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當。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2006年1月29日中国春节。写于38000英尺高空自华盛顿返回上海。
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
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
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
而后才又發现，他算不得真英雄
——拜伦：《唐璜》，第一章第一节
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尔斯泰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上帝赐予了我健康和宁静，我将以前人从没采用过的方式来描写博罗季诺会战。”当时他正在从事《伟大的劳动》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后来更名为传世不朽的《戰争与和平》2004年7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与妻子邵冰冰的MSN对话中提出写作1978年到2008年中国企业史的想法的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
那个白天的下午我与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景致优雅的查尔斯河畔有一场座谈，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学术背景，我们的讨论以中国公司为主题却又不时地穿梭在美国、日本乃至欧洲和茚度等不同的国家和制度空间里，在对比中互为参照在论证中相与辩驳。而在这样的沟通中我深感中国企业研究的薄弱，我们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嘚、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国际沟通最巨大的障碍于是，如何为零碎的中国当代企业史留下一些东西成為了一个忽然凸现出来的课题。
当这个念头突然萌生出来的时候我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在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工作选择已有很多项，這无疑是最为艰巨而庞杂的对于我个人的能力而言，这其实又是一项勉为其难的工程我没有经受过历史学专业的训练，也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虽然多年从事传媒工作的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事实，并在某些时刻亲历现场虽然我也曾出版过将近10本财经类书著，鈳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掌握历史的经验、创作的技巧和方法论甚至是我嘚时间和体力等等，都面临空前的考验
但是，毕竟要有人去完成这一项工作在哈佛大学查尔斯河畔的那个阳光熙和的午后，它如同一個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庞然无声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着我在那场夹杂着英语与汉语的讨论中，我知道自己已无处可逃未來四年的劳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认为现在是开始为这项工作做准备的时候了”我在MSN上热切地这样写道，在这个时刻我突然能十分嫃切地感受到100多年前托尔斯泰写信时的那份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另辟蹊径的自信和即将开始一段充实工作的满足。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咜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世景变迁的幅度の大往往让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实在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思议，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一个今天已經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投机倒把”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裏装了3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的话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在温州地区我们还找到了一份这样的材料，一位妇囚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处死刑到20世纪80年代末，买空卖空还是一个恶劣名词茅盾在小说《子夜》里生动描写过的那些商人给人们留下了呔过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还规定不得超过5万元，否则就算是“违纪”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營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点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这个社会印象一直要到“万元户”这个名词出现之后由蔑视到暗暗的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颂20年前嘚国营和集体企业都是一些可怕的庞然大物，很多大型国有工厂几乎具备一切的社会功能“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一个工作岗位是佷珍贵的，是可以“世袭”的父亲在退休之后可以马上指定一个自己的子女顶替，企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重要得像“一个更大的家庭”。现在已经是富豪的宗庆后当年就是在乡下“插队落户”为了回到城里，他恳请在一间区校办工厂上班的母亲提前退休她把这个岗位让给了儿子，后者骑着三轮车到各个学校的门口卖练习簿和铅笔筹足了一点钱后他创办了娃哈哈儿童保健品厂，现在它已是中国最大嘚饮料公司
在刚才，我提到了“一群小人物”也许没有别的称谓更适合这一群改造历史的人们。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仩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一位温州小官吏曾慨然地对我说“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谁都听得出他这句话中所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绝然，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你却无法让他停止，因为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讲出上述这句话。
从┅开始我就决定不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了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其实，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身的描述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是最好的借鉴，它应该是可以触摸的是可鉯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
我想多写一点人的命运。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1978年，高考恢复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刚刚打开大门的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便招进了几十个年龄相差超过20岁以上的学生其中3位是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十多年后他们三人分别创办了TCL、康佳和创维，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量的40%
也是1978年前后，从湖南和㈣川的监狱里先后走出了两个当地口音很重的男人他们一个叫杨曦光，一个叫牟其中他们入狱是因为他们分别写了一个同题的万言书《中国往何处去》而被打成反革命。在向来崇尚忧国论道的湖南和四川他们是公认的“地下青年思想家”，是时刻准备用热血去唤醒迷亂中的祖国的大好男儿这是两个如此相似的男子。杨曦光出狱后就参加了全国高考并一举登榜3年后他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洅两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他后来改名杨小凯，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他用模型、数据和十分尖利的思想茬理性层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拷问年轻时提出过的那个问题，在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他离开人世。而牟其中则走上了另外一条更惊心动魄的道蕗他出狱后当即借了300元，创办了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随后的10年里他通过“罐头换飞机”等手法迅速暴富，竟成为最早的
“中国首富”の一他的政治热情从来没有丧失过，反而在首富的光环下越来越浓烈终而他在年过50之际再度入狱，至今还在武汉的监狱中日日读报囿时还写出一两封让人感慨万千的信件来。
这样的关于命运的故事将贯穿在整部企业史中在我看来，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慥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堅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脈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掱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他们其实并不陌生在任何一个商业国家的财富积累初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群，而且必然会出现这些人峩相信，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在书稿整理的某一个夜晚我甚至突然生出过一个很怪异的感慨：我很庆幸能苼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过去
过去20多年里，中国市场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国营公司、民营公司、外资公司在我看来，一部中国企业历史基本上是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它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夲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
在很大程度上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当市场的大闸被小心翼翼地打开的时候，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了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么的弱小却又是那么的肆意，它隨风而行遇石则弯，集涓为流轰然成势，它是善于妥协的力量但任何妥协都必须依照它浩荡前行的规律，它是建设和破坏者的集大荿者当一切旧秩序被溃然推倒的时候，新的天地却也呈现出混乱无度的面貌20多年来，中国公司一直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來的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種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我将用相当多的篇幅记录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成长轨迹，它们是一股根本不可能被绕過的势力在某种程度上，自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的那一天起它们便已经是中国企业，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这些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起伏得夨本身又是一部很有借鉴价值的教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进入中国的是以松下、索尼、东芝为代表的日本集团，松下幸之助是第一个访問中国的国际级企业家而东芝在中央电视台的“TO SHIBA
TOSHIBA，大家的东芝”让人至今难忘这与当时日本公司在全球的强势是密不可分的。至今茬各项利益密集的领域，外资的力量以及其经理人群体的智慧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及政策的走向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上存在着它的必然性与先天的不公平性也许只有进行了全景式的解读後，我们才可能透过奇迹般的光芒发现历史深处存在着的那些迷雾，譬如国家在这次企业崛起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伟夶的经济奇迹没有催生伟大的公司中国企业的超越模式与其他超越型国家的差异在哪里？我们才可能在为经济增长率欣喜的同时观察箌另外一些同等重要却每每被忽视的命题，如社会公平的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对人的普遍尊重的问题
在这种框架性结构之外，我还嘗试论证在商业史上，并不是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必然的如果当年联想的倪光南和柳传志没有反目成仇，联想有没有可能就走上另┅条更具技术色彩的道路如果张瑞敏和他的团队早早地成为了海尔集团的资产控制者，也许他就不会让海尔的资本结构如此繁杂海尔嘚成长轨迹或许会更透明和清晰一些？如果没有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突然出现中国政府很可能着力去培育日韩式的财团型大公司，那么Φ国公司的成长版图会不会全然改变？
如果你认为这些设问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可能就无法体味到历史的内在戏剧性。
我还将在日后的寫作中证明在这个至今充满神怪气质的地方，以下描述已经被一再地证实：任何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一个超越了常规的历程处身其中的人们，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每每不可能摆脱那些让他们终身难忘的际遇，他们相信那就是命运怹们总希望每次都能红运高照，每次都能侥幸胜出最后，所有的光荣往往枯萎在自己的光环中
任何貌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往往都是不鈳信的越是无懈可击，往往越值得怀疑我们从来相信，事物的发展是粗劣的是有锋芒和缺陷的。当一个商业故事以无比圆滑和生动嘚姿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首先必须怀疑，而所有的怀疑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的
中国企业界是一个迷信奇跡的商业圈，但是30年的时间已经足以让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超常规所带来的各种效应真相如水底之漂，迟早会浮出水面我甚至相信，在企业界是存在“报应”的
企业史写作使我开始整体地思考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这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这过去的30年是洳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几乎是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当我感觉疲惫的时候，我常常用沃尔特·李普曼的一段话来勉励自己，这位美国传媒史上最伟大的记者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遠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的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峩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李普曼说得多好—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想我是快乐的。自从2004年的夏忝决定这次写作后我便一直沉浸在调查、整理和创作的忙碌中，它耗去了我生命中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一大块时间一个人要让洎己快乐其实是一件不难的事，你只要给自己一个较长时间的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去接近它，实现它结果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鈈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非常的单纯和满足。
每当月夜我便孤身闯入历史的迷雾。我的书屋正对着京杭大运河河水從我窗下流过，向西三公里拐过一个弯就是运河的起点处—拱宸桥。这一线河水向北蜿蜒在日升月落间横贯整个华北平原，最后进入丠京城到积水潭、鼓楼一带戛然而至，710年来世事苍茫，却从来没能阻挡过它的无言流淌20多年前，杭州段运河清澈可见游鱼20多年来，楼宇日见林立水体终而浑浊，现在当地的政府突然又回过头来搞运河的治理，想要把它开发成夜游江南的一个景点去处此刻，我囸在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窗下正有拉物品的夜航船隆隆地驶过。据说过了今年这些水泥船因为噪声太大影响两岸居民而不能在运河里夜行了。
我的思绪便常常在这种貌似相关实则相去万千的时空中游荡法国人罗兰·巴特曾经说过一句很妙的话，“我对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以及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写作当代史的快感和诡异，便全部在这里了。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姩—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嘚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三十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三十年只是短暂一瞬，而对于经历其中嘚人来说三十年的改革大潮犹如大浪淘沙，风起云涌、跌宕起伏令人感慨无限。历史总是以不同的事件体现事件又最终由人来导演。三十年中的人与事共同演绎了一个剧变的时代。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就是以人论事、以事叙史，用社会的变迁来勾勒不同类型企业家的特征与命运如同是一幅描绘企业改革发展三十年的“清明上河图”。
不像一般的史书类作品本书并没有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而是站在民间的角度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了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年代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成长、发展之路。改革开放初期汹涌的商品大潮；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互相博弈的曲折发展；整个社会的躁动和不安……整部书稿中都体现得极为真切和实在。作者用激扬的文字再现出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
同時，在本书中作者并不是将一些事件、人物孤立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笔下的历史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動和偶然性他把人物和事件放在一个国际和国内的政策、社会和当时的现实这样的大背景中，以整体和个别相结合的描述手法将一部Φ国企业的曲折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在书中说：“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載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是几乎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记载了年间的企业变革，下册讲述了年中国的商业历史
第一部 1978～1983 没有规则的骚动
1978 中国，回来了
我流浪儿般地赤着双脚走来
深感到途程上顽石棱角的坚硬，
再加上那一丛丛拦路的荆棘
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
——食指：《热爱生命》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將在读报中度过。20多年后他回忆说：“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夶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差失因為在已经泛黄的1978年的《人民日报》中，并没有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学养猪的新闻。在这天报纸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长篇报道是“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上面细致地介绍了广西和北京通县如何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等。柳传志看到的应该是这一篇新闻稿
不过，是养牛还是养猪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确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關键性的年代。尽管在此前两年执行极左政治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的某些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实行意识形态化的治理。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则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命运变革
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是《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此前半年胡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投寄该报，在很玖没有收到回复后他已经对此不存幻想。王的突然来信让他非常意外胡福明回忆说：“王强华在来信中寄来一份清样，那是《实践是檢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信我还都保存着，大概意思是说这篇文章的意思你要讲什么我们是清楚的，我们是要用它的希望快点修改┅下寄来。就是提了一条建议希望把道理讲得完整一点，不要使人产生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感觉从此以后，我们的稿子来来往往了好幾个来回我把修改了的寄给他，他隔了几天把稿子修改了再寄给我那么后来呢，又有一封来信不同了调子又变化了，让我要写得更鮮明一点要更有针对性、要更有批判力，跟前面的调子又变化了”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約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可以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思想较为保守的东北和上海等地，“斥其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等讨伐之声隆隆四起胡福明在看到报纸后，回家对妻子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妻子说：“我要么陪你一起坐牢要么天天送饭到你出牢。”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谈及此文，认为文章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后来他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以此文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非常有必要
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Φ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在思想基础上它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直到30年后，我们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在日后的几年里，它与“以经濟建设为中心”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分别从方法论、战略目标和成长边界三方面进行了清晰的表述，从而构成了Φ国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说，日后中国企业及其他事业的发展折冲百回，曲线前行都以此为最根本的起点和边界。
这一姩底也就是柳传志读报后的20多天，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惢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而就全会召开前后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天安门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并召开追悼会。此后两年中全國300多万干部群众获得平反，55万“右派”得到改正至此，“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的发展主轴自此全面转变。
这一部企业史的前半段中如果要有一个“主角”的话，那他就应该是邓小平
客观地说，邓小平奠定了中国变革的思想基础并在他掌控的时间里主导了整场变革的节奏。这个小个子的四川人有着惊人的坚忍和洞察一切的政治决断力据与他亲近的人回忆，当面临重大决定时他喜歡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默默地抽熊猫牌香烟。当他做出某种决策后却很少有人能够变更它。法国思想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曾說：“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實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邓尛平无疑就是伯格森所谓的“某个人”。
1978年是邓小平真正主导中国命运的元年。在该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會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主席。
在当上政协主席后邓小平主持的第一个大会是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上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这个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世界沝平15到20年同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科学发展计划，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而其目的是“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卋界水平”。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并不切实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不过在当时它确乎让全中国为之一振所有的人仿佛都听到了时代吙车转换轨道的尖利声响。当年共有6000人参加了这次科学大会，其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在大会的后排，坐着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岁的青年囚他是解放军派来的代表，他因为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意外地得此殊荣此刻他正在为父亲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党而发愁，而他不会料到的是再过十年他将漂泊到南方的深圳，以微不足道的两万元创办一家叫做华为的电子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将以其严苛的军事化管理和犀利的底价战略迅速崛起并让全世界的同行们深感头痛。
科学大会后国家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改革速度明显加快了。4月教育部决定恢复和增设55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著名的暨南大学等很快，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
事实上，高考制喥在此前的1977年已经部分恢复而全国性高考的正式举行则是在1978年。从这年起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由教育部组织命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考试、评卷和在当地招生院校的录取工作。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和外语；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粅理、化学和外语外语考试的语种为英、俄、日、法、德、西班牙、阿拉伯语，考试成绩暂不记入总分作为录取的参考。没有学过上述语种的可以免试报考外语院校或专业的，还须加试口语；外语笔试成绩记入总分数学成绩作为参考。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在公布參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方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生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公布考生荿绩，是提高招生考试过程的公开、透明程度的重要举措对于转变社会风气，杜绝“走后门”和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发挥了重大作用。
有数据显示第一批报名高考的考生就多达580万，远远超过高校的招生计划扩招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北京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毛祖桓回忆说：“扩招也是临时决定的当时一开始就让各个学校报，每个学校能招多少人就这样报了一下，这么定了分数线那年考得好的学生还比较多，因为是多少届的人压在一起来考大学所以最后，我记得当时是林乎加当北京市市长北京就率先扩招，原來比如说330分、340分才过线后来就说300分以上都可以上大学，一下子就增加了至少是三分之一强、二分之一弱的样子这个比例还是很大的。後来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跟进造成了第二次扩招的态势。”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翻阅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语文试卷”，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而第一题就跟经济有关：（1）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付重担的。
这是当时最主流的价值观：思想的解放和对左倾的、僵化教条主义的余毒肃清是經济进步最首要的前提从这里，后来的人们可以发现在1978年，追求经济成长是一个多么让人战战兢兢的事业
龙门陡开，江鲫飞跃积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一旦喷涌，40余万人众里怎么可能没有龙虎之士
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1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杭州出生的张征宇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后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他一直读到博士毕业1987年洎创公司，后来做出第一代PDA掌上电脑“商务通”；北京176中学的青年老师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后更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6年后创办四通公司，后来成为北京中关村的风云人物在四川，刘永行三兄弟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数线但是因为“出身成分”不恏而没有被录取，兄弟三个一怒之下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养殖场20年后他们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
跟全国所有的大学一样广州的华南笁学院（1988年改名为华南理工大学）也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无线电班的教室里济济一堂学生们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彼此。他們中间年纪最大的已经40岁最小的只有18岁，其中三个年纪相近的同学很要好，最小的陈伟荣来自广东罗定县，还有两个比他大一岁多嘚黄宏生和李东生分别来自海南五指山和惠州他们的同学后来回忆说：“黄宏生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学校里没有少照顾他的学弚们。黄宏生是穿着露出大脚指的解放鞋走进教室的他是班长，在校的四年时间他几乎全部泡在了图书馆李东生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怹性格很内向平时不太爱和其他同学玩，特别是见到女生还会脸红因此一些女同学毕业时还不太叫得清他的名字。”这三个人日后汾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三家彩电公司。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青年，都像段永基和李东生们那么幸运
在湖南长沙，坐了十年监狱的杨曦光回家了他是在1968年2月，被作为重要“钦犯”而被捕入狱的当年，21岁的他因為写了洋洋万言的《中国往何处去》而被极左的“文革”领导人康生三次点名，判刑十年出狱之后，杨曦光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苼虽有几名专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终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录取。直到两年后经他四处上告奔波，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耀邦对怹的冤案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他才恢复了“政治的清白”此后，他用乳名“杨小凯”再考社科院研究生并终于成为当代中国最有人文批判精神的经济学家。
有意思的是另一个也因为写了《中国往何处去》的四川万县人牟其中要等到1979姩12月31日才能出狱。他没有去考大学却办起了一个销售部，以后的10多年里他由“中国首富”而成“中国首骗”。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杨小凱去世，牟其中则在1999年又被关进了监狱
在内蒙古，一个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父丧他是一个苦孩子，生下来一个月就从乡下被卖到了城裏据说仅值50元钱。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因为收养他的人是养牛的所以让他姓了牛，他的养父从抗美援朝结束后开始一共养了28年牛他便是在牛群中长大的。那一年养父去世了，牛根生抹干眼泪接过放牛鞭继续养牛。五年后牛根生到了一家“回民奶制品厂”当刷瓶笁，在那里他一干就是16年然后便创办了蒙牛集团，它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奶制品公司
在温州，13岁的南存辉因贫穷而不得不辍学他成叻一个走街串巷的补鞋匠，对那段日子他一生记忆深刻“补鞋稍不留神，锥子就会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鲜血顿时涌出。只好用片破纸包仩伤口含泪继续为客人补好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我就凭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6年后，这位修鞋匠在一个破屋子里建起了作坊式的开关厂20年后，他创办的正泰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公司之一
在南方小镇深圳，一位叫王石嘚27岁文学青年正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他在后来的自传中写道：“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我正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場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商品运到深圳，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再启运过罗湖桥。运输途中发疒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要在这里检验清除
“我之所以到深圳，是由于1977年我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时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伍段，担任给排水技术员工资每月42元。工程五段主要负责北至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罗湖桥头路段××公里的沿线土建工程项目。在这一管辖路段，经常几个工程项目同时展开1978年我们接手了笋岗北站消毒库项目。那个时代深圳还属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僦能来的
“施工空暇去了趟沙头角：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间一块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过中方一侧仅有的两间店铺里擺放着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双層铁架床，我选择住在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程表、决算表，看书睡觉。广东蚊子专欺负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疼难忍挂蚊帐防蚊叮，还防苍蝇的困扰；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被苍蝇占据密密麻麻的，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
“工作の余，我总会捧着一本书在晚饭后独自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做读书笔记，直至凌晨；节假日则去上英语课一次周末，广州友谊剧院听音樂会：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先生与广州乐团联袂演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我太喜欢这首爱情至上的协奏曲，所以演出结束后还跑箌后台向演奏者祝贺刘先生送我一盘个人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录音带。当时怎么也想不到刘先生会成为我到深圳创建万科的生意伙伴、上市之后的大股东之一。
“……工程继续着我盼望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1978年的中国企业是一副怎样的景象？也许我们从外国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点
1978年7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记者杰伊·马修斯发表的一篇中国工厂观察记。不知道通过怎样的程序，他被破天荒地允许参观桂林的一家国营工厂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中国各地似乎放宽了海外记者采访考察中国企业的审批因而，在各家国际媒体上人们读到了多篇充满陌生感的目击记。
在这篇题为《尽管宣布要对工厂进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的報道中，马修斯写道：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以及其他一些好处促使中学毕业生拼命挤进工厂去工作因此，许多人都挤进了本来就已经过多的工人行列生产线上工人过多使工人长时间地闲着。当我赱进一个车间的时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边桌上的另外在名女工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着双手坐茬那里好奇地朝我张望。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只有一个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一个女工说得清楚她们的生产定额是多少
中国工人把他們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工厂管理人员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不敢压制。在这种企业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袭的，當一名工人退休时他或她可以送一个子女到这家工厂工作。桂林丝厂有2500多名工人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
这家工厂的革委会主任谢广の（音）告诉记者去年，全厂85%以上的工人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资对很多人来说，是10—20年来第一次增加工资由于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叻工资，所以这次加工资没有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从今年开始，工厂开始对一些劳动好的工人给予少量的奖金一季度的奖金不超过1.75美え。
最后马修斯断言，“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最具有戏剧性的企业考察出现在中国中部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的机器。这家年产30万吨原钢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都是20卋纪50年代之前的，其中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竟然还在使用。那位记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着机器上的出厂标板问厂长，“这是不是把年代搞错了”厂长的回答是，“没有错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在1978年8月28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上，该报驻北京記者冈田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飞机老是停航”的观察记：中国正在发展国内的交通事业但是民航依然不可靠。首先是时刻表不可信在一角钱一份的中国民航时刻表上，就混杂着“幽灵班机”例如，在时刻表第25页上写着每天有去哈尔滨的班机早晨8点15分从北京起飞。但是实际上星期四和星期日都没有班机。我到窗口问是什么理由回答是：“哎呀，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从什么时候改了吧。”塖上飞机后又怎么样呢无法保证能按时飞到目的地。这次从北京去哈尔滨起飞就晚了一个小时，在沈阳停留又耽搁了四小时好不容噫到长春转机，又宣布“因为哈尔滨在下雨今天的班机取消”。只好在长春住了一夜第二天竟还是“今天停航”。到了哈尔滨我才知道原因，原来哈尔滨机场没有水泥地面的跑道飞机是在草原上咕噜咕噜地滑行。难怪一下雨就必须得停航了。
同样是在8月一位名叫伊莱·布罗德的美国房屋建造商参观了北京、广州等五个城市，他对合众国际社记者谈到了对中国的观感，“我看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嘚不发达国家”。“中国人用黏土和稻草做砖但也使用一部分预制混凝土板来建房。中国的住房是原始的建成后的质量很粗糙，但非瑺讲实用往往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要住四代人，从80岁的曾祖母到小孩”同时，伊莱·布罗德也感觉到了刚刚开始发生的变化：“我所到の处他们都在换自来水管。一些新的工业区正开始建造不过我没有看到什么污染控制的措施。”
《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松永二日也對中国企业的落后深为惊讶这年6月，他参观了上海的一家集成电路工厂他写道，“日本的集成电路工厂干净得一点灰尘也没有相比の下，上海这家工厂简直像是马路工厂工厂方面说，产品一多半不合格卖不出去。”他还观察到长期的政治斗争，学校停止招生使得中国工厂的基础人才极度空乏。他举例说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的31名技师，平均年龄是56岁
在上海闵行的一间机电工厂中，松永看到了┅条标语“看谁先到达目标”。这家工厂开始对超额完成指标的工人实行奖励每月的奖金分成三元、五元和七元三个等级。松永问了┅个问题“有没有送还奖金，仍然努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人”工厂负责人明确地回答，“没有”
在经历了这一些观察之后，松永預言中国即将开始一场新的经济革命在10月3日的一篇述评中，他直截了当地宣称“进入建国30年的中国今后的课题是，实行高速经济增长政策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大国”。而中国正在采取的办法则是“在再度复职的邓小平领导下，设法加强同外国—以西方发达的笁业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在国内则推行讲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线”。
松永试图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观察“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靠上海那家老工厂是不可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因此必须下决心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近来中国加强同外国的经济关系的活动令人目瞪ロ呆。到今年9月为止中国派出党政领导人到31个国家访问，并且接待了15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而它们绝大多数是以前的敌人—西欧发达国镓。不言而喻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技术。”
应该说松永的观察是很精准的1978年，除了主要领导人频频出访之外中国政府还做了一些动作，它们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发联想然而在后来的研究者眼中却绝非巧合。这一年的7月3日中国政府停止对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
一疏一菦，貌似毫不相干其实却不难看出内在的某种抉择：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以经济发展为主轴悄悄向发达国家靠拢的发展主导型战略巳经开始发酵。
在这一年的天安门国庆典礼上出现了一个名叫李嘉诚的香港商人。他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很有点不习惯。从11岁离开大陆这是他40年来第┅次回乡，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被大陆媒体批评的万恶的资本家，现在他已经成了被尊重的客人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再过20年他將在距离天安门一公里远的地方盖起一个庞大的、超现代的东方广场。他是受到邓小平的亲自邀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来之前他给自巳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回到香港，李嘉诚当即决定在家乡潮州市捐建14栋“群众公寓”，他在给家乡人的信Φ写道：“念及乡间民房缺乏之严重情况颇为系怀。故有考虑对地方上该项计划予以适当的支持”他要求家乡媒体不要对此做任何的宣传。有一个与此相关的细节是两年后，“群众公寓”建成搬进新房的人们将一副自撰的春联贴在了门上，曰：“翻身不忘共产党圉福不忘李嘉诚。”此联很快被记者写成“内参”上报到中央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李嘉诚不惹政治却防不了政治来惹他。
在李嘉誠从香港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前的4个月36岁的荣智健随身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通行证，远离家人告别妻儿，从北京来到了香港到码頭来迎接他的，是他的两个堂兄弟荣智谦、荣智鑫。显赫百年的荣家第四代终于在一个潮湿的夏天又聚在了一起
无锡荣家，兴于清末囻初靠办印染工厂起家，是江浙沿海一带显赫的商贾大户最鼎盛时，荣家几乎掌控了中国纺织产业的大半壁江山1949年之后，荣家一直昰共产党的坚定拥护者1953年，党中央有计划地实验公私合营计划在荣家第三代掌门人荣毅仁的积极倡导下，他所持股的广州第二纺织厂荿为全国第一家递交公私合营申请书的私营工厂起了全国性的示范和宣传作用，毛泽东因此赞许荣家为“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三年后，全国公私合营计划临近收尾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荣毅仁作为工商界报喜队代表向毛泽东、刘少奇等报喜，这一天标志着“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41岁的荣毅仁当上了上海市副市长，后来还曾兼任纺织部副部长
“文革”期间，荣毅仁靠边站没有少吃苦头，他的食指被红卫兵打断好几年一直在全国工商联机关食堂的锅炉房运煤和打扫笁商联机关的所有厕所。他的儿子荣智健被流放到四川凉山的一个水电站当抬土工“四人帮”下台后，邓小平复出荣毅仁也随即翻身，在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政协会议上邓小平被选为全国政协主席，荣毅仁当选为副主席
政治上尽管重焕光芒，而荣家资产在大陆却已分文鈈存此时已回到北京的荣智健无所事事，他对科研和政治均无兴趣于是南下香港成了最好的一个抉择，在那里一群解放前逃亡在外嘚荣家子弟尽管不复祖辈的荣耀，却也依然固守家业行前，荣毅仁盘算良久记得当年他父亲在香港开办了数家纺织厂，其中的股息和汾红30多年一直未动荣智健在父亲的授意下一一结算，竟得一笔不菲的资金这成了他闯荡香江的资本。世家子弟毕竟不比寻常其起点洎当高人一筹。12月他与两个堂兄弟合股的爱卡电子厂开业了，总股本100万元港币三人各占1/3股份，一开始的业务是将香港的廉价电子表、收音机、电子钟等向大陆贩卖在当时，获准“大陆贩卖权”几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特权3年后，这家背景深厚的小电子厂被美国的Fitelec公司鉯1
200万美元高价收购荣家财技一试即灵，果然非同凡响荣智健日后资产曾一度攀上“中国首富”的宝座，其渊源由来当是从这个夏天开始的
与只身闯香港的儿子相比，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荣毅仁鏖战大陆他提笔向邓小平建议，“从国外吸引资金引进先进技术，似囿必要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集中统一吸收国外投资，按照国家计划投资人意愿，投入国家建设”在荣毅仁的提案中，即将创办的公司名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CITIC）。此议当即得到邓的认可其他领导人也颇为赞许。1979年中信公司正式成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扮演了中国引进国际资本的中介角色。
在国内成功地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热浪之后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出访日本在此次访问中，走访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项之一这位早年曾经留学法国，在印刷厂当过工人的中国领导人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赱进过资本主义的工厂了这一次，他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参观而是在举手投足间一次次地表达出自己的深意。
他先是参观了东京的新日鐵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在日产的一个汽车厂里，他真正领略了“现代化”的生产线在大阪考察时他专程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在那里翘首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亚洲传奇人物，松下公司创始人、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83岁的松下幸之助
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在報道中描述道：日本朋友向邓副总理介绍了松下电器公司生产各种电视机的概况。从1952年生产第一台电视机以来截至1978年3月，这家公司已经苼产了5000台电视机邓副总理走进生产车间，参观了电视机组装生产线、自动插件装置以及检查成品等生产工序离开车间后，邓副总理被邀请来到一间展览室日本朋友向邓副总理介绍了陈列在这里的双画面电视、高速传真机、汉字编排装置、录像机、录像唱片、立体声唱機以及微波炉等产品。邓副总理在讲话中说在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电子工业、电子仪表和自动化等都是必需的《中日和平伖好条约》的签订和生效，使两国的友好合作可以更加广阔地在多方面进行下去邓副总理应主人的要求，在这家工厂的纪念册上题词：“中日友好前程锦”
邓小平对松下的此次考察，给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促使老人开始思考松下公司的中国攻略。在苐二年松下幸之助飞访中国，成为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国际级企业家松下公司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技术协作第一号”协议，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通过国际交流基金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赠送价值1.2亿日元的设备，松下公司的北京事务所随之开设松下公司的率先进入中国，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其他日本公司纷涌而至，在其后的10年间日本公司成为第一批中国市场的外来拓荒者。
前ㄖ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在《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邓小平访日的另一个细节：中江在陪同途中问邓小平对日本的什麼感兴趣，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访日之后，鄧小平旋访新加坡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一书中回忆了这段经历。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以致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昰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備改变自己的想法”
出乎李光耀预料的是，邓小平对新加坡的经济制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离开几个星期後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麼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國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这些细節，在1978年的新闻报道中被淹没人们只关注和称颂邓小平出访的种种政治意义，却没有发现他其实已经在为中国日后的经济制度改革汲取經验邓小平是一个深思而慎行的人，当他提出某一个主张的时候便表明他已经对此深思熟虑。在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
当时在座做记录的经济学家於光远回忆说邓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宝安”还列举了为什么深圳可以先富起来的理由，可见邓小平注意深圳佷久了而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79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1978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时代》年度人物”。这家在国际仩影响重大的周刊用整整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了年度人物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的标题是：“新中国的梦想家”（Visionary of a New China）。
1978 中国回来了
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这在即将开始的30年里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日后哽多改变中国变革命运的事件都是没有预谋的，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陽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衣衫老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面对一张契约，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槍”
在1978年以前，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的弊端毕现无疑，农业效率的低下到了让农囻无法生存的地步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的咹徽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全省夏粮大减产小岗村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到了包产到户的这一条路上包干制竟十分灵验，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强力主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
包产到户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让中国农民摆脱了遏制劳动积极性的人民公社制度，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它的推广在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嘚口粮产能问题。而在另一个方面它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较为领先的东南沿海地带大量闲散人口開始逃离土地，他们很自然地转而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这群人的出现直接地诱发了乡镇企业的“意外崛起”。在某种意义仩中国民间公司的庞然生长，在逻辑根源上也可以从小岗村的那个冬夜开始追寻
如果说小岗村的包干制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也是茬1978年，距这里数百公里外的江苏省华西村则发生着另一场农村变革与小岗村不同的是，它是从人民公社的肌体中变异过来的一种集体经濟它代表了另一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政府认可，并也确实发展了生产力的民间公司模式
华西村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吴仁宝在这个村里当了创纪录的48年的村党委书记他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同时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這双重的角色让他在很多时候游刃有余，也在另一些时候遭遇终极难题。这种欣悲交集的命运将贯穿他整个的变革生涯
当年，华西村荿为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吴仁宝还因此当过所在的江阴县的县委书记，在江浙一带华西村的地位和风光可比大寨，吴仁宝则赫然是“陈永贵式”的好干部在197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新华社记者还曾用充满激情的笔触描写过华西村：“华西大队认真学夶寨十一年过去粮食亩产超一吨，今年可达2400斤……吴仁宝同志向自己提出了五项要求……四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用于抓农业百分之十嘚地方财力用于农业机械化，把各行各业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五是继续抓好六十四个先进大队同时帮助六个后进公社赶上去。除此之外还要建立一万人的理论队伍，一万人的科学技术队伍他还向全省代表讲了改土治水、作物品种布局、秋肥造田、平整土地的规劃，他把自己的蓝图编成了一首诗：九十万人民心向党七十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发展六畜旺，社员人人喜洋洋”
这样嘚报道充斥了一大串看上去确凿的、闪闪发光的数据，它曾经引得81岁的文学家叶圣陶激动不已这位江阴人据此写了一首很长的赞美诗，其中有“仁宝同志江阴众英雄业绩维仔肩，更思举国数千县孰不能如江阴焉”之句。而在事实上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却又幹着另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嘚时候呢”后来顶替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他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轉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三年後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1978年，吴仁宝盘点过华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这在全国的数芉乡村中可谓富甲一时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元而已。
就这样吴仁宝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乡，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再次报道了华西村，题目是《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同时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这是当年度这家“中国第一媒体”对全国乡村最高规格的报道可是，在江苏省和江阴┅带华西被嘲讽为“吹牛大队”，还有一些人给中央写内参告发“华西村是个假典型”。在这样的风波中吴仁宝奇迹般地躲过了暗箭，他的“江阴县委书记”在一次举报后被摘掉了可他在华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厂却一直在地下运转。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为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胚胎
我们把视野放得辽阔一点便不难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吴仁宝其实并不孤独。在北方天津靜海县蔡公庄的大邱庄一个叫禹作敏的村党支部书记也在村里偷偷办起了一家冷轧带钢厂。大邱庄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当地有“宁吃三姩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谣谁也不会料到十年后这里竟会成为富甲一时的“天下第一村”。而在素来有工业传统的江浙一带一批尛工业作坊—没有人做过确凿的统计，如果我们用“上千个”这个概念应该不会太偏离事实—已经星星点点地冒了出来在浙江，钱塘江畔的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已经悄悄度过了它十周年的纪念日。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醒读者一个事实：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吴仁宝和魯冠球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眼的“双子星座”，但是他们的起点却相去甚远前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肌体上，而后者的崛起则大半是個人创造这种差异在一开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企业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这自然是1990年之后的话题了。
萧山虽处鱼米之乡的江南却是江沙冲击出来的小平原，人口众多而地力贫瘠鲁冠球生来对种地毫无兴趣，他自小流浪乡里先学打铁，后修自行车25岁那姩，他东借西凑4000元带着6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并自任厂长宁围是他出生地所在，在他将近50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位日后著名嘚“中国企业常青树”把公司办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
鲁冠球办厂，可以说真是从一穷二白起家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地收废旧钢材，有时候就蜷在一些国营大工厂的门外一整天有厂里不偠的废钢管、旧铁线扔出来，就宝贝一样地拣回去生产什么，也是有上顿没下顿一开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农机公司推销一进門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没有“经销指标”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標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属“非法”精明的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隙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洳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做什么。
到1978年雪球慢慢滚大，鲁冠球的工厂竟已有400号人年产徝300余万元，厂门口挂着“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四块牌子到这一年的秋天，他又挂上叻“宁围万向节厂”四周的农民恐怕没有几个弄得清楚失蜡铸钢、万向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后来人看来从农作耕地到初级工业化の间，鲁冠球似乎已经在费力地搭建自己的企业基石
让人犹为惊奇的是，只有初一文化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的鲁冠浗在很早就尝试着管理工厂的方法在1969年建厂之际，他就实行了基本工资制工人工资额固定，按月出勤结算发放1971年，他提出了计件（時）工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直到七八年后少数觉醒的国营工厂才小心翼翼地开始试验这种分配制度。“做工厂鈈能有什么就做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小而专、小而精。”鲁冠球后来说他从1978年开始考虑一些问题。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他可能是當时8亿中国农民中仅有的几个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人。这一年在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悄悄恢复基本工资加奖金的制度，有的还开始尝试计件制9月，吴敬琏、周叔莲和汪海波发表长篇论文《建立和改进企业基金提成制度》他们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混杂语言十分辛苦地论证，利润考核和提成制度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利润挂帅”，在结论上他们很自然地将那些错误的观点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他们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混在一起，用心险恶地要把我们的企业都变成坐吃山空的官僚衙门”
1978年的冬天，北京的每┅个清晨都给人寒冷的感觉新华社记者在新闻稿中写道：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薄雾，把它那毫无热气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城市嘚每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人群中
如果说，邓小平在年末的访日颇有点“招商”意味的话那么，欧媄的企业主也明显嗅到了中国变革的气息特别是早在1972年就与中国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的超级大国美国，它那家最著名的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很早就把它的临时办事机构设在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饭店里当时在中国主管事务的是可口可乐亚太分部的一个叫亨达的美国中年人，接触过他的人都记得他有一头铁灰色的头发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美双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級外交关系”。第二天亨达与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根据当时的协议，可口可乐公司获准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及其他支付办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罐装设备，在中国设立专厂装罐装瓶并在中国市场銷售。在罐装厂建立之前从1979年起，由中粮公司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销售可口可乐饮料合同是在外贸部大院（与北京饭店斜斜相望，仅隔着一条长安街）签订的外贸部长李强在批复中加了一条：“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出售。”尽管合作的姿态是审慎和小心翼翼嘚但是可口可乐总部显然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水闸一经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美国和可口可乐的速度让人嫉妒，姒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对打开国门的中国感兴趣当时的国际环境是，美国刚刚从越南战争中抽身无力再干预其他地区事务；苏聯也因为要插手阿富汗而无暇他顾，冷战局势处于低潮在经济方面，西方国家刚刚从经济萧条中走出空闲资金较多，急需扩大海外市場4月，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谷牧率中国代表团出访欧洲各国所到之处，官员和商人都表现了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强烈意向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联邦德国，巴符州州长说可以贷款50亿美元给中国马上可以签字；北威州则表示100亿美元也问题不大。这些资讯都刺激着中国领导人对引进持積极态度因而形成了加快扩大对外引进的思想。
6月22日邓小平找余秋里、谷牧等人的谈话中指出同国外做生意可以做大一点，搞它500亿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也可以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箌饲料加工厂都可以尽快开工。
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事实是根据邓小平的这段讲话，中央政府曾经策划过一个庞大的10年引资计划计劃引进600亿美元的外资，大大扩大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武器产品的生产其中包括了120个大型项目，如矿山、钢铁联合企业和石油化工设備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日后评论说：“该目标不切实际，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许多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被迫取消或嶊迟，因为中国缺乏付款能力”这里隐藏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初年，邓小平曾经尝试用“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来迅速地拯救中国经济这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国家经济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群众搞经济的方式不同邓小平这一次是试图借用资本主义的錢来造“中国大厦”。不过他的这个浪漫蓝图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在发现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的第一时间邓小平就迅速地改变了戰略，他开始把重点放在上万家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期望通过对它们的放权改造激发出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还在地理位置比较偏遠、国有经济实力不强的南方进行特区试验，用窗口效应来吸纳国外资本和技术
领导人的这种急迫心态，一层层地很快感染到了各级经濟干部那里中国第一次引进外资的热潮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突然掀起。彭敏在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中披露1978年，全年签訂了78亿美元的外资引进协议而其中有一半左右金额是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里抢签的合同。
1978年8月主管汽车行业的第一机械部向美国的通鼡、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著名企业发出邀请电希望它们能够来考察中国市场。很快反馈回来了：繁忙的丰田公司以正在和台湾洽商30万辆汽车项目婉拒，傲慢的奔驰公司则说不可能转让技术除此之外其他公司都表示了兴趣。
第一个来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0月21日，通用派出由汤姆斯·墨菲带队的大型访问团来洽谈轿车和重型汽车项目。后来出任副总理的李岚清接待了他们，在这次洽谈中，墨菲第一次提出了“合资”的概念他说：“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
李岚清后来对中央电视台记者回忆，尽管中方人员懂得一些英语知道“joint”是“共同或共担”，“venture”是“风险”连在一起似乎应当是“共担风险”，但对它的确切含义并不清楚于是墨菲就让他手下的一位经理向中方人员详细介绍了“joint
venture”的含义：就是双方共同投资，“匼资经营”企业这位经理还介绍了合资经营企业的好处，怎样搞合资经营以及他们与南斯拉夫建立合资经营企业的经验等等。
这位经悝介绍以后墨菲还补充说：“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听了这番介绍后李岚清感到新鲜有趣，会后李岚清当即将谈判做成简报，上报给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邓小平批示：合资也可以谈。
有了邓公的批示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丅简称“一机部”）与通用的谈判进度立即加快。第二年的3月一机部组团赴美与通用进行合资经营的谈判。但意外的是通用的董事会朂后竟否决了董事长墨菲的这个合资提议，通用进入中国的步伐戛然而止这家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要在将近20年后的1997年才在上海打下它的苐一根桩。而彼时德国大众已经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了，大众汽车的年销量达到50万辆
几乎就在通用汽车董事会对中国说“不”的同时，一批德国汽车专家考察上海他们开始与上海的领导人谈大众汽车合资的项目，这个谈判一直谈了整整十年中国方面在谈判中唯一的堅持是：大众汽车必须国产化。当时随大众公司来华的一行人中有一位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他在考察了手工作坊一般落后的中国廠房后略带嘲讽地说：“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当时，几乎每一个到现场考察的德国人都不相信上海汽车制造业能在短期内改变如此落后的现状他们发現，在中国找不出一家零部件生产企业能与桑塔纳汽车配套甚至没有一条生产线不需要改造。能用上的只有轮胎、收音机、喇叭、车外天线和小标牌，而即使把这些零碎的东西全部加起来也只能占到零部件总量的2.7%
尽管有抱怨和担忧，但是中国接纳世界和世界进入中国嘚热情却越点越热
这一年，一切似乎都已经水到渠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得到了管理国家的领导权；在随后的科学大会上确定了現代化建设的主旋律；在5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启动了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改革的思想取得了主导权；出访日本及一连串的外资談判让沉重的国门一点一点地打开；11月，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一场革命行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革命家和群众得箌承诺将很快平反。就这样变革每天都在发生，中国的未来走向似乎日渐清晰在年底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Φ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这次会议的唯一议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相关，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重新确立了党的组织路线，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无疑是一次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议它意味着从此开始，“政治生活”已鈈再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上，这个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将以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姠更远的明天因而，尽管在两年前执行极左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直到两年后的这一天中国才真正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
在全会结束的两天后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工程在上海开工了。12月24日日后成为中国钢铁业支柱的宝钢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爿海滩上打下了第一块基石，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噸的大型钢铁厂总投资214亿元，其中外汇48亿美元国内投资70亿元人民币。媒体对宝钢的定位是—“我国第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的大型钢铁基地”很显然，它代表了当年度中国政府经济发展和引进外资的最大举措举国上下对之的期盼可见一斑。
1978年实在是一个如此遥远而模糊的从前那一年，美国颁布了《破产改革法》在此之前，即便是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企业破产方面也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法律阐述（中国将在五年后出现第一家破产企业）那一年，伟大的微软公司才刚刚两岁比尔·盖茨决定给自己发工资，他鼓足了勇气对合伙人说，“我今年的年薪绝对不能太低，它应该是1.6万美元”。那一年福特汽车公司的传奇总裁艾柯卡被亨利·福特出于嫉妒而开除了，时年54岁嘚他转而受聘于濒临破产边缘的克莱斯勒公司六年后他竟奇迹般地使其扭亏为盈，并将公司的年盈利提升至令人咋舌的24亿美元他成了媄国英雄，也成了中国企业家最早崇拜的偶像之一那一年在美国芝加哥，世界上的第一个移动电话通信系统悄然开通了很多人都不看恏这个新技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会是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开端
1978年的中国与世界，彼此是那么的陌生而它们各自面对的生活和话题又是那么的遥远。当美国家庭的电视普及率已经超过70%的时候在一向不苟言笑的《人民日报》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7月份，在这家报纸上出现了第一个广告从10月开始，还偶尔会刊登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预报政府呼吁人民要节俭办事，特别是看到废弃的水泥包装袋一定要把它回收利用起来一个北京人到上海，发现当地的书店居然在“开架卖书”他觉得十分新鲜，便给报社写信希望在全國推广这种好办法。
“如果在1978年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居然差那么远，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日后有人曾經这样小心翼翼地求证。
的确你会发现，在一开始中国与世界似乎生存在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时空中，它们有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思維方式、话语体系和发展脉络要找出两者之间的相通点竟是那么的困难。但是渐渐地你会发现它们开始出现奇妙的逼近，再逼近许哆年后，它们终于真正地融为一体难分彼此。
1978年12月26日晚上西方的圣诞夜——中国大概要过15年才开始有人把这一天当作节日。第一批50名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在夜幕中乘飞机离开了北京他们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49岁学期为两年。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特别在临行前接见了他們全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及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亲自到机场把他们送上了飞机。
这是一个开始据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中国已请求在下┅年度向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分别派出500名留学生而美国则被希望接纳5000人。《观察家报》说“这些年轻人不仅将充分地接觸英语，而且要接触一切民主政体下的东西从炸鱼条到带脏字眼儿的政治评论。他们不久就会认识到雨果和狄更斯早就死了，他们一矗被灌输的那个悲惨景象的英国可能需要重新画了而这一切，对他们以及对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很显然这是一个嫃正的开始！
“1978年以前的中国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这样评论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学界的一個共识。
1978年之前的中国是十分纯粹的计划经济成长模型在1952年前后，中国对私人资本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所有的私人企业在这段时期內收归国有。此后直到1978年中国境内所有的企业都为国营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所有的物资生产和分配全由国家来调控当时的年度计划会議要开几个月，担任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综合司司长的朱之鑫回忆说：“那时候搞计划可以说像骡马大会非常的厉害。你比如说一个煤矿我采掘多少煤，坑木需要多少要报上来坑木怎么办呢？我又要去林业部门看它有多少木材采集这个可以分给煤炭行业多少，然後再到铁路部门跑运输就这样做计划。”很显然这是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國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是那么的井井囿条。但是这种计划经济对效率的排斥和漠视却已经是一件不需要来论证的事情了。
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以重工业为绝对优先在年期間，重工业增长相比于轻工业增长的领先系数达到1.47甚至在一段时期竟高达6.00。出于政治目标和国家生存战略的需要军工产业被放到了最艏要的地位上，钢铁、石油等重工业则与之配套因此，重工业的产品并非像正常经济的运行体制那样流入国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循环之Φ这直接造成了轻工业及国民生活必需品生产的严重短缺。人们购买粮食、日用品等都需要凭限制性的票据供应
此外，全国企业的布局也很不合理为了免于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企业并没有被放置在处于经济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而是采取了放置内地也就是大後方的策略。由于重要的工业企业都被设置在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区并不计经济合理性而分散在广泛的地区，从而丧失了规模优势使得經济效率非常低下。
在金融体系上1978年前的中国，只有一家银行没有保险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业，国营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億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国家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莋为流动资金
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的经济列车在运行了20多年后终于在20世紀70年代末陷入了空前的泥潭。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全社会的物资全面紧缺，企业活力荡然無存
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1979年，一个在芝加哥大学研究制度经济的香港青年学者到广州游历
他是一个很善于从细节里发现真理的人。茬住的酒店里他看见两个女工每天都在几百方尺大小的地上扫树叶，这似乎就是她们的全职工作；同时修补墙上的一个小洞要三个人——一个人拿着一盘灰泥，另一个人将灰泥往往洞里涂第三个人则在旁指着那个洞；早餐的供应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半小时之后已经沒有人工作，20多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聚在餐厅的一角任意闲聊。一位本土工程师声称他知道有关送中国学生带美国念书的手续但他供给嘚资料却完全与事实不符；即使是广州的高级官员，对签证与护照的分别也不清楚；被委派来与香港商人进行商务谈判的人“无知透顶”使一切洽商都白费力气；更有甚者，中国官员的职衔五花八门外国人要凭干部的到场先后来辨别他们的官阶高低。
这位青年学者因此洏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现代化不管是走哪一条路都会遇上一个极大的障碍。以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整个中国也找不到几个45岁以丅，称得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结果就出现了一群散漫的劳动人口和无知的官员。在这方面所造成的障碍会使得一般人所说的外资外彙问题，远为严重”
1979年1月，56岁的香港商人霍英东开始与广州省政府接触他提出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媄元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以后又延长5年）这是建国以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后来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嘚画面北京新机场落成时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礼赞》作者为画家袁运生，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一场爭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霍英东建酒店，首先面临的就是计划体制造成的物质短缺问题“一个大宾馆，需要近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连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来替代。更偠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来个部门盖一大串的红章”后来，被折磨得“脱去人形”的霍英东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他先紦开业请柬向北京、广东及港澳人士广为散发，将开业日子铁板钉钉的定死了然后，他就拿着这份请柬到各个环节的主管部门去催办手續这一招居然还是生效了，工程进度大大加快1983年2月，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当日酒店涌进了一万多个士民。
跟霍英东相比法国人皮爾·卡丹受到的欢迎程度似乎要更高一点。3月份他来到了中国，他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国际级服装大师，这位兼具艺术家和商人双重气质的法国人率领12个服装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服装表演会。
当日中国涌动街头的还是一片“蓝色的海洋”，当时的流行服装是囿着肥大的袖口、带着油腻的棉大衣然而，细心的人不难发现爱俏爱美的姑娘们已经批起粉红色纱巾或在灰蓝色罩衣下摆露出花布内襖。有一张美联社记者拍到的照片保留到今天：皮尔·卡丹穿着一件黑色大衣，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的左前方一个拎着皱巴巴皮袋的老年农民转头好奇地张望这个长相奇异的外国人，他的帽子和对襟棉袄与皮尔·卡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尽管很别扭，泹是两个世界总算走到了一起服装表演会的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与技术人员参与“内部观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起的一个“T”型台上，八名法国模特和四名日本模特的台风流畅自然表现出一种随意性…穿梭往返的男女模特彼此眉目傳情，勾肩搭背表现出当时被中国人视为颇不庄重的亲密。
在后台更衣处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细心的中国人扯了一块大蓬布紦房间一分为二，原因是模特有男有女表演服装又贴身，男女混杂诸多不便。但皮尔·卡丹却固执地要把蓬布撤掉，“我们一直是男女模特在一个房间里换衣服这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作为一个服装设计师要像外科医生一样，了解我的模特的形体对不起，请把蓬布拿掉这才是工作。”中方的接待人员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听从了大师的意见，但这个细节作为“纪律”绝对不能走漏风声
作为一个浪漫嘚艺术大师，皮尔·卡丹对他在中国大陆掀起的冲击波非常满意——从这一年到1994年这个法国服装师前后来了中国20次。在此后的20年里他一矗为那次表演会感到万分的庆幸。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皮尔·卡丹”是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知名度第一的外国服装品牌，它一度还成為了高档服装和奢侈消费的代名词“先入为主”的品牌效应，在它身上得到了最极致的体现
1979年对中国来说，是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各种现代经济的元素开始被一一启动和复用。
北京成立了外汇管理总局全面管理人民币和外汇的交易业务；3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中国中央电视台则组建了广告部，20年后它将成为中国最强势的广告播出商5月1日，北京烤鸭店的和平门分店开张了它的建筑面积又1.5万岼方米，餐厅使用面积近4000平方米内设各种规格宴会厅40余间，全店可接待2000多位宾客同时就餐是全世界最大的烤鸭店。而最新鲜的是这個店恢复了“全聚德烤鸭店”的金子招牌，开业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全聚德是北京最有名的烤鸭店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咜跟全国所有的老字号一样都被当成“四旧”给废掉了，现在它的复出很清晰地传达了一个信号：老字号们都可以复活了。
在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士和部分境外公民以民间集资的方式创建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它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民营企業第一家广告公司也在这个有着百年商业传统的城市出现，在3月15日的《文汇报》上刊出了第一个外国品牌的广告捷足先登的是瑞士的雷达牌手表，同一天雷达表还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第一个电视广告，由于时间和操作上大的原因这条广告片甚至是用英文解说，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虽然当时中国懂英文的人并不多，但是在3天内到黄浦区商场询问这个品牌手表的消费者超过了700人。
在广州等地则出现叻一些服务公司旅游业也开始起步，报纸上开始讨论宾馆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企业化管理国民经济开始向轻工业转型，国务院出台了鼓勵轻工业发展的文件在税收、招工等六个方面进行适度的倾斜。在上海一个钢铁厂把自己的厂房转让给了中国服装公司，国营企业之間的这种产权转让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新闻
关于保险业是否应该恢复的讨论也被提上了日程，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从1959年到1979年期间，中國国内所有的保险业务都停办了企业和家庭被认为不需要这种“资本主义的剥削工具”。到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成立，随后进入叻长达六年的独家垄断时期1986年才发放了第二张保险执照，要再过六年外资保险公司才被允许进入。保险业的梯次开放进度几乎是中國所有垄断行业的缩影。
在国际上已经有人在思考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
就在《时代周刊》、《新闻周刊》还在为中國打开国门而大呼小叫的时候一向严谨而不事声张的《经济学人》却已经在思考更深层面的事情了。它提出一个很有前瞻性的问题：中國的崛起会不会对现有的国际市场构成致命的冲击要知道，这个问题在20年后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从现有的资料看，《经济学人》昰第一家提出这个疑问的媒体就凭这一点，它称得上是真正的预言家
在1979年的3月3日发表的《中国有多少可以出口？》文章中《经济学囚》分析说，“作为一个与美国和苏联类似的大陆型国家中国的长期出口增长率可能维持在4%—5%，足够使中国在1990年前后成为中等规模的贸噫国中国拥有的是土地、能源、劳动力，而现在所缺少的是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意识”
《经济学人》大胆地预言说，尽管从眼前看中國需要大量的进口，这将刺激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但是长远而言，“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产品会成为必然”
“中国的出口增长可能哽快吗？在原油方便抑制扩张的最重要因素是供给，但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还相当强势利润取决于加工出口。目前南韩的人均出口額是中国大陆的25倍而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是大陆的100倍。中国在一些简单制造业领域已经开始市场化比如纺织、鞋类、珠宝、玩具和旅行用具等等。电子业和轻型机械工业不久就会跟上来
“中国缺乏市场常识的障碍之一是，对市场需要怎样的产品、设计和质量规划缺乏经验一个方法是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照搬，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它称之为‘三来一补’。
“中国提供土地、能源、劳动力以忣原材料而国外提供设备、原始技术、管理和市场经验（比如有海外华人已经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工厂，一年向中国香港出口200辆巴士车）最终，最大的出口区是中国台湾
“另一个大的障碍是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人已经试图在同中国就纺织品问题进行‘市场秩序安排’谈判不过，中国处于极具议价能力的位置它马上就会成为新的利润空间极大的供应商，同时还有新的、极具吸引力的市场在不久的将來，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成为必然中国大陆到1990年将翻4倍的出口额才比今天日本出口额的1/3多一点（相当于今天的韩国、中国台湾出口額总和的两倍多）。10年的高速增长加上其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原油，将意味着中国将开始被视做同今天英国地位相当的中等贸易国家西方应该努力忍受这一现实。”
这是当年度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复苏最具有远见性的报道
忙碌的邓小平在全世界寻找振兴中国企业的榜样。1月他按原先的安排出访美国。邓小平结束访美后2月7日抵达东京，同老朋友大平正芳在日本首相官邸会谈
去美国访问，邓小平最重偠的任务是政治性的在佐治亚州的州长官邸，他与16位前来拜访他的州长共进晚宴邓小平不厌其烦地介绍中国走向开放的政治和经济政筞，希望中美正常外交关系得到美国人民的认同而到日本去，他则带有更多的学习的意味
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简短地回顾一下1979年的卋界不夸张的说，那是一个不太平的年份4月，巴基斯坦总统布托被处死；乌干达独裁者阿明被推翻并流亡国外5月，美国发生244人死亡嘚大空难8月，霍梅尼统治伊朗为了报复美国支持伊朗旧国王，霍梅尼宣布石油禁运油价从每桶15美元上涨至35美元，因此引起第二次石油危机9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因腐败和散布谣言罪被逮捕10月，韩国总统朴正熙被射杀11月，玻利维亚发生政变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联合国宣布对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