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艳照门原来已经过去整整10年了。
2006年,陈冠希通过助理将存有私人照片的电脑交给电脑公司维修。该公司职员在备份资料时发现艳照,并私下拷贝,上传到公司服务器。出于炫耀的虚荣心,该职员还把艳照刻成光盘,赠送给友人欣赏。
2008年1月27日,钟欣潼(阿娇)艳照曝光。当人们还在通过照片比对鉴定真假之际,涉及张柏芝等女星的大批艳照陆续曝光。衣着光鲜的青春玉女们彻底暴露在空气中,满足着大众的窥私欲。
2009年4月,电脑维修公司职员被裁定三项“不诚实取用计算机罪”罪名成立。但在网上不断扩散照片的“奇拿”始终没有被抓到。
在《死亡笔记》中,“奇拿”致力于把逍遥法外的坏分子“笔杀”,但最终心态失衡,走上了对抗警方的不归路。
艳照门中的“奇拿”,在和香港警方周旋的过程中,以罗宾汉的心态不断周旋,“劫富济贫”分享艳照,最终却逍遥法外。
整整10年过去了,年轻一代的网民见识了好莱坞女星们的艳照门之后,对这个礼乐崩坏的社会早已见怪不怪。
但对艳照门中真正的受害者陈冠希、张柏芝、钟欣潼等人来说,那是改变人生轨迹的原点。
不同于长久生活在硬盘中的各位日本老师,当平时衣冠楚楚的娱乐偶像们被赤裸裸展示出最真实的一面时,带给华人世界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动是海啸一般的。
至今被尊称为“摄影师”的陈冠希,在男性网民中依然是神一般的存在,他的摄影作品,被诠释为一个男人梦想的荣耀。
相比艳照的上传者,大众更愿意谴责陈冠希,指责他和“不检点”的那些“浪女”败坏了社会风气,尽管他们的那些“作品”都是自愿的;尽管我们都不愿意去细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女人愿意和他在一起?”
“我决定,我将在全心全意履行完已经承诺的工作之后,退出香港娱乐圈,医治自己的伤口和灵魂,我还会贡献时间做慈善,然后我将永远的离开娱乐圈。”
“我要谢谢你们可以到这里听我的解释,谢谢你们给我机会听我的解释,我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
2008年2月21日,“艳照门”发生近一个月,陈冠希发布了这则被称为“道歉范本”的声明,向社会道歉,永久退出香港娱乐圈。
也许是心存侥幸,2008年7月,陈冠希出现在电影《蝙蝠侠前传:黑暗骑士》中,出镜3秒,1句对白。
连龙套都算不上,以至于出席首映礼的绯闻女友Rosanne嘲讽地表示“真是看不出是他”。“一定要看!因为那可能是他的遗作。”更有人直接这样说。
“我要成Paris Hilton了。”骨子里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的陈冠希,对艳照事件的爆炸式负面影响始料未及。
2009年2月,远遁加拿大的陈老师以证人身份出庭提供。如释重负的他认为事情终可以划上句号,于是便发表了一番让张柏芝失控的言论。
“这次我在温哥华是做一个Witness(证人),希望事件尽快Close(结束),我希望每位受害者都可以站起来,我觉得这个比我重要。”
“过去一年都有好多不开心,但我会努力做好自己。我用了好多时间寻找自己,希望找回自己的Value(价值)。”
如果无法解决现实中问题,最好换一个空间去适应一段新的生活,那样就能得到一把生活的新钥匙。
但陈冠希是有这样的实力选择生活的新空间,但张柏芝、钟欣潼等人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一个逃避责任的男人的形象就此完全形成,这也让他从此绝缘香港娱乐圈。
2015年,VICE拍摄的《触手可及:一步关于陈冠希的纪录片》,重新把陈冠希拉到大众视野中。这一次,陈老师的口碑有了明显好转。
就像好莱坞故事中的经典元素,坏小子、历经磨难、低谷重生……有人开始缅怀自己的青春,有人看到他不服输的蜕变;喜欢的人更喜欢他,讨厌的人更讨厌他。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陈冠希非常明白,他本人的真实与否,大众并不在意;每个男人潜意识里都希望能够成为陈冠希。一方面谴责他,确保道德正确,一方面私下里也想拿着相机尝试陈老师作品中的新花样。
纪录片中,“为什么被英皇封杀?”“为什么你的音乐不受欢迎?”“为什么和狗仔发生冲突?”
这一切,都被他归结为“有人不喜欢他”。
于是,他做的一切都是对不喜欢他的人的回击,就像堂吉诃德对抗着大风车,潜意识里依然活在别人的轨道里。
2016年,因为不能够上一档节目的通告,陈冠希在网络上为女友秦舒培出头,用最粗鲁的字眼大骂林志玲,指责她从中作梗。
尽管后来被证实是节目组的沟通乌龙,但陈冠希从来没有后悔过那次骂街。
人们总习惯性地认为,浪荡公子会玩一辈子。但没想到,对秦舒培,陈冠希是认真的。
“有次她问我,你喜欢什么?我说北极熊。我小时候看到它们拍的可乐广告觉得很可爱。然后我生日时,她买了一个旅游(机票)带我去北极,看北极熊。”
有时候太熟悉一个人,我们会忽略他的好,只记得他带来的伤害。
10年间,陈冠希看似不羁,实际上作为受害者的那根刺始终在心头,拔掉了,只会留下空洞。
也许正是对他的歌曲或者影视作品不熟悉的秦舒培,让他找到了安全的归属。两个人有了自己的宝宝。
2017年9月,陈冠希自传式唱片《一只猴子》发行。专辑在他的童年照片身后加了一条猴子尾巴,寓意不服输的孙悟空,哪怕被压在五行山下,也能坚持个性,浴火重生。
然而,并不是所有猴子都能在大闹天宫后西天取经,关在动物园里看着方寸天的,也是猴子。
也许只有陈冠希成为完全意义的赵本山时,大众才会放过他。
这是张柏芝在艳照门后十年的经历。
与谢霆锋的婚姻,是张柏芝惨烈争取到的。她付出的,远不止是腿上的纹身那么表面。
2006年,张柏芝与谢霆锋合作拍摄电影《无极》。那次经历,使谢霆锋在王菲和张柏芝之间摇摆多年的天平倒向了后者。
2007年5月,两人秘密结婚,有了大儿子Lucas。
对于和陈冠希的关系,她在《康熙来了》曾表示只是好朋友。
而据资深经纪人余嫣的说法,谢霆锋曾在婚前亲口问过。而柏芝一直否认两人有交往,陈冠希也在那时公开和杨永晴的恋情,谢霆锋才释怀。
2008年的艳照门,一切都变了。
事件曝出当天,张柏芝抱着7、8个月大的儿子,害怕到腿软。
但除了2008年1月29日通过律师行发布谴责声明,她便一直保持沉默,“判自己坐牢”。
手足无措之际,她曾经打电话给陈冠希,得到的回应却是“我在开会,在处理,好,很快!”随即关机。
然而,2009年,陈冠希在加拿大做供时祝福“希望每个受害者可以站起来!她们的幸福比我复出更重要,希望她们能健康快乐”,这种如释重负的言辞,彻底惹怒了张柏芝。
“陈先生他承诺过一定不会被第三者看,所以我自己骗自己说不会有事的。”
“一年前发生这件事,他开记者会说会用尽一切能力保护那些女受害人,但他没做到!照片至今仍在网上流传,他没用任何方法制止,我们何来安康?”
“可以用几个字形容:猫哭老鼠假慈悲!事件发生后,他没(对我们本人)讲过一句对不起,只是同公众讲!”
“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未曾感受到自己已经受够!也未曾试过觉得伤害,自己做过的事情就要认!但今天我真是受够了,不是像陈先生所说的作为女受害者受够啦!而是我受够你!”
“我们没他运气好,他可以去外国发展,可以自己签一些歌手,自己做经理人,其他人都没他运气好,其他女Artist都没他运气好!”
幸运的是,张柏芝的家人,在那一刻,选择“风雨同路”,共同站在一起。
毕竟,虽然被普遍认为是“绿巨人”,但谢霆锋和谢家人对张柏芝的从前,对她成婚后的表现,还是知根知底的。
然而,2011年5月8日母亲节,在台湾参加完黑人与范玮琪的婚礼后,张柏芝在飞机上偶遇陈冠希。
不仅没有尴尬的避开,张柏芝主动要求空姐帮忙换座位,和陈坐到一起,相互之间有说有笑,并自拍合照。
多年后,张柏芝在节目中解释说,两人当时合照时,已经冰释前嫌,还是好朋友的身份。
张柏芝是坦然而坦率的,毕竟人总要往前看,只是同座,又没同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看得开,这样即兴随性,即使是枕边人。
2012年8月,张柏芝与谢霆锋公开宣布离婚。
“你永远都得不到真爱,就算得到,也会马上失去!”
当年一部《无极》,见证了他们的姻缘,却也预示着他们的结局。
如今,谢霆锋终归王菲,而张柏芝独自带着孩子,接一部又一部的烂片,憧憬着新的恋情。
她的感情波动最大,却是自己最真实的性格反映。
张柏芝自认为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当年在《康熙来了》,她的一段话,是对生育、丈夫、孩子最好的观点注解。
小S:所以重点是你要他的精子,放在你肚子里面,他就是个种猪就对啦?
是。我不管他有外遇都没关系。
小S:只是一个生产机器?
如果有一天你跟我求婚,
你马上要跟我去律师楼,写那个合同。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孩子都是属于我的。
但她同时是一个极端坚持自己个性的女人。
“我从15岁开始就抽烟喝酒。我不想骗人,也从来没说过自己是玉女,更不介意人家怎么看我。”
“我爱一个男人,如果真的选择了他,我会全心全意对他!但假若有一天分手,我会和自己说,不要为一个不爱我的人伤心!所以我很快便会忘记那个男人。”
一次一次的失败过,又一次一次的站起来;
一次次的流着眼泪,一次次地亲手把泪擦干;
有时连自己也分不出这是眼泪还是海水。
我到今天还是在继续向前冲,
大家可能觉得这样是不是太任性,
但我不是你,你也不是我,
这种向前冲的感觉,让我的人生得多更多不一样的想法或领悟,
甚至能解决我的一生,始终自由自在自我,无拘无束。
男人不保证坚强 哪个爱做新娘
只好倚靠 位位烈女耀全场
兰花手拥抱骄阳 哪会被人养
我嚣张 再嚣张 都不需要卖账
2017年,在电影《京城81号》续集的宣发直播中,钟欣潼(阿娇)看着满屏的“陈冠希”,委屈到哭。
1岁时父亲便病逝,阿娇早早开始当兼职模特养家。
2000年,19岁的阿娇和阿Sa签约英皇。为了能够在娱乐圈出人头地,她们甚至练习侧手翻。
2002年,出道仅一年的Twins便在红磡举行了演唱会。她们“年轻得像威化饼一样干脆”,得到少男少女们的喜爱。
2001年,陈冠希在Twins《女校男生》中客串演出。
谁料你为了他可这样不雅
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青春的少女,看到歪嘴坏笑的大男孩,哪能不怀春,唇上早已发烧。
于是,那批拍摄于2004年左右的艳照,在当时的环境下,实际上是两情相悦的产物,是两个人性趣的私赏。就像阿娇在后来说的,因为真心爱过,“大概是不希望他离开吧”。
2008年的艳照门,对阿娇的打击,客观上远比张柏芝要大。因为她的性格、她的背景、她的“玉女”人设。
陈冠希远走加拿大,张柏芝有谢霆锋家族支持,阿娇却要独自面对一切,指望不上富二代男友。
同样面对丑闻,张柏芝怒骂陈冠希时非常有感染力,表达了她作为母亲的恐惧和坚强;
而阿娇只能是“很傻很天真”,一遍一遍用言语和行动向公众道歉,用眼泪博取同情。
2008年5月13日,钟欣潼为5.12汶川县大地震捐款人民币10万元;同年9月14日,出席在四川擂鼓镇举行的《英皇擂鼓心连心关爱贺中秋》探访活动。
2009年4月29日,钟欣潼做为生命热线爱心大使,参加《志云饭局Live on Stage》舞台版是为了“生命热线”筹募经费;
2009年5月13日,在云南昆明出席“09整形救助西南行”公益发布会上,捐款20万指定资助10位贫困女性。
2012年3月22日参加2012第二届《一路有你—中国扶贫基金会慈善晚会》……
“你就是淫荡,毫不知羞地拍那些照片,带坏小朋友。”女人们因为对同类天然的嫉妒心,总是要对阿娇落实“淫荡”的标签。
而男人们则永远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对“清纯与淫荡集于一身”的女人,这种反差感让人欲罢不能、高潮不断。从来求种像条狗,撸完却要嫌人丑。
哪怕她做1000件善事,也永远会在硬盘里把她归类为潘金莲一类人尽可夫的妖媚。一切不过是为了赎“莫须有”的罪过。
同样否认是“玉女”,张柏芝可以说自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但阿娇却只能表示,玉女的形象来自市场定位,她从来没说过自己清纯、玉女,只是身不由己。
这样的表达,因为她不像张柏芝那样拥有母亲的身份,她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开拓“玉女”以外的市场。
于是,在被迫失去之后,只能不断在道歉中去转型。
于是,同样在飞机上偶遇陈冠希,她能做的是立刻调座位,坐得远远的。
被伤害得多了,防御的外壳也会越来越厚。
在一次采访中,当主持人问“如果有隐形的能力最想做什么”时。钟欣潼说:“最想看一看,身边这些对我好的人,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诚心诚意。”
2013年阿娇在台湾接受张小燕的采访,张小燕对她说“你都已经30岁了”,她连忙认真的纠正道“我32了”。
她是一个对年龄非常敏感的女人;她不想谈恋爱,只想直接结婚。
不过,面对有“医界王阳明”之称的赖弘国,面对这位现男友的诸多亲密好友,她的心愿能实现吗?
“新世相”在一次对陈冠希的采访中引用马斯特斯的《倒带人生》,让我印象深刻。
那本书是为斯图尔特写的传记。斯图尔特是一个盗贼、歹徒、精神病患者、反社会的街头流浪汉。
他对来采访的作家说:“你要反过来写。把它写得像个谋杀案。到底是什么,将当年那个少年的我谋杀,让他变成了现在的我?”
艳照门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但它真正影响的,是陈冠希、张柏芝、钟欣潼们的人生,而不是你我这样的旁观者。
但正是旁观者,塑造了这10年来他们几位主角的人生路,让他们“我不是坏人”的辩白显得苍白无力。
我们看着她们,满满的还是10年前硬盘里的影子。
之前的文章中,有关“国家经济在被什么控制?”这个主题,我们把市场经济的主流理论基本上梳理了一遍:
但是,之前我们的讨论一直聚焦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市场以外的因素,比如制度、法律、历史、社会和伦理等涉及不多。尤其是制度,也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对市场有什么影响?
这就涉及当时市场经济主流理论之外的“非主流学派”。那在过去这100多年里,有什么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主流吗?
当然有。比如100年前出现的“制度经济学”,和60年前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其实,随着学派的演变发展,它们的研究侧重点不同;不过,从名字中你也可以大致了解,它们都关注制度和经济的相互影响。
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很多缺陷,需要进行改良。为了说明制度变革的必要性,以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研究,就从产权制度的变迁入手,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新的解释。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他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道格拉斯·诺思,是新经济史学的开创者,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他开创性地从产权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其他组织结构的变革和创新角度,解释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并建立了“制度变迁理论”。1993年,诺思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15年11月23日,诺思在95岁时离世了。
要理解诺思的新经济史思想,我们首先需要对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有基本了解,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制度变迁的必要性。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分享过的《有闲阶级论》这本书吗?作者托斯丹·凡勃伦,就是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鼻祖之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和康芒斯等经济学家,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种种不足和弊端,于是开始研究制度和经济行为、经济发展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虽然他们的研究在当时还存在争议,但从制度入手的研究方法已经引起同行关注。怎么研究呢?那就是不以客观指标来衡量经济活动,而是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所以,制度就是重中之重。
不过,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制度经济学真正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也就是发展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时期。其中最重要的开创者,就是罗纳德·科斯。他从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入手,分析企业和市场的不同作用。
到了20世纪70年代,诺思、加尔布雷斯等美国经济学家,以及张五常、周其仁等华人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研究都深受科斯的影响。所以也有人说,如果你不了解新制度经济学,都不好意思说了解经济学这门学科,可见其重要性。
那么,从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有哪些重要的研究贡献呢?根据我的理解,主要是形成了三点基本共识:
基于这三点共识,我们再回到诺思这本《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你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制度变迁如此重要,以及每一次的制度变迁或变革,在人类经济史上为何又如此艰难。
用诺思自己的话来说,他希望为解释制度的结构和变革,提供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不仅是从经济角度,也从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更完整地解释制度的诞生和变革。
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这本书,就是在他研究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诞生的著作。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具体指的是什么?根据书中的分析总结,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从这三个具体理论入手,我也为你梳理了理解制度和人类经济活动的五个视角。
结合这本《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参考诺思其他重要著作,我们从以上这五个视角入手,相信你会对他的新经济史观,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也能更好地理解他通过制度变迁,解释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逻辑。
有些人可能会问了,那诺思的这些研究理论是要抛弃市场经济吗?这里我也要提醒你注意,诺思的理论和阐述,最终仍然是以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他所提出的一切批评、反思和建议,都是为了不断改进市场经济制度,而不是要把这种制度打翻在地或彻底抛弃。
也就是说,包括诺思、科斯在内,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核心理念,还是相信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但是有一点不同,他们更强调社会的结构和制度变迁,会对市场与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在理论知识之外,对于处在转型中的新兴市场经济,新制度经济学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诺思有关制度变迁的完整分析,就在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很多印证。
比如说,中国工人和企业家的勤勉,从何而来?中国私营经济为什么能得到快速发展,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要理解国家经济究竟在被谁控制,我们需要具有穿越人类数千年历史的纵向眼光,不仅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由来和变迁,也要理解从原始社会到封建制度的兴衰,并努力从中探索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都存在的影响制度变迁的基本框架。
私有产权,你肯定不陌生,说白了就是你的个人财产,比如你的房产、汽车、手机、现金等,你有任意使用、处置这些东西的权利,卖掉、扔掉或者送给别人都随你心情。
这么一说,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那就是我们的个人权利啊。但是,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私有产权并不是自古就有的。比如,在原始社会,作为一种群居生物,人类在最初数十万年的进化中,一直是共享食物、工具和财产。
那么,私有产权制度,是如何成为人类文明进化后的共同选择的呢?结合诺思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解释,我们一起来看。
私有产权成为人类的普遍性选择,其实在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关键性的转折。
在采集和狩猎时代,由于总产出有限并且不稳定,因此大家一起劳动,共享食物,没有人拥有私人财产,大家可以随时去山林河流采集狩猎。
但是,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可供采集狩猎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少,人类生存也变得越来越艰难。
相关考古发现表明,此时,部分地区的原始农业也开始起步,在这些地区,人们主要通过耕地种植的方式来获取食物。人们一起耕种,等粮食收获后,再一起分享。但前提是如何耕种土地,要有安排和分工。
听起来,原始的农业耕作和采集狩猎好像差不多,都是大家共享资源、共享收获的公有产权,那它们是一样的吗?
诺思提醒说,这两者有明显区别。因为原始农业时期的共有产权有必要的管理约束,而采集狩猎时期是缺乏管理约束的。带来的结果就是,两种方式的效率和持续性很不一样。
特别随着定居农业的发展,加上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出现,农业的产出稳定上升,吸纳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一些原始部落开始出现“剩余产品”。
这些剩余产品被分配给私人,原始家庭也开始出现,人口开始增长,社会分工也更细化。之后随着产品交换大量出现,以及父系社会家庭逐步巩固,明确的私有产权在一些部落开始出现。
在这些率先明确私有产权的地区,奴隶制也率先出现,产品、土地和劳动权利归属也更加明晰。
结果就是,越明确私有产权的部落,越能体现出更高的生产效率。这种示范效应,推动更多部落从原始的公有制,陆续过渡到奴隶社会的私有制。相应的经济和人口增长,收入分配差别,也在这些实行奴隶制和私有制的地区集中出现。同时,随着技术发明与革新,地区间的贸易有了大幅增长,国家组织也就此出现。
比如,到公元前8世纪,也就是距今2800多年前,古希腊城邦经济,就完全建立在个人土地所有权基础上。此时,这种私有产权已经完全取代了原始氏族部落的集体所有权。
所以诺思总结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产生私有制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政治组织和技术进步,进一步强化了私有制。
这种私有产权制度,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封建王权时代,也经历了资本主义早期快速发展的时代,可以说一直是不可动摇的。
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私有制遭遇了空前的质疑和挑战。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新的国有和集体产权开始在全世界大量出现。
在诺思看来,这一重大变化,实际上从工业革命时期,就开始酝酿了。这一时期被诺思称为“第二次经济革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变化呢?诺思在书中分析认为,技术驱动下的工业革命,极大扩张了资本主义市场,农业不再是最重要的产业。虽然巨额的工业利润,强化了资本家的收益,私有产权制度也得到巩固;但是大量无产者遭受普遍的剥削,社会矛盾也开始激化。当时,劳工运动、农民运动、第三世界的民族运动此起彼伏,主要针对市场经济、私有制所产生的严重分配不公。
结果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一个重要共识:无管制的自由市场具有巨大破坏性,因而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必须要进行改变。但具体如何改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思潮: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年初,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为标志,私有产权在这些国家重新出现。
从长期来看,为什么一个国家很难长期完全排斥私有产权?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除东德之外,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的商品经济大都极不发达。这些国家虽然也发展了一部分重化工业和军事工业,但整个社会生产力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完全排斥私有产权,实施平均分配,生产效率实际上很低,无法实现持续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产权制度变化导致激励机制变化,从而导致经济效率降低,也把这些国家带入经济的死胡同。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国家的情况。经历4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也结合国情,中国确立了有自己特色的产权制度,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其中,多种所有制包含的范围很广,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民营经济。
有一种说法叫做“56789”,是当今对民营经济最好的诠释。意思是说:民营经济为中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56789”充分体现了民营经济对中国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知道,从“产权理论”的视角来看,为什么私有产权下的企业会有更高的效率?
其实核心就在于:私有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所以有更强的激励动机,可以不断提高企业效益。
说到国家,你肯定不陌生,估计随口都能说出10个以上的国家名称。我们现在熟悉的都是一个国家的简称,比如中国、美国;但你可能不知道,它们的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这些名称背后都有明确的政治含义,也体现了不同的国家组织形式。比如共和国、合众国、帝国、王国、大公国、酋长国,它们遵循着各不相同的政治逻辑和权力秩序。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国家理论之所以不可缺少,原因就在于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国家最终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又会影响经济效率。也就是说,国家的存在,对经济增长必不可少,但国家又往往是导致人为经济衰退的原因。
今天我们就结合诺思教授的总结,一起看看新制度经济学如何分析国家的起源和性质,如何界定国家的职能,又如何评价国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国家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来就是政治的动物,所以他认为国家是随着家庭和群体的需求,自然而然出现的。
但从考古和历史文献来看,东西方国家有君主制,也有民主制,它们都伴随着战争,伴随着政治的不安定而出现。
从经济上看,国家成型于诺思所说的“第一次经济革命”,也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距今5000到一万年前,人们的生活方式,从采集狩猎向农业转换的过程中。因为原始的农业共同体,面临的挑战远比采集狩猎时期更复杂。比如,防卫问题、生产决策、水利灌溉、日常管理、分配交换等,都需要有专门的、能承担共同职责的政治组织来管理。
诺思把这些有关国家起源的说法进行了整合,他认为可以归为两类:
但在诺思和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这两种有关国家起源和性质的理论,虽然都能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佐证,但都不能涵盖所有国家的形式。实际上,国家是既有契约性,又有掠夺性的混合组织。
诺思教授也据此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暴力潜能”(violence potential),用来解释他理解的国家起源和性质。意思是说,国家本质上是一个对暴力潜能进行分配的政治组织,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不好理解,它其实就是说:契约型国家的公民权利比较平等,绝对权威更少,大家相互制约,所以是相对民主的国家;而掠夺和剥削型国家,公民权利不太平等,所以是有绝对权威和等级秩序的国家。
很显然,这两类国家,职能不完全相同,它们对应的产权制度和经济效率也有差异,国家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也不一样。
那么,如果国家要利用自己的职能,追求民众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应该怎么办呢?诺思认为,这通常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特征:
除此之外,诺思认为,国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务,还应当有两个目标:
从历史上看,有规则的社会,更有秩序和效率。因此,国家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完全无政府管制的一盘散沙状态下,经济增长和规模经济都很难出现,也不可持续。
但是,如果国家制定的规则违背常识,或者压制了创新活力,那对各个阶层也都不是好事,对经济增长的伤害尤其大。那么,国家组织究竟能不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促进作用呢?
很遗憾,历史事实一再证明,由于国家组织的不稳定性和实际利益争夺,国家通常会造成效率的不断降低,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为什么会是这样?诺思教授认为:经济产出最大化,会和国家谋求税收最大化存在根本利益冲突。
比如,这个国家确定私有产权制度,鼓励市场竞争,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为此,整个社会系统就应当努力减少摩擦冲突,也就是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和个人发展的良好环境。要实现这样的环境营造,政府就要花很多精力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有官僚体系、安全体系,有完善的法律和监督。这就要花很多钱,而国家收入来源主要是税收。为此,就要向企业和个人征收更多税。但税收增加后,市场通常会是负面反馈,经济增长会放缓。
而为了避免上述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国家又陷入两难选择:
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会导致国家组织的不稳定,从而为新的制度变革提供可能。任何新的制度变革,都将对原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带来巨大影响,从而使得经济发展更不稳定。
因此,诺思也总结说,国家并不是中立的组织。在历史上许多阶段,统治者获取收益最大化,与降低社会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持久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也是很多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所在。
关于“白搭车”的机会主义行为。一说到机会主义,很多人应该都会联想到“投机取巧”这个词,不按规矩办事,没有原则等等。
你可能在生活中也碰到过不少例子,
这些机会主义现象,其实就是在一个利益群体里,部分成员所做的努力,让所有成员都能得益,通俗地说,就是做了“好事”,但除了做“好事”的成员之外,其他人几乎不用付出任何成本,等于是“白搭车”。
那有没有办法,克服这种白搭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让利他的行为能够延续?
诺思教授的答案是:当然可以,但前提是形成一种有共识的意识形态,并让大家遵守。这就涉及“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三个部分:“意识形态理论”,我们一起来看。
需要注意的是,诺思教授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关系不大,强调的是人对事物的感观认知。
比如,有个邻居爱占小便宜,你是容忍他占小便宜?还是你更在意,你付出的努力,要和回报相匹配?这就涉及不同的意识形态问题。
之前,我们讨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几乎没有涉及意识形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到了19世纪,欧洲部分社会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越来越关注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思考“制度变迁”问题时,诺思融合各方面看法,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这和他提出的“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起,构成了“制度变迁理论”三个相互关联的分析维度。它们对应的就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
之所以如此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是因为诺思教授相信: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行,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人们认同一定的意识形态,遵从相应的规则,这样市场成本最小,经济效率最高。
比如商业诚信,就会影响交易成本。你去北京同仁堂,门口会看到一副对联:“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你去另一家老字号药堂,杭州胡庆余堂,也会看到一块牌匾,上面写着“戒欺”两个大字。
这都是他们和顾客以及同行的约定,也是他们自行遵守的诚信规则。他们越认真遵守,顾客和同行就越信任,生意做起来也就越简单。大家不必花太多精力讨价还价,也不必担心药品质量,生意因此越做越大。
套用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就是“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它的核心作用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商业诚信原则,成了商家和顾客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
商家一旦有想“白搭车”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开始卖假货,以后生意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关门大吉,再想证明自己货真价实,不知道要费多少功夫和钱财;顾客也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和钱财,“货比三家”,交易成本也上去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制度性安排,能够克服这些“白搭车”现象?确实有,比如建立产权制度或者国家出面制定规则。
但诺思教授认为,如果把成本收益核算清楚之后,这些制度基本解决不了问题。原因主要有两点:
比如你的邻居“白搭车”,如果你在意邻里关系,担心在小区的名声,或者你就是乐于助人的人,你就不会拉下脸来,向邻居强调车的产权是你的,他得分摊油钱。因为这样做,你的声誉成本太高。
可是,长此以往,你主动让邻居“白搭车”的热情也会降低,毕竟他在占你便宜。怎么办呢?你可能有时会告诉邻居,今天你不上班;或者你告诉他车坏了;又或者你一早要去别的地方,和他不顺路。
但你这样做,并不会给你和邻居带来好处。你没省钱,甚至还要因撒谎而花钱打车或晚上班,邻居也多花钱坐车。你们的综合成本都增加了,经济效率都降低了。很显然,靠界定产权很难解决问题。
比如我们假设政府出面规定,允许你搭车,但是你要主动和车主分摊油费。看起来是对症下药,但实际上,只要车主依然不好意思开口,白搭车的人仍旧不会付钱,这个规定就会形同虚设。而且,如果政府要检查和落实的话,需要派出大量的人力,成本太高了。不光白搭车的人不乐意,甚至车主也觉得麻烦。
你可能会说,政府此时也可以禁止个人收取搭顺风车者的人钱财,否则就视为违规的运营行为。可是,要真正执行这项规定,也需要大量交警上路检查,同时接受相关举报。
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增加了社会成本,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说,解决这个问题而增加的社会成本,超过了收益。
那这看起来并不复杂的“白搭车”问题,还能解决吗?
诺思认为,至少有两类可行的解决办法。但前提是,大家要形成相同或相近的意识形态,形成有共识的规则,约束大家的行为。
我们还以搭便车来举例,大家积极赞赏自愿免费,同时允许并尊重成本分摊,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提供免费顺风车,或者通过分摊成本让人搭便车。
比如高考时期,很多私家车自愿提供考生接送服务,这就是一种自愿免费的行为;而平时我们从网约车平台上,约顺风车,支付费用,就属于成本分摊。
但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这两种情况提供的免费和付费顺风车,总量仍然有限。因为收益不高,车主会测算个人的时间成本,因此这只是一种增加出行便利的补充方式。
财政负担好理解,比如,财政支持开通更多公交路线,或者把票价降低,方便出行。
但财政负担最终要纳税人买单,增加公共交通投资,政府就需要多征税或多借债。政府在公交上多花钱,也就会在其他方面少花钱。
更重要的是,政府很快会发现,与其负担更大的公交成本,还不是人人满意,倒不如放开出行市场。比如发放更多出租车牌照,或者允许私家车和网约车,按规则提供有偿服务,同时加强监管。
这样做的好处,是政府不用多花钱,还会获得出行市场扩张后的更多税收,解决更多的灵活就业问题,创造新的GDP,也满足了更多人的个性化出行需求。
还有一个好处,大家都有各自的成本和收益评估,也有各自的权益和选择自由。
所以诺思说,只要让大家相信,新的制度是合理合法的,大家主动遵守,各自的成本更可控,效率会更高,那么无论是政府制定的新规则,还是市场形成的新模式,都有更大的可能被尊重和遵守。
因为在新的制度建设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共识,人们不再过于计较个人利益,而是服从新的社会规则。用诺思的话来说就是:当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个人违反规则和侵犯产权的情况就会减少,维护规则和产权的费用也就减少了。
所以,在这本书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不是指通常的政治思想,而是可以影响经济运转的人们的行为习惯、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
一个有群体共识的意识形态,可以帮助不同的个人和群体相互协调,监督决策过程。同时,还能对“白搭车”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惩罚。
有关技术创新的讨论近年来非常多,如果要问哪个国家技术创新做得最好,估计很多人都会第一个想到美国。
美国过去确实在技术创新领域一直领跑全球,在累计专利总数上占有优势。但是从年度申请国际专利数来看,美国并非一直居于霸主地位。刚过去的2019年和2020年,新申请国际专利数最多的都是中国。
当然,中国的技术创新还有很多短板,像芯片等关键技术仍然被欧美卡着脖子。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从1978年才开始,这40多年的发展是非常迅猛的,技术创新也很大。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可以推进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反过来对制度形成什么影响?结合诺思教授这本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我们一起来看。
有关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关系,早在诺思之前,其实就有很多学者进行研究。比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中国制度和技术进步的追问。
1976年,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了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那么,应该如何回答这个被称作“李约瑟难题”的问题呢?诺思教授在1981年出版的这本《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从产权结构和产权理论的角度,可以说是间接交上了一份很有启发的答卷。
诺思认为,一个国家能加快技术进步,通常是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需求增长带来市场规模,二是发明创造带来收益增长。
从中国的实践和进步来看,过去20年里,通过不断完善专利法规,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大力打击侵权行为,再加上中国市场巨大的规模效应,所以中国的专利申请,在过去20年里呈现出爆发性增长。
比如全球企业申请的专利数,过去长期是日本东芝、佳能,美国IBM、微软和韩国三星领先。但从2019年开始,华为进入全球前十。可以说,像华为这样的中国科技创新企业能够出现,绝非偶然。
有了市场规模和专利保护,是不是技术创新就会大量产生了呢?当然不是,因为技术创新也是有成本投入的。
任何发明创造都充满不确定性,从经济回报上看,这是风险极高的事。因此,任何对发明创造的支持,都意味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除了发明创造者自己,国家、社会,也有可能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
有的投入是显性的,比如花了多少钱、研究了多长时间、用了多少人;有的则是隐性的,比如这群人用这些钱、花这些时间,如果干别的事会有多大收获,也就是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
因此,一个鼓励技术进步的制度,必须要确保投资于新知识和发展新技术的权益,也是受到确定保护的。这种保护最清晰的方式,就是确认产权。发明创造成了,产权人获得收益;发明创造黄了,产权人承担损失。没有确认产权的其他人,只能围观,不能伸手。
你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清晰并受保护的产权,别人发明的新技术谁都可以拿来用,谁还有发明创造的动力呢?那显然是没有可持续性的,也非常不公平。
所以,为什么有的国家技术创新走不快?不是没有对发明专利的保护,而是没有形成“系统的产权”。
具体来看,系统的产权也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制度。
这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不过40多年,技术创新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就是因为中国在“系统的产权”方面,迅速补上了很多漏洞,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开发体系和投资体系。
刚才说的都是制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那技术创新反过来对制度又形成哪些促进作用呢?两者是如何互相促进的呢?
诺思教授在书中以“第二次经济革命”,也就是从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为例,阐述了技术创新从务虚到务实的三个阶段。
以苹果公司和富士康的合作为例,由于装配生产环节的极致专业化和详细分工,富士康是全球极有效率的装配生产商。结果就是苹果公司离不开富士康,重新建立装配生产线的成本极高。
不过,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这种对于专业分工的依赖,对于有规模生产能力的富士康来说,也可能成为创新的约束,给富士康增加新的成本。
这就涉及与技术创新有关的交易成本问题。由于规模生产能力的扩充,生产环节的每个阶段,质量控制问题、劳动纪律问题以及官僚主义问题,都会增加生产环节的内部交易成本。
总之,关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建立一个技术创新型国家,究竟还有哪些制度性工作要做。
诺思教授的研究重点是“制度变迁理论”,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三个部分。
这实际上就是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视角,来考察历史与未来。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连接起来的。
那什么是社会制度的连续性,它和制度变迁之间是什么关系?制度变迁背后的“路径依赖”从何而来,对经济增长究竟是好还是坏?
在诺思看来,制度就像一个“过滤器”,筛选可用的人力资源和可用的资本。一个制度形成之后,不会主动求变,本身是趋于稳定的。如果设定制度的人不主动对它进行改革,这个制度就会延续下去。这就是社会制度的连续性。
比如从企业来看,一家公司换了一个CEO,公司的基本制度会不会一夜之间发生根本的变化呢?通常不会。
再比如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的农业税,从西周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2006年中国才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你看,制度的稳定性、保守性和连续性是非常强的。
不过,刚才我们也说了,制度就是在筛选可用的人力资源和可用的资本,这些也被叫做资本存量。即使外部没有人为地主动求变,如果内部的资本存量发生变化,制度就可能发生变化。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抽象,我做个类比你就明白了,比方说,一个人平常穿衣服很少有变化,突然有一天,他涨工资了,自此之后,他几乎每天换一套衣服。这就是钱带来的习惯变化,和资本存量导致的制度变化有相似之处。
从历史上看,能够引起一个国家资本存量变化的因素,主要是两个:人口的变化和知识的变化。
那为什么即使制度有了变化,这些制度之间依然存在一些相似性?这就是诺思说的,制度变迁会出现明显的“路径依赖”。也就是制度变化的方向和方式,会有强大的惯性。具体来看,“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设计一项新的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我们以企业为例,比如实行全员打卡上下班,考勤设备要增加,工位要齐全,监督查岗的人员也要配置,周期性评估和奖惩要有,这都会增加初始成本。再比如实行审批流程无纸化,最大的初始设置成本,是花钱开发自动办公系统,花钱请人教大家使用,并花钱维护信息安全。
而随着这项制度推行,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这就意味着,制度变迁一旦取得实质性突破,开始启动之后,往往可以延续一段时间。如果此时马上就折腾新的制度变迁,就意味着投入新的初始设置成本,这对企业来说很不合算。
企业对制度规则的掌握程度,会影响制度变迁的成本。如果企业发现适应一种新制度可以提高预期收益,那就会促进新制度产生和执行,否则就难以出现制度变迁。
要适应一项新制度,通常会产生新组织,随着具有互利性的组织产生,并与新制度产生协调效应,新制度的稳定性就会增加。
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如何留住外资。当时不仅有吸引他们土地批租、税收优惠,有专门的外商投资和人才招聘服务组织,还搭配了商品特供、外销公寓,以及运动、餐饮和娱乐等生活服务,这些服务和招商引资政策产生了很好的协调效应。
当一项制度给人们带来明显好处,比如实行计件工资,鼓励多劳多得,人们对这项制度产生强烈而普遍的适应预期或认同心理后,这项制度就会不断稳固,很难被轻易改变。
你看,在成本递减、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中,都表明“路径依赖”的真实存在。它会对制度的选择和结果产生放大作用,你会发现,如果路径选择正确,制度的路径依赖会导致比制度变迁之前更好的结果。
以推进私有产权和市场化为例,中国的民营企业从1992年以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里边的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是怎么产生的?
1992年中国加速市场经济改革,鼓励设立私人企业。由于开放领域多,产权保护好,1992年中国GDP实现14%以上的超高速增长,1993年、1994年,中国GDP增速都超过13%,市场经济大发展。
这样的经济增长,随后成为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变革的重要力量。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上,1998年中国深化国企改革,通过抓大放小,更多民企参与了国企改革,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随后,中国将宪法第11条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好的路径选择。
就是在这样的惯性之下,中国民营经济呈现出持续的发展和壮大。之前我们讲过对民营经济有一个诠释:“56789”。意思是说民营经济为中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不过,中国这样好的路径依赖,并不是普遍现象。当路径选择错误的时候,路径依赖的强大惯性会让错误不断放大。
所以诺思教授也提醒,如何解决不恰当的“路径依赖”,对很多国家仍然是现实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