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作者：李秀辉，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摘要：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经历了每十年左右一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但经济周期的原因到目前为止仍众说纷纭。本文全面回顾了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并着重探讨了货币、信用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无限制地发展生产能力和人民大众的贫困及其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企业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以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在愈来愈多的生产环节中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这必然要引起各个生产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引起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这个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所促使的许多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在马克思晚年的著作中，他还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的矛盾论述了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和信用货币不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没有信用和信用货币，就不会产生商业周期。马克思反过来也看到，信用虽然加速甚至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是在经济危机之后，信用扩张也有助于经济状况的好转和经济景气的再次到来。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仍然不断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到今天仍然有较强的解释力。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危机；货币；信用
自18世纪下半叶欧洲的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过去200多年时间里不断经历了各种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这种经济波动被经济学家们称作为“商业周期”(business circles)、“贸易周期”(trade circles)或“经济周期”(economic
circles)。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危机不断地重复发生，尤其是经历了年、年和年这三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经济周期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各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常常交织在一起，乃至2007年开始的这次世界经济的衰退，也先是从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暴开始的。因此，研究货币、信用与商业周期的关系也成了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目前经济学流派对经济周期原因的解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从世界近代历史来看，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危机是在18世纪后半期出现的。早期的经济危机只是局部性的。到了19世纪初，1825年在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而且危机的间隔时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1815年至1847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1847年的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十年一个周期，大致只是从1847年才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开采，世界市场终于形成)。”从1847年到1867年，周期是十年一次。1867年危机爆发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危机变得更加深刻和旷日持久，由危机和萧条向新的复苏和繁荣的过渡更加困难。马克思指出，“从1873年(从九月恐慌)到1878年这一时期，即持续危机的时期。”“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在马克思开始其理论著述的19世纪40年代，英国和欧洲各国已经出现了数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当时的银行和信用体系已经比较发达。故从1847年上半年写作《哲学的贫困》一书开始，马克思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危机现象了。在1848年1月《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写于1849年底至1850年3月)，马克思都初步讨论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危机问题。19世纪50年代从巴黎和布鲁塞尔移居到英国伦敦开始系统地研究经济学之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年草稿)》中，就比较系统地论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周期问题了。尤其是在后来的成熟时期的著作《资本论》三卷中，马克思全面、系统和深入地从许多方面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业周期问题。马克思关于经济周期的论述是深刻的和超前的，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和解释力。后来许多经济学流派关于商业周期原因的解释都从马克思在19世纪的论述中汲取过理论营养，或者反过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及其原因的解释，影响了后来许多经济学流派的商业周期理论。
因此，本文旨在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理论进行一个全面的综合的理论回顾，并侧重他对货币和信用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与影响的分析，希望能够在理论上为理解当今世界仍然不断发生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提供一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证思路。
马克思并未对经济周期理论写过专门著作，但是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有关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理论的论述。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的萌芽时期，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对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周期进行了零星的描述和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了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观点和论证思路；《政治经济学批判(年草稿)》则对经济周期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则是理论的系统化论证的成熟状态。本部分主要集中于前三个阶段的论证，本文余下部分则对第四阶段进行了展开分析。
(一)从《哲学的贫困》到《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萌芽
1825年，第一次普遍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这自然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故早在19世纪40年代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就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及其形成原因。在讨论构成价值时，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将“比例性”说成是由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的结果，“人们一再迫切希望实现的这种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早就不存在了。它已经过时了；它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蒲鲁东所称的用时间来衡量的尺度“比例规律”实际上应该是比例失调的规律，因为在机械化大生产以后，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打破了之前的比例性生产。“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这就是工业大生产时期所特有的经济周期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经济危机的根源。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与“比例规律”变成比例失调的规律原因是一样的，都在于大规模生产。“是什么东西维持了生产的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比例呢？是支配供给并先于供给的需求；生产是紧随着消费的。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等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给强制需求。”生产保持正确比例的前提是需求支配供给，但在工业大生产以后，供给开始支配并强制需求，形成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是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可见，从最初的论述开始，马克思就将经济周期形成的原因归结于供给对需求的支配和强制，这也为后来的生产相对过剩理论打下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关于贸易自由的演说》中论述工人阶级有时多于最低工资的所得不过是补充工业停滞时期低于最低工资的不足部分。马克思指出，“工业接连地经过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诸阶段而形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在此，马克思对经济周期的描述一方面从“周而复始”转变为“反复循环”，突出了周期的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明确地将生产过剩作为经济周期发展的一个主要阶段，这一重要的概念是“衰退”阶段的替代和根本原因，也可以看作对之前供给支配需求的进一步阐释。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论述了现代工业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分析了经济危机愈来愈频繁和剧烈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在此首次提到了信贷机构，虽然没有加以展开。“上述发展进程愈迫使资本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使用既有的生产资料，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而‘地震’也来得愈来愈频繁，在每次地震中，商业界只是由于埋葬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维持下去，——也就是说，危机来得愈益剧烈了。”马克思的论证发现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人的工资却不断减少，生活条件变差，其原因是资本家为了提高生产力而更加全面地改进机器并更大规模地进行生产，以降低商品价格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总在不断变更，不断革命化；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正是这一规律迫使生产从“比例规律”变成比例失调的规律，迫使资本主义不能停歇地一直生产和供给，也是这一规律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劳动之间的差别随着机器的运用、生产的扩大和危机的爆发而越来越少，工人阶级的工资降低并趋于一致，无产阶级成为一支越来越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力量，一种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力量。“资产者彼此间变本加厉的竞争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得工人们的工资愈加摇摆不定；由于机器日益迅速的发展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得无产者的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个别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经济危机和两个阶级的对立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即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不再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生产力开始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其后，马克思发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更加关注现实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商业危机与革命危机相互加强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动摇了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并反对金融贵族，“革命危机加强了商业危机”；另一方面，“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关注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危机以外，在《国际述评》系列中他还关注了普鲁士、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当时经济危机产生的一系列影响，除了革命危机和商业危机，他还区分了农业危机和金融危机，以及货币资本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系统地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产生的原因，从供给支配并强制需求细化为商品交换中买和卖的分裂以及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两个方面。在此，马克思直接论述了货币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商品流通过程W—G—W被分裂为买和卖两个过程，使得经济危机成为可能。“买和卖在交换过程中的分裂，破坏了社会物质变换的地方的、原始的、传统虔诚的、幼稚荒谬的界限，它同时又是社会物质变换中相互联系的要素彼此分裂和对立的一般形式，一句话，是商业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商品和货币的对立是资产阶级劳动所包含的一切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形式。”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理路，商品和货币的对立造成了买和卖的分裂以及供给和需求的失衡，使得商业危机成为可能。由货币参与的商品流通只是提供了商业危机的可能性，是商业危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是货币与经济周期最为重要的关系。“因此，可以有货币流通，而不发生危机，但是没有货币流通，却不会发生危机。然而这只是说，在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劳动还没有发展到形成货币的地方，这种劳动自然更不会引起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那些现象。”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利用货币管理或者货币政策来调整资产阶级生产的缺陷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那种想用废除贵金属的‘特权’、用所谓‘合理的货币制度’来消除资产阶级生产的‘弊害’的批判的深刻程度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时，进一步将商品流通过程中商品和货币的对立转化为货币两种职能的对立，或者说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加剧了商品和货币的对立。“研究简单货币流通时所得出的流通中的货币量的规律，因支付手段的流通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虽然在一定的货币流通速度下，一定时期内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取决于待交易的价格总额，加上到期支付额，减去相互抵消的支付，但是由于延期支付的存在，在某一天商品价格总额和流通的货币量是绝对不会相等的。支付手段职能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支付只是发生在商品卖出去之后，换句话说，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期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后是作为与这个尺度相适应的支付手段。”在实际经济交易过程中，一方面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发挥观念上的功能，另一方面作为支付手段发挥实际的支付功能，一旦二者不能有序转化就会引发支付危机。货币从人们习惯的观念中的存在，突然转变为实实在在的财富的唯一形态。“货币作为财富的这样的唯一存在，不像货币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只是表现在一切财富在观念上贬低价值或丧失价值，而是表现在一切财富在实际上贬低价值或丧失价值。这就是世界市场危机中称作货币危机的特殊时机。”这种经济危机的特殊形式是由货币职能间的变动引发的，在支付手段职能上，货币是一种信用关系，这也是信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这种由信用主义突然转变到货币主义，使得实际恐慌又加上理论恐慌，流通的当事人在他们自己的关系的深不可测的秘密面前瑟瑟发抖了。”同时，虽然金属货币就会产生价格的波动和经济危机，但是信用的发展以及信用货币的产生使得这一进程更加剧烈，而且并不完全遵守金属货币条件下的经济波动规律。“尽管这种普遍的价格波动产生于李嘉图式的金属流通的性质本身，但是它的尖锐的和急剧的形式即危机形式属于发达的信用事业时期，所以十分明显，银行券的发行不是完全按照金属流通的规律来调节的。”故而，在马克思的货币与经济周期思想研究中，特别要区分金属货币和信用货币两种货币形式，它们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是不完全相同的。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年草稿)》：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年草稿)》的《货币章》中，马克思批判了将货币看作商业危机根源的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的观点。马克思不仅用现实的例证反驳了货币可以导致或避免经济危机的看法，而且对其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这里，年的危机是重要的，因为银行当时发行的是不可兑换的银行券，可见，危机决不可能是从银行券可以兑换成金(金属)而产生的，因此，也决不可能通过废除这种兑换来加以防止。”
考察货币是否是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影响，马克思的思路是在不存在货币的情况下，经济危机的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生产率的下降和产品价格的相对下降，是与实际生产相关的，而不是取决于货币。“因此，完全不管货币的情况是怎样的，国家会处于普遍危机之中。不仅撇开货币，甚至撇开产品的交换价值不说，产品仍会贬值，国家的生产率仍会下降，而国家的一切经济关系是以它的劳动的某种平均生产率为基础的。”所以，经济危机的根源应该从实际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供求关系中寻找，而不应该在货币流通中寻找。供求规律决定了经济危机产生，经济危机导致了贵金属的输出和货币的变化，而不是相反。那么，货币对经济危机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货币只能起着次要的作用，能够加剧经济危机的影响。货币只有通过影响流通进而影响生产时才能影响经济危机的效果。在经济危机发生时，金属货币相对于其他商品会升值，但是废除货币对商品的特权并不能消除经济危机，因为这并不能消除价格涨落，价格涨落是根植于商品交换过程中的。“这就要消灭价格。这样就要废除交换价值。为此就要废除与资产阶级社会组织相适应的交换。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经济上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革命。可见，一开始本来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不是通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所能消除的。”经济危机是由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价格的涨落和货币价值的升降只是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并不能决定和改变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年草稿)》的《资本章》中，马克思总结了利润率下降规律这一“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这一规律是解释经济危机原因的钥匙，利润下降使得资本家不得不增加剩余劳动，资本的增加和劳动的消耗形成资本自我否定的内在机制。经济危机并非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一部分，要放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中去理解。利润率的下降使得资本成为自身发展的阻碍，并会限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因此，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现，最终表现为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经济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体现，也是对其矛盾暂时加以调整并能继续进行再生产的机会，但最终仍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社会最终的命运，“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以更大的规模重复发生，而最终将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
总的来说，货币流通或者作为货币形式的资本流通，并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自然也不能成为根治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但是它会实现或者加剧已经存在的资本自身的矛盾。“交换不会改变价值增殖的内在条件，但是会把这些条件暴露在外部，赋予它们彼此独立的形式，从而使得它们的统一性只作为内在必然性而存在，因此这种必然性会在危机中通过暴力表现出来。可见，不论是资本通过生产过程而丧失价值，还是扬弃这种价值丧失并造成资本价值增殖的条件，都包含在资本的本质之中了。”货币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既不能被假象所迷惑，认为它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或者根治经济危机的良药，同时，也要把它放在应有的地位，承认它在经济危机的发生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业周期产生原因的解释
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来论述经济危机的。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因此，照马克思看来，资本的积累过程同时也是经济危机的形成过程，这都以不变资本和劳动的追加生产开始。一方面是资本扩张的无限欲望，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对劳动需求的相对减少以及工人只能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扩大自身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者和生产者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消费者花费自己收入的方式以及收入的多少，会使经济生活过程，特别是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发生极大的变化。”这种极大的变化之一就是经济危机的出现，虽然危机的可能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已经存在了，但资本的积累及其再生产使得经济危机从可能变成了现实。虽然货币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显然不是根本性的，核心在于资本的再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在进行资本的再生产时，同在进行资本积累时完全一样，问题不仅在于以原有的规模或者(在积累的时候)以扩大的规模补偿构成资本的同量使用价值，而且在于要补偿预付资本的价值，并且实现普通利润率(普通剩余价值)。”一旦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发生停滞，流通过程也出现停滞，就容易爆发经济危机。再生产的停滞会导致买和卖的相互对立，多余的资本会以闲置货币的形式出现，经济危机会与流通领域的货币交换密切相关，但决不是经济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的一切矛盾的表现”，特别是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市场的矛盾和对抗明显地暴露了出来。那么，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对资本的再生产和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问题并不直接在于使用价值，而在于交换价值，特别在于增加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种矛盾的综合体现，尤其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而发生：“社会总产品中作为资本起作用的部分的增加，刺激工人人口的实际增加，同时，创造仅仅相对的过剩人口的一些要素也在起作用。利润率下降，同时，资本量增加，与此并进的是现有资本的贬值，这种贬值阻碍利润率的下降，刺激资本价值的加速积累。生产力发展，同时，资本构成越来越高，可变部分同不变部分相比越来越相对减少。这些不同的影响，时而主要是在空间上并行地发生作用，时而主要是在时间上相继地发生作用；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企业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以及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不断地竞相改进生产技术，在愈来愈多的生产环节中用机器来代替手工劳动，这就必然要引起各个生产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引起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这个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所促进的上述许多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马克思说：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
利润率的降低是实现资本增值的重要手段，这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特性。“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
首先，利润率降低与现有资本贬值的相互作用会带来经济危机。降低利润率会实现资本价值的增值，但也会使现有资本周期性贬值，导致经济波动的后果。“现有资本的周期贬值，这个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阻碍利润率下降并通过新资本的形成来加速资本价值的积累的手段，会扰乱资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现有关系，从而引起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
其次，利润率的下降与资本的加速积累会相互作用，有可能触发经济危机。资本加速积累和利润率下降都可以表示生产力的发展，“积累既然引起劳动的大规模集中，从而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所以又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积聚，并且通过对小资本家的剥夺，通过对那些还有一点东西可供剥夺的直接生产者的最后残余的剥夺，来加速资本的集中。所以，虽然积累率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下降，但是积累在量的方面还是会加速进行。”
再次，利润率的下降导致资本过剩，引发经济危机。资本过剩的实质在于利润率下降使得部分资本得不到利润量增加的补偿而过剩，这种资本过剩既是资本的生产过剩，又是资本的积累过剩，是引发经济危机的重要方面。“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资本的这种生产过剩伴随有相当可观的相对人口过剩，这并不矛盾。”资本过剩和相对人口过剩的相同点在于一个是失业的资本，一个是失业的工人人口。
最后，利润率的下降导致人口过剩，带来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的增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利润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过剩人口是利润率降低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是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是资本加速积累的影响。“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商品产量增加、市场扩大、资本在量和价值方面加速积累和利润率降低的同一些情况，也会产生并且不断地产生相对的过剩人口，即过剩的工人人口，这些人口不能为过剩的资本所使用，因为他们只能按照很低的劳动剥削程度来使用，或者至少是因为他们按照一定的剥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润率已经很低。”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意味着剥削程度的降低和资本增值的界限，是资本主义再生产难以为继的根源所在。“资本主义生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富的绝对形式，它反而会在一定点上和这种发展发生冲突。这种冲突部分地出现在周期性危机中，这种危机是由于工人人口中这个或那个部分在他们原来的就业方式上成为过剩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是工人的剩余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增加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间时才是重要的，这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对立和矛盾。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自身存在的矛盾决定了经济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经济危机有规律地出现形成了连续不断的经济周期，可见，危机是经济周期的关键节点，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论述同时也是对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贡献。
(二)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建构思路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周期是“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在构成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中，经济危机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可看作工业时代经济周期循环的起点，因为，“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同时，经济危机也是经济周期的代表性特征，是经济周期性变动的极端形式，源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经济周期是机械化工业大生产的必然结果，以经济危机为节点，既是结束也是开始，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推进，经济周期的时间会越来越短，波动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频繁。“当机器工业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对整个国民生产产生了绝对的影响时；当对外贸易由于机器工业而开始超过国内贸易时；当世界市场逐渐兼并了新大陆，亚洲和澳洲的广阔地区时；最后，当走上竞赛场的工业国家为数众多时；——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出现不断重复的周期，它们的各个相继的阶段都为时数年，而且它们总是以一场普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这场危机既是一个周期的终点，也是另一个新周期的起点。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
基于工厂制度的现代工业大规模生产在不断扩张业务范围形成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形成了市场不断扩张和收缩的经济周期，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工人就业和生活的不稳定。经济周期与相对过剩的人口之间，后者既是一种结果，又是一个原因。“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上遭遇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状态，已成为正常的现象。”资本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的份额和地位，尽量压低商品的价格以赢得激烈的竞争，常用的方法是降低工人的工资和减少雇佣劳动的数量。“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而后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没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绝对增长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不仅是雇佣数量方面，而且在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上，工人的再生产都是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同时也是最易于被抛弃的部分。“资本家竭力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的存在算作属于自己的生产条件，并且实际上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看作自己的可变资本的实际存在，每当危机使这种工人阶级有丧失的危险时，这一点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危险既表现在机器改良和新生产方法的采用带来工人的失业，又表现在为了压低商品价格使得工资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而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又补充新的过剩人口，并且成为过剩人口再生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经济周期的繁荣和衰退阶段会间歇性地吸收和造成工人阶级的过剩人口，过剩人口既是现代工业周期性生产过程的结果，同时也是它的原因。“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这种周期性一经固定下来，那末，就连政治经济学也会把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过剩人口的生产，看作是现代工业的生活条件。”
照马克思看来，货币在经济危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不是关键的因素，或者说，货币是经济危机出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它只是提供了危机出现的可能性。比较正式的表述是“在商品和货币的内在矛盾中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在商品和货币的交换中，古典经济学家只看见了买和卖的统一而看不见二者的分离。“货币不仅是‘进行交换的媒介’，同时也是使产品同产品的交换分解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行为的媒介。”货币作为交换价值不仅是量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其质的规定。“在考察商品的简单形态变化时已经显露出来的危机可能性，通过(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彼此分离再次并且以更发展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旦两个过程不能顺利地互相转化而彼此独立，就发生危机。”买和卖的分离只提供了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表现为两种形式。“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形式都还是十分抽象的，虽然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具体些。”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得劳动产品相互交换的直接同一性被分裂成卖和买之间的对立，流通打破了产品交换的限制。“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它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这种卖和买之间的对立其实是商品交换各种范畴的二重性之间的对立，使用价值和价值、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以及人格化与物化的对立，内在矛盾在商品形态中得到发展的运动形式。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带来的种种对立只是提供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
货币职能造成的分离之所以只是一种危机的可能性，是因为如果买和卖顺利实现了，那么危机也就不会发生，否则就会出现危机。“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危机在此可以看做买卖分离的强制统一，是资产阶级经济的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由于商品表现为货币、实现商品交换价值的因素居优势，商品再转化为使用价值的因素居劣势，所有商品的供给就可能大于对所有商品的需求。”这种买和卖的分离以及需求和供给的失衡会造成商品的生产过剩，包括局部的生产过剩和普遍的生产过剩。生产过剩会导致商品价格下降而引发企业破产，普遍的生产过剩则会导致普遍的经济危机，“危机(因而，生产过剩也是一样)只要包括了主要交易品，就会成为普遍性的。”
另外，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两种职能间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前者是支付相互抵消的观念上的作用，后者则是社会劳动化身的实际支付，二者矛盾的极端形式就是所谓的货币危机。“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销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信用制度的发展实现了货币两种职能间矛盾的极端形式，但这种货币危机仍然是以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为基础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不能脱离于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来谈货币危机，就像不能脱离商品和货币来谈信用一样。在经济危机及其极端形式的货币危机中，作为危机可能性的各种对立开始完全地展现出来，特别是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对立。“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在危机时期，信用是不重要的，商品也是不重要的，只有货币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其采取何种存在形式。
但是，与货币密切相关的买和卖的分离和两种货币职能间的矛盾只是提供了危机的可能性，是没有起因和内容的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但是，使危机的这种可能性变成危机，其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这个形式本身所包含的只是：危机的形式已经存在。”危机的形式和一般可能性只是现实危机的抽象形式，并不包含现实危机的原因和内容，这些是货币流通及其职能所不能提供的。“有简单的货币流通，甚至有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这两者早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很久就出现了，却没有引起危机——而没有危机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因此，单单用这些形式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些形式会转向其危机的方面，为什么这些形式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会实际地作为矛盾表现出来。”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经济危机就要考察这些矛盾在资本中的体现和发展，现实经济危机的丰富内容在于资本的运动和积累。“要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要就危机来自作为资本的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仅仅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存在中包含的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来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
在货币职能之外，货币资本也能够造成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这个事实，已经包含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不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货币资本的作用，同时又会产生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自身正常的组成部分，失衡是常态，均衡才是偶然。货币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参与资本的再生产，增加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具体而言，资本价值要循环就需要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被卖掉转化为货币，如果是这种情况则不会出现问题，问题出在商品的继续流通，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如果W’继续流通，比如在购买纱的商人手中继续流通，那对于把纱生产出来并卖给商人的单个资本的循环的继续进行，起初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整个过程继续进行，与此同时，由此决定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消费也继续进行。这一点在考察危机时很重要。”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在于资本主义买和卖的脱节进一步转化为生产和消费的脱节。商品数量的生产不取决于市场待满足的需要，而是取决于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排出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商品的消费不进入这个商品从中出来的资本循环。”也就是说，商品还没有被消费，进一步的商品再生产已经开始了，在繁荣的表面下掩藏的是生产者以为商品已经卖出并进入消费，实际上商品堆积在转卖者手中滞留于市场。这种生产结构必然的结果就是危机的爆发。“商品的潮流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潮流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给价就卖。这种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绝对无关。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不仅是消费需求的大幅缩减，而且进一步影响到资本与资本的交换和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缩减。在此过程中，只有部分商品能够转化为货币，不能进入下一步再生产的货币成为价值储藏的手段。从根本上讲，货币资本仍然执行货币职能。“货币资本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除执行货币职能外，不执行其他任何职能，并且这种货币职能只是由于它和这种循环的其他阶段的联系，才同时具有资本职能的意义。”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则取决于资本的周转和再生产，资本周转周期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经济危机又成为资本周转周期和经济周期的节点。“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考察经济危机的原因还需回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现实运动。“不能说危机的抽象形式就是危机的原因。如果有人要问危机的原因，那末他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可能性的形式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经济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性质之中，经济危机产生的一般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危机可能发生在：第一，[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时候；第二，由于生产资本的要素特别是原料的价值变动，如棉花收成减少，因而它的价值增加。我们这里所涉及的还不是价格，而是价值。”固定资产既定的情况下，原料在歉收等情况下产量会减少，价值却会增加。“为了以原有规模继续生产，货币必须按一定比例再转化为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而现在这个比例被破坏了。”用于原料的投入必须增加，而用于劳动的则会减少，再生产规模下降，使用的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导致利润率下降。“以利润率和劳动剥削率不变为根据事先规定的固定提成——利息、地租——仍旧不变，有一部分不能支付。于是发生危机。劳动危机和资本危机。”这种产品会涨价，并导致其他领域再生产的破坏，经济危机会普遍化。同样，在固定资本上追加的部分过多的情况下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
在马克思的时代，随着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发展，金属货币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在分析货币作用的同时，马克思显然认为有必要考察信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具体作用机制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再生产过程的伸缩性使信用制度能够加速经济危机的爆发
信用对经济危机的第一个作用是加速经济周期的运作，加剧经济危机的爆发。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随着利润率的降低，资本价值预期收入减少，货币资本闲置，市场上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固定资本贬值，整个再生产过程陷入停滞和混乱，这一过程会因为债务链条的崩溃而加剧。“这种混乱和停滞，会削弱货币的那种和资本一同发展起来并以这些预定的价格关系为基础的支付手段职能，会在许多地方破坏一定期限内的支付债务的锁链，而在和资本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由此崩溃时，会更加严重起来，由此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突然的强制贬值，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实际的停滞和混乱，从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的缩小。”实际上，信用制度不只是加剧了危机的爆发，而是渗入了再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从源头和机制上加速经济危机的形成，因为再生产过程自身的伸缩性。“在再生产过程有巨大的伸缩性，能够不断突破每一次遇到的限制时，它在生产本身中不会发现任何限制，或者只会发现有很大伸缩性的限制。因此，除了由于商品性质造成的W—G和G—W的分离以外，这里将会产生一种虚假的需求。”由商品到货币，再到信用，再生产过程买和卖的分离被强化和加剧，商品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环节增多阻碍了市场参与者对实际情况的认知。在流通领域的商人资本越来越成为独立的部分，力图外在于再生产进程，但清算终究会来临。“尽管商人资本的运动已经独立化了，它始终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因此，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会使商人资本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通过一次危机来恢复。”
信用制度可以增加再生产过程的伸缩性，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自身的界限，但结果是再生产的过程和结果更加激进。“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值不断地超越界限而进行，实质上是造成了一种能够不断被信用制度所突破的束缚和限制。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内在发展的必然结果，“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所以，信用制度一方面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最纯粹的欺诈制度和少数人剥削社会财富的利器，另一方面使资本主义制度加速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
(二)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得独立的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成为可能
信用不仅能够加剧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且也开始成为特殊情况下经济危机的诱发因素和表现形式。“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流通领域取代市场领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最脆弱的环节，“在危机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值得注意的是，信用制度的发展确实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商人资本和货币资本的独立化运动使得独立货币危机与信用危机成为可能，而且它们有着独特的触发机制。
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独特现象就是货币取代商品成为再生产的目标，货币和信用以牺牲商品价值为手段使自身不断增殖，独立的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结果。“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它们借以运动的那种狭隘的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发展。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很清楚，只要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银行的信用及信用货币逐步成为整个生产过程的主导因素，直接影响着再生产过程。“信用货币的这个基础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一起形成的。信用货币的贬值(当然不是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
信用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需要重视，它对价格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也有独特的机制。“尽管这种普遍的价格波动产生于李嘉图式的金属流通的性质本身，但是它的尖锐的和急剧的形式即危机形式属于发达的信用事业时期，所以十分明显，银行券的发行不是完全按照金属流通的规律来调节的。”在发达的信用制度发展时期，信用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经济危机。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并不一定以消费为最终目的，但最终却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在繁荣时期催生的商业信用使得生产和流通的过程远远超过消费的需要和资金回收的必要时限，使得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加剧。“一旦那些把货物运销远处(或存货在国内堆积起来)的商人的资本回流如此缓慢，数量如此之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为了及时支付就必须强制拍卖或者低价销售，繁荣引发的信用成了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从而结束了虚假的繁荣。另一方面，信用加剧了买和卖的脱节，加速了流通领域的独立化程度，在商品实际转化为货币以前赊卖和赊购就使得下一轮的再生产已经进行。“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二者都会赊卖；因此，他们的商品，是在这些商品对他们来说再转化为货币之前，也就是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那里之前让渡的。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赊购；这样，他们的商品的价值，在实际转化为货币以前，在商品价格到期支付以前，对他们来说，已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再生产在实际消费之前发生，在繁荣时期回流顺畅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零售商人、批发商人、工厂主和原料进口商人等等直接的债务链条可以最终被结清。但是，信用在带来便利和速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回流迅速而可靠这种假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但只要银行的顾客付给银行的汇票多于货币，银行就会开始感到危险。”一旦银行评估潜在的风险并收紧信用，则繁荣时期能够最终得以支付的债务链条就会因为借不到钱而直接崩溃。信用活跃时期货币流通速度高于商品价格的增加，信用紧缩时期货币流通速度降得也比商品价格快，一旦信用紧缩，过多的商品必将追逐过少的货币。“因此，在危机中，信用主义会突然转变成货币主义。”应对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并不能仅仅关注货币和信用领域，否则会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象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因为货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货币领域本身，而在于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的根本矛盾。
(三)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危机根本原因仍在于过度生产与有限消费的矛盾
以信用为基础的再生产过程中，信用紧缩会追逐现金从而引发经济危机，但是危机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资本增值与消费萎缩的矛盾，信用和货币问题只是表象。“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在危机爆发后，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生产资本过剩。经济危机展现的各部门生产的不平衡以及最终消费和资本积累之间的不平衡，背后还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与资产阶级追逐无限利润之间的矛盾。工人的消费能力不仅受限于工资规律，而且只有他们能为资产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从而形成了过剩劳动力，故而生产资本的补偿只能依赖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虽然经济危机的基础没有改变，但是信用发展确实为再生产过程带来了诸多变化，伴随商业信用出现的纯粹欺诈营业、利用别人资本所进行的投机以及难以实现的资本回流等等。所以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和信用危机是不能依赖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加以应对的。“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信用的发展遮蔽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实际运作方式，人们容易将看到的金融票据看作实际价值本身，将危机最先在金融领域爆发看作危机的原因，表象遮蔽了实质，误导了判断的形成。“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不会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只是金银条块、硬币、银行券、汇票、有价证券。在全国金融中心，例如伦敦，这种颠倒表现得尤为明显。全部过程都变为不可理解；而在生产中心，情况就不象这么厉害。”在信用制度充分发展的世界市场下，最终会看到经济周期表现为各个国家同时会出现出口过剩和进口过剩，物价上涨和信用扩张，最后是经济的总崩溃，进而黄金从各个国家依次流出。“这个现象的普遍性证明：1.金的流出只是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2.金的流出现象在不同各国发生的顺序只是表明，什么时候轮到这些国家必须结清总账，什么时候轮到这些国家发生危机，并且什么时候危机的潜在要素轮到在这些国家内爆发。”货币和信用流动虽然会触发经济危机的爆发，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只是危机的现象，危机的原因并没有因为信用制度的发展而有所改变。
(四)信用对经济周期的推动作用
照马克思看来，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和信用货币不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没有信用和信用货币，却不会产生经济周期。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说：“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它们借以运动的那种狭隘的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发展。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很清楚，只要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但是，马克思也反过来看到，信用不仅加速甚至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且在经济危机之后，信用扩张也有助于经济状况的好转和经济景气的再次到来。借助于利息率和借贷资本等等，信用在整个经济周期的运作过程中都起着推动的作用。“如果再生产过程再一次达到过度紧张状态以前的那种繁荣局面，商业信用就会大大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又是资本容易流回和生产扩大的‘健全’基础。”在这一时期，利息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保证了借贷资本的相对充裕，以及产业资本的现实扩大，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在此相互结合。“由于资本容易并且有规则地流回，加上商业信用扩大，这就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虽然需求已经增长)，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借贷资本的积累过程也是货币作为借贷货币沉淀下来的过程，与资本的现实积累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借贷资本并不总是与产业资本彼此结合，甚至更多的时候是彼此相反。货币资本积累的扩大有可能是资本现实积累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甚至资本的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仅仅由于这些和现实积累相独立但和它相伴随的要素扩大了借贷资本的积累，就总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并且这种过剩会随着信用的扩大而发展。因此，驱使生产过程突破资本主义界限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定会随着这种过剩而发展，也就是产生贸易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同时，这种现象必然总是在引起反作用的各种形式上出现。”借贷资本与信用的结合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积累的既定界限，从而导致全面的过剩，经济景气后继乏力，经济发展预期开始转向悲观。银行意识到风险的上升，利息率开始提高到其平均水平以上。“只要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并且，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在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这时，利息率就会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
总的来说，在整个经济周期中，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往往表现在利息率上，“在产业周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则是高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过多结合在一起。伴随‘好转’而来的低利息率，则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商业信用还是立足于自身。”在信用紧缩时期，生产下降到既有技术基础的水平以下，在繁荣时期，生产力可以立足于这个基础而发展，信用扩张和生产过剩则使得生产力紧张到极点乃至超过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这种产业周期的情况是，同样的循环一旦受到最初的推动，它就必然会周期地再现出来。”在信用制度充分发展的时代，信用对经济周期起着持久的推动作用，并且这种经济周期会不断循环发展。在经济景气时信用使得经济生产和市场交换迅速发展，甚至突破极限，但当形势发生反转时，信用则会突然打断经济上升的进程，使其进入经济危机的泥潭。“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产品的货币形式才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应当能够满足这种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
自西欧和北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各国200多年来不断经历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在危机中不断发展。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什么，马克思在19世纪所做的理论分析在今天仍然有解释力。在马克思晚年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金融似乎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的核心和主导，成为经济周期的主动轮，货币管理和货币政策也成为西方各国调节经济周期的经常性工具。但马克思提醒我们，这些宏观政策措施实质上并不能解决问题，货币和信用危机只是现实经济再生产的表征和从属。照马克思看来，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无限制地发展生产能力和人民大众的贫困及其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企业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以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在愈来愈多的生产环节中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这必然要引起各个生产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引起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这个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所促使的许多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照马克思看来，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和信用货币不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没有信用和信用货币，就不会产生经济周期。马克思反过来也看到，信用不仅加速甚至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且在经济危机之后，信用扩张也有助于经济状况的好转和经济景气的再次到来。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仍然不断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乃至年全球金融风暴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仍然是各国央行的货币扩张和信用膨胀导致的资产泡沫和生产过剩而引发的。因此，重新回顾马克思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所讲述的货币、信用与商业周期理论，我们发现到今天它仍然有较强的解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