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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我校离退休人员中有一批从事教学科研的专家学者，他们不仅在职时围绕主业主课踏踏实实做学问、兢兢业业搞教学，退下来后依旧把科研作为他们的生活方式，继续为党校的发展尽一己之力。这样的党校学人，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我是1979年4月不满30周岁时进的县委党校，先后在县委党校、市委党校、省委党校从事教学和研究，直至退休。进县委党校时，我就把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座右铭，决心一辈子求索真理。

党校姓党，当好党校教员，不论教学还是科研都需要“三坚”：坚强的党性、坚定的信念、坚实的功底。

我是从公社书记的位置上调到县委党校的，当时安排我分管后勤抓基建，我二话没说，在我手里结束了县委党校“秀才建房、十年不成”的历史，房子建起来后，党校办学再也不用东奔西跑打游击了。工作之余，我捧起了丢下的书本。我那时的学历是1967届高中生，因为“文革”高中都没读完。1978年恢复高考时，因在一线工作而未能报考。高中毕业当农民时没有书读，曾把《毛泽东选集》反复读了6遍，不动笔墨不读书，我同时作了摘录。后来当工人（不久调宣传科搞通讯报道）时读了马列6本书，还像蚂蚁啃骨头一样把《资本论》第1卷啃了一遍。打开当时的摘录笔记，是从1973年1月4日开始，到11月20日结束的，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但基本没有读懂，脑子里一盆浆糊。较有收获的是读了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还读了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在县党校写作的第一篇文章就与艾思奇相关，文章的写作过程还有点曲折。

1981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卢国英等人纪念艾思奇的文章，提及艾生前曾受到不应有的批判。但著名哲学家杨献珍为此在《人民日报》上发文，认为艾曾说过毛泽东成为人民领袖“是个偶然”，在哲学观点是个“原则性差错”。看了双方的文章，我心生疑惑，作为大哲学家的艾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吗？难道他连领袖人物产生是必然与偶然的统一都不懂？我于是寄去了质疑文章，认为艾不可能犯如此差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看待领袖人物产生的大问题。果不其然，艾的原话是：中国革命一定要有一个人来领导，这是必然；而中国这样多的人口，一定要产生毛这样伟大的领袖是个偶然。这与恩格斯“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的观点一致。事情终于搞清楚了，这场笔墨官司很有意义，可以帮助我们弄清领袖人物产生是必然和偶然的统一，割裂统一就会导致个人崇拜。为此，我写成了文章《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问题》投了出去，后来被省社科院《理论研究》看中，于1982年8月15日发表，这成为我初涉理论的第一篇文章。

 当时我已成为省委党校经济理论班的学员，有幸接受《资本论》和经济学的系统教育了。为弥补自身不足，除学校安排的课程外，我按照南大经济学本科的开课要求，安排了自学计划，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学完了全部课程。回到县委党校后又参加了高等自学考试，拿到了大专文凭。调入市委党校后，我又开始了本科阶段的自学考试，因一门高等数学全靠自学屡试不中而未能毕业。但学无止境，其他方面的学习一直没有放松，直至退休后，我还借助电子版《马恩全集》读完了马恩全部经济学相关著作，并做了大量摘录。

 我的体会是理论功底必须靠自己下死功夫、苦功夫和笨功夫，靠点点滴滴的日积月累来取得，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做作。

 科研是党校教员的基本功，不搞科研，对理论的理解就不深不透，掌握就不扎实，也就不能用来说明和解决问题。科研要从问题出发，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刚开始搞科研，不少人苦于找不到问题，无从下手。问题从哪里来？古人云：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实际生活中的疑问、教学中的疑点、工作中的疑难、讨论中的疑惑，对别人观点的怀疑，都可以成为研究的课题。要学会从固有的答案中生疑，从别人不敢疑处生疑。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就不会有我的第一篇文章。

我的第二篇论文也是我在省委党校当学生时，因对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传统解释发生怀疑而写的。马克思要求在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老师的讲解和辅导材料都说是重建消费品个人所有制，我们讨论时起了疑：否定之否定是围绕生产资料所有制展开的，最后怎么变成了消费品个人所有制？消费品个人所有制资本主义社会就有，难道还需要重建吗？而且消费品个人所有制本质上是私有制，马克思已经说了不是重建私有制，他紧接着就把重建的过程说成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的过程，这里的个人所有制不就是公有制吗？因为是联合起来的个人，个人所有与公共所有达到了统一，所以既称为个人所有制，也称为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我把这样的理解写成了《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一文，发表在1983年省社科院《理论研究》第2期上，在全国属于对这一问题较早提出不同理解的人。后来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老先生也发文肯定和赞同这种理解，并当面鼓励和支持我继续写文章，与不同意见者争鸣。这一课题也始终伴随着我的研究，撰写发表了多篇文章，除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外，还获得过省政府三等奖。在2019年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资本论>三大理论新解》的研究中，我仍把它作为重点放在全书第三篇，称之为“迷雾待消”，试图通过研究消除其迷雾，还其本真面目。

 从固有的答案处生疑，一靠理论的敏锐性，能看出问题之所在，对理论只有一知半解是做不到的；二靠追求真理的勇气，不迷信权威，不惧怕名人。

 1991年，邓小平肯定市场经济的多次谈话尚未公开时，市场经济曾被列为自由化的经济纲领，一些名家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加以批判。我在市委党校宣讲时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我们为什么不能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范畴。我把这一想法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投到省经济学会“金陵石化杯”理论研讨会。文章最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已不再是一个妖魔鬼怪，也不再是一个幽灵。它应该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样，堂堂正正地进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之中，这是历史和实践的必然要求。尽管有些人仍对它另眼相看，或者有无穷的忧虑，但我们相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然发展成为公有制基础上高度发达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当时这样说，是要有勇气接受别人批判的，会上果然引起了争议，好在主持人说了公道话，说这是理论探讨，不是自由化，还给了个安慰奖。邓小平南巡谈话公布后，文章才得以发表。

 与名人、权威争论也需要理论勇气。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过的4篇文章，只有1篇是征文，其余3篇都标着“争鸣”字样。一篇是与山东财经学院院长的争鸣，他说科技成果作为物化了的知识力量也能创造价值财富，我说只有科技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财富，物化以后成为生产要素，只是价值财富的源泉，能转移价值，促进劳动生产力提高，促进价值创造，自身却不能创造价值，不能混淆源泉与创造的区别。一篇是与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原秘书长、中国社科院裴小革研究员的争鸣，他认为要把产权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确立劳动产权。我认为产权理论比劳动价值论更为基础，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内容，以往社会的资本产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产权，与劳动价值论都没有关系，都是所有制关系决定的。还有一篇是与我国经济学领域新马克思主义派领军人物程恩富教授商榷的，他接见外国学者时说，之所以提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学理上说不通。我说更加注重公平并不否定效率优先，发展永远不会过时。在争论中，我坚信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谁都不是真理的垄断者，所以求索真理应当无惧无畏。

 求索真理的道路漫长而艰巨，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个光辉顶点，对我来说永远是目标，生命不息，就要攀登不止。在求索、攀登的道路上，我觉得需要把握“三忌”：

 一忌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科研写作从不会到会，认识从不正确到正确，观点从不成熟到成熟，都有一个过程，不可能没有失败。一个课题失败了，在失败面前不要灰心丧气，不要马上放弃，要通过反复研究把它变成成功之母。在没有成功之前，要甘于坐冷板凳，不断学习，不断研究。我对个人所有制的研究，开始就没有多少人理解，但我始终不放，每次省里或全国的《资本论》研究会，我都抓住这个课题，阐述自己的观点，随改革实践的发展充实新的认识，逐渐就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二忌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敢于挑战、大胆探索是对的，但要尊重别人，平等讨论，虚心求教，不要盛气凌人、扣帽子、打棍子，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要坚持以理服人，把道理说深说透。

在新世纪初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大讨论中，不少人对私营经济的雇佣劳动和剥削产生怀疑，认为违背了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这两条基本原则。讨论中，我没有简单地把它当作反对改革开放的左的错误来批判，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朴素阶级感情基础上的社会心理，需要潜移默化地加以矫正。我写出了多篇文章，分析这种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阐述经典作家们对私有制和剥削所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以及我们党的经验教训。其中《对按资分配或剩余索取行为的历史分析》，除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外，还入选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樊建新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深化认识劳动价值论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一书；《对社会主义两条基本原则的再认识》同时被人大复印资料的两本期刊全文转载，还入选俞可平、李慎明、王伟光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第4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道难题的精彩答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2009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优秀论文奖” 匿名评审中获排名第一的二等奖。

三忌平庸媚俗、不顾文德。文章要避免平庸就必须有新意，要提出和解答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不能无的放矢，做空头文章，我时时牢记范文澜先生的一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写文章不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跟在别人后面不要紧，要思人之所未思，发人之所未发。绝不能当文抄公，这是搞科研的底线，引用可以，但一定要注明出处。有的人自己并没有什么研究，书却一本一本地出，这种人不值得羡慕；贪别人之功而为己有，丧失文德，更为人所不耻。我搞科研始终坚持两条原则：一是不写没有自己观点的文章，二是除引文外每一句话都要从自己脑子里产生出来。在琢磨自己观点时，要学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反复推敲，学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搞科研不能一味追风赶浪头，一定要写自己熟悉并有研究的东西。有自己的研究，哪怕与时风不合，也要坚持而不媚俗。

2005年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江苏也准备从2006年起逐步将全省24万个自然村缩减至4万余个，推进居民集中居住。我从农村出来又在农村工作过，觉得这个工作设想过于超前，于是决定搞一个不可行性研究。研究中，我列出了村庄拆迁合并存在的五大障碍，建议按中央要求，以现有村庄整治为重点，适当合并，淡化村庄撤并的时间、数量和进度要求，为最终集中居住创造条件。实践证明，我的判断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