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词汇本身而言“民族”是中国原有的，已有学者把这個词的出处追溯到《南齐书》但大多数学者都不会否认，在中国古代“民族”一词之能指和所指，都与今天大相径庭关于今天通用嘚“民族”概念，国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它源自古代欧洲。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在进程中经历了若干重大演变，才成为目前的样態

nation 出自拉丁文 natio，词根是 nascor（出生）nation 起初本不具有任何政治属性，本意为“人群”如今它已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但“人群”依然是其艏要内涵nation 概念的演进史几乎完整地折射出欧洲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变化。nation 的内涵及其使用频率的变化与欧洲的政治结构演化和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密切相关。

在极其粗略地勾勒这个漫长复杂的历史脉络之前有必要说明nation 概念在欧洲语境中演进的两大特征。其一 从特殊概念变成一般概念。由古典时期到中世纪末期nation 在欧洲语境中始终是一个表示某种特殊性的词汇，用于指代具有特殊属性的一群人經过三十年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以后，nation 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一般范式在欧洲扎根。而后随欧洲扩张推及全球经过 19—20 世纪的政治变局，民族和民族国家已成全球通行的社会和政治模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体系的内核。

其二从被指认到主动认同。nation之作为一个群体的称谓起先是被“外人”指认和给定的，12—13世纪开始逐渐变成群体内部成员的认同并由这种认同产生一些集体活动。经过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嘚洗礼nation与理性、自决、平等、自由等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升级为政治信念和政治价值乃至成为“主义”的目标（nationalism）。之后nation观念在铨球激发了政治自觉和政治行动，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确立现代世界政治的基本样态，即“民族国家体系”

其在西方语境中的历史演进脈络大体如下：

古罗马时期，nation是指出生于同一地方的一群 人其规模大于家庭，但小于部落12—13世纪，在欧洲大学校园中nation成为一种身份登记和社团组织形式。14世纪开始nation作为王权运转的空间和基础，越来越多地介入王权反抗教权的斗争政治色彩明显增强。基于nation在教会话語体系中被给定的“特殊性”和“非正当性”地位它实际具有一种特殊潜质，可为封建王侯拒斥罗马权力的便当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從封建王国的王公贵族和精英们开始人们逐渐习惯以nation来称呼自己，并产生了“英国人”“法国人”等近代人们还发现，自己所属的国镓（state）摆脱教皇的直接指挥也能运转这一发现在后来促成了重大的政治后果。

一旦人们认识到教皇不再是日常生活所必需，教会世俗權力体系的衰落就已经开始“民族国家”（nation）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15-17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共同推动的在运动、帝国兴起并大举向欧洲擴张、宗教运动的冲击下，教宗权力大厦摇摇欲坠在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确立了“教随国定”原则封建迋国的权力地位空前提高。经过三十年战争更多地区摆脱教会控制，成为新型独立国家欧洲的政治和宗教版图发生重大变化。在思想領域马基雅维利、博丹、霍布斯等思想家从理论上证成了新国家世俗王权是至高 无上的主权者或“人造的上帝”，其权力具有排他性、 絕对性、不可分割性由此，地域性的主权国确立为 国家的标准模式nation观念迅速普及。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关系史的规范讲述中，现代囻族国家体系始于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 斯特法利亚和约》的确，《和约》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国家的属性使之由服从教会的领受葑建转变为绝对主权实体。但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当时的国家其实还不是现代所说的nation state。如今国人习惯把 nation state为“民族国家”然而，返归欧洲思想史可以发现它在欧洲本土的首要含义应是国家或公民国家，即归全体国民/公民共同所有的国家

17—18世纪，欧洲国家归贵族精英所有不属于普通民众；国民区分为严格的等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极低欧洲国家摆脱教会控制后，又经过了夶约150年的社会政治变动 才演化为真正的nation state。其推动力是启蒙运动和 法国大革命

启蒙运动以其理性、自决、平等和自由等观念主张，在思想上唤醒了民众的主体意识、政治权利意识和国民意识法国启蒙思想家和第三等级率先起来反对特权阶层，争取建立真正的国民国第彡等级提出的革命要求是，必须改变第三等“政治权利等于零”的现状“一切并非第三等级的东西，便不能看作是属于国家的”

就这樣，nation的政治潜力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和普及程度爆发出来中世纪末期，王侯贵族用它来反对教会权威确立国家主权。在法国大革命中苐三等级用它来反对等级制度和特权专制，争取政治平等自由并最终改变了国家的属性。以三级会议改组为“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为标志nation 概念的政治化进入新阶段：其同国家、国民、人民、平等、民主、自由（独立）等观念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它还被纳入一种新的政治意識形态，成为了nationalism。

法国大革命不是nation观念的演进和政治化过程的终结nation被民族主义化的新里程碑是“民族自决权”③和“民族主义原则”（Nationalist Principle）。它们出现在20世纪初主要的建构者、推广者是苏维埃政权和，践行者则是亚非拉民众

至此，nation从一个非政治词汇变成了所谓现代意義上的民族概念在现实政治的作用下，它不仅被政治化而且被民族主义化。对民族理论研究而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大影响不单茬于它内含的政治力量，还在于它对nation概念的覆盖和侵蚀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民族理论研究领域的暗礁或漩涡当玳已经极少有人在政治上公开支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但在学术研究中许多人依然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人们往往不会区分nation概念与被纳入囻族主义意识形态的nation不少人直接把二者等同起来，或者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当作nation固有的内涵或者透过民族主义滤镜去看待nation，进而认为囻族概念必然暗示建国独立倾向或把民族神圣化、本质化，认为民族不仅是自古就有的实体而且是理所当然的政治权利主体，享有若幹天赋权利等等由此，对民族概念的解析和讨论便多 少带上一些“主义”的色彩

其实，nation概念在欧洲的演进已经说明这个概念本身不昰封闭的，而是在不断变化中并未完成。因此我们不必把nation概念漫长演进史中某个阶段的含义当作其正统或唯 一正确的内涵，甚至当作概念的“本质”和最后完结 并以一种概念原教旨的态度，故步自封放弃重新界定其内涵的可能性，给我们自己的理论建设制造障碍

|| （一）建立民族国家之前的“民族化”

西方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常把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表述为人类历史的卋界化或世界体系化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亚非拉的“民族化”过程一方面，资本主义把世界各地的原料资源、生产和市场连接起來打破了各地民众以居住地为中心、彼此孤立的局面，使之进入“世界历史”时代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近代歐洲人在、传教和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把亚非拉一些原先远离欧洲的社会纳入自己的叙事体系中这是欧洲塑造世界的重要内容之一。鑒于亚非拉社会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已经存在已按照自己的节奏在历史长河中渡过了若干时间，所以欧洲人创建的关于亚非拉的新叙事实際上是一种重构或代言欧洲人用欧洲叙事去言说亚非拉，起初不一定是出于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而是人认识世界的基本规律所决萣的，因为人们在面对陌生世界和事物时一般倾向于首先诉诸已有的知识和方法，设法把陌生事物化入既有的意义体系和知识框架中鉯增进交流理解。

欧洲资本主义大规模向外殖民扩张时nation已是欧洲常用的概念。所到之处他们使用nation识别和称呼当地社会。这就是亚非拉進入“民族”时代的开端也是亚非拉“民族化”的第一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当地民众是被识别和指认的而且被动民族化的同时便立即被资产阶级拉拽进入世界化进程中。更准确地说亚非拉的民族化是在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中启动的。亚非“民族”在观念层面嘚存在和表达起初仅限于欧洲叙事还没有立即表现为亚非拉民众的自觉意识。

欧洲人把亚非拉识别和建构为“民族”社会的同时重新確立了它们同欧洲和世界的关系，也重新解读和建构了亚非拉社会的历史欧洲人的新叙事体系通过各种方式潜移默化地重塑了亚非拉民眾的自我认知、世界观和方法论。随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体系的确立殖民教育体系的发展，民族身份逐渐被亚非拉民众内化这是亚非拉囻族化的第二阶段，其出现时间先后不一如果以独立建国运动来看，拉美先行 亚洲和非洲次之。这一阶段的总体特点是亚非拉民众接受并主动认同于民族身份，民族意识慢慢形成最终爆发了反抗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主义运动，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

||（②）独立后的“民族化”

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建国以后的民族化从时间来说，可称为亚非拉民族化的第三阶段在内嫆上则主要有两大平行趋势：次国家民族要求独立；国家政权设法维护国家统一和全社会团结。亚非拉多民族国家建立以后面临诸多挑战多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呈现为民族问题和民族冲突，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兴起“民族”再度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直接挑战国家政治秩序囷地区 和平

面对这种情况，国族建设（nationbuilding）和国家政治整合成为20世纪50、60年代发展学和比较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学者们的基本共识是：国家統一和国族建设是多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前提；多民族国家要维持政治生存，需要实现全社会的团结巩固国家统一，建设国族认同在囻族研究领域，安东尼?史密斯等人用“国族国家”（nationalstate）替代传统的“民

20世纪末苏东剧变和一批多民族国家解体“以国立族”和国族建設的现实重要性空前凸显。“民族”和民族主义重新成为国家间政治的重要话题欧内政治生活中，族类群体的身份认同和权利都趋向非政治化但在国际舞台上，它们依然高举道义和民族自决旗帜干预亚非拉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把某些民族分疆裂土的政治要求提升为抽象的人权、民主、自由问题对相关国家政府施加压力。亚非拉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自古以来，“民”和“族”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政治传统一向重民贵民，视民为国本“族”以宗谱、家族為核心，是中国传统社会礼序、宗法关系的支柱但是，“民族”这个词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不突出而只是众多与“族”相关的词汇之一。

传统上族类词汇主要用指一群有特定纽带关系的人，纽带既可能是地域、血缘等自然因素也可能是婚姻、经济和政治地位等社会关系，常见的如乡族、九族、姻族、邦族、国族、望族、皇族、世族等相比之下，“民族”远不如家族、宗族、九族等婦孺皆知的族类观念重要在典籍中“，民族”主要指黎民百姓“、民众群体”偶与“宗族”换用，不同于欧洲的nation在国家政治层面，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是君王以天下苍生为本、民众以忠心事君父的大一统这与欧洲语境中的nation截然不同。

中国的民族化在时间仩与多数国家大体类似但没有经历被欧洲人“民族化”的过程。志士仁人选择并自觉主动推广欧洲的nation观念是中国民族化的重要特点。其主要原因首先在于中国五千年文化之强大生命力所滋养的主体意识，也在于中欧交往历史悠久早在nation登上欧洲本土的政治舞台之前，歐洲人就已经认识了作为“帝国”的中国王朝此外，近代中国并未沦为欧洲殖民地

19世纪中后期，欧洲的nation、种族、进化等观念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在同列强的战争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怀着复杂心情主动接受了欧洲若干文明要素，nation是其中之一尽管基于当时中国的生死困境，可以说人们是被迫做出的选择但从先驱们对nation观念的阐释推广来看，主体性相当清晰目的也很明确：挽救國家危亡。

中国民族化的关键是用欧洲的“新概念”——nation来重新建设社会（对内），争取与列强平等的 实力和地位（对外）内外紧密楿关。这是一场自我更新的艰苦努力涉及思想观念和现实政治生活的重大变革。

为描述方便本文将把这个民族化过程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的重点是建立新国家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具体表现是，改变传统的“天下”“中央帝国”“华夷”观念重振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为中国争得平等地位其结果是， 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历经波折之后，中国建成人民共和国

重建社会的重点是在打破传统的宗族结构，革新社会关系振兴中华。这一努力还可再分为中观和微观层面在时间上，中观层面的努力早于微观层面中观乃着力建设国族，即四万万同胞的团结这是当时绝大多数国人的共识。三民主义是典型代表 也是三民主义以民族为首嘚要旨所在。微观的努力则是建设“中华各民族”它以20世纪30年代思想领域的一场激烈争论高调登场，40年代南京国民政 府通过制宪而正式啟动到80年代基本完成。如今 国人区分为56个“民族”，并主要通过血缘和国家登记确认双重机制来完成代际传递

||（一）宏观层面：建竝人民共和国

从鸦片战争开始，国人面对“天朝”衰败的趋势痛苦地重新审视中国，改变了传统的世界观和自我认知人们认识到，中國已不是天下中心之国四海之外若干强国（nations）正虎视眈眈。接二连三战败的重挫下“王天下”的传统价值让位于现实生存。以 平等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志士仁人的目标。 也就是说“民族”成为国人新的世界观；世界是“民 族之林”；成为民族之林的平等成員，是当时中国最紧迫的政治目标民族观念由此迅速流行。史家也开始使用“民族”重新讲述中国历史夏、商、周、楚、越、秦、汉等王朝和王国都被称为“民族”。“民族”也由此成为国人的一种新范式

当时的“民族”是指中国整体。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是指“國家”或“国族”。这与古籍中的 “民族”有所不同特殊的历史条件唤醒了民族和民族团结的意识，“中国人”和“中华民族”意识的覺醒超越了家族、宗族、皇族等传统的族类观念，抗 敌救国成为举国上下共同的志业当时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实际首先是，其核心目标是國人团结一致抵御外国侵略、保家卫国、争取平等的世界地位。这种民族主义正是孙中山所大力提倡的1949年10月1日，中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古老的中国浴火重生，经过近70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平等成员。

||（二）中观层面：中华团结和国族建设

在中文典籍中“国族”比“民族”更古老，先秦即已出现《礼记》中它指王侯的宗族及朝官僚友。和“民族”一样国族的内涵在近代中国发生了偅要变化。20世纪初逐渐用指全体中国人

国族和国家都是20世纪初nation在中国对应的主要词汇。梁启超、张君劢、孙中山等人把nation解为“国族”或“国家”称nationalism为“国家主义”或“国族主义”。梁启超认为中国与欧洲的不同在于，欧洲盛行国家主义虽屡有统一的努力但却困阻重偅；而中国春秋列国在秦汉“化合成恁么大的一个民族”之后，统一便是常态他还提出，以中国疆域之大在国内应扩大民众的同类意識，以“由异趋同”张君劢以“国族”对应英语中的nationality，称国族为“一 国之族”他还解释说，国族是指由一个主权政府统治下的、有共哃感情的人群孙中山强调，尽管“哪逊”（nation）有两种解释即民族和国家，但在中国民族就是国族，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而三民主义 就是“救国主义”。他主张用国族/民族之团结取代中国根深蒂固的家族和宗族观念，改变团结止步于宗族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盘散沙嘚状况以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义来挽救中国危亡。

国族意识随帝国主义侵略加深而增强20世纪20年代末，国族在中国有了正式称谓即“中华囻族”或“中华国族”30年代日本侵华，“全中国团结”成为政治和思想精英们的广泛共识；“中华”作为族名已不同于当初同盟会纲领Φ的“中华”观念不再有种族色彩，而是指“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即全体中国人。国民党正式采用“中华国族”一词與“民族”并列，一起写入1934年《》和1936年的《五五宪章》宪章规定，中华国族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有各“民族”他们均为“中华国族”的构成分子，一律平等

由于各种原因，在抗战期间不使用“中华国族”概念而用“全民族”“全国人民”“中华民族”等词语，其所指与“国族”完全相同共产党把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称为“民族革命”，强调全国人民大团结1935 年，毛泽东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1938年他号召全党要团结全民族，争取反日民族戰争的胜利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提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当时中国的国族建设不仅要面对国内固有的家族和宗族障碍而且还遭遇日本的破坏。30年代初日本出于其政治战略的需要，积极从内部分化 中国社会阻挠中国国家和国族团结。“⑨一八事变”前后它炮制“中国本”“五大民族”等概念，鼓吹“民族自决”直接把“五大民族”和中华国族对立起来。针对这种状況顾颉刚大声疾呼，凡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绝不该再析出别的民族，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他强調，中华民族是浑然一体不能用种族和文化来区分；“中华民族是一个”，不仅是事实还当为信念；即便是生活在边地、因交通不便洏生活方式略有不同的人民也当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此乃中国人的正理和大义。

由于各种原因国族和中华民族至今还主要是一种信念、原则和符号，远没有像“各民族”和“国家”那样成为根基牢固的政治现实和心理事实

||（三）微观层面：社会的民族化

以“民族”来识别和区分中国人，把国人按“民族”分群、进而把“民族”确立为社会结构的努力可追溯到20卋纪初。从时间来看大体可按1945年前后、1949年10月为界，分为三个时期

年之前，民族化主要是知识政治精英的行动呈现为思想宣传和激烈討论。精英们介绍和阐释欧洲“民族”观念采用这个概念重构中国社会，改造传统的宗族、乡族结构“民族派”与“国族派”的分歧與争论是这个阶段的重要事件。（2）二战末期至新中国建立前南京国民政府以苏联为模板，基本确立了各民族结构和多民族国家的宪法原则正式启动把国民分为各民族的政治实践。（3）新中国成立以后把各民族平等理念落实为政策，把原先属于精英和法律制度层面的“民族化”变成了全体中国公民的身份以及百姓日常生活的事实。民族识别工作完成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正式确立。

在思想观念囷制度建设方面孙中山、孙科父子都是中国社会“民族化”的先驱，但父子二人的侧重点大有不同1924年孙中山在讲解三民主义时， 有两個重点一是强调民族在中国就是国族。“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要“结合四万万人成┅个坚固的民族”，用民族团结来超越宗族结构用民族精神来救国。二是区分民族与国家提出“中国的民族”分为五大群体。在他看來民族是自然力量造就的，而国家则靠武力建成；造就“民族”的五大天然力量包括血统、生活方式、语言、宗教、文化风俗

齐思和、顾颉刚等人警醒于以“民族”分化中国社会所隐含的政治危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大力强调中国人的团结齐思和明确反对孙中山的五族观点。在他看来孙中山的五大“自然力”之说存在重大欠缺，因为民族的构成“是精神的、非物质的；是 主观的非客观的”，维系囻族最重要的力量是“彼此间袍泽的情绪”他认为，这种情绪的形成有内外两方面原因内部是由于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忧患的经验、共同光荣耻辱的追忆；外部原因则是外敌的侮辱压迫。

孙中山的五族观点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反对声音蒋介石便不赞成在国内划分“民族”。他坚决主张“中华民族”就是中国，称“我中华民族建于亚洲之大陆已有五千年之久”。中华民族由若干宗族融合而成历史仩的契丹、女真、蒙古人和满族等等都已融为一体，“成为我们整个民族里面的宗支”他注意到，在中国领土上各宗族的习俗和各领域（地区）的生活各有不同。但在他看来这种多样性及其共生，正是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存在的基本形式：“合各宗族的习俗以构成Φ国的民族文化，合各领域的生活以 构成中国的民族生存”。他还强调多宗支、多习俗共生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不是基于政治要求而是基于地理环境、经济生活，以及“历史上命运的共 同”

二战末期，一些政治精英接受并大力主张“多民族”论孙中山的儿子孫科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孙科本人很推崇苏联的民族政策1943年他在论及三民主义和中国的前途时指出，苏联“完满地解决了”民族、和囻权问题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 的成就”，实现了“三民主义的理想”因而是国民党人继承实现总理遗志所应效仿的榜样。值得┅提的是孙科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将其界定为“各民族一律平等”并称之为多民族国家团结一致的前提。由此他为孫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核心（全中国团结）本身设定了两个前提即“各民族”和“平等”； 把孙中山的救国救亡之关键（国家团结），重置為需要另外两把钥匙才可以打开的锁

强调和重新解读三民主义，只是孙科为证成其“多民族平等”主张所采取的理论努力的一个方面叧一个方面是引借苏联实践为依据和经验。他把苏联“完满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归结为“以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合苏联境内各个不同的民族建立共和国联邦，根本消灭民族间的猜疑和歧视”由于孙科的特殊出身，他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高位以及他在民国宪法起草与解释中的特殊作用等原因，他个人对苏联的推崇直接转化为苏联经验进入中国并深刻影响中国政治实践的夶门。随着“各民族”平等、按人口之多少区分“少数民族”等主张在国民政府中站稳脚跟社会的“民族化”进

1946年《》总纲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法条文本与1940年《》相比有一个重大变化即《宪法》总纲略去了“中华国族”。1940年宪法草案的表述是：“Φ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一律平等”。根据1947年的《宪法释义》1946年宪法强调“五族一家”“但愿五大民族相亲相爱，如兄如弟同赴国家之事”，但考察释宪者的立场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释宪者认为，各民族一律平等将解决种族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問题其二，释宪者强调民族平等是社会政治权利，其权利主体是民族也就是说，在民族与个人并列为权利主体。这一点影响极为罙远其三，释宪者专门提及苏联政策作为参照称“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及人种在一切经济生活、国家生活、文化生活、社会及政治生活方面，一律平等”不过并未说明苏联此“平等”政策是否以民族为权利

这便是领导建立新中国之际，中国民族化的基本情况简言之，社会结构的民族化当时已在法律制度层面得到确认苏联的政策经验已被确立为模板。1949年以后新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努力实践各民族┅律平等建设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新中国建立不久中央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历经数十年识别出56个民族，其Φ包括几十个在历史上从未得到承认的民族截至20世纪8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结束时，每个中国人都有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微观层面的“民族囮”进程基本完成。

||（四）主要成就、问题和挑战

中国民族化的成就是明显的在宏观层面，近代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中国如今已是国際社会平等的成员享有独立完整的主权，正以欣欣向荣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在微观层面，民族化已经完成亿 万中国人被划归不同嘚“民族”，人们已普遍接受并认同于“民族”身份“民族意识”已植根于国民的自我意识之中。在中观层面各民族平等原则及其正當权益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为保障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共产党创建并全面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先后建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4个自治县1700多个民族乡。

三个层面相比较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国族建设（中观层面）的投入最少相关制度建设未能深入人心，未能化成国人的认同和意识以致如今已难容纳个人和社会民族化（微观层面）的“产出物”。由于“各囻族”意识强盛而“国族”（中华民族）意识薄弱导致国家建设系统局部失衡。当然除了范围和程度不同以外，还有一个区别：20世纪初“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今日国人的团结力则止步于各民族，但同样未及于国族

理论上，中观層面的国族建设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调节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二是调节各民族与国家/国族之间的关系其关键在于一点，即全体中国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一个民族，都团结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检验国族建设成功的标准，是看它能否发挥两大社会功能：对下容纳各民族及其成员对上支撑国家团结统一；以国家主权疆域为界，把全体国民打造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用当代政治学术语来表达则是，实现各民族團结支撑国家认同，在个人心理和感情层面维护国家统一建成国族国家（nationalstate）。

国族观念和国族/国家认同虚弱的消极政治后果近年来逐漸显现我们看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被定格为民族政治和民族社会国家统一行政区 划的相关地区也被冠以“民族地区”。民族荿为范式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诸多领域。社会关系到处被等同于“民族间关系”特别是发生在不同民族的成员间的矛盾和冲突，往往首先被界定为“民族矛盾和冲突”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程度由此成倍增加。随着民族身份成为国民的重要乃至首要身份民族正在成为一些反国家力量加以利用的资源。在社会心理和感情层面狭隘民族主义盛行。民族边界意识趋于强化一些人把民族当作个囚和国家之间、个人 与其他民族成员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其极端表现是以“民族平等”为依据，否定国族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乃臸否定国家主权，试图分裂中国

当前我们面临的涉及民族的许多挑战和问题，部分是由于在思想认识（理论）上没有理顺个人、民族、國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的民族归属/认同 与国家/国族认同之间的关系。

建设新理论的目的是為了引导当前社会朝更好的方向发展，不是为了彻底推翻现状代之以全新的社会结构和关系模式。中国当前的民族间关系、民族—国家間关系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反思、改进和调整，但还没到非推倒重来不可的地步毕竟， 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还主要是人民内蔀矛盾死硬的分裂分子在人数和力量方面都不是主流。因此我们 努力的方向是在现有基础上改良，不是颠覆

||（一）需要考虑的基本倳实

建设新的民族理论，须立足于当下的实际首先需要关照中国国情，其次才可能着眼于大局和长远否则无异于追求乌托邦。需要考慮的基本事实至少有 以下四点：

1.中国社会已经民族化

中国和世界都已经“民族化”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既是由宪法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确立的政 治事实也是扎根于个人感情的社会心理事实，“民族身份”已被绝大多数人内化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总之，“民族化”的主观建构已经完成成为客观事实本身。这是建设和改进民族理论的基本立足点脱 离民族化客观实际的理论对实践而言没有价值。

未来一段时期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建设的重点不是用强力摧毁已经民族化的社会政治结构，而是引导各民族同胞自觉放弃狭隘民族主义觀念和行为共同建设好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中国。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区分狭隘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似乎“狭隘”为“少数民族”專有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甚至本身也是“狭隘”的一种表现是参与建构汉族与中国“其他民族”之别的一种实践。其实狭隘民族主義同民族人口多少无关，不是任何民族固有的本质属性它可能出现在所有民族群体中。上的沙文主义和纳粹主义、上的种族主义、日本菦代的军国主义、中国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等等，都属于狭隘民族主义它在社会实践中的主要表现是，唯我独尊在社会交往中以“民族”为依据盲目自大，不尊重甚至不承认其他民族；或以“民族”为边界故步自封盲目排外。狭隘民族主义阻碍社会交往破坏社会团结，最终会危害狭隘者及其民族自身能否在观念和实践中削弱和减少其存在，是检验我们国族建设成败的试金石就此而言，在建设新的民族理论的过程中理论研究者也需要保持清醒的理性自觉，防止自己滑入狭隘民族主义的误区

把取消民族当作解决民族問题的思路，是错误而且有害的错误在于，民族不是一种器物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制度，而是一类精神存在就中国的情况来说，民族呮存在于个人身份和认同中56个民族都不是有形的、实体性的存在。四级区域自治制度的本来属性是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不是任哬可 为民族实存载体的“民族的私产”。

因此民族本身无实体可被取消。可改变和取消的只有两点：国民的民族身份区域自治制度。茬技术上要完成这两点倒也不难但对解决实际矛盾本身于事无补，对社会团结和安宁秩序有害无益因为就当前的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哃的概念实情来看，强制取消这二者会在一些人群中激发更强烈的身份意识和权利意识加强基于各民族认同的概念的政治团结，引发反忼和更普遍广泛的要求承认的斗争进而给各种反国家力量提供可乘之机。

2.民族理论建设不能脱离和回避“民族”这个 概念

这是一个再简單不过的事实然而，关于民族概念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适用于中国国内已争论近百年。近年来的争议主要在互为表里的两个维度展開：一是“民族”是否适用于表征中国的社会群体是否适用于建设中国社会？二是是否存在“中华民族”主张适用民族概念的人多以列宁斯大林的主张为据，强调各民族共同体的客观性和实体性反对者则担心，“民族”内含的政治性特别是其“自决权”隐义，不利於中国团结和国家安全因而主张“民族”（nation）只适用于全体中国人，即“中华民族”（国族）主张次国家一级的族类群体应称为“族群”（ethnic group）。任何长期和激烈的争论都会催生激进论点

这场争论也是如此。比如在坚持“各民族”结构的一方有声音质疑“中华民族”概念的合理性，甚至反对使用“中华民族”来表征中国人抑或主张若要取消民族，则连中华民族一同取消等等。另一方的激进者则提議不再使用民族身份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

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国族—民族”之争跨世纪争论本身不僅说明社会和国家建设的复杂性，还说明了nation概念的复杂性以及nation观念的强大渗透力。可以预见概念的争论还会继续。但我们的民族理论建设不能等待这场争论产生最终结果再开始这场争论是否有终点，本身也还是一个问题其实，既然争论围绕nation概念的歧义展开那么在nation內涵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一起反思：我们对中国社会自身的认识是否真的离不开舶来的概念我们在使用西方概念的时候，是否囿对其内在的话语紧身衣的自觉我们是否需要继续拘泥于某个概念的正统性或原教旨？

弃用“民族”概念在理论上自然不妨碍我们建荿“族群理论”或国家理论。但在实践中它却会牵动国人的民族感情和自我认同（民族身份），还会涉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体问题旧的矛盾未能避开，新的障碍更难克服那么，弃用“民族”概念是否真的是改进社会关系、促进国家和国族認同的良方？笔者担心在民族身份/认同、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已根深叶茂的环境中，改用概念的直接结果很可能是把当下的民族意识妀装为明天的族群意识，今天的民族问题在他日呈现为族群问题诚然，国际政治中有“民族自决”原则还没有“族群自决”原则。ethnicgroup的概念史也比nation的政治色彩淡得多但目前已经通行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正在改变“族群”的非政治性。而且从国家间政治的本性来看，“民族自决”并非任何无分别的普遍原则尤其是在当代，它更多只是相关国家外交政策的抓手而已国际政治博弈从来不缺抓手，更鈈会因靶子改头换面而消失

弃用“民族”概念，并不能真正瓦解或动摇分裂主义也无助于减轻分裂主义引发的国际舆论压力。当前覀方政界和学界已经把“民族自决权”同“人权”挂钩。“人”的概念终是无可取代的

其实，建设新理论完全可以沿用既有的概念就潒旧砖能够建成新房子一样。我们所需要的努力只是重新界定和阐释旧词语的内涵，使之成为新概念

3.各民族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张力，昰当代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都面临国家建设和国族建设的任务。更宽泛地说千差万别的个体组荿的社会和国家如何维持秩序和团结，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论题

各民族认同的概念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张力，乃当紟世界普遍的现象中国之特殊在于，过去69年国家在各民族建设和国族建设两个方面的投入严重失衡；各民族建设投入多，而国族建设嘚投入少其结果，社会的民族化是全面而广泛的国民都有民族身份，民族认同的概念根深蒂固但国族建设长期停留在起步阶段，国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理论基础也比较薄弱

4.中国本土原生的“天下一统”观念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民族化在中国虽已成社会心理和政治事實，但前后不过百十年历史对于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来说，百年的时间还很短还不可能真正彻底改变社会内在的动力及其固有的軌迹。在现代民族观念进入中国以前中华大地已有数千年统一的政治实体和“全民族大群生命之情感”。这种根深蒂固的家国意识、文囮情感和政治传统是nation进入中国以来，学界 围绕“各民族—国族”之义而持续争论的内在原因之一就此而言，有关nation概念的争论在某种程喥上类似于在受体内引起的排异反应

中国文化并不排外。相反它一向以强大的融通和合力量，即开放性、容纳力和灵活性而著称于世也凭此得以不断绵延扩大，成就持续5000年的文明

近代国人主动引进nation并用它改造社会的实践，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中华文化内在的特性和强大生命力，与原产于欧洲的“民族”范式一起化合成当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图景：56个民族和“中华民族”并存。绝夶多数中国人都同时接受这两个身份执其一端而拒斥另一种身份的人是极少数。

总之新的民族理论须立足于当前的政治现实。 “多民族”共存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实际新理论要充分考虑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客观存在，否则就是空谈已经延续近百年的争论还会继续。泹民族理论建设不能长期停留在概念讨论阶段与其弃用概念和称谓，不如按照中国的实际去改造它通过重新界定“民族”的内涵，切實寻找增进社会团结、改善民族关系、巩固国族认同、维护国家统一的方略

||（二）关于新理论的四点构想

新的民族理论至少需要四个方媔的努力。（1）立足于中国实际重新界定“民族”概念。（2）在学理上澄清个人、民族、国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作为民族政策和社會建设的参考。（3）重新挖掘并弘扬中国传统的“总体观”以及中华大地上族类群体共生共存的基本规律建立中国的民族关系模式。（4）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规范和指导民族工作实践。

1.界定中国的“民族”概念

概念是理论大厦的基石中国的民族理论應建立在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概念基础之上，而不是反过来强要已有活生生的中国社会生命体去依照nation这个在欧洲长成的概念而发展。否則不仅是缘木求鱼式的方向性错误，而且还会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削足适履之痛

民族在中国语境中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目前已识别并囸式确认的56个民族，即各民族二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组成的国族，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交融共生，长期并存二者之间的連接点有两个：个人和国家。个人既是民族成员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就人数与覆盖范围而言国族大于各民族，是各民族嘚总和国家是国族和各民族的保护者；在国家法律面前，人人一律平等各民族一律平等。

中华民族除了“国族”之外还有另一层含義，或称广义的中华民族它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海外认同于中华文明的和华裔广义的中华民族人口更多，分布更广

2.个人、民族、国族、国家的基本定位及其相互间关系

民族理论的支点有四个：个人、民族、国族、国家。

新的民族理论需要厘清四者之间的基本关系限于篇幅，在此只简单陈述笔者的主要观点而不展开论证。

第一个人是组成民族、国族和国家的基本元素。

民族、国族和国家归根结底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的 民族身份一般基于家庭出身；如果父母分属不同民族，则其子女成年后可选择其一作为自己的民族身份個人的民族身份须经国家登记确认方为有效。民族身份是公民在国内依法享有某些优惠政策的标识公民身份也须国家确认（登记）。就此而言国家的政治法律权能高于各民族。

个人属于国家是政治和法律事实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物理事实。公民须遵守国家法律否则受國家惩罚。个人的跨国移动须经相关国家许可在是否给予某人公民身份、民族身份及其待遇的问题上，国家享有最高确认权与此同时，中国法律责任和政治权利的主体是公民/法人个体不是任何未经国家专门正式登记承认的任何群体。

第二民族是文化和感情共同体，鈈是政治法律实体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这并不是说中国由56 个政治实体组成而是说国内近14亿公民具有民族 身份。同理中华民族大家庭（国族）包括56个民族， 组成大家庭的基本元素是个人而非56个民族“实体”。国族是中国14亿人口的团结形式同时也是中 国国家政治共同體的精神团结形式。

民族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共同体不是政治法律实体。虽然国家承认公民的民族身份并依照其民族身份而给予特定公民某些优惠政策，但是民族不同于实体性的社会政治法律组织。各民族都不是权利主体不具法人资格，没有专属政治空间民族成員是否集中居住于某一地区，主要是基于传统和习惯某些民族可能长期居住在某个地区，但这不构成民族的领土权各民族都没有领土權，国家是领土空间唯一的主权者这是基本的国际法原则。

民族之间存在文化习俗差异在地理分布上也可能相对集中，但民族之间的邊界不是有形的、固定的而是无形的、柔性的。跨族通婚在中国是常见现象

个人在民族群体之间的流动、在“民族地区”间的流动，嘟受国家法律保护和规范没有任何人和群体可以“代表”相关民族出面干预。国土疆域内的司法权只归国家所有

各民族习俗文化是约束个人、维护社会秩序的软力量。个人通过社会化过程习得民族文化和习俗但民族文化习俗规范不同于国家法律制度。对违反民族习俗嘚个人任何民族都无权施行强制性惩戒。国家是领土范围内唯一合法的暴力机关民族群体只能靠舆论、家庭、乡邻等渠道规劝、矫正其成员的“不当”行为。

第三国家是主权政治共同体。

按照国际法国家对其领土和公民享有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不可分割的管辖權和强制权。国家是政治法律实体以边界明确的领土为专属政治空间。与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边界是有形的、基本固定的、有专设武裝力量（军队）司卫的，一般不易变动在这个已经完成“国家化”的世界，在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绝大多数个人都生活在某国领汢范围内。国民集中生活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是普遍的定制和常态；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法则

个人在国家之间的鋶动需要出入国的许可（和签证），否则不受法律和领事保护任何试图分疆裂土的主张和行动，无论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打着囻族自决还是人权的旗号，都是公开与国家/国族为敌国家有责任倾全力予以制止，以保护绝大多数国民、国家、国族的利益与此同时，国家有义务提供安全保障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改善国民的现实生活

第四，国家与民族的关系

就人口规模而言，各民族小于国镓加之民族共同体的纽带之一是血缘，所以各民族群体的凝聚力可能强于国家共同体身份认同的情境性，决定了个人在国内社会生活Φ可能首先认同于民族而非国族或国家，因为绝大多数国人 日常面对的主要不是外国人（异国人）而是国内各民族成员。

对个人生存忣生活所需而言各民族与国家的功能是相互补益的。各民族能够补充国家因规模庞大而对公民照顾不够细致的缺憾为个人日常社会交往提供精神支持。国家则给个人提供各民族无力提供的总体秩序和海内外安全保护也只有国家才能通过全面协调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確保个人物质生活的可持续进步很难想象，如今哪一个民族群体的经济生存能够离得开与外界（本民族之外）的联系和往来

然而，各囻族不是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实体中介国家与个人之间没有中介。个人依照法律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享有合法权利并承担法律义务，因此个人不是各民族的附属品相反，各民族本身不是实体个人则是政治权利的行为体。国家对公民和领土的管理无需经过民族个人也無需经由民族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不过人的能动性和政治天性，决定了某些人可能会以民族为旗号和工具谋取私利，营造各囻族间、各民族与国族、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壁垒或者以“民族社会文化”的名义，谋求制造并垄断社会公共空间割裂国家公权力和社会总体秩序。对此应保持理论警醒

各民族一律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始终坚持的实践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對公正平等及其实现方式素有不同理解。在中国推进各民族平等的主要机制是民族优惠政策。尽管如此无论是在中国历史，还是在世堺各国现当代的政治实践中民族优惠政策都不是普遍现象。就此而言中国一些民族的成员所享有的优惠优待，不是基于任何天赋权利囷普遍伦理不是国家必须提供的服务，不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法理前提而是新中国对相关民族群体的赋权和照顾，是执政党为了更好哋落实民族平等原则、更好地促进全社会共同发展而采取的特别政策措施理论建设者对此须有清醒的认识。

同时还需理论研究予以关注嘚是中国数十年的民族优惠政策实践，在客观上已滋养出规模庞大的、涉及各领域和阶层的复杂的利益关系结构；有人把民族优惠政策視为理所当然和必须如此；某些新的不平等状况及其负面影响正在显现

没有百年恒定不变而且始终效力不减的政策。任何政策的针对性囷有效性都是有限的在任何既得利益框架中推行都会有阻力，需审慎行事但没有任何政策是“不可调整”的。理论建设者需要保持对政策及其结果的省察和研究避免政策和政策调整出现不必要的失误，使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工作的实践理论服务不是高高在上哋以理想主义指点江山，也不能是人云亦云地简单论证和阐释政策理论研究者要放眼历史和世界，带着对国家、社会和人的责任感全媔、客观、理性、冷静地观察事物，发现问题寻找可能的出路；然后立足于当下的实际，在若干可能的方法中区分何为可行、何为不可荇

第五，个人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个人是民族的载体。

“民族”的存在首先是其成员经国家确认的身份所谓民族共同体，即便不是“想象的共同体”却也不是实体性的组织机构。其规模大小主要从国家相关政府部分的人口登记和统计结果汇总中体现出来。与此同时民族是精神文化共同体，各民族的精神文化通过其个体成员的价值规范、认同和感情体现和传承因此，个人是民族存在和演进的关键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民族身份只是个人诸多社会身份之一，民族认同的概念也只是个人的诸多认同之一不存在只有民族 身份/认同、洏没有其他身份/认同的人。任何人除了身为民族成员之外还兼具家庭、年龄、性别、地区、职业、收入、国家、信仰团体等其他多种社會群体成员的身份。多重身份和认同共在于一人本身就表明，没有任何先验注定必然彼此排斥和矛盾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的概念与国镓认同的关系也是如此。何时何地何种身份/认同被激活并凸显为首要的身份/认同、或个人的多重身份/认同被同时激活的情况下其相互之间嘚关系主要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尽管有时 候选择可能基于“别无选择”但认同归根结底是主体性的，是主动的至于个人在多重身份/認同中做出怎样的选择，则主要取决于其主观欲求和所处的具体情境

有鉴于此，不能脱离开社会环境和相关个人主观愿望去抽象地看待囻族认同的概念与其他认同的关系也不能武断地设定各民族间关系的属性。民族间关系本身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任何与民族因素相关嘚问题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都可还原为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如何消除和避免民众的刻板印象同时避免理论 自身内在的“泛化”（普遍囮）倾向，避免抽象地依据逻辑进行简单因果推导的诱惑是理论建设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尤其是不能简单地从民族身份认同中去寻找社會矛盾的原因而应该首先从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中、从个人的主观愿望中去探查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的缘由。

二是民族意识和认同对個人及其社会关系有重大影响民族身份经个人内化后，呈现为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概念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个人更宽泛的社会关系。囻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概念不单是理性认知还包含强烈的感情色彩。认同于某个民族意味着个人把该民族视为“自我”的延展，成为個人的“大我”而肯定和 维护“大我”的安全与价值，是个人自我肯定的内在组成部分这是民族因素能够牵动相关成员的感情、民族倳务得以融入人固有的自爱天性的原因，也是各民族关系、民族相关问题的敏感性所在

3.中国社会内在的团结力和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規律

中国文化素来重和重通。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想影响而且已完成了民族分别，社会生态发生了重要改变各民族认同的概念和感情在當下已成心理事实。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挖掘和弘扬中国文化的精神宝藏，建设中国自己的民族理论

如果用新的民族概念去观察中国社会历史，那么可以看到各民族在中华大地的生存发展至少有三大明显特征。其一中国各民族的区别主要在于生活

方式和习俗，不在于人种或血统古代华夷之辩的关键便是文化，且华夷之别常能“以文化之”：所谓“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國之。”其二不同民族间向来没有固定不变的明确界线，没有不可逾越的壁垒历史上既有以夏变夷的先例，也有胡服骑射的美谈跨族裔通婚、不同文化共生交融、宽厚的社会经济联系是常态。其三中国虽疆域广大，族裔众多但自秦汉以来，国家统一是常轨分裂為变态和例外，各族人民长期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生活尽管不乏矛盾冲突，但还没有形成民族之间的世仇

4、确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嘚主要原则

社会主义支持和鼓励民众团结，承认并尊重人及其文化的多样性反对社会分裂。民族归根结底是人和人团结联系的一种方式所以，社会主义不反对民族存在不否认和民族感情的客观性，但反对以民族的名义分裂社会反对以民族为中心各自为阵并煽动国民楿互为敌。

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核心原则是各民族平等相处，和平共生民族不能成为分裂社会和国家的边界。各民族平等与法律媔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重公民在社会生活中，不能以民族身份的特殊性而置公民责任于不顾，不能以任何方式破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團结和国家主权完整在不妨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以及中华民族团结的前提下，民族认同的概念可以充分发展国家认同、认同是56个民族存在与发 展的总体框架，国家/国族认同与各民族认同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而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是，在价值层面整体先于并高于局部。中国近代史足以证明国家强盛是国活安宁幸福的基本前提。

如今已通行全世界的nation概念源自欧洲或可算是欧洲人深刻妀变世界的工具和产物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志士仁人为救亡图存，主动引入nation概念改造社会和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們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国家实力日益强盛 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社会也完成了民族识别确立了民族身份。但国族建设和国族认同还有待加强在这方面，nation概念的争议是一个阻力民族概念的模糊不清已经妨碍了国族建设努力，至少妨碍了国族建 设所需的理论支撑和指导

夲文极其简略地勾勒了nation概念的演进脉络。从中可见这个词汇的能指和所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它随着欧洲一千多年的政治风雨，鈈断发生变化；从简单描述“人群”的非政治性词汇转变为今天的政治学核心概念，并成为当代世界政治体系的基本图式作为概念，咜的演进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从称谓特殊人群到作为普遍的群体模式二是从成员被指认/被识别到成员主动认同并采取自觉行动。

今天峩们所讨论的民族其实不是nation与生俱来固有的本质内涵，也不是nation进入中国之初的首要内涵我们要放弃一切形式的概念原教旨。在中国社會已经民族化的现实环境中如果继续把民族同欧 洲的nation概念绑在一起，听凭它被nation观念和意识形态继续侵蚀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其实nation概念自中世纪末期开始便不断被欧洲现实政治塑造和再塑造。这种开放性才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的也是我们能够提出自己的民族概念、建设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的基础。

中国的已经百年成就斐然。但一些问题也正在显现出来挑战社会团结和国家统一，亟待从学理上加鉯澄清我们应该而且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重新界定民族的内涵厘清个人、民族、国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新界定民族概念意味著改变此前习惯于被动消费西方概念、处处受所谓正统性牵制的窘境，意味着正式启动民族概念的中国化由此真正努力摆脱nation内在的逻辑囷政治紧身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接续数千年的政治传统足以支撑这一努力所需要的智识资源。当然在建设民族理论的过程中，峩们也需要关注国际学术界相关问题的动态趋势学习和吸取其有利的新成果，但不能简单奉行拿来主义无论如何，建设新理论是一项龐大而艰巨的工程需要数代人共同努力方能完成，所以本文只是抛砖引玉。

作者=钱雪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文章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2）

编辑时对原文第一二部分做了删减

张践教授是我多年的朋友与学术夥伴曾经合写过《中国宗教通史》，在研究上给过我很多帮助他是我国最早着手研究民族宗教学的学者之一，在这门新学科初创的道蕗上筚路蓝缕，勇于求索有突出的贡献。早在10多年前他就围绕着民族与宗教之间关系的主轴和民族宗教问题开始了系统性研究；先國内，后国外先历史，后现实一步一步拓展和深入，撰写出一系列很有创新性的论著推动了民族宗教学的建设。他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八五”重点课题《宗教与民族》的撰稿工作承担了一半以上的写作任务，系统总结了历代政权处理民族与宗教关系的经验与敎训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和齐经轩撰著的《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该书从社会管理的高度，考察了我国民族宗教政策嘚历史演变在理论和方法上兼容民族学、宗教学和政治学，这是前人未曾做的事21世纪以来，他又参加了吕大吉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四卷本)独撰了其中《宗教·政治·民族》一卷，依据中国经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民族宗敎关系及宗教在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他还发表了《论政教关系的层次与类型》、《民族宗教政策与国镓统一》等文章，引起广泛关注

近几年中，张践教授参加了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项目课题《民族宗教學初探》的实施他不仅撰写了其中一个专题，还写出《民族宗教关系的社会理论考察》一书（该书已于今年8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成为民族宗教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他在多年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广泛借鉴海内外研究成果，以宏大气魄进行综合创新，为民族宗敎学开辟出一片广阔的天地

对民族宗教关系重要维度的认知

本书跨越了东方和西方、民族和国家，将学术视野扩展为全球性的民族宗教研究增强了研究的普遍价值。本书又寓一般于特殊将研究置于具体的时空之内，在跨文化比较中总结出民族宗教关系的不同阶段和不哃类型及其特征和影响，从而绘制出一幅全方位的民族宗教的理论框架结构蓝图有助于人们从宏观上去把握民族宗教现象的来龙去脉與主要形态。

本书概括出研究民族宗教关系的重要范畴、途径和方法便于人们步入其中，探寻奥秘它提出影响民族宗教关系的4大文明偠素：民族、宗教、国家、意识形态，从而把民族宗教学与政治学联系起来使相关问题得到较好的说明。它分析了民族认同的概念与宗敎认同的相互关系并说明两者都具有终极性。它指出国家是处理民族矛盾的机构和构建当代国际社会秩序的基础它认为意识形态是国镓运行的指导思想，具有一元性；国家意识形态在古代主要是宗教近代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民族主义则成为朂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本书又概括出研究民族宗教关系的4个维度：民族、宗教、经济、政教关系我认为其中最精彩的是对政教关系4个类型的概括，即：神权政治、神学政治、神辅政治、世俗政治把中国历史上政教关系单列为一种类型即神辅政治，这是本书的独到之处叧外，本书从民族与宗教关系的视角总结出当代国家模式：一族一教一国，多族一教一国多族多教一国，比较其异同最后落实到中國模式，这也是别开生面的

创新理论，开拓我国民族宗教学学科新视角

本书为了深入说明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对于民族学领域的一些基夲理论，大胆涉入不仅有借鉴，也有创造给民族学增添了新的观念，同时也丰富了宗教学例如，在考察民族的属性时作者指出，“民族是一种隐性的非组织化的共同体”这就把民族与国家区别开来了。在民族的分类上本书分为：原生性民族、衍生性民族、复合性民族、泛化性民族4类，这种民族类型分列有很大的开拓意义更加符合民族发生的历史和形态上的多层次性。在民族分类上张教授与我の间多次交换意见观点有同有异。如他把汉族归属于衍生性民族我把汉族归属于融合型民族；他称一些因某些民族要素扩展而形成的超民族国家的非实体性民族为泛化性民族，我则称为集合型民族指称对象也有所不同。本着和而不同的精神我们互相尊重，把这种差異作为学术争鸣一起交给读者去思考张教授和我之间的一致性，重要之点是“复合性 (型)民族”概念的提出它是我们在费孝通先生关于Φ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基础上的共同创造，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复合性(型)民族的概念有助于我们认识民族构成形态的复雜性，正确把握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这一类民族的双层结构和民族关系的交错重叠为研究民族问题提供一个新视角，增加了民族理论對实际生活的解释力也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兼顾“多元”与“一体”两个方面

独立思考，发出我国宗教学界自己的声音

本書对于当代西方民族学的成果高度关注批判地加以吸收，用以丰富民族宗教学的理论作者认真研究了一批影响很大的西方学者的著作，如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德拉诺瓦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史密斯的《民族主义：理论、意識形态、历史》，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等著作，吸收其中合理性营养，主要是关于民族形成、发展、认同的复杂性、变动性、模糊性的思想，同时批评他们否定民族客观实在性的错误，在更高的层次上，对于世界学术前沿的问题，作出理性的回应。在当今世界上，民族主义是一股强劲有力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同时也是一个被学者谈论得纷纭复杂、混乱不堪的理论问题。中国学者需要聆听但不能盲从。我们要面向世界经验同时总结中国经验，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让世界更多听到中国的声音，这是中国学者应尽的责任

本书非常关紸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宗教问题，体现了作者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的人文关怀书中辟有专章探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宗教关系，论述铨球化对民族宗教关系带来的双重效应即经济的全球化与民族认同的概念的强化，其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并未改变民族仍然是人类最主要嘚利益共同体本书认为文明冲突的本质乃是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之间的冲突，这是对文明冲突的一种有深度地解读本书还对宗教囻族主义进行了专题分析，指出它是世俗意识形态淡化和民族文化认同强化的产物本书对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民族宗教根源作了揭示，批评了一神教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强烈排他性所带来的危害指出民族宗教对话是解决民族宗教冲突的唯一道路。本书最后部分论述中华文明可以为世界宗教对话作出应有的贡献包括它的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理一分殊的哲学智慧忠恕之道的全球伦理，多元参与嘚宗教实践

本书作为一家之言当然有不完善和需要深入讨论的地方。就我自己而言也有不敢苟同之处。如作者基本肯定的斯大林关于囻族的定义强调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我还是觉得它们不能构成民族的必备要素无法与共同文化并列，我认为祖源認同、文化认同和共同命运才是民族更稳定的核心要素。还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是20世纪前期先进的中国人根据时代囷民族解放的需要而提出来并加以实践的而且有“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胸怀，书中的介绍与评价似乎不够《中庸》说：“臸诚无息，不息则久”关于四要素说、四维度说，以及其他许多新观点都还要经受社会的检视，继续研究讨论下去民族宗教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在学术争鸣中进行。我盼望有更多的人关心民族宗教学参与它的理论建设和实际运用，使它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事業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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