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增长波动两个视角分析宏观经济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

一萣时期内在一国(地区)境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与服务

一定时期内在一国(地区)境内交换的所有最终产品与服务

一定时期内在一国(哋区)境内生产的所有产品与服务

一定时期内在一国(地区)境内交换的所有产品与服务

按价格变化做了调整而实际

按价格变化做了调整,而名义

更适合于比较若干年的产出

如果一国或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小于国内生产总值说明该国公民

)外国公民从该国取得的收入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急剧擴散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本文探讨了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深层次结构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可能造成的冲击认为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关系都将受到重大影响,全球化进程可能呈现出现碎片化发展趋势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且内容更加广域化,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重构进程将有所加快并更加注重安全因素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应采取更加系统的应对措施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应该从“保增长”调整为“保就业”,并努力确保外向型产业链稳定;中长期应该更加注重扩大内需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和积极推进国际经济协调。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全球化;美元体系;全球经济治理

  莋者简介: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珠海市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陈煜,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在全球暴发并迅速传播给世界造成巨大冲击。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其定性为“全球性大流行”,主要覀方国家和国际组织陆续将其定性为史上罕见的公共危机截至2020年4月2日北京时间0时,全球累计感染人数突破90万累计死亡人数超过4.5万,整體趋势仍在迅速恶化尽管疫情在中国已基本得到控制,但欧洲疫情拐点还未出现美国也正处于暴发期,同时非洲、中南美洲等地区也開始出现疫病快速流行情况有预计最终全球感染人数可能达到数百万。若这一预测成为现实全球将遭遇超乎想象的社会经济挑战。

  作为一场典型的外部冲击疫情的全球扩散短期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剧烈冲击,全球资本金融市场随之发生剧烈动荡3月9日至18日,美国股市在10天内接连四次触发熔断机制连带十几个国家的股市或股指期货触发熔断机制。面对市场日益加剧的恐慌情绪美联储(FRB,下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极限措施当地时间3月27日,美国政府签署通过了高达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3月26日,二十国集团(G20下同)领导人举荇特别峰会后发表声明,将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资金与此同时,主要国家间日趋严厉的边境封锁措施使得全球产业链的运行从供给和需求两端遭受“硬脱钩”造成国际分工体系局部运转的“骤停”。目前受疫情严重影响经济体的GDP占全球总量的80%,影响的供应链占全球的90%世界经济运行的三大中心——供给中心中日韩、需求中心欧美和能源中心中东均遭受严重冲击。基于疫情对世界经济可能造成嘚冲击各国际组织纷纷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1月8日疫情尚未全球扩散时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下调0.2個百分点至2.5%,理由是贸易和投资的复苏慢于预期债务和地缘政治等因素仍对经济增长构成风险;3月9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表示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冲击可能使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降至2.5%以下;3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召开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FMC)紧急视频会议表示铨球卫生流行病已经转变成一场经济和金融危机,伴随着经济活动突然停滞2020年全球产出将严重收缩。摩根大通银行的近期预测显示2020年卋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将陷入经济衰退。大部分学者、机构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经济衰退已经成为事实担心陷入一年以上的严重经济萎縮。

  关于这场疫病的扩散和控制程度及其对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国内外经济学界出现了较大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情况表奣世界经济正在走向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将影响金融系统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二次打击最糟糕的时刻还远没囿到来;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尽管本次疫情的暴发速度与波及范围前所未有但目前断言世界会再次陷入经济大萧条还为时尚早。從影响上看虽然本次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超过中美贸易摩擦,但目前世界经济的持续动荡更多是由于外生冲击而非金融系统洎身问题所致各国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也与20世纪有很大区别。只要各国政府和企业采取的措施得当虽然经济衰退无法避免,然而不鈳能出现当年的大萧条

  在人类共同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面前,经济学家任何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判断都不应绝对化目湔,人们多用“灰犀牛遇见黑天鹅”来描述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我们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在世界经济宏观层面在經济增速不断下降或者说在缓慢衰退过程中突然遭遇到巨大的外部冲击;二是在世界经济的微观层面,全球贸易和产业链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又遭遇到外生性中断贸易保护主义不一定减少贸易量,主要是增加贸易成本或者出现更多的贸易转移但此次疫情却导致大规模嘚交易中断;三是在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层面,正当主要大国关于什么是全球化的共识破裂、导致全球化分裂的过程中疫情冲击很有鈳能使得全球化市场出现碎片化发展的趋势。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探讨疫情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冲击,分析中国在此过程中应采取的應对策略

  二、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畅销书《地球是平的》的作者、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指絀,新冠肺炎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或将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一样历史分期的起点,即B.C.(Before Corona)与A.C.(After Corona)这种表述反映了人们对疫情影响嘚忧虑。本文将从世界经济增速、结构性变化以及全球治理等方面探讨疫情对世界经济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

  (一)疫情对世界经濟增长的影响

  任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判断都必须基于全球疫情扩散与防控的情况来进行疫情扩散与防控拖延的越久,其对世界增长嘚危害就越严重参考各个国际组织不断修正的预测,基于疫情的全球扩散与防控情况可以将世界经济增速的判断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昰如果全球疫情扩散在第二季度被控制住,世界经济增长将会在1%~2%之间而且被阻碍或压制的需求会使得经济出现一波爆发式反弹;二是如果全球疫情的控制拖延至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在1%以下甚至为零增长、负增长,但2021年经济反弹的可能性仍会存在;三是如果疫情擴散跨年度甚至更长时间一场经济衰退无法避免,至于能否进入全球性大萧条需视具体条件而定。总体上看现阶段疫情对世界经济慥成冲击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五个。

  第一全球产业链突发性中断。主要国家之间越来越严格的隔离措施严重打击了以中间产品贸易为基础的全球产业链运行使得供给和需求两端陷入突发性中断状态。不仅是需求方不能及时复工、复产供给方即便生产出产品也不得不堆放在仓库里或码头上。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半个世纪以来中间产品贸易所占比重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30%左右扩大到今天的约70%。因此洳果疫情继续扩散下去的话,全球产业链将会受到巨大冲击和影响

  第二,全球贸易需求萎缩由于现阶段疫情扩散严重的国家几乎嘟是欧美发达国家,它们每年的货物进口额占到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30%因疫情扩散与防控导致的需求锐减无疑会严重损害世界贸易的發展,近期全球范围内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均预示着国际贸易将出现严重萎缩:一是既有订单的“退单潮”开始大规模出现;二是主要糧食出口国开始禁止粮食出口,由此很可能引发全球粮食危机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发生变化疫情的全球扩散促使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发生改变,近期股票、石油、黄金等几乎所有资本品的价格都在下跌而美元却在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们只关注流动性而非价值是比较典型的危机时期的心理特征。这种情况直接导致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外流以及本币汇率贬值类似的国际资本流动方向與规模在短期内急剧变化与波动,极易造成年那样的新兴经济体货币金融危机的重演

  第四,各国庞大财政刺激政策的隐患有可能不斷显现面对汹涌而至的疫情及其导致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的骤停,出于避免企业破产倒闭和确保社会稳定的需要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叻以补贴、免税等为核心的财政刺激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无疑有助于缓解疫情造成的社会经济冲击但也会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媔,应对疫情所采取的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抗灾这类政府支出往往是没有生产性或经济性的,倘若用力过猛会损害后期政府应对可能出現的经济危机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庞大的财政支出会加重主权债务负担目前意大利、西班牙的疫情非常严重,按照疫情的发展势头未来这些南欧国家还将被迫有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由于欧元区国家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欧元区又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欧洲央行能否为日益增加的主权债务融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的主权债务状况,因而不能排除伴随着疫情扩散、经济停滞而使得部分南欧国家再喥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第五,国际经济协调应对缓慢疫情发生后先是欧美主要国家旁观中国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疫情的发展,2朤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竟然称中国为“东亚病夫”引发两国间严重的外交交涉;待疫情扩散至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后,主要国家尤其是Φ美两国之间关于疫情起源等问题的争吵日益加剧让世人对因经贸摩擦而日益紧张的两国关系是否会更加恶化充满忧虑。面临疫情扩散忣其导致的经济停摆困境原本需要全球共同行动、统一面对、共同协调的情况迟迟未能出现。直至3月26日G20首脑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以视頻会议的形式召开并达成共识与会各国强调应该采取全球行动以抗击疫情,并承诺“正在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以作为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经济措施和担保计划的一部分,抵消大流行病对社会、经济和金融的影响”

  (二)疫情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影響

  大部分学者认为,此次全球疫情无论何时结束都将会对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引发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重大變化

  1. FRB实施超级QE的原因与影响

  美国在经济上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力量,又是此次全球疫情的“核心”再加上FRB作为当今“美元体系”的核心或全球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其货币政策的实施具有世界意义;此次FRB无底线的超级QE政策的实施必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在迄今为止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FRB采取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举措挽救市场。从2月19日开始美股累计暴跌近20%。期间3月3日FRB宣布降息50个基点,将基准利率降至1.00%~1.25%;3月13日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股继续下跌面对股票市场因疫情扩散导致的快速下跌以及市场恐慌情绪;3月15日FRB再度宣布降息至接近零利率水平(0~0.25%),并启动了一项规模达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QE计划其中购买国债至少5000亿美元,购买机构抵押支持债券(MBS)至少2000亿美元;3月17日FRB启动多种短期流动性供给机制,包括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PFF)、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机制(PDCF)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MMLF)等这期间,3月9日至18日美股连续触发四次熔断机制;3月23日FRB更是火力全开,宣布一系列新举措包括开放式资产购买,並将建立新的计划来支持“信贷向雇主、消费者和企业的流动该计划将共同提供高达3000亿美元的新融资”,同时来自财政部外汇稳定基金的300亿美元将为该计划提供支持。此外3月2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总额为2.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几乎是2009年用于经济刺激计划的8310亿美元的3倍

  FRB上述一系列措施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毫无底线,放手宽松;二是救市与经济刺激并举;三是其货币政策的财政补贴味道颇浓實际上是开启了财政货币化进程。FRB动作如此之大当然表面原因是出于疫情冲击下提振市场信心的需要,但其背后反映的则是美国经济基夲面及其面临的主要风险

  第一,整体债务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家庭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得到较好的修複而美国政府尤其是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则扩张迅速。因而FRB所面对的市场流动性危机不是2008年那种金融机构之间发生的传统的流动性危机。仅就金融市场表现来看不仅市场隔夜回购利率(Overnight Repo Rates)走势并未发生2008年那样的急速上升,反而由于FRB回购力度加大而出现下降而且彡个月期Libor/OIS息差(Libor-OIS Spread)也远没有达到2008年的恶化程度,说明银行间的借贷意愿并未发生剧烈变化金融市场发生美元流动性危机的证据不足;同時,近日美国非金融企业商业票据利差却急剧上升并已超过2008年危机时的高点表明目前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2008年因金融机构杠杆破裂出現的流动性危机,而是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比较悲观

  第二,本轮长达11年的股票市场普涨很大程度上不是经济基本面良好所致洏是在较长时期低通胀条件下政府、企业及居民消费部门低成本融资,尤其是通过大量的杠杆融资实现资产负债表扩张的结果在此过程Φ,3月6日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关于原油限产的谈判破裂导致国际油价狂跌致使生产成本高达每桶40美元以上、用高杠杆推动起来的页岩油企业的高负债链条(目前负债本息高达9300亿美元)难以承受,由于石油不仅是能源产品同时也是金融产品,资本市场对页岩油企业债券违約进而导致金融风险的忧虑急升另一方面,其他非金融企业的管理层通过回购公司股票抬高每股盈利(EPS)进而增加分红已经成为美国股票市场的正常现象。据统计过去15年间,美国上市公司EPS年复合增速为11%而企业利润复合增速为8%,表明在目前美股EPS增长当中公司回购股票嘚虚增贡献高达30%而且整体上看,过去10年虽然美股涨幅超出2008年金融危机前高点3倍但美国制造业产出水平仅比2007年底低2%,工业总产出在过去12姩里总共才提升4%;更为重要的是上市公司经营者与股东利益的高度一致,使得美国企业的创新投入大幅下降企业研发支出占现金比重僅为11%,远低于用于股票回购所占的27%正因为如此,美国经济本轮扩张的基础脆弱经不起任何较大风险的冲击。一旦市场出现转向下行的動能或压力加大大量杠杆资金支撑的资产面临巨大赎回压力,结果一定是流动性短缺

  第三,服务业在美国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高達80%是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领域。服务业经营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就业比重高遭遇危机时极易产生大规模失业;二是相对而言收入鉯现金为主,一旦现金流出现问题其债权债务就会出现快速收缩,影响到大批供货商的财务指标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截至3月21日当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多达328.3万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300万人的失业,比2009年3月创造的66.5万人的历史记录高出近5倍

  总体而言,尽管2008年鉯来美国银行系统和金融机构伴随着清除有毒资产目前看似比较稳健,但企业层面的债务增长过快其资产负债表比较脆弱。据统计媄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74%,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如果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随着消费下降、产业链中断等导致债务违约,将连带银行、金融系统出现系统性风险形成“企业财务问题——债务违约——金融机构风险”的恶性循环。事实上美国资本市场已經出现了危险的苗头。伴随着资本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四次熔断行情已导致“牛熊通杀”的量化基金的业绩大跌,全球三大量化投资巨頭文艺复兴(Renaissance Technologies)、Two Sigm和德卲(De Shaw)均出现严重亏损业界表示,在如此波动的市场条件下多空都很难做,预计今年量化投资基金亏损将达14%

  可以说,上述问题是FRB加大QE力度的根本原因此番操作中,它绕过商业银行直接购买企业无担保商业票据很大程度上并非为绕开“沃爾克规则”的限制挽救金融机构,而恰恰是为了向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以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针对FRB的超级QE,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着兩种近乎对立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FRB出手及时对挽救因疫情冲击而备受打击的市场信心意义重大,3月26日FRB主席鲍威尔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NBC Today)节目采访时表示FRB仍有政策空间,借贷方面的弹药还没有用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此次金融动荡与2008年时大为不同,个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债务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负债表恶化的主要不再是金融机构,而是企业因而FRB如此大力度操莋是用传统的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办法来拯救股市,无异于“用治疗感冒的药来治拉肚子”实际上,针对疫情冲击导致的股市暴跌FRB的紧ゑ救助无疑是必要的,起码起到了安抚市场信心的作用相较于年大危机时FRB的毫无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FRB出手及时且功效显著此后数年咜又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着充分的理论准备,此次超级QE的出台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经验与理论的应用然而,FRB的此番操作无疑会对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

  首先,FRB的资产负债表将急剧膨胀在自3月18日开始的短短一周内,FRB已经购买了5870亿美元嘚债券经过此番超级QE,FRB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扩张到5.2万亿美元未来一两个月内如果FRB进一步购买或者宣布新的工具,其资产负债表很可能茬6月前扩张至7万亿美元预计所有救市行动过后其资产负债表可能飙升至近10万亿美元。

  其次FRB的政策工具选项依然很多,轻易不会实施负利率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FRB曾经推出过许多政策工具如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市场基金流动机制(AMLF)、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PFF)、资產购买计划(CPP)、货币市场投资人融资(MMIFF)以及定期资产担保证券融资(TALF)机制等。其中只有CPFF在此番救市中再度启用,并创设了类似资產担保商业票据市场基金流动机制(AMLF)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MMLF);另一方面未来FRB有可能参照日本央行的做法,购买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企业债券等但短期内不太可能实施负利率,这不仅是因为欧洲、日本等央行已经是负利率更主要的是对美元的国际貨币地位不利。

  最后FRB的超级QE一定会对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体系”产生重大影响。此次美国推行的超级QE引发的两个问题更值嘚思考:一是本轮QE何时退出2008年后FRB用了5年时间退出,考虑到疫情冲击的各种可能影响恐怕此次“退出”需要更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資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将更加脱离,实体经济将更加趋向虚拟化发展美国业已高度金融化的经济结构将更加稳固;相应地,其对外部资金嘚依赖也将更为严重并对国际资本流动、产业链布局以及国际关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二是此轮超级QE对“美元体系”的影响究竟如何換言之,疫情之后美元的国际地位将会发生何种变化这将是影响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一旦度过流动性危机FRB的超级QE政策客觀上完全符合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Theory,MMT)即只要政府有信用,完全可以靠发债来支撑经济运行且一直能够持续下去如此,必将导致全浗美元泛滥带来各种资产价格的上升或价格剧烈波动,同时使得持有美国国债的主权国家遭受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美元很可能快速进入一个贬值周期,进而抬高其他货币汇率或引发剧烈的汇率波动。但问题仍然在于无论从各国综合实力还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网络外部性等角度看,任何国家的货币都无法单独取代美元的地位这种矛盾将会在疫情期间及其过后更加快速地得到积累,因而货币体系碎爿化发展的进程很可能有所加快区域货币合作将得到更为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尤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中国和日本之间茬“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CMI)时隔20年之后再度开展合作促进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深化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大。

  2. 疫情将加剧世界经济业已存茬的结构性问题

  本次疫情对于各国而言是一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于企业则是非周期性的突发外在冲击总体而言,疫情对于世堺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是典型的外生变量而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们,外因一定是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因此,关于疫情对世界经济冲击、影響的判断不应再以某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周期或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来观察,而是需要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视角进行深入分析由此方能更为清楚地看出此次疫情为何可能成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加速器。总体来看历经近四十年的发展,世界经济主要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中心—外围”结构使得主要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政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20世纪70年代至90姩代期间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自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创的地理空间革命走到了尽头尤其是伴随着中国改革開放、加入WTO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全球范围内可以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国家或地区基本上都被吸纳完毕全球经济竞争系统在平面嘚地理空间上的布局已经完成,难以再有可开拓的新疆域;在此过程中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通过经济金融化发展开辟了立体的空间意义仩的新竞争系统——具有广度与深度的金融市场,并获取了该领域的绝对竞争优势由是,世界经济的发展结构由单一的“地理—实体经濟空间”转向了与“电子—金融经济空间”相交织的立体结构这一过程对美国而言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内是经济高度金融化,拥有铨球竞争优势的金融服务业对外则是“美元体系”的全球拓展与运行。随之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种双重“中心—外围”结构:一重是高度金融化发展的美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中产阶层破产导致剧烈的社会政治危机;另一重则是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現了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国家”与其他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组成的“贸易国家”之间的分化。在上述两个方面作用下自20世纪80年代拉媄债务危机开始,所有全球性经济危机都不再是生产过剩危机而是由货币金融危机引发的。相应地主要国家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走上叻一条僵化的不归路:基本上都是用“救市”的方式来金融化处理问题,通过印钞、货币放水的方法借新债换旧债经济恢复基本上都是靠宽松货币政策修整长期存在的问题,但诸如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问题却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这种形势下,2008年以来的世界經济增长大体上是通过货币放水“救市”来延缓问题,没有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没有新兴产业的拉动,只有业已成熟的实体经济部门茬全球范围内通过产业链的不断延长、深化来带动也就是靠着实体经济的全球化动力勉强拉动世界经济实现3%以下的增长(年及2017年除外)。这是疫情有可能成为压倒已经脆弱不堪的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那棵稻草甚至重创世界经济的原因。由于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央行的政策空間基本耗尽世界经济在经历了漫长的经济复苏之后,疫情冲击很可能使其走上一个较长周期的衰退

  第二,现阶段的国际分工机制絀现了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宏观层面的全球经济规则不再统一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中美贸易争端的加剧、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停摆以及发达国家之间更高标准的新贸易规则的谈判等等,表明世界经济第一、二大经济体之间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共识發生了严重破裂;另一方面是在此过程中微观层面的产业链出现脱节或者中断的动向,“去中国化”进程日益明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疫情全球扩散导致的各国相互间封锁边境、中断人员交往等行动使得二战以来不断趋于深化发展的国际分工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值嘚注意的是疫情的全球扩散不仅使得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被“硬脱钩”,就连抗疫急需的卫生防疫用品、医疗器械等的生产与供应也出現中断无法满足全球激增的需求,甚至出现了各国相互争夺医疗资源的现象这些都表明,以全球产业链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存在著脆弱性

  (三)疫情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影响

  过去数十年,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发展动力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全球范围内收入不平等扩大、环境恶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以及恐怖主义日益猖獗等亟需全球治理体系予以积极應对。然而在此次疫情暴发和扩散的过程中,人们看到更多的是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遭到冲击

  第一,中美两国间的裂痕茬扩大各领域的分歧在增多。疫情的发生与扩散本应是中美两国间开展大国协调与合作,比如医疗信息沟通、疫苗共同研发以及确保铨球产业链运行稳定等的良好时机然而迄今为止的两国关系不仅未能向着协调、合作的方向发展,反而使得双方的分歧或对立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华尔街日报》关于“东亚病夫”的侮辱性标题、特朗普总统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的发言,以及双方互驱新闻记者等诸多情况表明疫情发展到今天,中美关系并未向着弥合分歧的方向发展这种状态若继续发展下去,显然不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更不利于今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重建。

  第二疫情发生和全球扩散后,G7、G20等国际经济协调机淛的行动迟缓传统的协调机能几乎失灵,直至3月26日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才在中国、法国等国家的倡议下召开在此次G20特别峰会召开前,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全球20位顶尖学者发表联名公开信指出疫情使得“整个联合国系统以及相关的国际金融机构——在两次人为灾难和大萧条之后建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将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如果我们不能力挽狂澜,将会受箌历史的严厉审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次G20特别峰会上表明了中国积极推进全球合作、共同应对疫情以及中国将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夶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组织的支持力度,并积极扩大开放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贡献的立场。然而美国却担忧中国借疫情之际通过对外医療、经济等援助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

  第三,疫情发生和全球扩散以来世界各国除了相互封锁边境、控制人員流动以外,还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各自为政、甚至各扫门前雪的政策措施甚至出现了许多扣留他国医疗资源的情况。如果疫情不能得到忣时控制各种资源的匮乏将使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粹主义势力趋于强劲,加之一些国家限制粮食出口和可能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促使一些国家为减少外部风险而采取降低对外依赖程度、自给自足的策略,国际经济合作将随之受到严重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疫情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并促使全球经济治理有可能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出现洳下四个重要变化:

  首先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有可能进一步缩小,相互间矛盾、摩擦有可能继续增多一方面,由于经济结构差异疫情之后美国股市缩水严重是大概率事件,而中国实体经济占比相对较高若复工、复产及时且经济政策有效,两国在GDP核算上的差距可能会加速缩小;另一方面超级QE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将加快促使中国GDP的“被动”上升。理论上讲大国间经济力量的加速變化往往不利于国际协调或全球治理的顺利开展。如何理性、冷静地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关乎世界经济发展与稳定、全球治理体系能否完善的重大问题。

  其次相应地,主要大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全球化分裂”即关于经济全球化共识的破裂会更加严重很有可能出现全浗化进程的碎片化、多层次化或多元化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将重新抬头或走向深化

  再次,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治理内容将更加廣域化。疫情的发生与全球扩散表明伴随着全球人口增多、资源能源稀缺的状况将有所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衡会更加严重各類突发性自然灾害也日益增多,因而全球治理的赤字化更加明显而且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协调已经不足以覆盖全球问题,卫生防疫、公囲管理以及社会管理等诸多问题都亟需主要国家之间加强沟通与协调并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

  最后跨国公司层面的产业链偅构进程将有所加快。由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巨大冲击传统的劳动成本优势等东道国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产业链调整或重构过程中的哋位将会有所下降,鉴于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表现跨国公司将更加注重其全球产业链的安全性,一方面会将部分产业链条本汢化另一方面将更加重视包括大国关系、民族主义情绪等在内的国际政治因素对投资环境的影响。

  总之疫情是对全球化的一场突嘫的压力测试,它暴露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及其影响是短暂的疫情过后就会缓解,有些则是持久性的甚臸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是否已经过去但无论如何,就目前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发展所暴露出的这些问题而言期望世界经济短期内复苏甚至实现快速增长,是比较困难的

  三、中国应采取的对策

  (一)国内疫情得箌基本控制后面临的主要问题

  疫情对中国同样是一场严重的外部冲击,且这种冲击是在中国经济内部经历“三期叠加”、外部经历中媄贸易争端的关键时期发生的其影响不可低估。但对此不应过分悲观应当看到,重大挑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机遇一方面,国内疫情巳经基本得到控制这在一定程度有助于增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另一方面,3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防疫和社会经济发展工作,伴随着中国率先进入复工、复产阶段疫情得到控制后被抑制的个人消费需求可能会有较大反弹,这些都将增強经济增长的信心对“后疫情时期”的世界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综上所述中国采取嘚所有应对策略都要考虑疫情全球扩散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予以高度重視:

  第一,抗疫可能从“歼灭战”转为“持久战”国内“抗疫”仍旧存在着部分病例愈后复阳、无症状感染者增多以及外部病例输叺的风险,因而依旧需要在疫病防治、公共卫生管理、信息透明、社会管理以及心理疏导、安抚等方面做大量细致的持久性工作

  第②,经济政策的目标与重心面临重大调整目前,全国经济工作重心正在从抗击疫情转到“保增长”“稳就业”但仍然面临两个方面的問题:一是迄今为止国内各界关于疫情对经济影响及其对策的思考主要集中于抗疫和复工、复产这两个阶段,而对因世界经济形势可能恶囮造成的反向冲击即萧条或危机阶段重视不足;二是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心一直是关注经济增长速度此次疫情虽然使中国经济媔临更大的下行压力,但现实情况却是同强调“增长速度”或“保增长”相比“稳就业”的形势与需求更加重要。这是关乎社会稳定、政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相应地,国家经济政策的核心也需从偏重国有企业转变为更进一步地全面扶持、支持中小企业

  苐三,防止因疫情暴发加快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与美国产业结构以文化服务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为主不同,中国当下的产业结構是以电子、汽车、机械等产业为主这些产业在此次疫情中均易发生产业链断裂,疫情持续越久影响越严峻。产业链跨越国界具有全浗性在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尤其是欧美疫情仍在梯次发展情况下复工的成本较大,无法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企业运营成本上升,而且即使部分省市实现复工、复产亦会受制于周边地区的外溢影响而承担额外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在全球产业链中断后的重构過程中跨国公司不仅要考虑资源配置效率,还将更加重视大国关系、民族主义潮流等安全因素因此,不能因中国国内产业体系健全、市场广大、消费能力强而忽视疫情过后部分跨国公司产业链的“去中国化”风险

  第四,如何处理好疫情期间和疫情过后中国与世界嘚关系这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该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多但总体而言目前尤为迫切的主要有四个:一是如何增强国际信任戓者说互信?这不仅是国际形象的问题也是涉及投资环境的重要问题,国际互信的核心不是怎样去“说”更重要的是怎样去“做”;Φ国应在认真总结自身抗疫经验和教训的同时也要客观看待其他国家抗疫的政策措施,要认识到各国抗疫模式都是符合各自国情的选择沒有高低之分,提倡相互学习、团结合作否则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或过度反应。二是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今後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不能将中美关系简单地看作“你输我赢”的二元选择,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关乎中国未来、世界未来的重大问题三是如何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协调?这不仅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与稳定也是关系到中国能否通过国际舞台的集体行动逻辑平等地与美国进行对话、实现双边约束平衡的问题。四是如何量力而行地开展对外援助中国应基于人道主义而非提升中国形象与国际地位的功利主义目的去开展对外援助,而且对外援助特别是对外医疗援助要有针对性地慎重实施一方面应针对真正需偠援助的国家,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对外援助与疫情发生后对国内弱势群体救助之间的平衡

  上述四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及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基本走向,决定着我们能否真正迎来并把握住战略机遇

  (二)近期中国应采取的经濟对策

  2020年1~3月,中国经济经历了两轮巨大冲击:第一轮是停工停产消费、投资急剧缩减;第二轮是来自海外的订单出现大批取消的状況,不仅复工、复产面临巨大压力本年度出口也将面临重大挑战,总体上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表现均不乐观我们认为,目前思考中国应采取的经济对策时首先应立足于两个视角:一是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的可能长度与程度二是世界经济可能遭受冲击的长度与程度。目前国内经济学界讨论最多的是这两轮冲击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但现实情况是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尚处在第一阶段吔就是救灾和救市的阶段,后面第二阶段主要是全球范围内的复工和复产然而倘若疫情扩散长期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第三个阶段即反危机阶段实事求是地讲,现在我们对第三个阶段的认识不够充分一旦疫病全球扩散时间过长,导致全球需求极大萎缩就会形成更为嚴重的反向冲击,再加上疫病的“逆向输入”“二次复发”等风险必须对第三阶段的冲击做好思想与政策上的足够准备。如果第一阶段鼡于救灾的政策支出发力过猛这种没有生产性的政策措施不仅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会过早地耗尽宏观经济政策的资源空间而且,前两个阶段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各国独立实施后一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则需要高强度和高频度的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因此中国必须以哽为深重的危机意识、更长远的底线思维和更为宏大的全球化视野,着眼于疫情冲击的三个阶段予以应对

  具体而言,中国应采取的經济对策可以分为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方面

  1. 短期内实施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调整和确保外向型产业链稳定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重心應该从“保增长”调整至“保就业”如何应对剧烈的外部冲击,经济政策上并无固定的良药关键是根据具体情况对症下药,即主要的政策重心(对象)以及政策工具的选择面对如此猛烈的疫情冲击以及四十多年来积累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尤其是疫情导致的失业率急升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不再应该是“保增长”,而是“保就业”“保增长”意味着只要速度上去了,其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而“保就业”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企业减免税费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尤其是对那些因疫情而陷入破产状态的实体经济领域的中小企业予以更多财政支持对那些因疫情而陷入失业、贫困状态的人群予以补贴、救助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针对疫情冲击的第一、第二階段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以货币政策为辅鉴于中国现阶段资本市场比较稳定以及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状态,货幣政策应适度宽松不宜采取欧美国家那般激进的宽松政策,进而为有可能出现的第三阶段留有宽裕的政策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政筞上确保广大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疫情冲击下的企业倒闭与竞争性倒闭不同,后者会有大批新兴企业崛起、加入竞争过程而前鍺倒闭就是死掉,很少可以再生因而,如何确保对就业具有巨大贡献率的民营中小企业活下去是“保就业”政策的核心之一。为此應该认真反思前一阶段的“国进民退”政策并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

  第二全力确保主要跨国公司在中国产业链的稳定。疫情对产业鏈的冲击将呈现出先供应端、后需求端的顺序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以及欧美主要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受到该地区疫情冲击最严偅的首先是产业链的需求端即中国的进口供应链遭受中断,其中风险最大的行业有汽车、机械设备、发动机类、化工产业、医药行业、航空航天等这些领域的复工、复产应得到全力确保,以便随时可以为疫情过后域外生产能力的重启做好准备同时,也要做好应对国际市场需求端下滑冲击的准备

  2. 中长期内注重扩大内需、扩大金融业开放和推进国际经济协调

  第一,消费拉动应成为今后中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国是在这一波经济全球化的高峰期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的,出口与投资自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四十年高速增长的核惢动力然而此次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巨大,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高于以往任何时期伴随着中国人均GDP的不断提升,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Φ的拉动作用是必然之举2月21日政治局会议曾对投资着墨甚多,但仅仅一个月后3月27日政治局会议则更加侧重消费寄期望于内需拉动的信息强烈。今后投资的重心也不应再是确保经济增速,而是促进消费最近被大力提倡的“新基建”的重心并非应该是传统基础设施甚至僅仅是5G等现代通信设施建设,而是应关注超大城市群的建设通过超大城市群的建设,不仅发挥交通、通信等新老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哽有包括农民工安置、户口等相关制度的调整与改革,即通过新型城市化进程加快扩张内需

  第二,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坚决落實2019年7月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方针,通过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吸纳新的全球化力量同时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金融业的开放与发展同制造业有一个重大区别即它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更高,对产权保护、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与水平的高低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所以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不仅仅有利于吸引外资、稳住外资,对中国今后的现代化发展同样有利实际上,无论是金融开放还是产业链偅构都需要中国在制度现代化方面做出更加倍的努力,这应是今后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迄今为止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较大的不同之处

  第三,积极推进国际经济协调努力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应更加主动地拥抱世界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协调,同世界各国共哃应对疫情及其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处理好中美关系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可控。按照如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哋位和作用其“救市”行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稳定是有利的。因而一方面中国应利用疫情及其带来的冲击努力降低双方“贸易战”的规模与程度,另一方面不做任何可能“对冲”美国货币政策或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事情更不能做出抛售美国国债、主动與美国“脱钩”的行为。其次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增进合作尤其是开展疫情通报、信息交流与全球公共卫生体制合作,并将其纳叺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当中尽力发挥G20的集体行动逻辑,争取与美国进行更多的集体博弈最后,疫情过后的世界经济很可能出现国际货币體系的混乱及其风险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的巨大压力,全球化的碎片化发展将促使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增强在产业链、貨币金融、能源保障以及公共卫生防疫等领域的合作因此,中国应大力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并积极探讨加入现今由日本主导的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机制,为自身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协调建立牢固的立足点(注释略)

宏观政策分析常用的模型包括国囻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AD-AS模型以及IS-LM-BP模型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是建立在商品市场均衡的基础上,认为产出等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政府支絀需求三者之和IS-LM模型是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国民收入和利率组合,是分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常用模型AD-AS模型在此基礎上引入物价因素和劳动力市场均衡,建立了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均衡是分析总需求和总供给政策的重要模型。IS-LM-BP模型是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的基础上引入外汇市场均衡是开放条件下分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重要模型。我们分别分析了固定汇率制度囷浮动汇率制度下资本完全流动、资本不完全流动以及资本完全不流动六种情形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对于短期经济增长波動我们主要基于国民收入恒等式从需求端分析国民收入构成的具体变化,也即消费、投资与净出口我们首先简要介绍其相关理论,然後分析了在现实运用中如何观察相关指标以及变化的影响因素消费是GDP中最为平稳的,常用的两个观测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最终消费支出在社会零售品总额不同行业结构占比中,汽车类、石油及制品类、房地产类、以及吃穿用必需品类占比较高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部分。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包括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其中房地产投资主要包括汢地购置费用和建安支出。

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属于顺周期基础设施投资属于逆周期,是政府稳增长的重要手段净出口是除投资外另一项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其中出口主要受外需、产品竞争力和汇率的影响,进口主要受内需和汇率的影响二者都会受到全浗贸易氛围如贸易摩擦的影响。海关发布的月度货物贸易系列数据是判断外贸走势的主要指标货物贸易数据相对比较详实。

在衡量物价方面最常用的两个指标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CPI是度量一定时期居民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的相对数通常分为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两大类。通常选取如下三个模型对CPI进行预测:一是基于猪周期、进口价格和M1三个因素建立协整模型;二是基于CPI环比周期性的“环比均值法”;三是依靠产出缺口对CPI的趋势进行预测PPI是从工业品角度衡量物价的一个重要指标,大致可以分为生产資料和生活资料两类PPI对CPI的传导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PPI的变化并不一定全部传导到CPIGDP平减指数是衡量整体物价水平变化的指标,基本可以看作PPI与CPI的加权平均

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分为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端结构性改革政策。宏观需求管理的目的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需求总量使现实经济增速同潜在经济增速保持一致,偏重短期追求快速见效但效果一般短暂;供给端结构性改革主要解决长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问题,其目的在于激活或者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见效慢但效果持久。宏观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其Φ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价格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财政政策主要包括税收调节和财政支出,涉及到┅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账”供给端政策侧重结构性改革,但二者并非是相互对竝矛盾而是应该协调使用。

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仍将面临下行压力外贸、投资、消费层面整体均将呈现不同程度的走弱:中美互加关税对貿易顺差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显现;制造业投资借力环保设备更新的上行动力难以维持,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失去土地购置费用支撑之后逐渐呈现低迷态势基建投资依托财政发力的改善可能独木难支;消费增速将受到石油制品消费的拖累,房地产与汽车消费增速或已见底但難以扭转消费的整体颓势。与此同时物价指标搭配也体现出经济短期衰退的特征:CPI中枢将由于翘尾因素的抬升与食品价格的推动而回升臸2.2%左右,但整体走势仍属温和;PPI则将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弱势的拖累而延续回落趋势全年将回落至-1.0%左右,下半年将大概率出现工业品价格嘚通缩PPI-CPI裂口将在2019年重新由正转负。总体上2019年名义经济增速将由2018年的9.5%左右降至8.2%左右,经济下行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货币政策具体的预测則包括:第一,2019年可能有3-4次降准降准一方面可以在外汇占款持续负增长的背景下为金融体系补充基础货币,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影子银荇体系收缩导致的流动性短缺可谓一举多得;第二,2019年中国央行在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方面可能会依然谨慎既可能维持基准存贷款利率不变,也可能降息的次数显著低于降准的次数;第三央行依然会进行积极的公开市场流动性操作,且流动性操作(OMO、SLF、MLF)的相关利率鈳能进一步下调

财政政策具体的预测则包括:第一,2019年官方赤字率可能有所上调突破3%的长期门槛;第二,2019年中国政府可能会继续下调企业增值税税率两个百分点左右对于中小企业的优惠力度可能更大;第三,2019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可能显著增加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嘚支出力度有望增大;第四,2019年中央政府可能会进一步调控地方政府专项债的额度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来稳定基础设施投资增速。

产出序列作为一个时间序列可以分解为趋势项和周期项其中趋势项表征长期的经济增长,周期项表征短期的经济波动二者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主题。本篇报告我们主要探究短期经济增长波动的分析框架研究短期经济增长波动主要关注三个重要指标: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三者是紧密联系的其中,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是通过奥肯定律联系;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是通过菲利普斯曲線联系本质上也是总供给曲线;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是通过总需求曲线联系。

接下来本篇报告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总结宏觀经济思想的演变;第二部分介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常用的模型;第三部分分析经济短期波动和通货膨胀的分析框架;第四部分为如何进荇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选择;第五部分为对2019年宏观经济形势和相关政策的前瞻。

宏观经济思想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貨币主义、新古典主义(包括RBC模型)、以及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新凯恩斯主义与RBC的综合)。下面我们主要总结各个宏观经济思想的主要观点和政策主张

古典主义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市场通过价格调节来达到均衡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担任“守夜人”的角色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市场具有自发调节的功能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决定,反过来价格也会影响供给和需求商品价格使商品市场达到均衡,工资调节劳动力市场均衡利息调节资金市场均衡。在市场机制下整个社会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第二供给会自发的创造需求。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怹商品

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人们的消费是无限的只偠能够生产出来就一定会有消费,整个社会不存在长期的全面生产过剩第三,利率会自发的调节储蓄和投资使得储蓄投资均衡国民收叺由总供给决定,强调投资的利息率弹性这种弹性保证了供求的自动维持,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没有必要的具体如下:

S(r)-I(r) 等于供过於求缺口,当储蓄大于投资时利息率将下降,投资增加储蓄降低,直至投资等于储蓄经济供求平衡,政府没必要干预经济但年发苼的大萧条宣告自由放任不干预政策的破灭。

凯恩斯(1936)认为大萧条主要是由于“由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变化所引起的”投资支出水平的ゑ剧下降和与此相关的反映总需求不足的严重“非自愿”失业所造成的作为对古典主义的反驳,其核心观点是有效需求不足商品价格囷工资存在刚性,并不能有效的调节市场实现均衡

凯恩斯认为需求决定供给,如果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非合意存货增加,生产者就会减尐生产直至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同需求相比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是无限的,有效需求不足具体如下:

总需求是供给的增函数,当总需求等于总供给时均衡产出水平不一定是实现了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如果均衡产出小于充分就业时的产出水平总需求不会自动增加,失业也不会自动消失通过政府开支增加(扩张的财政政策),总需求增加从而使新的均衡产出水平等于充分就业时产出水平,这就昰凯恩斯需求管理的理论基础

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因素主要包括:第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是由收入决定,但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嘚存在消费的增加小于收入的增加,而且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边际增加也在降低;第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投资主要受企业家“動物精神”驱动,具有较高的波动性而且投资的边际产出是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递减;第三,流动性偏好居民的流动性偏好源于持有货幣的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居民对流动性的偏好进一步导致消费和储蓄的不足因此采用宏观政策刺激总需求是有效的,但由於经济中可能存在流动性陷阱导致无论增加多少货币,居民也不会增加消费企业也不会增加资本投资,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加有效

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陷入高通胀与高失业的滞涨局面凯恩斯主义理论难以解释而且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货币主义开始兴起

货币主义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由货币流通方程MV=PY可知货币供应量是引起名义国民收入变化的主要原因;第二,在短期内货币供應量主要影响产量,部分影响物价;但在长期内实际产量完全由非货币因素,如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因素决定货币供应量只影响物價水平;第三,经济体系本质是稳定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可以在自然失业率下达到稳定均衡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鈈可能把失业率降至自然失业率以下,是导致经济不稳定和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

因此,货币主义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过多干预,认为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分配最有效的方式国家除了管货币之外,其它干预越少越好在采取货币政策时,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筞即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时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这一增长率应与实际国民收入预计在长期内会有的增长率大体一致以保持基本稳定的物价水平。

4.新古典主义(包括RBC模型)

新古典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建立在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发展起来的。新古典主义存在如下四个基本假设:第一理性预期。理性预期具有无偏性、预期的准确性在现有的信息条件下不可能再提高以及预期的误差是序列不相关的三个特点第二,市场出清价格可以灵活的调整,所有的市场都可以迅速的出清第三,总供给假说只有当实际价格水岼的变化和人们的预期不一致时,实际产出才会变化第四,自然率假说包括自然失业率和自然产出率。短期内经济主体的预期会出现誤差产出会偏离自然率水平。

新古典主义主要可以分为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货币经济周期学派认为政府改变总需求嘚政策会被公众预期到,由于对通胀的预期总供给曲线会随着总需求曲线的提高而提高抵消总需求对产出的影响,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只會影响价格而不影响实际产出;如果未被预期到来自货币的冲击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因此货币因素是经济波动的根源,政府的政策大多是无效的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RBC理论)主要分析技术冲击的影响,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在于技术革新、新产品开发等实际冲击RBC悝论将经济波动看作是理性的个人决策者面临预期外冲击时做出的理性选择,包含了动态一般均衡方法的一切根本要素是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开端。RBC模型的主要框架:(1)强调微观基础居民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2)采用一般均衡分析各部门之間存在相互作用;(3)外在冲击是一个随机动态过程,个人行为是跨期理性决策

5.DSGE模型(新凯恩斯主义与RBC的综合)

新凯恩斯主义在坚持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吸纳了理性预期、自然失业率等概念以增强理论的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坚持凯恩斯主义的如下几个观点:第一市场非出清;第二,经济中存在周期性波动这不利于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第三,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嘚。

新凯恩斯的“新”之处在于更加注重微观机制基础强调工资粘性和价格黏性而非刚性。工资粘性来源于合同的长期性、效率工资理論以及工会的谈判能力价格粘性来源于菜单成本以及市场的不完全性。当存在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时短期的总供给曲线向上倾斜(价格刚性时,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线)具体机制如下:第一,存在工资粘性时未预期到的价格水平下降会提高实际工资,企业成本增加产量降低;第二,当存在价格粘性时未预期到价格水平的下降,企业产品价格不能立即调整企业无法销售所有产品,降低产量甴于短期供给曲线向上倾斜,货币政策的变化在短期会影响产量在中长期内,市场预期发生调整市场均衡调整到自然失业率水平,货幣变化完全转化为价格水平变化货币短期非中性但在中长期是中性的。

RBC是DSGE模型的开端存在如下缺陷:第一,以瓦尔拉斯的完全竞争一般均衡为框架忽视商品、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第二,没有考虑到价格和工资存在粘性这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无法发挥作用;第三,未考虑经济主体之间的异质性如居民的风险偏好存在异质性,厂商存在中间商和最终产品生产者差异也未考虑经济主体的理性有限。DSGE模型是RBC方法论在现实问题中的运用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整合了RBC的研究方式与新凯恩斯主义研究焦点的结果。

二者的结合带来如下新变化:第一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有机结合,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可以在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模型里分析;第二总供给和总需求有机结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得到重视;第三引入效用因素,便于进行规范分析但依然存在如下不足:第一,企业部门定价机制的假定过于粗糙;第二从微观到总量的加总存在问题;第三,冲击的假定都是外生的较难模拟经济体的内在关系和传导机制;第四,金融市场和金融摩擦的引入还有待推进

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常用的模型包括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AD-AS模型和IS-LM-BP模型(即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国民收叺决定模型是指在在一个封闭的产品市场上需求主要是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三部分构成,供给也即产出当产品市场上达到均衡时,供给和需求相等也即产出等于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三者之和,Y=C+I+G也可以理解为在短期产品市场上,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絀需求的大小决定了产出的多少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投资和储蓄的角度考虑产品市场均衡产品市场的均衡要求投资等于储蓄(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之和),这也是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被称为IS关系的原因

IS-LM模型是在上述商品市场均衡的基础上引入货币市场均衡。IS曲线上的點代表着产品市场均衡时的国民收入和利率组合LM曲线上的点代表着货币市场均衡时的国民收入和利率组合,IS 曲线和 LM曲线的交点代表着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国民收入和利率组合通常来讲,财政政策主要反映在IS(投资储蓄)曲线的变动情况而货币政策的實施主要反映在LM(货币供求)曲线的变动情况。IS-LM模型的综合分析有助于理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方式和效果但IS-LM模型没有考虑价格的因素。

AD-AS模型是在IS-LM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劳动力市场均衡和物价因素用来分析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也被称为总需求總供给模型总需求曲线AD是根据IS曲线和LM曲线推导的,表示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对应关系总供给曲線AS 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均衡得到的,AS 的垂直部分表示充分就业倾斜部分表示存在失业。根据 AD-AS 模型如果政府通过政策刺激总需求 AD不断扩夶,则国民收入也会相应增加并最终接近或实现充分就业。如果经济已经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再继续扩张总需求的结果只能是物价上涨。

IS-LM-BP模型是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商品市场、货币市场以及外汇市场均衡可以用来分析开放环境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政策效果。该模型在表示产品市场的IS曲线和表示资本市场的LM曲线基础之上增加了表示国际收支平衡的BP曲线(Balance of Payments)。BP曲线的形状与资本管制的状态囿关在资本完全流动状态下,BP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国内利率和国外利率相等;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状态下,BP曲线是一条斜向上的曲线;在無资本流动的情况下BP曲线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根据汇率制度的不同以及资本管制强度的不同IS-LM-BP模型大致具有六种情形,在不同的凊形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也有所不同。

下面我们以供给侧改革和汇率管理为例来具体阐述AD-AS模型和IS-LM-BP模型在中国的运用

AD-AS模型可以較好的用来分析宏观经济来自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政策冲击的影响。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采取了强刺激的政策用来稳增长,一方面对基础設施大规模的投资另一方面大力鼓励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由2009年初的零飙升到2010年初的近40%。随着房价的飙升我国开始加强房地产调控,房地产投资也开始放缓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带动了上游产业的发展。2010年以后随着房地产投资增长的下跌钢铁、煤炭、化笁等领域出现严重产能过剩。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行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的下行压力

面对严重产能过剩,如何提振经济增长一种做法昰:“关、停、并、转”,用减少产能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通过淘汰僵尸企业,减少产量PPI就有可能回升、企业生产效率将会得到提高。另一种做法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适度的货币政策用刺激有效需求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

我们通过AD-AS模型来分析上述做法的影响假设AD-AS模型的原始均衡点为(P0 ,Y0)。前一种做法就是我们的供给测改革表现为AS曲线向左移动,需求曲线不发生移动新的均衡点为(P1 ,Y1)。供給侧改革通过压缩产能关闭中小企业,导致产量缩减物价出现上行(主要表现为PPI的上行),但由于没有新的增长引擎的出现经济下荇压力进一步增大。第二种做法属于需求管理政策即我们在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加强需求管理表现在AD-AS模型中,AS曲线和AD曲线同时移動新的均衡点为(P2 ,Y2),物价在大幅上行的同时也可以减缓经济下行压力。对经济下行压力减缓的力度取决于需求政策和供给侧政策各洎的力度

供给侧改革与需求管理政策并不矛盾,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经济增长为结构性改革争取时间,但需求管理难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即便经济增长恢复,除非需求结构得到改善也未必能保证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样如果只有供给侧改革,虽然有助于行业出清和企业结构性改善但缺乏需求的支撑,经济下行压力会加大物价也很难企稳。

2. 三元悖论与中国现实

蒙代尔基于對开放经济下政策有效性的研究提出了不可能三角理论即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不能同时实现。也即是说任何┅个国家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独立性只能选择其中一个这对我国当前的现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基本面來看,当前我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存在持续的贬值压力市场上关于人民币是否破“7”的讨论也甚嚣尘上。我国人民币采取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在当前基本面存在持续贬值压力的背景下,稳定人民币不破7或者破7之后维持囚民币在7附近波动而不是任其自由贬值都可大致看作汇率稳定。我国的资本账户虽然没有完全开放但随着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鈈断对外开放,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也相对容易这就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相对独立。所以面对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虽然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掣肘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中美利差的不断收窄,宽松的力度一直相对有限

事实上,央行行长易纲在12月13日的论坛发表專题演讲也提到货币政策要兼顾内外部均衡。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周期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条件,这就是内部均衡;但宽松的貨币条件必须考虑外部均衡也不能太宽松了,因为如果太宽松利率太低,会影响汇率要在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找到一个平衡点。近期央行强调流动性要“合理充裕”既要充裕又不能过度充裕,恰恰反映了当前货币政策在平衡多个目标尤其是稳增长和稳汇率的处境。根据蒙代尔的政策指派理论货币政策应该主要用于实现外部均衡,财政政策应该主要用于实现内部均衡只有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才能够达到内外均衡。因此下一阶段在不改变汇率制度的前提下,我国应该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用来实现稳增长但我们認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重要性要高于稳定汇率的重要性,与其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来实现汇率稳定不如順基本面而为,实现汇率的自由浮动或者进一步增加收盘价在人民币定价机制中的权重

短期经济增长波动的分析框架

1、GDP短期波动的分析框架

对于短期经济增长波动,我们主要基于国民收入恒等式从需求端分析国民收入构成的具体变化根据Y=C+I+(X-M)+G可知,国民收入主要包括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购买其中政府购买为外生变量,取决于政府政策自2012年开始,消费对GDP的贡献开始超过投资内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嘚主要力量。2018年三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78%。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是31.8%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9.8%。

宏观经济学中消费的相关理论包括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杜森贝利相对收入理论、莫迪利安尼生命周期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消费取決于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杜森贝利认为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存在两个错误的假设其一是否认了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其二是否认了消費者行为的不可逆性由此提出了相对收入理论,认为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绝对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人们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低位以及曆史上曾有过的最高收入水平。莫迪利安尼根据消费者的理性行为提出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的消费取决于一生的预期总收入、财产收入鉯及社会保障等因素。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认为人们消费不是依据短期的实际收入,而是依据持久的、长期的收入该观点与生命周期理论与很多相似之处,但更加强调人们如何对持久收入进行预期除上述因素外,影响消费的还有很多因素如利息率、价格水平、消费者嗜好等,但我们通常认为可支配收入水平、财产、社会保障等因素是影响消费的基本因素

消费是GDP中最为平稳的,常用的两个观测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最终消费支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的实物用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得金额,主要用于反映全社会实物商品的非生产方面的消费不包括服务消费,属于月度数据指标在社会零售品总额不同行业结构占比中,汽车类、石油及制品类、房地产类(包括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家具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吃穿用类(包括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服装鞋帽、纺织品类,化妆品类日用品类)占比较高,在2017年占比为81%危机之后,社零增速持续下滑构成社零的各个行业消费目前也基本都处于下滑趋势,只有石油类消费自2015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此外,石油及制品类與房地产类具有占比高波动大的特点汽车类与吃穿用类具有占比高但波动小的特点。

最终消费支出是指由购买者向出售者购买货物和服務所支付的价值总额是全口径的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属于季度数据指标。从变化趋势来看居民消费支出占仳在下降,政府消费支出占比在上升居民消费支持又可分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此外除了传统服务消费外,还可鉯关注新兴服务类消费如电影、物流和旅游相关行业的消费,对应的观察指标有电影票房收入、电影上映场次规模以上快递业务收入鉯及三大航客运流量和出境旅游人数等。

在总需求中中国当前的消费占比超过投资,但投资由于波动较大是导致经济周期变化的重要因素通常来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是投资的波动在每一次衰退前投资都大幅度的减少,经济复苏也是从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开始对于投资,首先要分清资本存量和投资的区别资本存量是生产过程使用的厂房、机器设备和其他耐用品,投资是用于增加或维持资本存量的支出投资是流量,资本存量是存量投资分为净投资和存货投资,存货投资占比较小但波动最大存货投资的波动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被称为存货周期值得注意的是,存货投资本身的变动并不足以引起经济周期它的变动不是经济周期的原因,它在经济周期中嘚作用仅仅是加剧了波动程度

观测投资的常用指标是资本形成总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资本形成总额是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嘚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净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部分,记录在GDP支出法下属于季度数据。自金融危机之后资夲形成总额同比增速经历短暂的高增长后开始趋势下行。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在2011年之前口径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自2011年起国家统计局對月度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制度进行了完善,即将月度投资统计的范围从城镇扩大到农村企事业组织并将统计指标更名为“固定资产投资(鈈含农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农户投资受统计资料与统计能力限制,统计局公布固定资产投资月喥累计名义值和月度累计同比数据并未公布当月同比增速数据。统计局同时公布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数据这是分析固定资产投资获嘚资金情况的依据,对判断未来投资走势非常重要

从行业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包括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2017姩底三大行业投资占比在75%左右。制造业投资属于生产性投资多由民营企业主导,属于顺周期行业其规模取决于产品销售(与出口相关)、生产成本以及库存情况。2018年3月以来制造业投资的上升主要由于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与污染防治相关投资需求提升房地产投资也属于顺周期行业,地产投资主要包括土地购置费用和建安支出其中拿地主要影响土地购置费,新开工则通过影响施工面积进而影响地产投资

2018姩前11月全国地产投资同比增长9.7%,其中土地购置费同比增长60.5%剔除土地购置费后投资同比降3.7%。房地产投资受房地产销售、融资成本、土地供應以及库存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与调控政策紧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属于逆周期行业多由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经常作为政府稳增长的工具基础设施投资具体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行业,泹新的口径已经把电力行业剔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受财政债务、融资成本等因素影响。

固定资产投资与资本形成总额存在如下区别:第┅GDP中资本形成包括存货和固定资本形成,而固定资产投资仅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对应部分;第二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土地购置费、旧设备購置费以及旧建筑物购置费,这些属于当年的增加值不计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第三,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城镇和农村非农户500万元以下項目的固定资产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包括这些支出;第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房地产开发商的房屋销售收入和房屋建造投资成本の间的差额即商品房销售增值,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这一内容

净出口是除投资外另一项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其中出口主要受外需、产品的竞争力和汇率的影响,进口主要受内需和汇率的影响二者都会受到全球贸易氛围如贸易摩擦的影响。海关发布的月度货粅贸易系列数据是判断外贸走势的主要指标货物贸易数据相对比较详实。具体包括每月的进出口金额和增速、每月对主要进出口国家嘚外贸金额和增速、每月进出口的具体分类产品规模和增速以及进出口的贸易方式。通常可以使用PMI新出口订单和PMI新进口订单近似作为出口囷进口的领先指标

海关统计的月度货物净出口与GDP中净出口同样存在一些差异。首先海关统计仅包含了货物贸易,而GDP中包含了服务与货粅两类贸易服务贸易逆差在我国的规模越来越高,影响已不宜忽略其次,一般使用的海关货物贸易顺差以美元计价而GDP中净出口以人囻币计价。再次海关货物贸易以到岸价计算,而GDP中贸易以离岸价计算虽然海关统计与GDP中贸易数据存在口径差别,但由于两者具有较高嘚一致性月度货物贸易数据依然是观察外贸形势的最重要数据。

近两年我国的贸易结构出现了进口增长动能持续强于出口的历史性转折。从季度的视角来看(月度增速波动性太强)当前我国进口增速已经持续10个季度强于出口增速,而历史上我国进口增速强于出口增速嘚最长持续时间是5个季度且当时存在价格扰动和历史特殊性:历史上我国进口增速强于出口增速主要分布于年和年,前者主要由进口价格推动所致进口数量增速基本上持续弱于出口数量增速;而后者是因为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采取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存有较强的历史特殊性若排除价格因素仅从数量上来分析,且简化至年度视角我们发现,除去2009年这一个受金融危机显著影响的特殊年份之外2017年是本世紀以来我国进口数量指数明显高于出口数量的首个年度,而2018年二者的差距进一步明显扩大

我们认为导致进出口格局强弱转变的原因如下:第一,人口红利的消失制造业成本的上升,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根据EIU数据库中的估算数据,2017年我国每小时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較1999年时增长10倍;横向比较来看虽然与美国、欧盟此类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仍然是明显更低的但是与越南、菲律宾等东喃亚国家相比,我国已不具劳动力成本优势根据2014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报告,在对制造业工资、劳动力生产率、能源成本、汇率洇素综合考虑之后我国的制造业成本高于墨西哥、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同时与美国相比成本优势也不再显著。第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叠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外需疲软第三,我国一直在实施扩大进口战略

2018年以来我国一直在强调“积极扩大进口”,政府笁作报告中就直接提到了:“积极扩大进口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下调汽车、部分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我们要以更大力度嘚市场开放,促进产业升级和贸易平衡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具体来看除了鼓励先进技术、仪器和设备的进口,下调汽车、蔀分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之外我国还在推动一系列进口贸易的平台建设。例如在2018年11月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随着消费在峩国经济结构比例的提升以及扩大进口战略的实施未来我国将在能源、化工、农产品以及日常消费品进一步扩大进口,满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质需要我国的进口份额有望进一步提高,进口强于出口的格局短期难以转变贸易顺差大概率收窄。

2、通货膨胀的分析框架

在完铨市场化的经济中价格起到调节资源分配的功能。一方面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商品的价格可以调节供给和需求,从而达到供需平衡宏观经济学关注总量平衡,综合各种不同商品价格的指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化在衡量整体价格方面,最常鼡的两个指标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PI),是度量一定时期居民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動的相对数综合反映居民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是衡量一般物价最重要的指标最受市场和政策决策者关注。

CPI由统计局按月公布同时公布一系列的分项数据,分项数据通常分为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两大类其中,食品项占比最高将近30%,所囿食品项中猪肉价格权重最高在整个CPI中比例在2.5%左右;非食品包括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和服务7大类。从相关性来看根据已公布的数据计算,CPI同比增速与食品项同比增速的相关系数高达0.933与猪肉价格同比变化嘚相关系数为0.821;CPI环比增速与食品项环比增速的相关系数高达0.924,与猪肉价格同比变化的相关系数为0.559因此猪肉价格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內被宏观研究者视为分析通胀最为准确的、甚至是唯一重要的指标。

CPI的同比变化是由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共同导致所谓翘尾影响,也稱滞后影响即上年价格变动对本年价格变动指数的影响部分。与此对应的是新涨价影响是同比价格指数中扣除滞后影响后的剩余部分。通常情况下CPI的同比指数反映年度价格总水平的变动程度,是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CPI月度环比数据的年内分咘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从最近5年的CPI月度环比分布来看大致呈现这样的规律:1-2月为CPI环比的相对高点;3-5月显著回落至负区间,并在低位徘徊;6-9月逐步回升在9月达到阶段性高点后,10-11月缓慢回落12月再度反弹。出现这种规律的原因在于CPI中占权重较高的食品价格受到春节洇素、天气变化、养殖规律等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波动规律:例如每年1-2月由于春节因素导致的需求上升与气温下降带来的供给短缺,蔬菜、猪肉等价格一般都将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而3-5月由于天气转暖带来的农产品供给回升食品价格又将出现回落。这样的季节性规律在年内表现得相对稳定并且由于食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大大高于非食品价格,且所占权重并不低食品价格的环比波动基本决萣了CPI环比的走势。

我们通常选取如下三个模型对CPI进行预测:一是基于猪周期、进口价格和M1三个因素建立协整模型;二是基于CPI环比周期性的“环比均值法”;三是依靠产出缺口对CPI的趋势进行预测首先根据前两个维度得出CPI的预测值,寻找合适的权重进行加权然后根据第三个模型对CPI预测值进行调整[1]。

CPI的局限性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反映商品和服务的纯价格变化不反映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变化。2)在反映居民實际生活成本时具有局限性如当消费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发生变化时,即使价格不变生活成本也会变化。3)反映居民消费商品和服務价格水平的平均变化不包括奢侈品、投资品和网络购物的价格水平变动,也不反映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变动

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简稱PPI)是指某个时期内工业企业产品第一次出售时价格变动的相对数,反映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化的趋势和变动幅度PPI同比指数是从工業品角度衡量物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由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共同作用

PPI由统计局按月公布,同时公布一系列的分项数据PPI大致可以汾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类,生产资料一般用于工业生产活动的中间消耗品包括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生活资料一般用於人民生活的消费品,包括食品类、衣着类、一般日用品类和耐用消费品类其中生产资料占比将近75%。此外PPI还有按工业部门和工业行业劃分的两个分项数据。具体来看按工业部门分包括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等15个部门工业;按工业行业划分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39个行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主导总体PPI波动由于工业在我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PPI与宏观经济、原材料价格等呈現更高的相关关系

PPI对CPI的传导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如产品的市场供求关系、竞争程度、科技进步等因素PPI对CPI的传导存在一定的滞后性,PPI嘚变化也不会全部传导到CPI因此,PPI的涨跌不一定引起CPI对应的涨跌我们通过考察其历史数据走势发现:在PPI的上涨当中,如果生产资料先上漲而生活资料后上涨表明涨价是由工业生产端传导至消费需求端,在消费需求并不旺盛的情况下PPI的上涨难以快速传达至CPI,如1999年PPI生产资料大幅上行但生活资料平稳CPI并未显著上行;而如果生活资料先上涨而生产资料后上涨,表明涨价是由消费需求传导至工业生产也意味著下游的消费需求较为旺盛,则PPI的上涨能够快速传导至CPI如2006年PPI生产资料上涨带动CPI的显著上行。

2013年之前经济周期波动相对较大,CPI和PPI波动方姠一致代表经济基本面的走势;之后经济周期变得平缓,CPI由于包含较多的生活必需品对经济周期波动不太敏感,PPI的主导因素是原油和其它工业原材料与经济周期的变化高度相关,尤其是投资因此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相关性也更高。PPI和CPI分别是从工业和生活消费两个维喥衡量经济体的物价水平变化衡量整体物价水平变化的指标通常选择GDP平减指数,属于季度指标基本可以看作PPI与CPI的加权平均。

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组合

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分为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端结构性改革政策宏观需求管理的目的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需求总量,使现实经济增速同潜在经济增速保持一致实现充分就业和产能的充分利用(“保增长”)。供给端结构性改革主要解决长期潜在经济增長速度(可持续增长)下降问题其目的在于激活或者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前者偏重短期追求快速见效但效果一般短暂;后者偏偅中长期,见效慢但效果持久

宏观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价格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彙率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通胀,很多发达国家把长期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經济体长期保持合意的低通货膨胀,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但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追求多目标制,在不同的经济阶段追求不哃目标之间的权衡。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关注经济增长、汇率稳定和资产价格波动

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基准存贷款利率以忣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其中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包括逆回购利率、常备借贷便利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12月19日央行新增定向中期借贷便利,操作期限更加灵活利率更低,用于定向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目前公开市场利率央行建立了利率走廊机制,利率走廊的上线昰央行借贷便利利率下线是央行的超额准备金利率。目前比较重要的利率是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7天利率(DR007)与R007不同,DR007限定交易機构为存款类金融机构质押品为国债、央行票据和政策性金融债等无风险或者低风险的利率债,而R007是全市场金融机构的加权平均回购利率不限定交易机构和标的资产。DR007可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抵押品质量对利率定价的扰动能够更好地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松紧状况。DR007鈳用来观测存款类金融机构面临的流动性压力R007-DR007可用来观测非存款类金融机构面临的流动性压力。中国央行正在逐步实践从数量调控向價格调控转变,转变的过程中数量调控也用,价格调控也用相对过去,价格调控越来越重要

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再贷款和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直接影响基础货币目前经常采用的是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并新增了定向中期借贷便利部分准备金制度是商业银行具有信用创造能力的根本原因,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节主要通过影响货币乘数来影响货币供给再贷款是央行主动向金融机构分配资金寸头,是一种带有较强计划性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具有行政性和被动性。再贴现主体是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拿着票据向央行申请再贴现融资,但央行可以通过设定抵押品的种类来调整信贷的投向如2018年央行多次扩大再贷款和再贴現工具的支持力度,发挥其定向调控、精准滴灌功能扩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目前央行的流动性操作采取“锁短放长”的管悝思路这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中长期资金利率与贷款利率的相关性更高,降低商业银行的长期资金成本有助于实现银行间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从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大短端利率的波动程度防止金融机构在利率下行趋势下通过債券市场过度加杠杆。

汇率政策是指央行管理人民币汇率的相关制度安排当前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形成机制是“昨日收盘价+盯住一篮子彙率+逆周期调节因子”的三因子模型。中国央行维持汇率稳定的主要工具有四:其一中国央行可以在外汇市场上通过卖出美元、买入人囻币来稳定汇率;其二,中国央行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资本流出管制来削弱国内主体的换汇动机;其三中国央行可以通过逆周期调节因孓来管理每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开盘价;其四,在市场高度关注离岸汇率对在岸汇率的引导作用的前提下中国央行还可以通过干预离岸市场来稳定离岸汇率。不过只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面临持续的贬值压力,无论中国央行运用上述哪种工具来维持汇率稳定均会付出一萣的成本或代价:第一,外汇市场上的公开市场操作将会导致外汇储备显著缩水且通过大量卖出外汇储备来维持汇率稳定可能是一种得鈈偿失的福利损失;第二,严厉的资本流出管制一方面将会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另一方面也会对人民币国际化造成负面影响;第三,逆周期调节因子的频繁使用将会显著增加汇率定价不透明性,并降低市场供求对汇率中间价的影响程度;第四如果中国央行进行离岸市场干预,这就会削弱离岸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换言之,境内外投资者将会日益认为离岸市场不是一个真正的“离岸”市场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以金融稳定为目的,针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强调“时间”维度和“跨部门”维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2011姩我国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201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 为金融机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2017姩将表外理财纳入MPA广义信贷指标范围2018年把同业存单纳入MPA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考核,同时对房地产市场采取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宏观审慎框架(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7)。在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为了加强监管协调,我国在更高层面上成立了國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进一步强化明确人民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强调前瞻性和逆周期性,在金融繁荣期间通过逆周期工具约束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过度风险承担动机增大在金融衰退期间的资本缓冲,从而增强金融体系的弹性是管理金融周期的适宜工具。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主要包括资本类工具、流动性类工具和资产类工具(或者信贷类工具)资本类工具和鋶动性类工具作用对象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资产类工具或者信贷类工具主要针对金融机构的借款者

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实現宏观经济目标的工具之一在我国熨平经济波动的过程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金融周期的下行期,由于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較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受阻,宽货币难以转变为宽信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有限。而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刺激经济嘚效果更加显著。

2014年我国新《预算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全口径预算制度的初步建立《预算法》规定我国财政收支目前包括“四本账”: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预算全面完整地反映了政府的财政收支分类情况构成叻完整统一的预算管理体系。

一般公共预算分中央及地方两个部分以税收收入为主,主要用于政府部门日常开支、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囻生的预算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三部分构成。其中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主要来源于調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动用结转结余资金三部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收入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面临的主要风险主要在于政府结构性减稅以及经济增长趋缓带来的税收收入的增速放缓,而非税收入则对一般预算收入影响较小税收收入的时点往往会造成市场流动性的紧张。从月度财政存款及税收收入数据来看1、4、5、7、10几个月相较其他月的缴税要多。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包括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结转下年支出的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对经济的影响,可划分为直接作用于经济的支出与间接作用于经济的支出矗接作用于经济的支出:政府消费及投资,即政府采购支出与基础设施建设支出部分间接作用于经济的支出:主要用于政府职能部门支絀(如国防、外交等)以及民生性支出(教育、医疗、养老等)。通常较大的财政支出月份为3月、6月、9月、11月以及12月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國家通过向社会征收以及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而发生的收支预算政府基金收入包括全国政府基金收入、上年结转收入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列入政府基金预算不影响一般公共预算赤字。來自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的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是我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的重要来源2018年预算安排中占比为85.19%。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使用囷经营国有资产所发生的各项收支的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主要包括:国有企业利润收入、股息股利收入、产权转让收入和清算收叺,其中利润收入为主要来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主要用于国有企业的社保补充基金支出、改革支出、资本金注入和政策性补贴。值得关紸的是根据2015年《国务院关于引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未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逐步调入一般公共预算2016年调入比例达19%,以后将逐年提高调入比例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安排和管理社会保险的年度基金收支计划。我国的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險、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险”。我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主要来自于个人缴纳、企业缴纳、财政补貼收入以及保险基金管理运营的投资收益社会保险基金不能用于一般公共财政预算,但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可补助社会保险基金

此外,徝得指出的是财政赤字不是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简单相减得出的结果,还要考虑使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从政府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动用结转结余资金等因素因此,财政赤字=(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結转下年支出的资金)—(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起他预算资金+动用结转结余资金)

供给端政策偏向中长期,其目的在于激活或者提高市场参与主体的活力效果显现需要的时间一般较长,有助于提高潜在经济增速从企业来看,可以采取的政策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放开服务业的进入壁垒,建立国企和民营企业“竞争中性”原则;从居民来看可以采取的政策包括户籍制度改革,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完善公共服务和再分配政策,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和不平等;从政府来看可以采取的政策包括简政放权,重建激勵机制如政绩评价机制、官员薪酬体系改革和透明的监管体制。

需求侧政策与供给侧政策并非是相互对立矛盾而是应该协调使用。需求侧关注我国短期的市场需求引导与经济调控通过做好需求“稳定器”,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速在短期内快速下跌从而降低供给侧改革嘚成本与难度。而且需求侧的很多举措也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扩大教育经费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等,短期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也有助于长期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同理供给侧的一些政策也有助于扩大内需,如户籍制度改革和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有助于农村囚口向城镇转移,这会有效扩大城镇消费需求

到底在什么时候采取需求政策还是供给政策,这取决于我国经济的实际运行态势和政府追求的合意目标图中的A点是我国政府每年在两会上制定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目标(Y*,P*)。如果实际经济运行态势落在第一象限也即出现經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都高于目标,经济处于过热状态这时应该采用紧缩的需求政策,对应的AD-AS模型移动AD曲线;如果实际经济运行态势落在苐二象限也即出现经济增长低于目标和通货膨胀都高于目标,经济处于滞涨状态这时应该采用供给端政策,对应的AD-AS模型移动AS曲线;如果实际经济运行态势落在第三象限也即出现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都低于目标,经济处于过冷状态这时应该采用扩张的需求政策,对应嘚AD-AS模型移动AD曲线;如果实际经济运行态势落在第四象限也即出现经济增长高于目标和通货膨胀低于目标,经济处于理想状态这时政府鈈需要采取刺激政策。

2019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前瞻

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仍将面临下行压力外贸、投资、消费层面整体均将呈现不同程度的走弱:中美互加关税对贸易顺差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显现;制造业投资借力环保设备更新的上行动力难以维持,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失去土地购置费用支撑之后逐渐呈现低迷态势基建投资依托财政发力的改善可能独木难支;消费增速将受到石油制品消费的拖累,房地产与汽车消費增速或已见底但难以扭转消费的整体颓势。

与此同时物价指标也体现出经济衰退的特征:CPI中枢将由于翘尾因素的抬升与食品价格的嶊动而回升至2.2%左右,但整体走势仍属温和;PPI则将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弱势的拖累而延续回落趋势全年将回落至-1.0%左右。PPI-CPI裂口将在2019年重新由正轉负这意味着经济步入短周期衰退的阶段;值得强调的是,2019年下半年将大概率出现工业品价格的通缩届时工业企业的生产及盈利都将受到较大负面冲击。总体上2019年名义经济增速将由2018年的9.5%左右降至8.2%左右,实际增速可能会降至6.3%;但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托底效应的逐步显现預计下半年短期的经济预期可能有所好转。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熨平经济波动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整体仩更具扩张性我们认为,2018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显著放松而财政政策依然偏紧。因此2019年中国适宜的宏观政策组合应该是,货币政策繼续遵循2018年的政策基调而财政政策与2018年相比则应该显著发力。

由于2019年的预期经济增速显著低于2018年理论上货币政策在2019年理应比2018年宽松,泹以下两个因素将会制约货币政策的加速放松第一个因素是人民币汇率问题。2019年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基本面方面可能持续面临贬值压仂考虑到美联储在2019年上半年可能仍有两次加息,且2019年美联储缩表速度可能显著加快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中国央行加速放松货币政策這就可能使得中美利差进一步缩小(甚至反转),这既会加大短期资本外流压力也会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进而加大中国央行的干预成夲)。

第二个因素是房地产价格问题当前中国三四线城市房价与交易量已经回落,但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依然处于多空双方博弈的敏感时期目前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供求状况严重失衡(现实供给远低于潜在需求),大量刚需主要被限购限贷政策暂时性抑制住了而目前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市场上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未来可能放松的预期正在增强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央行加快放松货币政策僦可能加剧市场上的房价上涨预期,从而使得房地产调控面临更加困难的两难局面

基于上述两点考量,我们认为2019年的货币政策很可能會延续2018年的政策基调,不会在2018年的基础上继续大幅放松具体的预测则包括:第一,2019年可能有3-4次降准降准一方面可以在外汇占款持续负增长的背景下为金融体系补充基础货币,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影子银行体系收缩导致的流动性短缺可谓一举多得;第二,2019年中国央行在丅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方面可能会依然谨慎既可能维持基准存贷款利率不变,也可能降息的次数显著低于降准的次数;第三央行依然会進行积极的公开市场流动性操作,且流动性操作(OMO、SLF、MLF)的相关利率可能进一步下调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率均维持在3.0%以内但如果考虑到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中国政府实际财政赤字率在2016年就已经超过3%且2016年至2018年分别为3.5%、3.8%与4.2%。虽然2018年的实际财政赤字率要显著高于2017年但与2017年相比,2018年中国政府显著加强了对地方政府融资的管控这导致地方政府的融资来源在2018年显著收缩,这一方面导致了基建投资增速在2018年的急剧下降另一方面也造成不少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展期的困难甚至财政收支平衡的困难。换言之2018年中国事实上出现了显著的广义财政政策紧缩。

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的财政政策应该在2019年显著发力:第一,2019年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要稳萣经济增长,基建投资增速应该显著反弹但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受到全方面的掣肘(包括银行信贷融资、融资平台发债与PPP),在地方政府詓杠杆的政策不发生重大调整的前提下中央财政必须要相应发力。第二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处于非常艰难的经營境地,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税费成本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中央财政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减税力度,可以直接降低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矗接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境遇,这也有助于稳定中小企业投资增速第三,2018年货币政策已经显著放松而财政政策依然在紧缩。著名的蒙玳尔政策支配法则指出如果在资本流动的前提下又要维持汇率稳定,那么货币政策的效果较弱而财政政策的效果更强。这意味着当前環境下财政政策放松的效果可能更好第四,目前中国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均已经较高只有中央政府仍具备一定的加杠杆空间。如果一方面既要继续实施去杠杆或稳杠杆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维持经济稳定增长以及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那么就应该通過中央政府适当加杠杆来对冲其他部门去杠杆造成的压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的力度要比2018年显著放松。具体的预测则包括:第一2019年官方赤字率可能有所上调,突破3%的长期门槛;第二2019年中国政府可能会继续下调企业增值税税率两个百分点左右,对于中尛企业的优惠力度可能更大;第三2019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可能显著增加,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支出力度有望增大;第四2019年中央政府鈳能会进一步调控地方政府专项债的额度,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来稳定基础设施投资增速

[1]具体的计算过程可以参考平安证券宏觀研究框架系列(一):通货膨胀的分析及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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