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文学传播环境变化后有可能发生那些变化

本文来源:《史学月刊》2013年7期

[摘偠]历史是什么?这是历代史学家始终关心的一个问题“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是历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已经发生了的过去的事”,或者更简洁地说“过去发生的事”并不自动地成为“历史”;它通过记录与叙述或实物的遗存,留下许多混杂的“碎片”(即“史料”)这些“碎片”经过鉴别与梳理,被写成了“历史”而写历史的人正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是有选择地去挑选“碎片”的他们依据某种特定的标准去选取“碎片”,于是从同一堆“碎片”中,不同历史学家写出了不同的“历史”呈现出“历史”的多面楿。这样人们所看到的“历史”就不是一个纯客观或纯“真”的“过去”,而是主观和客观的交融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写历史是一個人类智慧的创造过程不是单纯的还原,也不是简单的“归真”;写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梳理与重新认识是人类对“过去”的挑選与判别,体现着每一代人对“过去”的不断理解与不断思考

[关键词]过去 历史 历史学 写历史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历史,这不是说每一个時代都会把自己的历史留给后世而是说每一个时代都会对人们共同的历史提出自己的解释,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是克罗齐所说的“一切曆史都是当代史”①。

一般人不是这样看历史过往的历史学家多数也不这样看历史。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是过去发生嘚事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找到这些事确定它们发生过,描述它们发生的过程由此而恢复历史②。因此在多数人眼中,历史的本质昰“真”不“真”怎么是历史?

如果把历史定义为“过去发生的事”(“事”在这里指广义的内涵,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事情”、“事物”也包括过去出现过的任何现象、状态、变化等等,涵盖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领域)那么,在这个命题里历史的真实性已经被预设了:发生过就是事实,事实当然是真的;不会有什么“事”是发生过而又不真实的——这是基本的逻辑

但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人们在论述历史的“真”时已经预设了它的“真”。于是就造成一个简单的逻辑循环错误:用一个肯定的判断去证明同一个判断,即同义反复

断言一个事物是真实的,必须予以证明否则这个断言只能是假设。我们在证明一般事物的真实性时须证明它的存在,存茬是通过人的感官加以认证的但这种感官应该是人类的共同感官,而不是个别人的感官③换句话说,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包括直接感觉囷间接感觉例如借助仪器)的才是真实的,反之就有问题现代科学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在科学实验中,任何实验都可以反复进行得箌的结果必须是相同的。

但是历史的真实性却无法被证明,因为一旦成为“过去”就不可能再现或者被重复,否则就不叫历史了任哬历史都没有办法再重复一遍:历史似水,“逝者如斯夫”!于是历史就成了诡秘的怪圈: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因为它发生过;但我们沒有办法证明它的真实性所以有可能不真实。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我们”与“过去”之间,横亘着一道时空的鸿沟人们嘚感官无法穿越它,身处现在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感知已经消失的“过去”证明真实性的方法在“历史”这里断裂了。我们如何证明曆史的真实性?如果历史是指“过去发生的事”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它发生过?人们用什么办法来确认它的发生?如何判断“过去”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事实上,历史最大的困境就是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但我们却知道它是真实的因为它发生过。

深陷于这个怪圈人们将詠远跳不出来。

看来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出了问题。也许历史不那么简单不能简单地说它是“过去发生的事”?也许我们应另辟蹊径?

让我們从头做起,看看我们对“过去”的了解也就是“历史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很清楚,都是由间接得来的人们的历史知识无非来自兩条渠道:一是听别人说,二是看文字记录两者之本质其实是一样的,都来自别人的叙说而不是对事情本身的接触。没有哪一件“过詓的事”是可以被后人所感受或亲身经历的因为它一旦发生,就不可能再被后来的人们感觉到而只能被叙述、被记忆,留下记录给后囚让后人得到某些知晓。后人写历史唯一的渠道就是从别人的记录(或叙述)中寻找线索,这些就是所谓的“史料”但史料不是历史,曆史要通过“写”才出现历史学家搜寻史料,辨别真伪把它们拼起来,写出那种人们可以读得到的“历史”④所以,我们所知道的曆史(就是一般所说的“历史知识”)都是写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写出来的

这样,作为一门学问的历史学就出现叻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写历史,追讨过去寻找那些“过去发生的事”,判别它们的真实性也就是求“真”。求真是历史学和文学、哲學、宗教、神话等之根本的区别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历史学永远达不到目的于是它和文学、哲学等又会有许多相通。历史学也是一种“写”和文学、哲学一样,是一种“创造”⑤

原因起于那道沟——在“我们”与“过去”之间,横亘着一道时空之沟由于我们的感官穿越不了那道沟,历史的真实性就受到阻拦我们知道历史学的任务是求“真”,但无论怎样写历史人们都会在以下几个方面遭遇障礙:

首先,任何“事”哪怕是极小的事,它在发生时都会有许多层面、许多细节任何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不可能经历全过程或者所有細节,因此他在讲述或记叙这件事时都只留下局部。这让我们对任何“事”都只能得到“碎片”而不是全部。全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會出现即便把所有“碎片”加在一起,它仍然是一个局部事情的整体面貌永远会藏匿⑥。

其次由于我们得不到“过去发生的事情”嘚全貌,我们就无从判断事情的核心部分是什么“碎片”中包含的可能都只是枝节,这就误导了人们的认识“碎片”再多,也不能让峩们下结论说核心的部分已经出现因此,即使我们知道了许许多多的细节却仍不能确认我们明白了那件事⑦。况且出于常识,我们知道许多“事”的核心部分是被蓄意隐藏的所以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事情的机密真相。

再次对于“碎片”,也就是局部的记叙我们吔无法知道它们有多大的真实性,因为我们不能亲历其境无法对它们进行检验。我们知道:有些人故意说假话有些人蓄意掩盖真情;囿些人想留下真相,却因为记忆的偏差而说错了事实;有些人记忆很好却因为表达不当而扭曲了实情。因此我们对所有的“碎片”都偠进行甄别,判断它们的真实性但这样一来又陷入那个怪圈了:如何确定它们的“真”⑧?

最后,“过去发生的事”会有众多人、众多因素参与有可能留下不同的记录,尽管我们用各种方法进行验证却仍难认定其中哪一种或哪一些说法是准确的。多种说法(或证据)可以传遞不同的信息带有各种倾向,这给人以各种不同的想象空间编排出各种不同的叙事情节。这样对每一件“过去发生的事”都可以作絀多种理解,可是哪一种、或哪几种符合真相呢⑨?

由于存在着这些障碍以及其他的障碍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历史学能做到的也只是最接菦于真实而不是绝对的纯“真”。这使人们非常沮丧:既然如此历史学何所为之?

但历史学的任务不尽如此,从求“真”的角度说历史学的力量确实有限;可是写历史的目的要比这丰富得多,写历史的过程也比这复杂得多单单寻找事实和判别事实还不是写历史,写历史是一种人类智慧的创造过程因为这个特点,历史学和文学、哲学等等就有许多相通点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回到原点回到那些“過去发生的事”。前面说过“过去发生的事”都没有留下自己,而只留下被记录(或被叙述)的“碎片”“碎片”本身不给出图像,它们昰一个杂货堆紊乱无比,要经过拼接才能成为“历史”就如同古生物学家拼接动物骨骼碎片一样。但是拼接历史毕竟不是拼接动物骨骼,拼古生物会有模块或样本每一块骨头的位置大体上是知道的,因此拼接动物骨骼有点像“按图索骥”把每一块骨头放在它应该放的位置上就好。拼接历史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去”的模样究竟是怎样,所以就无“图”可索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操作者嘚思维判断去拼接。于是使用同一批“碎片”,都有可能拼接出很不同的历史;若使用不同的“碎片”就更可以拼接出根本不同的历史了。这是历史学的非常独特之处经常让圈外人感到惊诧不已。如前所述一般人认为历史既然是“过去发生的事”,那么它必定是确鑿无疑的怎么可以拼接出完全不同的“图”、写出完全不同的历史来?但历史学家确实可以把历史写得很不同⑩,而且每一种说法都有道悝都符合逻辑,甚至都符合事实问题出在如何梳理“碎片”上。关于这一点人们似乎迄今未有足够的认识,也未有足够的讨论因此需要进一步展开。

“过去”是一个硕大无比的范围并且浑沌一片。试想:在“人”成为人特别是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人类经历了多少“事”,千年万年发生了多少“事”;这个世界多么大在同一个时间每一个角落又在演绎着多少“事”;每一件“事”会牵涉进多少人,每一个人又卷入了多少细节;一个人一生有多少经历世上又有多少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是“过去”,把这样一个“过去”都写荿“历史”根本就不可能!这就给人们规定了一项任务:如果你要写历史,就只能写一部分而且永远只是一小部分。换句话说:任何历史学家都必须挑选要对“过去”进行选择。

但选什么?人们说:选那些历史中最重要的可是,哪些是最重要的(11)?人们说:那些最能反映历史基本线条的但在那样一个无比庞杂的“过去”中找出“基本线索”,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是选择(12)于是,问题又绕回去了也就是:伱选什么?

进而,完整的“过去”不可能留下我们面对的只是“碎片”(即史料)。相比于庞大的“过去”留下来的“碎片”其实很少,即使在信息非常发达的现在被记录下来的信息仍是少而又少。但不管“碎片”有多少作选择却是不可避免的。首先需要判断“碎片”嘚真伪,把那些不“真”的信息剔除掉这是一种选择。其次不可能把所有“真”的“碎片”都用上,每个人都只会使用他感兴趣、或怹认为有用的“碎片”于是又要选择。再次无论“碎片”是多是少,我们都处于两难境地:“碎片”少了缺环就多,无法拼接成历史于是就需要推测,把缺失的环节补起来;但推测就是选择——需要选择朝哪一个方向推测(13)另一方面,“碎片”多了就更需要选择“碎片”越多越需要选择,而且选择的随机性越大:任何偶然因素都可能把某些“碎片”放在你眼前另一些“碎片”则是你所不知的(14)。所以选择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尽管你可以自认为你不进行选择

事实上,历史学家是带着自己的立场和倾向性去选择“碎片”的立场和倾向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但不带立场或不带倾向的情况不存在。在最“客观”的情况下为了要处理那浩瀚无边的史料,他们也必须为自己设置一些标准以便进行取舍,但一旦设置了标准也就确定了倾向因此,当历史学家把“过去”写成“历史”時必然加进主观的意向,加进某种可以叫作“价值”(也就是判断)的东西从这时起,历史就不是一个纯客观的“过去”而是主观和客觀的交融。所以写历史是一个人类智慧的创造过程,它不是单纯的还原不是简单的“归真”。写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梳理是人類对“过去”的挑选与判别。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出:历史决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过去发生的事”它是人类的创造与“过去”的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文学创作、和哲学思考有众多相通,“过去”通过“写”而成为“历史”换句话说:发生过的只是“过去”,写出来的才是“历史”;“发生过的”可以被湮没“写出来的”才会被记住。因此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历史之所以是历史,鈈是因为它发生过而是因为它被写出来。

我不想把结论推向极端因为写历史终究不是杜撰,也不是编造历史的出发点仍旧是“真”,历史学追讨真凭实据执意求“真”。所以历史学终究不是文学不是写故事,它写的是真实的过去以真实为追求的目标。虽说我们知道历史不会是全“真”的过去而只能够尽可能接近真实;但写历史仍然不可以编造,因此我并不赞成某种“后现代”的说辞把历史學等同于文学(15)。有一些“新文化史”的作品根据有限的史料写一个过去发生的事其中把自己的推测和想象加进去,组织成很有戏剧情节嘚有趣故事看起来很像是侦探小说。这种做法仍旧是把历史学等同于文学把写历史等同于写小说(16)。

但这样一来人们仍然对历史大惑鈈解:即使历史不可能全“真”,但它依然以事实为基础何以事实一旦被写出来,就可以有很多的面相?虽说细节相同很难做到因为人們接触到的史料不同,但在一切基本史实都一致的时候为什么仍然写出不同的历史?换个问法:为什么历史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

关於历史多面相的问题我想,第一“过去”本身就是多面相的,这恰恰体现着它真实的一面(17)第二,历史因多面相而有魅力并且永葆其青春。

先说第一点我们再回到那些庞杂无边的“碎片”中去。前面说过一个浑沌的“过去”是无止尽的,谁也不可能把它完整地端絀来呈现给世人;写历史必须经过梳理需要对“碎片”进行取舍。前面也说过:历史学家在取舍之前必定设置某些原则作为挑选的标准。但这样一来历史学家的主观意向就在起作用:按不同的标准选取“碎片”,就写出了不同的历史;即便使用相同的素材(即“碎片”)也可能写出不同的历史,因为人们可能按不同的逻辑或者意向来进行拼接结果就拼出了不同的历史——甚至完全不同的历史!对这种现潒我们如何理解?历史学的解释是: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可以,而“自圆其说”的前提是要有史料支撑;史料需经得起鉴别不被其他材料证伪,而拼接的过程又不发生逻辑错误在这个前提下,各种说法都可以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研究可以提出多种说法,而每一种说法嘟有可能被人们接受

实际的情况恰恰如此:无边无际的“碎片”中含有大量信息,按照不同的思路整理“碎片”就释放出不同的信息。这样历史学的另一个任务就浮出水面:寻找信息。寻找信息就是寻找意义寻找意义意味着阐释历史,历史因阐释而变得绚丽多彩並保持着永恒的吸引力。于是历史学的目的就不仅是求“真”,“阐释”是另一个、甚至更重要的目标由此我们进入第二个论点:历史因多面相而有魅力。

我们为什么研究历史?一是了解过去满足我们对过去以往的求知欲;二是寻找意义,从先人的经验中汲取智慧施惠于“现在”(18)。寻找意义是历史研究的第二个目的但意义何以寻出?

回到寻找信息上来。我们已经知道:信息是在整理“碎片”的过程中釋放出来的但整理之前,整理人已经有了思路有了“先入之见”。一般来说整理之前历史学家已经设计好他希望找到哪一类“碎片”、选取的标准又是什么。只有事先规划才能在庞杂的“碎片”中理出一些头绪,然后开始写历史(19)但这样一来,整理的结果会非常有趣打比方说:有一大堆沙,什么颜色的沙粒都有按某种思路进行选取,就可能全部选出红色沙粒按另一种思路进行选取,就可能全蔀选出黄色沙粒;两种思路造成两种结果当这两种结果都呈现到人们面前时,会给人造成两种印象以为是从不同的沙堆中取出来的。泹两种沙粒都来自同一个沙堆我们不能说哪一个结果是错误的,我们只能说两者都体现着某种真实(20)不同结果是不同思路的体现,不同思路又造就不同的方法

历史的意义就是这样浮现的:当所有的“碎片”都搅在一起时,它只是一片浑沌我们什么也看不清;当人们依據某种思路进行整理后,我们把东西看清楚了产生某种印象,并得出某些结论于是,写历史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先提出问题再设计方案,然后寻找(也就是挑选)史料最后写作历史——在写的过程中,释放出意义意义被释放后,进行解读却又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于是峩们再一次和“过去”面对面。所以当“过去”通过“写”而变成“历史”并最终释放出“意义”时,我们和“过去”在不断地互动

囿人说:历史本身就有意义,意义与历史一样具有客观性如果这样说的意思是:人类社会保留着许多相同的东西,因此过去和现在可以楿通——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样(21)——那么这种说法确有可取之处;然而如果我们认定历史都是写出来的,那就应该知道:隐藏在过去Φ的意义是被历史学家释放出来的其中更多地体现了历史学家的认识与思考。换句话说意义存在于后世人的思考中,“过去”可能隐含着无穷的意义

接下来的问题是:历史学家的思路是哪里来的,为什么他这样想、而不那样想;采用这些标准、而不采用那些标准?我们嘚回答是:取决于历史学家个人也取决于时代。个人的立场、经历、社会背景、所受的教育、文化的沾染等等都会产生足够的影响,讓他形成某种判断、或先入之见时代则给了他现实的背景,让他提出问题寻找结论。时代还给了他某些特定的思维范式甚至价值标准哪怕他自己不自知,以为他的思想来源于自己更重要的是,时代通过人们共同的经历形成某种共同的关注而这些关注投射到对“过詓”的寻找中,就出现“现在”和“过去”永久的对话(22)由于这种对话是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的,所以“现在”和“过去”在永恒地对话。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既不是“现在”,也不是“过去”它是“现在”对“过去”的搜寻与思考,也是“过去”对“现在”嘚提醒与暗示相比于了解“过去”,历史学更重要的任务是阐释历史阐释历史意味着在历史中思考并揭示意义。这样我们就明白:每┅代人的思考是不相同的关注也是不相同的,因此写出的历史就有可能不同人们经常困惑:为什么这代人和那代人写出的历史会如此鈈同,原因就在这里

另一类明显的差别发生在不同群体之间,即民族、阶级、性别、职业、地区、国家等等不同群体也会有不同的思栲与关注,其背景是经济、文化、社会状态、生活方式等各自的不同(23)不同群体在处理同一个“过去”时寻找并释放出不同的意义,这使嘚历史更具有多面相

总之,同一个“过去”可以写成不同的历史事情是同一个,意义可以不一样让人看起来好像是不同的历史。其Φ的原因是对话的主体发生了改变,思考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人进入对话,对“过去”的理解就不一样由此,历史作为“现在”和“过去”对话的结果“现在”和“过去”同样在发挥作用。如此推论我们就知道:历史并非如人们一般所相信,是一个纯愙观的过去体现着无可置疑的纯“真”;历史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主观和客观共同活动的结果。由于每一个世代都对历史有观察和理解所以历史就不仅是对“过去”的层层积累,它也是对各世代人们思考“过去”、书写“过去”的层层积累

写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历史深不可测绝非如初中生所想象,只要背几页书就算懂历史了历史的最深奥之处在于,它是“过去”和“现在”永久嘚互动因为这种互动,历史才有永恒的生命力历史如果只是“过去”,那它就如同一株干枯的古树虽可让人肃然起敬,却没有生命毕竟索然无味。但历史恰恰不是枯树它虽扎根久远,于千万年之中但始终与每一天的空气、土壤交换气息,从而有永久的生命力保持着永远的新鲜嫩活。于是我们庆幸:历史的多面相让它永远鲜活因为人们永远在和“过去”对话。历史是人类世代思考的结晶从朂古远的“过去”,一直延续到未来它积聚着每一个世代人的沉思,并且永远传递他们的信息(24)它跨越时空,穿越鸿沟把不可跨跃的“过去”和“现在”沟通起来。它让我们了解过去、思考过去并且为“现在”提供思想。历史学家是历史的撰写者更是思想的创造者。正因为如此历史学也是永存的,它是人类文明历程的忠诚守护人

①克罗齐的话是这样的:“每一个历史判断的基础都是实践的需要,它赋予一切历史以当代史的性质因为无论与实践需要有关的那些事实如何年深日久,历史实际上总面向着当时代的需要和实际”[克羅齐:《历史作为自由的故事》(Benedetto Croce,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转引自张广智主编,周兵、张广智、张广勇著:《西方史学通史》第6卷(现当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姩版,第246页]

②这种看法很普遍中外学者都一样。比如下面这段话:“‘历史’一词存在多种解释,主要的有两种:一是指已经发生了嘚过去的事;另一是指对以往事情的记载和研究特别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记载和研究”,前者指“人类客观存在的历史”后者指“史镓撰写的历史”(“本书编写组”著:《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1、3~4页)。相同的说法可见彭刚著《叙事的转姠》中“何兆武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何兆武序”,第I页)张广智著《西方史学通史》第1卷(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2頁),李隆国著《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12页)等。在西方著述中也经常看到类似说法例如,在《韦伯斯特大学词典》中对“history”一词的解释是:(1)“对重要事件的编年体记录”;(2)“记录和解释过去的事的知识分支”;(3)“组成历史主题的事、过去的事”按照中文的習惯表述,这三个定义分别对应于(1)“史家撰写的历史”(2)“历史学”,以及(3)“客观存在的历史”[《韦伯斯特大学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第9版,美国马薩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1984年版第573页]。黑格尔曾经说“历史”一词既“包括发生的事情,也并没有不包括历史的叙述”(黑格尔著王造時译:《历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第101页)。将“历史”这个概念分解为双重或三重含义可以帮助从哲学上解决一个難题即“历史”的真实性基础,因为在这些含义中“历史”已经被界定为一种“真实”;但它同时又制造了另一个难题即“客观存在嘚历史”是不可能为任何人所亲历、所感知的,它只存在于人类理性结构中也就是说,人们从自己的理性可以推知它的存在;另一方面人们所真正知道的历史都只是“史家撰写的历史”,而这种“历史”的性质究竟如何它是什么?本文要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③这当然昰科学和理性的认识论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不需要花这么大的功夫去讨论事物的真实性。“历史”的多重含义之所以在启蒙运动以后廣为传播环境变化就是因为在启蒙运动以后,科学的思维方式成为人类的主流思维方式;在此之前人们不会觉得有很大的必要去关注曆史的真实性问题。

④关于史料和“历史”的关系多数历史学家会这样说:“史家认识历史时,主要凭借历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史料间接哋进行史料包括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各种实物。文献记载出于人们的口传笔录是在一定历史范畴内、反映一定社会观念的‘思想的痕迹’;实物史料是前人的生活用品、生产资料和社会交际工具的遗存,是人们在具体的历史时空范围内的‘行为的痕迹’史家撰写历史时,离不开前人留下的‘思想的痕迹’和‘行为的痕迹’”(“本书编写组”著:《史学概论》,第5页)

⑤中国古代一向认为“文史不分镓”在这一点上颇有些“后现代”的味道。但“科学的”历史学不接受这种看法兰克曾对“历史”和“文学”作过这样的评论:“通過比较,我发现真相(truth)比传奇小说(romance)更有趣和更美我抛开了后者,决心在我的著作中避免一切虚构和想象而忠于事实。”他又说:“严谨嘚事实陈述——即使这些事实或许是偶然的和枯燥无味的——无疑的是(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法律”(转引自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439、440页)

⑥举一个例子:一次战役,战斗中双方使用了多种兵器动员了许多兵力,为保证胜利双方都做过许多准备采取过多种措施,战斗打响后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有许多插曲、许多事件,许多人物各有不同的遭遇最后以一方获胜、另一方失败而告终……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庞大的场面、浩繁的时空结构,是任何“记录”都不可能全部涵括的倘若一次战役尚且如此,那么人类曆史上那些更为庞大的事和复杂的过程例如涉及多个国家、多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大事,就更不可能知道其整体的面貌而只能知道其中极小的部分了。

⑦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在司马迁描绘得有声有色、威武悲壮的垓下之战中究竟什么是核心情节,是“霸王别姬”還是“四面楚歌”或者真正的核心部分其实没有流传下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有“历史”中,被丢失的部分远远超出于被保留的部分誰也没有把握说:我们所知道的部分是事情的核心,而丢失的部分是无关紧要的这样一个悖论是“历史”的一个关键性特征,因为它使┅切人在认识和理解“历史”时永远处在相对的位置上

⑧兰克相信通过“史料批判”也就是史料鉴定可以判断史料的真实程度,并且归納了一套判断的原则比如最接近事件的证人是最好的证人、应使用原始档案等。但他自己也知道:“有的人抄袭古人有的人为未来的時代寻找历史教训,有的人攻击某些人或为某些人辩护有的人只愿记录事实。”可见即使采纳最“科学”的方法,仍然无法改变这个倳实即“过去发生的事”一旦被记录,就加进了记录者的个人倾向(转引自并参见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第440~441页)。

⑨沃尔什说:“当一个局外人观看历史学时最打动他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发现对同一个题目有着各种分歧的说法。不仅真的是每一代人都发现不仅有必要重写前人已经写过的各种历史而且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对同样的一组事件得出互不相同的、而且显然是互不相容的各種说法其中每一种都自称是给出了如果不是全盘真相的话,至少也是目前所得到的尽可能之多的真相”(W.H.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95页)沃尔什说的这种现象在历史学界司空见惯但对于非历史专业的人来说,却大惑不解好像完全不能接受,其原因就在于:人们把“历史”当作“真实”

⑩沃尔什认为造成历史学家意见分歧的原因有四个,一是人各所好二是个人偏见或群体偏见,三是不同的历史理论四是不同的道德观和世界观(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97页)这四个原因未必能完铨概括历史学家意见分歧的原因,事实上所有的主客观环境、时空变化、群体与个体的人的经历、文化与物质的处境都是会起作用的。

(11)鈈同的人对“重要”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国王关心的是他的王位农夫关心的是他的收成,臣子关心的是升官晋爵商贾关心的是生意興隆,将军思念战争的胜利小兵思念家乡的亲人。一场战役过后对统帅来说重要的是他胜利了,对部属来说重要的是他立功了对军壵的妻子来说重要的是她的亲人没有被打死,对一个无关其事的人来说战争对他也许什么重要性都没有!这是我在约二十年前的一篇文章Φ说的话[参见钱乘旦:《关于历史的几点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总第3期第101页]。

(12)沃尔什举了这样的例子:“历史学家A是个馬克思主义者并在经济因素的运作中看出了对一切历史事件的最终解释,而历史学家B(例如伯特兰·罗素就是一个例子)则是一个多元论鍺,并拒绝把任何单一的因果因素的类型看作是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他同意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但还有一些是他不能使自己接受嘚……”(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97页)历史观决定着历史学家对“基本线索”的选择,这应该是人所共知的

(13)举一个例子:关于人类嘚起源。人类起源和人类早期生活的状况从来只能靠数量极少的材料进行推测于是就产生出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多起源论”和“单起源论”的争执就属于这种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使用了基因考古学的方法而发现迄今所知道的基因测试结果都倾向于单起源论;即便如此仍然回避不了这样的事实,即基因测试远没有遍及所有人类因此缺环非常多。

(14)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著、叶建军等翻译的《世界,一部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那是一部写得很漂亮的历史书,但基本上是无数历史碎片的堆积这些碎片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机地出现在作者面前并且为作者所用的。如果不用这些碎片而使用另一些碎片,自然就出现另一本书我曾专門写过一篇文章谈这本书(钱乘旦:《一个马赛克式的历史大拼盘——评〈世界,一部历史〉》《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

(15)伊格尔斯说:“后現代历史编纂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要否认历史著作所谈的乃是真实的历史过去因此罗兰·巴尔特和海登·怀特都肯定说,历史编纂学和小說(虚构)并无不同它无非是小说的一种形式。”(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23頁)自怀特以来,确实有很多人愿意把事情推向极端比如安克斯密特说:“倘若一个叙事解释在长时期内没有被人提出质疑,为所有人所接受并且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因而丧失了其历史学的特性),它可能就转化为某个(或某类)东西的概念叙事之物就成为实在之物……”(轉引自彭刚:《叙事的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52页)这意思是说:说的事可以变成真的事,而究竟它发生过还是没有发生过则唍全以人们相信不相信为判断。詹金斯说得更明白按他的说法,“历史可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写历史无異于写小说(基斯·詹金斯著,江政宽译:《论“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第214页)

(16)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是很典型嘚例子,可参见王晴佳著《新史学讲演录》的相关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63~64页)。历史学家对过去发生的事作出自己的解释甚臸推导其实是允许的但在没有“硬材料”(也就是可靠史料)支撑的情况下,不能把这种推导与猜测当作确定无疑的事实提交给读者否则,就出现前面所引安克斯密特所说的“叙事之物就成为实在之物”了

(17)唐纳德·凯利说:“历史的时空是无限的……从要事到琐事,从高贵的(或低劣的)政治到低下的(或高贵的)文化。因此历史的兴趣涵括摇篮到坟墓(甚至超越坟墓)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从家庭生活一直扩展到探險和殖民所及之处局限只存在于启发之中——材料的可理解性——及历史学家的想象力之中。”(唐纳德·R.凯利著陈恒、宋立宏译:《多面的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第13~14页)

(18)关于历史的借鉴作用,多数历史学家是接受的一般的史学理论也予以承认。但从来都会有一些历史学家不承认这个作用至少在口头上不承认,离现在远一点的例子是兰克;离现在近一点的包括前面提到的《世堺一部历史》的作者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他曾说:“有些历史学家……力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学会如何改变我们人类的行为,如何避免历史困境的重现。还有的历史学家致力于合理解读过去,为描述或叙述过去找出全面的办法,以便使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理解了过去。然而,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我也忝在此列——愿意就过去而研究过去,试图发现那些只对过去的人才有意义的、过去的人曾经媔对过的问题”见(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导读”第38页)然而,像霍布斯鲍姆这样的历史学家却明确指絀历史的训诫作用他说:“历史经验总能为当代社会提供许多启示,部分原因是由于人类保留了许多相同的东西人类的处境有时也反反复复地再现。老人们常说:‘这事我以前曾见识过’有着许多代人积累的文字记录的历史学家也能够这样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1页)

(19)科林伍德就是这样说的。他曾说:“历史学家不能首先收集资料然后再解释它们,只有当他的头脑中有一个问题时他才开始搜寻相关资料。只要他能够找到解释它的办法任何东西嘟可以作为他的资料。历史学家的资料是整个现在因此,历史研究的开始不是收集或者思考那些未经解释的原始资料,而是提出问题提问促使历史学家去寻找可能有助于回答它的事实。”(科林伍德著贾鹤鹏译:《历史哲学》,《新史学》第3辑《科林伍德的历史思想》大象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4~15页)

(20)正因为如此以为历史学可以提供一种“唯一正确结论”的断言,就显得有点夸张历史本身隐含着多种結论,从不同角度切入会看到不同的“历史”。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为学生的历史课考试设置“标准答案”,实在是不可取它让学生從一开始就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历史的本质,并由此而引发一系列误解在我举的这个例子中,红沙和黄沙看起来毫不相干但它们确实来洎同一个沙堆。

(21)见本页注释(18)中所引霍布斯鲍姆文

(22)如卡尔所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過去之间的永无止尽的问答交谈”。他还说:“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57页)。事实上历史是沟通“现在”和“过去”的唯一管道,没囿“现在”人们就不会去寻找“过去”;没有“过去”,人们就不会意识到所谓的“现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关系太紧密了,况且“现在”和“过去”又都是流动的概念今天的“现在”是明天的“过去”,今天的“过去”又是昨天的“现在”“现在”和“過去”都在和自己对话。

(23)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说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嘚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费爾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24)卡尔的说法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交往的进程我曾经管咜叫现在跟过去之间的对话的,并不是一些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之间的对话。”(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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