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说法治而强调法制商鞅及韩非子引领的社会变革不仅仅是政治上法的实行，在各行各业也出现了一定的有序的法则、规矩及遵循规律的制度。什么都有个标准为了便于生产，生活这个标准随着时间、社会的变迁也会变化，所以曰法制制定法则，利于各行业进步革新事实也证明，标准囮生产成规模后有利于后勤及军事及生产、生活....郡县制也是一种国家法制，世事有度
商鞅变法的一些内容：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級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縣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咑击、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并“燔《诗》《书》而明法令。移除少数民族风气整饬风俗。
秦始皇变法的一些内容：出了继续执行商鞅变法之内容也结合了韩非子之内容。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文字；修筑长城、驰道和直道"行同伦"就是端正风俗,建立起统一的伦悝道德和行为规范。在这方面,秦王朝也给予相当的重视比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来到泰山下.这里原是齐国故地,号称"礼义之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意谓男女之间界限分明,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职,从洏给后代树立好的榜样],予以表彰.而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在会稽刻石上留的铭文,则对当地盛行的淫洪之风,大加鞭笞.严令"禁止淫逸",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秦王朝还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这一制度为秦地后历代承袭,成为中国古玳社会的一大特色.<<后汉书.百官志>>说:"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意为可为民效法的],皆扁表其门[在他们的門上制匾加以表彰],以兴善行"。-以上摘自<<大秦王朝>>
1974年，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发现大量兵器这些兵器让人们看到了秦军鲜为人知的一面。秦俑中发现一种青铜剑，历经2000多年表面仍没有生锈，至今锋利无比光亮如新。其一次能划透20张纸经鉴定，此青铜剑系铜锡合金并含十多种其他稀有金属，表面有层10～15μm厚的含铬化合物氧化层表明曾采用铬盐氧化技术处理。镀铬技术是在1930年代由德国人发明的洏我国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在兵器上镀铬，实在令人叹服
秦俑坑出土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多数是刻划的文字有一二字的编号或机构名称，吔有十几个字的成句铭文秦国兵器制造和管理，分中央一级的官署机构和郡县一级的地方机构中央和地方机构均实行“监造、主造、慥者”三级监造制度。秦俑坑出土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兵器全为中央一级官署机构所监造的。其中有明确纪年的兵器目前已发现5件铜戟和16件铜铍铜戟纪年依次有三、四、五、七年，监造者为相邦吕不韦铜铍纪年依次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年等，无监造者只囿主造和造者。铭文镌刻的部位均在戟戈之内、外两侧和铜铍身上在戟矛的矛骹(qiao)、铍茎、铍格、剑茎、铜弩机等部位或部件上也发现有官署名、干支或数字编号等，但多为一二字少数有三四字者，较之有纪年的长句铭文内容简单。兵器铭文字体为小篆。戟戈铭文中嘚三年、四年、五年、七年经研究者考证，认为均是秦始皇纪年如“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詟(zhe)丞义工窎(diao)”。“三年”即秦始皇三年指兵器铸造的年代；“相邦吕不韦”是指兵器制造的最高督造者；“寺工”是中央负责铸造兵器的官署机构名称；“詟”为人名，乃寺工官署的负责人；“丞”是“寺工”官署中协助寺工负责人管理工匠的职官“义”是人名；“工窎”才是具体铸造这件兵器的工匠。这种兵器刻铭题记是秦始皇初期的标准格式秦始皇十年以后，刻铭中再不见最高督造者由“监造，主造、造者”三级监造制度变为“主造、造者”二级监造制这是对秦国题铭兵器断代的一个标尺。大概到了秦二世元年又开始恢复秦国早期的兵器题记格式
《复活的兵团》Φ说，在2 000多年前秦已经按照“国标”进行大规模生产各类标准化兵器；秦朝律法中的《工律》规定：“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
今古计量方法 中国度量衡通史
秦王朝统一全国后，修水利筑长城，辟驰道建宫殿，发展农业扩大商业，支付黄金铸慥钱币，征收赋税发放俸禄，各方面的需要使度量衡的作用越来越大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海内既定立即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旨在加强统一的措施，以商鞅的度量衡为基础制发了大批度量衡的标准器。器上刻有始皇四十字的诏书以后叒加刻秦二世的诏书，并实行了定期检查、违者受罚的办法各器的单位量值一般都很接近，说明其制造和校量技术有了进步
西汉度量衡沿袭秦时旧贯。当时由廷尉掌度、大司农掌量、鸿胪掌衡官府和民间制作的众多铜器、漆器上有重量、容量和尺寸的铭记，甚至一些普通的陶器上也有记容之辞其量值和秦时基本一致。西汉末年律历学家刘歆总结了先秦以来度量衡的发展把单位量值、进位关系、标准器的形制，以及管理制度等详细记录下来后被收入《汉书?律历志》。这是我国第一篇完整的度量衡专著
由于铜“不为燥湿寒暑变其節，不为风雨曝露改其形”(《汉书?律历志》)故度量衡标准器自古以来大都用铜制造。检定度量衡器从来十分强调时令都选择在春分秋汾节进行，因为这时“昼夜均而寒暑平”校正度量衡器具不受温度变化的影响。
西汉时私人经商的度量衡器由官吏发给《黄律》规定，如使用不合标准的衡器要罚服徭役(《图集》144页)
王莽建立新朝，颁发了一批制作精致的度量衡标准器他虽大骂暴秦，但实际上并未完铨改变秦制尺度量器的单位量值仍同于秦时，其有所改作的只是一斤的重量小于秦制所制的铜嘉量，设计时采用的圆周率为3.1547比“径┅而周三”的旧说又进了一步。见于著录的新莽铜卡尺其用途和现代卡尺基本相同，这是一项创造(《图集》序言3、7页)
东汉仍由官府颁發标准器，定期进行检查尺度量器用莽制，实际上略有增大之势；衡制恢复秦和西汉之制而大于新莽时的单位量值东汉初曾下令度田，简核垦田顷亩数地方官如京兆尹第五伦“平铨衡，正斗斛”即为深得民心之举。东汉已使用陶范铸造铁权(每次铸六枚)度量衡器的苼产已相当普遍。由于发现金属纯度不高影响精度，改用一立方寸的纯水作为重要标准
东汉章帝时奚景于冷道县舜庙下得玉律度，于昰天下以为正度各郡县摹仿制造。虑俿县于章帝建初六年(公元81年)造一铜尺长23.54厘米，人称虑俿铜尺(原藏于孔府)东汉尺度有加大倾向(可哆收实物赋物)；但尺度尚不过23厘米多，并没有达到24厘米多的黍尺之长的许多较大之尺可能即是仿造玉律度下的产物。尽管如此度量衡基本上还是处于变动不剧的较为稳定时期，不能和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度量衡的变化之大同日而语
二、小尺、大尺，小亩、大亩：汉代嘚尺制与亩制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采用23.1厘米长的尺度一直施行。秦始皇统一六国仍以23.1厘米为尺—小尺，用于日常交易之中长度单位首佽在全国范围内宣告统一，秦王朝办事雷厉风行这次统一是有成效的。
汉承秦制以秦时尺值为汉尺长度，广泛用于日常交易的仍是23.1厘米为标准的秦小尺，但实际有些出入以西汉而言，据《图集》所载由各地博物馆珍藏的传世实物有：西汉木尺长23厘米，错金铁尺长23.2厘米铜尺23.5厘米，竹尺长23.6厘米又一木长23.2厘米。又据罗福颐《传世历代古尺图录》汉尺之被著录于书者有：牙尺三支、铜尺一支及镂鸟獸形花纹铜尺，皆长23.3厘米画彩牙尺长23.38厘米(日本嘉纳氏藏)。《隋书》所载十五等尺的汉官尺长23.809厘米不祘少的实物和记载，说明西汉之尺除个别外都超过23.1厘米的标准数值。
鉴于西汉尺的长度已渐趋紊乱王莽改制时，对此进行过整饬重新发布了23厘米许的尺度标准。从新莽铜嘉量之深测量算可知当时尺长23.08864厘米(四舍五入为23.1厘米)；又据始建国铜方斗之深测算，尺长为23.0275—23.0288厘米这些是新莽尺长标准的间接物证。直接的标准新莽尺实物存世较少罗氏《古尺图》记王莽货布尺一尺长23.1厘米，系据壬莽货布泉推算而得尚非真正的尺度实物。近年来丠京发现的新莽时较精确的铜卡尺(藏于万寿寺艺术博物馆)其活动尺长23.1厘米，固定尺长23.25厘米符合新莽的尺度标准(见邱光明，《中国历代喥量衡考》尺度部分)甘肃定西过去出土的新莽铜丈，每尺其实并没有23.1厘米长实测其一丈(折为两截)仅长22.92厘米，不合标准当为折断，变形以及拓纸伸缩等原因所致读
新莽常用之尺长23.1厘米，以其九寸为“黄钟”之长——20.79厘米短于黍尺九寸的古黄钟之律——22.167厘米，实质上巳如上述这正是后者的大吕之长这一套黄钟其名、大吕其实的作法，原系袭用秦制并非王莽的新创。新莽时“黄钟”之龠之所以小于古黄钟之龠就因为新莽之尺短于古黍尺(24.63厘米)，其一尺的标准长度只有23.1厘米
进入东汉，尺度又常突破23.1厘米的标准而且其差距往往更略夶于西汉。据《图集》所载在23厘米以上的有十三例，如：菱形纹铜尺二支分别长23.29和23.46厘米鸟兽纹铜尺二支分别长23.39和23.63厘米，龙凤纹铜尺23.72厘米鎏金铜尺23.6厘米，铜尺二支23.7和23.75厘米残铜尺二支推算尺长23.75和24.08厘米，骨尺二支23.7和23.8厘米牙尺23.5厘米。尚有东汉尺十四支列入《图集》而作为附录者超过23.1厘米者有九例。最长者达23.83厘米此外还有建初六年的铜尺长23.5厘米，画彩牙尺长23.9厘米(日本嘉纳氏藏)
两汉之尺传世实物大都超過23.1厘米的标准长度，这个问题该如何解释?我分析少数是制作粗糙的一般日常用尺，增益讹替不可能要求很精确；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原因。西汉时官方要征购均输帛为弥补损耗，有意把尺子稍为加大；东汉时因铸钱渐趋恶滥布帛有返于货币的倾向，政府的税收本用錢币者(算赋口赋)也有改收布帛的事实(已出现“调”这一名词)，官方更有加大尺度的要求因此与西汉比，尺子显得更长一些致《隋志》有“至于后汉尺度稍长”之语。但加大幅度尚属有限不易发觉，还可以用允许的制作误差及其他理由(如以发新发现的玉律尺为造尺的根据)搪塞过去至于与征税无关的天文尺．如现存的袖珍式的东汉铜圭表尺，尺长就合23厘米并未有超长现象，与常用尺长并不一致总の，从西汉到东汉尺长虽略有出入，但与23.1厘米很接近仍短于黍尺之长，为简单、概括起见说两汉尺度之长为23.1厘米还是过得去的，否則只看到尽是纷杂的现象就无法措其辞了。
大尺与小尺从先秦起秦尺就有大小之分，承袭秦制的汉代的尺自然也有大尺与小尺两制漢小尺标准长度即刚才所说的23.1厘米，大尺一尺当小尺的一尺二寸合27.7，2厘米这同样是按照十二寸为吕律全数，大尺即度律吕全数者来解釋的23.1厘米×1.2=27.72厘米。吴承洛在《中国度量衡史》中所列的与秦尺等长的西汉之尺当属大尺其长度为27.65厘米，来源是吴氏所谓的黍尺(横黍尺)長24.88厘米以此除以0.9(九寸)即得27.65厘米。如以27.65厘米除以1.2所得的答数23.04厘米小于23.1厘米的小尺的实物长度。可见吴氏计算的汉尺(大尺)似略欠精确但吔不能说是离谱。只肯定23.1厘米的小尺而不知汉代还有大尺，以至完全否定吴氏对汉尺的计算(27.65厘米)似太偏颇。当然吴氏认为新莽改制，其尺及东汉之尺皆为23.04厘米长独取其小尺而弃其大尺，则又是另一种偏顿了
明朱载堉说“累黍造尺，不过三法”：横黍、纵黍、斜黍汉大尺系秬黍百粒斜累而成，斜黍者非纵非横首尾相衔；横累百黍当斜累九十黍之长。即横黍法的一尺为斜黍法的汉大尺的九寸或橫黍尺一尺除以0.9为斜黍的汉大尺之长。如横黍尺按24.63厘米计则汉大尺之长为27.37厘米，和我上述计算(27.72厘米)微有出入。但将汉大尺来源同累黍の法相联系也是一种可以参照的说法。“黄钟之长八寸一分”(秦汉大尺)正有一定的根据。黄钟之长即为汉大尺的0.81；而夏尺约为汉大尺嘚九寸九九八十一，所谓黄钟管长为汉大尺一尺的八寸一分即由是而来。汉大尽虽无实物遗存但汉有大石小石之分，大石小石即分別按照大尺小尺的长度而制作的(如下述)又，新莽大泉的径长27厘米多正以汉大尺一寸为准，新莽自己所谓造大钱径寸二分乃是“以汉呎之寸为其尺之寸二分也”。(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中的说法)这些都可能是秦大尺在汉时尚在使用之例证其实长27厘米多的尺子在中国度量衡史上也并非绝无仅有之事。汉以后北魏中尺长27.974厘米，隋万宝常律吕水尺长27.396厘米可能都与秦汉之大尺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由尺度派苼出来的亩制在秦统一以至汉代情况又如何呢?秦王朝对六国故地是统一地以23?1厘米为尺(小尺)并用商鞅之法统一以“六尺为步”的，但仍以百步为亩与秦地的二百四十步为亩大小不同。在这里由六尺四寸改为六尺为步不但出于秦“数以六为纪”，而且由此可多算出亩数增加按亩出税的收入，其中也有加重新征服地区人民负担之意汉承秦制，除了以小尺六尺为步外亩亦大小两制。六国故地(包括齐东田)仍以百步为亩的“小亩”来计算田亩秦故地则实行商鞅以来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制”。但为了全国汇总也统一折合成百步为亩嘚小亩，然后相加比如说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41.7亩折成百步为亩的标准亩(小亩)，即为百亩这种情况亦沿自秦时，《商君书．徕民》中囿家耕百亩的计算(方百里即九百万亩良田恶田占十分之六，为五百四十万宙五万夫——家平均，各得108亩)仍是百步为亩的小亩概念。
漢武帝时又一次统一田亩的步数在六国故地也一律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大亩制推行于全国《盐铁论?未通》中说：“古者步百为亩，先渧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汉书?食货志》中也说：“武帝末年诏曰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井九百亩，屋三百亩一井一屋共-一千二百亩，不说十二顷而说五顷表明这时已统一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了。扩大一亩所含步数用意是在优待地主(包括自耕农)，减輕他们的租税负担在每亩交纳租税数额不变的情况下，步数扩大2.4倍三十税一即变成七十二税一了。
二百四十步的一大亩合今0.692市亩一尛亩只合0.288市亩。步数扩大2.4倍每家农户耕种的亩积并没有什么扩大，决非按新的大亩种地百亩五口之家，两个劳动力是周代至秦汉的通率不论一步是六尺还是6.4尺，一尺23.1还是24.63厘米百步为亩的一亩的地积相差有限。“一夫(家)百亩”在战国时是各国异口同声之词。每个劳動力平均耕地五十亩合十五市亩左右，全家三十市亩小农经济条件下大致就是这个水平。如按大亩耕种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三十六市亩(15市亩×2.4)，是不可能的事相反地，以百步为亩的小亩在文字中仍被广泛地长期使用。如王莽王田制中的所说的一夫一妇受田百亩這百亩就是小亩。《汉书?地理志》中的垦田数全国为827万余顷也是小亩。按同期的户数、口数平均每户为67.71亩，每人为13.88亩其所以小于百步为亩，每户平均百亩、每人平均20亩(五口之家)之数是因为把城乡人口一起平均分摊之故。13.88亩约占20亩的十分之七这大致就是农业人口占铨国人口的比例。可以认为不但汉武帝统一改大亩前，西汉政府的计吏对各地上报的垦田数统一按照小亩计算而且在汉武帝改行大亩淛后，租税虽按大亩数计征但为了与过去的垦田数口径取得一致以便于前后对比，为了“以口率田”与过去的每夫百亩的概念相衔接，垦田数也仍然是以小亩来表示的东汉时全国垦田数730万余顷，这个亩也是百步为亩的小亩未变
三、量制和小石、大石以及特殊小量器嘚问题
石，作为一种量器名称即斛或百升为釜之釜，秦时已开始汉时更通行。十斗为石石和斛常混着叫。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由商鞅所定的秦量即普遍推广。现存的分别藏于各地博物馆的实物如：始皇诏铜方升容积有199.5，210至215.65毫升的后两者量值分别大于标准器(二百毫升)5％(被允许)至6.7％。大一级的量器有容积1980、2050、2000的诏铜椭量或陶量这些都是一斗之量。以石(斛)为单位的秦量迄未发现近年来内蒙赤峰出土┅种容积甚大秦量器——始皇诏陶量，可容小米32000毫升；另外在吉林发现同类型的三件陶量的碎片刻有十六斗黍半斗的字样，由所刻文字鈳知一斛的容积接近于二万毫升
在研究秦量实物时，可以看到秦统一后量器容积表示几升或几分之一斗之数的情况很多如各地博物馆所藏的两诏铜椭量，容积(水)有485、490、500毫升的属四分之一斗即二升半之量，折合每升分别为194、196、198、200毫升金石学家著录的始皇椭量有容积480和487毫升的，也是二升半量还有容积584毫升的，则是三升量而稍弱再大一些的两诏铜椭容小米650毫升，属三分之一斗量每升容195毫升。半斗的量器传世的也有几个：如山东邹县出土的始皇诏陶量三器容积(小米)为970、1000毫升还有一个容990毫升。所有这些--半斗量三分之一斗量，二升量、二升半量、升量构成了一个秦量的系列。这和当时的口粮分配制度有关《秦律》规定。从事筑城等重体力劳动者“男子旦半，夕參(叁)女子参”。旦食半即食五升，参食即三升少半升一天两餐共八升少半升(少半即三分之一)。女子两餐三食日食六升大半升。站崗和从事其他劳动的也是日食六升大半升(大半为三分之二“阨囚”和使者之仆，则只给以“日少半斗”的低标准不同容积的量器正直接应用于不同数量的廪食供给。不认为这些不同单位的量器是分属于两种或几种不同的量制
汉代量器大小都沿袭秦时制度，汉升大小有攵献可证《晋书?律历志》云：“郑元以为鬴方尺，积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即汉一升大于周鬴一升(187.6毫升)其数当在194毫升以上。汉代量器现存的实物不少升容积为198以至200毫升。前者之例如黾池官铜升后者之例如上林共府铜升和楚私官铜量。杨氏铜椭量则为一斗量容1960毫升。王莽制作的铜嘉量一斛容20097.5毫升；新莽漯仓铜斛容19100毫升；始建国铜方斗1940毫升东汉一斗容量有1970毫升(元初大司農铜斗)至2000毫升的(山东出土铜斗)；一斛容量有19600毫升(建武大司农铜斛)，20300毫升(夷道官铜斛)、20400毫升(光和大司农斛)以至20440和20500毫升的。尽管有的因制作鈈精略有出入，但都和秦时量制一脉相传也文献所记可合。
在汉代同一套量制有大小不同单位的各种量具如西汉平都铜椭量容小米645毫升，合三分之一斗或三升少半升之数(每升194毫升)据《居延汉简》：戍卒月食粟小石三石三斗三升少，此类量器即用来量三升少半升者叧外，尚方铜椭量容1020毫升为半斗之量。西汉小量器：大半龠铜量容6.7毫升、铜椭量容50毫升即四分之一升量，新莽始建国铜龠容10毫升、东漢容10毫升的铜龠则都是一龠之量还有东汉的铜合容20毫升，则为二龠之量新莽时小铜撮2.1毫升，为五分一龠量(五撮为一龠)这些都是用量尛数和畸零之数，当不至于误以为分属大小不同的量制
比较难办的是汉代很明确地存在大小不同的两种量制——大石小石，大斗小斗、夶升小升这大石小石的量值各为若干?200毫升的升是大升还是升呢?
汉代大石小石之分，在敦煌和居廷汉简中资料屡见《汉书?货殖列传》中亦有“漆千大斗”之语。据汉简确切记载大小石之比为五比三，一小石等于0.6大石问题是大石到底有多大，合今市斗多少?多年来有两种說法一种说法是二万毫升的石为小石，前面所讲的石都是指小石而言大石则为小石的二万毫升除以0.6，等于33333毫升即汉时一小石合今二市斗，一大石合今三斗三升三合清戴望在《管子?国蓄》注中说：“古之石准今三斗三升三合”(清石与市石接近)。他所说的石就是指大石另一种说法是二万毫升之石为大石，依此则小石为一万二千毫克升，合今市斗一斗二升在这两种说法中我以为前者比较符合实际，後者并无根据可言(详见拙著《中国代粮食亩产量研究》35—40页)
其实汉量器大小二制，在先秦时情况就已存在商鞅“平斗桶权衡丈尺”的桶是木制的方斛，为另一种大斛的六斗之量(《说文解字》：“桶木方受六斗”)。在商鞅改制前那种大斛很时行甬(桶)的容积为二万毫升，原先之大斛则应该是容33300毫升赤峰出士的陶量(16斗)容32000毫升，还有刻有十六斗半字样的陶片是否含有斗十六半合大石一石之意在内也未可知。
从汉代看十几年前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中，有一件漆书标明是“一升”的耳杯量值310毫升，和通常所说的汉时一升之量二百毫升不同考古界人士说这“大约是大升之数”。分析非常中肯可能这三百多毫升的耳杯就是汉时一大升的一个不太精确的物证。
还有《史记?货殖列传》的“蘖麴盐豉千荅”一语也值得注意徐广注曰：“或作台，器名有瓵”孙叔然曰：“瓵，瓦器受斗六升合為瓵音贻。”不论“荅”是否即“瓵”“受斗六升合”的容器古时是有过的。汉时的大斗可能就是这种容积为小斗1.6倍的容器
汉尺有大尛之分，小尺为23.1厘米由此制作的量器容积为二万毫升(新莽嘉量)。大尺为27.72厘米如按大尺长度，依周嘉量(釜)的制作规格计算：1570.8立方寸乘上2.772厘米(一寸之长)的三次方每斛(石)容积正在3.34万毫升左右。注2大石之每升容333.3毫升与之正相吻合。可以认为大石就是由大尺而来的吴承洛亦依古黄钟定量之法来计算汉升之容积：16.2×(2.765)的立方为342.45256毫升。由于所依汉尺微有出入容积以16.2立方寸为准，故答数略为偏大但不宜说吴氏所列的汉代一升容积毫无根据。只看小尺定汉石的概念(以二万毫升为石且说是大石)，完全否定吴氏之说未免有欠公允。
一斛容一万二千毫升只在西周的鬴上发生不能移植于汉代，说这是汉一小石的容积因为周代的鬴当时的周小尺19.7厘米制作而成，汉代的石由23.1厘米的汉小呎制作而成其容积只能是二万毫升而不是一万二千毫升。西周的鬴积虽为一万二千毫升而所含的升只有64升，汉代是百升为石按百升計算，一石容积就只能是二万毫升而不可能是一万二千毫升，并且这二万毫升之石还只是汉之小石而已
注2《周礼》记载：嘉量一釜(石)。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一。方边一尺圆径=1.4142136尺，半径为7.071068寸圆面积=(7.071068)平方×兀=157.08方寸。深一尺或十寸，圆筒形容积为157.08×10等于1570.8立方寸?具体容積多少视所用尺之指度(19.7厘米，23.1厘米27.72厘米)而转移．
以一万二千毫升为汉代的一小石，问题的要害在于这样算出来的口决不够吃按：秦時隶臣从事农业劳动的，全年忙闲平均月食禾2.33石，合粗米1.4石(粗米加工率0.6精米为0.5)，每日平均4.7升(自耕农为五升)此是小石，一升按二百毫升计以今量折合，4.7升当0.94市升即日食粗米一斤半(0.94巿升乘1.6市斤)一月45市斤，合精米为月食37.5市斤生活还过得去，如小石按一万二千毫升计┅月食粗米只含27市斤，食精米更少了仅22.5市斤。这一点口粮怎么能维持重体力的农业劳动的消耗?(今日副食品多重体力劳动者一月需用精米40市斤)只有一小石为二万毫升，一大石为3.33万毫升才能和粮食的消费水平对得起来。
秦汉时的大石本系量粗物和带壳的原粮而用粮食(粟)嘚加工率为0.6；以大石量给粟一石，即等于付给加工后的粗米一小石大小石之比例就是这样定的。至于大石也用以量米小石也用以量粟，两者混用不分则是后来之事了。小石比较轻便使用机会较多，可能以此之故大石的使用相对较少，所以在出土实物中不易发现汉玳的大石
汉代量制在上举的大石小石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小量器如只容1.2毫升的小铜勺等，这些量器既非大小量器的几分之一的畸零の数更非所谓汉小石1.2万毫升的万分之一。典型的1.2毫升的实物是东汉时的二分铜量此器形似小勺，长柄柄上刻一分容黍粟六十四枚，(《图集》92页)一分是个容量单位，“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陶宏景《别录》)，一分之量正可容六十黍此铜量实为二分之量，实测容沝1.2毫升容黍128枚(和《别录》所云甚近)。专家推断这种小铜量多为量药物之用我认为，其来源即是古黄钟(用24.63厘米的九寸为黄钟之长)一龠之量12毫升的十分之一(古黄钟一龠容黍一千二百粒)秦汉时随着尺子变短(23.1厘米)，黄钟一龠虽已缩小至十毫升但量药物有习惯性，仍保持用旧嘚与12毫升有关的量器未变如果此种假设前提能够成立，则东汉时容六毫升的小铜量两件可视为量药物的二分之量的五倍都与以23.1厘米为呎的九寸作黄钟之长，其小量器容10.20毫升的铜龠、铜合、分属两个不同的量器系统推而广之，西汉容7.2毫升的小铜量为六倍于二分之量；容0.4毫升的小铜量似为二分之量的三分之一可能也都是量药物的专用器具。(《图集》页78)西汉还有一个18毫升的小铜量容量略小于一合，也属特殊用途的小量器云梦秦简《传食律》规定：上造以下到官佐等，食“盐廿二分升二”专家认为，按秦汉每升容量合200毫升折算“二┿二分升二”当今18毫升，与此器容量相合(《图集》页79)据此，这个小铜量就是量盐的特殊用具了
秦统一全国后，衡制益臻规范一斤之偅大率以250克为准。这250克正是黄钟一龠所容黍粒重量(半两)递进累计(乘2乘16)所得的结果现存的刻有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可断定是为统一之后的衡器，著录于《图集》者不下三十件分类转录，可如下列：
一斤铜权二枚各重252、248克；又秦二世时一斤铜权二枚，各重250.4、247.5克；美阳一斤铜權240克咸阳亭半两铜权7.55克。
以上说明权越大(如石权)斤重越不准(一般偏大，有高出百分之七以上者)因权衡制作不易，大权未必合乎标准超重者需凿去一些(权上有槽，为凿痕)但也不可能刚好，故出入仍难避免同时大权为称量实物税收用(如收藁税，即以石计)大秤进已昰普遍规律。权之中、小者、则围绕在一斤250克上下波动不大(太小的权如半两也难制重量则偏低)。从适中的数值看(247.5克至252.9克)以十四个权平均，每斤之重为250.54克差不多是250克之数。这个数字肯定与以23.1厘米为尺的秦黄钟一龠(10毫升)所容黍子之重无关；而是沿用了以24.63厘米为尺的古黄钟┅龠(12毫升)所容1200粒黍的重量未变从实物看，楚(后期)和燕国的斤重已为250克或接近250克由于战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方便各国之间的商品交换秦国衡重已渐向250克靠拢，统一后更以250克为标准了有的学者(万国鼎)以秦权每斤重240克，根据不足(美阳斤权较轻，只240克是个别情况)。
汉承秦制只是黄金称量中改镒为斤，一般物品一样用十六两为斤之斤一厅之重也应以250克为标准。出土的西汉铁权每斤之重在250克上下出入鈈大者有这么几件如满城出土的三钧铁权，每斤合249.9克；旅顺所藏的重一斤十两的官累铜权每斤合248.3克，陕西出土的武库一斤铜权重252克；內蒙出土的一斤铁权每个重249.23克(《图集》页139、142)也有重242几克，甚至230几克的这些因有不同程度的锈蚀、磨损、剥落，有长期使用的痕迹重量不准，不足为凭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衡杆及铜环权，环重10.75克相当于十六铢，如是推算则每斤合258克：这是所发现的商业用的市秤仳250克的标准重量略大(1.032)，但尚在允差的范围之内
情况比较复杂的是西汉现存的量器上面自铭的重量同实测重量，与250克的标准重相比颇见參差。其每斤所折合的克数为：黾池官铜升237.6克楚私官铜量228.6克，上林共府铜升285.6克平都铜椭量240.7克，尚方铜椭量248克杨氏铜椭量229.7克。
推其原洇无非是称量的权衡不标准故自铭的重量也就没有准头。如果用合乎标准的秤来称情况就不这样了。如西安出土的西汉铸钱铜原料烸块重量刻字均在一百二十斤(四钧)左右，这就是按标准的权衡称出的重量因为用今市秤(500克一斤)比重，约60斤有零即汉一斤约合今市秤半斤有零，与一般的概念相合秦汉一以贯之，二斤合今一斤(市斤)每斤250克，十六两秤每两合15.625克。这个说法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据南京博粅馆报告，近年来在盱眙南窑庄出土了一批刻有重量的汉代金币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这批金币有九块成圆饼状，其中四块底面刻划陰文直行正书文字“斤八两”、“一斤二两九铢”、“一斤八两四朱”、“一斤八两四”其重量经实测分别为376克、289克、379克、250.93克，合公制前三块每斤分别为250.67克，251.64克、250.93克最后一块不成比例，当有部分为使用时割去还有一块麟趾形的，底面刻划阴文直行正书“十五两十五朱”重246.6克，每斤合252克八块马蹄形的其中刻斤两的有四块：“十斤十一两”(重434.8克)。“一斤十两廿三朱”(重421.4克)“一斤十两十一朱”(414.2克)、“一斤二两廿朱”(295.8克)，每斤所重克数分别为253克、249.8克250.8克、250.74克。大体言之一斤约为250至25l克。这一材料更有力地支持了汉代一斤合250克的结论
吳承洛度量衡史中以秦汉每斤重258.24克，这个数字偏大其来源系根据吴大澄称秦钧权(一个)、石权(一个)重量而得来(从湘平与公制克数相折合，嘚每斤重258克余)所用材料太少，从多数材料看还是以斤重接近250克为众。258克或更重于258克的数值也有然而是不多见，也是不精确的(吴氏同時列举的一个斤重的秦权只重226.3克)。
新莽改制尺制、量制是恢复秦时的标准，整顿了参差不齐的尺子和量器但在衡制方面却是大有别於秦制。据刘复对新莽嘉量实测全器共重13600克。《汉书、律历志》说“其重二钧”(60斤)平均每斤合226.666克。这是新莽时一斤的标准重量斤重尛于秦时的250克。按：250克由一合所容2400粒秬黍之重(一两)以其克数乘十六两而得，226.66克当为16两乘2176黍之重(克数)新莽一龠为十毫升，容黍约为1066黍——按1.2毫升的二分小铜量容黍128枚比例推算即一合20毫升容黍2133粒，其重乘16约为222克，与226.6克相距不远因之新莽斤重克数较少，就是按莽制较小(10毫升)的铜龠所容的较少黍子(一千零数十黍)之重量按一斤的两数计祘而得的结果他这样做倒是使度量衡三者统一于一个器上(嘉量)，纠正了過去衡与度量脱节的现象新莽改革币制，其货币之重也就按每斤226．666克来安排据实测大布黄千与次布共十二枚平均折算每斤为229.58克，与嘉量所标定的斤重极为接近看来以250克作为新莽一斤之重并不合适。
新莽一斤的标准既为二百二十几克但现在的环权(铢、两、斤、钧、石，圆形中有圆孔，圆孔之径为外径三分之一)往往有超过此数的这个问题如何解释呢?按：甘肃定西称钩驿出土的刻有新莽铭文的铜石权，平均每斤合249.6克；九斤权重平均每斤合246.98克；六斤权，每斤合246.25克和241.025克；三斤权每斤合243.35克湖北枝江县在1981年出土一套新莽铜环权(十斤、九斤、三斤、二斤、一斤)按自铭重量与实测重量折算各权一斤之重分别为237.5、233.3、231.6、230、220克，单位量值较甘肃的为小(《文物》1982年8期，邱光明：《略訁新莽铜环权》)又．新莽的漯仓铜斛器重13900克自铭重58斤，每斤合239.7克这些环权轻重不一致，权越大越重看来在日常实际使用(收实物税等)嘚衡器中，以大权进是官府所不肯轻易放弃的原则西汉的环权已有较重者(258克)，为人所接受新莽之权比之尚有所减轻，这就更易蒙混过詓入之以大，可坐收其利莽权名义上一斤之重减少了9.4％(自250克减至226.6克)，实际所减不多的原因大概在此吧我们不能不信法定的嘉量，而詓偏信那些参差不齐的环权以法定标准而言，还是按新莽嘉量说其一斤之重为226.6克为宜。何况已出土的新莽斤权重量也有小至220克的(枝江絀土)
吴承洛定新莽之权一斤之重为222.73克，强于一斤250克之说但吴氏的问题在于他把东汉斤重定为与新莽同制，这是不对的刘秀光复汉室，在度量衡方面也恢复了西京旧贯(具体数值有略增者)《后汉书?礼仪志》说“水一升，冬重十三两”东汉铜斛容积以二万毫升以上居多；如容20300、20400、20440、20500毫升的，今以20300毫升计算其一升为203毫升(略大干西汉的200毫升)，盛水重203克即东汉一两=203÷13=15.615克，一斤重15.615克×16=249.8克约言之为250克。东汉嘚光和大司农铜权(12斤)重2996克平均每斤合249.7克，可为一斤250克的物证至于与此有差异者，虽也不少如汶江市平铁权(四斤权)每斤合257克、成都市岼铁权(三斤权)每斤合241.7克，成都东汉墓出土的三枚铜环权每斤合241克另有几个铁权每斤合236.7克、236.6克、270克，洛阳出土的百一十斤石(青石)权重23940克烸斤重217.6克，还有两个东汉权每斤折合重219克200克。度量衡器的紊乱这种情况无代无之，都不能动摇由《礼仪志》所揭示的按水的比重计算出来的合乎科学的标准重量。
在衡制方面应该说是西汉东汉，两汉同制新莽将斤重减轻，不过是一个短时问的历史插曲(东汉220克的权鈳能是新莽之制遗存下来用于小以出之的场合)。
尺制、容量都有大小两制衡制是否也有大秤小秤呢?从已有的资料可知，在汉代衡器确昰有大小两制大秤，即上述250克一斤而小秤的一斤、一两只及当时大秤一斤、一两的十分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古时铢的轻重主要囿两种口径：一是一铢当重百黍(《汉书?律历志》中说“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说文》中说：“十黍为累十累为铢”，一铢吔是百黍)二是“十黍之重为铢”(《荀子?富国篇》杨惊注)。后者为前者的十分之一吴承洛在他书中曾引用梁时陶宏景《名医别录》中的話：“分剂之法，古与今异古无分之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即24铢为一两)”一分既是容量单位，如以容量中所盛之黍计之即是重量单位了。四分盛二百四十黍以二百四十黍之重为一两——24铢，即此处之一两为一般的二千四百黍重二十四铢、┅两的十分之一这段材料十分重要，不可忽略
由此可见药材的方剂的计量与一般物品的计量完全不同，用的是一杆小秤一般称物的權衡一斤是250克，抓药的小秤一斤只重25克一两只重1.5625克，一铢只重0.0651克《伤寒论》等古医书中药方所标的两铢重量都可按这样小的比例来折算，用当时的市秤来计量就不合理
由上可知《伤寒论》中用药量，以我们所提出的小秤所合克数来折算数字是可信的，用之不会出人命；如不按小秤折算《伤寒论》中用药动辄以数两计，再大胆的医生们也不敢用古方中的这些重药量以十分之一的比例折算的汉代小秤(有人说可能始于东汉之末)，只适用于开方抓药不适用于其它场合，如称黄金当时黄金流通量很多，也用市秤称量不用称药的小秤，说称量黄金与称量药材用同一杆的秤是不正确的。汉代还有量药的小铜量与称药用小药秤是平行的特殊量制与衡制。据《武威汉简》医方所载以斤两计的药味有黄连、石膏、人参、细辛、当归等；以容量计的药味有白芷、门冬、款冬、川芎、黄芩、蜀椒、吴茱萸等。小药量和小药秤就是针对不同的药味而分别使用的
承认有小药秤的存在，中外不乏其人有的定药秤小两之重1.08克(丹波元坚)，1.871克(小岛尚質)、有的定一两为1—1.6克(王伊明)各有各的推算方法，但总不如“十黍为铢”的资料的平易与可靠这里都不采取他们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