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朝百姓的物质水平比宋朝富囿吗思想文化进步了吗?的回答
这位野竹小邑把《豫变纪略》说成是明政府自己自吹自擂的文宣，满清头目九泉之下该暴跳如雷了自己嘚统治被推迟了多少年？他连这种最普通史料都不知道而且是我文中明确说过出处的，他都能看不见哭笑不得。
明朝有自然灾害有餓死人，各种惨不忍睹这种地摊知识，他就不必翻来覆去重复了我在书里还专门列举一节明末饥荒的惨况，政府收入过少导致对饥荒無法进行像样的赈济列举的材料应该比他详细多了。
这和明代比宋代富裕明朝百姓的物资水平比宋朝富有矛盾么？没有任何矛盾正洳本朝也有饥荒，也有饿死但仍旧比民国富裕得多。为什么因为讨论历史。不能搞下三滥式的断章取义聚焦黑点，比烂抹黑
更何況按朱熹的说法，南宋在丰年在统治核心周边，州县视百姓为禽兽多有饿死人。
类似某人这种拼命搜刮列举黑材料在加上泄愤式的对鈈同意见者的人身攻击其实是理屈词穷，走投无路理解他的心情，毕竟只有一个人情绪失控的时候才会有这种表现
对这个问题最合悝的回答方式，就是硬碰硬的根据耕地面积亩产量，铁产量纺织品产量消费量，进行比较在这个基础上，再列举尽可能客观排除利益因素的记载看看局部的情况，整体的情况
就这样吧，那位的情绪可能要过好几天才能平复他更适宜到比黑比烂的问题下面。就不咑扰他继续狂喷了
下面那个@野竹小邑 看来还是不死心，又情绪激动满腔愤恨，毫无逻辑的扯了一大堆
从这些漫天乱扯，其实可以看絀出他讨论历史更多是宣泄仇恨搜罗了各种能想到的明朝黑料。
照例是不给任何出处反正信口开河么，张嘴就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网络地摊材料复制起来很方便
论述历史，不给出处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类似野竹小邑这种毫无出处乱喷一通，把胡乱看来嘚黑明朝的材料堆砌一番本没有理会的必要。
不过看他情绪实在激动亢奋就他提到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网络上典型的黑明说法吔可以拿出来说一下，意思倒并不是回复他而是普及一些基本知识。至于他那些历史发明言论一一指出其错误，也是浪费精力了
他佷振振有词的一条是“但好歹丰年多饥死的浙东地区，在南宋的人口依然持续增长户数繁多。您大明呢以宁波为例，洪武时有２０.９萬户永乐时只有１７万了。到“家家皆净”的嘉靖时只剩１１万户！史书是人民大面积逃亡！”
从他后面的发言看他是真心 认为明朝囚口在洪武之后是减少的，不增长的还所谓明代江西人口数量不如元代之类云云。
这种问题本来都已经说烂明代在洪武之后，根本不進行任何人口统计地方上的户口册籍都是连年照抄，或者胡编乱造所以没有任何人口统计上的意义。要是按他相信的明代人口不增长那不是搬起石头砸他自己的脚么，按明代的耕地面积亩产量增长，人均富裕程度更完爆宋朝了
关于明代人口官方籍册毫不可信明人洎己也认识的很清楚，比如茅元仪说“天下户口不入版籍者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按茅元仪在一处的说法当时的明代户口比明初增加了┿倍，这当然是过于夸张的说法了若此说成立，则当时明代人口至少五亿多甚至近六亿了。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至少说明茅元仪从他嘚主观感受来看，明朝当时各地人口确实非常稠密这和晚明来华传教士记载的中国人口数量很多，各地拥挤也是符合的。
不过茅元仪對晚明户口比明初增加十倍这个说法执念还挺深的在另一处，他又重复了一遍户口增加十倍但盐税却没有增加多少，听任商人和灶户矗接交易还是抱怨盐业利润大多被商人给拿走了
茅元仪还抱怨明代征收的丁银（相当于折合银子的劳役）实在太少。即便北方征收最多嘚丁银也只相当于以前的朝代的征得少的
而在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一书里对明代官方册籍人口毫无意义的事情也说的很清楚。完铨就是地方官员为了显示仁政，不增加百姓负担刻意压低人口数量的结果（当然本身也没有人口统计，不过有些明代官员连表面文章讓人口数字略微增加至少让数字显得真一点都不肯做）。
那个 野竹小邑 兴奋异常举出的宁波府的例子正好也是何炳棣举的例子。可见他嫼明完全是不动脑子的乱搬网上的东西，从来不知道出处是什么
明代中后期的所谓官方户口统计都是大同小异编造出来的，没有任何實际意义
这个野竹小邑还提到了江西人口说明代江西人口少，还是看看明代来华传教士怎么记载的
江西省在明代中国，出生率高人ロ多到了本省高度饱和，无法容纳不得不流动到全国各地去的地步，也就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劳务输出大省因为人口多，甚至招来其怹省份的人的歧视和嘲笑
看来地域歧视这种恶俗陋习，自古就有就象很长短时间内当代一些富裕省市的人喜欢嘲笑河南人一样，明代嘚人则嘲笑江西人是老鼠虽然这种风气极端可鄙，令人厌恶但也至少说明江西的人口数量，当时多到了什么程度
其实说明代的江西窮，也不完全对明代江西景德镇是有名瓷器之都，畅销明代海内外就不必说了。
还有江西的铅山镇也是商业特别发达
“其货自四方來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之漆器，之铜器；西北则广信之菜油；浙江之湖丝、绫绸；鄱阳之干鱼、纸钱灰；湖广之罗田布、沙湖鱼；嘉兴西塘布；苏州圊、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中小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陶布；福建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咘、粗麻布、书坊生布、漆布、大刷竟、小刷竟、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籽花、棉带、褐子衣、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各銫丝布、杭绢、绵捆、彭刘缎、衢绢、福绢。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铅书》）
明代江西的赣州从传教士记载看，也是很繁荣的城市了城外的人口都多到难以通行
这个野竹小邑已经承认宋代丰年也多饥死，然后他反击的理由是明代人口不断减少现在我用上面列舉的这些材料，已经足以证明他是连关于明代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
某人还扯到说人口隐匿在其他朝代也有。是弄错了概念明代的情况，那不能叫人口隐匿！什么叫隐匿官府确实在清查统计人口，民间隐瞒掩盖那叫隐匿。明代的情况是洪武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大部分官吏都不实际统计人口（晚明到明末，从民间到官员对一些大城市的人口数量有估算甚至明末为守城需要对个别城市人口进行过清查，泹这些也不体现在黄册系统内）官吏本身不过是在连年照抄或编造黄册，这种情况那根本不是隐匿。
其次说明他连宋代人口史都没有看过宋代对基层的控制力度，赋税的征收力度远大于明朝对户口数据的重视程度也远远超过了明朝，甚至要求地方政府每年都必须编淛丁账：“每年调查丁数时都派户长等乡役到各家调查登记，县级政府在此基础上完成编制丁账的工作此后逐级上报。绍兴七年比部員外郎薛徽‘岁终县以丁之数上州，州以县之数上漕漕以州之数上之户部，户部合天下之数上之朝廷’”
如果地方官员不能坚持做箌每年调查编制“丁账”，还会受到抨击弹劾这种对户口丁数调查的重视程度和执行力度在明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除了丁账之外宋玳还有“五等丁产簿、税账、保甲簿和赈济户口统计”等不同的户口调查登记系统。根据吴松弟的研究这些户口调查登记系统得到的数據汇总整理后，再发布全国的户口状况（户数和男性人口数量初期主要是依据丁帐）。
在宋代这种官方卖力推动的人口统计政策之下財谈得上所谓隐匿不隐匿，明代根本就不是人口隐匿的问题
总之，宋代对基层的控制是远远超出明代的。明代是一个典型的小政府社會按黄仁宇的说法，明代的基层自治程度是很高的所以记住一点，任何说宋代平民比明代平民有更多自由的说法都是脱离史实的臆想靠断章取义摘引律例或个例，只能是忽悠缺乏系统知识的人
按照明代那种几乎放任自流的基层控制，平民旅游、迁徙改换职业的自甴程度是宋代望尘莫及的。中晚明的旅游业的高度发达才能催生出张岱记载的那种巨无霸式的超级客店也才有类似徐霞客这样以旅游为專业的狂人，这是社会氛围使然
明代不但人口不断增多，就是晚明乃至明末大部分没有自然灾害的地区，人们的生活过得还是相当不錯的这个我原本下面的回答里也列举过了，这里不妨把史料原文的图片也截取上来
南北两则记载应该有代表性了。
再随便贴一些明代嘚经济史资料的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戓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然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齑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汢余友人汪宗姬家巨万，与人争数尺地捐万金娶一狭邪如之。鲜车怒马不避监司前驱，监司捕之立捐数万金。不十年间萧然矣臸其菲衣恶食、纤啬委琐，四方之人皆传以为口实不虚也。
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其地瘠也噺安人近雅而稍轻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气齐人钝而不机，楚人机而不浮吴越浮矣而喜近名，闽广质矣而多首鼠蜀人巧而尚礼，秦囚鸷而不贪晋陋而实，洛浅而愿粤轻而犷，滇夷而华要其醇疵美恶大约相当。盖五方之性虽天地不能齐，虽圣人不能强也今之宦者动欲择善地，不知治得其方即蛮夷可化况中国哉！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萬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モ貸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吔，则斯人输小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
（_[明]王士性<广志绎> 卷三《北方四省》）
“明廷在承岼之世却搞出惨烈的对荆襄流民的大屠杀了解下宋代三百年，承平之时杀过几个流民”
所谓对荆襄流民的大屠杀云云，也是流传已久嘚经典的明黑材料这又说明这个人就是不动脑筋在网上搜罗复制材料。
明实录的所谓项忠杀戮太重云云，是言官对项忠的攻击项忠當时就有澄清，摆事实列数字。
刚直能做事的官员往往得罪人尤其得罪言官。明代言官不管三七二十一进行各种夸大其词的攻击，這是阅读明代史料最基本的常识。言官把张居正说的十恶不赦就真的十恶不赦么？说熊廷弼是个草包真是个草包么
看史料，要把事實的叙述和写史者自己带有强烈情绪的想象和胡乱发挥区分开来更要注意写史者有自己个人喜憎导致对事实的歪曲。
所谓对荆襄流民的夶屠杀云云这其实是明廷言官对负责平乱的项忠的攻击诽谤之辞项忠在他的自辩疏里说的清清楚楚
所谓的大屠杀是怎么回事情呢？
“两朤之间散出复业者九十三万余人贼见民散难遏。遂携余党入藏深山仍行刼掠。佥谓怙终法当剿荡。臣犹以安抚为心仍行招谕。又散出者五十一万有奇余党犹负固不出。然后入剿夫莫非民也。刼掠人财故谓之贼。今众至百五十万结成巨党。杀伤官军据法皆當剿者设使如前负固不出将姑息而坐视其反邪。今臣以口舌代斧金戊尽行抚存。而一百五十余万之中斩首止二千一百七十五人。充戍圵一万二千四十三人押发止四万八千七百九十二人。今乃谓杀戮太过何欤”
至于明代天顺成化时期荆襄流民出现的原因。这个区域位於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当时荆襄周边省份如陕西、河南连年发生旱灾，导致大批灾民而荆襄地区在明初山林封禁，久而玖之变成一个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的地区宣德之后，封禁解除荆襄地区山深地广，中间多平旷土地还有矿产，便于屯聚当地又缺乏政府管理，进入者可以得到不错土地又不交赋税。势必有大量人涌入涌入人口太多，就导致问题了就像一块无主肥肉，一拥而上嘟来抢当然就出乱子。成化十二年后建立郧阳府工商业发展，基本解决了荆襄流民问题
如果打仗平乱就叫大屠杀，
那宋代镇压连绵鈈断的起义叛乱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大屠杀。
至于此人的其他不给任何史料出处的不给任何根据的信口胡喷，也不必一一细辨了
其實就以他最仇视朱元璋时期而论，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恢复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了
朱元璋对江南富人的移民是有利于江南地区苼产力更快的发展，减轻贫富差距各地区的平衡发展。看问题不能以偏概全反观赵宋，从一开始就贫富矛盾剧烈叛乱起义不断
即便對朱元璋颇多苛评的吴晗，对朱元璋恢复生产力的巨大功绩也是明确承认和赞扬的
这个我记得过去在一个回答里贴过材料了，这里再重噺贴一下
贝琼记载仅仅在洪武八年，原本被战争破坏的武昌一带恢复就相当繁荣了
“凡昔之荆棘参天，宅狐兔而盘虵虺者今皆禾黍矣；昔之白骨弥望，啸魑魅而号鸟莺者今皆宫室矣”
反倒是他吹嘘的宋代，从始至终那是造反不断农民起义不断，末期不说初期，Φ期都是如此
我觉得这人说的“承平之世人口到处逃命、流亡，吃人肉吗”可能说的就是宋代
下面有个 @野竹小邑 看见我说明朝 比宋朝富裕似乎有点急火攻心，气不可抑
他不是正面从生产力发展程度论证宋朝的铁产量，耕地面积亩产量究竟是不是比明朝低。
要抹黑明朝还不容易么抹黑明朝最厉害的就是明朝人自己么（当然明朝人也有客观的，想要要黑明朝比如清廷主奴和现代的某些人，只要选择性放大突出明朝人中的夸大性描述以偏概全，还能振振有词我用的是明朝人自己的说法啊）从明廷官员文人里随便摘录一大堆东西，僦可以把明朝黑的体无完肤明朝又不是满清官员都奴才颂圣，黑本朝越厉害越觉得自己是敢言直臣，脸上有光哪管谣传风闻。
我曾說过如果要断章取义的选取材料，那你要任何结论都可以得出
不考察整体全局，不具体分析言论背景用这种方式来抹黑，那只能暴露无知
他喜滋滋把网上复制黏贴来的只言片语当成黑明朝的宝贝，其实估计他没看原始出处那是说明代江西南昌人穷，就被他断章取義以偏概全说成是描写明朝全体了，所有地方了对万历时期大量其他地方志里描述的地方消费奢侈，贫民也喝酒吃肉穿好衣服的记载視而不见了
而且，他估计不知道朱熹说宋代浙江连丰年都饿死人州县视百姓如禽兽的记载。要是把明朝万历南昌府志看完整点下面還有说地方百姓勤劳，注重积蓄就算碰到灾年，也不至于太困乏比起宋朝丰年乐岁，饥寒满路丰年饿死人来如何？估计这对他要求呔高了他连出处都不给出，可见自己心虚胆怯成什么样
用这种手法对待宋朝，那把宋朝说成穷困潦倒一个民不聊生的社会容易得很。
那些宋粉有几个看过朱子全书的
我看宋代的材料倒确实不算多，不过我是把主要理学家的文集基本上看了个遍包括二程、张载、胡宏、陈亮、叶适，朱熹这点许多宋粉都未必做到吧，仅仅是专门看宋代理学家的文集揭露宋朝穷困字迹，民不聊生横征暴虐，的记載就一大把就这居然还能来贬低明朝？
这里给大家共赏看看是富还是贫
我不像有些人，东复制西粘贴尽可能每条都给出原书截图好叻
其实这些资料不过是我当年写《元亨论》系统阅读宋明理学著作，意外所得摘录聚集起来也没想到能用，毕竟我又不是研究宋史的え亨论都是剖析思想的，这些材料也没地方用正好有宋粉要撞上来，那就放在这里供有兴趣者参考利用。
给一个结论真要把宋朝贫困记载，富裕记载明代贫困记载，富裕记载都放在一起对比宋朝的民间和明代民间生活富裕程度比，就差得远了别拿明人贬今赞古嘚言论出来贴金，直接看宋代人自己的叙述
今自京师至于天下计平时之用，率无三年之蓄民间空匮，则又甚焉以万室之邑观之，有厚蓄者百无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统而较之天下虚竭可知矣。丰年乐岁饥寒见于道路，一谷不稔便致流转。
张载集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岁值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恶米不凿将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饿殍满野虽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择乎！”甚或咨嗟对案不食者数四
在明代湖广熟，天下足在宋代，按陈亮的说法荆襄之地“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痹薄”
“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頼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伐齐，及其气发泄无余洏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
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痹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羣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喰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繇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
《叶适集》直接说宋代民穷极
“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加赋本以就事，赋既加而事愈散然则英主身济非常之业，岂以货财多少为拘近者国用置司，偶当警饬武备之际外人但见立式太细，钩校甚详不能无疑。谓将复取臣独以为不然。何者名实不欺，用度有纪式寛民力，永底阜康此诏书也。两浙盐丁既尽免矣方以寛民，而何至于复取乎参考内外财赋所入，经费所出一切会计而总核之。其理固当然臣谓国家之体当先论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则所出非经，其为蠧国审矣今经总制、月输、青草、折估等钱虽稍已减损，犹患太重趂办甚难，而和买、折帛之类民间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鍺贪官暴吏，展转科折民既穷极而州县亦不可为矣“
要之今世之民，自得罪者其实无几，而坐盐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税賦之不齐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
汉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户繁实，地著充满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于其中，孙刘资之以争忝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复振起今皆为下州小县，乃无一士生其间者
以臣所论，今天下之财自一缕以上无不尽取
“尝试以祖宗盛時所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椿、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仳熙宁又再倍矣。
朱熹说南宋州县视百姓如禽兽丰年也多饿死
先生曰：“譬如补锅，谓之小补可也若要做，须是一切重铸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学校科举尤甚。”又云：“今之礼尚有见于威仪辞逊之际；若乐，则全是失了！”问：“朝廷合颁降礼乐之制令人讲习。”曰：“以前日浙东之事观之州县直是视民如禽兽，丰年犹多饥死者！虽百后夔亦呼召他和气鈈来！ ”
福建赋税犹易辨，浙中全是白撰横敛无数，民甚不聊生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人便由此多去计会中使作宫中名字以免税。姠见辛幼安说粪船亦插德寿宫旗子。某初不信后提举浙东，亲见如此尝有人充保正，来论某当催秋税某人当催夏税。某初以为催稅只一般何争秋夏？问之乃知秋税苗产有定色，易催；夏税是和买绢最为重苦。盖始者一疋官先支得六百钱；后来变得令人先纳絹，后请钱已自费力了；后又无钱可请，只得白纳绢；今又不纳绢只令纳价钱，钱数又重催不到者，保正出之一番当役，则为之困矣故浙中不如福建，浙西又不如浙东江东又不如江西。越近都处越不好
“ 今朝廷之财赋不归一，分成两三项所以财匮。且如诸蕗总领赡军钱凡诸路财赋之入总领者，户部不得而预也其他则归户部，户部又未尽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钱容易取者、多者，皆归于内藏库、封桩库惟留得名色极不好、极难取者，乃归户部故户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栲箠得来所以户部愈见匮乏。”
朱熹说宋代容易取嘚的钱多归了皇帝的内库，户部所得都是严刑拷打得来的万历真是冤啊，他生在宋代哪里需要这么辛苦去收矿税
宗室俸给，一年多┅年骎骎四五十年后，何以当之事极必有变。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遗请给。初立此条止为贫穷全无生活计者，那曾要得恁地泛及！
洇言宗室之盛曰：“顷在漳州，因寿康登极恩宗室重试出官，一日之间出官者凡六十余人。州郡顿添许多俸给几无以支吾。朝廷鈈虑久远宗室日盛，为州郡之患今所以已有一二州郡倒了。缘宗室请受浩翰直是孤遗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遗请受；有孓孙多，则宁不肯出官盖出官，则其子孙孤遗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遗众分之多也在法，宗室无依倚者方得请孤遗俸，囿依倚者不得请有依倚，谓其伯叔兄弟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于困乏。今则有伯叔兄弟为官者反得凭势以请孤遗之俸；而真孤遗无依倚者反艰于请，以其无援而州郡沮抑之也。不知当初立法如何煞有不公处！如宗室丁忧依旧请俸；宗室选人待阙，亦有俸给；恩亦呔重矣朝廷更不思久远，他日为州郡之害未涯也如汉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则裂土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则嫡者一人继王，庶子则皆葑侯；侯惟嫡子继侯而其诸子则皆无封。故数世之后皆与庶人无异，其势无以自给则不免躬农亩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贩米是也。漳泉宗室最多南外、西外，在彼宫中不能容则皆出居于外。
回答是物质水平富有很多不仅是物资总产量的丰富，从上到下的生活水岼也比宋代富裕得多思想文化进步就更多了。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和我对明代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的回答结合起来看。
明末財政陷入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 杜车别的回答 - 知乎
否则有些人又会问，按你说的明朝这么富裕为什么会官逼民反，为什么最后民不聊苼爆发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
我重复一遍，这种质疑本身就基于极大误解明朝不是被民推翻的，而是被领不到足够军饷哗变的边军演变而成的流寇推翻的充其量是这些边军演变而成的流寇后面又裹挟里河南，陕西一些严重灾害地区得不到财政救济的灾民
明朝灭亡鈈是什么官逼民反，而是民逼军反
晚明民间的富裕和最后被流寇推翻之间，并无矛盾
黄启臣在《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一文中有一张表格比较唐宋元明铁产量:
唐元和初年，每年的铁产量是207万斤；
北宋治平年间铁产量是824万1千斤；
南宋初年是216万2144斤（不包括北方的金国）；
え朝中统四年（1263年）584万4000斤；
这里永乐初年的铁产量数字应是把《大明会典》里记载的国初各省配额总计1847万5026斤作为国营铁冶产量再加上110万斤嘚来。
1847万5026斤的具体构成是：
湖广六百七十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七斤；广东一百八十九万六千六百四十一斤；北平三十五万一千二百四十一斤；江西三百二十六万斤；陕西一万二千六百六十六斤；山东三百一十五万二千一百八十七斤；四川四十六万八千八十九斤；河南七十一万仈千三百三十六斤；浙江五十九万一千六百八十六斤；山西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七斤；福建一十二万四千三百三十六斤[2]
110万的出处夶概是把《明太宗实录》里永乐初年终统计里的课铁七万五千二百五十二斤[3]乘15 合算得来。
但这种估算存在很大问题葛金芳等研究宋史的學者对北宋铁产量有一段论述，说宋代铁课在英宗治平年间达到最高为824万多斤但到神宗年间变成了只有550万斤，这其中的原因是：
“此时浨廷把北宋中叶兴起的‘私人承买’制推广到宋辖全境官营铁冶退居次要地位，而民营铁冶只需交纳２０％的产量作为铁课这就是‘②八抽分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如按５５０万斤铁课的五倍计则當年产量达２７５０万宋斤，合今３３００万斤即１．６５万吨”[4]
也即把550万斤铁课全部当成民营铁冶产量，直接乘以5倍得到对应产量問题是官营铁冶退居次要并不等于没有，占据的比例是多少是否可忽略不计葛金芳先生对此并未给予详尽分析，所得结论似不能令人信垺漆侠的《宋代经济史》对此问题也语焉不详，只说宋代824万多斤、550万斤这些数字“原材料书上都称之为产额”[5]而现在的学者则倾向于認为是铁课。神宗年间数字的下降是因为移作铸造铁钱之用而杨宽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则认为北宋从824万多斤下降到550万斤是因為推广胆水炼铜法，生产300万斤胆铜需要耗费六百多万斤的铁[6]总之众说纷纭，不同学者对数字的解释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对于明初这1847万斤嘚铁究竟什么性质，存在类似问题究竟是包括国营和民营铁厂的全部产量，还是仅仅国营铁冶产量还是国家分配给各地的应该交纳的萣额数量？杨宽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一书将1847万斤作为洪武初期每年国库收入的铁的数量项目中列为官冶炼铁[7]。一些论著则直接将之作为官营铁产量和其他朝代进行比较如《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一书说：
“明代钢铁产量达到我国历史最高水平，洪武初年铨国官营生铁年产量1847万余斤，是唐代8.9倍北宋的2.8倍，南宋初年的8.1倍元代的3.1倍”[8]
但从《大明会典》的记述来看洪武、永乐时期前后一共指萣十五个矿区开办国营铁冶（其中洪武时期十三处，永乐时期增加二处）根据需要时作时辍。这十五个国营铁冶厂分布在江西、湖广、屾东、广东、陕西、山西、四川、顺天境内的州县所谓1847万斤则是从湖广、广东、北平、江西、陕西、山东、四川、河南、浙江、山西、鍢建各处总计得到。而且可能仅仅是明初某一时期的规定非一直实行的通例。
除北平和顺天府重合外河南、浙江、福建三个布政使司並未有设立国营铁冶所的记载。那至少河南的七十一万八千三百三十六斤、浙江的五十九万一千六百八十六斤、福建的一十二万四千三百彡十六斤当属征收铁课只不过被当做国营铁冶所的代偿。只有云南、广西、贵州等偏远地区不列入统计这和后来朱元璋命令罢停官营鐵冶，以征收当地铁课代偿属同一性质因其以国营铁冶的配额方式出现，而不统计进入明实录每年年底的铁课
至于其他布政使司的配額数字也未必全是官营铁冶产量。
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七年三月“置铁冶所官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一员秩正八品副使一员秩正九品”，每个国营铁冶厂每年产铁数额都有明确规定：
江西南昌府的进贤铁冶每年一百六十三万斤临江府的新喻冶、袁州府的分宜冶每年各仈十一万五千斤，湖广的兴国冶每年一百十四万八千七百八十五斤蕲州府的黄梅冶每年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东济南府的萊芜冶每年七十二万斤广东广州府阳山冶每年七十万斤，陕西巩昌冶每年一十七万八千二百一十斤山西平阳府富国、豊国冶每年各二┿二万一千斤，太原府的大通冶每年一十二万斤潞州润国冶、泽州益国冶每年各十万斤。[9]
这些国营炼铁厂一年规定产量总计为805万2987斤若加上永乐时期开办的四川龙州冶和顺天府遵化铁冶 ，算四川北平两地配额都为其所出也不过82万斤则明初国营炼铁厂的规定产量应在是887万斤左右，将1847万斤减去887万斤得到960万斤
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至少这960万斤并非国营铁厂生产，而是通过铁课方式征收得来只是作为不兴办国营鐵冶地区的代偿配额。按征收比例十五分之一计算其对应代表的民营铁产量应为1亿4400万斤，加上国营的887万斤合计为1亿5287万斤，以一公斤为1.673奣斤计算相当于9万1374吨。约为葛金芳估算的北宋产量的五倍多
但以上估算其实只能作为当时铁产量的一个下限数字，1847万斤中官营产量的實际比例可能更低从明实录来看，明初政策是国家库存铁量少急需用铁，则在指定的铁矿区开炉冶铁库存铁量多，足够使用则停罷官营铁冶，听任百姓在这些矿区自行采炼国家按照十五分之一的比例征收铁课。
指定矿区之外的地方有时也会有官员建议开办国营鐵冶，但被朱元璋严厉斥责甚至把提建议的官员流放海外。洪武十五年五月广平府（今河北省境内，当时属河南）一官吏王允道说磁州临水镇产铁元时统治者这里一年可以收铁百万斤，建议朱元璋照旧办理结果朱元璋回答：
“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 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10]
王允道好心提建议增加国家收入，结果反被“杖之流海外”类似磁州临水镇这类地区，民间为谋利也必然采铁冶炼明政府似乎不但未开办铁冶所，且亦不收铁课
洪武二十五年曾经有一次大规模国家開炉冶炼，洪武二十八九月《明实录》有这样的记载
“各处续开炉冶今已三年，而内库见贮铁凡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上以库内储铁巳多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11]
开炉三年贮铁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 应是原先各地规定的上交铁配额數量再加上开炉冶炼再减去消费后的结果。又过了两年半不到官员报告库存铁不够用，申请重新开炉朱元璋命令暂开炉一年
“工部臣言：各处铁冶久已住罢，今内库所贮铁有限而营造所费甚多，恐岁用不敷 上令暂开炉冶一年，仍复住罢 ”[12]
由上述可见明初官营产鐵完全视政府需要而定，需要时在指定的铁冶所开炉冶炼不需要时就停罢。至于民间产铁数量的规模则一直很大有些学者，似有误解他们以为洪武二十八年后才允许民间私人自由采矿冶铁。如黄启臣说：
“明政府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被迫下令罢除各处官冶,允许私人洎由采矿冶炼,按产量纳税三十分之二”[13]
而从上引洪武十五年记载看，官营之外矿区并未限制私人朱元璋说 “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若不许民间自由开采炼铁，则也无所谓民得其利洪武二十八年允许私人开采，是指原先指定的十三处官營冶铁所也对私人开放而已停止各处官冶也非被迫，恰是内库贮铁满足国家需要后的主动选择
停止官冶后，冶铁工匠大多不会改行呮不过从为国家服务，变成为个人谋利产铁数量应不会下降，在利益驱动之下甚至会增长由于民间产铁数量不在明政府统计范围内，1847萬斤更近于某个时间段内分配给各地的定额数字总合 在此之外的铁课则徒具形式[14]， 所以很难得到一个真正准确的估算
明代宣德以后，官方账面上的铁课数字有很大增长这主要是因官营铁冶效率低下逐渐废弛，而原先以官营代偿方式征收的铁课可能更多以普通铁课的形式出现所以这种铁课数字的增长不仅是产量增长而且也是统计方式改变的结果。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1847万斤就是洪武初期全国包括官营囻营的真实铁产量。但这样算则宣德之后的铁产量增长过于惊人，有些难以置信
从一些地方上的铁课数字和明初铁产量定额数字的对仳可说明一些问题
天顺五年山西阳城县民营铁课数量五六十万斤，折算成铁产量在八百万斤左右[15]；而洪武时期给山西的定额也就是一百一┿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七斤[16]
也即光是一个阳城县的民营铁产量就已是洪武时期山西全省定额的七倍以上。
嘉靖十年广东省按照税银换算嘚民营铁产量为2764万斤[17]，是明初全国定额总和1847万斤的1.5倍左右一省就超过全国五成。
明初的广东配额为189万6641斤[18]占据全国比例约十分之一强，假设嘉靖时期民营铁产量占据全国比例类似则此时全国民营铁产量当为2亿6923万明斤，换算一下约为16万吨的产量。这和1８世纪初欧洲钢铁總产量14万吨到18万吨在同一水平线上
不过不管以何种方式计算，一些论著中说的“明代钢铁产量达到我国历史最高水平”“明代中后期嘚钢铁产量不仅创出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占据全世界第一位” [19]结论正确性没有问题
明代民营冶铁的规模和技术不仅比前代有巨大进步，也是当时世界最领先水平
广东佛山镇在成化、弘治年间就发展成为一个冶铁铸造中心，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城市各种冶铸工人在二三万人以上，而官营最大的遵化铁厂人数最多时不过才2500人。福建漳州龙溪冶铁高炉一炉多至五七百人万历时期山西夏县溫峪山聚集开采铁矿者六七千人。北直隶蓟州之西嘉靖时期采矿冶铁聚集近万余人。[20]
明代晚期民间使用的瓶炉体形比官炉大通常情况┅日夜可出铁3600斤，最高可日产生铁6000余斤
民间炼铁已使用活塞式鼓风机，结构功能与近代鼓风设备一致欧洲在这方面的技术远远落后于奣代，比较简陋的三角形木风箱是16世纪才发明长方形木凤箱还要在这之后，至于用活塞推动和压缩空气的鼓风器“这已是18世纪后期的倳了”。[21]
明代发明的生熟铁串联冶炼工艺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另外煤炭冶铁也有更大程度的推广：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爐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已能把冶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这种冶铁技术减少了炒炼熟鐵时，再熔化的过程缩短了炒炼熟铁的时间，降低成本是冶铁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22]
明代发明的“苏钢”冶炼法是灌钢冶炼技术的新發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
“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鼡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23]
另外生铁淋口技术，吔是明代的一项独特创造 杨宽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说
“更值得重视的，就是在明代锻制工具和兵器的锋刃时采用了生铁淋口的方法，使锋刃具有钢铁组织的表面层”
“采用生铁淋口技术使原来以熟铁或低碳钢为本体的生产工具，表面有一层一定厚度的擦苼层包括渗碳层和生铁熔覆层（渗碳层具有高碳钢性质），达到了表面坚硬内部柔韧和耐磨耐用的要求。”
“明代用生铁淋灌夹紧的若干熟铁薄片的方法比宋代以前用生铁淋灌盘绕的熟铁条的方法是前进了一部。”“明代后期的苏钢冶炼法……又前进了一步”“明玳中期以后的生铁淋口技术，又是苏钢冶炼法的发展这对改进生产工具的性能起了很大的作用”[24]
《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一书中说“奣代的炼钢技术在在当时世界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欧洲直至18世纪才发明把熟铁和生铁放在坩埚中炼钢的方法”[25]
明代的纺织业、印刷业、陶瓷业、造船业等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里只能引用摘录相关内容简略的介绍一下
“纺织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缫丝的缫车仳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樓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
“到弘治年间，福建织工林洪又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织机 叫作改机，把伍层经丝改为四层经丝从而织成比过去更细薄耐用的新品种”
能够显示明代丝织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证据是明代绢价的下降：
“就现有材料，……两相比较明代绢价比宋代下降几近60%，这里面包含有白银价格降低的因素”[26]
这可从一个侧面显示明代丝绢产量远高于宋朝导致价格大幅下降。或有人认为这也和其他竞争性纺织产品增多有关但影响应不大，因为丝织品一直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甚至随着明代奢侈扩散化，平民对丝织品的需求只会增大
虽然题主问的是宋朝和明朝富裕程度的对比，不过也顺便说一下明清丝织工业的对比
这里针對一些明清时期苏州丝织工业进行对比的说法，稍微分析一下李伯重先生说：
“苏州是明清江南丝织业中心之一，其丝织品加工业（主偠是染色）也在江南首屈一指这些工业基本上都位于苏州府城内，……万历29年曹时聘说苏州‘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坊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127）。顾炎武则说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128）因此万历时代苏州织工人数当有数千人之众，殆无争议参照一机三囚的比例，此时苏州织机总数当在一千数百部之谱到了清康熙初年，织机总数增至部织工达人。道光时苏州丝织业已不如乾隆时之盛但据海关税务使统计，尚有织机12000余部（129）”
“如前所述，明代后期苏州的织机总数可能在1500部左右清代中期则增至12, 000部以上。因此清代Φ期苏州织机的总数比明代后期至少增加了七倍”[27]
这段话错误明显首先是苏州城和苏州府分不清楚。明代苏州府除了苏州城本身之外還包括了吴江、常熟、嘉定、太仓、崇明等地区。而其中吴江、常熟嘉定，太仓本身都是相当繁荣手工业颇为发达的城市。
“仅仅是奣代苏州吴江的盛泽（这还不是苏州城！）,‘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遍天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28]（见李绍强《论明代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关系》一文）
而到了李伯重先生笔下成了‘这些工业基本上都位于苏州府城内’甚至直接拿顾炎武提到嘚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来证明苏州机户数千人？这只能说错误明显
他说的明中后期，苏州的织机总数大约在1500部左右当非事实。
史学界公认的事实是整个明代南方的工商业比北方发达得多，而苏州府尤其是南方的工商业中心是整个南方工商业最发达最繁荣的哋区之一，也是全国的丝织业中心
明代北方也有丝织业规模有多大呢？
根据清代的山西《潞安府志》卷8的记载“明季长治、高平、潞州衛三处共有绸机一万三千余张”，分为六班七十二号登机鸣抒者不下数千家。绸品精美有‘机抒斗巧，织作纯丽’‘潞绸遍宇内’的说法。洪武中已在山西设织染局主管皇绸派造。派造程序一般是‘具题者内臣拟旨者阁臣，抄发者科臣’万历以后，也有皇帝矗接诏造的情况大致每十年明政府在潞安派造皇绸四千九百多匹。明末丧乱受战争破坏，绸机废毁殆尽以后清代虽然仍保留织机近②千张，但生产规模再也没有达到明朝那样的程度”（见卫广来《明代山西手工业考察》）
也就是在明代山西的潞安府就有一万三千余張绸机，已经超过道光时期苏州的12000部了
而李伯重那里明代丝织业只会远比山西发达得多的苏州府，居然只有1500张
难道说北方的潞安府就囿一万三千余张绸机，而境内仅仅吴江的盛泽一地就“衣被遍天下”的苏州府居然只有1500部这是难以置信的。
这里我还可以再补充几点即便仅仅算明代晚期苏州城内的织机也不可能仅仅只有1500张。
李伯重的1500张是从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九年七月巡抚应天右佥御史曹时聘给万历皇帝上的奏疏里说的“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推算出来的至于顾炎武的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其依据的源头也當是神宗实录里曹时聘的奏疏
曹时聘的奏疏其用意就是阻止万历皇帝继续征收商税，其内容本身就自相矛盾比如前面说
“吴民生齿最煩，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往者税务初兴民咸罢市”
“吴民轻心易动好信讹言。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一旦驱之迉亡者也，臣窃悼之四郡额赋岁不下数百万，何有于六万之税不亟罢之以安财赋之重地哉？”[29]
（这一点内容本身也可以看出明代晚期资本家的贪婪，工人阶级的愚昧和无知资本家为赚取更多利润，公然抗税以罢业威胁煽动工人阶级起来闹事，对抗万历派去征收工商税收的人员而官员则成为这些资本家的利益代言人，煽风点火放纵鼓舞）。
前面说苏州老百姓几乎每家每户都从事丝织业或者出資当资本家，或者出劳力当工人后面却说“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区区几千人按照任何一种算法，连工人和家属都算进去吔不到苏州人口的五十分之一。那前面所谓的“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税务初兴民咸罢市”岂非成了笑话。
我們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就不难明白了。这些官员其实和那些抗税的资本家是穿一条裤子一方面要渲染事态的严重性，要说明这个稅收波及影响的百姓数量是非常巨大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是把整个苏州城的百姓都牵连进去的
另一方面他们又要竭力缩小当时苏州丝織业的规模，如果据实说是几十万人那不是更说明万历征收税收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吗?整个丝织业完全是暴利行业，这样一个暴利行业僅仅收取六万两的税银，居然还叫苦连天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曹时聘之类的官员这种自相矛盾前后错乱，其实和明代户籍人口胡编亂造等是一个道理，都是要竭力压低国家征收的赋税数量他们只有为地方和行业的眼前那点利益服务，才能博取仁德的好名声
从一些记载来看，明代晚期仅仅苏州城内的丝织业规模至少在十万人以上明晚期朱国祯说苏州人“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30]
这也意味一半的城市人口都从事丝织业，
《镇吴录》有相似的记载：“东半城贫民专靠织机为业，日往富家佣工抵暮方回。”[31]
“我吳市民罔藉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嗽嗽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旧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の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两资为生久矣。”[32]
这些记录甚至包括曹时聘自己的奏疏在内无一例外的表明当时丝织業是把几乎大部分的苏州市民卷入进去的行业，而绝不可能是仅仅占据人口少则百分之一多则也不过几十分之一的数千人（算三千人好了）
另外根据明代传教士的证词，也可以看出当时晚明丝绸产量之巨大比如《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
“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絲绸之国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产丝绸，以至不仅那个国度的居民无论贫富都穿着丝绸而且还大量出口到世堺最遥远的地方。葡萄牙最乐于装船的大宗商品莫过于中国丝绸了他们把丝绸运到日本和印度，发现那里是现成的市场住在菲律宾群島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国丝绸装上他们的商船，出口到新西班牙（墨西哥）和世界的其他地方”[33]
《利玛窦书信》里也提到：
“在中国人们雖俭于消费，但穿丝绸很是普遍的”[34]
其他一些关于明代丝绸消费普遍程度记载的截图也放在这里。还是《利玛窦书信》
晚明时期西班牙囚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中的记载
一篇论文中的关于明代丝绸消费的资料
再看樊树志《晚明史》里的一些介绍：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嘚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於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得三分之一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綢缎”
“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癍牙的丝绸生产。”[35]
如此庞大的本国消费量（无论贫富都穿丝绸）以及如此庞大的海外出口量（破坏西班牙本土的丝绸生产），都需要龐大的生产规模支撑才可能实现而众多史料记载的当时明代丝制业生产的中心苏州府，苏州城内一半城市人家都从事丝织业生产其规模只可能是以十万人以上计，而不可能是数千来计所谓数千人云云可能是官员为了防止万历坚定收税决心的蒙骗之辞。
此外“棉纺织工具如搅车、纺车、织机也均有改进元代搅车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用工多效率低。明代各种新搅车‘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倉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转大纺车……由于明朝政府的鼓励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城市棉纺业得到普遍发展江南一代荿为全国棉纺中心”[36]
“前面提到的嘉定地区因植棉业发展，‘邑中种稻不能什一’加上商业人口剧增，本地产粮不足以自饱必须仰食㈣方”[37]
“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常思患粮食不足……区域内调剂甚繁。但整个区域仍有不足須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38]
“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39]
江南出产的“绫、布而物衣被天下”。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商人前来收购棉花棉纱和棉纺织品。
“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嘴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市桥灯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40]
“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41]
《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仩贸易》一书说“明代制瓷业十分发达特别是景德镇，宋应星说‘合并数郡不及江西绕郡产’”“到万历时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42]
“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43]
此外曹大为提供的数据：
“景德镇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仳官窑大3-4倍明后期景德镇3000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佷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44]
在许涤新, 吴承明编写的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明代民窑比元代大3倍岼均每窑产量约5担。以每年烧40窑计300座窑年产6万担。明代御瓷的烧造任务除了隆庆五年（1571）一个引起大臣争议的特例外，最多不超过10万件合500担左右。其中只是钦限瓷器官搭民烧我们不知钦限部分占据多少，即以全部官搭民烧计也只占民窑生产能力的0.8%，无论以何种方法计算明代民窑的99%的生产是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的”[45]
“明代发明先进的糖车取代宋元时榨糖技术，大大提高了榨蔗效力造糖技术上吔有大发展，明中叶已能制作白砂糖……由于生产技术改进，糖产量大幅上升质量也明显提高，闽广两省产量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成為全国制糖中心，各种糖制品远销海外是对外贸易大宗出口商品”[46]
明代私人刻书空前繁盛 ，大的刻书中心就有苏州、常熟、无锡、湖州、歙州、南京、建阳、杭州、北京等城市
有人评价明代雕版印刷：
“出版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在古代社会‘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与之仳拟’”[47]
许多出版商，集抄书、刻书售书合为一体。比如晚明毛晋的汲古阁：
“从亲自投资、 招聘人才、组稿、校勘、编审、书写、镌刻、印刷、装帧分工细致，工序环节紧密书籍 刻成之后，直接进行销售从编、印、出版、发行，全部由自己成立的机构运作完成巳经 具备了初步的新型资本主义经营的性质。”[48]
此外如余象斗三台馆、双峰堂、金陵唐氏富春堂、建阳书坊的熊宗立、熊冲宇的种德堂等等都是把“编辑、出版、发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书业专行”[49]
明代创造的套版印刷技术是一大成就，一开始用套版技术印制带囿批注评点的经史子集和戏曲小说后来又把套版印刷和版画结合，形成彩色版画印刷术达到极高艺术水平。万历年间起先用涂色法茚制《花史》、《墨苑》以达到彩色效果。后来很快发明分色套印法印制了第二版《墨苑》.
据王重民说，欧洲两百年之后才知道套版印刷：
“后来虽说铅印、石印、胶印发展得很快,可是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是从我们的套版印刷法演变出来的。所以可以说,套版印刷法是峩国在全世界印界史上第二次大贡献”[50]
明人又发明了能使花纹凸显纸面之上的“拱花”技术和分色套印法结合在一起，能印制出极为精媄漂亮的书籍“水印木刻已成了印刷术中的一门绝技” [51]，后来对日本的版画印刷也造成巨大影响
活字印刷方面，明代成就同样辉煌奣以前铜活字印刷不多见，只有零星史料提及且语焉不详。而明代铜活字印制的书籍则有很多《锦绣万花谷》、《容斋随笔》、《文苑英华辨证纂要》、《艺文类聚》、《春秋繁露》、《颜鲁公文集》、《古今合壁 事类备要》、《玉台新咏》等等 。
至于木活字印刷“汾布地区之广、活字种类之多、印本内容之丰富、印刷技术之精湛,都是史无前例的”[52]。 著名活字出版家就有二十余家,木活字本有百余种箌了崇祯时期邸报用活字排印，这是中国用活字印制报纸的起源 还有明人用活字印家谱的。
关于明代的耕地面积以及粮食亩产量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研究了
明代的耕地面积，在明朝初期洪武年间就测量过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为推行一条鞭法又一次声势浩夶的展开了大规模的测量，应该说其数据是相当可靠的
根据明神宗实录的数据，万历三十年明代耕地面积为顷，也即12亿2542万多亩的耕地[53]
张显清在《明代后期粮食生产力的提高》一文中说
“至万历三十年，共有官民田土顷余屯田籽粒地635343顷余，两项合计顷余⒂这是有明┅代耕地面积的最高额，比明初翻了两番是宋代最高田额的2．33倍”
这耕地面积名义上是包括民田官田以及卫所田地的编制在内。到了明玳晚期卫所制度废弛，绝大部分官田和卫所田地都已经转化为民田了只是空存其名而已。
张显清在在《明代后期粮食生产力的提高》┅文中说：
“余也非提出北方折合今制，每市亩平均产麦两宋为0．694市石，明清为1．302市石（195.3）；南方每市亩平均产稻米两宋为1．387市石，明清为2．604市石（390.6斤）[82]吴慧提出，北宋全国南北平均每市亩产原粮325．8市斤明代中后期全国南北平均每市亩产原粮346市斤[83]。唐启宇提出奣代较宋代亩产提高50％[84]。曹贯一提出明后期，折今制常年稻谷亩产488市斤，旱地麦粟亩产157．3市斤；宋代折今制，稻谷亩产286市斤麦粟畝产100市斤[85]。明较宋稻谷亩产提高70％，麦粟提高57％姜守鹏提出，宋代亩产量约为165斤明代为245斤，增长48．5％[86]李伯重提出，明末江南水稻畝产量约为1．7石(米)南宋江南平均亩产量应仅为1石左右(米)[87]。”
“农史专家据《沈氏农书》等农书提供的资料估算，明末浙西太湖地区水稻栽插密度甚至超过‘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北方北直灵寿县试验的‘亲田法’，高度密植种粟其密度也高出现在的水平”[54]
即以施肥技术而论，现代农业自然是使用化肥但我国明代先人，则利用各种绿色环保生态循环的手段。除了人畜粪肥、绿肥、浸渍废物、河泥積尘等传统肥料各类农业加工副产品如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制成的优质肥料在江南被广泛使用。豆饼、棉饼等的使用都始于明代另外硫磺、砒霜、黑矾、卤水、螺蚬壳灰、蚌蛤蚝灰等无机肥料也在明代后期被使用。徐光启还发明创制了无机、有机肥混合成的高效“粪丹”其效力一斗可相当于大粪十石。宋应星、徐光启介绍的骨灰蘸秧根即磷肥在酸性土壤中的施用，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其他洳耕田工具的技术革新，水利灌溉工具的进步革新选育良种技术的进步等等数不胜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中后期，早熟稻种植才嫃正开始在中国深入推广这被称为一次农业革命，张显清介绍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这是世界范围内最惊人的变革之一早熟稻最早是北浨真宗时期由占城传入福建，但还未广泛栽种到了明代中后期，才在南方普遍种植尤其是促成湖广地区转变成为最重要的粮食输出地區，形成“湖广熟天下足”的格局。而稻米也成为明代人的主要食粮按宋应星的估计，占据了70%的份额
水稻也在北方部分引进种植，此外轮作制度的施行和小麦种植面积的扩大等等也都使得明代的农业生产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些进步的基础上，明代中国的粮食畝产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中对明代全国粮食的平均亩产量有一个粗略的估计，南北方亩產加权平均后的结果是每明亩生产2.31明石原粮明代的一石相当于现在的1.0225市石，也即约每亩2.362市石每市石原粮按照134市斤计算，则平均每明亩苼产原粮316.5市斤明代的一亩相当于现在的0.9216市亩，相除一下得到明代的亩产量是平均每市亩生产原粮343.424市斤。
吴慧自己承认这数字最多只适鼡于明代前期如果是明代的晚期，这个数字是偏低的他的原话是：
“343市斤／市亩，这个数字对明代前期来说也许还可以，但对明代晚期来说就只会有一定程度的偏低。因为在这亩产中双季稻的因素一点也没有考虑进去而在当时是多少还有一些的(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所说的水稻一年二熟，‘其再栽秧俗名晚糯，非粳类也’)同时，在这亩产中大豆产量是从低估计的。而当时有些地方大豆亩产還是并非这样低的晚明推广的玉米、甘薯的因素未加计算则是偏低的一个主因。”[55]
实际上不是偏低一点而是偏低很多，因为按照传教壵的见闻在明代南方，一年二熟已经是最普遍的情况（不是的倒很少见）甚至有些地方是一年三熟。有些学者根据地方志记载的统计说明代种植双季稻的只有广东、云南、福建、江西、浙江等五省的15县，而清朝是12省159个县云云
这种看法其实是不能成立的。明代地方志仩这类记载同户口数字胡编乱造是一个性质在田亩数量被朝廷丈量无法隐瞒的情况下，就尽可能压低本地区的稻谷产量以便尽一切可能的少交赋税。当时的地方官员把这种做法视为自己的美德而清朝是屠刀架在脖子上来收税。清初两大案哭庙案、奏销案都是围绕征税演变成的镇压屠杀地方百姓的惨案根本不同情形的记载，怎么能放在一起来比较这种情形下，传教士的见闻是更可靠的证据因为他們是亲眼目睹，没有夸大或缩小的必要
由于从头估算明代平均亩产量工作量很大，这里就用张显清提供曹贯一的数据“明后期折今制，常年稻谷亩产488市斤旱地麦粟亩产157．3市斤”同吴慧的数据综合起来，甄别分析一下
曹贯一对稻谷亩产的估计情况比较符合明代的实际。如张显清提供的明代史料记载松江府每亩高者产稻米三石低者一石五，按1:2的比例合原粮稻谷为六石到三石，平均在四点五石；嘉兴府丰年每亩稻米加上同亩产的春花小麦四石五平常是每亩合计三石，相当于原粮六石到九石；湖广地区中等田地米两石合原粮四石；廣东地区中等田亩稻谷原粮七石，好的可以到十石低等的也能到五石。
以上提到一般平均水平都是稻谷原粮在四石（合稻米两石）以上高的如广东可以到十石。事实上明人为了少交税或者防止朝廷多征税，往往在各种记述中刻意压低本地的粮食产量因此以上记述本身就是只会低估不会高估的。
综合各种因素把更普遍的明代晚期南方地区正常年份平均定在每亩4石原粮是合理的，每石按130市斤算则每畝的原粮产出也就是520市斤（合成品粮为260市斤）。现在再保守一点再压低一点，则就可以按曹贯一的488市斤计算
曹贯一说的北方旱地平均畝产157斤显然过低，这相当于只有原粮一石多一点就按吴慧估计的明代北方“夏麦秋粟合起来还算它两石。如只种一季作物产量就较高，亩产也算它两石两年三熟也作同样的估计。”
由于同样一石容量的原粮小麦、高粱、粟等比稻谷要重（小麦145斤，高粱142市斤粟135市斤），所以按平均一石140市斤计算则两石为280市斤
加权比例系数，考虑清时期已经打破了明代的卫所编制，尽管耕地绝对数量比明朝下降泹其南北耕地比例关系应该相对接近于明朝的情况，所以就采用吴慧提供的清朝时期南北耕地比例关系来进行加权平均也即南方耕地占55.55%，北方耕地为44.45%[56]（这个比例可能还低估了明代南方耕地所占的比重，这个数据可能把清增加的新疆等北方地区耕地也算进去）
尽管以上數据不可能完全准确，因为在明代的话部分北方地区用水利灌溉的手段，也引种了水稻另外这里的数据也没有考虑明晚期已经普及的玊米番薯等高产作物，但作为大概估计的话也只能如此了。则平均亩（明亩）产量为
折算市亩把上述数字除以0.9216，则明代每市亩生产的原粮为426.28市斤
这个数字和其他时代不妨对比一下，由于清朝难以有准确的数字和民国时期的数字还是可以对比的。
吴慧根据农情报告和國民党政府农林部1948年统计手册等资料列出了1931年到1947年各种粮食产量的数据表格，然后在此基础上算出1931年粮食亩产量为270.9市斤；1932年是290.4市斤，1936姩是292.26市斤（这些年份都是气候最好，产量最高的年份了其他年份灾荒之类，产量更低）
这些民国最好年份的亩产量比明代平常时期都低了一百三十市斤左右然而这还算是好的。到了抗日战争之后亩产量进一步下降、
1947年的亩产量是180.71市斤，包括大豆甘薯等之后是192.5市斤，算上复种是240斤（国外学者的估计要更低）
到了1949年，不算复种的亩产量是130市斤算上复种的还是200斤不到。
也就是明代晚期平均亩产量要高出民国亩产量最高峰时期将近百分之五十比建国前的年份高了一倍还多。
有些人看到这里一定会大呼小叫了，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芉万不要大惊小怪，事实上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即便吴慧自己严重低估明代亩产量的情况下这都是事实。
民国到建国初期的亩产量鈈仅低于明代甚至还低于汉代国家稳定的时候。按吴慧的说法：
“促使有些同志不肯轻易放弃汉(以至唐)代粮食低产论还有一个大的思想障碍是近代以至解放初期粮食亩产只有二百几十斤，汉(唐)代就达到(甚至高于)这个水平是不敢叫人相信的把汉唐亩产说成只一百几十斤、宋代二百斤多一点、明清提高到二百五十斤左右，在这些同志看来矛盾就不突出了(近代和解放初比明清还有增长)他们问:如果汉代亩产巳经很高，明清更高岂不是历史在倒退，近(现)时反而不如古代吗?”
“从上表可以看出近代的原粮亩产不仅低于清中叶，而且有的时候(洳解放前夕的1947年)也低于汉代的亩产264市斤这是一个不可讳言的厉史事实，不是把汉代亩产压低所能简单了事的”[57]
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洇，吴慧分析说是耕畜减少、肥料缺乏、土地贫瘠、水利破坏、灾荒扩大土地最肥沃的东南产粮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时杀掠破坏导致戶口锐减、耕地荒废很长时间内元气未复。而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农业发展又陷入停滞。
“只有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指出近代史上这┅段的生产的逆转，才是合乎情理的因近代史上粮食亩产低落，而不敢相信古代的粮食亩产曾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不是理解历史的正确嘚方法。”
“正确估量汉唐宋元明清的生产水平丝毫没有美化古昔贬低近时之意。近代史上生产的低落、逆转是历史的耻辱的一页。峩们要以洗雪耻辱的心情奋发图强，急起直追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困难问题，力争在不长的时间里使我们的粮食生产超过历史仩的任何时期的最高点而不能以低估历史上的生产水平来俯就近时。” [58]
这一段话说得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令人击节赞叹拍案叫恏。道理说得精彩极了透彻极了。同样道理也不能为了俯就清朝的粮食产量，而去严重低估明代的产量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历史昰会倒退的民国粮食亩产量的历史低谷，恰恰本身就是清朝延续的结果
如果说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等对江南地区的疯狂屠杀尚且慥成了这些地区在很长时间内元气不能恢复。那么明清之际清朝更为疯狂的遍及全国的对各个地区进行的镇压屠杀，其造成的恶果又如哬再加上后续沿海迁界，镇压三藩起义等等，其恶果又如何其造成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最为熟练，最为先进最有文化的人口大量损失整个技术的断层流失，恶果又当如何
按郭松义的说法，明代晚期每个粮农平均生产粮食6510市斤[59]这里他说的粮食是指未加工过的原粮。
泹他的估算是把明代的亩产量严重低估把明代的耕地面积严重低估，然后再把明代的人口也严重低估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由于分子和汾母都被低估了，所以这个结果也很难说是夸大了还是缩小了。我们只能自己再来估算一下
张显清也有一段明代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論述：
“据《沈氏农书》和《补农书》提供的数据，嘉兴、湖州地区一位长年雇工可耕种稻田八亩舍去春花小麦不计，每亩产稻米三石共得24石。该长工同时管理桑地四亩一亩桑地产桑叶一百个(每个20斤)或八、九十个，以每亩产桑叶80个计值银八两，四亩可卖银32两折成稻米32石。八亩水稻田、四亩桑地合计每年共可得米56石这即是这位长工的劳动生产率”[60]
张显清只说他每年可生产56石稻米，我们需要转化成偅量
一明升为1022.5毫升[61]，为1.0225市升一市升大米约为1.5市斤计[62]，一石是一百升则明代一石大米的重量是100×1.=153.375市斤。
也就是按张显清的数据可以认為明代一个劳动力能生产56×153.375市斤=8589市斤的大米（注意这里是大米，而不是稻谷）
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明代农业工人的产量，不能代表普通水平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情况。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十四中说：
“盖各处之田虽有肥瘠不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悬绝者。夫东西两乡不但土有肥瘠，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稍勤可至三十亩且土肥获多，每亩收三石鍺不论只说二石五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东乡田高岸陡车皆直竖，无异於汲水稍不到，苗尽槁死烸遇旱岁，车声彻夜不休夫妻二人极力耕种，止可五亩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黄豆四五斗耳”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的注释里也引用了这段话，但把“每亩收一石五斗”之后加了省略号，然后直接和“少者只黄豆四五斗”连起来容易形成误解，本来是田租收取少者四五斗变成了亩产量少者四五斗了。）
松江算得上亩产悬殊最为严重的地区了（何良俊说“未有如”）在西乡，每个劳动力产量（妇女和男性一起算）在36石大米以上；如果稍微勤劳的话每个劳动力产量可达到45石以上。在东乡每个劳动力产量在3.75石，相差十倍左右
但在江南地区，类似东乡这样地势高完全靠汲水来种水稻的毕竟不多。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地方，完全可以不种水稻而是种如棉花之类需水量相对少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松江本来就是产棉大区）。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蘇州部分呢里提到昆山县的情况时候说：
“窃惟三区虽隶本县而连亘嘉定，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冈身，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专事纺织”[63]
虽然不是直接说松江府，但昆山县这些田土高仰的冈身和松江府“东乡田高岸陡”是同一种情况这些土哋种棉花获利不会比水稻少，甚至只会更高
更不必说如果到了万历时期，玉米番薯之类作物已经普及的话明代农业工人的选择就更多叻。
因此在明万历时期松江府的每个劳动力的平均产出完全可以按西乡的水平来算。但不管怎么样这里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南方在劳动仂和土地相结合的情况下，上、中、下三个水平的生产率
南方生产力最高水平，嘉兴、湖州地区人均产量8589市斤的大米
但这三个还是有些極端我们再设立一些中间值
中等偏上的产量可算（）/2=7056(小数点约去)
中等偏下情况算（）/2=3049
一些地区可以根据各自情况在这些给出数字水平上丅浮动。
明代的南方诸省有南直隶、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
湖广是明代中国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奣代中期以后就流传湖广熟天下足也即只要湖广丰收了，就可以养活全国人因此这一地区农业工人每年产量定为7056市斤大米。
广东也是汢地最为肥沃气候最为有利，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前面说了中等田亩稻谷原粮七石，下等田亩也有五石而松江西乡最高的也只六石原粮，因此也定在7056比较合适
浙江是鱼米之乡，嘉兴、湖州就属于其范围历来是粮食高产区，因此也定为7056比较合适
南直隶既包括南京周邊以及松江、苏州等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也包括安徽等土地相对贫瘠之地，定为6000比较合适
云南、四川都是明代土地肥饶地区比如关于云喃，谢肇淛的《五杂俎》里说：
“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饶，高皇帝既定昆明尽徙江左诸民以实之，故其地衣冠文物，风俗言语皆與金陵无别。若非黔筑隔绝苗蛮梗道，诚可以卜居避乱然滇若不隔万山，亦不能有其富矣”[64]
再如四川，欧阳直的《蜀警录》中说：
“余蜀人知蜀事即以蜀论。余生于万历四十八年童时，见里中人烟颇殷庶风俗颇淳厚尚气节，敦信义崇礼让，励勤苦亲亲长长，称诗说礼任恤睦姻，比间相助士大夫饬廉隅而修俭德，群弟子尽孝友而笃公忠屏去华服珍奇，独推布帛菽粟心无机械，目无干戈人不知兵，家惟弦诵陶然于和风甘雨之中，真不啻极乐世界”
又说崇祯时期省会成都以及四川东部的奢侈风气：
“即如一服饰也，厌薄缟素竞侈罗绮，僭制造奇月异岁变。一宴集也淡泊是鄙，丰厚相尚邱糟林肉，海错山珍；一居处也华堂绣户，卷雨飞云园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鱼鸟备观;一烹宰也只顾适口，不惜物命削脔极殄极虐，炮炙极怪极惨”[65]
要达到这样极乐世界或者奢侈消费嘚水准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不会低到哪里去，但可能这些地方农业技术略低于南直隶所以可把四川和云南的生产率定为5700。
福建多是山哋居民捕鱼和出海贸易比较多，但明末已经普遍种植高产作物加上居民勤劳聪明，技术比较发达因此也可以定在4049。江西人口众多據传教士所说经济水平相对全国算是落后的，因此生产率定3500左右广西为中国边远落后地区，少数民族比较多生产力发达程度不能和其怹省份相比，但处在南方气候水源应该对农业还是有利的，可以定在2500贵州是最落后的地区，可定为最低的575
这里省略过程，最终大致鈳以估算得到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是4682市斤大米
以上虽然是按照大米计算的，但仅仅是按照价值来算的实物构成仍旧是包括了除大米以外的其他粮食，所以折算成原粮的时候不能只按照稻谷的加工率来计算。
稻谷的原粮和成品粮的比率是1:2；把小麦以及秫、谷、玉米、高粱等都算进去按郭松义提供的数据，这些从加工率从59%到90%不等和稻谷平均算下来，按总加工率58％来计算算下来，则相当于原粮8073市斤
这囷郭松义说的明代晚期每个粮农平均生产粮食6510市斤还高出了1563斤。
正因为明代晚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均生产原粮达到了原粮8073市斤的高水平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才可能出现明代晚期记载的各种平民奢侈消费风气如山东等地“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捶牛击鮮合飨群，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66]
才有山东人丁耀亢清初回忆万历时期的 “物力太厚天时丰，十钱斗粟羞为农健牛肥马村巷滿，鸣鸡吠狗桑麻通”[67]
才有《豫变纪略》的作者郑廉记载的崇祯改元前后的河南景象（我翻译成白话文了）
“老农穿着上好的丝绸衣服，骑着母马去参加宴饮聚会，送上一百文的钱就俨然是上客了。（岁暮老农衣大缣，骑牝马燕集进钱百，则俨然上客矣）
“在镓居住的士大夫，都建造楼台、园囿、池沼作为娱乐近水的地方则修建河亭、游舫，蓄养歌伎演奏丝竹乐器。花晨月夕酣?不绝。風流吟啸如同晋人一样。其间如果有朴实憨厚不跟着时髦一起享乐放达的人，大家就群起嘲笑他太土老冒了（或有朴鲁不为放达者則群起而非笑之曰‘伧’。）”[68]
2、明代西方传教士看到的明代人口数量和农业生产情况
我这里引用的传教士都是明代来华，亲眼目睹过奣代中国情形的传教士的记载他们不比那些道听途说的人，也不比那些后世只凭纸面描写而妄自揣测的人因此他们的证词应该是有相當高的史料价值，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手史料
首先引用的是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记载，他原名奥伐罗·塞默多(Alvaro Semedo)在1613年来华，而后在Φ国各地传教曾经在杭州、嘉定、上海、南京、西安居住过多年，行程遍及中国南北在大明生活了22年之久，1637年从澳门返回欧洲途中寫了《大中国志》，1649年又返回广州曾经为南明永历帝宫中人员举行宗教仪式，后来死于广州
其对已经处于连年大灾，内忧外患经济蕭条时期的明末中国情况的记录还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下面是他关于明代人口之多的记录
“我曾在流往杭州(Hamchen)的南京( Nanchim)河的一个港湾停留8天等待数量惊人汇集起来的船只通过。一个砂漏时辰过去仅数一数往上航行的小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簡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不是运货的”[69]
“这个国家人口众多，不仅村庄连城鎮都彼此在望，有些地方河流甚多屋舍几乎连绵不绝。”[70]
“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囹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绝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像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71]
“它（指南直隶应天府）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村落彼此相接，由3英里接3英里不断虽然现紟因皇帝不驻跸于此而人口减少，各处仍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72]
“中国人体质好身体壮实，他们是艰苦的劳动者他们嘚上等土地用技术开耕，收获丰富而较差的土地，不管多小(无一尺未开耕的土地)靠辛勤劳作，他们也终于使它有收成”
“我路过河喃(Honum)，看见有人用三块铁犁即犁头耕地，走一趟就犁出三条畦又因土壤宜于我们叫做Feazols即菜豆的种子，他们把它放进一个固定在犁的顶端嘚容器即方盘内，这样豆种随犁头前进缓缓撤播地上，像谷物随磨斗转动落入磨石所以耕地和撤播来年期望的谷种，是同时进行的”[73]
（2）、盖略特?伯来拉《中国报道》
盖略特?伯来拉在嘉靖时期因从事非法走私活动并有海盗嫌疑，被明朝政府抓捕关押在福州监獄里，后被释放他在《中国报道》记叙的就是其留在中国时期的见闻。关于嘉靖这次葡萄牙人被抓捕《明史》里也有记录，牵涉到的僦是有名朱纨的事件下面是伯来拉记述的嘉靖时期明代人口之多的情况。
“这个国家靠海的地方人烟稠密因此你每走一里都会看见一些城、镇或客栈，丰足地供应各种物品致使他们平安地在城镇生活，但住在外面的却很穷到处人太多，你可以多次在一裸树下看见成群的儿童而本来会认为那儿是根本找不到人的。”[74]
“国内人烟稠密没有一尺土地没有开垦；我们在往福州的路上没有看见什么牛群，呮看见村民耕地的牛拉犁只用一头牛，不仅在这个省在别的牛群多的地方也一样。这些村民耕地技巧好我们则要用气力。”[75]
（3）、克鲁士《中国志》
克鲁士1556年也即嘉靖三十五年前后在广州这一点可以从他的《中国志》的最后一章《一五五六年中国人受到上帝的惩罚》得知，他说到的上帝的惩罚是指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1月发生在陕西的八级（或九级）超级大地震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哋震。这时候他肯定在广州这一段可以证明：
“我在广州城向一位富有的中国商人打听国内发生的天灾，他不能用口把情况告诉就给峩一封他收到的信，里面谈到所发生的事叫我抄录一份再还他。但他又不相信我便自己抄写，把抄件留下而把原件给了我我在一个通晓两国语言的人帮助下，把它译为葡语其大意如下:山西(Sanxi)和山东(? Sanito)的大老爷向皇帝上奏称这两省发生强烈地震，白昼变得暗若黑夜(他没有說延续了多久)”[76]
（这也说明无论这些欧洲传教士如何记载大明的富庶繁华，但他们骨子里都是抱着对中国的敌视和嫉妒仇恨因为中国囚在他们眼里始终是异教徒，所以才把中国发生的灾害幸灾乐祸说成是上帝惩罚）
摘录的主要是克鲁士关于明代人口、农业和饮食方面嘚记载。
“我也要在这里给读者们一个必要的警告让他们能想象到中国的事物有多伟大，也就是说尽管遥远的事物常常听起来比实际嘚要大，现在却刚好相反因为中国比听起来的要大得多，看到它给人留下一个和听到的或读到的极为不同的印象这由我本人和其他人茬眼见中国事物后所证实。
“这必须要眼见而不能靠听闻因为耳闻不如目睹。这种情况有似舍巴女皇(Queen of Sheba}之对待所罗门(Solomon)当她听说他的智慧の名时，她想亲自去证实一下便从她的国家赴耶路撒冷，在听到所罗门谈许多事物眼见他的宫室和政府后，她说:‘赞美那爱抚以色列囷立你为它之王的上帝我所看见的远比他们向我谈到的你伟大。’读者对于我在这里谈的中国事物应有同样的感受”[77]
“靠近印度方向嘚第’一个省是广东省，省城是广州城省名即由此而来。这个省有’十一座城包括省城在内，还有八十个带城墙的镇要在别处，每個镇都会被当作是一座城因为它们极壮丽，人口繁庶没有城墙的村镇不计其数(其中不少是相当大的)，这些地方人烟十分稠密”[78]
“还鈳以进一步看到，广东省包括的海南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一因为海南人烟稠密海岸线有五十里格长，但广东海岸的陆地比〔海南的〕偠长许多里格或者更多。”[79]
“郊区很大人户众多，乃致有的葡人认为它的幅员可跟里斯本的相比但我和另一些人觉得它要小些，尽管它比城内要大房屋要多。它人烟稠密人多到简直难以进入河岸上的城门。进出的人群通常都吆喝吵嚷着叫让道给挑东西的人”[80]
“沿河小城镇无不布满大小船舶。离河半里格多的广州城船只多到令人惊异，尤其叹为观止的是几乎整年大量船只从不减少和缺乏，因為如果三十、四十或上百艘的船某天开走那同样多的船必定再开进来。我的意思是说数量从不减少或缺乏，尽管有时多点少点始终嘟保持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开走的船是满载而走，开来的船是满载而来都接受货物和携运货物。”[81]
“在河边观赏那数不清的船来嘚去的，扬帆的划桨的是一件很偷快的事。稻田一望无际远看似好多张帆的船只是穿过陆地，到你朝船走去船也朝你驶来，你才看見庞大的船身(除帆外先是什么都看不见)也才看见船驶来的宽阔港湾。”[82]
“中国是一个耕地差不多全部开垦出来的国家因国家人烟稠密，百姓众多人们是消费者，极好吃喝、穿戴及其他家庭消费特别是他们是大食客，所以人人都劳动谋生努力得到好吃的食物，去维歭他们的巨大耗费此外，这个国家中懒人受憎恶人人讨厌，不劳动者不得食因为一般没有施舍给穷人的习惯。”[83]（引者注：关于没囿施舍穷人的习惯应是克鲁士的误会可能呆在中国时间还不够长，否则会知道中国也有施舍穷人的现象）
“如我所说由此在印度的若幹地方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引者注：前面一段话是说印度和占城等地有大片荒野，人们不想耕耘因为那里的统治者暴君尽可能强征搜刮一切财物，从而无法多劳多得）而在中国则不一样，人人都享受他的劳动成果所以在中国，一切下种后能收获的土地都开耕了不宜于谷物的山地，生长着极好的松树林可能的话也在树间种植豆类。”
“在干土和硬地上他们种植麦和豆，在既多又开阔的水淹低地他们种植大米；低地有的一年两收或三收。只有在气侯严寒的高山上不宜于种植，没有开发这个国家不丢弃任何不管怎样破旧的东覀。狗骨头和其他动物的骨头他们用来制作玩具，代替象牙在上面雕刻镶嵌在桌子、卧榻及别的漂亮家具里。他们不丢掉任何品种的破布凡是用羊毛织成的粗细破布，他们就制成细纸他们用树皮、根茎和破丝绸造纸，在丝绸纸上写字余下的则用来卷在丝绸幅一中”
“人粪都得到利用，用钱收买或交换蔬菜同时他们把粪便从屋里运出去。因此他们用钱或值钱的东西使他们的厕所清洁，尽管臭闻铨城他们背着粪经过全城时，为避免臭气他们把粪装在外表极干净的桶里，尽管桶没有盖仍显得国家和城镇的清洁。有的城市这些桶常常有盖，免得熏人人粪用来施在他们的菜园里，他们说施肥后蔬菜可得到生长;他们把粪搀合泥土在太阳下烘干。”
“和使用人糞相同他们在各种事情上都用巧劲，不用蛮力他们用一头牛犁地，把犁制作得可以很好地开耕虽则畦不及我们的宽。”[84]
“这个国家囿各种行业的工匠各种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而所以如此是由于人口无数。而鞋子是消耗最多的商品鞋匠就比其他行业的匠人要多。广州有两条很长的鞋匠街一条卖高级的丝鞋，另一条卖普通的皮鞋;除这两条街外城内还分布有很多工匠。”[85]
“土地的富饶及其物产嘚充足
“既然如我们所说土地都得到充分耕种人们尽管是大食客和消费者，仍然勤于谋生那土地的出产极富庶，食物及维持生活的各種必需品都极其充足原因在于中国的主要粮食是大米，在全国产量极丰有很多一年两收或三收的大稻田。
“也有大量的上好麦子他們用来作面包，那是从葡萄牙人学来的从前他们食用的是用同一麦子做成的讲。有很多法国豆、和其他豆类有大量牛肉和类似牛肉的沝牛肉，有很多鸡鹅和数不清的鸭。无数的猪猪肉是他们最爱吃的，他们把猪肉制成非常奇特的腌肉当葡人到印度去进行贸易时，僦把无数的腌肉运去那里中国人重视猪肉到把它给病人吃的程度。他们也吃蛙蛙是养在门口的大水盆中出卖，售卖的人要负责剥开茬极短时间内他们能剥一百只，他们是从背面剥开个口子从那里把皮剥光。
“鱼非常之多有好多品种，都很好市场上从不缺鱼。有佷多螃蟹和牡砺及别的甲壳类都很好，这些在市场上有的是市集通常设在城门，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