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祭英烈，有一种缅怀叫守护　

上图1从左至右依次为：图①：1942年5月庆功大会后，杨成武（前排中）接见葛振林、宋学义（前排戴花者）。图②：1986年重建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图③：1941年11月7日《晋察冀日报》刊登聂荣臻等签署的训令。图④：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为宋学义（右二）授勋章。图⑤：宋学义（左一）和葛振林（左二）获救后与恩人、道士李元忠（左三）合影。

   上图2：日本报纸当时对“狼牙山之战”的报道。萨 苏提供

　　上图3：进攻狼牙山的日军步兵第163联队。

　　上图4：参加狼牙山地区扫荡的日军163联队官兵在极为难行的狼牙山中行进。资料图片

　　又是一年清明时。万物生发，思念滋长。 

　　在我们缅怀先人、悼念逝者、寄托哀思之时，尤其不能忘记那些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英烈们。但那绝不是靠淡淡的哀愁，或泪水浸泡的悲伤，而是需要深深的铭记和坚定的守护。 

　　因为，唯有铭记，才能感悟英雄身上蒸腾的力量；惟有守护，才能捍卫国人心中的精神高地，守望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惟其如此，才能使生前浩气永留人间，逝后英灵安得永眠。 

　　谁在抹黑？ 

　　2016年3月3日，“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致信全国人大，呼吁尽快制定保护英烈名誉的相关法律。20多年来，一直有这样那样的人别有用心地质疑、甚至抹黑这段被英雄鲜血染红的历史，但无休止的争议和恶意中伤终究抵不过真实的存在。 

　　1994年7月9日，某报在头版报眼位置打出特大标题——《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轻于鸿毛——当年狼牙山有六人》。该文写道，当时“五壮士”所在的6班不是5个人，而是6个人，其中小商贩出身的副班长吴希顺在敌伪劝降下投降，“被气急败坏的日军用刺刀当场挑死”。 

　　真有此事？NO！这种说法来源于一出叫做《五大勇士》的话剧。该剧借鉴苏联话剧用叛徒烘托英雄的表现手法，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舞台时，加工出一个叫吴希顺的叛徒。文章把经过文学加工的话剧当作真实的历史刊载，不料竟至谬误流传，河北、浙江、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媒体纷纷转载。“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和当年第一个采访幸存壮士的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干事钱丹辉知道此事后，立即站出来，证明6班、2排和7连都没有这个人。很快，有关报纸进行了自我批评。 

　　仅仅过了1年，又一则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负面新闻见诸报端。这篇名为《壮歌重唱狼牙山》的文章，认为两名幸存者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顺着崖壁溜下去。这种说法同样遭到亲历者葛振林和《解放军报》的驳斥。 

　　此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声音沉寂了很久，直到葛振林去世，海外华文媒体“不失时机”地出现一篇题为《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的帖文，称5位壮士是鱼肉乡里的逃兵，村民向日军告密来剿，并将5人骗上狼牙山绝路……对此，有网友进行了客观评述：“这般说法，新则新矣，却实在是没有半点史料依据可寻，是造谣确定无疑。” 

　　微博兴起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甚嚣尘上。2013年9月19日，北京某杂志在网上公开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多有不实之处》一文，很快被一些新媒体转载，影响迅速扩大。同年11月8日，该杂志又刊出《“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以下简称《细节》）一文，对这个英雄群体进行“挖墙脚式”的质疑。 

　　“狼牙山五壮士”负面信息发布者，几乎都以“言论自由”作为质疑的挡箭牌。但“言论自由”不能无边无界，胡说八道就可能吃官司。2013年11月23日，网民鲍狄克截取《细节》中的一个“细节”发布微博：“炎黄春秋：狼牙山五壮士曾拔过群众的萝卜”，并附《细节》一文链接。随后，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和《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先后对此事进行评论，痛斥抹黑者。 

　　对质疑的质疑 

　　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言论中，“最有分量”的当属《细节》一文。该文引用了不少档案材料，主要从在何处跳崖、怎么跳崖、敌我双方战斗伤亡、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4个方面的细节进行质疑。笔者斗胆，在这里接上几招。 

　　地点：“小莲花峰”VS“棋盘陀”VS“小莲花瓣峰” 《细节》一文称：“关于跳崖地点，就是‘五壮士’的幸存者还在世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葛振林说跳崖处是靠近棋盘陀顶峰的一个山头，宋学义又说在棋盘陀顶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看再多档案也没用，不如到现场走一走，瞧一瞧，问一问就明白了。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至东北走向，最高峰1105米。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共有5陀，包括36个大大小小的山包，远远望去，好似一排狼牙直刺青天，故名。不过，除了棋盘陀、大小莲花峰等少数山包因为长得“有型”而拥有形象的名字外，绝大多数相貌平平的山包都是“无名之辈”。所以，葛振林于1957年回忆往事时，对跳崖附近的描述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说不出具体名字。“陀”是相对较大的地理概念，范围较广，往往包括几个山包，棋盘陀就包含了小莲花峰在内。作为副班长，葛振林的回忆更准确，而宋学义的说法稍有差池，但也不能算错，因为在宋学义眼里，跳崖附近的几个山包都可以叫做“棋盘陀”。 

　　《细节》一文说，发现“五壮士”跳崖处不在棋盘陀顶峰，而在“小莲花瓣峰”。实际上，在这之前，官方已认定壮士跳崖处在小莲花峰。1999年，易县政府走访多位当事人后，确定“小莲花峰”为跳崖地点，并建了铁架标记。2014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文件，确认了小莲花峰，更是权威的“官方认证”。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刊载的《国务院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小莲花峰”的名字也很容易查到。至今矗立在棋盘陀顶峰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是1986年落成的，当时官方尚未认定五壮士跳崖处是小莲花峰，所以建在棋盘陀并无不妥。 

　　《细节》给人的感觉，似乎作者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哪用得着他去发现？倒是笔者担心《细节》作者“因细失大”，没有看到，否则怎会把“小莲花峰”写作“小莲花瓣峰”呢？ 

　　《细节》对这一细节的质疑给人的暗示就是官方在“说谎”，而事实证明，不管是当地政府的立塔行动，还是国务院的公开认证，官方是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 

　　动作：“跳崖”还是“溜崖” 《细节》引述1995年发表的《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说葛振林和宋学义之所以“幸存”，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溜崖”。这篇文章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当年“五壮士”所在1团政委陈海涵的夫人陈逊，但她既非亲历者，也非目击者，所知只能是“听说”，已经是“三手”信息。因此，该文在细节上漏洞百出。而且这篇文章没有具名，大概是心虚、怕挨骂吧，毕竟当事人还在世。 

　　《细节》说葛振林等人对该文进行了全面批驳，“但‘溜’的说法却未见反驳”，这恐怕是其孤陋寡闻了。当年，葛振林针对“三跳两溜”的说法，发表了如下严正声明：“这和去年‘狼牙山六人说’一样纯属捏造，是对五壮士的攻击诬蔑。” 

　　《细节》试图进一步证明葛振林和宋学义是“溜崖”而非“跳崖”，于是引用了葛振林的几段自述：“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不由自主伸出来，去抓树枝子……”（1957年）；“当年我和宋学义纵深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上坡……”（1995年）；“我就往这边跳了，跳下去了以后啊，一层一层的树……”（2005年） 

　　每一次回顾往事，葛振林明明都说自己是“跳”崖，《细节》却选择性失明，硬要往“溜”字扯，实在令人不解。《细节》引述20多年前地方报纸一篇不靠谱的旧文，重提“溜崖说”，有意无意给人传递一种感觉：葛振林和宋学义胆子小，不够英雄，以损害两位幸存壮士的光辉形象。 

　　其实，事后，宋学义的腰就没直起来过，左眼也被刮伤了，所以1944年便退伍，后半生一直靠“腰卡”（一条帆布子弹袋缝入钢板制成）支撑上半身度过，一生务农。他去湖南看望老战友葛振林时，葛振林夫人王贵柱对宋学义的印象是：“腰不好，走路很慢，要扶着墙走。”1971年，宋学义过世，年仅53岁。 

　　伤亡：5500还是84、224 关于日军1941年对晋察冀军区进行扫荡双方的伤亡情况，《细节》引述了2组数据。一组来自中方：“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一组来自日方：“战死84名，负伤224名”。如此对比，似在告诉人们——八路军吹牛，夸大战绩。 

　　《细节》喜欢抠细节，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档案材料中的“伪”字。日军难打是出了名的，所以八路军歼灭的敌军以伪军居多，在统计战果时，出于鼓舞士气等需要，一般将日军和伪军合计。当时，参战日军有6万余人，伪军也有1万多人。《聂荣臻年谱》记载“共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而日军称自身伤亡308人，数据出现不一致并不奇怪，因为“消失的人”多为被歼伪军。 

　　进一步说，《细节》所引日方伤亡数据只是来自于第110师团，而参战日军至少有3个师团。另外2个师团（第21、33师团）的伤亡情况在《华北治安战》中没有记录，但这并不等于没有死伤。《细节》引证中方资料，用的是“全部数据”，引证日方资料，却只用“局部数据”，一致的也只能是不一致的结果了。 

　　退一步说，战争双方的伤亡统计数据不一致，这其实是军战史常识。不要只戴着显微镜盯着狼牙山，不妨换上望远镜去瞅瞅古今中外的战史，就会发现，作战双方对同一次战事伤亡数据统计结果往往不同，完全一致的情况极为少见。 

　　萝卜：挖了？吃了？ 《细节》引述葛振林的回忆说：“刚才忙着打仗不觉得累，这会歇下来，才觉得又饿又渴，特别是渴得难受。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个人拔个吃着……”《细节》抓住当事人大段回忆中的一鳞半爪，如获至宝，无限遐想，把“挖萝卜”事件提升到八路军不遵守群众纪律的高度。 

　　葛振林早在1957年就留下如上口述，此后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人觉得八路军打日军没饭吃没水喝时，挖几个散种的萝卜吃有多严重的问题。可到了《细节》这里，就成了八路军不顾群众纪律了。网友“令狐锋之一剑飘红”说：“作为一个狼牙山下长大的人，我知道先人为了抗战的奉献到了悲壮的地步，萝卜算什么？狼牙山的萝卜也成了某些人给五壮士泼脏水的‘武器’，真是有点吹毛求疵了——这样的人居然是媒体人，汗颜!我感到确实是别有用心!” 

　　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人去狼牙山实地察访过，得到的情况是：“只要有个籽就会结果实，萝卜并不是老百姓特意种的。” 

　　“黑历史”的“黑手法” 

　　《细节》对“狼牙山五壮士”4个细节的质疑，本身就值得质疑。更重要的是，尽管《细节》对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但没有也不敢否定最基本的事实——5位壮士宁死不降。《细节》为什么要“丢西瓜拣芝麻”呢？郭松民接受采访时指出：“用细节否定本质，用细节上的差异来否定历史的大是大非。” 

　　除此之外，《细节》还惯会利用当事人陈述同一件事的不一致进行所谓的质疑。然而，人的记忆会出错，这并不为怪。再者，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多是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细节。葛振林与宋学义，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后来只见过4次面，见面时也很少聊当年往事，没有仔细比对回忆，减少回忆的差错，结果被一些人加以利用。 

　　按照某些人的臆想，亲历者没有做到回忆一致，共产党的宣传人员也会“补救”。那么，为什么葛振林与宋学义等人的回忆就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呢？殊不知，共产党是允许这种“不一致”的，目的就是保持历史的全面和客观。 

　　笔者有例证在手。比如，叶飞与麾下支队长陈挺在1936年“南阳事件”中遇险，跳崖侥幸得脱，但具体细节众说纷纭。不少文章说陈挺背着叶飞跳下陡崖，也有人说陈挺开始潜藏在密林中，等敌人散去才救下叶飞，但叶飞和陈挺的回忆录都不是这样：叶飞说陈挺随后也跳了下来，陈挺则说他和叶飞遇险时不在一起，他先回到部队，叶飞第二天才到。可见，这件事比“狼牙山五壮士”的“不一致性”复杂多了。 

　　对这种分歧，叶飞于1982年12月7日接见闽东党史工作者时说：“我跟他（陈挺 笔者注）对证，他还是坚持他的……记忆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建议你们整理历史资料时，不要强求一致，但要注明是谁说的，这样就行了，说的人负责，这样的资料保留下来有好处。” 

　　日本人怎么说 

　　《细节》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敌方的人员，他们也是目击者，但目前缺乏他们关于此事的陈述。”然其文中引述的日本人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就有两个日军总结此次“扫荡”对“共军”印象的细节——“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日方写下这两条时，尽管没有直接指“狼牙山五壮士”，却肯定了这类事件的普遍存在。 

　　笔者电话采访国内以收集日军史料见长的名家萨苏，竟意外获其无偿提供了一些日方关于“狼牙山之战”的资料。 

　　萨苏提供的8份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日方当年的两张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的标题为《山西省境内壮烈的扫荡——消灭狼牙山战败的敌人》，作者是驻石家庄的特派员矢岛。报道记述了日军的英勇和战绩，动不动就歼灭八路军游击队7000人、3000人，至于零散消灭的，就没“资格”进入有限的版面了——包括“狼牙山五壮士”。这不难理解：八路军对狼牙山3名烈士和2位壮士的宣传和纪念有一个过程，日军将5人逼下悬崖时，尚不知此事，不可能在即时报道中特别记上一笔。直到1943年9月，日军再次扫荡时，发现狼牙山有一座“三烈士塔”（1942年7月落成），才知道此事，并架炮摧毁。 

　　萨苏告诉笔者，1941年晋察冀军区在迎击日军“扫荡”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狼牙山五壮士”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典型只能有一个，其他人和其他事再感人，也只能受点儿“委屈”，结果鲜为人知。萨苏提供给笔者的另一张报纸《朝日新闻》，就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件感人事迹。该报道标题为《连结婚戒指都有抗日的字样》，文章称日军打死了一名八路军干部，发现其手上戴着一枚结婚戒指，内圈刻着4个字——“抗日救国”。 

　　如果把视野从狼牙山转向广阔的抗日战场，就会发现我军还有许多“跳崖壮士”： 

　　1940年夏，天津蓟县盘山根据地莲花峰，7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只有马占东一人幸存； 

　　1942年12月，河北涞水县曹霸岗村鸡蛋坨5名八路军跳崖，1名排长未及跳崖中弹身亡，其余4人继续跳崖牺牲； 

　　1943年春，北京房山十渡镇老帽山，6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全部牺牲，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1944年3月，内蒙古宁城县山头乡李营子前山，50余名八路军集体跳崖，9人牺牲，只有3人留下姓名；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1942年底在河北涞水县跳崖的王文兴。他年仅18岁，因有恐高症不敢跳，便用白毛巾蒙上眼睛……藏在对面洞里的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找到他尸体时，白毛巾仍然蒙在眼睛上。 

　　如果只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可能是偶然的，但出现了那么多“跳崖壮士”，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民族不朽魂魄的挺立，这是一支军队铁血基因的传承。 

　　面对那一支支射向英雄的“毒箭”，我们不能冷漠无视，更不能无意中沦为阴谋者的帮凶。守护英烈的精神和荣光，为英雄形象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这才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敬意和缅怀！（许述　唐文超）

清明祭英烈，有一种缅怀叫守护　

上图1从左至右依次为：图①：1942年5月庆功大会后，杨成武（前排中）接见葛振林、宋学义（前排戴花者）。图②：1986年重建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图③：1941年11月7日《晋察冀日报》刊登聂荣臻等签署的训令。图④：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为宋学义（右二）授勋章。图⑤：宋学义（左一）和葛振林（左二）获救后与恩人、道士李元忠（左三）合影。

   上图2：日本报纸当时对“狼牙山之战”的报道。萨 苏提供

　　上图3：进攻狼牙山的日军步兵第163联队。

　　上图4：参加狼牙山地区扫荡的日军163联队官兵在极为难行的狼牙山中行进。资料图片

　　又是一年清明时。万物生发，思念滋长。 

　　在我们缅怀先人、悼念逝者、寄托哀思之时，尤其不能忘记那些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英烈们。但那绝不是靠淡淡的哀愁，或泪水浸泡的悲伤，而是需要深深的铭记和坚定的守护。 

　　因为，唯有铭记，才能感悟英雄身上蒸腾的力量；惟有守护，才能捍卫国人心中的精神高地，守望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惟其如此，才能使生前浩气永留人间，逝后英灵安得永眠。 

　　谁在抹黑？ 

　　2016年3月3日，“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致信全国人大，呼吁尽快制定保护英烈名誉的相关法律。20多年来，一直有这样那样的人别有用心地质疑、甚至抹黑这段被英雄鲜血染红的历史，但无休止的争议和恶意中伤终究抵不过真实的存在。 

　　1994年7月9日，某报在头版报眼位置打出特大标题——《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轻于鸿毛——当年狼牙山有六人》。该文写道，当时“五壮士”所在的6班不是5个人，而是6个人，其中小商贩出身的副班长吴希顺在敌伪劝降下投降，“被气急败坏的日军用刺刀当场挑死”。 

　　真有此事？NO！这种说法来源于一出叫做《五大勇士》的话剧。该剧借鉴苏联话剧用叛徒烘托英雄的表现手法，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舞台时，加工出一个叫吴希顺的叛徒。文章把经过文学加工的话剧当作真实的历史刊载，不料竟至谬误流传，河北、浙江、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媒体纷纷转载。“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和当年第一个采访幸存壮士的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干事钱丹辉知道此事后，立即站出来，证明6班、2排和7连都没有这个人。很快，有关报纸进行了自我批评。 

　　仅仅过了1年，又一则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负面新闻见诸报端。这篇名为《壮歌重唱狼牙山》的文章，认为两名幸存者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顺着崖壁溜下去。这种说法同样遭到亲历者葛振林和《解放军报》的驳斥。 

　　此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声音沉寂了很久，直到葛振林去世，海外华文媒体“不失时机”地出现一篇题为《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的帖文，称5位壮士是鱼肉乡里的逃兵，村民向日军告密来剿，并将5人骗上狼牙山绝路……对此，有网友进行了客观评述：“这般说法，新则新矣，却实在是没有半点史料依据可寻，是造谣确定无疑。” 

　　微博兴起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甚嚣尘上。2013年9月19日，北京某杂志在网上公开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多有不实之处》一文，很快被一些新媒体转载，影响迅速扩大。同年11月8日，该杂志又刊出《“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以下简称《细节》）一文，对这个英雄群体进行“挖墙脚式”的质疑。 

　　“狼牙山五壮士”负面信息发布者，几乎都以“言论自由”作为质疑的挡箭牌。但“言论自由”不能无边无界，胡说八道就可能吃官司。2013年11月23日，网民鲍狄克截取《细节》中的一个“细节”发布微博：“炎黄春秋：狼牙山五壮士曾拔过群众的萝卜”，并附《细节》一文链接。随后，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和《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先后对此事进行评论，痛斥抹黑者。 

　　对质疑的质疑 

　　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言论中，“最有分量”的当属《细节》一文。该文引用了不少档案材料，主要从在何处跳崖、怎么跳崖、敌我双方战斗伤亡、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4个方面的细节进行质疑。笔者斗胆，在这里接上几招。 

　　地点：“小莲花峰”VS“棋盘陀”VS“小莲花瓣峰” 《细节》一文称：“关于跳崖地点，就是‘五壮士’的幸存者还在世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葛振林说跳崖处是靠近棋盘陀顶峰的一个山头，宋学义又说在棋盘陀顶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看再多档案也没用，不如到现场走一走，瞧一瞧，问一问就明白了。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至东北走向，最高峰1105米。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共有5陀，包括36个大大小小的山包，远远望去，好似一排狼牙直刺青天，故名。不过，除了棋盘陀、大小莲花峰等少数山包因为长得“有型”而拥有形象的名字外，绝大多数相貌平平的山包都是“无名之辈”。所以，葛振林于1957年回忆往事时，对跳崖附近的描述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说不出具体名字。“陀”是相对较大的地理概念，范围较广，往往包括几个山包，棋盘陀就包含了小莲花峰在内。作为副班长，葛振林的回忆更准确，而宋学义的说法稍有差池，但也不能算错，因为在宋学义眼里，跳崖附近的几个山包都可以叫做“棋盘陀”。 

　　《细节》一文说，发现“五壮士”跳崖处不在棋盘陀顶峰，而在“小莲花瓣峰”。实际上，在这之前，官方已认定壮士跳崖处在小莲花峰。1999年，易县政府走访多位当事人后，确定“小莲花峰”为跳崖地点，并建了铁架标记。2014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文件，确认了小莲花峰，更是权威的“官方认证”。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刊载的《国务院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小莲花峰”的名字也很容易查到。至今矗立在棋盘陀顶峰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是1986年落成的，当时官方尚未认定五壮士跳崖处是小莲花峰，所以建在棋盘陀并无不妥。 

　　《细节》给人的感觉，似乎作者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哪用得着他去发现？倒是笔者担心《细节》作者“因细失大”，没有看到，否则怎会把“小莲花峰”写作“小莲花瓣峰”呢？ 

　　《细节》对这一细节的质疑给人的暗示就是官方在“说谎”，而事实证明，不管是当地政府的立塔行动，还是国务院的公开认证，官方是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 

　　动作：“跳崖”还是“溜崖” 《细节》引述1995年发表的《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说葛振林和宋学义之所以“幸存”，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溜崖”。这篇文章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当年“五壮士”所在1团政委陈海涵的夫人陈逊，但她既非亲历者，也非目击者，所知只能是“听说”，已经是“三手”信息。因此，该文在细节上漏洞百出。而且这篇文章没有具名，大概是心虚、怕挨骂吧，毕竟当事人还在世。 

　　《细节》说葛振林等人对该文进行了全面批驳，“但‘溜’的说法却未见反驳”，这恐怕是其孤陋寡闻了。当年，葛振林针对“三跳两溜”的说法，发表了如下严正声明：“这和去年‘狼牙山六人说’一样纯属捏造，是对五壮士的攻击诬蔑。” 

　　《细节》试图进一步证明葛振林和宋学义是“溜崖”而非“跳崖”，于是引用了葛振林的几段自述：“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不由自主伸出来，去抓树枝子……”（1957年）；“当年我和宋学义纵深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上坡……”（1995年）；“我就往这边跳了，跳下去了以后啊，一层一层的树……”（2005年） 

　　每一次回顾往事，葛振林明明都说自己是“跳”崖，《细节》却选择性失明，硬要往“溜”字扯，实在令人不解。《细节》引述20多年前地方报纸一篇不靠谱的旧文，重提“溜崖说”，有意无意给人传递一种感觉：葛振林和宋学义胆子小，不够英雄，以损害两位幸存壮士的光辉形象。 

　　其实，事后，宋学义的腰就没直起来过，左眼也被刮伤了，所以1944年便退伍，后半生一直靠“腰卡”（一条帆布子弹袋缝入钢板制成）支撑上半身度过，一生务农。他去湖南看望老战友葛振林时，葛振林夫人王贵柱对宋学义的印象是：“腰不好，走路很慢，要扶着墙走。”1971年，宋学义过世，年仅53岁。 

　　伤亡：5500还是84、224 关于日军1941年对晋察冀军区进行扫荡双方的伤亡情况，《细节》引述了2组数据。一组来自中方：“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一组来自日方：“战死84名，负伤224名”。如此对比，似在告诉人们——八路军吹牛，夸大战绩。 

　　《细节》喜欢抠细节，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档案材料中的“伪”字。日军难打是出了名的，所以八路军歼灭的敌军以伪军居多，在统计战果时，出于鼓舞士气等需要，一般将日军和伪军合计。当时，参战日军有6万余人，伪军也有1万多人。《聂荣臻年谱》记载“共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而日军称自身伤亡308人，数据出现不一致并不奇怪，因为“消失的人”多为被歼伪军。 

　　进一步说，《细节》所引日方伤亡数据只是来自于第110师团，而参战日军至少有3个师团。另外2个师团（第21、33师团）的伤亡情况在《华北治安战》中没有记录，但这并不等于没有死伤。《细节》引证中方资料，用的是“全部数据”，引证日方资料，却只用“局部数据”，一致的也只能是不一致的结果了。 

　　退一步说，战争双方的伤亡统计数据不一致，这其实是军战史常识。不要只戴着显微镜盯着狼牙山，不妨换上望远镜去瞅瞅古今中外的战史，就会发现，作战双方对同一次战事伤亡数据统计结果往往不同，完全一致的情况极为少见。 

　　萝卜：挖了？吃了？ 《细节》引述葛振林的回忆说：“刚才忙着打仗不觉得累，这会歇下来，才觉得又饿又渴，特别是渴得难受。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个人拔个吃着……”《细节》抓住当事人大段回忆中的一鳞半爪，如获至宝，无限遐想，把“挖萝卜”事件提升到八路军不遵守群众纪律的高度。 

　　葛振林早在1957年就留下如上口述，此后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人觉得八路军打日军没饭吃没水喝时，挖几个散种的萝卜吃有多严重的问题。可到了《细节》这里，就成了八路军不顾群众纪律了。网友“令狐锋之一剑飘红”说：“作为一个狼牙山下长大的人，我知道先人为了抗战的奉献到了悲壮的地步，萝卜算什么？狼牙山的萝卜也成了某些人给五壮士泼脏水的‘武器’，真是有点吹毛求疵了——这样的人居然是媒体人，汗颜!我感到确实是别有用心!” 

　　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人去狼牙山实地察访过，得到的情况是：“只要有个籽就会结果实，萝卜并不是老百姓特意种的。” 

　　“黑历史”的“黑手法” 

　　《细节》对“狼牙山五壮士”4个细节的质疑，本身就值得质疑。更重要的是，尽管《细节》对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但没有也不敢否定最基本的事实——5位壮士宁死不降。《细节》为什么要“丢西瓜拣芝麻”呢？郭松民接受采访时指出：“用细节否定本质，用细节上的差异来否定历史的大是大非。” 

　　除此之外，《细节》还惯会利用当事人陈述同一件事的不一致进行所谓的质疑。然而，人的记忆会出错，这并不为怪。再者，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多是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细节。葛振林与宋学义，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后来只见过4次面，见面时也很少聊当年往事，没有仔细比对回忆，减少回忆的差错，结果被一些人加以利用。 

　　按照某些人的臆想，亲历者没有做到回忆一致，共产党的宣传人员也会“补救”。那么，为什么葛振林与宋学义等人的回忆就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呢？殊不知，共产党是允许这种“不一致”的，目的就是保持历史的全面和客观。 

　　笔者有例证在手。比如，叶飞与麾下支队长陈挺在1936年“南阳事件”中遇险，跳崖侥幸得脱，但具体细节众说纷纭。不少文章说陈挺背着叶飞跳下陡崖，也有人说陈挺开始潜藏在密林中，等敌人散去才救下叶飞，但叶飞和陈挺的回忆录都不是这样：叶飞说陈挺随后也跳了下来，陈挺则说他和叶飞遇险时不在一起，他先回到部队，叶飞第二天才到。可见，这件事比“狼牙山五壮士”的“不一致性”复杂多了。 

　　对这种分歧，叶飞于1982年12月7日接见闽东党史工作者时说：“我跟他（陈挺 笔者注）对证，他还是坚持他的……记忆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建议你们整理历史资料时，不要强求一致，但要注明是谁说的，这样就行了，说的人负责，这样的资料保留下来有好处。” 

　　日本人怎么说 

　　《细节》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敌方的人员，他们也是目击者，但目前缺乏他们关于此事的陈述。”然其文中引述的日本人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就有两个日军总结此次“扫荡”对“共军”印象的细节——“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日方写下这两条时，尽管没有直接指“狼牙山五壮士”，却肯定了这类事件的普遍存在。 

　　笔者电话采访国内以收集日军史料见长的名家萨苏，竟意外获其无偿提供了一些日方关于“狼牙山之战”的资料。 

　　萨苏提供的8份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日方当年的两张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的标题为《山西省境内壮烈的扫荡——消灭狼牙山战败的敌人》，作者是驻石家庄的特派员矢岛。报道记述了日军的英勇和战绩，动不动就歼灭八路军游击队7000人、3000人，至于零散消灭的，就没“资格”进入有限的版面了——包括“狼牙山五壮士”。这不难理解：八路军对狼牙山3名烈士和2位壮士的宣传和纪念有一个过程，日军将5人逼下悬崖时，尚不知此事，不可能在即时报道中特别记上一笔。直到1943年9月，日军再次扫荡时，发现狼牙山有一座“三烈士塔”（1942年7月落成），才知道此事，并架炮摧毁。 

　　萨苏告诉笔者，1941年晋察冀军区在迎击日军“扫荡”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狼牙山五壮士”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典型只能有一个，其他人和其他事再感人，也只能受点儿“委屈”，结果鲜为人知。萨苏提供给笔者的另一张报纸《朝日新闻》，就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件感人事迹。该报道标题为《连结婚戒指都有抗日的字样》，文章称日军打死了一名八路军干部，发现其手上戴着一枚结婚戒指，内圈刻着4个字——“抗日救国”。 

　　如果把视野从狼牙山转向广阔的抗日战场，就会发现我军还有许多“跳崖壮士”： 

　　1940年夏，天津蓟县盘山根据地莲花峰，7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只有马占东一人幸存； 

　　1942年12月，河北涞水县曹霸岗村鸡蛋坨5名八路军跳崖，1名排长未及跳崖中弹身亡，其余4人继续跳崖牺牲； 

　　1943年春，北京房山十渡镇老帽山，6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全部牺牲，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1944年3月，内蒙古宁城县山头乡李营子前山，50余名八路军集体跳崖，9人牺牲，只有3人留下姓名；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1942年底在河北涞水县跳崖的王文兴。他年仅18岁，因有恐高症不敢跳，便用白毛巾蒙上眼睛……藏在对面洞里的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找到他尸体时，白毛巾仍然蒙在眼睛上。 

　　如果只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可能是偶然的，但出现了那么多“跳崖壮士”，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民族不朽魂魄的挺立，这是一支军队铁血基因的传承。 

　　面对那一支支射向英雄的“毒箭”，我们不能冷漠无视，更不能无意中沦为阴谋者的帮凶。守护英烈的精神和荣光，为英雄形象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这才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敬意和缅怀！（许述　唐文超）

1953年6月的一天，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陈赓为了筹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乘坐自己的专车前往哈尔滨市政府办事，没想到车子走到半路的时候，路边有位交警招手拦车。司机征询了陈赓的意见后将车停了下来，刚想问这个同志有什么事，没想到交警径直走到车边，拉开车门就坐进了车后座陈赓的旁边。他对司机说了一句：”把我送到市公安局“后，就靠在后座上闭目休憩。陈赓笑了笑，吩咐了司机一句”开车“就没再说话，没想到车到了目的地后，哈尔滨就展开了一系列的严打行动。陈赓真的把交警送到了市公安局吗？之后的严打行动与交警有没有关系？观看本期视频，一起来了解有关大将陈赓的那些往事，在此之前，请各位看官点击左下角的点赞按钮，支持一下本视频吧。

陈赓1903年出生于湘乡的一个将门世家，他的祖父是清朝的湘军将领。受家风熏陶，陈赓14岁就投笔从戎，进入湘军鲁涤平的手下成为了第6团2营的一名小兵。之后的四年时间里，陈赓跟随部队相继讨伐了吴佩孚，进行了驱逐张敬尧、赵恒惕的运动，还参加了”护法“战役和湘鄂之役，陈赓本人也由二等兵升为上士。1921年，陈赓看清军阀战争的本质，厌恶了为军阀卖命的生活，脱离军队来到了长沙担任政府文员，同时继续学业，还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

第二年，他结识了毛泽东等爱国青年，不仅进入毛泽东倡导创办的自修大学，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之后，陈赓更积极地参加工人运动和革命活动，1923年底的时候秘密考上了广州的陆军讲武学校，去广州之后，他又和我党内众多年轻人一起受组织委派考进黄埔军校，军校期间的陈赓不仅科科成绩优良，还经常表演节目、组织活动、发表刊物。风趣幽默、爱说爱笑的陈赓在军校上下混得如鱼得水，上至校长主任、下到学员老师，没有陈赓说不上话的。

陈赓虽然是坚定的中共党员，但还有过一段拯救蒋介石的神奇经历。1925年10月，陈赓跟随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无畏生死、勇敢冲锋的陈赓被蒋介石提到身边担任警卫连长。革命军第三师恰好在蒋介石亲临指挥之后全面溃败，士兵被敌人打得落荒而逃，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忍不住掏枪自杀，被陈赓苦苦劝住。在被敌军包围之前，陈赓背着走不动路的蒋介石跑了好几里，还过了一条河，由此救下蒋介石的一条命。

1933年，陈赓在上海被捕，得知消息的蒋介石命人把他押到了南昌，打算亲自劝降。虽然陈赓一直对他不假辞色，但蒋介石还是维持着表面的温和，在监禁的范围内对陈赓以礼相待。正当蒋介石长篇大论他们曾经相处的往事时，陈赓不耐烦地打断他：”你有什么目的直接说吧，不用弯弯绕绕的。“蒋介石微笑着递给陈赓一杯茶，看似十分大度的表示，虽然你过去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看在你曾经为我、为国党做出的贡献上可以宽宥你，只需要你在这写几个字。把纸笔递给陈赓之后，陈赓挥笔写下”打倒蒋介石“”打到卖国贼“，蒋介石再也绷不住愤怒，大声喝令士兵把陈赓关到监狱里。

得知陈赓被关押的黄维、宋希濂、胡宗南等昔日黄埔军校的老同学纷纷为他求情，请求蒋介石放了陈赓。蒋介石也十分矛盾，陈赓这么有才华，还是自己曾经很喜欢的学生，若杀了陈赓，肯定会被人骂恩将仇报。无计可施的蒋介石最后选择把陈赓送到南京休养，派人监视了一阵子之后见陈赓不改初衷，只能把他放了。

陈赓离开南京后就决定前往中央苏区的瑞金，没想到在火车上又碰到了自己黄埔军校的老师钱大钧，陈赓本打算装作没看见转身离开，没想到直接被钱大钧叫住了。陈赓只能硬着头皮和钱大钧寒暄，钱大钧问他：“看你这么着急，忙什么呢？”陈赓见躲不开，张嘴就说瞎话：“这不是找工作挣钱嘛”。这个借口显然没有人信，钱大钧不可能不知道陈赓刚从蒋介石那里逃出来，而且陈赓身为“黄埔三杰”之一，怎么可能找不到工作。闲聊了一会儿，钱大钧看出陈赓的不自在，还是放他走了。

先见蒋介石，又遇钱大钧，陈赓这个积极与国民党作对的共产党还能安然无恙地跑掉，堪称朋友多路子野。

在军事方面，陈赓不仅是我军的“五虎将”之一，还是中央特科的重要领导人，但他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作为“开心果”给大家带来的欢乐。

对救过蒋介石这件事，陈赓从未隐瞒过，在一次与彭老总的交谈中提起，被进来的康生打断：“当初你要是把蒋介石毙了，就没现在这么多事了。”陈赓笑嘻嘻的说：“那老蒋不就和廖仲恺一样成了烈士了吗，我就成了反革命了。”这话让在场几人都忍俊不禁。

陈赓的搞笑本质在战争年代也没有改变。即使是在不苟言笑、倔强严肃的彭老总面前，陈赓也敢在太岁头上恶作剧。抗战时期，彭德怀路过陈赓驻地，陈赓想请一直在前线奔波体质又差的老总吃顿好的，但是彭德怀最讨厌搞特殊、请客这一套，于是计上心头的陈赓先跟老总说，自己这条件艰苦，但有一种本地特产的鱼特别好吃，都是战士们自己下河捞的。老总听说是战士自食其力就答应了尝一尝，陈赓看脸颊瘦削的老总吃得开心，又端上来一道肉丸子，说是鱼肉做的，老总尝了尝，果然有鱼肉的味道，也安心吃了。随后陈赓又端上第三道菜，老总看着这只鸡终于明白过来，正色道：“这难道也是鱼肉做的？陈赓啊陈赓，我差点中了你的圈套。”陈赓笑嘻嘻地解释：“这鸡是野鸡，平常都是在河边自己捉鱼吃的，这下被咱们的战士捉了，给你补补身子，好带着我们打日本鬼子。”但是彭老总坚持原则，一口不吃，告诫陈赓，现在还不是打土豪的时候。

几个月后，彭老总又来到陈赓的驻地，但是警卫员却说陈赓不在，吃饭时间才会回来。彭老总对白水煮菜的午饭很满意，但是一直没见到陈赓让他心中起疑，听到警卫员偷偷地跟他说陈赓在套间里面，老总就直接闯了进去，没想到陈赓正在津津有味的吃鸡，老总笑骂“好你个陈赓，给老子吃水煮萝卜，你却躲在这吃好的！你不让我吃我偏吃，快给我拿碗筷来。”吃到一半，老总一拍脑袋，骂道：“陈赓你这个王八蛋，我又中了你的圈套！”陈赓哈哈大笑。

陈赓与周恩来的结识也是源于黄埔军校。刚开学不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去宿舍视察，刚到门口就见一群人围在一起哄堂大笑，周恩来心生好奇，走上前去查看，原来中间有个学生正在表演吃面条，只见他先是饿得愁容满面，看到食物立马喜笑颜开，端着并不存在的碗，哧溜哧溜地吸面条，演着演着就因为那不存在的面条太长爬到了桌子上。一边表演，他还一边做出各种表情逗大家，正当大家笑成一团时，有人发现了周恩来，都讪讪地站起来喊“周主任”，没想到周恩来不仅没有批评他们，还表扬了表演的陈赓。

后来，周恩来让陈赓协助成立了血花剧社，剧社排练了一出讽刺剧《皇帝梦》，由于找不到女演员演袁世凯的五姨太，陈赓自告奋勇，浓妆艳抹的在台上狂扭，一会儿迈着“金莲”碎步，一会儿又对着观众暗送秋波，滑稽的场面逗得观众大笑不止。直到1959年，国民党第一批特赦战犯被释放，有一些黄埔的同学看到送他们出狱的陈赓还在说这件事。

1953年，中央打算成立一所专业的军事院校，培养我国的军事工程方面的人才，这个任务就交给了陈赓。在陪同苏联专家逛遍了全国的考虑地点后，这所学校最终被选定在哈尔滨。学校确定后，首要任务就是师资队伍的准备，陈赓选定了几位著名的教授，但这事还得要周总理批准，无奈周总理政务实在太忙，陈赓跑了好几次都没找到周总理。

不罢休的陈赓干脆去周总理家门口蹲守，奈何周总理一出门就有一群人围上去请示问题，插不上话的陈赓就一直跟在后面，最后竟然跟到了卫生间门口。周总理看到跟进来的陈赓愣了一下，问他：“你进来干什么？”陈赓连忙把教师的事儿跟总理说了，总理十分无奈，：“你再急，也得等一会吧”。陈赓得意的一笑，说：“等会儿？等会儿我就找不着你了，好不容易才等着这机会的。”周总理无奈地要来陈赓手里的名单，看过之后就签了字。

这所军事院校，就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由陈赓担任院长。1953年6月上旬，陈赓为了学院筹备的事需要前往哈尔滨市政府办事，乘坐的是自己的专车，配备的也是专门的司机。就在市里的大路上，突然有人拦车，司机定睛一看，还是个交警，于是向后座的陈赓请示：“先生，要停车吗？”陈赓说：“停下吧，看看出什么事了。”

车停了下来，前排的警卫员正探出头要问这个交警有什么事，交警就直接拉开车门，坐在了陈赓旁边，看了一眼陈赓，然后对司机说：“把我送到市公安局”，警卫员立马就要呵斥他，司机看了一眼陈赓，陈赓淡淡地说了声“走吧”，车子就缓缓的开动了。

这个交警坐上车后十分没有眼力见儿地打量了一番车内，感慨这车坐着真舒服，然后就想拉着前面的司机和警卫员唠嗑，但司机和警卫员都不理他，他只好讪讪的闭嘴。过了两分钟，不安分的交警又试图跟陈赓搭话，陈赓不动声色地回答了他几个简单的问题。

不久，车子就停了下来，交警下车一看，却不是自己要去的市公安局，而是来到了市政府，正当他满心疑惑的时候，后座的陈赓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先坐一会儿”，然后让警卫员去把市长吕其恩叫下来。

几分钟后，警卫员就带着吕其恩出来了，陈赓从车上下来，一边跟吕其恩握手一边说：“这是你的兵，拦了我的车，要我送他到这儿来，我现在把他送到你手上了。”吕其恩刚被人叫下来见到国防部副部长陈赓还很迷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听完陈赓的话，冷汗都下来了。但是陈赓丝毫不给他时间解释，说完就走了。

吕其恩只能把枪口对准了这个交警，身为警察却拦了陈赓的车，交警的下场自然不用说。刚刚上任的市长吕其恩就此事展开行动小组，对警察滥用职权的一系列行为进行了严厉整顿，使哈尔滨的风气都为之一清，获得了百姓的交口称赞。

陈赓则继续为自己负责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奔波，终于在9月1号筹备完毕，顺利开学，为我国军事国防事业的建设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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