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下册《请帮我一下吧》教学设计

教材把本课划分为四个栏目，分别是“大家都会有困难”

求助”以及“温暖的‘接力棒

教材编写中，围绕“遇到困难如何处理”这一主题，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引导他

们认识困难是生活的一部分。遇到困难时，要有积极的心态，主动向他人求助。

在此基础上，教材又利用富有童趣的儿歌，让学生明白有些困难可以自己解决，

避免形成万事都求助的依赖心理。

和基本技能，懂得向人求助时使用文明语言”

。学会求助可以让不知成为知，可

以少走弯路，完成学生独自做不到的一些事情。最后，教材又在“温暖的‘接力

”中，向学生们传递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求助、相互帮助和友善相处是共建

教材在四个栏目的设计上，

从知识的习得、方法的掌握、能力的培养，逐步提升到价值观念的形成，不断提

升学生的生活经验和思想品德。

本人执教的第一课时，主要有以下线索：

让学生了解人人都会碰到困难，

困难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极的心态。第二，引导学生面对困难时，要学会分辨，哪些困难需要别人帮助，

哪些困难可以尝试自己解决。

指导学生学会如何向别人求助，

主要方法，做到文明礼仪。

一年级学生年龄小，对于学校、环境、老师、同学、课堂、学习等等，都充满了

好奇，充满了新鲜感。同时，他们的独立性比较弱，容易遇到生活上、学习上的

很多学生过度依赖身边的人，

不愿意、不敢向别人求助。随着“

”家庭模式愈演愈烈，很多学生是独生子

学习上的很多事情由家长来越俎代庖。

要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身边遇到

，学会求助，养成求助时基本的文明习惯。

根据本课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的实际，制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知道求助是生活中需要的基本能力，

遇到困难要有主动求助的意识。

情境辨析，分辨哪些困难应该向人求助，哪些事情应该自理。

合作学习，学会求助的基本技能和文明礼仪，并能在日常生活中应用。

学会求助时的基本技能和文明礼仪。

懂得遇到困难时，要有主动求助的意识。

四、教学设计思路和教学策略

　　你是传说中的考霸，逢考必过，一直是我羡慕的！
　　可是你的努力和汗水我却没有办法学习到！

　　第二章 岗前培训：不过是打预防针

　　“岗前培训固然重要，但培训的真正目的，是给我们打预防针，降低我们对基层的期望值，避免到基层后出现甩手走人现象。”

　　7月14号，再次返回H省，全省招收的300名选调生统一在省委党校进行了一周的岗前培训，这也是X市招收的25名选调生首次碰面。

　　那天，兴华楼前贴满了各县市欢迎选调生的标语，热情洋溢，斗志昂扬；前台设有专门工作人员负责登记接待；居住的是标间，舒适干净；安排上井井有条，每个报道的人都发了一个文件袋，里面有学员报道流程、培训指南、各班临时党支部、班委会、辅导员、记者通讯员的基本情况，未来一周的食堂餐票等等，这都让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的我们打消了些顾虑，多了些欣慰，毕竟让我们感觉都我们还是挺受重视的，对于未来也似乎充满了信心。

　　开班典礼上，很多领导出席并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话。心态、志向、坚持、谦虚成为其中的关键词，省委组织部胡处长特别强点了6种心态，如今还记忆犹新：克服被动心态，以积极态度融入基层；克服浮躁心态，以扎根基层的心态干好每件事；克服镀金心态，以一名普通基层工作者的心态扎实工作；克服优越心态，以小学生的心态从头学起；克服自卑心态，以一种自信心战胜困难和挫折；克服抱怨心态，以感恩心态对待生活。可以说，胡处长的讲话是高屋建瓴的，他对于我们选调生下放到基层会碰到的难题、出现的心里状态都说出来了。可惜，当时我只是当做听听来看待，并未放在心上。等下到基层了，才发现这6种心态我都有过、都出现过，被动、镀金、优越、浮躁、自卑、抱怨，等等，每次的波动都伴随着一种放弃与坚持的博弈，痛苦与快乐交织，最后是成熟的蜕变。

　　培训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有基层工作方式方法、基层干部心理健康、政务礼仪、做事与做人等等，培训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有专题讲座、专题报告会，分组讨论等。可以说省组织部真的不遗余力的为我们打造了一场培训的“盛宴”。

　　在这场“盛宴”里，我们初步了解了基层一些工作情况，让我们对即将下到基层的日子充满期待，就等着磨枪上阵创一番事业；让我们这些由原来不同地方不同高校，因选调生这个称呼而共同走在一起的人由陌生到熟悉，由分散到同盟，甚至说是积累了初步的人脉。培训的日子里，紧凑、充实、有意义，可以说是我们最开心的日子，课堂上可以好好的听老师或者前辈们的谆谆教导；球场上有我们学员们打篮球友谊赛的矫健身姿；舞台上，有我们为准备结业典礼时候排练的身影……而我作为学员中的一名通讯员，每天都会拿相机和笔记录着这一切，然后发稿到《选调之声》上。

　　那时候的我们有理想有热情有抱负，真的还未真正明白我们下到基层后会碰到些困难，因为所有的困难都只是停留在听别人说的层面，未亲身体验。所以，那时候每天的《选调之声》都是我们这些懵懂又有梦想的学员们煽情的、斗志昂扬的文字，而我也不例外。甚至在《选调之声》上写下了这样的誓言：选调，用青春镌刻梦想。如果说青春的花开花落只有一次，那么我不后悔为选调而开。梦之所想，心之所动。

　　现在想想，完全是理想主义，完全是文艺青年，基层不是喊喊口号，写一些誓言话语就历练过去的，那是赤裸裸的残酷，困难挫折是主基调，容不下那么文艺的腔调。这也许是为什么组织部要进行培训的原因。岗前培训固然重要，但培训的真正目的，是给我们打预防针，降低我们对基层的期望值，避免到基层后出现甩手走人现象。就拿我们X市来说吧，此次招收25人，来培训的只有23人，下到基层后不到三个月走了2个。

　　培训有条不紊进行的。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培训的日子很快进入尾声了。19日是培训的最后一天，也是奔赴基层一线的日子。上午进行演讲比赛暨培训班结业典礼，演讲比赛是历届的师兄师姐以自身经历为主题进行的，每个站在演讲台上的师兄师姐都不简单，都是已经事业有成的了，作为我们这些新一届选调生，我们对他们有羡慕也有感动，也有了一些犹豫，我们能否坚持下来？我们的结果是不是像他们一样好？答案是未知的。我不知道当时的师兄师姐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也许其中不免有人说：“又有一批有勇气的傻瓜进来了。”

　　中午，我们X市的选调生未来得及吃午饭，被要求要赶紧赶回X市。典礼一结束，我们就回宿舍把早收拾好的行李拎上开来接我们回X市的车上了。

　　当车缓缓开动时候，一种无来由的伤感与害怕袭来，这次真的是告别校园，告别父母，远离家乡，独自面对，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工作，真正的踏入社会了，等待我的是怎么样的前程，一切都未可知？

　　看样子是家乡的选调生啊。是湖北仙桃么？我比你早，07届武汉的，有些经历可以一起交流。邮箱whssjb@
　　继续行走在希望的路上。坚持、迷茫、希望……总总感受交织在一块。

　　第十四章 春节放假 归心似箭早回家

　　“陌上花徐徐开，复恐迟迟归。”

　　距离春节放假前半个月，办事处各部门都忙碌起来：组织办的组织考核村、社区干部，信访办的做好春节重点人群监控工作，民政办的做好走访慰问工作，等等。每个干部都希望能在放假之前把所有工作做完，好能安心过个年。

　　我一边忙着徐主任安排给我的工作，一边数着日子，不停的问徐主任说外面办事处什么时候放假，我好买提前买车票。

　　街上的年味已经很浓了，各种各样的商贩都涌上街头卖着各种过年用的东西，单位同事谈论中也涉及说年货准备得怎样了。每每这时候，我的心思都飞回家里面了。

　　人是不是都有一种逆反心理，当一直拥有时候不珍惜，一旦失去就后悔，想努力的拿回。记得当初高中毕业填志愿时候，拼命的想到省外看看，不想留在本省的大学；可是在外面生活四年了，还是觉得家乡好。于是大学毕业时候找工作时候，就拼命的想回家，可是发现却好难。

　　在异地他乡工作半年，好不容易盼到唯一可以放假回家的机会：春节。那归心似箭是无法言说的。办公室里的人似乎都感受到了我那想回家的急切心情。

　　徐主任说：“小韦，你要赶紧买车票，提前走没关系。”

　　曾主任说：“就不安排你值班了，早点回去，在家好好玩。”

　　陈姐说：“订票了吧，赶紧定赶紧回家吧，回去好好补补，看你在这zao ye(这边方言，打不出这两个字，意思说受罪、不好过的意思)瘦着。”

　　单位其他同事碰到我，都会问小韦车票买得没？什么时候回家呢？我说还没呢，他们都会说，你家远，赶紧回去吧。

　　陌上花徐徐开，复恐迟迟归。有了徐主任的保证，我也不管合适不合适，直接买了1月22日的票，而我们单位是28号才正式放假，算是提前一周回去了，连单位的团年饭都不参加。甚至，我也不等我工资跟津贴发下来，揣着徐主任借给我的1500元就回家了。

　　在X县半年多，多久时间，多少牵挂 ，说不想家，那是假的！1月22日终可以背起行囊，做回那趟开往家乡的列车，心情是兴奋的。

　　即使前天生病发烧至40度，打点滴到晚上9点钟，也阻止不了我回家的脚步。当时，来医院看望我打点滴的师兄、娴娴们都说，你把票退了，你这样的状态回去，我们都不放心，这时候又是春运，火车上人挤人的，会加重病情的。可是我拒绝了，第二天仍然早早起来拖着还未完全好的身体赶火车（到家后，又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星期）。

　　19个小时的火车，到家了。让我有机会回到我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乡音，和善的笑脸，将在外面受到的一切都可以抛之很远很远，在也不用在午夜梦回听那首表达心声的歌：

　　城里的月光 我们那儿最亮
　　思乡的话语不用多讲
　　想到妈妈说的话 她给我力量
　　流浪的人们独自在外闯
　　想家的时候眼眶湿润
　　只要想到妈妈说的话

　　爱我的人她守在老地方
　　家乡的味道太过熟悉
　　只要你的肯定 指引我前行

　　对家的思念是我不灭的衷肠
　　还要多久的时间 还有多少的牵挂
　　-----明圣凯《想家乡》

　　在家呆的半个多月，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跟父母说，每天就是吃饱了睡，睡醒了吃，要不就是约好几个好友出去玩。父母跟亲戚试图问我工作怎么样？我都一笑而过，说放心，我心里有数。

　　每一天都睡得踏实，不用担心失眠，不用担心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没人陪伴。也许，有家的地方才能睡得安稳，才能让疲劳的心得到彻底的休息。

　　在家的时间总觉得过得很快，转眼就到初七上班的时间了，父母问我咋还不去上班，我说我们单位领导对我特别照顾，允许我在家多呆几天。可是终究耐不住我父母的唠叨，说我这个新人不应该早回晚去，影响不好。

　　于是初九就踏回工作的地方，火车没有开动，我却已经开始想家了。乡恋，伴随的火车的汽笛声终将远去，而我只能在异地他乡且行且歌。

　　但回来时心态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悲哀与无奈了，更多是沉淀下来的那种平和。也许靠近家的感觉，觉得心安。那个沧桑至极的心在温暖的港湾停靠后，有了重新前行的勇气。即使知道国考没考上，也没有更多的伤悲了。

　　文笔好好。特别真实。虽然我不是选调生，但是也是一个即将踏上异地的异地公务员。不过不在机关，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很喜欢LZ姐姐的文笔和心态。望有空能多聊聊。QQ

　　第十五章 新的开始 调任宣传办干事

　　“对于这样的调动，我满是满心欢喜的了，总算脱离党政办，总算摆脱‘三大员’身份了。”

　　新年新气象，新年好运来。

　　初十来上班时候，碰到杨书记，还说我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不在家过完十五呢。那时候感觉领导也好有爱。

　　一回来上班，就听到个消息，我调任到宣传办了，有了明确的分工职能：负责外宣、科协这一块；驻紫盖山社区，联系防保站。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好消息。
　　当徐主任对我说时候，我很诧异。我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徐主任说，过年回来后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决定的，你回来晚了，所以错过了。对于这样的调动，我是满心欢喜的了，总算脱离党政办，总算摆脱“三大员”（服务员、打字员、传话员）身份了。

　　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党政办，只是呆着时间长了，一直做着低级的体力劳动，让我自己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

　　坦诚的说，呆在党政办可以学到好多东西。党政办作为整个机关的中间枢纽，对于了解办事处的整体运转是最佳部门。而且，接触的是形形色色的人，做的是各种各样的琐碎事，可以锻炼自己的眼力、耐力、能力。这对于刚踏入职场的公务员是非常有好处的。

　　但客观的说起来，乡镇党政办的工作很枯燥和琐碎，也没有什么休息概念。作对了没人记得，觉得理所当然，稍微出一点差错就被记住，挨批挨责问。是那种很难看出功劳，但不能容忍差错的部门。比如一次开会，话筒没调试好，被老板说了；比如一个会议通知通知晚了被责怪了，比如一个文件的文号弄错了，被追究责任了。

　　而且，由于一些干部的素质很低下，都给我们党政办增加了不必要的劳动，加大了党政办的琐碎事程度。比如，每次开大会，我们党政办的六七个人要一起出动去打扫四楼的会议室，花费时间半个小时。其实四楼会议室也不算大，能容纳两三百人。原因是每次开会的时候，一些人随地吐痰，拿去垫坐的报纸随地乱扔，开会时候肆无忌惮的吞云吐雾、烟蒂烟灰到处是，再加上给他们倒水喝的一次性杯子随处乱丢，整个场面可以用脏乱差来形容了。所以，每次开大会，苦的是我们党政办的人。每次去打扫时候，都在想，如果每个人都自觉一点，素质高一点，我们党政办的人是不是可以轻松一点，而环境也更加好呢？
　　记得有一天，徐主任跟我聊天，问我：“是不是觉得党政办的工作很烦？”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后面回去想后才明白，原来是问我每天干的这种琐碎事高兴不？值得不？直视我内心最深处，才发现我真的不高兴，真的感觉自己不值。

　　但不值归不值，难过归难过，在党政办呆的半年里，我还是着重做了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开展宣传工作。注意收集信息和素材，宣传报道所在办事处工作的特色和亮点，提高办事处用稿数量。写作能力是从事办公室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时间短、见效快、范围广，可以作为工作业绩的一个表现。只是遗憾的是，因一些原因未能以第一人作者身份发表到省、市里的办刊杂志上，这给我以后报考有限制条件的职位（如要求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市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三篇以上等等）埋下了隐患。

　　二、规范文件归档。因李芳师姐抽用去了，我来之前办公室文件的传阅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发现办公室文件管理很混乱，找一份文件往往要翻半天。为了让文件传阅简洁便利，查找文件方便快捷。我对09、10年的文件进行了分类汇总，按照发文单位、编号、类型等分别别类好，边写好目录一览表。这样的话确保了文件不丢失，查找有方便。这个方法在后面被新上任的党政办阮主任继续完善运行。

　　三、加强协调沟通。往上尽量跟领导弄好关系。前面提到过，刘姐跟李委员对我很好，因他们两人的关系，经常跟其他领导一块吃饭，加强了领导对我的认识了解程度。再加上有时候会帮一些上党校的领导弄结业论文，写调研文章，更拉近了我跟领导之间的距离。往下跟同事或者社区干部们融合在一块。有些社区书记找我帮忙的，我都不会推辞。总体上来说，我跟整个办事处的人相处都挺融洽的。

　　如今调到宣传办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旅程，是一件好事情：

　　一是我可以不要做“勤杂工”。这里说的“勤杂工”不仅包括负责办事处会议会场的布置与清扫，而且我还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清洁工”——负责两个老板办公室的卫生。那时候，每天都要6点半起床，早早去办事处把两个老板的办公室打理好：整理文件、擦桌子、倒痰盂、拖地、烧好开水灌进水壶，每个办公室要半个小时，弄好后基本上7:30了。然后匆匆忙忙回去洗漱，换衣服，吃早饭，最后赶到8:20分之前来上班。刚开始干的时候，觉得心里不平衡，感觉自己大材小用了，想我一个大学生居然沦为老板办公室的清洁工，被我同学、朋友或者父母知道了不知道怎么想呢？当时有点愤愤地想，古语还有言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呢，作为办事处的一把手二把手虽然事情很多很忙不错，可连自己的办公室卫生这点小事都不愿动手，又何以管得全处呢？但抱怨归抱怨，该做的一样没落下，每天都会把两位老板的办公室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有时候，实在贪恋被窝里面的温度了，大冬天的实在冷得自己不想起来，就拿徐主任来激励自己，说徐主任都为两位老板打扫了8年了（我来之前都是徐主任负责在打扫），我才这么一点时间，就坚持不下去了？于是，又穿好衣服，顶着寒冷去打扫办公室卫生。这样的工作持续了一段时间，随着我调到宣传办，党政办从下面抽调上来一个小伙子，于是这样工作就交给他了。我总是可以摆脱清洁工的身份，可以好好睡个懒觉了。

　　二是我可以脱离嘈杂的环境了。我这个人喜静，不大喜欢太嘈杂的工作环境，可能是天秤座的女孩骨子里都有一种和谐平衡的潜质所导致的。可是党政办来来往往的办事人，有时候还会争吵争执、污言秽语的声音，都让我非常难受；况且，我还有轻微的洁癖，不喜欢脏脏的环境。上班的第一个周末，我就花一天时间把党政办公室彻彻底底、里里外外的清洗了一次，之后是每天都打扫一遍，周末做一次大扫除，以保持办公室环境的干净整齐。单位的其他同事到党政办来转的时候，都说小韦来了就不一样，办公室都比以前干净很多了。可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办公室很脏，主要是来来往往办事的人，有些素质很低下，随地吐痰，随地丢烟蒂，让我非常讨厌。而最难忍受的是，在开空调的办公室里，一些来办事的人都肆无忌惮的抽烟，把封闭的空间弄得烟雾缭绕的，往往熏得我难受流眼泪。而且又不好叫他们别抽烟，毕竟曾主任也是其中抽烟的一份子，徐主任都没发话，我就更没资格说。等听到我要调到宣传办，而且还是跟徐主任一个办公室时候（徐主任后面提了副科，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我打心里欢喜了。徐主任不抽烟，不担心被熏吸二手烟；而且在新办公室，除装备上好多之外，也没有来来往往的办事人，安静许多了。这样我每周末一次的大扫除，就可以维持办公室周一至周五的干净整齐了。

　　三是可以真正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了。说实话，自己文笔比较好，比起倾向于做文字工作。如果给我重新选择专业，我会选择文秘这样的专业，这跟我的个性和爱好想符合。我也是后面才知道，因为我的文笔相对好，刚到党政办时候，就被宣传办看中了，早就想把我要到宣传战线上，无奈党政办也缺人，所以一直到半年后刘干才跟杨书记争取，把我从党政办调到宣传办。

　　于是，接下来的工作里，我算是如鱼得水了。年底的办事处采用稿件统计数量上，我是最多的，占了办事处将近三分之一。我的顶头上司刘委员在年终总结时候，特定肯定了我的工作。这或多或少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

　　第十六章 倚老卖老 可恨职场坏风气

　　“于是我这刚进去的新人，很不幸的成为了他‘指使’的对象，不断上演着一幕幕倚老卖老情景。”

　　新的办公环境，顺心的工作内容，生活都变得明媚起来。

　　如果说唯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是遭遇职场坏风气：倚老卖老。宣传办总共四个人：刘委员，我顶头上司；刘干，几十年的老宣传干事；肖东，文化服务中心主任；我，刚进宣传办的新人。

　　刘委员，给别人的第一印象是严肃、刻板、保守。刚开始我根本不敢跟刘委员接触，总觉得她是那种强势的女人，这样的领导很难相处，每次逼不得已去汇报工作时候都是小心翼翼，忐忑不安的。但接触久了，发现刘委员是个外严内柔的人，你可以随便跟她开玩笑，有时候走路时还会跟我“勾肩搭背”，有时候还叫我陪她逛街买衣服。而且也是个护犊的干部，只要跟着刘委员出去吃饭，我都不担心被喝酒，因为刘委员会帮我挡驾。接触越久，越发现刘委员很可爱。（嘻嘻，我的第一次正儿八经的相亲，就是她安排的，可惜结果很遗憾，没成恋人，倒成朋友了，刘委员直呼我们俩没意思。）

　　肖主任，是个高高壮壮的大汉，酒量特别大，每次宣传办招待客人，他都是喝酒主力军。肖主任偶尔会找我帮他电脑方面的小忙，比如帮他发各文件到市文化局去，或者打印个表格什么的。这些都是举手之劳，我也乐意帮忙。

　　但我不能忍受的是刘干，几十年的宣传干事了，差不多是办事处资格最老的几个之一。老是拿他年龄当借口，倚老卖老的让我帮忙做一些我不是我职责之内的事情。事后，也才知道为什么要积极争取把我从党政办要到宣传办，缺人是主要原因，但也存了私心：我这新人可以帮他分担很多他分内的事情。

　　一般来说，会倚老卖老的同事，在组织里通常是年资够久、经验丰富，却升不上去的人。手中都握有一定筹码，才敢如此倚老卖老。例如，他们在实务上都具备一定的经验与能力，而且往往是部门的意见领袖。刘干，就是具备了这样的资格条件，有时候刘委员就一些事情还需要咨询他的意见。

　　于是我这刚进去的新人，很不幸的成为了他“指使”的对象，上演的情况通常是这样的：

　　刘干：韦丽，帮我打一份文件。
　　我还没开口，一份龙飞凤舞的手写稿件就放在我面前。
　　我只能说好。心里却很想说，我又不是打字员，干嘛不拿去打字室叫陈姐打呢。而且，刘干的字是全办事处最不好认的，做了近十年年办公室主任的徐主任尙很吃力的才能认出，何况我？但基于我刚进宣传办，没敢说什么，只能很吃力的连猜带蒙以及问徐主任把他的稿子打印出来。

　　刘干：韦丽，帮我校对一下这个方案，我人老了，眼睛看着吃力。
　　我：我对这个方案不熟悉，即使出错也找不出来啊。
　　刘干：没事，只要没有错别字就行，语句通顺就行，不犯常识性错误就行。
　　我：……。心想，你这没事，可真轻松，要求不是一般高。当时很想问一句，你为什么不带眼镜呢。

　　刘干：韦丽，你在哪里？
　　刘干：文明办的崔交新农村建设情况介绍，你帮我整理一份，赶紧交过去。
　　我：新农村建设这一块，不是您在负责吗？我情况都不熟悉，想帮也帮不上忙啊。
　　刘干：不要紧，我桌面上有一份去年的材料，你把里面的村名换成太平村的就行了。我现在在外面，赶不会来。就这样啊，小韦，我先挂了。
　　我：……。我差点想爆粗口，电话里明明传来打麻将的声音。

　　刘干：韦丽，跟我到下面村社区去？
　　刘干：去看下农家书屋建设情况，过几天市领导要过来检查。
　　我：我手中还有事情要忙，就不去了。
　　刘干：你要多到下面村社区走走，这样才能更好开展工作。
　　刘干：等下帮我整理成一份文字材料，交到市领导那去。
　　我：我不太了解情况啊。
　　刘干：刚刚你不是跟我一块检查了，情况就那样，我手头还有其他重要事要忙，抽不出时间来了。
　　我：刘干，你真聪明。下次你再邀请我下村我都不跟你去了。
　　刘干：年轻人，就要多锻炼吗。

　　这样的情形不断上演。记得最为过分的一次，我恨不得像孙悟空那样拔一个毫毛吹出两个我，其中一个专门为刘干服务。

　　当时全市爆发严重的手足口病，时不时传来小孩因这个病而死的消息，将防控手足口病防控推到了政府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办事处已经连续召开几次大会，积极防控部署工作。分管卫生工作的领导何主任，要求我跟她一块到辖区进行督查（因为分工职能表上明确写了我负责联系防保站），这本来是我的工作，我责无旁贷。

　　可是，我要跟何主任准备下去的时候，刘干过来说要有个宣传上的东西需要我写。我说急不，不急的话，我就先跟何主任下去督查防范手足口病的情况，回来再写。结果，刘干一听就莫名其妙的发起火来，语带责怪地说：“你到底是宣传办的人呢，还是何主任的人呢？”我说：“何主任已经跟杨书记说过了，说杨书记同意我跟她一块下去，而且我也已经答应了何主任。”刘干一听，更加生气了，朝我大声吼道：“何主任要人，怎么没跟我直接说呢？还有，你要搞清楚，你的主职工作是宣传，你还要不要干宣传工作啊。”

　　当时，我很委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又不能不屈服于刘干，只能回去跟何主任说：“何主任，刘干不同意我下去，我还是不去了。”何主任说：“杨书记都同意了，他为什么不同意呢？再说了，联系防保站，是你的工作。如果手足口病防控不好，死了人，追究起来，你也要承担责任的。”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办，就像个夹心饼干，两边都给我压力，我恨不得把我自己劈成两半。结果，还是何主任跟刘干打了电话，刘干才放人。可是，在下去督查时候，心里始终是不安的，担心以后刘干不知道怎么对我呢。而且，期间又接到刘干的电话，希望我能快点回去完成稿子。

　　于是，我在吃午饭时候，就跟何主任说，下午的检查我就不去了。何主任还是温温柔柔的跟我说：“小韦，你要清楚，现在是特殊时期，稍不注意，就会出事，如果督查不到位，那么你有勇气承担责任不？你不是刘干的人，你是刘委员管的人。”

　　真的感谢何主任，如果换做是其他人，我估计我早得罪了。更别说，像何主任那样为我着想。

　　一句话，点醒了我。于是，我跟刘委员通了个电话，把事情简要说了一遍，刘委员听完后，说：“你安心跟何主任去督查吧，刘干方面我会跟他说的。”于是，我才真正安心下来。在接下来的两天内，我跟何主任以及办事处卫生院的工作人员对辖区内14个社区、 23所幼儿园、7所学校 、61所诊所进行督查，认真查看了卫生消毒情况、疫情报告管理组织情况、疫情报告相关制度建立情况、传染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情况等，对达不到要求的立即整改完善，确保了对疫情情况的掌控。经过多方努力，总算把疫情控制住了。

　　第十六章 倚老卖老 可恨职场坏风气（续）

　　有时面对刘干的吩咐，我真的很烦，很想拒绝，可又害怕我这新人一旦拒绝了，就很难融入宣传部门，以后工作不好进一步开展，所以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帮忙刘干。可是做帮了刘干的忙，我的事情就要加班去完成。

　　刚下来在党政办的时候，也碰到类似的情况。单位同事有时候想早点出去玩（打牌）或者有其他事情需要出去，往往会叫我帮忙。我不敢拒绝，怕一不小心就得罪同事，那么我就很难融入环境了。于是，别人一说都答应了。

　　说到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新进职场的人员工作问题，因为你是新人，所以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或领导安排做各样的事情，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做，才可以让自己既不手忙脚乱，又能不得罪人？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你刚进来，无论得罪谁都不利于你下一步开展工作。起初我也是慎小谨微，宁愿自己加班加点也不愿意拒绝别人。可是，久了发现事情越来越多。

　　是的，在每个单位都有这样的人，见你比较好说话，于是把自己分内的事情交由你处理，会越来越变本加厉。当然在交代你工作的时候顺便还会说几句好听的话或者开张请你吃饭的空头支票。

　　比如有一位同事，我帮忙他值了几次班后。有时轮到他值班的那天，干脆不来，叫我替他一整天。甚至，有些同事下午有时想去打牌，但其中一人刚好要值班时候，就直接指名道姓的说不是还有韦丽在吗？叫她帮忙。

　　刚开始时候，我是本着好心，可是当别人把你的帮忙视为理所当然后，我就反感了。而且，因为帮了他们的忙，徐主任想安排给我工作时候难免会有冲突。徐主任当时还责怪的说:“你就不会拒绝啊。”

　　只可惜的是，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拒绝。而且，徐主任也没教我怎么样婉拒。通常类似这种技巧也只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到后面，通过我的慢慢捉摸，总算摸到了一丁点儿门道。属于自己本职内的工作，责无旁贷地去做。

　　顶头上司安排你分外的工作，择时而行，如果手中有太多分内的工作，可以如实说明，反正这些工作他也知道，知道你并非是推卸；如果没有过多事情，做做也无妨。

　　非直接和分管领导安排你做分外的工作，最好先衡量做这件事带来的结果。如果耽搁你现在的工作，那最好是说明你现在你手头工作很忙。如果他不急的话，可以晚点做吗？如果这件事情很急的话，可不可以请安排其他的同事先帮助处理呢？

　　如果是一把手安排你工作，那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必须马上处理。如果恰在此时又有其他的领导安排你做事，你可以直接说明正在办理某领导安排的工作，请稍等一下。如果不能等，那么就请别人做，要是别人也不能胜任这项工作，那就烦请他去跟领导相互协调，免得你夹在中间变成“汉堡包”。

　　如今，又碰到跟上面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遭遇倚老卖老的问题。当时，徐主任不仅一次的说：“你调到宣传办后，刘干轻松好多啊。”我只能无奈的说：“他是轻松了，我却是沉重了。”有时候，隔壁办公室的陈主任都看不过去了，直接当着刘干的面说：“小丫头来这异地工作本来就不容易，你还这样欺负他，你好意思吗？”

　　当时，我也好想问，刘干你好意思这样“欺负”我这小女生吗？可是终究没胆量问出来。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就跟网上跟好友诉苦。却发现每个刚进去的人都或多或少的遭遇到这样的坏风气嗏毒。其中有些人比我更受罪。但他们各种各样的应对之策，值得我借鉴学习：

　　示弱版：面对这样的人，我都表现出顺从的样子，不会表现出不满。因为他们比我更了解周围的环境，为了更快融入环境，尊重为上策，忍忍就过去了。

　　强悍版：第一次我忍，第二次我还忍，第三次还忍，第四次，对不起，我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我是新人不错，但不是你的奴仆，你也不是我的领导。尊重你是因为你是我前辈，但不能过分了，也别以为我怕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精明版：职场老同事不可以得罪，尤其是在传统或本土的企业里，讲究职场伦理与年资的机关单位里。老同事比我更早进入公司，对公司的具体情况更加了解。当然，这不是表面上的，而是像人际关系，利益关系这样不方便明说，但在职场上确实是发挥作用的事情。比如，人脉往往是老同事的强项。如果你得罪了老同事，他可以调动很多关系，让你不知不觉地陷入被动的局面。

　　安慰版：他还能蹦跶及时啊，我比他年轻多了，有本事让我一辈子受他的倚老卖老。呵呵，我们跟他们比的是未来，不是一时。

　　后面，在工作过程中，也逐渐琢磨出了如何应对这种倚老卖老的行为。对于我能帮的尽量帮，对于不合理的要求坚决不答应。但从不会正面跟刘干起冲突，有时候实在迫不得已了，就以玩笑口吻说，刘干你太过分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很多倚老卖老的同事很喜欢“指导”比自己资历浅的同事，这样做可以给他们带来一定的优越感。而对于那些“被指导者”可以在最短时间内熟悉业务内容与流程。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是感谢刘干的，因为他让我在最短的时间里熟悉了宣传办的工作。而且，不论老同事是否倚老卖老，都值得我们新人好好看齐与学习，正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新人可以从老同事身上，看到一件事情不同的角度，帮助新人多面向的思考与判断能力。

　　刘干就这点让我不喜欢外，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在心里我是感激他的。

　　比如，刘干今年近60岁了，按理说可以退下来休息了，可是继续在宣传战线上发挥余热，这种精神本身就值得学习。

　　比如，他严厉批评我不习惯记人的习惯（就是跟有些领导吃了好多次饭了，还是记不得别人怎么称呼，到下次碰面时候又需要别人为我介绍一番。有时候别人都记得我了，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不免弄得一些领导心里不舒服），要求我凡是与不认识的领导第一次吃饭时候，就应该强制性的记住了，到下次吃饭时候就应该准确叫出，给领导留下个好印象，我知道刘干这是为我好。

　　再比如，他的工作艺术跟方法，他的忽悠跟圆滑，他的卖乖跟讨巧，对我处理人际关系影响很大。还有宣传写作方面，他也教会我好多东西。

　　厉害呀。选调生不好当呀
　　你说得真的很对很对。公务员看着体面，可心酸无奈只有体制内的人知道吧.

1996年，贵阳开阳县人墙兴贵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浙江宁波慈溪打工。从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做起，2003年，墙兴贵成为厂里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月薪近万元。几乎是唯一一个能够进入当地企业管理层的贵州人。

然而，墙兴贵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帮助同乡解决在当地的工作生活困难。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0年。

如今，在浙江宁波慈溪掌起镇陈家村任和谐促进会秘书长的墙兴贵，依然坚信：“帮别人，自己快乐”。

2003年，墙兴贵回到贵州老家躲避“非典”。本打算就在家乡发展的墙兴贵发现，自己已经很难适应家乡的生活。“家乡这边生活节奏，工作环境与浙江那边都有很大差异。”于是，回乡两个月后，墙兴贵还是返回了浙江。

然而再度回到浙江，墙兴贵却难以找到工作。“当时贵州打工者在当地的口碑很不好。”墙兴贵解释，贵州人在当地一遇到纠纷，就成群结队喊老乡来“解决问题”，甚至打架的情况时有发生。墙兴贵说，贵州人因而在当地落下了“蛮不讲理”的评价。“当地老板都‘怕’了贵州人，租房不愿意租给贵州人，有的工厂在招人的时候，甚至在应聘条件中直接写明‘不要贵州人’。”

所以，即便墙兴贵在辞职回乡之前，已经在当地的一家工厂做到了生产副总的位置，但是重新回到当地找工作，仍然被拒之门外。“老板们当时跟我说，‘小墙啊，你的能力和人品我们都认可，当我们的中层干部没问题，可是不能为你一个人开这个口子啊，不然人家说，为什么墙兴贵是贵州人你们就要？而让你从个小工做起，肯定是委屈了你嘛。’当时的环境是那个样子，我理解这些老板。”

无奈之下，墙兴贵只得在慈溪掌起镇开起了一家杂货店。

墙兴贵杂货店卖的东西质量好，服务又热情，在当地很受欢迎。墙兴贵给杂货店取名“贵州小店”。“我的‘贵州小店’，比周围几家杂货店的生意都好。”找工作被拒后，墙兴贵心里隐隐憋着一口气，“贵州人怎么了，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杂货店经常有贵州老乡光顾，老乡们喜欢跟他聊天，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老乡们有什么“苦水”，比如跟老板发生纠纷，找不到工作，跟本地人吵架等等，也愿意来找墙兴贵倾诉。

闲着的时候，墙兴贵总喜欢琢磨：“既然自己能够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为什么其他老乡不行？”在跟老乡聊天的过程中，墙兴贵逐渐发现了答案，“贵州人不善于跟当地人沟通，也不容易适应当地的生活。”墙兴贵觉得，在贵州人与当地人之间缺乏一个调和的中间人、“第三者”。

墙兴贵愿意试着去当这个中间人，“反正开杂货店不像在工厂那么忙，我觉得自己在当地人和老乡中人缘都还比较好，我希望自己能够帮到贵州老乡”。

闲聊的时候，墙兴贵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贵州老乡。“我们是知道你，有事的时候好找你，但是还有很多不知道你的人需要帮忙的时候怎么办？你不如就印些名片，我们帮你出去发。”老乡建议。受这个建议的启发，墙兴贵印了几百张名片到处散发，上面印着“有事就找墙兴贵”的标语和自己的电话号码。

两个月后的一天，墙兴贵接到一个来自贵州老乡的电话。

打电话的是一名刚刚从遵义来到慈溪的女孩子，名叫王怀萍(音)。她来到慈溪已经一个多月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工作。偶然看到了墙兴贵发的名片，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通了墙兴贵的电话。看了王怀萍的简历，墙兴贵一口就答应了要帮王怀萍找工作。

墙兴贵找到自己熟悉的一家工厂的老板，想把王怀萍介绍进去。而老板则有些为难，“我们明确说了不愿意招贵州人的。”墙兴贵跟老板求情，“你先让她试几天，这是个挺老实的女孩子，不会给你惹事情的，而且你看看她的简历，很有能力的。”

老板跟墙兴贵的关系不错，听到他拍着胸脯保证，决定试用王怀萍。一个月下来，王怀萍在工厂表现突出，转为正式工人。第一次“业务”的成功让墙兴贵心里感觉“美滋滋”的。　　

墙兴贵的第一次“业务”成功后，找他帮忙的人就越来越多。一方面工厂老板觉得有墙兴贵担保，用人放心。另一方面，墙兴贵的口碑在老乡中口口相传，在老乡中建立了一定的威信。由此，墙兴贵的“业务”范围，也不局限在帮贵州老乡找工作。老乡与当地人发生纠纷、找不到房子住等，都愿意来找墙兴贵出面帮助解决。

墙兴贵的生活和工作重心，逐渐由开小店转移到帮助老乡解决问题上来。2005年，墙兴贵关掉了小店。可即便这样，墙兴贵也感到力不从心。“来找我的人越来越多，而我自己的能力也实在有限，”墙兴贵左思右想，觉得要真正解决老乡们的问题，还得靠政府。

而此时，掌起镇政府也认识到，管理好外来人口，必须要在政府与外来人口之间建立信任关系。而建立这种关系的关键所在，就是找到一个“中间人”。

于是，当地政府和墙兴贵双方的想法一拍即合。政府方面给墙兴贵一定的经济和人脉资源上的支持，一旦有纠纷，墙兴贵就出面解决。“因为我也是外地人，并且得到了老乡的信任，所以同样的话，我说出来，老乡们就比较愿意听。而政府方面也给我支持，这样就有利于一些纠纷的解决。”

2006年，墙兴贵所在的掌起镇陈家村成立和谐促进会，专门帮助当地外来务工人员解决生活工作问题，墙兴贵任和谐促进会秘书长，同时，设立“小强热线”，墙兴贵这个业余的“第三者”终于转正了。“热线开通后，平均每天都能接到20多个求助电话，我也几乎是不停地奔走在各个纠纷现场。”墙兴贵说。

从插手工作到“插足”家庭

墙兴贵在当地的名声越来越大，“有事找小强”也成为当地贵州人和其他外来务工人员在遇到困难时候的第一选择。而墙兴贵这个“第三者”的角色，也逐渐从劳务纠纷调解，扩大到家庭纠纷的调解。

2007年，有一个来自贵州平塘的家庭，妻子因为生了三个女儿，却“生不出”儿子，而经常遭受丈夫的辱骂，甚至殴打。妻子忍不下去，找到墙兴贵希望他帮助自己离婚。墙兴贵一开始觉得，这是家庭内部矛盾，自己插手不太好。但是又转念一想，如果不管，这个家庭就有可能支离破碎，小孩子也会受到伤害。墙兴贵还是决定找丈夫谈一谈。

丈夫一听到墙兴贵是为这件事而来，就把墙兴贵拒之门外。“我可以理解他，他的观念里认为这是丢人的事情。”墙兴贵不放弃，一次又一次去找丈夫。最后丈夫实在“受不了”墙兴贵的“死缠烂打”，才答应跟墙兴贵聊天。一次说不通，墙兴贵就去第二次、第三次……墙兴贵跟丈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非要生儿子，那是落后的观念，你们那么多年的夫妻，不能因为这个就散了”，“你既然来了这里，就不要想家乡那些旧俗，你是在这里生活，你看这里的人为什么富裕？一个原因就是人家不重男轻女，生那么多孩子，又罚钱，又养不起。”

四五次下来，丈夫终于被说通，表示要跟妻子好好过日子。

有人说墙兴贵“管得太宽了”。而墙兴贵觉得，这是另一种成就。“家庭这些内部纠纷，看起来是小事，但实际上是大事。”在墙兴贵看来，“家和万事兴”，要让贵州人在当地好好生活，真正融入当地，家里就要和睦。　　

墙兴贵 给贵州人“正名”

“不想当地人瞧不起贵州人”，是墙兴贵走上以“帮助别人为己任”这条路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墙兴贵这么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做事宗旨。让墙兴贵开心的是，自己十年来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以前是我求着人家招贵州老乡，现在反过来了，是那些老板主动找我，要我介绍贵州老乡进厂。”41岁的墙兴贵说，到目前为止，自己人生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帮助老乡摘掉“蛮不讲理”的“帽子”，促进了贵州人在当地形象的改变。

在和谐促进会工作得越久，墙兴贵越意识到，要改变贵州人在当地的形象，摘掉贵州人“蛮不讲理”的“帽子”就要提高贵州老乡的素质。

墙兴贵发现，一有问题发生，贵州人就喜欢成群以威慑甚至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实解决问题还有“和平”之道，“老乡们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经济条件不好，信息也比较闭塞，所以他们对于法律、维权等这些概念都不了解。”墙兴贵说，许多老乡来慈溪，是他们第一次出远门，甚至都不懂得遵守交通规则。

从2006年开始，作为和谐促进会的秘书长，墙兴贵开始组织人员对来当地务工的老乡进行培训。培训主要针对两方面：一是维权，告诉老乡们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去找哪些部门，而不要一有事就打架；二是技术方面，通过培训，增强老乡们的技能，以便他们很快适应工厂工作。

同时，每年春节过后，墙兴贵都要给在当地务工的贵州人发一封“致老乡的信”，号召贵州人要自立自强，改变贵州人的形象，不能让人瞧不起。

墙兴贵并不指望一下子就改变贵州人的形象，他心里清楚，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知道，什么都要一步一步来，不能着急。”墙兴贵说。

刚开始，从培训班结业之后，许多老乡一遇到问题，还是“走老路”。墙兴贵每解决一起纠纷，就要当场给老乡重上一遍培训班的课。用实际情况，给他们分析利弊。同时，墙兴贵还找来贵州各地老乡的“核心人物”，跟他们吃饭聊天，“这些人在自己的圈子里有一定的威信，他们以身作则，其他人也愿意学。”墙兴贵说。

就这样，在当地务工的贵州人，开始慢慢学会用法律规章，而不是拳头来解决问题。更多的人也愿意把精力放在提高自己的技能上面。再加上墙兴贵向当地企业老板的保证，贵州人在当地的形象开始慢慢得到转变。

“前些年，是我求着工厂老板收我们贵州人，没办法的时候，我甚至让贵州老乡用其他省份的身份证去找工作。”墙兴贵感慨，“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都是老板们来找我介绍贵州人进厂，老板们对贵州人不但没有偏见，反而认同他们的能力。”墙兴贵介绍，现在当地的工厂里面，有许多中层管理人员都是贵州人，甚至有人做得好，自己出来开厂，“这些在10年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慈溪生活20年，墙兴贵的朋友都说他“前10年为自己，后10年为别人”。而这“为别人”的路，并不好走。

最开始，墙兴贵在市场上散发名片时，就有人说他“不怀好意，肯定是中介”。而在介绍老乡进工厂时，也不是每个老板都买账，有的人甚至当面表示不屑，“要我相信你？你是什么东西！”

当地人对墙兴贵的质疑，他可以“一笑而过”。最让墙兴贵感到委屈的是，自己老乡的不信任与不理解。

一次，一个贵州老乡因为一起交通事故，与当地人发生纠纷。墙兴贵来到事故现场了解到，骑摩托的贵州老乡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与当地人的车辆发生刮擦，但老乡反而要求当地人赔偿。老乡本以为墙兴贵来了会帮自己说话。然而，墙兴贵跟老乡解释，不是人家的责任，应该负责的反而是老乡自己。贵州老乡埋怨墙兴贵不帮自己人，打电话就要叫兄弟们来解决问题。

半个小时后，十几个贵州人来到事故现场，要求墙兴贵给个说法，来“帮忙”的人，有不少认识墙兴贵，得到过他的帮助。最后，在墙兴贵的劝说下，众人终于散去。

然而，肇事的老乡却不依不饶，提着棍子找到墙兴贵的小店。眼看棍子就要落下来，墙兴贵却不躲不闪，“你要打就打，我没做亏心事，什么都不怕，你打了我，无理取闹的是你！”墙兴贵义正词严地说，“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是我制止，你现在就在派出所里了。”

老乡被墙兴贵的不躲闪震慑到，愣了一会儿。然而却还是不服气，就把墙兴贵的小店砸了个遍。

“那天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想我做这么多，到底是为了什么？”墙兴贵回忆，那是自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产生怀疑，“那时候，真的不想干了”。

墙兴贵在家里面郁闷了一个多星期，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没想到，那个砸店的老乡又回来了。老乡对墙兴贵说，砸店的事情传出去后，亲戚朋友都来骂他，说小墙那么好的人，你都能下手，人家还不是为你好？冷静下来，老乡自己也觉得做得过分，越想越对不起墙兴贵。最后终于鼓足了勇气来找墙兴贵道歉。

“我当时的心情，怎么说呢，很复杂，一方面觉得他理解我了，自己也算‘沉冤得雪’；另一方面心里也非常温暖，觉得大家还是认可我的。”墙兴贵决定，“为别人”这条路，还是要走下去。“以后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就想想这件事，我觉得自己就能有无穷的力量和支持。”

⊙对话帮别人，自己快乐

记者：你开小店的时候生意很好，怎么就能舍得关掉小店，去帮助别人，做一些“亏本”的事？

墙兴贵：当初关掉小店，家人朋友都反对。小店是我家全部的生活来源。但是我当时就是“着了魔”似的，任谁劝，谁说，我都不听。当时可能年轻气盛吧，总觉得别人落了难，大家都是老乡，不能不帮。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都觉得那时候那么坚决，有点不可思议。

记者：再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的话，你会怎样？

墙兴贵：有可能不会像当时那样毅然决然，因为我的家庭的责任也需要我来担。但是，我想最后我还是会选择帮别人。因为无论以前，还是现在，作为一名漂泊在外的贵州人，我都不希望别人说贵州人不好。

记者：你现在全职做浙江省慈溪市掌起镇陈家村和谐促进会的秘书长，还掌管“小强热线”，每月的工资有多少？

墙兴贵：大概六七千吧。

记者：10年前，你在工厂的时候，月薪就已经近万元了，现在反而比那时候少了一截。你这10年漂泊在外，不是白“漂”了？

墙兴贵：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没错，我几乎是从当年在掌起镇“最有钱”的贵州人，变成到现在“最穷”的贵州人。以金钱或者一些物质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我确实很“失败”。但是我想，很多事很多人，是不能用钱来评价的。我也是在外打工的人，我知道打工人的辛酸。每当我看到老乡的困难因为我的帮助得到解决的时候，我心里就感觉比自己的难事得到解决还高兴。“帮别人，自己快乐”，这种话，以前常听别人说，还觉得有点假。但是自己经历了，就发现真的是这样的。

记者：许多人用“无私”来评价你，你怎么看你自己？

墙兴贵：我感谢大家对我的赞誉。但是我觉得，自己做这些事情并不是说，我的心里有着多么崇高的目标，我只是顺其自然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别人需要帮助，而我恰巧有能力帮助，我就帮了。而后来找我帮忙的人越来越多，我也不能拒绝，所以就越帮越多，以致成为我的主业。我一直都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

记者：现在，贵州人的形象在慈溪当地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现阶段，你工作中的困难是什么？

墙兴贵：我觉得现在我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业问题。由于教育资源匮乏，很多跟父母来到这边的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无法入学，就更别提希望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了。看着孩子们不能上学，父母急，我也急。孩子是未来，孩子好了，未来才有希望。我希望国家能够加大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