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五大特征与打压中国无关对吗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3-12-29 10:45 标签： 中等收入陷阱五大特征
以往的中等收入国家受限于体量，都是有那么一两个突出的产业，当这个产业遇到问题时，国家经济动荡之后便一蹶不振了。今天的发达国家基本有密切关系。有一个大市场并有明确的分工。但是以往的中等收入国家是没有进入这个联盟的，这意味着他们并不能有计划的进入分工，也就意味着经济的剧烈波动，这就容易导致政治动荡，进而经济停滞。中国与以往中等收入国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的市场和产业规模都非常大，虽然也受制于世界市场分工，也受到国际经济波动，但国内有巨大的市场，在消费不行的情况下就搞基建。现在的问题就是基建的边际效益下降，消费还是没提高太多。所以接下来的基建应该是社保上的基建，有好的社保才能促进消费，维持自己的大市场，降低外界引起的波动。对于未来来说。中国人的收入可能会停滞在某一个水平，但这种停滞并非中等国家陷阱的停滞，而是世界发展水平的停滞。随着中国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会降低吗？我觉得让他们把收入降低是很难的，但把物价提高是有可能的。中国的小商品门类非常齐全，但是中国的小商品溢价很低。这个可以用苹果的抹布比较。中国资源稀缺导致的内卷，实际上让我们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很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不是特别贫困，但是在变成美元计价后，就会变得很匮乏。如果一个美国人的人工费比我们的人工费高十倍，那么在中美的贸易中就相当于中国人给美国人打工。中国人重视资源而轻视人工，这也是国情的一部分。我们好像认为人工人力资源是无限的，愿意贱卖人力，以获得实体的物质的资源。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个局面可能还会持续。科技虽然能缩小，但并不能扭转这个局面，因为资源问题就是客观的。在中西的博弈中，解决劳动力价格的不平等，需要缩小中西科技的差距，也要改变世界资源的再分配。在很多领域上，中国的科技水平并不低，但仍然得不到高溢价，比如大疆。这就是资源问题。中国突破什么，西方就降价什么？但是西方还是会从其他产业上找补，比如对澳大利亚的农产品限制后，他的煤炭价格高了。西方实际上一直握着某些稀缺性。巴西与澳大利亚同是铁矿石的生产国，如果巴西与澳大利亚联盟，那么中国的铁矿石价格就会非常高。但是巴西和澳大利亚是不同的。澳大利亚能和欧美进行科技的极少限制的交流，可以在欧美产业链上找到一个位置，但巴西可以吗？像巴西这样的资源国家，如果被欧美拉拢对付中国，中国会很难受，但巴西也不会从中获得多少益处。因为单纯出卖资源的国家就是没有希望的。巴西需要的是在另一个市场上参与分工。即便是巴西的大豆等农产品，依然是可持续的发展路线。所以中国和巴西的合作是更好的选择。世界上很多资源性的国家，他们与发达国家联合，可以从中国这样的经济体中获得资源溢价，但是他们又受制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控制市场，不定期的收割这些资源国家，然后发明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样的词汇，给这些国家的命运套上一个玄学的桎梏。但我们不应该把别人的打压作为一种规律，或者当做是命运给我们的不能逾越的障碍。而是我们认清这样的现实后，不再被他们强加于我们的思想枷锁所拖累。走中国人自己的路，一带一路。
世界经济未来，可能处于衰退的边缘，2021年是相对2020年负增长的快速反弹，而2022年，新冠疫情仍在继续冲击着经济的恢复。2021年美国经济创下近40年来的最高增长纪录，达到5.6%，GDP突破了23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万多亿美元。数据非常亮眼，但其实这都是建立在高通胀基础上的成绩，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在2021年经济只增长了1.7%，GDP总量反而低于5万亿美元，比2020年还少，主要原因是日元贬值。2021年印度经济增长8.1%，和我国一样的增速。此前IMF预测2022年印度经济增长9%，如今下调到了8.2%，但依旧非常高，位居全球经济体前列，而经济总量预计为3.29万亿美元。4月19日，IMF发布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将2022年全球经济的预估增长率从4.4%下调至3.6%，降低0.8个百分点。IMF将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速预期降至4.4%，相比上次预期下调了0.4个百分点，预计经济总量为19.91万亿美元。2022年欧盟增长预期下调至2.8%，对俄罗斯的预测是下滑8.5%，东盟五国增长预期5.3%。2020年世界各国经济受到新冠疫情打击，很多国家都是负增长，2021年进入快速反弹期，2022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都会二次下滑，2023年可能继续下滑。世界经济曲线就中国经济而言，中国已经告别高速增长期，GDP增速从8%到6%，再到5%，肉眼可见的降速。中国经济曲线中国经济增长趋缓，符合后发国家赶超规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走过同样的曲线，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一万到二万美元都遇到瓶径，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会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呢？这是因为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时，遇到了瓶颈，技术创新不足，引进技术受限，而且很多技术压根引进不了。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是比较优势，全球化也是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贸易和技术全球化扩散，但发达国家会想法设法保住自己技术优势的饭碗，否则他们就没饭吃了。在早期资本积累期，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富起来的人有了资本积累，开始引进和学习技术并投入生产。此时，经济基本单位企业和家庭，家庭还不富裕，所以社会总消费需求有限，企业产能只能对外出口。当跨入中等收入陷阱时，因为与发达市场的资本市场竞争，一方面发达国家会限制对其技术输出，另一方面又会发生贸易争端，比如八十年代的日本。一个经济体快速发展期，是人均GDP1000美元到一万美元时期，是短缺向过剩的转变期，资本短缺转向资本过剩，供给短缺转向供给过剩，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穷人无法消费富人的产出，并出现需求不足，这时候经济就开始不断减速了。2019年，印度人均GDP超2100美元，印度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2000年，当时的中国人均GDP仅有959美元，2001年美国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经济危机，为扩大全球化，美接纳中国加入WTO，次后中国经济进入高达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值。中国人口红利得以释放，中国发展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除了人多，中国人均资源较少，教育亦不发达，廉价劳力是中国的全球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密集产业具有相当竞争力，并随着工业基础的积累，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也发展起来，最终实现了工业化。在迈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期，第一，需要收入分配调整来平衡需求，只有穷人有钱消费才能创造出需求增长；第二，就是技术创新，此时技术创新具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正是创新的前提，有钱投入，才能搞技术研发。初次分配与要素培育直接相关，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集中资源，用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由此提升他们人力资本；三次分配要坚持自愿原则，在现阶段，也应通过扶贫、教育等方式，重点服务于提升低收入群体做大蛋糕的能力。重要的是理顺要素、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推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进入正向循环，增强其互补性和可持续性。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可以参考亚州最后一个发达国家韩国的经验。1991~1996年，即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期，1990年研发强度达到GDP的1.72%，1993年猛增到2.12%，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基础研究所占比例基本稳定在12.5%以上，1998年达到了14%。2006年，韩国公共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占6.5%，大学科研人员占36.1%，企业科研人员占57.4%，企业已经成为科研开发的主力军.20世纪90年代后，韩国进一步加大对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大力发展自主创新产业，从技术引进转变到自主创新，并加大本土品牌建设。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首次超过两万亿元。研发强度，即研发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2018年，中国研发强度（2.19%）与欧盟27国水平相当（2.18%），非常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2.38%）。美国R&D研究人员人均研发经费为41万美元，德、日、意、法四国均超过20万美元，中国为17万美元，与加拿大和英国相当。2017年，中国R&D研究人员投入为174万人（全时当量），居世界第一，超过排名第二的美国30万人。2020年中国设定的R＆D经费投入强度是2.5%，目标没有实现。韩国十分注重开发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教育费用占政府预算的比例从1965年的16.2%增加到1998年23.3%，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5.2%增加到2000年5.8%。2019年，中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首次突破4万亿元，占GDP比例为4.04%，占财政支出的14.8%，不及当年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教育投入。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早在2001年，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就已达到4.8%。根据数据对比，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科研和教育投入，比之跨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还有不足，尤其是教育投入不足，这也是我国创新驱动迟迟无法主导内涵式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投入和体制创新，才能释放创新潜力和人力资本优势。另外，韩国金融资本被美控制，其几乎所有大银行都是美资控股，所以韩国产业是依附于美国，这点与日本有所不同，日本金融资本有相对独立性，所以，韩国没有受到美国遏制和打压，这是中日不具备的外部因素之一。但是，从2008年后，中国经济过早金融化，中国需求依赖投资需求，投资主要是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又靠债务驱动。截至2020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券存量规模已经达到25.49万亿元，在债券市场中占比达到22%，是我国债券市场第一大债券品种。地方政府是投资主力，借债投资，卖地还债，这种投资已经形成一种循环，这种香港模式的地产经济，使中国遇到当年日本一样的问题。相比90年代后的日本，中国国土空间广阔，基建空间大，比如新农村建设，中国比日本好一点，就是还能靠基建硬推经济增长。研究美国经济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美国早在20世纪初就实现了工业化，比中国工业化要早一百年。二战后，美依靠美元霸权体系主导全球经济秩序，冷战期为对抗经互会搞资本技术输出，在亚洲扶助日本和韩国，这也是日韩工业化的重要因素，同时期，中国同样从老大哥那引进了工业基础和技术，每个工业强国的工业化都离不开早期引进，美国工业化是引进欧洲技术。全世界除英国外，没有一个工业国的工业化是靠技术内生而成功的。美国在七十年代前，特别是二战前，也是靠基建投入，也是搞凯恩斯那一套，七十年代后，美国开始走向金融资本主义。2000年互联网金融泡沫破灭引发美金融危机，美国加速脱实向虚，并在2008年次贷危机，金融资本矛盾引发危机内爆！金融资本是寄生于产业资本，并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的食租群体，这是从美国发展道路总结出来的教训。美国金融资本也有优势，就是风险投资与科技创新的结合，华尔街与硅谷的联合，教育与科研一体化，这是美国创新力的根本，也是美国重要的全球竞力，美国比较优势就是技术领先和金融资本。如今，我国的比较优势更多的还靠人力资本，教育是人力资本开发积累的主要途径，而我国的大学教育又比较落后。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道路，依赖于家庭消费支出，依赖于工资增长，教育、房贷和医疗是中国家庭的三大重负，这又严重影响其他支出，比如旅游度假、外出吃饭和购车购电器等。家庭服务消费支出不增长，服务业就很难发展起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瓶劲期，也是各种即得利益的调整期，改革与发展都进入了攻坚克难期。希望中国能走好接下来的路。作者：农子孟。本文是本人一家之言，片面之词，错误在所难免，非喜务喷，贵在交流。欢迎关注，来自民间的经济爱好者，一位会思考的农民。
2016-03-14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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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天使人
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时刻，须确保跻身世界发达经济体之列，否则可能止步于中等收入。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当前中国的两会气氛比以前要严肃。新的五年规划似乎志在防止中国掉入过去50年来鲜有国家幸免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学家发现，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达到人均GDP1.6万美元时往往会大减速。据估算，中国今年人均GDP将达到约1.5万美元。若中国能成功避免危险，那将是个惊人成就。
首先，政府必须终止大量放贷的做法。低息贷款涌入能一时帮助经济渡过衰退，但会引起债务膨胀，增加杠杆风险和不良贷款。
其次，要创造新增长引擎，中国经济必须向扩大创新驱动和高附加值市场转变。为培育企业家精神，北京必须较多采取不插手的政策，避免像以往那样动辄施加控制。
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北京还必须竭尽全力利用该国的人力资本以推动经济前行。尽管决策者盛赞创业，但不清楚是否会真有许多人走这条路。2013年对中国理工学生的调查显示，不少人表示有意创业，但只有3%付诸行动。
若想向全世界展示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就必须抑制自上而下的控制、利用自下而上的活力。若新五年规划能带来必要改变，到2022年，中国将是个向发达经济体俱乐部进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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