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令人瞠目的人口流动现象

根据5月份出版的《2006中国统计摘要》（以下简称“统计摘要”——作者注）提供的数据，2005年末全国城市人口总计56212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1929万人，增长率为3.55%。与此同时，全国乡村人口总计74544万人，比上年减少1161万人，增长率为-1.53%。我们相信，由于城市人口增长率大大超过了全国5.89‰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水平，因此，在1929万人的增长数当中绝大多数属于机械增长，或由人口流动造成的增长。进一步说，由于乡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大大领先城镇人口，因此，可以肯定乡村人口的机械减少数远不止1161万人。照此估计，2005年由乡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数接近1800万人。
   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显然不可能是均衡的。遗憾的是，统计摘要所显示的2005年上海市总人口增长率仅为2.07%，北京市相对较高但也处在低于上述全国平均水平的3.01%。考虑到近年来国内人口统计数据变化较大，我们宁肯相信真实情况是大型城市的人口增长远远快于中小城市。

深圳市人口05年激增近四成

来自深圳市的人口统计数字令人瞠目。根据深圳市政府提供的《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该市常住人口2005年按年激增38.52%，其中暂住人口增长49.35%，户籍人口增长10.17%鉴于深圳市当年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3%，速度惊人的人口增长无疑是机械性的。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随着当地经济快速发展，深圳市一直是国内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对于深圳市2005年超常识的人口增长，我们的理解是，与当地政府当年对常住人口中的暂住人口进行全面调查登记有关。在新增的213.4万暂住人口当中，估计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随深圳市2002年取消二线关后逐步形成的。不过，这依然不能改变深圳市人口激增的事实。分析表明，深圳市常住人口过去5年的累计增长率高达91.19%，年均复合增长率大致为13.99%，远远高于同期全国城市人口增长的平均水平。  
不过，深圳市常住人口的快速增长总体上是良性的。统计数据显示，深圳市GDP由2000年的1665.24亿元增至2005年的4926.91亿元，5年累计增长195.88%，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4.11%。常识告诉我们，GDP的增长要么是由就业人口增长贡献的，要么是由劳动生产率提升或技术进步贡献的。鉴于深圳市过去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由2000年的38463元提高到2005年的59522万元，累计增长率为54.75%，仅相当于同期常住人口累计增长率的六成，因此，我们相信，人口增长对深圳市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

八省市人口05年净流出2884万

    尽管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中国城市人口净增长1929万人，但我们怀疑这不能反映当年人口结构变化的真实情况，大大低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转移速度。
与上述深圳市人口增长异常表明国内城市人口增长极不平衡的情况相对应，2005年发生在一些省市的总人口大幅减少情况也颇为惊人。其中，依据统计摘要提供的数据，四川、湖南、安徽、河南、重庆、湖北、广西、贵州八个人口大省（市）总人口出现大幅减少，表观合计人口减少2596万人。我们相信，如果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情况，八省市05年合计净减少人口多达2884万人。
分析表明，上述8省市2005年度总人口不仅在当年出现大幅减少，而且与2000年相比也呈现减少态势。例如，统计摘要显示四川省2005年末总人口8212万人，较上年同期减少513万人，较2000年减少390万人。按照同期各年度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四川省2000年总人口为8602万人，到2004年可增长至8821万人。但该省总人口到2004年仅为8725万人。这表明此前4年同样存在总人口减少的情况。
    毋庸置疑，作为人口大省，上述8省市总人口减少是对省外特别是省外城市输送劳动力的结果。所谓人口减少，本质上是人口净流出。
分析表明，上述8省市总人口大量净流出与当地人均生产总值的地区差距存在相关性。我们注意到，按照地区生产总值计算，上述8省市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排名并不算低；但按照人均生产总值计算，均处在较低水平之列。例如，河南省2005年度生产总值为10535.2亿元，在全国排名第5位，仅次于浙江省；但人均生产总值为11265元，在全国排名第17位。安徽省2005年生产总值5375.8亿元，在全国排名第14位；但人均生产总值仅为8810元，在全国排名倒数第5位。其他6省市2005年人均生产总值均远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
有理由相信，人口大量流出对上述8省市经济发展总体上是积极的，不仅没有造成经济减速，反而促进人均生产总值大幅提高。以安徽省为例，2005年该省总人口净流出379万人，但当年全省生产总值按年增长幅度仍达到12.95%，由上年4759.3亿元增长到5375.8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由上年的7681元提高到8810元，按年增长14.7%。作为当年总人口减少数量最多的省份，四川省2005年净流出人口564万人，但当年全省生产总值按年增长幅度高达15.76%，由上年6379.6亿元增长到7385.1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8省市2005年人口大量流出几乎全部是在上年总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发生的。例如，四川省2004年总人口较上年增长0.29%，2005年增长-5.88%，安徽省同期人口增减变动幅度分别为0.8%和-5.28%，河南省分别为0.52%和-3.47%，湖南省分别为0.53%和-5.55%，等等。这似乎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结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

二、27年我国城市人口累计增长2.27倍

按照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提供的数据，中国在公元1000年有着世界最高的城市人口比例记录，但在随后的820年当中，城市人口比例仅仅由最初的3％提升到4.4%。西欧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虽然公元1000年的城市人口比例小到忽略不计，但到1500年已大大超过中国达到6.1%，到1820年则提高到12.3%。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这一发展阶段的人均GDP仅仅由450国际元增值到600国际元，而西欧同期人均GDP则由400国际元大幅增长至1232国际元。
人口结构城市化进程总是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西欧自18世纪60年代进入工业革命时期，随着生产活动由手工作坊被大机器所替代，人口的快速聚集成为工业化重要的副产品。这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不断扩大工业化的外延，以城市为中心的第三产业也随之逐步兴起。最早实现人口结构城市化的西欧为英国，从1760年到1851年的90年间，英国城市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50％。作为西欧的衍生国，美国人口结构城市化的步伐更快，在1860年至1920年的60年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５０％。
中国的人口结构城市化进程应当说是从1978年开始的，到2005年的27年间，城市人口比例从最初的17.92％快速提升到42.99％，城市人口数由1.72亿人增值到5.62亿人，27年城市人口累计增长2.27倍。与此同时，尽管27年当中总人口累计增长率为35.84%，但乡村人口却由7.9亿人减少至7.45亿人，累计减少5.7%。由于城市计划生育工作优先于乡村，按照城市较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在新增的3.9亿城市人口当中，九成以上是由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形成的。
    与欧美人口结构城市化的背景颇为一致，中国城市人口比例的快速提升同样是伴随人均GDP大幅增长实现的。27年间，中国人均GDP由最初的381元持续快速增值到2005年的13985元，累计增长率高达35.71倍。应当说，在人均GDP增长或准确地说在工业化促进人口结构城市化进程方面，中国的表现似乎更加明显。
大致说来，中国改革开放近27年来城市人口增长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出现在1978年至1984年，伴随农业改革与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管制，大量农民进城经商，6年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平均每年上升0.8483个百分点。第二阶段出现在1985年至1995年，受城市及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影响，城市职工就业开始分流，下岗职工数量逐步增加，以往城市第三产业新增就业岗位中主要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人口占据的情况发生改变，11年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平均每年上升速度下降到0.546个百分点。第三阶段出现在1995年以后。1996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由上年的29.04%大幅提升至30.48%，升幅达到1.44个百分点，随后7年基本上维持在这一水平，8年间平均每年上升1.44个百分点。
进入2004年，城市人口比例上升的速度明显减缓，由上年的1.44个百分点下降至1.23个百分点。2005年继续保持按年上升1.23个百分点的速度。不过，这只能理解为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第三阶段宣告结束。考虑到中国的人均GDP在2004年已接近1500美元，到2005年进一步增至1748美元，加上由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扩大内需因素，我们预计，从2006年开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第四阶段即将到来。

三、是什么推动了中国城市人口增长

    单纯以人均GDP增长为背景并不能揭示中国人口结构城市化的真正原因。总体说来，既然国内城市人口增长主要是机械性的，绝大多数来自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那么，有关城市人口增长的动力显然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关。进一步说，由于城乡之间人口流动主要发生在就业人口当中，因此，城市人口增长的另一个动力应当与就业结构有关。

人往高处走：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圈地运动曾导致英国大批乡村人口丧失土地，并向城市快速聚集。由于中国现阶段农业用地政策颇为稳定，由乡村人口向城市聚集而形成的城市人口增长显然与土地使用权无关。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曾经是美国人口结构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表现为乡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虽然中国过去27年农业生产效率也获得大幅提升，但农业生产用地闲置的情况却颇为严重，许多进入城市就业的乡村人口实际上是放弃了农业用地。这似乎说明，乡村剩余劳动力不是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我们相信，中国人口结构城市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的逐年扩大。根据图表4提供的数据，与1994年相比，2005年乡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累计增长率为166.58%，而同期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计增长率为200.13%。表面上看，如此增长差距算不上是惊人的。但是从绝对差距来看，情况是相当惊人的。在上述时期，国内城乡人均收入的绝对差距从1994年的2275.2元扩大到2005年的7238.1元，后者是前者的3.18倍。
进一步说，发生在城乡之间劳动者收入以及每一劳动者负担人数或供养人数的差距变化更加惊人。在1994年至2004年10年间，城乡劳动者收入的绝对差距从最初的4166.42元扩大倒13737.48元，后者是前者的3.3倍。同期每一乡村劳动力负担人数从最初的1.57人减少到1.45人，而每一城市就业者负担人数从最初的1.74人增加到1.91人。由此看来，城乡劳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原始动力。当然，更原始的动力在于心理上人人都希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即所谓人往高处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在谈到城乡劳动收入差距时表示，收入差距扩大的确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原因。“现在农民面临着各种税收负担沉重、种地收益低的问题，这使得农村人口不愿务农，纷纷向收入更高的务工、经商行业转移，这不一定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要是走得了的农村人口都有流出意向，归根结底，农业劳动收益低下是根本。” 王春光说。
    不过，即使属于乡村非剩余劳动力的外流，乡村人口进入城市也并没有阻碍农业发展。这似乎表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不仅弥补了劳动力外流形成的农业生产增长缺口，还促进了农业生产增长。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城市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图表8可以看出，与从事农林牧渔业人口日益减少所不同的是，相对应的农林牧渔总产值在急剧上升，2005年总产值达到39450.9亿元，比1995年的20340.9亿元几乎翻了一番。
    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夏海勇教授认为，很难界定流出的劳动力是否属于剩余劳动力，比如，原来100亩地由50个人来种，现在只剩下20个人也一样种，走掉了30个隐性失业的劳动力反而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这对农村发展有利无害。 
王春光研究员也同意这种观点，他提到，要农民富裕起来首先就是要减少农村人口，不可能以少数城市人口支持多数农村人口的富裕。像西方国家一样，由于农村人口占少数，农民人均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国家也有财力补贴支持少数的农业人口富裕，所以他们的农村人口也很富裕。因此人口城市化中人口的转移能大大提高农村人均土地占有率，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同时，国家用于扶持农村的钱分配在较少的农民身上增加了人均补贴收入，这也能够提高农民的人均劳动收益。

    虽然很难区分到底是经济增长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还是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第三产业发展可以吸收更多的就业人口，即使第三产业增长率低于第二产业，在就业人数增长上依旧是第三产业领先第二产业。
    依据图表9提供的数据，过去10年间，虽然国内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都处在逐年递增的态势，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总体上是减少的，累计减少2.59%；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虽然呈现总体增加态势，但累计增幅仅为11.66%，而且个别年度出现减少；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不仅逐年稳步增加，而且累计增幅高达32.84%。
    由于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可以得出第三产业增长以及相应的就业人口超前增加是国内人口结构城市化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力。显然，由于城市人口基数较小，并考虑到因退休产生的就业岗位更替，在第三产业过去10年新增的5888万个就业岗位（占全部新增就业岗位合计的85.64%）当中，绝大多数是由乡村人口获得的。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的城市人口增长不仅会继续受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而且随着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很有可能成为更加重要的城市人口增长动力，即使是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有所缩小的情况下。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表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第三产业就业比例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中，七大工业化国家2001年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平均为69.7%，五个人均国民收入在3000～5000美元之间的国家平均为61.7%，而三个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国家平均为43.2％。
中国过去27年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已发生重大调整。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由1978年底的70.5%下降到2005年底44.7%，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由17.3%上升到23.9%，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由12.2%上升到31.4%。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远远低于人均国民收入3000～5000美元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与人均国民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同样包含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方面的意义。考虑到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未来两年内就可突破2000美元，加上人民币升值因素，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偏低的问题将不断突出。接下来，即使按照2005年就业人口总数75825万人计算，一旦第三产业就业比例提升到43%，可增加或经调整而增加的就业人口可达到8790万人。这决定了未来人口结构城市化的步伐将持续下去，并且有逐步加快的可能。
然而，依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最近几年国内第三产业增长的情况相对不为乐观。早在2002年，第三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就达到40.7%，但2005年竟然下降到40.2%，对GDP增长的拉动率也由2002年的4.2%下降到3.8%。另一方面，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由2002年的39.4%上升到2005年的41.8%，对GDP增长的拉动率则由4.5%提高到5.5%。我们相信，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加上人民币升值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最终消费加快增长，以及因人口聚集本身产生的第三产业需求增长，国内第三产业比重有望提高，对GDP的拉动率也将有所上升。

四、城市人口增长的三大关系

    虽然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扩大被看作是中国人口结构城市化的长期动力，但换一个角度看，城市人口比例的快速提升也是中国内需增长的火车头。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增长不仅在过去为出口持续增长做出了贡献，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同样将扮演促进出口持续增长的重要角色。

城市人口增长和扩大内需的关系

    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伴随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收入水平较低的乡村人口数量不断减少，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人口则不断增长。其结果必然是内需的不断扩大。
    那么，城市人口增长或人口结构城市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扩大内需呢？这似乎是可以计算的。
    按照2005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乡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目前的差异值7238.1元计算，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每年增加2000万人，可增加内需1457亿元，相当于200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年增加值的19％。这应当被视为城市人口增长或人口结构城市化对扩大内需的贡献。
有两个可以预期的因素足以不断强化该等贡献。一是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二是不断增加的年度乡村人口城市转移数量。鉴于城乡收入差距在过去5年扩大近80％，再过5年，即使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依然是每年2000万人，上述因人口结构城市化对内需的贡献至少可以扩大至2600亿元。如果到那时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每年达到3000万人，这一贡献大致可进一步扩大至3900亿元。
对上述观点，地质大学经济学院主任兼中国人口学会理事李通屏表示，21世纪初，是我国人口结构城市化的加速时期，也是内需增长的重要时期。扩大内需最主要表现就是扩大消费，增加消费水平和消费数量。人口结构城市化与扩大内需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在需求比预期低且过剩供给不容易改变时，人口增长特别是城市人口增长有助于拉动国内需求，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积聚的生产能力。从世界范围看，控制人口的国家一般不扩大内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需要适度的人口增长，但不是零增长或负增长，而更重要的是城市人口增长。1956～1973年期间，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抵消作用，1990年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是一种刺激作用。以1956～2000年为考察期，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两者的相关程度随考察期的延长而提高，短期低而长期高。以日本为例，人口增长显然早已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持续的低生育率以至低自然增长率情况下，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就来自于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不断聚集。

城市人口增长与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关系

    不可否认，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或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增长，其中包括较多的加工出口增长。这无疑会吸引大量乡村人口流入城市。当然，也正是由此形成的城市人口增长促进了出口的持续增长。
进出口贸易增长与城市人口增长的相互促进关系可以用多角度加以分析。首先，人口净流出省份与净流入省份之间贸易发展的极不平衡，以2005年为例，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四川五个主要人口净流出省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合计397.9亿美元，占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14219亿美元的比重不到2.8%；而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五个主要人口净流入省市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合计10751.2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高达75.61%。其次，贸易发达省份的总人口增长与进出口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以广东省为例，2000年～200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累计增长151.59%，而同期本省总人口累计增长1487万人。第三，随着国内城市人口比例由1990年的26.41%提升到2005年的42.99%，全国进出口总额对GDP的比例也由最初的30.35%提升到63.03%。
由于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仅是发达国家的1/30，这相当于中国的平均劳动力成本总体上是发达国家的1/30，因此，按照生产力总是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的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中国的出口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即使人民币升值。按照2005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1750美元计算，即使人民币升值10％，也仅相当于美国1/23，依然存在巨大差距，依然拥有巨大的比较劳动力成本优势。何况美国的经济仍在增长，由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而缩小的两国人均国民收入差距在速度上不可能过快。这意味着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依然会对出口持续增长构成有利的支持。

城市人口增长与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初、中等教育几乎全部是按照就地入学的方式完成并不涉及人口流动的话，那么，高等教育异地入学的特点使得它成为乡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一条途径。从1999年开始，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人数开始告别以往年递增率平均不超过10％的时期，当年增长率高达47.32%。与1998年相比，2005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由108.4万人增长到504.5万人，累计增长365.41%，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4.5%。与此同时，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也由1998年的340.9万人增长到2005年的1561.8万人，累计增长358.14%，年均复合增长率略高于招生人数。
尽管没有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的城乡结构数据，但我们估计2005年来自乡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资源每年接近300万人。如果国家统计局关于2005年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数据是准确的，在当年城市新增人口总数当中，因普通高等学校入学而实现的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比重接近17％。不仅如此，虽然绝大部分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人口是劳动人口，但其中的一部分是为了在经济上支持子女或兄弟姐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大致说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增长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出现在1978年至1984年，第二阶段出现在1985年至1995年，第三阶段出现在1995年以后。进入2004年，城市人口比例上升的速度明显减缓，不过，这只能理解为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第三阶段宣告结束。我们预计，从2006年开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第四阶段即将到来。

　　人口问题是关系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以年长沙人口与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数据为基础，详细分析近年全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并结合广州、武汉和青岛等发达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找出目前长沙人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更大程度发挥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途径。

　　一、长沙人口发展现状

　　（一）人口总量不断扩大

　　从总量看，2016年末长沙户籍人口696万人，比2010年净增45.9万人，平均每年净增7.6万人；年末常住人口764.5万人，比2010年净增60.4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0.1万人。从增幅看，年长沙户籍人口年均增长1.1%，常住人口年均增长1.4%，户籍人口出生率由2010年的11.05‰上升至2016年的15.04‰，死亡率由2010年的5.64‰下降至2016年的4.41‰。

　　（二）迁入人口不断增加

　　从年长沙人口迁移情况看，全市户籍人口迁移呈以下特征：一是户籍人口呈净迁入状态，且净迁入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的比重呈增加趋势。2016年全市户籍净迁入人口为8.37万人，为近年来户籍净迁入人口峰值，是2010年的4.7倍；户籍净迁入人口占全市户籍总人口的比重为1.2%，比2010年提高0.93个百分点。二是户籍净迁入人口以省内迁入为主。2016年全市迁入户籍人口15.52万人，其中省内迁入13.1万人，占比84.4%，比2010年提高3.1个百分点。三是购房和投靠亲属为户籍迁入两大主因。从户籍人口迁入原因调查结果看，2016年全市户籍迁入人口中因购房迁入人数占比为49.9%，比上年提高5.6个百分点；因投靠亲属迁入人数占比为34.3%，与上年基本持平。四是户籍迁入人口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从户籍迁入人口各年龄段看，2016年全市户籍迁入人口中，18-60岁年龄段人口数占75.5%，18岁以下人员占20.9%，60岁以上人员占3.6%。五是近半数户籍迁入人口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从户籍迁入人口文化程度看，2016年全市户籍迁入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人员占17%，高中文化程度人员占14.1%，大专文化程度人员占13.8%，大学文化程度人员占21.5%。户籍迁入人口中高中及以上人口占比为49.4%。

　　（三）“低龄高龄”占比双升

　　从年全市户籍人口分年龄构成看，0-17岁的“低龄”人口和60岁及以上的“高龄”人口占比逐渐增加。2016年全市户籍人口中0-17岁人口135.7万人，比2010年增加32.3万人，0-17岁人口占全部户籍人口的比重由2010年的15.9%逐年上升至2016年的19.5%；60岁及以上人口137.2万人，比2010年增加32万人，老龄化程度（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2010年的16.2%上升至2016年的19.7%。

　　（四）城镇化率稳步提升

　　从人口城镇化水平看，年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016年全市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581万人，比2010年增加104.4万人，城镇化率为76%，比2010年提高8.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38个百分点。

　　二、长沙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联分析

　　（一）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

　　1、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较高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否协调，通常以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即人口增长弹性系数来衡量。人口增长弹性系数越低，表明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趋向协调；反之，则两者之间趋向不协调。通常以人口增长弹性系数大于或等于1为社会停滞级；0.2-0.99为社会渐进级；0.2及以下为社会协调发展级。年长沙GDP年均增长11.5%，常住人口年均增长1.4%，人口增长弹性系数为0.12，说明年长沙人口增长与总体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较高。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看：

　　从人口与投资关系看，人口增长促进建设投资快速扩张。一个地区人口的增加会带动房地产建设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加大、科教文卫等民生工程投资的增加等。从人口增长方面看，年长沙户籍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1%，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4%。从与人口相关的投资增长方面看，2016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1260.6亿元，是2010年的1.8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1436.9亿元，是2012年的2.2倍；民生投资额832.7亿元，是2012年的5.7倍。全年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2593.7万平方米，是2010年的1.5倍。

　　从人口与消费关系看，人口增长带动消费增长效果明显。人口的增长必然会引起物质需求和精神文明消费的增加，进而促进整个消费市场的扩大。2016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7.4亿元，是2010年的2.3倍，其中住宿餐饮业消费由2010年的203.7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380.1亿元；年全市由于常住人口的增加而带动的消费额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量近10%；按2015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测算，长沙每增加10万城镇人口，可创造近40亿元居民消费，由此可拉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

　　从人口与民生关系看，人口增长所需民生支出迅速扩大。除人口增长带动民生工程投资加大外，还会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对当地政府的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去分配这方面的资源。如从财政预算方面看，随着人口的增加，全市财政预算中的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日益增加。2016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150.2亿元，是2010年2.8倍；医疗卫生支出53.1亿元，是2010年的3.1倍；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3.9亿元，是2010年的2倍。三大类支出合计287.2亿元，占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总支出的28%。

　　2、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城镇化通常指人口向城镇集中或乡村地区转化为城镇地区，从而变乡村人口为城镇人口，使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城镇化可通过扩大消费、拉动投资、催生新兴产业等方式为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如2016年长沙每1万名本地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可增加居民消费1.4亿元，每1万名外地流入长沙城镇地区的人口可创造居民消费4亿元；反过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也决定了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经济发展速度越快，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越迫切，人口城镇化的进程也越快。长沙人口城镇化水平已由2010年的67.7%提高到2016年的76%，提高幅度为8.3个百分点。

　　（二）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

　　1、人口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调整

　　人口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是两个从不同方面衡量经济结构的指标。劳动力合理就业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而产业是就业的载体，产业结构决定了劳动力的构成，两者相互关联。从年长沙产业结构看，三次产业结构由2010年的4.4:53.6:42.0调整为2016年的4.0:48.4:47.6，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分别下降0.4和5.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提高5.6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格局转变。从就业结构看，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由2010年26.9:32.0：41.1调整为2016年的21.5:34.2:44.3，第一产业下降5.4个百分点，第二和第三产业分别提高2.2和3.2个百分点。即年间，随着全市经济转型不断加快，第三产业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产业吸纳人员数逐年增加。

　　2、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快速发展

　　人是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地区人的年龄结构的变化既会影响产业发展，又对当地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产生影响。近年长沙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低龄”和“高龄”趋势，即17岁及以下、60岁及以上两个年龄段人口占比均呈逐年增加态势。因此，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之密切相关的教育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从中小学教育发展方面看，2016年末全市共有幼儿园1624所，比2010年增加629所，拥有教职工3万余人，是2010年的1.9倍；小学931所，拥有教职工2.5万人，比2010年净增2904人；普通中学302所，比2010年增加18所，教职工3.1万人，比2010年净增6020人。从养老体系建设情况看，2015年末全市共有养老机构161家，养老机构床位数2.3万张，已建立了涵盖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的养老服务体系。此外，还提高了基本养老服务补贴，积极推进老年人参保意外险并制定多项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产业。2015年全市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创造增加值334.8亿元，是2010年的2倍；教育、卫生事业对全市经济的贡献率为3.9%，比2010年提高0.3个百分点。

　　3、人口地区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

　　根据人口迁移规律，人口的迁移主要受劳动者预期、当地收入和消费水平、当地就业空间、当地人文环境及婚姻家庭等因素影响。因此，外来人口的增长情况更能说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和人口集聚能力。从净流入常住人口方面看，除宁乡和浏阳两地外，全市其余区县均呈现人口净流入状态，“内五区”和长沙县净流入规模较大，且芙蓉区、天心区两地净流入规模呈逐年扩大态势，说明上述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活跃，人口吸引力较强。如年长沙县经济规模一直超过宁乡县和浏阳市，且年均增幅也相对较高，长沙县每年人口保持净流入状态，宁乡县和浏阳市为人口净流出地区。从净迁入户籍人口方面看，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和长沙县每年净迁入的户籍人口数相对较多，五地净迁入户籍人口数占全市净迁入户籍人口数的九成左右，其中得益于湘江新区利好政策批复的岳麓区户籍人口大幅流入，2016年岳麓区净迁入户籍人口2.88万人，是2014年的5倍，超过全市净迁入户籍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从以上可知，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和长沙县五地不仅能吸引外来人口，而且让外来人口在当地落户的积极性也更高。

　　三、发达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联分析

　　为更好地探索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并从发达地区借鉴其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经验，通过综合考虑经济总量、城市定位、行政属性等因素，本文选取成都、武汉、杭州、南京、青岛、宁波和郑州7个城市进行分析。

　　从经济总量看，年上述7个城市经济总量均呈稳步增加态势，成都和武汉于2014年进入“万亿俱乐部”，杭州、南京和青岛三地2016年GDP突破万亿大关。

　　从人口规模看，年上述7个城市户籍人口数和常住人口数总体呈增加态势。如郑州常住人口6年内增加110.8万人，2016年达972.4万人；户籍人口6年内增加82.5万人，2016年达827.1万人。武汉常住人口6年内增加98.1万人，2016年达1076.6万人，户籍人口6年内均维持在830万人左右。杭州常住人口6年内增加48.3万人，2016年达918.8万人；户籍人口6年内增加46.9万人，2016年达736万人。此外，从城市间对比看，经济总量越大的城市，其常住人口数也相对越大。如与其他5个城市相比，成都和武汉两地GDP2014年突破万亿大关，其常住人口数多年维持在千万以上，且呈继续增加态势。此外，在7个城市中，除成都、武汉外，杭州和青岛经济总量相对较高，其常住人口数、户籍人口数也比宁波、长沙等地多。

　　从人口净流入与经济发展水平看，经济规模越大的城市，其人口净流入量也相对大。如武汉2016年GDP接近1.2万亿，其人口净流入量为242.8万人；杭州2016年GDP为1.1万亿，其人口净流入量为182.8万人。在人均消费水平接近的情况下，一个城市人口净流入量越多，其外来人口对该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贡献也相对越大。如从宁波与杭州相比看，宁波消费水平低于杭州，但因其净流入人口规模高于杭州，2016年宁波净流入人口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贡献为16.9%，杭州为12.6%。从武汉与南京对比看，两地消费水平基本一致，武汉净流入人口规模远高于南京，2016年武汉净流入人口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贡献为11.5%，南京为8.7%。

　　从上述资料可得出如下结论：

　　1、一个地区经济总量的大小与常住人口数呈正相关关系，与户籍人口数虽相关，但相关度不及常住人口；

　　2、一个地区经济总量越大，越能吸引外来人口，其人口净流入规模越大。

　　3、一个地区净流入人口规模越大，净流入人口对当地消费拉动越明显，进而对提高经济总量的贡献也越大。

　　四、长沙人口发展存在的短板

　　（一）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从与规划目标对比看，根据2014年修订的《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提出“规划至2020年全市总人口为1000万人，城镇人口为810万人，城镇化水平为81%”。2016年全市常住人口764.5万人，要实现2020年1000万人目标，年平均每年需增加人口近60万人，而从年人口增长情况看，虽每年人口增量在不断提升，但2014年以前每年人口增量不足10万人，2016年达到近年峰值21.3万人，而离“年均增量60万人”的目标差距仍较远，即与2020年长沙人口“千万目标”相比，现有人口基数偏小。从与中部六省省会对比看，2016年长沙经济总量低于武汉（11913亿元）、高于郑州（7994亿元）和合肥（6274亿元），但上述三地常住人口规模均大于长沙，2016年武汉常住人口为1076.6万人、郑州为972.4万人、合肥为786.9万人，即2016年长沙经济总量在中部六省排名第二，常住人口规模排名第四。从与经济规模相近的地区对比看，杭州、南京、青岛和宁波四地区与长沙经济规模相对接近，但常住人口规模均高于长沙，2016年杭州常住人口为918.8万人、南京为827万人、青岛为920.4万人、宁波为787.5万人。

　　（二）人口红利效应面临减弱

　　从经济供给的角度看，一个地区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供给、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而劳动力供给是使得生产效率提高的三因素之首。即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劳动年龄人口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源泉。从户籍人口看，2016年末全市户籍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423.1万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比重为60.8%，连续6年下滑，比2010年回落7.1个百分点；从常住人口看，近年全市常住人口中虽有外来劳动人口的补充，但劳动年龄人口仍呈减少之势。从上述可知，随着全市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抚养小孩及赡养老人的负担逐渐加重，生活压力随之增加。从某一方面看，劳动年龄人口对社会事业发展精力投入势必减少，人口红利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面临减弱。

　　（三）外来人口吸引力相对不强

　　外来人口对一个地区的消费、教育、住房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影响，高素质的人口更是对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产生促进作用。但与先进地区比对看，长沙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还相对不足。从总量看，年长沙净流入人口呈逐年增加态势，2016年末为68.5万人，而武汉242.8万人、杭州182.8万人、南京164.2万人、宁波196.5万人、郑州145.3万人；从占比看，2016年长沙净流入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数的比重为9%，而武汉29.1%、杭州19.9%、南京19.9%、宁波25%、郑州14.9%。

　　五、扩大长沙人口规模的建议

　　从发达地区经验看，高度发达的产业、就业的多样性选择、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力的人才引进政策、较高的生活幸福感及浓厚的城市人文关怀等是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但人口的过快增长也将引起资源消耗的快速增加，一个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应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从区域位置、交通条件、产业基础和人居环境来看，长沙人口聚集基础较好，关键是在留住本地人口的同时，如何吸引外来人口，特别是外来高端人才来长就业创业。

　　（一）深入实施“依托经济发展带动人口增长”战略

　　一是狠抓龙头企业，注重培育优势产业。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和山河智能等为主的全市规模以上建筑工程机械制造企业2011年共吸纳人员超过10万人，受产业结构调整影响，近年全市该行业从业人员逐年减少，到2016年不足5万人；以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长大建设集团等为主的全市资质以上建筑企业2016年带动就业近25万人，比2011年增加7万余人。此外，如郑州的富士康一家企业带动当地就业近30万人。从上述正反两面可以看出，一个龙头企业或优势产业发展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就业和人口总量规模。因此，在做大做强、助推现有大中型企业集团化发展的基础上，应积极发展壮大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移动互联网等基础好、潜力大、带动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从而给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提供充裕的就业支撑。二是发展园区经济，提高人口吸纳能力。当代经济背景下，园区已成为各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承载平台。从长沙发展情况看，以长沙高新区和长沙经开区为主的5个国家级园区、以宁乡高新区和隆平高科技园为主的8个省级园区是全市工业发展的重心，园区规模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六成。因此，各园区应结合自身产业发展特色，充分利用国家、省、市三级对园区发展的扶持政策，在不断创新管理体制、强化服务职能、优化空间布局的基础上，通过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助力打造产业全链条格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方式提升园区综合实力，进而提高人口吸纳能力。三是借助独特优势，发挥新区引领作用。作为全国第12个、中部地区首个且占长沙市常住人口近18%的国家级新区，湘江新区的设立不仅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将通过“三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带动全市人口增长。因此，湘江新区应充分利用国家级新区优势，增强企业服务意识，强化落实新区政策，提升新区创新创业氛围，大力推进高端制造研发转化基地和创新创业产业集聚区建设，通过打造一流基地模式带动就业，积极发挥引领作用。

　　（二）深入实施“加强教育培训带动人口增长”战略

　　一是加大职业教育力度。近年来全市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为进一步提高现有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全市50所中等职业学校和24所技工学校应加大与相关行业企业的沟通联系，注重培养与企业发展所需的各类技能人才，进一步确保职业学校学生“毕业到就业”的无缝衔接。二是注重农村转移人口技能培训。随着全市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及农村个体农业生产“赚钱”效应不断降低，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日益频繁，但中年农村人口相对而言缺乏一技之长。因此，为进一步留住本地农村人口，鼓励本地人口回乡创业就业，在解决好农村转移人口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同时，全市各级政府部门应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探索建立农民培训专项经费，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体系，授权或委托一些行业组织、培训机构或职业学校承担对农村转移人口的职业教育、就业指导和咨询服务等。三是不断提高义务教育教学质量。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受“教育从娃娃抓起”、“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因此，为进一步提高长沙本地中小学生整体素质，同时也为吸引外地适龄人口来长就读义务教育，进而通过“小孩读书带动家长搬迁”的方式来增加全市人口和劳动力规模，全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中小学校应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学校软硬件设施条件，建立健全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良好沟通机制等。

　　（三）深入实施“提高居民幸福感带动人口增长”战略

　　一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到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内容，它是确保一个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为增强星城吸引力，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除进一步做好失业人员再就业、自主创业、毕业生就业等工作外，还应重点推进城乡私营企业落实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及带薪休假等制度。二是营造良好居住环境。在市容市貌建设方面，除进一步加大环保、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力度外，还应在文化体育休闲等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加大建设力度，如对社区居民活动的小公园或小广场、各类公园等公共区域可以多打造一些休闲座椅、健身设施或简易图书馆等。三是控制房价过度上涨。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商品房价格的高低已成为就业人员，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对区域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在积极落实《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的同时，需进一步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监督，通过严控投机炒房、整治不法中介和开发商等方式严控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进而提高外来人口来长的吸引力。

[供稿：长沙市统计局  邓细锋]

研究西方国家人口转变过程、分析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在世界人口变迁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思考和评价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更深层次的人口问题。论文基于经济收敛理论构建了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模型，选取年26个 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分别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通过模型间与变量间的比较来考察人口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与人均GDP增长率是显著的正向关系；少儿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关系是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人均GDP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