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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谈论全球化时时，我们常常常注意到一种种貌似中立的的观点，即，全全球化虽然会会带来两极分分化，但却能能使世界经济济增长，因此此只要注意更更加公平的财财富分配，全全球化将给所所有人都带来来好处。然而而，在我看来来，全球化不不但会造成全全球两极分化化，而且会使使世界经济衰衰退。在本文文中，我将试试图阐述以贸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为核心的全球化如何导致世界市场需求萎缩，进而使世界经济全面衰退的历程。本文还进一步论证，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十年，其烈度将超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2000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崩盘为标志，大萧条已经到来。本文的观点是以对竞争和危机关系的全新理

2、解为基础的。一、竞争激烈导致经济危机在西方经济学词典中，没有一个词比竞争更好的了。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经济需要。在这一视野中，供给自动产生需求，或者说供给和需求自动平衡，经济像一架精密的机器运行良好，不会产生经济危机。然而，事实上，竞争恰恰是危机的来源。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酝酿、爆发和解决过程，都是主导产业投资过度，竞争激化，以致主导产业原材料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利润萎缩，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酿成危机。而随着企业大量破产，加以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或新的市场的开发，市场重新供不应求，同业竞争缓和，经济危机才能得以解决。竞争的核心是追逐个

3、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企业争夺同一资源。在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中，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将自动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争夺同一资源如目标市场、待分配利润、原材料等的竞争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换成戏剧性的语言便是“你死我活”。因此，竞争也可以看作是战争的日常化。我们知道，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双方人员伤亡和武器损失最大的时候，相似地，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各方利润大量萎缩，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时候。然后优胜劣汰，在大量资源被浪费掉以后，剩余资源才被配置到竞争力最强而且最善于运用竞争谋略的企业或个人手中，该产业将形成相对垄断格局。由于相对垄断，企业的利润率上升，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招工人

4、数增加，并吸引新的竞争者来抢夺垄断利润，该产业将再一次出现生产过剩，竞争再度激化，产业再度陷入危机。就这样，每一次危机结束，垄断程度都将上升，垄断范围都将扩大。事实上，二百多年经济竞争的结果，是财富杂志500强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了煤、石油、钢铁、汽车、飞机、船舶、化工、机床、发电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电信、传媒等各主要行业。最近十多年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强强联合的大规模兼并潮，以案值3500亿美元的美国在线购并时代华纳案为最高峰。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产业陷入危机并不意味着全局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全局经济危机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产业都陷入危机。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如十九世纪初期的纺

5、织业，十九世纪中后期的铁路，二十世纪初期的汽车、化工，二十世纪后期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电信等，陷入危机，则常常意味着全局性的经济危机。那些非主导的产业在某个局部地区陷入危机，例如纽约的旅馆业，或东京某区的餐饮业，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可能因为投资过剩、竞争激化而陷入危机。在经济危机时期，某些新的产业可能在悄悄生长，例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铁路危机导致全局经济危机时期，石油工业却由于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润丰厚。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竞争缓和导致经济繁荣，而竞争激化导致经济危机。由于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繁荣会被延长，而危机也会被加剧。在竞争缓和时期，金融业发放大量贷款，扶植新竞争者进入利润丰厚的

6、行业，由此带来相关设备和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使就业增长，消费旺盛，从而给利润丰厚的下游产业扩大市场，形成良性循环。随后，由于需求增长跟不上投资扩张，到某一点良性循环就终止，而恶性循环却开始了。企业纷纷打价格战，降低成本，削减工资，从而缩小了市场，为争夺缩小了的市场，只好进一步打价格战，进一步降低成本，削减工资，直至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陷入全局性经济危机。二、竞争缓和是二战后黄金时期的原因二战结束以后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是其后二十年(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2%。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

7、资矛盾解决了，经济危机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这段黄金时期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中引起广泛注意，在中国，人们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产物。然而，从竞争与危机的角度看，这一黄金时期无非是西方各大国经济竞争缓和的表现。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拥有世界50%的生产能力和70%以上的黄金储备，其竞争实力远在欧洲各国和日本之上。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德国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为日本的30倍。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

8、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多

9、年的繁荣期也就不可能出现。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

10、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美国之所以能够采取扶植竞争对手的作法，客观上是由于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远高于日本和欧洲各国。然而，由于高工资成本和低积累率，美国的优势逐渐在丧失。1955年到1970年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57%，西欧主要国家增加了116%，日本增加约500%。1960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成本约相

11、当于西欧的3倍，日本的10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国外贸顺差不断缩小，黄金储备不断下降。到1971年时，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36.3%，1960年为33.7%，1965年为31.3%，1970年为30.2%，1975年为24.5%。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美国竞争力已经衰落到与欧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冷战需要，美国做出了重大的战略牺牲，培养了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然而，恰恰在这一段培养竞争对手的竞争缓和时期，世界经济经历了大繁荣。三、竞争激化造成世界经济螺旋下降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同时便是美元贬值。从

12、那时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从1：360曲线跌至1：120左右，与英镑、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的比值也一路下跌。美元贬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储备购买力降低，能购买的美国货物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削弱各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并增加向美国出口的难度。同时，美国企业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资比例，从而使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势得以减轻。第三，美国迫使各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但与此同时，却用特别301条款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这三条措施实际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国经济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由于采用浮动汇率制，美元贬值引发了一场汇率大战，日

13、元、马克、英镑争相贬值，造成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美国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对美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经济增长自然放慢；美国的处境则是略有改善，贸易逆差增长放慢而己。第三，不仅美国，而且日本、欧洲各国都竞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国内外需求萎缩，这是最具破坏性的。当美国将汽车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时，本国失去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27000美元成为汽车公司的收益，该收益将用来降低车价，增加高级雇员薪水，增加企业利润。由于工资是消费需求的来源，而利润则是投资的来源，就世界范围而言，需求减少了，投资却增加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就墨

14、西哥而言，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机会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技术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资，可以使墨西哥本国汽车业破产，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长而是萎缩。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新的产业革命，随着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滞胀将持续下去，直至各国企业大量破产，演变成世界经济大萧条为止。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大萧条推迟到来，那就是寅吃卯粮，赤字消费。从里根上台起，美国一方面减税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扩大军备以增强内需。这一增一减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由发行高利率的国债来补偿，使里根任内美国国债大规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荣”。布什总统萧规曹随，继续赤字财政。到1994时，

15、美国政府债务即高达4.6万亿美元，每年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需要3000亿美元。这还仅仅是狭义债务。如果算上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广义债务，则债务数量更加惊人。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公司债务和个人信贷消费的数额也不断膨胀。1980年，全美工商企业负债总额还只有1.4万亿美元，到1991年3月，已达3.5万亿美元。同期，全国居民负债总额从1.4万亿美元上升到4.1万亿美元。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各项负债继续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不仅美国如此，日本以及欧洲

16、各国都债台高筑。日本国债已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30%，企业和居民负债也数额惊人，特别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已经达到使日本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务比美、日都少，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总负债不得超过60%，其代价是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但欧洲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却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后期的电信投资热潮中，银行向电信企业发放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这些贷款只有1%能够收回。在发达国家债务惊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也在继续上升。从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墨西哥、巴西、东亚、俄罗斯、土耳其

17、、阿根廷这些被西方国家视为经济自由化模范生的国家一个个在金融危机中倒下，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出售国家的土地、矿产、电信、铁路等有垄断利润的主权性资产，紧缩财政开支，削减福利措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早已被视为第四世界，除了饥荒、战乱的消息，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外界的兴趣了。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升至10000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0000亿美元。如果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企业、居民的债务都已高得惊人的

18、话，那么谁是债权人呢？债权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垄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大财团。换言之，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是这一小撮大财团发放贷款，维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长，使本来可能于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年代初期就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得以拖延至今。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已经十分严重。从1987年股市大暴跌开始，美国经济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进入衰退，企业破产倒闭的数量不断扩大，失业率不断上升，几经反复，于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现强劲回升，开始所谓九十年代的新经济繁荣。然而美国九十年代繁荣的国际背景却十分暗淡，欧洲低速增长，日本零增长，中南美洲、东南亚经济危机，前苏东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降低。在这个

19、全球经济互动十分密切的时代，美国经济何以能一枝独秀呢？难道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重新恢复了吗？事实并非如此。伴随着美国新经济的是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巨额逆差。贸易逆差在1999年高达3389亿美元，2001年更将高达4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则是日本、欧洲、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资金流入美国。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没有启动国内投资，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国追逐高额利息。欧洲经济的低增长也使欧洲金融投机家把资金注入美国。经济总量只及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就有800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垮台后大量资金也涌入美国。据估计，仅1997年金融风暴后，从东南亚地区流入美国的资金就高达8000

20、亿美元。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股市却越来越高。这一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由于这场大萧条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两次被推迟，一切可用的财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尽，其烈度将超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不一样的是，这回再也没有财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四、全球化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加速激化铺平了道路七十年代美国应对竞争力相对衰落和经济滞胀的三大措施

21、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也意味着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了灵活地运用美元的贬值和升值，这就需要资本流动自由化；为了顺利转移生产基地，需要第三世界各国的配合，这就有投资自由化；为了加强美国商品的出口，这就有贸易自由化。这是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三大支柱。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不再局限于技术、成本的竞争。一国汇率贬值意味着该国的全部商品对外出口竞争力增强，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则意味着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不仅如此，资本流动自由化还使一国调控经济的货币杠杆失灵，使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严重威胁。资本流动自由化还有一个加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世界市场需求萎缩。1966年美国的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

22、进出口额所占的比例为80%以上，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近三十年后，这一比例降到了1-2%。这意味着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投入实际生产的资本下降，投资需求萎缩。由于投资自由化，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最低税收，迫使各国争相向跨国公司减让税收、压制劳工运动、减低工资。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工厂关闭、转移的威胁，被迫接受资方裁减员工、降低工资、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则在跨国公司的打击下大量破产倒闭。其结果则是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萎缩。由于贸易自由化，各国中小企业和农业跨国界相互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工资成本不断被压缩，大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闭，造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

23、步萎缩。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又系统地加剧了国际竞争，为国际竞争的空前激化铺平了道路，一步步将世界经济推向大萧条。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呢？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

24、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五、结束语有可能使这场危机程度减轻或时间缩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然而，在上个世

25、纪最后二十年，电信、互联网、计算机和软件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释放完毕，并在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中转化为危机因素。生物和医药技术似乎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源泉，但是由于该项技术高度垄断，既不能迅速扩散形成投资繁荣，又不能产生类似铁路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业那样的连锁反应，反而会加速财富向这些生物、医药公司集中，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新能源开发是不是有可能担负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开发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一定是石油供应发生严重短缺之时，而后者常常意味着加剧经济危机。所以，我看不到摆脱大萧条的经济和技术可能。预测未来是危险的。有的学界朋友告诫我，不要把话说得太满，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认

26、为美国经济的衰退只是普通的周期性衰退，明年或后年某个时候就会复苏。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次美国经济的衰退比较严重，可能走出衰退的时间会长一些。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可能会象九十年代的日本经济一样，进入漫长的零增长时期。至于预见一场超过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人，则更是寥若晨星了。你就那么自信？不怕出错，毁了自己的学术声誉？我不是赌徒。无论做事还是做学问，我都会作两手准备，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结果。所以如此自信，是基于与经济学两大范式都不同的竞争和危机理论，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这两大范式内思考。通过阅读二百年来西方各国的经济危机史，我有把握地说，我的危机理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如果说，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居然没有陷入大萧条，我将反思自己的危机理论，反思自己全部的经济学理论。

摘要：文章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生产关系新变化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依据，坚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标准。新发展格局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市场经济学理论的丰富以及理论中国化、理论国际化的贡献。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四五规划”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制定的。由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具有科学性，并且具有必要性。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发展和变化规律的科学，如今在百年为由之大变局中，国际国内大背景下的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改变。必须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出发点，把握和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深刻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内涵，进而考察其理论创新与世界意义。强调国内国际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的贯通和有机整体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的挖掘和拓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体现为既重视财富生产，又重视交换和消费的正向反馈作用，形成良性循环。新发展格局体现了中国现代化新征程中从国强必霸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道路的坚定信念。从西方逻辑转向全球化的真正价值属性，充分彰显了中国引领全球经济繁荣复苏的大国担当和大国风范。

一、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把握和理解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典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问题的创新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是在为塑造我国在新时代、新的国际环境条件下的新竞争优势而做出的战略抉择。

（一）生产关系新变化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依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有重要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辩证地认识到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马克思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有机整体”，“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这种总体规定性要求研究生产关系必须置身于物质生产过程的整体运动中，这四个环节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是承载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会引起并反映在这个循环过程中。因此，生产关系新变化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依据。

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生产关系发生改变。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中国的忌惮以及一系列逆全球化行为，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不安，国际经济循环明显弱化、受阻。处在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危中有机、危可转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经济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通信和交易成本降低，全球产业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具有劳动力和市场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全球产业分工从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走向全球价值链阶段。但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国际经济深度调整和再平衡的过程中，全球产业链开始呈现收缩态势？譹？訛，全球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陷入可谓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通过投资疲软、人力资本流失、全球贸易和产业链中断等问题将对世界经济造成消极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全球90%国家的人均收入被削减，生育率降低？譺？訛，可见这种消极影响将是巨大且持久的。于是，在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育新局成为我国面临的战略问题。而中国做出的回答是由“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发展格局转向“以内促外”的新发展格局，挖掘下一轮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强调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新动能。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要素禀赋持续改变，劳动力净增长下降而资本成为最富裕要素，为发展国内大循环提供了优势和基础。从生产领域看，我国具有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作为世界制造中心，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比近13%，在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工业门类，有机地嵌入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形成了显著的综合配套优势，但是受制于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原有国际分工格局，我国制造业发展仍存在质量不高、关键核心技术不强等问题。因此必须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机遇下，利用目前的产业集群、交易成本等优势，乘势而上扫除产业链供应链的淤点和堵点，提高自主性和独立性。从消费需求领域看，中国的消费市场优势有三：超大规模、多层级消费以及国内统一大市场。具体来说，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五亿，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需对GDP的贡献率一直高达90%以上，远超过外需的贡献率（除了1990年因国内投资下降导致外需对GDP的贡献率高于内需）？譻？訛。而且中国目前产业结构不断完善、投资趋于饱和，居民消费水平和能力明显提高，已基本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内需结构。由此可见，不管是内需规模还是内需结构已具备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从分配和流通领域看，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观指导下的按劳分配方式，这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意义重大。另外，我国不断构建促进要素公平、自主、有序流动的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从质量、效率和动力三个维度全方位推动经济发展变革？譹？訛。

综上两方面，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国际层面生产关系变化的大势所趋，更是国内层面生产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承认的是，国际大循环下的改革与开放是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关键因素。然而目前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动能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的缺点逐渐暴露，我国要素禀赋变化和内需潜力释放使得国内大循环日益强劲。因此，转向内循环为主既是现实表现，也是必然选择。

（二）坚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标准

经过新中国70多年、改革开放40余年的开拓进取和不懈努力，中国持续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两大奇迹。中国经济正从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到开放引领世界经济的大转变。出口导向战略在帮助我国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产业结构不合理、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导致我国经济因受国际波动影响大而带来的安全风险和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这就要求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增长型经济，才能最终由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中国发展战略究竟是“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依托，以外促内”，还是“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以内促外”，必须根据我国分工体系和技术发展的阶段和需求来判断，必须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进步、综合国力提升和国民福利改进为标准。在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兴起的大变革时代，“两头在外”的外向型战略不仅难以快速提升我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反而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制约因素。于是战略调整转向内循环为主成为现实表现和必然选择，只有在新发展格局下，才能邁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新发展格局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丰富和发展市场经济理论

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因此，市场经济本质是交换经济。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核心是效率，目的是财富生产，忽视消费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体现为既重视财富生产，又重视交换和消费的正向反馈作用，形成良性循环。亚当·斯密认为基于市场存在的劳动分工依赖于人类的“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秉性”。新发展格局强调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充分挖掘国内巨大的市场空间。库兹涅茨也曾通过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小考察国家规模大与贸易依存度的逆向关系。大国经济拥有规模经济优势和分工优势，为市场交换和消费提供广阔空间。因此大国通常具备搭建一个独立、完整的内部循环系统的能力和条件，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和保障经济体系稳定性的优势。那么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重视财富生产，又重视交换和消费的制度优越性呢？一方面，通过强大的国内大市场为国内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依托畅通的国内大循环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市场牵引激发市场主体的适配机制，推进要素市场配置，打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

此外，新发展格局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在于旧的分工体系向新的分工体系的转换，增速经济社会发展。这就要求政府角色来完善制度保障、优化组织能力、调节产业政策作为保障措施。我国奇迹的关键一招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避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弊病，利用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将工业革命对劳动者和既有社会关系的压榨和破坏比喻为“撒旦的磨坊”，指责对自发进步的盲目信仰导致了对政府角色的忽视。波兰尼揭示了市场自由主义下非人的市场逻辑统治着人类的目标，这个深刻的缺陷导致它无法同时满足个体和集体需求，需要通过民主治理这一工具来完善经济体制机制。构建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我们坚持辩证法、两点论，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市场经济理论。

（二）理论中国化与理论国际化

首先，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超越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局限性，也超越和突破西方国际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局限性，形成国家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有机结合。共产党宣言揭露了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本质和客观结果，“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传统国际经济学的实质是维护和延续殖民时代国际分工的工具，是将先发国家主导的中心-外围格局理论化，先发国家给予“要素禀赋论”占据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而在国际贸易中主导规则获得高利润，而后发国家只束缚于“比较优势论”而在低回报率和规模报酬递减的产业链中低端谋求生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突破旧的格局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形成本国自主创新的竞争优势，对国际大循环的重视体现了我国不是奉行贸易保护主义，而是超越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以“共赢共享”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其次，新发展格局所蕴含的理论逻辑源于中国实践，是中国实践的理论升华，理论中国化与理论国际化的结合。恩格斯曾强调不同国家和时代条件下人们生产和交换的差异决定了要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沿着“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线索，针对新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所做出的理论中国化伟大创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话语权形成，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所蕴含的全球经济发展理论的国际化，是引导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维护经济全球化良好态势的“中国方案”，是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大国担当。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内部循环也不是生产循环，而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机统一的良性循环

中国道路的成功、中国奇迹的密码就在于超越过去苏联模式单纯强调生产，忽视交换和流通的自然经济模式。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建国初期经历过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的消极影响，包括僵化教条、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形而上学、斯大林经济理论的片面性等特征。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和深化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认识，《论十大关系》在唯物辩证观的指导下正确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牢牢把握供给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需求、多层次消费市场和国内统一大市场，创造有利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更多依靠国内市场的发展环境，打造国内市场新动力，形成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引导供给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譹？訛。将视角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扩展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包括再生产段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提升产业链水平，在分配环节注重效率与公平相统一和完善三次分配，在流通环节发展“互联网+流通”降低物流成本，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保障自由流通。

（二）国际大循环不是完全自由的经济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注意国际大循环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更高层次、高水平的开放循环，是以国内经济大循环和技术创新为依托而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大循环。一是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二是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在培育发展竞争力的同时增强开放监管和风险防控的能力。因此，在双循环中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以产业强国为目标，对新兴战略产业、传统支柱产业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国家战略性安排，保障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另一方面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通过“一带一路”等方式践行多边贸易的全球贸易观念，积极引领新兴国家经济体国家创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等为重要载体，既在国内大循环国与际大循环间形成紧密联系，又是对更加公平合理、安全高效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积极作为，为双循环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三）国内经济大循环不是封闭的循环，更不是各自为阵的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绝不会走历史回头路，不会谋求‘脱钩或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国内经济大循环不是封闭的循环，这意味着：一是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构建有利于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体系。与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建设自由贸易区试验区有机衔接，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二是深化合作共赢新局面，不能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就是闭关锁国、发展内循环就会导致内卷化。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形成大循环，利用国内大规模、高质量、多样化的需求市场，以弥补外部需求周期性和结构性疲软，减轻国际大循环动荡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三是内循環为主不是弱化而是可以更好支撑国际循环，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高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譺？訛。强化国内大循环的基础和主体地位不仅是稳定国内经济基本盘的举措，也有利于推动国际大循环。国内需求的增加将一方面提高国内供给能力，另一方面扩大进口，进口规模的扩大又进一步为扩大出口创造条件，最终促进国际大循环。四是主动作为和善于作为的体现。双循环相互促进既可以解决和突破国际循环形成的对外依赖，实现自主自强，也可以解决和突破没有国际循环形成的国内循环局限性。双循环将使中国市场形成巨大引力，纷涌而至的国际要素资源和商品在循环中强化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引领作用，为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持续提升。

（四）新发展格局不是短期应急举措，而是相对长期的发展战略

新发展格局不是“出口转内销”等短期应急举措，被迫之举、权宜之计，而是具有全局覆盖性和长远指导性的发展战略。首先，新发展格局体现大国特征。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有两种研究范式：一是斯密经济学范式强调大国市场范围广阔带来的经济分工的优势;二是马歇尔经济学范式强调的大国经济规模效应带来的竞争优势。经济超大规模性通过范围经济、空间集聚、创新学习和发展外溢等多重效应耦合的综合优势，可以形成内需为主导，国内可循环的经济特征。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贸依存度低，提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和实践运用。其次，中国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扩大，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为世界作出降低制造业成本的供给侧贡献。如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新亮相的国家和参展的境外企业数量大大增加，见证了作为最终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世界市场的基础和意愿，展现了为世界作出需求侧贡献的责任和担当。三是双循环有助于打造双需市场的整体性，实现双循环的互相间互补性和畅通性，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克服经济的波动性。新发展格局是一方面以扩大内需为主要任务，培育新兴产业形成新动能，实现内需市场的升级，另一方面继续扩大开放稳定外需市场，促进内销外销常态化切换，实现内外需市场的深度融合。

四、构建发展新格局的世界意义

（一）理论是发展的，必须不断创新

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是从研究个别的生产和交换之后才上升到一般规律的科学。党在考验艰难险阻中无往不胜的关键原因就是进行永不停歇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政治经济学尤其要强调创新，理论不仅要往前做，不能只是研究哪些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果只注重文本意义就会走进死胡同。而且要往后做，要注重对新型经济形态的研究，例如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广泛影响，数字技术创新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韧性，数据生产要素因开源性和非竞争性带来的规模经济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把我国新时代的丰富实践比喻为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可以挖掘的“富矿”，有着源源不断为我们提供理论自信和政策启示的潜力？譻？訛。贾根良教授论述国内大循环理论时也谈到“转型指南的关键在于思想和理论认识的问题”。

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关注发展中大国经济现代化的模式和影响因素，从斯密、马歇尔到刘易斯，从市场和分工理论，到规模效应下竞争优势理论，再到经济转型的二元结构理论。而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就是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为新冠疫情之下中国率先恢复发展经济赢得时间窗口，节省战略转折成本，是中国经济转换发展动能，培育竞争新优势，乘势而上实现“超大”向“超强”转变的关键一招。新发展格局理论创造性提出国内与国际各自形成一个小循环的同时，两者之间也必须形成一个大循环，小循环推动大循环的发展，两者共同构成双循环，走出生机勃勃的中国道路，也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注入强大而生动的真理力量。

（二）理论必须服务于国家战略

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总结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富国裕民的学问，它必须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如果不能服务于国家战略，就会丧失它的战略高度和功能性。必须注意的是，只有坚持唯物史观和问题意识双轮驱动，结合理论研究和现实反馈，才能在特定国家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基础上，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动过程中的具体实践问题。新发展格局正是理论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典范，是服务于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战略的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指导下，实现国际分工与国内分工的有机结合，促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有机衔接，转向更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需—创新模式”。

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任何时候，自主发展与开放是有机统一的，不是割裂的。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深意就在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自主发展和以国际大循环为补充的开放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体系并不是独立运行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双轮驱动将带来叠加效应，引领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同时，还能为国际经济复苏提供动力和安全保障。一方面，国内大循环发挥市场经济下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提升国内产业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增强我国抵御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以及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发展韧性。国内需求增加为进口和出口增加、国际大循环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有益于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动力和支撑：国际大循环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增加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扩大内需;国际大循环中高科技的学习效应、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提高国内供给能力、推动内循环结构升级。

（三）为发展中国家崛起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发展中国家崛起，打造中心与外围的壁垒，既要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又要做到开放不依附，做到国家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统一。新发展格局下辩证统一的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一方面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国内经济发展的规律总结和经验借鉴。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下基于新型国际治理规则建设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也为发展中国家崛起提供良好外部条件和国际环境。

西方主流經济学不仅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由贫穷落后到国富民强的原因，更无法指导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埃里克·S·赖纳特在《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中以马歇尔计划的经济良性循环和摩根索计划造成的的贫困恶性循环为例，揭示了富国的核心在于对富国之道或者说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认为富国的起点是通过产业保护和激励创新培育正确的产业，进而产生技术外溢性带来报酬递增。然而自世界市场形成以来，富国利用它们的援助预算和国内市场准入作为胡萝卜，诱导发展中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事实上，当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基于违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秘诀而致富的。富国通过殖民主义和不平等条约打开弱国自由贸易的大门，同时维持着自己的高工业品关税，可见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新发展格局强调经济循环的重要性，由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构成的闭环链条，循环往复，经济循环的速度与质量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持续发展能力。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让世界看到的不光是从发展到超越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更是经济持续增长背后的“真理的力量”。构建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提出，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强大的理论力量，也给世界其他想要发展崛起的民族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辩证思维认识危机，为世界各国共度难关给予重要启迪。为全球新一轮经济复苏和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1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17]埃里克·S·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云南金炬建筑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