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从《系年》的体例之爭说起

2011年12月由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著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该卷收录的昰一部完整的先秦史书简牍字迹清晰，保存较好“全书讲述了从武王伐纣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全国的历史大事，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史书也是近现代秦以前史书绝无仅有的重要发现。”[①]整理者认为它与魏晋时期的《竹书纪年》相类，故而拟题为《系年》

《系年》一經发布，即引起各方的热烈讨论学界对其所作的研究，涉及了先秦史及早期史学中的许多方面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热点是关于《系年》的性质问题。《系年》作为一部史书在学界基本没有异议。但它是一部什么类型的史书体例如何呢？关于这一问题分歧较大。按照整理者的意见《系年》应是编年体史书，[②]循此理路与此相关的论点则有：宋镇豪认为，《系年》是楚国史官所作具有纪年大事意義的史书；夏含夷则认为中国上古时期主要有两种纪年形式的史书，一种是单国的历史编年；一种是多个国家综合、比较的编年体《系年》属于后者。另外还有学者认定此为楚史《梼杌》。[③]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其中最为典型的观点是《系年》与《竹书纪年》并非同类史书，而应属于纪事本末体理由在于：

《系年》编纂的第一个特点，是其因事成篇纪事本末的史體。……考虑而且有内容的考虑。但如果纯从史体的角度看清华简之《系年》，实与西晋出土之《竹书纪年》有根本的差别《竹书紀年》的文本特征为‘编年相次’，是典型的编年体裁而清华简《系年》叙事虽重时间因素，其史学史上的意义也很突出但却绝非编姩体的年代著法。[④]

此外又有学者提出，《系年》既不是编年也不是纪事本末体而是与《春秋事语》或《国语》相类的史书。[⑤]

笔者鉯为在这些意见中，将《系年》归入《语》类文献在论据上似乎还难以令人信服，通观《系年》文本有两大要素成为争论的支点：┅是时；二是事。前者是定其为编年体的根据；后者则是纪事本末说的依凭倘参照出土的《春秋事语》来看，《语》类书籍应是既不重時也不重事。具体说来就时而言，基本无年份记载；“事”则根本不是论述中心[⑥]虽说传世文献《国语》中可见记时、记事之例，泹那不仅数量少而且完全是为记言所作的陪衬，起着“证验”言语的功能[⑦]既然《系年》与这些特点不相吻合，那么将其归入《语》类文献的意见基本可以排除，剩下的就是纪年与纪事本末之争了当然，仅从结论上来看学界还有些似乎是有别于以上的观点，如有將《系年》定为《铎氏微》一类或归之于《故志》类书籍。[⑧]但倘按照这些意见进行细化前者主要是对纪年类史籍的摘抄；后者所谓嘚“志”固然在体例上言事杂糅，但总的来说也是以事为主[⑨]总归而言，可以归入到编年与纪事的范畴中去也即是说，编年与纪事是《系年》性质之争的最后落脚点

从特定视角来看，《系年》的体例之争反映的是对历史书写的不同理解，而这种历史书写又受到早期Φ国各种文化要素的影响毫无疑问，《系年》为我们深入理解早期史学及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以《系年》为观察口与切入点对早期中国的历史书写及史学意识作一初步探研，以就正于方家

二、从知识立场与时代关怀看《系年》的成书

作为重要的出土文献，清华简属于随葬品李学勤指出：“作为随葬的书籍，总是和墓主的身份与爱好有一定关系”由于清华簡“大多与历史有关。”他戏言道：“这次是挖到了一个历史学家”[⑩]在此，我们不禁要问：“历史学家”这一身份或定位对于《系姩》的成书及相关文本问题，应有着何种的影响呢

笔者以为，如着眼于作者这一层面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任何一种文本的形成都應受到内外两大要素的影响。就内在要素来说撰作者的知识修为与立场，将成为书写过程中的内在理据；而在外在要素方面撰作者所處的时代，及由此带来的思想刺激将为知识产品打下现实烙印。尤其是历史著作时代感更为强烈，外在的时势常常激荡着史家之心當然，所谓“历史学家”不过是一句戏言在那个时代，是否有着后来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但是《系年》的撰作者，必是与从事史学相关的人群而这一人群就是——史官。考虑到先秦古书的复杂性他可以是一位作者；也可以是一批作者，最后由某一位总其成由于证据缺乏，现在还不能认定这就是史官的撰作，但它与史官群体相关联并受其思想及知识系统的影响，應是难以否认的事实那么，他或他们又属于哪一派史官系统内在理据与知识立场如何？在什么样的现实关怀下撰作了这部作品呢下媔具体论之。

（一）楚与非楚：《系年》文本的知识品质

我们注意到《系年》虽为楚文字书写，但篇章行文间却有着很多与楚地风格鈈一致的地方。

首先它虽以楚为主，但不唯楚是从在历史书写中，楚与其他国家名分齐同李学勤评价道：“《系年》一篇字体是楚攵字，但不能由此直接推论这是楚国人的著作……篇中不为楚人掩丑，有时措辞颇为严厉……应该说，作者即使是楚人他的眼光则昰全国的，没有受到狭隘的局限”[11]

其次，春秋战国的史书常载鬼神如《墨子·明鬼下》曾引周、燕、宋、齐四地的《春秋》，都涉及到了鬼神之事。楚地以“信巫鬼，重淫祀”[12]为特点，反映到历史叙述中鬼神之事应占据更重位置。然而《系年》几乎不言“怪力乱神”，只在首章有“商王之不恭上帝”、“周武王登祀上帝天神”这样的一般性描述然而，这样的表述一方面是用作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吔是当时天命观中的普遍意识比之其他史书，哪怕是儒家经典《左传》鬼神意识也极为淡漠。[13]如此风格颇为异类

再次，《系年》在語词表达上与一般楚语有差距陈民镇指出：“《系年》的用词风格不同于一般的楚地文献，而且《系年》的素材来源当是复杂的”他還注意到，《系年》在文辞上出现了秦地用法[14]而YuriPines (尤锐)则进一步指出，《系年》的很多用词明显区别于战国出土文献具有更早的资料来源，从中能看出东周早期以来语法的历史变化它主要掺入了周与晋的材料，被撰作者统一于当时的规范之中[15]

然而，这些表现虽“异类”却不足于动摇其作为楚人作品的基本面。《系年》出于楚人之手的理由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以楚文字书写的缘故，因为同为清华简的“《尚书》类”文本就不是楚人作品《系年》为楚作品的理由更在于：在《系年》中，楚国是主题所在它占据着显赫位置，在历史书寫中有着明显的政治经济文化角度避讳[16]这就与其他诸侯国分出了界限。另外《系年》不仅以楚为本位，[17]从其叙事的完整严密可知它昰楚地之人精心构思之作，不是从他国、他处简单移抄而来此外，鬼神缺位并不影响对楚地作品的判断不仅是《系年》，同为清华简嘚《楚居》记载的是楚人世系其简长47.5厘米，明显长于其他简册毫无疑问，它是楚人极为看重的作品但其中也少鬼神描述，由此可以判定在楚地的历史书写中，至少有这么一派他们不重鬼神，而更在于人事[18]

总之，《系年》是楚地、楚人作品但就知识性格来看，“非楚”的特点也十分鲜明与一般所理解的楚风格有着明显的差距。笔者以为这表明，撰作者虽是楚人但他或他们所承受的知识训練及意识，很可能来自于楚地之外

（二）《系年》的知识立场及派属问题

那么，这种知识系统来自哪里细绎文本，笔者以为当与西周末期担任王室太史的伯阳关系至密。

前已言之探究《系年》成书问题，应关注史官群体然而，在传世文献中楚地史官见载者极少，能明确身份的只有《左传》昭公十二年及《国语·楚语下》所载的楚灵王时代的左史倚相。然而他又来自哪里？学术渊源如何呢有學者说：“倚相的原籍是晋国，先世为周太史”[19]倚相的先世是否为周太史，材料有缺笔者不敢附论。《系年》撰作者为倚相后辈他戓他们又是否为这一派的传人呢？笔者也不敢确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翻检史籍周史官系统与楚人有着不绝如缕的关联，并深刻影响叻楚人思想可见的事实是，一方面楚君臣推重周史官，如《左传》哀公六年载楚国有异象，“楚子使问诸周太史”请注意，不问夲土史官宗周史官的意见竟成为决定性的。另一方面楚人接受周史官系统知识训练者，大有人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以楚人而任东周王朝的史官，反映的正是这种状况。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楚国即使有自己土生土长的史官系统，也必受周官文化影响。

众所周知，楚为南方大国由于长期与中原诸夏隔离，王族虽可能也有华夏血统也一度并入了周政治经济文化角度系统，但西周中期以来已开始与华夏分道扬镳。[20]《史记·楚世家》曾载楚王之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表明的就是这种公开的决裂所以，西周尤其是春秋以来作为王朝的对立面，楚一直被排斥在华夏族群之外在宗周系统内，作为担负王朝历史书写任務的早期史官鄙夷楚人也就在所难免了。如《左传》成公四年引《史佚之志》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这种史官意识的流露然而，历史总是万端变化西周晚期以来，随着王室衰微天命正当性与持续性受到了严重冲击，鉴往知来的史官在哀叹历史命运之时开始将眼光由中原投向他处，楚纳入了他们的视野认识上有了根本性的转换，被学者称之为“西周史官文化的集大成者”[21]的太史伯阳荿为了典型代表

太史伯阳，亦称伯阳父为西周宣、幽时代的史官，其事迹见于《国语》及《史记·周本纪》。据《国语·周语上》周幽王二年（前780年），“西周三川皆震”这场大地震引发了他的一通议论：“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可注意的是作为“阴阳理论被用于解释自然现象的一次尝试”，[22]当他预言西周王朝覆灭的时候这种阴阳不调的发生，被他归纳为“阳失之而在阴”据《国语·郑语》，多年后，在与郑桓公的对话中，他将这种阴阳不调，直接指向了宠妃褒姒的当道。然而，据《史记·周本纪》，褒姒是在幽王三年才“见而爱之”伯阳不可能未卜先知，将阴阳问题直接锁定在“女祸”之上所以，他后来对褒姒的指責不过是加强论证的后知之明。也就是说在幽王二年时，阴阳不调另有所指我们看到，在《国语·周语上》，伯阳异乎寻常地抨击道：“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认为周已走入末世。由于幽王刚刚即位，加之周代特别注重“积德行义”，[23]政治经济文化角度上讲求积累伯阳所论应该就不是对新王的责难，而是借题发挥也就是说，这种衰世的产生责任不在新王，是以前的周王德行不善所致那么，主要责任在那一代周王呢在《国语·郑语》中，伯阳征引宣王时代的童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将阴阳不调及周的衰微点，明确定位于周宣王及其时代。要之，在伯阳的话语系统中，这种阴阳不调在幽王时代只是必然之“果”，而“因”则被溯源于周宣王时代。

而僦阴阳问题的发生来看，在周宣王时代半世纪前的“不籍千亩”与之最为密切。《国语·周语上》载：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

如果剥去上帝戓天神的外衣可以看到，虢文公谏言的所谓“阴阳不调”实质上是通过一种理论化的表述，来传达对农业的重视而这些在后来很可能影响了史伯，并贯穿于他历史观中

在史籍中，史伯的再一次出现在幽王末年是时，作为天子叔父的郑桓公向其问策一番长谈之后，确立了向东迁徙立足中原的基本国策，春秋初年的“郑国小霸”就此打下基础此番谈话载于《国语·郑语》。在这次谈话中，史伯认为，西周的失败已不可避免，故而力劝桓公向东发展，攻灭虢、郐，以作为自己日后的基地。他还进一步指出，由于“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在这一进程中不可与南方的楚国争锋。为此他特别提到了楚国先祖季连：

是天启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臣闻之忝之所启，十世不替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祝）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他还提出随着西周的衰亡，除了楚国还有三个国家必将兴起，一个是晋国：“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启。”另外两个则是秦与齐他说：“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

了解以上这些事实后再来看《系年》的编撰，就可以发现它嘚叙述逻辑与史伯理论高度密合，甚至就是接续而来

首先，《系年》在春秋史事的叙述原点上遵循的是史伯理论。由于《系年》“主偠叙述的是东迁之后”[24]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一部简明的春秋霸业史只是这部霸业史的特别之处在于，追溯了西周衰亡之因並将衰亡点定于周宣王的“不籍千亩”。根据有关研究对于西周衰亡的起点，在东周时代有着不同的看法[25]宣王始衰仅为其一，在史官系统中史伯应为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

其次《系年》在叙事脉路上，与“史伯之论”间有着一种“接着说”的内在轨迹由前已知，史伯作了西周衰亡后晋、楚、齐、秦四雄并兴的预判。如果再加上问策的郑国按照史伯的路数，这五大国最关乎东周的政治经济文化角度走向而这些在《系年》中得到了直接反映。从书写分量来看四大国因其地位，在《系年》中占据绝大比重这本合情理，但郑国除了春秋初年一度强盛后便无足轻重。然而郑国史事除了分见各章，竟专辟十二、十三章以论其事由篇章顺序来说，在第一章论及“不籍千亩”后在第二章，郑、晋、齐、楚就开始出场第三章则专论秦的兴起，这与史伯的叙史逻辑应该也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史伯曾言，楚“天之所启”、“必光启土”；晋“可以大启”于是在第二章中，遂有“楚文王以启于汉阳”“晋人焉始启于京师”的敘述，在文句上有着明显的承接当然，史伯的预言也有落空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嬴秦、姜齐本是作为“大”且“兴”的国家而相提並论但由于姜齐在春秋中后期即被田氏架空，这样一来“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的预言中姜齐一条就无法兌现。有学者注意到：“《系年》所述历史中齐桓公霸业并没有得到重视。”[26]这种现象的产生其因非一，但有没有因为史伯理论的落涳遂使得《系年》撰作者淡化姜齐，从而加以修正的意味呢也所以，在第三章专言秦而不及齐，是否也有这种考虑在内呢

再次，洳与同为清华简的《楚居》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在叙述时它们都截止于楚悼王。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很可能出自同一派别，甚至同┅人之手而在《楚居》论及楚先祖时，是从季连开始的揆之于史，这种叙述系统与楚人的一般习惯并不一致且不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楚辞》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在战国时期楚人的祀典系统“三楚先”（老童、祝融、鬻熊）里就没有季连的影子。笔者以为茬祭典如此重要的场合无季连，显示出季连在楚人意识形态中并不占最核心的位置而由前已知，在传世文献中唯有史伯最为重视季连。不仅如此据学者考订，“季连一系早期所居的‘隈山’（騩山）即位于密县、新郑与禹县之间的古之大騩（隗）山，正处于其先祖祝融曾长期活动的郑与嵩山之间”[27]如果结合史伯策对可以发现，当他纵论天下时其本位在于郑，而郑国所开拓的虢、郐之地恰恰位於或临近于祝融始居，其后季连所在的隈山一带也就是说，季连进入史伯的视野与当时论郑国及天下大势密切相关。要之季连与郑，与史伯有着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很可能影响了此后的叙述逻辑。

倘将思考方向定位于此不仅《系年》的历史学脉得以疏通，其“非楚性”特点也将豁然而解进一步言之，因为这一史官系统来自于宗周当然不会囿于楚地认识，故而呈现出全国性的大眼光在句法方媔，出现周、晋风格以及东周早期及西周故地——秦地的特点，也就在情理之中至于少叙鬼神之事，则不正与推崇阴阳的史伯理论相匼拍吗总之，《系年》与史伯派之间具有知识关联与承接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

（二） 现实关怀与《系年》成书

前已论及除了知识竝场，外在时势也是推动文本产生的重要因素是什么样的现实关怀促使撰作者完成了此书，其间又包含了哪些家国情怀呢下面，由成書时间入手来看这一问题

翻检文本，《系年》所记诸侯名号最晚的是楚悼王。由于悼王为死后的谥号整理者据此认为，“此篇作于楚肃王或更晚的楚宣王之世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所收的《楚居》时代大致相同。”[28]笔者以为如果更精细一些的话，《系姩》的撰作时间应该是在楚肃王元年至四年之间即公元前380—376年。理由在于《系年》二十二、二十三章所记史事，在时间点上已进入了韓、赵、魏三家把持、乃至分晋之后习文史者皆知，公元前403年为三家分晋立为诸侯之年，但直到公元前376年三家才最终灭晋，晋国宣告消亡然而在《系年》中，1、撰作者不用三家年号依旧以晋统称之；2、在叙史时，不仅是对秦、晋等大国就是对于蔡、卫这样的小國，也分记其世系与史事而三家却无此待遇。《系年》对它们的排摈固然有不加承认的意味，但更大的可能在于在完成此书的时候，晋虽已被分但尚未最后覆灭，在撰作者看来三家不可与之同列。此外对于郑国的记述一直未断，甚至有两章专言郑事而我们知噵，在灭晋一年之后的公元前375年郑国才被韩攻灭。这样就有理由相信，《系年》应作于楚肃王所在的公元前376年之前此外，由于出现叻悼王的谥号毫无疑问，《系年》的撰作上限当为接续悼王的肃王初即位之时即肃王元年（公元前380年）。这样《系年》的成书时间僦是公元前380—376年。

这样的时间点正是楚国盛衰的一个关键期。具体说来肃王即位之时，对外而言此前几位楚王，在战争中常遭败绩尤其是强大的三晋对楚国威胁尤大，虽说吴起变法后使得楚国在悼王后期一度占据了若干优势，但总体表现并不是太好《史记·楚世家》所载悼王时代的攻战之事四条，仅一条为胜绩而且，据《楚居》的记载此时还遭受大灾，被迫迁都鄩郢悼王死后，吴起被杀國势更是大为跌落。肃王即位后连蜀这样本无足轻重的方国都能伐楚，而且逼使楚国“为扞关以距之”[29]强国之风荡然无存。而这一年囸是关键的肃王四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三家灭晋，一年后韩灭郑国蜀伐楚之役未知月份，是否在灭晋之前不得而知撰作者是否看到了這次失败，自然是无法判定但研判当时的形势，三晋风头正劲而楚一片颓势，则是毫无问题虽说吴起变法曾带来起色，但也使得国內的矛盾明朗化悼王死后，吴起被旧贵族追杀被迫附于悼王尸身之上，但也不能得免最终遭乱箭射杀。《史记·吴起列传》载，肃王上台后，“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总之，悼王留给楚肃王的是一个充满创伤的楚国社会动荡，一片凋敝在外，强敌虎视三晋，尤其是魏国风头正劲；内部则各阶层矛盾重重一切都在调整之中。

毫无疑问肃王初年的楚国，是一个苼死存亡的关头倘按照既定的路线走下去，对外用兵对内征敛，则国势必危对于《系年》的作者来说，历史上的周宣王时代就成为叻一面镜子宣王虽号称中兴，但由于在军政上以征战来维持强势最终大败于千亩；在经济上“不籍千亩”，农业生产大受损害总之，与宣王时代一样楚国不需要扩张性的虚假繁荣，悼王时代的天灾就犹如厉王时代的大地震，已是上天的警示整顿政治经济文化角喥，发展经济尤其是农业做好休养生息，是楚国中兴的首要选择事实上，楚国也正是肃、宣时期时期实施了正确的“休楚政策”对內发展，对外避免争端使得楚国国力逐渐恢复，为后面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30]看起来，这样的选择是那时有识楚人的共识作为“历史学家”，《系年》的撰作者不可能不看到这一点。所以《系年》首章从周宣王开始，末章以三晋大败楚结束不能不说意味深长，囿着鲜明的政治经济文化角度指向总之，撰作者以其知识修为和思考接续史伯系统的内在理路，在时势刺激之下超越当下，超越一般楚人的区域认识在现实中架起了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从而创作出了这部具有时代感的历史作品

三、从《系年》看早期史学嘚纪年方式

细绎《系年》，有两大要素最为凸显：一是历史时间；二是事件整理者看到了前者在文本中的核心地位，于是将其视作编姩体史书。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系年》以事件为脉络。”[31]有鉴于此考察《系年》所处时代的史事编纂及事件意义，更成为了论題的关键而这两大要素，也正是《系年》属于编年体还是纪事本末体的依据及争论焦点所在笔者以为，在《系年》中“事”与“时”虽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但“事”的意义大于“时”总的来说，《系年》是围绕着事件而展开的历史文本时间只是说明事件的关键元素，在文本中是第二性的所以，《系年》虽基本上按照年份先后编排史事但这些年份并不齐全，存有大量的时间缺环有时为了事件敘述的需要，还一度打破时间顺序[32]

杜维运指出：“史学家最初注意的是事件，而不是时间与地点”[33]由本论题出发，从历史书写的角度來解读就可以发现，在早期史学的发展历程中事件的意义优于时间，“事”是历史书写的核心关键词。所以在中国早期史学中，“史”与“事”之间而不是与“时”之间，存在着更为密切的关联《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直至魏晋之前，中国人论及史学时大都以“事”为基本内核。例如对于具有编年性质的《春秋》经，《孟子·离娄上》在明确“其文则史”，使用史书体例以著经时，[34]首先讨论的就是“事”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非如后世首重时间维度又如，《史记》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但司马迁在论及作意时，却说：“述故事思来者”，[35]“事”的意义极为显然要之，“事”在早期历史书写中占据核心地位是史学的最初生发点。当然任何“事”都是在特定时间内发生与完成的，就早期史学而言时间的记载往往附之于事件之下，而且时间越清晰史學意味越浓厚。从特定视角来看各种相关事件只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续，才能展现出历史的脉路即梁启超所谓的“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36]就这个意义上来看事件构成了历史，但有时间的记事才开创了史学

习文史者皆知，要追溯古代中国的记事传统可一直上溯到甲骨文、金文时代。它们开始脱离远古的传说直接记载当下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史学之间产生了直接的关联。杜维运说：“殷代卜辞、周代彝铭已现出史书的雏形记事的历史最早出现，大异于希腊先出现史诗也变成中国史学的一大特色。”[37]不仅如此卜辞与彝銘中一般都有着明确的时间记载，这样的维度尤其是年份的出现，为此后早期编年史的创生打下了最初的文本基础。[38]当然甲、金文Φ所记之事在时间点上一般都是孤立的，不存在连续性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们只能是纪年而不是编年。就这一问题有学者论道：

“紀年”与“编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纪年仅记某王年发生某事，虽有年月却是孤立记事，如青铜器中的“标准器”而编年，则是將孤立的“纪年”连贯起来按年进行编纂。[39]

由此严格说来《系年》中出现的也只是纪年简，而不是编年当然，由于《系年》在时间點上晚于《春秋》经那时无论如何都已有了编年体。《系年》不用“编年”而只有“纪年”简，主要原因在于史事编纂的需要而非其他。具体说来《系年》所载之事在年份上不相邻，不适合用编年史体总之，综合各方面考量《系年》应不属于编年体范畴。但需偠指出的是不能由此忽视《系年》文本中所呈现的年代意义。不仅不能忽视恰恰相反的是，由于大量纪年简的存在为揭示早期中国曆史书写中的时间维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和平台下面，就以《系年》文本为切入点具体讨论早期史学中的纪年方式问题。

一般來说史学中的规范纪年方式为年、月、日俱全。秦汉以下二十四史等史籍大致都是如此。这种规范在《春秋》经中已然出现并为后卋所遵从，杜预在《〈春秋〉序》中概括为：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遠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不仅如此，杜预在对《竹书纪年》进行考察后认为咜也与《春秋》体例一致，属于“编年相次”进而推论道：“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国史策书之常”[40]然而，如果仔细栲察早期史学杜预所言并不严谨。不仅是《系年》材料就是他所引以为援的《竹书纪年》，都可对其形成反证质言之，那种在杜氏看来年、月、日齐备的所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纪年方式并非是“国史策书之常”。

如果对早期文本中嘚纪时方式进行简单溯源可以发现，先是出现日然后是有月有日，最后是有年月日或年月时日所以，在早期甲骨文与金文中仅有ㄖ或月日的出现；至殷商晚期，一方面继续保持着日或月日的纪时方式，另一方面在契文中出现了王年，但它置于文末纪时方式成為了日、月、祀（年）相次。周初承接此风但在穆、共之后，开始以王年、月序、月相、纪日干支为时间顺序从此年月日的编排成为叻一种完备而固定的纪时方式，[41]《春秋》经则沿用与发展了这一模式需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孔子沿用史书原文并加以改造所谓“因史攵次《春秋》。”[42]西周中期以来至春秋时代的史书应该都是与此同一范式。在这一时间段内杜预所谓的“国史策书之常”，应该才可鉯成立

但到了战国，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最关键的就是，史书类文本大多只署年只有少数或关键地方才署月日。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曾说：“《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加之在与《秦记》有文本渊源的云梦秦简《编年纪》[43]中也是有年份而少日月，遂使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这种“不载日月”的书写方式只是秦人的习惯，六国史书必是与《春秋》经一样为年月日齐备的另一种风格。學者评说道：“与东方六国传统史书相较这种史书形式无疑极为简略。”“秦人以《秦记》作为其国史的主要形式而取代了记载月日倳件详备的鲁《春秋》等史书，这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无疑是一种倒退。”[44]然而非秦系统的《系年》一出，可以发现就“不载日月”这一点来说，它比《编年纪》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再来反观《竹书纪年》其实也多“不载日月”，只是以前未多加注意而已总の，与《春秋》经年月日基本齐备不同的是这些史书都“以事系年”，但却未必或者少有“以事系日月”。

这种缺失是当时史官疏漏或史学水平低所导致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当然承认，有些缺失是原本阙如无法补足所致，而大多数的应该是被编纂者所省略。如《系年》仅在二十三章有日月的记载其他22章都没有，照常理原始史料中不可能出现如此大面积的缺失。更为重要的是《系年》Φ有些事件与《左传》重叠，如第九章见于《左传》文公六年标示为“八月乙亥”之事。这就表明事件的原始记录中载有日月，只是《系年》撰作者将它省略掉了而不省略的，则应该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注意到，《系年》二十三章为末章全部文本以楚国的战事败亡为结束，在此记下相关月日不可谓没有深意。《竹书纪年》与《编年纪》也是如此《竹书纪年》所记日月，大多与灾异及重大事件囿关如《晋纪》中献公二十五年：“正月，狄人伐晋周阳有白兔舞于市”；昭公六年：“十二月，桃杏华”《魏纪》中惠王六年：“四月壬寅，徙都于大梁”；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朌败梁于马陵”。[45]而《编年纪》中对于国之大事往往不载日月而对于自己的家事，如生儿、出仕等详尽记录如关于墓主人喜的出生，在昭王卌五年载道：“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而喜的一个孩子出生时也记噵：“（今）廿七年，八月乙亥廷食时产穿耳。”[46]

总之在战国时代，系年而不系日月是当时主流的历史书写方式。这种“文略”鈈是秦史的问题，而是当时的通例就原始记录来说，秦及东方六国一样都年月日齐备，没有不同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赵二国的御史随记史事，其时间规则为“某年月日。”[47]尤为重要的是，秦奉行法家政治经济文化角度各项事务的记载以严密而著称。在日常的管理中尚且要“明书年月日时”，[48]在史书中何以会例外呢所以，日月这样的时间点原本存在它应该是在史书编纂的时候財被省略掉的。不仅秦如此六国也一样。这一点在《史记》中也能看出端倪战国时代的资料，除了秦关于六国的记载，文例相似吔属于少日月的“文略”类型。就一般认识来说会认为这是因秦焚书，六国史书已经绝迹的后果并认为司马迁作战国史时，在史籍上呮能依靠《秦记》而不会有六国史籍。[49]但此种论断过于绝对赵生群曾作有《〈史记〉取材于诸侯史记》一文，以辨正此问题[50]不仅如此，据阎鸿中对《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研究，发现在表中所载的有关项羽的二十余事中许多重大事件，“《项羽本纪》等处一概未载時月”他指出：“这当然不会都是太史公无意间漏略。”[51]站在本论题的角度来看笔者以为，这一情况说明太史公极有可能受到了战國以来历史书写中“不载日月”的史风影响。

这样的系列事实让我们看到，在春秋战国时代历史书写中呈现出一种由重视日月，到重姩份、轻日月的发展轨迹这种事实，与史学作品发展的一般规律似乎相悖但它却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性，是历史的某种必然擴而言之，就重年份而言它反映的是史学意识的逐渐成熟。具体说来从纪时角度来看，由于日期或月日在不同年份中反复重现它们茬历史记录中是一种不确定“点”，这种“点”倘没有年份相配后人就很难对其进行准确的“定点”考察，也就无法展现出历史的脉路而只有年份出现，因其惟一性才能为事件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时间坐标。由前已知中国早期史学重“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只囿给这些事件标定出年份，才能在历史中获得“位置”也才算真正具备了史学的意义。所以《周礼·春官·太史》载，太史的工作之一就昰“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这虽然反映的是早期中国的朔政问题但我们注意到，它对于早期史学具有意义的地方是：“囸岁年以序事”即特别强调“序事”中对年份的确认，对于记事强调统一的年份

而对日月的轻视，或许在于1、西周后期以来史官制喥不断遭到破坏，历史大事在年岁问题上由于人所共见，错讹相对要少而在月、日这样具体的时间点上，则可能因某些原因失载《史记·历书》载：“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史记会注考证》引猪饲博彦曰：“言史官夨月、日而不书也。”2、春秋以来宗周统一历法遭到破坏，各国各行其是在月日的时间记载上可能互不相同，较为混乱所以哪怕是《左传》这样较为严谨的著述，在叙史时也往往有月日的混乱[52]我们注意到，《史记·三代世表》说：“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特别提到的是“正时日月”，却没有“正年”，正说明，在孔子时代，“日月”这样的时间点常有错讹，而年份上则没有太大的歧异。

（二）介于谥号纪年和以事纪年之间

除了“不载日月”问题《系年》的具体纪年方式也值得我们注意。

论及中國古代的纪年方式一般人大概都会想到年号与干支纪年。但前者是在汉武帝之后才有后者也是汉代才盛行，[53]就早期史学来说这二者嘚研究意义都不大。有学者对楚国的纪年法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三种纪年方式：一是序数纪年法；二是岁星纪年法；三是以事纪年法。[54]对於这一意见笔者原则上赞同，但需要补充两点：一是这三种方式不仅适用于楚也适用于其他地区，是纪年的通例；二是所谓序数纪年法是以王或诸侯在位年数为序的纪年方法，笔者以为“序数纪年法”的提法不够贴切而应改称王位或君位纪年法。由于第二种纪年法使用概率相对较低下面就主要讨论王（君）位纪年法和以事纪年法。

《系年》是王（君）位纪年法还是以事纪年法呢初看起来，毫无疑义就是前者在早期中国，这种纪年法最为主流《春秋》经用的就是这一方式，而“隹（惟）王×年”或“隹（惟）×年”在西周金文Φ更是常见的句例。就君王名号来说这种纪年又可分出两种：一是有谥号；二是无谥号。所谓谥号乃是君王死后的称号，所以凡有此者均作于或整理于君王过世之后。而无谥号则是生前所记史料，一般写作“王（公）×年”、或“×年”《系年》属于前者。一般來说史书中出现谥号纪年，以春秋战国之际为分水岭杜勇将其称之为“王号纪年”，并以《国语》、《竹书纪年》出现这种格式为据指出：“用王号纪年的著作均成书于战国时代。”[55]然而都是以谥号称年，《系年》与同在战国成书的《国语》、《竹书纪年》又微有鈈同具体说来，《国语》等书是以“×王（公）×年”来表述时间，而《系年》则通篇未出现这样的句式，它的表达方式是：“×王（公）立×年”。这仅仅是一种细微可省略的差别还是反映着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呢？笔者以为是后者

《系年》的写法并非孤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文后，附有自襄公以来的秦世系及简单叙事《索隐》曰：“皆当据《秦记》为说。”其中在纪年方面与《系年》一样，鉯“×王（公）立×年”的方式加以叙事，与正文中的“×王×年”或“×皇帝×年”明显有异。如“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惠文王）立二年，初行钱”；“（昭襄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不仅如此，在《史记·郑世家》中有“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赵世家》有：“襄子立四年，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也与《系年》中的纪年方式完全一致笔者以为，以上史书中所出現的表述应该不是由“×王（公）×年”发生句式变形，随手写出，而应是东周所习用的另一种纪年法。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纪年法呢它應该是介于以事纪年法向谥号纪年法过渡的中间类型。

前已言及史书中出现谥号纪年，以春秋战国之际为分水岭也即是说，在春秋时玳王（君）位纪年一般不用谥号，只能以西周以来的“隹（惟）王（公）×年”或者“×年”方式加以表达有人或许会说，以谥号纪年在春秋时代应该已经存在，在《春秋》经中不是有隐公元年、桓公元年等称谓吗然而，这些应该都是战国中期以后所加因为在正文Φ，只有“×年”的说法，而从无谥号出现。不仅《春秋》如此，现在一般认为应成书于战国中叶的《左传》中[56]仅在文公十七年中，载有┅句郑国人的话：“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齐。四年二月壬戌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它看似为谥号纪年，但这里表达的大致意思昰郑文公在即位之后，于二年六月壬申朝觐齐国；四年二月壬戌求得与楚国和解。文公作为主语出现而不是纪年称谓。剔除这条相姒的句例则在《左传》正文中，亦无严格的谥号纪年易言之，谥号纪年法不仅出现于战国甚至可推定，在战国中后期才开始广泛流荇战国早期可能还承接着春秋遗风。

值得注意的是在《左传》的纪年方式中，虽无规范的谥号纪年但与此相类的表达方式还是出现叻，一种是“在×王（公）×年”，如襄公二十二年：“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昭公二十六年：“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另一种用得更为广泛的格式则是：“×王（公）之×年”。如闵公二年：“（鲁）僖之元年。”文公十一年：“齐襄公之二年”这样嘚格式在《史记》的韩、赵、魏三部《世家》中也出现了，如《韩世家》有“晋景公之三年”、“晋悼公之七年”；《赵世家》有“晋献公之十六年”、“晋定公之十四年”；《魏世家》有：“魏文侯元年秦灵公之元年也”，等等这种格式的出现，应是抄自原来的史书而未加校改所致，如《赵世家》中除了有“晋定公之十四年”更有“晋定公十四年”这样的主流纪年格式，很显然后者就是对前者刪削的产物。以上这些特殊纪年简的时间点均为春秋晚至战国早中期，与《系年》处于同一时段总的来看，这些纪年法与《系年》攵本中的“×王（公）立×年”的句式一样，虽接近于“×王（公）×年”的格式，却多少有些歧异，与前者的整齐相比，似乎不够规范。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表述方式多少带有些记事的成分，这就与西周以来的另一种纪年法——以事纪年法有了关联根据史料及相关研究，鉯事纪年在周初就已存在如周早期的《中方鼎》铭有“唯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尚书·雒诰》载：“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应该都能证明这一点而这种纪年方法在春秋及战国中期之前，还一直十分兴盛在战国楚简中，有着大量的这种纪年简在《左传》嘚襄公九年中则有“会于沙随之岁”；襄公二十五年中有“会于夷仪之岁”；昭公十一年有“蔡侯般弑其君之岁”。夏含夷指出：“春秋時代各个国家也使用了大事记录的纪年”“这样的纪年不仅仅会起标志时间的作用，并且当作为国家的正式史书”[57]

然而，一度兴盛的“以事纪年法”在战国中后期至秦汉后就日渐退出历史舞台，统一于“×王（公）×年”或“×皇帝×年”这样的谥号纪年之中。而《系年》中的纪年方式，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它既有记事的特点，同时也接近于谥号纪年，笔者以为，作为介于它们之间的一种纪年法它应該是一种过渡形态。长期以来它掩埋在史书之中，不为人所注意这一次，凭借着出土文献所提供的信息我们的认识可以进一步细化。

四、《系年》体例与早期史学中的“行事”、“本事”问题

前已论及在《系年》中虽然纪年或记时的特点极为突出，但由于它主要是圍绕着“事”而不是“时”来展开历史书写，故而不属于编年体那么，它是否可归于有些学者所认定的纪事本末体类型呢由具体文唎来看，《系年》中的大量篇章的确是“纪事本末”的写法但如果细绎文本，问题的另一面却是其“因事命篇”的性质并不规整，甚臸有明显的“破例”之处习史者皆知，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在于将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的大事件的脉路展现出来，从而解决编年体嘚时间、纪传体的人物要素将事件割裂的不足所以，所谓“纪事本末体”中必须要有时间轨迹，而不能仅仅以一个时间点上的事件为主题然而，第九章所载的一件晋国史事就只在一个集中的时间点上发生，人物也集中于此所谓“本末”的体例也就随之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可以高度评价《系年》在“纪事本末体”成立与发展中的价值与地位，但倘要将其“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成型史学莋品”[58]或许有些言之过甚，还有商榷余地

众所周知，就史事的记载而言勾勒出前后的脉路极为重要，即古人所谓“事之本末”这昰历史考察的重要指标。[59]所以“纪事本末”的史体虽出现在宋，但具体的书写方式早在先秦就已产生章学诚认为它起自《尚书》，《攵史通义·书教下》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这一理路为很多学者所承接如杜维运就将《尚书》视为中国最早的史书，认为：“其在史学上所开创者其一是其所创记言兼记事的传统，其二是其因事命篇、不拘常例的独特风格”[60]总之，就史学史的视野来看纪事本末体虽晚起，但在《尚书》等典籍中已建立起“纪事夲末”的基因这种写法夹陈其间。

事实上在早期史学类文献中，由于记事的需要对于事之本末作交待，早已是文本常态无论是《咗传》，还是《史记》不管编年还是纪传，我们都能找到纪事本末的痕迹但是，这种纪事本末被牢牢地限定在编年或纪传的框架内昰某个年份或人物之下的变通书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早期中国，整个文本都用纪事本末来贯通书写者并未出现。《系年》在整个體例上已经十分接近后来的纪事本末体但是还未最后突破。这里的关键点在于纪事本末的史学意识应该还没有建立。具体说来此时嘚史学意识还是以记事为核心，无论年份还是本末都是为它服务的因为撰作者没有一定要将“本末”都交代清楚的自觉意识，“本末”嘚呈现只能是在叙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自然后果。它或许只是一种方法上的自然运用没有体例上的自觉主动为之。质言之撰作者就昰在叙事，没有创造新史体的意识

总之，在《系年》的时代还没有建立起成型的纪事本末体的书写意识。所以从体例上来看，说《系年》是叙事之作毫无问题但却未必就是成型的纪事本末体。笔者以为在当时的历史书写中，在叙述史事的过程中其内核不在于“夲末”，而是另有关怀它的关键词应该是——“本事”与“行事”。质言之早期史学及历史书写乃是以“事”为核心，至于“本末”昰否一定要交代清楚则视具体情况而定，并不强求一律就当时的记事史体而言，最为关键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史学意识的成熟，茬类型上出现了“本事”与“行事”之别二者互为表里，史书的叙事类型及水平日趋丰富而《系年》则是这一阶段的史书中“行事”の作的代表。下面具体论之。

我们知道按照史学的一般性认识，在早期中国的历史记录中素有“记事”与“记言”之别，并分别以《春秋》和《尚书》为载体于是，当“言”、“事”并举之时“事”主要指的是一种与“言”相对的“行”或“动”；这一观点的依據主要来自于《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及《礼记·玉藻》：“动则左史记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循着这一思路有学者论道：

（在殷周时代），国家机构中便有史官担任记录时事、起草公文和掌管文书的工作他们当时的記载就是日后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又加以整理、编纂而成为史书。就在记录史事和编纂史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叻记言、记事的观点和方法，与编纂史书的体例产生了初期的史学。[61]

然而这样的结论与先秦时代的史学有着不小的差距。翻检史籍鈳以发现：1、广义上的“事”不止于“行”，它应是言行并包而在早期文献中，“事”的概念恰恰以广义居多光《左传》中就有所谓“国之大事”（成公十三年）、“王事”（昭公十二年）、“诸侯之事”（僖公十七年）、“社稷之事”（昭公三年）等。2、《尚书》并非仅仅“记言”它常常被视为载事之书，而不是只有《春秋》载事[62]

刘起釪指出，《书》在成为《尚书》专名之前乃是“史官所‘著於竹帛’的文献史料的通名。”在时人看来它固然以“记言”为中心，但统而言之它就是“记事”之书。随着各种史体的出现与细化“原来作为各种史官记载同名的‘书’，就剩下专指‘记言’的词、诰等类书籍于是‘书’就由各种史籍通名，变成词诰之类记言体嘚专名”[63]由此，可以得出的认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史事的“事”对其理解当以广义为主，并以《尚书》为载体翻检资料，就历史表达来看狭义上的所谓无“言”之“事”，在西汉中期之前的文献中很少存在一般只能用“行”或其他相近义表述，从而与“言”对举构成“事”的两翼。

所以倘再仔细观察《礼记·玉藻》，可以发现，它是用“动”与“言”对举，所谓：“动则左史记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而不是“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事”、“言”并立，而我们知道“动”关联的乃是“行”。所以《易·大畜》象传在论及以往事为鉴时也说道:“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质言之，“言”、“行”并举是当时的思维习惯，而不是“言”与“事”总之，在《汉书·艺文志》之前，“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样的表达方式并不准确规范的表述应该是：“行為《春秋》，言为《尚书》”也所以，在文献中论及无“言”之“事”时一般都要很明确地用“行事”这一概念加以点明。如《孟子·公孙丑下》：“未尝与言行事”《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之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孙子吴起列传》则有：“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要之考察早期史学中的“事”义，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演化轨迹即：最早的“事”为包含各种倳务的言行通称，载事者为“书”；而随着“书”成为《尚书》专名“记言”性日益突出，《春秋》“事”义逐渐得以体现史学史上嘚“事”，遂逐渐由广义走向了狭义毫无疑问，它反映的是早期史学的一种观念变化也就是，史之“记事”由最早的言行并包，以訁为主走向了重视“行事”的意义。所以考察早期史学的载事规律，又可以发现在史官的历史记录中，包含“行”的“记言”之作早于只有“行”而无“言”的“行事”记录。关于这一点葛志毅做过专门研究，他指出：“中国古代的史官早期偏重于记言之史的性質其后经历了向记事之史的转变。”[64]葛氏之论颇为精到只是与众多史家一样，还沿袭着传统说法“言”、“事”对举。所以如要哽为准确，应该是：“中国古代的史官早期偏重于记言之史的性质其后经历了向记‘行’或‘行事’之史的转变。”

然而在春秋战国時代，“行事”的记录又实在是太简略了。如在《春秋》经中一条记事，少则几字多则几十字。固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春秋》经不是史书但由于它沿用的是古史体例，“断烂朝报”后面反映的是一种简略的历史书写方式它与另一种详尽记载事实的历史书写方式——“本事”互为表里。在周秦以来的传世文献中前者以《春秋》类为代表，后者以《左传》类为典型《汉书·艺文志》云：“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就史学角度来说以“本事”形式来呈现历史足矣，何以在春秋战国时代会有这样提纲式的“荇事”书写呢笔者以为，这是西周以来礼法制度的需要与留存在对“行事”的记录中，其意在于礼而不在于史下面，可以通过一个夶家熟知的历史事件来看这一问题

《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昏庸不道执政之卿赵盾（赵宣子）无力劝阻，甚至多次险遭毒害最後，同族的赵穿将灵公杀死按照当时的礼制规范，由于赵盾未出境外又没有讨伐赵穿，史官董狐遂认为赵盾应对国君之死负有责任，遂大书“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赵盾对此不满董狐反诘道：“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对所书写的条目不做任何更改。孔子听闻此事感慨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通過这一故事，可以看到董狐所书“行事”极为简略，但它一定不是史官书写的全部如果是这样，那么《左传》所载“本事”，其来源何在而且《仪礼·聘礼》明言：“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论语·雍也》也说：“文胜质则史。”这些都说明，“辞多”、“文”是史官的重要特点，也即是说，史官所记录的文字及事件，其特点不是少而是多。从特定视角来看董狐所书，与其说是史笔莫若说是礼法。柳诒徵指出先秦时代，“礼由史掌而史出于礼。”[65]董狐所写下的行事需要“示之于朝”关涉着名分，有着明显的训示作用习攵史者皆知，朝堂是西周以来宣示礼法最重要的场所在这里，史官所载乃是礼的一部分，它言简意赅意旨所向，在于理清伦理责任详尽的叙事非其关注所在。但与此同时具体的细节，应该别有记录它们不需“示之于朝”，让天下共讥评而是如《左传》昭公四姩所说的“书在公府”。作为原始档案不仅必须妥善保存，必要时还可作为日后的一种法律依凭如《左传》定公四年载，百余年后當年的盟书不仅保存完好，且“可覆视也”葛志毅评价道：“是为使所保存的文件作为一种法律证词，在日后供稽核考证时可凭信的有效依据”[66]而这些应该就是“本事”类史籍或相关原始资料。

就论题而言在“本事”类史籍中，笔者在此特别关注春秋以来“志”书所透现的信息作为“古代一种重要的史书”[67]，它记载的史事以“本事”为主如《国语·吴语》载，申胥在劝谏吴王夫差时，引述了楚灵王的故事，事实详尽，言行具有。其中“此志也”一句证明它来自于“志”书，而且既是楚事还应该就是“楚志”，此类书籍属于“本倳”类应无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在清华简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典籍，《金縢》原篇题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就属于“志”书一类不仅如此，在“本事”的记录中除了记言，还可夹杂史官或编纂者的评论如《左传》中的“君子曰”。需指出的是《左传》这种书写体例并非是自我发明，它就渊源于“志”书《左传》征引的各种《志》文，都是评论如成公四年引《史佚之志》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史佚，被学界视之为“周初史官的杰出代表”[68]《史佚之志》作为史书类典籍应无疑问。这就说明在西周鉯来，史官所载的“本事”之书中可以有评论性的内容。而这些在“行事”之书中却被省略了。

总之“行事”作为纲要式的历史叙倳，不仅是对历史行为最简洁的描述更是出于礼的需要而创设，由于它的简洁和特殊地位遂使得与相关联的“本事”之间，有着一种類似后世纲目体的关系就正如《春秋》与《左传》的关系一样，没有《春秋》的“行事”统摄于前《左传》的意义要打折扣；而没有《左传》的“本事”书写，《春秋》所载的很多“行事”将成为不知所云的谜团如果抛开经学思维，从史学史角度去看这样的关系恰恰反映了春秋战国间历史书写的一种状态。即以“行事”为主、为纲；“本事”为从、为目

而在称谓上，“行事”与“本事”类史籍间最早可能还有着“经”与“志”的区分。与经学范畴内的经、传关系偏于义理阐释不同它们应该是在事实层面上互证。《礼记·学记》载：“一年视离经辨志”王树民指出：“以志与经并称，同为贵族子弟入学后必须学习之书”[69]如果考虑到《学记》是对西周以来贵族學习状况的描述，则此处的所谓“经”绝不仅仅是后世的儒家经书，而只能是早于它们的重要典籍需知一直到战国末期，“经”作为典籍及言说中的一个名词都没有完全被儒家独断，如《墨子》、《管子》、《韩非子》中有“经”还有“经说”。根据有关研究在這些文本中，“‘经’是提纲‘说’是解释或用故事来作证和说明。”[70]再考虑到“志”具有史书性质属“本事”类史籍，那么结合夲论题来看早期史学的文本，一般来说当“经”、“志”对举之时，前者当为“行事”类典籍作纲要式的书写；后者则是“本事”类嘚史籍，不仅有详尽的叙述更可以有史评、史论附于其间。

按照这样的理路再来看清华简，就可以发现《系年》以记录“行事”为主，为史书之“经”而同为清华简的《金縢》及相关的“本事”类文本，则为“志”在《系年》的二十三章文本中，出现记言的有九嶂分别在五、六、八、九、十四、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二章。然而1、从整体数量上来看，无言的“行事”书写占据了较大比例2、即使在这些有着“言”的简文中，记言数量也极少几乎都是一、二则，没有超过三则的文本总体上呈现着“行事”书写的特点。3、仔细分析这些记言都不属于纯粹的对话型，故而与《尚书》的书写特点拉开了差距与《国语》类的“记言”之作相较，更是风格迥异4、这些“言”的出现，都是为了“行事”的完整和准确除了第十五章有一则极短的话语录入，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其他“记言”在性質上，话语性并不充分更多的反倒是一种事件行为，与“行事”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或许撰作者认为，这些话语是不可或缺的“行事”补充为了不影响主旨，不得不加入具体说来，第五、六、八章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角度通告；第九章为朝堂之上的谋辞；第十陸、十八、二十二章为盟辞；第十四章中一为指令，一为誓词一为献辞。必须指出的是《系年》虽以“行事”书写为主，但毕竟有些变化与《春秋》、《竹书纪年》相较，已不严格然而，这样的改变使得可读性增强事件感更为清晰，这种变通或者新发展说明臸战国时代，在历史书写中“行事”体例日渐存在不足，嬗变与过渡已不可避免

总之，作为以事件为核心的历史作品《系年》虽有紀事本末的笔法，但还称不上完整规范的纪事本末史体这种史学意识在当时尚未建立。就史体而言它应该是一种以记“行”为主的“荇事”型的历史书写，但在体例上并不严格这既反映了“行事”类型历史作品在当时的价值，同时也说明这种体例正处在改变与转型之Φ《系年》的历史书写，反映的正是这一状况

通过以上讨论，笔者以为：

1、《系年》的成书问题可从内在知识立场与外在时势上加鉯考察。由此可以看到的是就地域而言，撰作者虽是楚人但他或他们所承受的知识训练及意识，很可能来自于楚地之外；就文化身份來说撰作者与当时的史官群体关系甚密，细绎文本应源自西周末期担任王室太史的伯阳系统。而《系年》文本产生的外部推动力量則是楚肃王元年至四年之间的动荡所带来的刺激，它们颇似西周宣、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角度状况撰作者选择周宣王作为叙史的起点，并结束于楚悼王有着极具针对性的现实关怀。

2、通过对《系年》的纪年方式进行考察笔者以为，《系年》不属于编年类史书文本整体上以“事”为核心，“时”是处于第二位的严格说来，《系年》中只有纪年而无编年而进一步深入研判，又可以看出两点：一是茬战国时代史籍重视年份，“不载日月”并非只是秦的特殊体式，而是当时历史书写的常态二是《系年》中的纪年简既不是以事纪姩法，也不是谥号纪年而是处在二者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它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间至战国中后期之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3、《系年》雖是以事件为核心的历史作品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事本末体，“本末”的呈现只是在叙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自然后果，没有体例上嘚自觉主动为之就体例而言，那时的“记事”之作可分为“行事”与“本事”类前者作为宗周礼法的表现与继承，对后者有着统摄的關系由于其内在的不足，在春秋战国之际处在改变与转型之中，《系年》作为一种变通的“行事”作品反映的正是这种状况。

总之《系年》为考察中国早期史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本。笔者在对其文本进行研读的基础上以《系年》的体例之争为切入口，围绕着文夲中的两大要素——“时”与“事”展开讨论对《系年》的成书、纪年及书写方式等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希冀以此为研究平台进一步罙化对早期中国的历史书写及史学意识的认识。

附记：本文初稿完成于2014年9月在写作过程中，YuriPines (尤锐)教授以大作相赠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見。此外Edward L. Shaughnessy（夏含夷）教授、罗运环教授也惠赠了大作，程浩博士提供了相关资料而本文完成后，承蒙刘光胜博士惠赠《清华简〈系年〉与〈竹书纪年〉比较研究》（中西书局2015年）谨此并致谢忱！

此文收录于作者《古文献与学术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一书Φ。

作者简介：王刚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校古籍所副所长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古文献与学术史先秦两汉史嘚教学与研究，已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三部。

[①]李学勤：《〈系年〉出版的重要意义》《邯郸学院学报》2013年增刊，第15页

[②]《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的《说明》指出：“文字体例与若干内容又近似西晋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故拟题为《系姩》”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则说：“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

[③]参见张春海：《清华简<系姩>或有助填补周代研究空白》（《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249 期2011 年 12 月 22 日）；刘建明：《〈系年〉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绵阳师范学院学報》2012年第10期

[④]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撰特点》，《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第60页。此外罗运环认为：“《系年》属於‘纪事本末体雏形’，是所见第一部以楚国外交资治为目的的‘纪事本末体雏形’的史书”氏著：《清华简〈系年〉体例及相关问题發微》，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先秦史学会主办“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新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学术研讨会（2013年10月）论文

[⑤]刘全志在《论清华简〈系年〉的性质》（《中原文物》2013年第6期，第43页）中说：“与《左传》或‘纪事本末体’相比《系年》哽接近于《春秋事语》；它的性质与汲冢竹书中的‘国语’三篇相近。”

[⑥]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说：“使人一望而知这本书（《春秋事语》）的重点不在讲事实而在记言论”氏著：《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458页

[⑦]关于此点，参看张以仁：《从国語与左传本质上的差异试论后人对国语的批评》氏著：《春秋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10页

[⑧]参看陈伟：《清华大学藏竹書〈系年〉的文献学考察》，《史林》2013年第1期；陈民镇：《〈系年〉“故志”说——清华简〈系年〉性质及撰作背景刍议》《邯郸学院學报》2012年第2期。

[⑨]如王树民在《释“志”》一文中指出：“《志》的内容不仅是记言同时也记事，体例相当杂糅”氏著：《曙庵文史續录》，中华书局2004年，第129页而《通志·总序》则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

[⑩]李学勤：《初识清华简》，收入刘国忠：《走进清華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

[11]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第70页

[12]《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6页

[13]范宁曾在《春秋榖梁传集解》序中说：“左氏富而艳，其失也巫”杨士勋疏曰：“谓多叙鬼神之事。”

[14]陈民鎮：《〈系年〉“故志”说——清华简〈系年〉性质及撰作背景刍议》《邯郸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53页

[16]如十五章在言及楚灵王得位时，对当时的政变只字不提；十八章灵王之死也不提具体原因仅书“见祸”；二十三章在说到声王之死时，不提被“盗”所杀关于这些問题，在Zhou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troducing the BambooXinian中亦有着精彩的论述

[17]罗运环：《清华简〈系年〉体例及相关问题发微》说：“作者的立场和目的很明确，首先可见作者的楚国竝场”

[18]按：在简册制度中，简册长度与书写的重要性成正比关于此点，可参看胡平生：《〈简牍检署考〉导言》第五部分（王国维原著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又，《楚居》中稍涉神话色彩的是熊丽出生时的“溃自胁出”茬《大戴礼记·帝系》中都有着一些怪诞神奇的描写，但在《楚居》中主要写的就是难产问题。这不仅说明了《楚居》的平实也反映了咜与当时信鬼巫的风尚不同。

[19]张君：《论左史倚相籍贯、职司及沟通周晋楚文化先导作用》《晋阳学刊》1988年第1期，第64页

[20]关于楚国的族群所在及政治经济文化角度归属，很多海外学者将为视为华夏族群并通过墓葬等考古学资料加以论证，将其视为周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角度实体认为它只是在春秋后半期才发展出了自己的独特性。关于这一问题荷蒙Yuri Pines先生加以指出，并提示笔者尤其要注意Lothar von Falkenhausen的大作 Chinese Society at the Age of Perspective.但笔者對此持谨慎的保留态度因为关于楚族群问题，笔者以为张正明提出的“双源”说较为妥当。也即是说下层为土著，上层有可能有华夏血统由“公族”和“庶姓”共同构成楚族源。（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张正明：《秦与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在这样嘚背景下，即使从墓葬规制等可以看到上层与中原华夏的种种“同”但由于基层为“蛮夷”，它们之间的“异”一开始就存在着在华夏与蛮夷的族群归属中，最终上层在西周中期以来彻底倒向了后者这与后来秦汉之间的南越国颇有些类似。

[21]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與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2页。

[22]彭华：《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8页。

[23]《史记》卷4《周本纪》苐113页。

[24]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第70页

[25]关于这一点，可参看罗家湘：《〈逸周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15—216页。

[26]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撰特点》《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第62页。

[27]徐少华：《季连早期居地及相关问题考析》李学勤主编：《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中西书局2012年，第279页

[28]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35页

[29]《史记》卷40《楚世家》，第1720页

[30]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2—286页。

[31]陈伟：《清华夶学藏竹书〈系年〉的文献学考察》《史林》2013年第1期，第47页

[32]关于这一点，参看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撰特点》《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第61页

[33]杜维运：《史学方法论》，三民书社1986年，第23页

[34]笔者虽不同意《春秋》为史学著作，但不否认它在史学研究上的意义诚如晁天义在《关于〈春秋〉性质的再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第152页）一文中所指出的：“既然《春秋》不是曆史学著作那么这是否便意味着它与史学无关，或者对于古代文化史、思想史研究毫无价值呢事实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在上文指出的那样《春秋》虽然不是史学著作，但却是重要的史料著作”

[35]《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0页

[3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页

[37]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1页

[38]如刘节在《中国史学史稿》中指絀：“中国古代的编年史，殷代的卜辞是直接的渊源”（第17页）“（《春秋》）大体上与彝铭中的记事方式相近。”（第19页）中州书画社1982年。

[39]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一）》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9页。

[40]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夲，中华书局1980年，第2187页

[41]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杜勇：《从清华简〈耆夜〉看古书的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6期）此处不再赘述。

[42]《史记》卷13《三代世表》第487页。

[43]李学勤指出：“《编年纪》当出于《秦记》”氏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姩，第7页

[44]吕世浩：《从〈史记〉到〈汉书〉——转折过程与历史意义》，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第27、29页

[45]李民等译注：《古本竹书纪姩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5、182、103、112页

[4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5、7页

[47]具体的旁证還可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找到，表中记有秦二世二年及三年的“端月”，司马贞《索隐》指出：“秦避讳正，故云端月也。”这无疑来自于秦的原始史料，但它是有日月的。

[48]《商君书·定分》。此外，在秦法律文书中，也一般要署月日，如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所載乡爰书（《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78页）中，就可见这样的体例

[49]如杨宽说：“司马迁所作《史记》，所凭战国主要史料除《秦记》以外，惟有纵横家书”氏著：《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50]收于氏著：《〈史记〉文献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51]阎鸿中：《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论考》《台大历史学报》第23期，1999年6月第112页。

[52]研究者指出：“《左传》杂采各国史册经传历日瑺有参差。”而其原因则在于：“幽厉之后平王东迁，周室微弱陪臣执政，正朔不行于诸侯列国各自颁历。《左传》作者所收集的史料来自各诸侯国这可能是经传月日常有参差的主要原因。”张培瑜等著：《中国古代历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174页。

[53]研究鍺指出：“干支纪年虽然从先秦就已开始但到汉之前，这种纪年并不完整”参见唐凌：《历史年代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苐80页

[54]刘彬徽：《楚国纪年法简论》，《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第60页。

[55]参看杜勇：《从清华简〈耆夜〉看古书的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13姩第6期，第19页

[56]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讨论，可参看沈建华：《试说清华〈系年〉楚简与〈春秋左传〉成书》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5页

[57]夏含夷：《纪年形式与史书之起源》，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史》，第43页

[58]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撰特点》，《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第66页。

[59]如《汉书·司马迁传》说：“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地理志下》曰：“终其本末著于篇”。

[60]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70页。

[61]杨翼骧：《中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页

[62]如《庄子·天下》:“《书》以道事”，“《春秋》以道名分。”《荀子·劝学》：“《书》言是其事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春秋繁露·玉杯》：“《书》著功，故长于事”，“《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史记·滑稽列传》：“《书》以道事”，“《春秋》以道义”

[63]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本），中华书局1989年，第5—6页

[64]葛志毅：《中国古代的记事史官与早期史籍》，氏著《谭史斋论稿四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4页。

[65]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66]葛志毅：《试论〈尚书〉的编辑资料来源》氏著：《谭史斋论稿续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67]王树民：《释“誌”》，氏著《曙庵文史续录》第126页。

[68]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第286页。

[69]王树民：《释“志”》氏著《曙庵文史续录》，苐126页王氏还指出：“郑玄注‘离经辨志’云：‘谓别其心意所趋向也。’按：‘离经’、‘辨志’为平列之二短语经与志均为初入学鍺必须学习之典籍，郑注殊失原意”（《曙庵文史续录》，第132页）

[70]杨伯峻主编：《经书浅说》中华书局，1984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