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东南隅，南池子大街136号，静卧着一处红墙高筑、古老神秘的院落。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的皇史宬，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在档案挪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后，这里成为了展示中华古老档案文化的重要地点。

如今，“皇史宬”不仅是这座建筑的称谓，也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古老的石室金匮，正焕发新生。

档案是一个更为严谨和准确的坐标，它是我的参照

想知道和珅到底贪了多少钱？想了解康熙遗诏有没有悬念？还是想一睹当年悬挂在长安门外的大金榜？1000多万件档案，让一幅明清时代的政治经济生活画卷徐徐展开。很多事情在这里找到究竟，很多问题在这里得到答案，也正因如此，档案上的正史比戏说更诱人。

王映瞳在这里找到了台湾导演钮承泽想要的答案。

2014年9月份，中央电视台寻根纪录片《客从何处来》导演王映瞳，承接了钮承泽的拍摄任务。对方说：我想知道我祖上的故事，我从哪里来，属于哪个旗，祖上的血统是什么样的。

信息少得可怜：名字叫善福，跟着晚清名将僧格林沁打过仗，是个三品或四品的官员。其余，一无所知。清史专家说，这无异于大海捞针。

“在众多的资料中，档案是一个更为严谨和准确的坐标，它是我的参照。”王映瞳说，档案中的信息就像GPS的路径，指引她往前走，在绝大多数无果的查找外找寻连续的逻辑。

她和同事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六年（1856年）的《鸟枪披甲人名册》中找到了镶蓝旗的善福，而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档》则记载了善福1859年跟随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参加抗击英法联军大沽口之战的经历。通过查找一份份奏折，他们比对官职与经历，串起了善福的一生——拼死沙场的他屡建战功，从一个小小的马倌成为八旗最嫡系最精锐部队火器营的四品军官。为纪念这位祖先马背上的光辉事迹，钮承泽的祖父辈在给父辈取名字时，都用了“马”字做偏旁。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记载祖辈生平的文档，钮承泽感慨：大惑得解！档案里碎片化的信息，是王映瞳和同事们最原始的坐标，也是最可靠的依据。

“只言片语，价值很高。”在那个文书治国的年代，这批明清档案不仅记载了“机要”“绝密”的军政大事，也记载了文化、经济、外交、水利、漕运、地方晴雨和收成。几十万件朱批、8000多件清代舆图、清代皇子读书的课本和识字卡……上起明洪武年间，止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时期的档案，携带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跨越了500多年，有序传承。

1925年10月10日，森严神秘的紫禁城变成故宫博物院，明清两代的档案文献由图书馆下设的文献部清查整理，成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九一八”事变后，为使这批国宝免遭战火侵袭，3000余箱明清档案先南迁至南京，又西运至四川，在1949年后才陆续运回故宫。1976年，故宫西华门档案大楼建成，成为保管我国明清史料的基地和研究利用的中心，逐渐形成现今1000万件的馆藏规模。

如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档案编制规则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把全部档案分为77个全宗。第一个全宗为明朝档案，其余大部分为清朝档案，以宫中、内阁、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等档案为大全宗，各全宗内下分若干类项。

以内务府为例，这一全宗下分旧整杂件、新整杂件、织造缴回等21类；旧整杂件中又分为礼仪、人事、财务等12项；之下是卷、再下是件——由此，形成了“全宗—类—项—卷—件”五级档号，给每一份档案都上了“户口”。

档案是活的，就像一个人坐在我面前谈心

2004年，地质队员岳建设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招聘清代档案著录员。

他赶到故宫西华门，报名队伍已排成长龙。

考试当天，一份清朝档案放在面前，断句加翻译。没有文史哲专业背景的岳建设靠着泡在图书馆硬着头皮啃资料，在上千人中脱颖而出。

自此，他开始了让自己深深着迷的工作：用专业术语摘录档案的有效信息，写40字以内的文字摘要，一干就是6年整。

“档案是活的，就像一个人坐在我面前谈心。”岳建设说，吏部提名候选人担任某地学政，乾隆批示说“呆气文人，不可学政”，多么生动；一位陶姓官员履职新疆半年后，写下洋洋洒洒数万言的题本，对地理、人口、对外环境、全面治理等方方面面作了总结，又是那么有家国情怀；而已入暮年的李鸿章在写给慈禧太后的奏折里，又体现了无尽的悲凉。

这是岳建设眼里的档案。他和其他著录员一起，在2011年前共完成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朱批奏折、内阁六科题本等200多万件档案文件的著录，为大规模开发利用明清档案打下了基础。大规模利用社会力量整理著录档案、历史文件，也成为档案界的一大创举。

“只有使‘死档案’变成‘活资料’，档案馆才能变成‘思想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胡旺林说，兼具古代原始文献和国家珍贵文物特性的明清档案，具有权威性、系统性和唯一性，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真实记录了明清两朝的社会文化，保存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化。在新时期，这些档案服务于国家建设和文化发展，成为国家资治的佐证、学术研究的金矿，地方和行业文化建设的特色元素，以及公众品味历史文化的长廊。

目前，《清代内阁秘本档》、清代科举大金榜等先后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清初世袭罔替诰命》《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信》《大清国致荷兰国国书》等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配合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推出的大型档案文献《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首次全面系统地公布了晚清宫廷所藏辛亥革命档案；为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提供的300多万件数字化档案，为清史编纂奠定了基础；大量满文、蒙文等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的翻译出版，有力推动了边疆民族问题的学术研究；在诸如中外划界谈判、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方面，明清档案更是发挥着重要的历史凭证作用。

截至2015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已有236种3531册档案史料出版发行。康熙、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乾隆朝上谕档》《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清代中南海档案》《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等一系列图书的出版，揭示了这些档案的重要意义，使之成为明清历史文化走近现代社会的重要载体。

档案是个大宝库，可以淘到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8月24日，新疆伊犁师范学院开学，人文学院教师陈剑平乘坐的火车当天清晨才抵达伊犁。在这之前的一个月，他都泡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为完成自己的《清代西北边境治理》课题研究，陈剑平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网站上搜找档案目录，打印装订成厚厚一本《清代新疆涉外档案目录辑录》，然后趁暑假赶到北京，在档案馆的信息化管理平台逐条浏览已开放的档案数字化图像。

“之前看的文献大多是条框式的，存有很多疑问，看了档案后，书上的谜团解开了，书上没有的信息得到了。”陈剑平说，以他的研究对象之一伊犁将军布彦泰为例，搜找他的档案，却引出另一名历史人物。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布彦泰“奏为开垦阿齐乌苏荒地林则徐承修龙口首段一律完竣实为人才难得事”；道光二十五年，布彦泰“奏为全庆林则徐呈报勘明库车可开地亩体察实在情形事”。

被发配去边疆的林则徐，在这里遇到了惺惺相惜的布彦泰，后者数次上奏希望皇帝能对他破格录用。布彦泰的奏折，也临摹出一条林则徐的边疆轨迹图：阿克苏—喀喇沙尔—库车—哈密。

“之前你了解林则徐，可能只知道他最辉煌或者最悲壮的事迹。从档案里看到他遍及天山南北的身影，形象更为丰满。”陈剑平说，档案是个大宝库，可以淘到你意想不到的东西。他希望，档案馆的数字化进程更快些，档案的开放程度更高一些。

从2011年5月到2016年7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时5年的数字化项目，完成总数过半，在行业内实现了五个之最：工区规模最大；加工档案最多；生产数据最多；质量要求最高；数字化加工软件最先进完善。

几百年来藏于深宫的档案，已经接待了和陈剑平一样的国内外读者20多万人次。接待读者、编译出版、通过展览和大讲堂等各种形式，档案们走出宫廷、走向社会、走进时代。

对于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阎崇年来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明清档案，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对于山东菏泽退休老人马心顿来说，利用这里的档案串起菏泽著名人物马济胜的生平撰写《马济胜传》，是退休生活最重要的内容。

今年3月16日，微信公众号“皇史宬”开了张，通过找寻档案里的故事，开始了“以档说档”的开放性实践。《望子成龙的康熙皇帝》《大学士张廷玉的退休风波》《孝庄皇太后安葬之谜》次第登场。“六一”儿童节的《紫禁城里闻皇子诵读声》、高考后的《金榜题名话状元》、七夕节当天的《清宫里过七夕节》，更是轻松获得上千阅读量。

“我的朋友说，你们早就该写这样的文章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利用处处长张小锐说，这只是个开始，一个抛砖引玉的开始。

  记者最近到浦口采访时，听当地人说起了一件听起来十分传奇的事——汤集村蔡庄组曾经有位赫赫有名的张侯爷，他可能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父亲贾政的原型！如今这位张侯爷的墓就留在当地，或许还能找到他的后人。听到这样的消息，记者感到既兴奋又怀疑。这位张侯爷是谁？他怎么又会和《红楼梦》有关？我们由此开始了寻访。□现代快报记者 唐蕾

  来到浦口区星甸街道汤集村蔡庄组，在村官戴展翅的带领下，我们开始寻找当年张侯爷的踪迹。

  村民们很热心，一听说我们是来找“张侯爷”墓的，都热情地围拢来，给我们描述当年“侯爷”墓的盛况：“总共有三个墓，其中两个墓是连着的，大的是侯爷的，小一点的是他夫人的；还有一个墓离得远一点，是侯爷小老婆的。”如今墓早已不知所终，只留下一些碑坑，当年的“侯爷”墓、夫人墓上都盖起了房子，修了猪圈，大约50米外，是“侯爷”小妾的墓。

  看大家熟门熟路的样子，记者以为大家都是张姓后人，一问起，却只有一位老人站出来，说自己是张姓后人，因为祖上是为张侯爷守墓的，所以世代住在墓旁。如今村里已经没有多少姓张的人家了。但是说起当年的侯爷墓，不只张大爷，所有老一辈的村民们都还印象深刻。

  村民们说，当年这些墓很是豪华，墓群被3人高的山坡围起来，坡上草木苍翠，说来也很奇怪，有草的地方，本来容易有蚊蝇，“但是这里却没有蚊子，夏天时我们都喜欢在这乘凉。”墓用砖砌成拱形，用糯米胶粘合起来，上面有精美的石刻。墓的外面有石狮子、石桌、石椅等。

  村民滕奶奶告诉我们，当年墓主人可是十分风光的，侯爷夫人墓里出土的金簪子做工十分精细，雕龙绘凤，陪葬的玉澄净通透。选用的棺木也很名贵，当时还挖出了一些花瓶、罐子。而出土最多的则是大大小小的石碑，有几十块之多。

  “侯爷留下来的东西，是一笔‘财富’，我们把石碑藏在家里保管。”张大爷家中的石碑藏在床后，我们把碑擦干净，打着电筒，看见上面写着“侯张谦生母一品”几个字。看来我们要找的张侯爷叫张谦，这里有他母亲的碑。后来，在其他村民家中也发现了其他的碑。

  村民们还很骄傲地告诉记者，张侯爷还有一块“圣旨”碑，如今就藏在村民家中。

  戴展翅说，自己曾经在菜地里看见过一块石碑，上面有祥云白鹤的图案，而村民的家门口，还散落着当年墓地曾经摆放过的石狮子。

  回来的路上，在距离墓葬大约200米的地方，有一片水域，当地人称之为“五槐山庄”，他们说，“五槐山庄”就是当年张侯爷家的房子了。

  但是，当我们问起村民，是否知道五槐山庄主人是谁时，村民们都说，只知道这里曾经有过赫赫有名的张侯爷，侯爷死后留下了墓，其他一概不知了。村民们甚至不知道这位张侯爷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年代的人，发生过什么故事。家中藏的“圣旨”碑，究竟是哪位皇帝的圣旨他们也搞不清楚。

  采访陷入僵局，村民们描述的“侯爷墓”，“五槐山庄”，如今早已不复存在。张侯爷究竟是谁我们都搞不清楚，更别提《红楼梦》中的贾政了。这时，星甸街道文体站站长刘军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其实，村民们口中的侯爷墓，是靖逆侯张宗仁家族的墓葬。村民们说的不太准确，这里的确有三处墓葬，其中两个是张宗仁与妻子高景芳的合葬墓，另外一处则是他们的儿子张谦的墓，不是所谓小妾的墓。”

  刘军告诉记者，自己在实地考察时，总共发现了5块石碑，1块墓志铭，还有一些散落的遗存，上面记载的文字证实了墓主的身份。那么这个张宗仁究竟是什么来历？

  这还得从张宗仁的爷爷张勇说起。《清史稿》中介绍张勇是陕西咸宁人，善骑射，很有谋略，顺治皇帝特别器重他，提升他为云南提督。吴三桂叛乱后，康熙嘱咐陕西提督王辅臣和张勇一起负责陕西的军务，没想到王辅臣转投吴三桂，并劝张勇出任吴三桂的总管大将军，张勇斩了王辅臣派的来使，康熙为嘉奖张勇，封他为靖逆侯，并且张勇以后的十世都能世袭殊荣。

  这样，张勇的儿子张云翼承袭靖逆侯，他来到了南京做官。到了孙子张宗仁时，也承袭了靖逆侯的封号。乾隆三十三年，乾隆帝命以一等侯世袭罔替（指世袭次数无限）。

  其实张宗仁的妻子高景芳也大名鼎鼎，她是浙闽总督高琦的女儿，曾被誉为“清初八旗第一才女”，是有名的女诗人。后来嫁给张宗仁，就住在南京。

  高景芳曾做《红雪轩诗文稿》，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称赞她“闺秀能文，终竟出于大家”。

  袁枚还记述了这么一件事，张宗仁袭封靖逆侯后，家资百万，但是他为人豪爽，动不动就大宴宾客，不出二十年，家产就挥霍殆尽。幸亏当初夫人高景芳偷偷埋了三十万两银子在后园中，张宗仁死后，高景芳挖出这些银子，交给儿子张谦，这才让儿子渡过难关，顺利继承爵位。

  原来，张宗仁和妻子高景芳晚年在浦口定居，并修建了五槐山庄，所以今天的蔡庄组留下了他们一家的遗存。

  刘军告诉记者，五槐山庄是张宗仁的宅子，但是如今已经踪迹全无了。

  清光绪十三年的《江浦埤乘》记载：“五槐山庄就在治西六十里，为袭靖逆侯张宗仁故居”，康熙还为五槐山庄题写过“世英堂”的匾额。五槐山庄的大体位置就在今天的蔡庄组。

  但是刘军告诉我们，这里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张氏后人了，在文字记载中，也就到张宗仁的曾孙张秉模，还有在江浦活动的踪影，再往下，就没有记载了。现在能找到的可能只是当时守墓人的后代，并不一定是张宗仁的后人。

  张侯爷的身份已经搞清楚了，但是他又怎么会和《红楼梦》中的贾政有关呢？

  原来在《红楼梦》研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红楼梦》讲的其实正是张侯爷家的盛衰故事。清代的周春曾用数十年时间精心研读《红楼梦》，广泛收集有关《红楼梦》的资料，并撰写了红学专著《阅红楼梦随笔》。

  《红楼梦》面世后，对其中原型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写了和珅家的故事，也有人认为写的是纳兰容若家的故事，但是周春经过自己的考证认为，《红楼梦》写的是“金陵张侯家事也”。周春和曹雪芹为同一时代人，他说自己：“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上元县人。癸亥、甲子间，余读书家塾，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书相符，然犹不敢臆断。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义矣。”

  周春认为《红楼梦》的故事和张侯家经历的盛衰轮回十分相近。从张勇起，张家世代承袭一等侯，雍正年间张勇入祀贤良祠，后来到张勇的四世孙张承勋袭爵时，从散秩大臣降职为三等侍卫，后来又复职为散秩大臣。由赫赫战功而封侯，赐世袭，荣华富贵几十年，再到衰败，最后又得天恩复职，个中情况和小说中的贾家是一样的。所以周春得出结论：“其曰代善者，即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宫中翰，袭侯十年，结客好施，废家资百万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即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宗琦女，能诗，有《红雪轩集》。”按照周春的说法，那么，张宗仁的儿子张谦就是《红楼梦》中的贾政。

  记者随即采访了南京著名红学家严中。严中指出，红学界的确有以周春为代表的“张侯家事说”。南京也有三种大观园原型的说法：江宁织造署西园、随园和张侯府。但是周春的说法姑且只能作为一家之言，有很多站不住脚的地方。周春认为说的是张侯家的故事，主要是张侯家和荣宁两府有相似的盛衰家世，相似的人物，但其实是混淆了小说与史传文学的界限。周春看似严谨的考证，其实很多都是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有些牵强附会。

  虽然严中不认可周春的说法，但是他指出当年张谦的祖父张云翼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关系匪浅。康熙四十三年春末，时任江南提督的张云翼和戏曲家洪升是好朋友，他曾邀请洪升前往松江一聚。张云翼设宴款待，盛集宾客，席间演出了《长生殿》。曹寅得知后，也把洪升请到江宁织造署，“集南北名流为胜会，独让昉思居上座”。在宴会上，再一次演出名剧《长生殿》。曹寅视洪升为知己，二人一边看戏，一边击节称叹。这出戏居然连续演了三昼夜，一时传为盛事。

  当时张云翼和曹寅关系不错，张曹两家很是熟稔，周春之所以认为《红楼梦》中原型是张云翼一家，或许也是由此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