像开车一样，如果意识到你开车是有风险的，你是很谨慎的，意味着开车基本上是安全的。如果开车的时候忘乎所以，感觉到都是确定的，你觉得你开车别人的判断跟你一样，都是确定的，没有人横穿马路，没有车不遵守交通规则，所有的车都是确定的，这种情况下往往可能遇到出乎意料的事。比如，有人横穿马路被你撞到了，或者其他的车追上你了，会出现剐蹭的事故。当你意识到这种不确定性，意识到这种风险存在的时候，你已经有了这种意识，说明你的风险就地化解了。
从我们国家整体来看，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性的改革应该对冲我们国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这种结构性转换期的风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有了一个对冲，有了这种改革的信心，把改革的红利释放出来，大家的行为就要发生变化，预期就会稳定，这样整个经济的转换就可以实现平稳的过度。
我觉得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风险的趋势，或者是分析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形势，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最重要的。不确定性总是存在的，风险总是存在的，我们要从不确定性找到确定性，要从风险的应对从化解这种风险，只要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就可以铸造这种信心来应对我们现在结构性的转换期，面对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分析。
从方法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从系统观、动态观来考虑，而不是单纯的从经济指标分析经济形势，从一个局部出现的问题来判断这个风险是大还是小，因为经济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要看经济本身，而且还要看当前的政策和改革，经济、政策、改革从整体上来说是联系在一块儿的，是大的系统，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我们现在的政策和改革对冲了经济运行中的真正不确定性，从这种角度来判断，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出了严重的问题，甚至马上出现危机，那只是片面的就经济论经济，或者是就经济中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把它放大来看，这样看问题我认为是不科学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怎么样判断经济形势？首先要有关键的科学方法，不能片面的看，不能静态的看，不能孤立的就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来看，尤其不能单纯的根据某几个指标来判断。
第二，我们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现在的改革联系在一块儿，这个改革中央已经做了明确部署，从财税改革角度来说，会产生各个方面的效应。初步分析，从理论上看财税改革至少有三大基本效益：一是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就是财税改革对经济产生正面的影响，我刚才说对冲风险。举个例子，税制改革的营改增在进一步推进，去年的营改增已经清理行政性事业收费，减负达到1400亿，今年会进一步拓展营改增的范围，已经拓展到电信行业。很显然，减负进一步扩展，企业负担减轻了，企业的活力会增强。通过税制改革是一方面，我们同时对中小企业也实行了优惠政策，还会加大力度。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会激化创业的热情，这也是财税改革所产生的重要对冲经济风险的效益。
营改增本身不仅仅是减轻负担的作用，虽然消除了税制的弊端，也就是营业税的重复征税，促进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融合，有利于我们的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的转换。也促进了产业分工和细化，分工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促进了这种产业的分工实际上等于解放和发展和生产力。从税制的角度来看，缩减经济效益会日渐明显。
从预算来看，我们预算改革是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改变预算的工作方式，传统预算的工作方式是注重财政收支平衡状态，意味着每年收入的预算必须要完成。收入预算变成了一种刚性，现在我们对这样一种预算方式进行改革，把预算审查的重点从收支平衡的状态转向指出和政策，收入预算不再是一种刚性的预算，而是一种预期性的指标，这跟宏观经济有什么关系，有很大关系。这样可以避免预算的执行和经济的波动形成定价，也就是所谓的顺周期的问题。
过去长期的做法就是收入预算的刚性，意味着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要完成，经济好的时候财源多、税源广，收入预算可以完成，往往是能收的也不收了。而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也要完成刚性的收入预算，意味着尽可能的去收，本来经济状态不好的时候税也会减少，为了完成刚性的收入预算必须拼命的去收，这可能导致雪上加霜。这种预算对经济的波动造成一种叠加效应，使宏观经济的波动加剧。这种预算执行方式必须调整，要改革，现在明确提出来，预算的执行方式要改，有利于预算的执行去运行经济波动，从而降低宏观经济风险。这样的改革在对冲经济风险，财税改革是明显的经济效益，这种经济效益可以对冲经济风险，除了经济效应以外还有民生效应，通过财税改革使整个财政进一步转向民生财政，我们过去谈公共财政，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在我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质上就是转向民生财政，就是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民生实际上就是消费的平等化，对政府来讲，保障改进民生就是要实现基本的消费平等化，消费的平等化更加充分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它比收入、财富这样的指标更能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什么？因为消费既是终点，也是起点。既包含了结果的公平，也包含了起点的公平。结果的公平是看各自的消费水平，差异是多大，这就看出来结果的差距多。我们现在促进这种消费的平等化，通过政府的公共消费去促进消费差距缩小，尤其是基本消费差距缩小，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等，这些方面都是促进消费差距的缩小，体现了一种结果的公平。
对社会来说，不等于财富的差距有多大，而在于看人们实现人的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消费差距有多大。比尔盖茨有那么多钱，普通老百姓和比尔盖茨比起来差距很大，比尔盖茨的钱不全是用来消费的，很大一部分做慈善，或者是办实业了，真正用于消费的还是有限。真正差异体现在消费上，从政府在公共消费方面的努力可以促进整个社会基本消费的平等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基本公平，同时包含了起点公平。人的能力是靠消费，人的素质、技能实际上都离不开教育消费、健康消费，这些意味着，每一个人在进入市场参与经济循环的时候，你的起点是不是公平，促进消费的平等化，实际上等于促进了起点的公平，起点的公平比结果的公平更加重要。
现在财税改革是既要促进结果的公平，更要促进起点的公平，缩小能力的差距，尤其是缩小城乡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这样更加能促进社会的公平。社会的公平正义反过来为我们经济发展创造了好的环境，民生改善已经成了当前政策改革的落脚点，老百姓对政府的这种复杂很深刻。政府促进社会公平努力，同时也是培养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当前经济比较的基本动力，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物质的，现在主要靠的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怎么形成？就是靠消费来形成的。政府通过扩大公众消费，促进人力的形成，而且在促进人力形成的过程中间，有就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间，来实现社会公平。有了公平，同时又有人力资本，那么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更强了。所以民生的政策，这样的改革等于是在培育经济增长的后劲，而不是只解决眼前问题，民生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这是第二大效应。
第三，防腐效应。财税方面很多这些制度实际上的预防腐败有重要作用，因为现在一些制度的不完善，跑步前进，专项转移支付太多，预算公开透明度不高，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大量腐败。大家看到“两会”上讲的非常清楚，首先要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建立规范的，全面规范的全口径的预算，实现预算公开透明。等于是让政府的运作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提出来的，要减少专项转移制度三分之一，现在是220多家，要减到140多家，要大大减少“跑步前进”的现象。这样就可以预防腐败，意味着提高了效率，也增强了老百姓对改革的信息，这就意味着改革有利的去对冲我们国家在转型升级这样的阶段，所面对的各种不确定性和消费风险，这个效应实际上也是非常明显的。财税改革有三大明显的效应，对冲不确定性和风险，对冲不确定性注入的是不确定性，确定性就是信心，有了信心一切问题都可以化解。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当前财税改革的角度来观察，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尽管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但是我们的改革是可以对冲的。
第四，地方政府性债务到底有多大风险，我认为有风险，风险是隐含的东西，风险是不能消除的。但是有风险并不等于危机，媒体上的一些解读，把风险等于危机，这是两码事，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误区。政府性债务不等于政府的直接债务，这个问题是也是有误区的。我们现在政府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只有20万亿，媒体往往把它夸大，把政府的债务，可能有连带责任的债务也是政府的债务，并且把两者加在一起，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国家审计署审计的结果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政府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也就是直接债务，加起来20万。另外10万亿是政府的后有债务，在一定条件下你需要政府承担偿还责任，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我在多个场合反复讲，媒体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个问题上出错。审计署的报告，一类债务是政府是有直接偿还债务，其他两种是后有债务，后有债务可能是，可能不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就40%左右，跟外国比，我们这个水平的债务率相当低。我们不能说我们的债务率相当低就忘乎所以，觉得没有风险，不当回事。我们债务率低的情况下政府高度重视挖掘地方政府性债务带来的风险。政府工作报告里已经明确提出来，在去年的中央经济会议上也明确提出来，要把防控地方债务性债务当做今年工作的重点，也是我们重要改革的方面。如果有了意识，政府已经在上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地方政府性债务不会进一步扩散。要看风险变化的趋势，如果说扩散的意味着危险系数在扩大，如果是收敛的，意味着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看地方政府性债务，不能就债务论债务本身来判断，看看这些债务跟什么了，很多形成了资产，这些资产表现为对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城市的翁共设施，和地方投资环境的改善，这意味着这样的债务和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的后劲的增强是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一个地方的债务和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后劲的增强，形成一种良性循环，那么这样的债务我可以判断为是良性债务。从这点来看，我认为，我们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实际上是良性债务。尽管我们有短期的流动性的风险，但是从整体判断是一种良性债务，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后劲增强的，我们还在进一步推动加强地方债务的管理，提高债务资金使用的迹象，去更大程度上实现这种良性循环。
今天债务的使用可以在未来带来更多的财源和税源成为偿还债务有更广阔的财力的支撑，那这样的风险就是收敛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地方债务风险是完全可控的，根本谈不到危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透明性不够，如果搞清楚了，我们债务是多少，用到哪些地方，让老百姓和国际社会都知道，这样的误判也可以大大减少，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透明度，这也是很重要的，这项工作正在做，财政部也是全力以赴加强地方性债务管理。
中央也不仅仅是就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问题上做文章，而且是把地方性政府债务管理放到地方投融资机制建设上，放在更大的系统看这个问题。现在，政府购买服务都属于地方投融资机制建设方面的重要内容，这些应该系统的进行考虑。今后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长的趋势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所以地方性债务风险是可控的。所谓地方债务风险会转化成危机，地方债务危机是中国宏观经济出现危机的引发点，这样的言论不攻自破。
从这方面看整体中国经济的风险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有更多的对冲风险的准备，有更多的对冲风险的工具和手段，所以中国经济的增长我是充满信心的。我就讲这些，请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刘尚希同志的发言。从财政体制改革围绕对冲系统性风险，我们通过财政体制改革使收入分配更加公正，特别是通过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的均等化，实现公共人均服务的均等化，使大家在起点上公平，能够享受到好的教育，享受到好的公共服务。这样整个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就可以缓解，这样就可以提高居民消费率，这个潜力确实很大。我补充一个数字，“六五”时期居民消费率曾经达到53%，现在下降34%，下降了19个百分点，如果通过财政杠杆的条件形成甘蓝性的消费分配结构，居民消费率提高10-15个百分点，这样GDP的分配使用里，一年就可以拿出8万亿左右的商品，由现在用于投资和出口，转过来让老百姓消费，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有明显提高，来化解风险。
讲到地方债务风险，用了大量的适时数据说明问题，这个问题媒体有点过分炒作，外国的学者和报纸不知道情况，我们自己国内的媒体也跟着瞎炒作，把问题扩大了。地方债务干的都是好事，一个是改善民生，搞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修地铁多好的事，没有花天酒地吃掉喝掉，而是用在办正事上。就此打住，债务不能再扩大了，政府搞建设怎么办，改革投资体制，搞特许经营权，民间资金的规模已经很大，把基础设施建设特许经营权利，让他们来干，用BT、BOT这类方式同样可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搞公共服务的建设。剩下的债务放那儿慢慢消化不要着急，放三五八年账沉不了，利息照还。政府手力资源有的是，土地资源不能拍卖还有别资源，比如街道的命名权，有的企业愿意做广告，我们拍卖街道的命名权，一下子就有钱了，所以政府掌握的资源很多，不要杞人忧天。但是地方债务的管理也要规范化、法制化，不能乱来，这个债务就此打住。这件事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今年作为点解决这个问题，地方债务不会引起我们系统的风险，大家要消除误解。感谢刘尚希同志的分析和发言。
下面请王一鸣同志发言，王一鸣同志现在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下面请他讲一讲中国经济总体上是否面临着增速大幅下降的风险，中国经济怎样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会，我围绕中国经济是否存在大副下滑的风险，怎么样增强中国经济的动力谈几点认识：
第一，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随着经济总量和规模的扩大，特别是经济发展的一些内省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确实在换挡，速度有所放缓。我们如果比较的话，本世纪增长率最高的年份是2007年，增长率14.2，那个时候经济比较偏热，去年是7.7，降了6.5个点。2010年是10.4，降2.7个点，速度下来了。这种调整应该说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从国际经验看，我们几乎做了所有的样本。凡是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国家到第三个十年经济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一般到第四个十年增长到4%以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已经35年，还有7.5%左右的增长率，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过去这么多高增长经济体的样本有明显不一样，速度尽管下来了，但是依然还是一个比较高的速度，我们现在叫做中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虽然速度下来了，但不表明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领跑者发生了变化。尽管2012年、2013年经济都在7.7%的水平。
从世界范围来看，与主要经济体比较依然是最快的，去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来，我们比发达国家肯定高，这是毫无疑问的。比新型经济体，去年印度是4.7，俄罗斯1.6，巴西2.4，南非1.9。金砖国家比我们肯定是最高的，我们还是领跑。亚洲比较快的经济体，比如菲律宾去年6.9，印尼5.9，我们也要快，尽管速度换挡，但是我们在各经济体中还是在领跑。
尽管速度放缓了并不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出现了明显减弱，事实上正在出现动力结构的调整，新的增长动力正在替代原有的增长动力。比如从需求段来看，我们以前说中国经济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投资和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势在减弱。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步增强。去年投资虽然略高于消费，消费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0%，出口贡献是-4.4%，我个人认为再往后消费的贡献率还会继续提升，动力结构变了。从供给上看，由于产能过剩，制造业或者工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者是支撑作用在减弱，但是服务业的支撑作用在明显增强。去年服务业增加值比例是46.1，第一次超过制造业，而且我觉得未来还会继续提升。
从要素投入来看，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储蓄率最近几年在缓慢往下调，资本劳动对经济增长或者是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缓慢下降，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贡献逐步上升。尽管原有的增长动力减弱，但是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和形成之中。
第二，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依然具有良好的基础，我理解有四个方面：一是国内需求的潜力仍然分几档，内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金融危机后出口都是负的贡献，内需里面特别是消费需求呈现出越来越好的势头。投资确实是在减弱，去年是19.6，今年还会略微往下降，投资里面三个板块，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很难再明显上升。房地产受到市场分化的影响，特别是三四线城市，供需条件的变化。基础设施主要是受到负债水平的制约，我们不是不能搞，我们还需要大规模搞基础设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但是我们又不能过高的提高负债率，所以投资还会略微有所下调，我们可以看到消费会保持稳定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这些年基本上都是超过GDP的。
去年城镇居民收入略低于GDP，城乡居民同期来看比GDP增长率高0.4，也就是8.1。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服务消费、信息消费这些新兴消费领域还有新的消费业态正在加速形成。消费需求的释放空间依然很大，特别需要提的是城镇化的推进，我们中央马上要颁布城镇化的规划，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成人民的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把有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城市居民，这会在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前因为不敢消费，要攒钱回家，如果往这个方向走，逐步推进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常住人口全覆盖，把他们覆盖起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就会变化，消费潜力就会释放出来。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消费高，平均高3至4倍，生活方式变化，现在是2.6万亿转移人口和家属，能够逐年转换，进一步增强消费需求的释放能力，城镇化也会增大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交通、地下管网、市政设施的投资需求，也会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需求的潜力，需求的主引擎作用还会增强。
二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会持续推进，也会增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服务业比重在明显提升，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我觉得也会进一步加快。这次，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来把生产性服务也放在优先地位，生产性服务业不仅会提高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对制造业提升价值链，提升竞争力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制造业附加值低。怎么样提升？向全球中高端价值链跃升，需要靠生产性服务业支撑，最近向国内第三方的研发第三方的工业设计发展非常快，对制造业提升竞争力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新兴产业领域在迅速增长，新一代4G已经发了牌照，现在正在研发5G的标准，集成电路、大数据、先进制造、先能源、新材料等这些新兴产业也呈现快速的发展态势。会替代传统产业增势的减弱。
三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正在逐步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增大。我们去年的研发投入比上年增长了15.6%，GDP7.7%，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首次突破2%，在新型经济体里是一枝独秀的。我们在一系列关键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比如去年航天登月、超级计算机、智能机器人、高铁核电、超级杂交稻等领域都实现了重大的进展。特别值得可喜的是，企业随着市场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研发投入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也在明显提升。
去年，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76%，这个比重按国际标准来看也是不低的，而且企业的技术设备更新加快，劳动生产率在明显提升，沿海一些地方机器替代人的态势正在出现，人工成本太贵了。随着教育投入的大幅增长，不光是政府，政府现在超过4%，最重要的是家庭教育的投入持续大幅增长。现在都是一个孩子，中国人家庭观念都是望子成龙，是男孩都要成为爱因斯坦，是女孩都要成为居里夫人。所有的钱都用在孩子的教育上，人力资本的提升非常快，科技进步对人力资本的贡献会程度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四、中国的回旋余地大，中国疆域辽阔，区域差异比较大，原来说差异大是个问题，现在也要辩证的看，也带来了积极的方面。拉长了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实现，梯度推进的效应，东部增速放缓，中西部增速起来。东部的成本上升，产业可以向中西部有序的推进，现在产业转移规模十分大，现在转移模式已经不向过去是单个企业的模式，一般是园区整体转移的模式。中西部一些城市正在接续沿海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去成都看一下富士康、纬创、仁宝，这些加工贸易的原来是不可想象得怎么可以进内地，现在也开始在内地成长起来。像内地一些城市外商投资规模也很大，这种接续推进，特别是我们现在正在推进沿大江大河和交通通道梯度发展的跨区域经济带。李总理在报告里说正在制定长江经济带的规划，有沿海向内陆，由东向西，我们可以形成很多，跨东中西的横向的经济带，包括陇海，包括长江经济带，包括西江和珠江流域经济带，把东中西贯通连接起来，形成两头对外开放的格局，这种格局会使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大大拓展。很多产业的生命周期也会大大拉长，也会使中国经济能够有条件更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
第三，怎么把这些基础良好的基础和条件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根本的出路还是要改革。中国经济现在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再靠扩大规模，铺摊子来支撑高速经济增长，部分转换为提升生产效率，要从铺摊子转化为上台阶。这就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这些目标，培育新动力围绕四个方面推进改革。1.要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来深化改革。产业转型升级的的核心任务不是调整产业比例关系，核心任务是提升价值链，就是我们说的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怎么来提升价值链，就要有生产性的服务去支撑，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物流配送。这就需要进一步推进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发展，同时，也要使得低效率的企业资源能够有效向更高效率的企业流动，这就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使资源和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在流动中向高效率部门转移
2.要围绕企业增强创新活力深化改革，创新和升级是分不开的，以前如果说产业升级还可以依靠引进技术，可以跟自我创新推进。发展到今天很多技术领域已经在国际前沿了，完全不要自己创业，还靠引进技术这条路走不下去了，我们说创新和产业升级越来越融为一体。我们需要推进企业的创新，企业创新最重要的是形成优质的生产要素向企业流动，现在怎么能够形成这种体制。过去我们采取了很多为了支持产业发展采取的产业政策，比如九十年代第一个产业政策是汽车产业政策。现在更多的需要竞争政策，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这些要素能够流动起来，事实证明，有些是有心插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汽车2120万辆，应该说自主的品牌份额在下降，怎么来改变这种局面，需要通过改革。
3.要围绕推进城镇化来深入改革，城镇化改革核心是三个，人、地、钱，人是需要差别化的户籍制度改革，根据不同规模的城市。“地”就是要推进土地，怎么样为农民增加财富创造条件，租金土地的流转。地方政府搞建设没有错，一个地方发展需要搞建设，关键是融资渠道是什么，我们以前只能通过融资平台模式融资，现在改革的方向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的融资渠道，发债可以更透明，而且市场可以分摊风险，还可以通过一些特许经营的模式据来引进民间资本，包括成立城市基础银行等模式。
4.要围绕企业走出去来推进改革，发展到今天，去年对外投资900亿美元，我估计两三年的事，我们对外投资会超过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企业都在走向世界，构建全球化的生产体系。我们怎么支持国内这种有优势，但是产能相对过剩的产业，比如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很都可以出去。从进口铁矿石，转为进口钢材行不行，我们污染的压力就会减少。这就可以把我们外汇储备有效的用起来，通过利用外汇储备更好的支持企业走出去，应该能找到办法。通过走出去来培养去大海里游泳，不是在国内的江河里游泳，增强我们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国际竞争力。这也需要改革，在对外投资审批制度上，包括跟发达国家，跟中美和中欧谈投资协议，这个要加快推进，使更多的企业能够在全球占有位置，这样中国经济就会继续成长。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应该有信心，当然中国经济现在面临一些挑战，也面临一些潜在的风险，有风险这不是问题，任何经济都有风险，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有一套应对风险的体制和机制。我想改革能够消除我们传统的一些风险的根源，改革形成了新的体制，也能增强我们驾驭经济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我们对中国经济应该有信心，我就说这些，谢谢各位。
谢谢王一鸣同志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的巨大潜力，在消费、基础设施、城市化这方面还有大量的需求有待发掘。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开出了药房，提出了怎么样推动扩大投资、技术创新，把这些需求变成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从王一鸣的发言里有理由对今年以及未来几年的经济长期发展感到乐观。
下面请张永军同志讲一讲，他是中国国际经交流中心研究部副部长，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运行的分析，特别是擅长做定量分析，用模型和数据来说话，所以他讲的观点都是有模型和数据支撑的，下面欢迎张永军同志发言。
大家上午好，刚才几位专家已经对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我们对于近期国际上一些唱衰中国言论做了一些梳理，针对这个观点的看法做了一些分析。我讲一讲近期国际媒体上唱衰中国经济的各种言论，涉及到刚才几位专家讲到的，比如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的问题，另外还涉及到产能过剩、房地产的问题，这向个问题会不会带来金融风险明显加大。前两个问题刚才几位专家讲的比较全面，关于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的问题做一些补充，最后对于中国经济在近期是否会出现应着陆进行判断和分析。
今年从1月份以来一直到“两会”召开前这段时间国际上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比较多，一种言是2014年中国经济是否会走向崩溃，有的标题有点耸人听闻，比如福布斯的中文网曾经发了一个文章，标题是“中国经济在2014年将会走向崩溃吗”，这个文章成了中国在2013年经历了两次新的紧张局面之后，看好中国的论据更加没有说服力。他们还提出，中国负债累累的投资趋势型的净增长模式是根本不可持续，中国经济正在遇到大的麻烦，这些迹象包括信贷增长步伐依然迅速，但是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通胀率回落，银行间市场利率飙升，这表明金融体系面临压力，另外有一些大的企业面临违约和破产。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就增加了中国经济将会面临一场更加严重的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国际投资机构摩根大通有一个观点，2014年出问题的可能是中国。他们认为2014年应该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表现最好的年份，反倒是中国成为一些人担心的地区。英国《金融日报》有一篇文章称，现在人们的共识是中国的长期增长率已经挥别之前每年保持10%以上的好日子了，如果要走出信贷泡沫，出现经济软着陆，中国经济在长期内都只能保持在5%的增长率。
第二个观点，中国金融体系有可能被债务压跨，这是摩根斯坦利的专家在《华尔街日报》发文章称，中国公用债务和私人债务总量超过GDP的20%，在发展中国家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中国不想出办法解决问题，有可能被金融危机压跨。福布斯也发表文章提出，中国银行体系出现了面临严峻压力的警告信号，过去银行间市场利率相继两次大幅飙升表明信贷体系非常脆弱。福布斯援引有关专家的观点说，中国现在有重大的未知危险因素，对中国银行体系的担忧不断增加。以目前的信贷增长速度继续放缓，未来几年会产生全国性的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中国经济现在非常脆弱，日本经济新闻有一个文章说，中国经济如此脆弱，中国经济现在沿海地区煤炭库存在增加，工厂的产能利用率迟迟没有提高，电力需求没有提高，钢铁需要增加很多。现在这种情况下说明市场开始意识到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华尔街日报》有文章说，2013年中国的钢材产量几乎是全球其他地区钢材产量之和，这对国内外市场供应过剩，不仅对钢铁企业的盈利构成威胁，也使中国出现雾霾现象。中国这种像前苏联那样重视重工业的做法，使中国经济出现扭曲，钢材、玻璃、水泥产量过剩，而在经济增幅中能够惠及民众部分的增长很缓慢。
中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变速，英国的金融时报有一篇文章讲，题目是“中国给世界经济带来变数”，主要的论据是中国影子银行业存在着巨大的信贷泡沫，没有哪个新兴经济体在遭遇这么大的泡沫后还能全身而腿。
高盛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能够使我们看清楚为什么国外的媒体，包括这些机构为什么最近都在唱衰中国。他们的标题是“中国引发市场动荡别怨美联储”。这个文章称，相比美联储决定缩减刺激的项目，中国政策转向是新兴市场出现抛售巨大的驱动因素，而且他们援引了高盛内部专家的观点，新兴市场抛售更与中国相关，而非美联储，中国是全球需求的最大来源，尤其是对新兴市场来说，不确定性将持续，风险扩大。
华尔街日本载文称，中国经济的低迷表现对市场构成冲击。他们援引摩根大通专家的观点说，投资界对今年全球宏观经济的前景有深刻共识，发达经济体，特别指美欧日的经济增长会好转，但是新兴经济体滞后，可能出问题的是中国。
国际投资大颚索罗斯也发表观点讲，担忧中国不明朗的走势，认为中国是如今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
从这几个方面我们概括了国际上现在一些舆论，对于中国经济近期的走势和长期前景的看法，国际上为什么炒作这个问题，可能有他们的目的所在。关于刚才几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另外是产能过剩和房地产问题上。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刚才金所长和刘所长已经过了，我们对产能过剩和房地产问题谈一些看法。
中国对于产能过剩的问题谈的很多，中国确实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存在，存在这个问题的国家很多。现在看，中国产能利用率在某些行业确实偏低，现在国家确定的产能过剩问题比较严重的，像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确实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产能过剩问题。我们国家这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都在60%几，好一点的这几个行业也有接近70%的。中国不像美联储和日本会公布总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国没有，只是在有些时候，比如统计局在经济运行技术的发布会上，或者是年度的发布会上，有时候会提到中国的产能利用率，有些专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些估算。
总的来讲中国目前总体的产能利用率是70%以上，根据我所收集到的资料。这个产能利用率并不算很低，美国正常的情况下产能利用率也就是70%，金融危机期间产能利用率下降到65%以下，去年年底前后经济逐渐恢复逐步恢复到68%左右，现在有可能再略高一些。要按照这样一个对比来看，中国总体产能利用率在70%以上的话，其实和别的国家比并不算是一个非常低的数据。中国总体产能利用率偏低，中国整个经济效益比较差，会带来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需要去做跟多的研究，中国数据资料方面确实相对比较薄弱，从现在能获得的资料来看，不太好能得出中国经济非常脆弱的结论。
关于中国产能利用率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是需要注意的，有我们体制因素的影响，我们国家在统计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国家有一些过剩产能，这个企业已经停产较长时间，这个企业并没有宣布破产也没有清算，有些产能还在总产能统计数据中，实际上这个产能已经不是有效产能，再算产能利用率，把中国产能利用率过高的估计中国产能过剩程度，利用率算起来有些偏低，这个问题在中国这方面情况相对更为严重。
对于中国产能对中国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还有一方面原因认为，中国过去消耗过剩产能的时候会形成比较多的劣质资产，形成大量的呆坏帐。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之后，现在消化过剩产能已经不用以前的办法，用市场消化产能的情况越来越多。有一些在东部的产能通过兼并或者是转移到西部去了，这种消化产能的一种手段。中国经济对外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有一些产能还可以转移到国外去，总的来看，现在消化过剩中产能不像原来那样比较多的行动办法，而更多的是市场的办法，使得消化过剩产能所带来的损失没有过去那么大。另外有一些过剩产能在现在的情况看是过剩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体制方面加快改革，在消化产能上多找一些铺路的话，有些过剩产能的问题通过扩大需求来消化。
前几期《经济每月谈》，我们专门开过关于过剩产能的活动，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讲到我们国家的电解铝属于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电解铝和钢铁水泥的情况不太一样，电解铝在现有的情况下看起来是过剩，比如电解铝更多的用到汽车上，他上次特别讲到，现在重型卡车，后面运货的车厢，如果用电解铝的话自重减少很多，能耗也降低，通过这样一个办法，使得我们国家铝的用量增加几百万吨，对于消费电解铝有很好的效果。其他的产业也有类似的办法，通过消化过剩产能使得我们产能过剩的情况不会那么严重。
总的来看，通过对上面这样一些问题的分析，我们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确实存在，而且是影响中国经济比较重要的问题。造成的影响不会像西方机构和学者描述的那样，对中国经济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甚至会造成中国经济出现衰退。
房地产问题，关于房地产问题很多描述也是跟房地产是否过剩相关联，有些专家认为，我们国家经济增速在回落，流动性也在趋紧。房地产行业的变化有可能造成金融风险的暴露，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房价都经历过暴跌。目前中国的楼市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已经持续十年左右房价的上涨，也没有理由只涨不跌无限的持续下去。今年三四线城市的房价由于库存比较大，有些城市已经出现了比较大幅度下跌的情况，有些城市也有可能出现价格回落的情况。但是特大城市价格还再继续上涨，如果有更多的城市出现回调，确实有可能会造成金融方面风险的加大，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分析，怎么看待我们国家房地产和金融问题的联系。
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导火索就是次贷危机，跟房地产有关，对于不具备购买房地产的用户发放贷款，造成了进金融资产质量的下降，但是我们国家首先跟美国不太一样，美国过去发生次贷危机之前，曾经出现过零首付，或者是非常低首付的情况。美国一个国务院的经济学家来我们这里访问，我们跟他们交流，他讲过，当时零首付的现象在美国在一定范围内很多，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现象。我们中国按揭贷款，早期20%，后来可能是30%，经过几次调控不断提高，到后来基本上像二手房的贷款高的时候达到70%。我们对于二手房中介公司去估价，他获得的贷款还到不了房子交易额的70%，要比这个还要低很多，购房人贷款实际上一般情况下连房价的一半都到不来。中国房子即便出现下降，像美国那样同样幅度的下降，对于经济和金融造成的影响显然没有他们那样大。
关于新房，中国按实际成交发放房地产贷款，一般贷款也在七成以下，我们房子在近十年持续上涨，比如头五年买的房子，现在已经涨的非常多，在头五年时候贷款的房子，现在即便房子出现回调，显然到不了当时购买房子的价格，房子跌价的额度到不了当时房价购买的水平，我们像美国那样出现房主不要房子，拒绝还贷，这种情况比较小。在中国无论 是新房或者是二手房，如果房价出现回调，对于金融的影响肯定有，但是这种影响不会像美国那样大。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跟美国有差别，美国搞次贷的时候把房地产打包转化成债券又出去，把风险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内，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跟房贷有关的衍生产品。中国目前房地产如果说存在一定问题，这种影响没有通过衍生产品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内，影响的范围也不会像美国那样波及那么大范围。我们房地产出现问题的话造成的影响也不会有那么大。我们这样去做分析，并不是说我们中国目前房价下跌不会带来风险，只不过我个人觉得，我们目前房价下跌所带来的风险可能集中于上游，最重要的上游是指，目前，尤其是近两三年，很多与房地产开发投资相关的产品，理财产品，这样的金融产品跟房地产联系程度更为密切。最近我了解，现在很多房地产公司他们的资金的融资渠道是什么，这个房地产公司有房地产项目，以这个为依托，通过信托公司发行信托产品，通过信托产品融资。他们委托信托公司来融资的成本都高于10%，往往在12%左右，这两年随着地价的上涨，今年有一些地方的房价不动，甚至略微出现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本身的盈利率已经不像原来那么高了，现在很多房地产公司内部的收益率也就16%左右，这种情况下内部收益率16%，融资成本12%左右，市场一旦出现向下走的形成，房价有所下跌，内部收益率下降，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公司资产的质量就会出现下降，动金融机构资产的造成连带影响。
房地产市场出现回调，它更多的影响到上游，影响到房地产开发公司。上游公司发行的金融产品通过销售也有很多销售的企业，销售到居民手里，如果金融的产品出现了问题，这个影响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扩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比较多的情况出现，今年风险会出现一定的累计，案例也会增加。下一步需要在房地产调控以及控制金融风险方面需要注意。
国外唯一对中国经济的质疑集中于财政风险、金融风险，连带产能过剩和房地产风险。像后两者，包括财政的风险，最后都会集中到金融风险上。判断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硬着陆也需要对于金融风险做更多分析，这方面金所长已经做了分析，我想做一些补充。最近我们看到在“两会”上周小川行长也做了分析，现在大家争论的问题，目前中国货币供应总体上还是宽松的，为什么出现两次“钱荒”，市场都在喊资金偏紧，这个问题在以往的“经济每月谈”上我讲过，一个是跟资金在银行体系内部打转。
由于现在体制方面的因素，总体来看，就我们现在对于国有大型的金融机构，各方面的监管要强于相对规模比较小的股份制银行和小型金融机构，比如存款准备金率上大的银行比较高，小的比较低。甚至人事各方面这样的问题，使得我们国家整体来看，大银行风险偏低一点，股份制银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偏高一点。这种情况下，使得我们国家整个资产运用方面，就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增长的步伐要明显快于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
从存款来看，由于目前利率市场化方面还存在一定不对称的情况，贷款方面大型银行更具有优势，小型的金融机构股份制银行吸收存款的能力比大银行差，这样使得这些股份制金融机构和中小型金融机构对于同业市场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这种情况下使得资金一旦出现紧张状况，整个同业市场上拆借利率就会非常高。问题在于，我们国家金融市场已经运行了几年，比如说上海的同业拆借的利率已经形成几年，由于现在金融结构性的矛盾存在，使得同业拆借利率比较高，反过来同业市场上比较高的利率，对于整个资金市场的利率有引导作用。由于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同业市场利率偏高，反过来引导整个资金市场利率都会偏高，这个恐怕对于现在整个金融市场的影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刚才讲的像信托产品12%左右的利率，现在我们去了解，很多像实体经济部门企业的贷款也有很多达到两位数的利率，而且对于资产抵押等等这方面的条件比原来严格，对实体经济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
目前这种情况下，通过加快改革，像刚才讲到的，对于市场利率化的不同步，对于金融监管方面不是很平衡，如果能尽快消除掉，我想位于现在我们出现的钱慌现象，对于市场利率出现偏高的情况，可能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化解整个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都会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对于我们整个中国经济消除潜在的风险应该说是有利的。中央国务院已经下定决心积极向前推进改革，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这些方面的风险因素能够得到逐步消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势头还是有希望延续下去，我就简要向大家汇报这么多，谢谢大家！
以上四位同志就我们当前财税、金融、房地产以及增长的潜力几个方面做了分析。回应了一些对唱衰中国经济论点，认为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角的，对中国经济经验和未来的发展有理由保持乐观，我还想补充一点他们没有讲到的，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来要向雾霾宣战，向污染宣战，今年发展环保成为一个重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环保产业发展的好，使环保产业成为一个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对于拉动经济的增长会起到重要作用。
有三个认识上的误区，应当加以澄清。第一，把环保和增长对立起来。认为一搞环保速度必须降下来，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决定》的精神，就是要一个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环保产业当中。通过政府颁布强制性的环境保护标准和企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并且严格监督执行，谁排放了污染物，由环保部门做核定，根据排放污染物的多少向政府缴费。由政府进行招标，选择资质的企业进行治理。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谁污染、谁付费”，推行第三方治理，这样能形成制衡机制，这样环保产业成为一个新的投资热点。也就是说经过体制的创新，投资环保产业照样可以创造GDP，照样可以创造利润，创造就业，照样可以拉动经济增长。清洁的空气和干净的水，本身就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内容，是经济增长的内容，本身就是GDP，不能说钢铁水泥电解铝是GDP，清洁空气和干净的水也是GDP，我们要把这个概念牢固的确立起来，这样环保跟经济发展不会对立，而是统一，把资金引导到上面。
第二，认为煤电比别的能源便宜。现在一度电4毛多钱，风电8毛多，核电和水电很便宜，比煤电还便宜，煤电里面没有把环境损害成本、健康的成本，以及资源稀缺的成本算进去，如果把这些成本算进去之后，煤电不见得就比那些清洁能源便宜。现在需要我们把环境成本和人们健康成本打入到煤电里，我们要承受电价提高的压力。政府财政补贴一点，企业消化一点，居民承受一点，应当把过去能源里没有考虑进去的环境成本和健康成本加进去。
第三，认为污染是发展的必经阶段，治理污染可以慢慢来。有的同志讲，洛杉矶和伦敦治理雾霾用了50年。最近还有一个号称是学者说，治理雾霾至少用20年。我认为这些观点都不对，过去这些地方治理都没有治理，我们现在有后发优势，可以说治理污染的技术都是现成的，而且装备我们自己都可以制造，关键缺的是机制，只要机制到位，我看我们按照克强总理讲的向雾霾宣战，把污染宣战，把治理污染作为新的投资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用3-5年北京的雾霾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是可以做到的。因为脱硝除尘的技术都是现成，所有发电厂把脱硝除尘设备加上了，财政对一度电补贴一分钱，二氧化硫排放量已经开始下降了。脱硝这件事过去没有重视，今年开始重视，财政一度电补贴几厘钱。脱硫的设备今年要大幅度安装上，脱硝比脱硫还要简单，成本还要低一点。除尘比脱硫脱硝更简单，脱硫脱硝是化学办法，除尘用物理办法就可以解决。除尘的效率可以达到99.5%，如果再加上水喷淋或者是水过滤，然后在加上布袋化除尘，除尘的效果可以达到99.8%。比如说城市汽车尾气对雾霾的贡献率占20%多，如果用欧IV标准的汽油和欧IV标准的发动机，汽车尾气管排放的尾气比北京市现在的空气还要干净，这是专家讲的。如果用欧IV标准的汽油和欧IV标准的发动机，汽车的尾气管相当于一个空气净化器。炼欧IV标准的汽油，我们的技术都是现成的，中石油和中石化都可以炼，无非是提高一点成本，欧IV标准的发动机我们国内也是现成。
现在要下决心增加环保的投入，创造一个环保市场，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环保产业，真正落实克强总理提出来的向雾霾宣战，向污染宣战。我们从认识上把三个误区搞清楚，从误区里跳出来，创造一个庞大的对资金有吸引力的环保市场，从而把环保产业搞起来，不仅能够使我们尽快的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喝到干净的水，对经济增长起拉动的作用，对今年7.5%的增长率作出贡献。
郑主任前两天去北美宣讲三中全会，刚才我们听张老师讲了，唱衰中国论主要来自于国外的媒体，您此次去加拿大，他们是怎么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他们又是怎么样理解三中全会的，就您的所见所闻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去了一个礼拜，去了两个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去了四个城市，纽约、华盛顿、多伦多、渥太华，每个城市讲了三场，讲了12场，效果最好的是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上报名，两天时间有180个人报名，那天讲了45分，录音录像都放在网站上。讲了以后对中国的发展都充满信心，有一些误解，一说他们就明白了。对中国的发展还是拉动全球增长、拉动美国、加拿大增长的希望所在，都希望跟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特别是对于改革开放寄予了很大希望。
习总书记上个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讲，我们仍然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要通过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的新的潜力，相信我们十八大选出的新的领导集体，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十八大目标，实现“中国梦”。
我有一个关于已经债的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来地方性债务，之间官方也提出来要通过市政债的方式解决地方债务的融资问题。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通过市政债的问题解决融资的难题是不是可行的方式，如果可行的话对地方的财税部门来说有什么样的基础工作？今年GDP的目标是7.5%，这个目标完成起来有没有难度，去年目标定在7.5%，上半年经济增长面对的压力非常大，今年会不会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讲规范地方政府融资机制，让地方政府自主发展自主偿还，让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这个目前在讨论，发债通过向银行借贷，这都是融资的渠道和途径，不同的途径没有绝对的好，绝对的坏，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考虑。在当前条件下要让地方政府自主发展自主偿还有很多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地方财政的透明度怎么进一步提升，这不仅包括预算透明，包括次贷预算一样要透明。存量方面的透明，要有综合财务报告，有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更能揭示一个地方的风险状况，如果没有资产负债表很难去评估一个地方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就像一个企业一样，这个企业要发债了，这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都不告诉你，你会买他的债？你很难判断企业风险到底有多大，这些条件没有具备，要让地方自主发展自主偿还变得比较困难。
要编制资产负债表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企业对资产负债表有一套成熟的办法，能不能把这些办法本到政府去，实际上没法办的。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有企业的会计基础，政府的会计基础需要有政府的会计准则。我们现在在流量层面搞的收付实现制，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要实现权责发生制，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是权责发生制，实际上是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因为政府的资产怎么去认、怎么计价？有的是没有市场的，只能是评估，这种工作量非常大。政府的负债，我刚才谈到的债务的问题，政府有直接债务、可有债务，可以是显性的，还包括隐性的直接负债和阴性的负债。要确认和计量、计价就更困难了，必须有一套技术标准，也就是政府的债务准则，没有这套标准，债务是多少，大概统计摸底的办法算出一个数，这不是很严谨常规的一种做法，是一种应急的做法。所以真正要把资产负债表编的比较科学，比较准确，比较真实，比较可信，现在这些基础性的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工作量相当大。
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之前，要让地方政府自主发展自主偿还还有一定难度，现在不是简单的自己有发债权应当放开，没有这些基础工作做到位，那么制度上简单的调整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风险，有些地方让他自主发展可以发出去，有些地方发不出去，各个地方发展也不平衡。地方又包括省市县，到哪一级，是不是省市县都有，这个都很复杂。现在不能简单化，让地方自主发行债券，解决地方的融资问题是复杂性的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今年增长目标是7.5%左右，当前确实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媒体比较关注一二月份的指标，包括PMI的现行指标，一些短期的变化引来了对全年的判断。经济都是有波动的，不要轻易得结论，我的理解今年三大需求出口可能会好于去年，因为全球经济转暖，尽管还有波动，但是趋势面在转暖，增长可能会好于去年。虽然我们在消费品领域，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块面临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市场国家和我们的竞争和替代。我们有个好的变化，随着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对新兴市场投资品出口增长也在增加，出口结构在调整。去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是-4.4，如果今年如果由负的转成正的，对今年的经济来说是新的利好的因素。
制造业产能过剩，因为是企业为主，房地产市场在分化，当然也不会大幅度回落。基础设施这块投资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空间，正要下决心去扩大投资也不是做不到，要增加负债率。今年我们的赤字率不变，赤字规模增加1500亿，预算类投资也增加200亿，基础设施投资不会像2008年拼命拉起来，当然也不会出现大的下降，保持过去的水平。投资很难有明显的上升，也不会有明显的下降。今天要做得是怎么样鼓励扩大民间投资，这有很大的空间。已经出现一些积极的迹象，比如电信今年增加了16个虚拟运营商，在增值业务这块业务放开了，包括石油、中石化零售端放开一些准入，民间也是有积极性的。包括很多人说我能不能去占一股。
总理说了民间资本发起成立中小型银行，我个人理解步子应该往前迈一点，基础设施领域民间也是可以进去的。要把沿线的地产配进去，形成好的商业运营模式，民间也可以进去。怎么样激活民间，如果这个文章做得好，投资可能会稳住，甚至可能回升，经济就不会下降。我觉得7.7%、7.8%都有可能。还有一块是消费，政府性消费下降，居民消费替代了一块政府型消费的收缩，随着替代效应逐步增强，今年的消费还会有一定的回升。
从这三大需求来看，7.5%左右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我们不要受季度性因素影响，也许1季度可能会放缓一点，你马上就判断全年的就会往下走，去年1季度7.8，二季度7.5，三季度7.7又上去了。我们要看全年大的面，经过努力7.5%左右还是可以实现的。
财新传媒记者提问:
王副院长说我们国家过去用的产业政策比较多，未来更多向竞争政策转，这是您个人性的想法，还是发改委方面有这个考虑？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因为产业政策还是需要的，包括三中全会里面也提到了宏观调控，财政、货币政策怎么跟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协调，我们要发挥产业政策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要去更加注重从供给来看，能不能有更多的竞争政策，营造一种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竞争政策。
财新传媒记者提问:
日本和韩国五六十年代也用了这样的政策，慢慢这种产业政策退出了，我们国家会不会有这样的过程，包括垄断？
现在还没有，关于产业政策评判争论也很大，日本、韩国高速增长期，包括一些产业的发展，产业政策起多少作用，现在还是有争论的。我的说法是发挥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同时能够更多的去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有鼓励竞争的政策，这是两方面。
财新传媒记者提问:
竞争政策很多是有赖于反垄断政策？
当然包括反垄断，有《反垄断法》。
在“两会”正在召开的时候，同志们可以抽出时间参加上午的会，非常感谢，会议很成功，上午会议到此结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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