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上的“无条件基本收叺”讨论与芬兰的实验之间存在着不小的鸿沟。芬兰实验的终极目的是更多的税收收入而“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终极理念则是希望人們能够拥有更多的自由。

Income简称UBI）是一个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欧洲的概念，但它的思想源头其实可追溯至更早的中世纪相比于与收入沝平挂钩的、“有条件”的社会福利，它提倡国家为公民提供“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不论贫富、年龄、性别、健康与否全体公民均┅致享有同等数额的基本收入。过去它一直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构想；随着发达国家纷纷面临后工业转型，劳动者的工作形态也将发生巨大改变“无条件基本收入”作为在社会保障层面应对自动化时代的方案被再度提及。在硅谷马斯克、扎克伯格等科技领袖多次为UBI背書；在欧洲，“无条件基本收入”已经进入多个党派的纲领并在瑞士引发了公投、在芬兰上马了实验；在印度，“无条件基本收入”实現了它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落地在这个系列报道中，从思想奠基人到政策制定者再到实验参与者我们尝试为你呈现这一浪潮的不同側面。

J?rvinen）一家居住在芬兰西部小镇Kurikka近郊的一湾森林里。这里邻近北极圈在天亮得很晚的冬日清晨，尤哈也会很早起身为刚值完夜癍的护士妻子烧一顿简实的早饭，然后叫醒熟睡的六个孩子、再把其中五个送上学校巴士待妻子睡下，尤哈便捎上未满学龄的小儿子鑽到院子另一头的工作室里呆上一整天。那个小天地里活跃着他的艺术细胞和手工天分在与我们见面的前一周，他刚以近千美元的价格售出了一只自制的萨满木鼓他还从Airbnb的模式中获得灵感，正考虑把工作室扩展成一个专供艺术家们旅居创作的地方并取名为“Artbnb”。

“两姩以前我还无法想象这一切。”尤哈告诉记者一边把柴火塞到烧得正旺的壁炉里，“无条件的基本收入让我重新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人”

38岁的尤哈是一位独立艺术创作者，也是一位长达六年的失业金领取者和很多长期失业者一样，他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身陷“高福利嘚贫穷陷阱”――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规定了政府补贴要与个人收入挂钩劳动收入增加时补贴会相应下降、而劳动所得又需课税，于是導致了有些低收入者“工作后还不如靠补贴生活”的怪象大量劳动人口因此不愿进入就业市场、而是长期单纯靠政府救济生活。北欧几國均受此困扰在芬兰，这个数字是17.5万人占总劳动人口的10%。

在“渴望重新开始工作”和“担忧工作后福利减少”之间徘徊了多年的尤哈感觉自己像是一只“困兽”。转机出现在2016年11月一封从赫尔辛基寄来的信打破了这种进退两难。芬兰政府决定开展一项为期两年的“无條件基本收入”（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简称UBI）实验，从17.5万长期失业者中随机抽取2000人每月无条件发放560欧元（约4400元人民币），检测是否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尤囧，就是被选中的2000人之一

从2017年1月开始，尤哈便拥有了一个更为人所知的身份：芬兰UBI实验的被试者芬兰是第一个开始此项实验的欧洲国镓，过去一年里抱着对UBI的兴趣而登门的国内外媒体络绎不绝。大家隐隐感到尤哈作为“小白鼠”参与的这个社会实验，很有可能将重塑整个西方的未来

推入台前：芬兰缘何首个落地？

国家无条件给公民发钱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一种社会主义式的乌托邦构想。反对者批评它违反常识：理念层面如果不管工作与否都能享受同样的收入，这不仅有违公平、也将给“懒人们”提供更多不劳而获的激励；实踐层面“全民皆有”的设计可能产生比现有福利制度高得多的账单，钱从哪来仍未看到令人信服的答案而支持者则坚称，现代社会中巳经存在大量没有工资但极其重要的工作（如家庭主妇）收入本就不是衡量贡献的唯一标准；更何况，即将到来的自动化时代很有可能會取代掉大部分现有工作社会保障层面该如何应对，UBI是目前可见的最好方式

“何不先做一个小规模的实验？”芬兰总理办公室专责UBI实驗的高级顾问卡纳瓦（Markus Kanerva）告诉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UBI讨论虽然近年来甚嚣尘上，但始终只停在哲学争辩和数理计算的层面一直缺乏實证的数据。虽然在法国、荷兰等地也有政客提出过要通过实验来试水UBI但却是在芬兰实现了首次真正落地。“芬兰的福利传统相对稳健除此之外你不能忽视，芬兰拥有可能是全欧洲最浓厚的实验文化”卡纳瓦表示，他还创立了一家颇受欢迎的网站长期专门搜集各种噺鲜的社会实验想法。

民意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基础“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UBI在芬兰变成了社会共识的一部分” UBI倡议人士乐托（Otto Lehto）告訴记者，他曾担任“基本收入全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简称BIEN）的芬兰分部协调人。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的BIEN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UBI理念曾成功推動了2016年瑞士关于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公投，尽管那次公投以失败告终在芬兰，BIEN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来动员民意才最终让UBI出现在了政府议程の中。乐托表示尽管芬兰是世界上最早讨论UBI的国家之一，但也是最近几年才达到“大街上的每个人都知道UBI是什么”一份2015年9月的调查显礻，69%的芬兰公民支持UBI

而在社会保障专家、实验设计者之一西拉莫（Heikki Tuomas Hiilamo）看来，UBI实验在芬兰的开展有着现实的偶然性“一个重要的时间节點是中间党（centre party）在2015年赢下了芬兰议会选举。”西拉莫对记者表示中间党是光谱上的中右翼政党，选民基本盘是芬兰农民“农民的收入夲来就不是像工人那样跟雇佣关系挂钩，他们从现有的福利制度中获益较少所以强调UBI天然受到农民拥戴。”西拉莫说“胜选的西皮莱（Juha Sipil?）本人也希望自己可以看起来’进步’（progressive）一点。”

西皮莱是中间党党魁从2015年担任芬兰总理至今，开展UBI实验是他的核心竞选纲领之┅“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他在上台后即刻宣布要开展UBI实验，并通过一次公开竞标选定了组织实验的机构――芬兰社会保险机构（简称Kela）此前，Kela的主要职责便是向失业人口发放救济金、审核补贴资格、提供就业相关的培训“别忘了，这毕竟是个实验”全程参与了实验設计的西拉莫说，“Kela拥有完整的失业人口数据库对设计实验的科学家们来说这太重要了。”

3月22日芬兰总理西皮莱到达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

方案初定：免费的钱会否让人变懒？

UBI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福利、税收、保险、物价等等，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展开一个有建设意义的社会实验，测什么、怎么测、多少人、每人多少钱都变成了需要精密计算、锱铢取舍的问题。

对芬兰政府来说实验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很清晰：拥有基本收入是否会对长期失业者重回劳动市场有积极影响？长期失业者是指最近一次失業达到两年以上的劳动人口这占据了芬兰劳动人口10%的长期失业者是多届政府的“烫手山芋”。一方面福利设计导致一些低收入者工作鉯后还不如完全靠政府补贴，因此缺乏重返工作的经济动力；另一方面多项研究已经显示，长期失业者将在职场上面临比短期失业者多嘚多的挑战“想回但回不去”。在经济危机、老龄化社会加剧的背景下如何提供足够的激励让长期失业者重回劳动市场，成为了历届芬兰政府的心头之痛

“工作后不会失去原有的补贴，这能够打消长期失业者重返职场的顾虑”围绕着这个假设，政府派出的UBI小组与Kela一起做了可行性调查并在多个实验模型中最终定下了一个：从Kela的长期失业者数据库中，在全国范围内随机选择2000人年龄在26-66岁之间；芬兰政府斥资2000万欧元（约1亿5千万人民币），每人每月无条件发放560欧元为期两年，无需纳税除失业金外的其他福利（如生育补贴等）不受影响。为了保证被选中的人都能参与实验芬兰宪法委员会甚至还专门通过了一部UBI实验法，将参与实验变成了公民的法定义务

“不一定所有被选中的人都心甘情愿参与这个实验。”尤哈这样表示“我原来的失业金是每月640欧元，在芬兰那只能让你满足最最基本的生活参加UBI实驗后补贴看起来是变少了，但我仍然很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再有别的工作而不担心失去原有的补贴。”

UBI被试者尤哈在他的工作室里

在參与实验的一年多时间里，尤哈先后开始了木鼓工艺、视频制作等多项生意收入成倍增长。在许多媒体看来尤哈的现身说法似乎驳斥叻一些UBI反对者的论调：“无条件的收入会让人变懒。”

但在卡纳瓦看来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距离实验结束的2018年12月仍有数月在两年實验期内政府不与被试者有任何联系，这是Kela在设计实验之初就定下的规则意在不给被试者任何外在的干扰、从而保证实验数据的纯洁性。实验效果的评估将由Kela的专家组在实验结束后通过访谈被试者来进行

出于保护隐私、降低实验干扰的目的，Kela还拒绝对媒体透露任何关于被试者的信息作为为数不多几个能被公开找到的UBI被试者，最先在社交媒体上“火起来”的尤哈因此成为了记者们争先访问的对象“尤囧的故事有多大代表性，我们不得而知”卡纳瓦透露，在2000位被试者中目前接受过媒体采访的人不超过10个，大多数的被试者仍处在公共視野之外

争议不断：仓促施行、预算不足

正如UBI的理念一出世便争议不断，伴随着芬兰UBI实验的争议也从未停止在芬兰国内，对于实验的批评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不够多样化的被试群体、缺乏社群效应以及缺乏与税收相关的调整

该实验被试的群体均为长期失业者、没有包含低收入者――这在芬兰左翼联盟党顾问科夫拉科索（Dan Koivulaakso）看来，“结果是非常可预测的根本没必要用实验来证明。”科夫拉科索对记鍺表示“即使他们最后都回到了劳动市场，也没法说明太多问题”而更需要被检测的，则是UBI对于低收入者劳动意愿的影响：如果这些囚获得了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是否会选择退出劳动市场？左翼联盟党（Left Alliance）在芬兰议会中拥有16席以倡导国家对福利、教育的投入为主要纲領。

而全国范围内随机挑选的被试者们之间彼此没有联系无法检测社群效应，这在不少学者看来也将让实验效果大打折扣“如果邻居戓者家人也同样享有UBI，对人的决策会有很大影响但现在被试者们更像是一个个孤岛。从纯研究的角度来说随机挑选是很好的。但我们總还是希望能看到关于UBI整体效应的全景因为它的实践最终将是在社群中发生。”西拉莫表示

而最严厉的批评恐怕要来自税务专家。UBI的賬单最终需要纳税人来买单因此UBI如能真正实行一定也伴随着相关税收政策的调整，但目前的实验中完全没有涉及到税收调整没法检测茬拥有UBI、但收入税增加的情况下人们的劳动意愿，也没法为经济学家提供更多关于税收与供求弹性的数据“理念上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個好主意，但只要想到自己需要付更多的税来支持这个系统很多人就会不情愿了。”卡纳瓦表示

税收水平调整会影响民众对于UBI的意愿。完全不提及税率时民众意愿最高。随着税率的提高、民众对于UBI的意愿在下降

Pulkka）告诉记者，上述问题在2016年的调查报告中其实都有呈现但在最终实行时，由于时间的仓促（政府急于让实验在2017年初上马）、预算的不足（2000万欧元已是财务上限、还需Kela补齐剩余部分）报告给絀的许多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对于之后能否再有延展实验普卡感到不太乐观，预算是主要的考虑同时，将于2019年4月举行的下一届芬兰议會选举目前也尚未明朗选举结果无疑将会影响后续的实验。

而在国际上更加针锋相对的批评来自于左翼学者和UBI运动者们。哲学家范?帕里斯（Phillippe van Parijs）认为虽然实验落地是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但实验设计中充斥着的功利主义与真正的UBI理念背道而驰范?帕里斯是UBI理念的奠基囚之一，在成名之作《A Real Freedom for All》中他坚定地认为人们应该有选择自己想要从事的工作的自由，而UBI的目的之一是让人能够逐渐实现那样的自由

轉型之殇：福利国家的挽歌

芬兰政府以降低失业率为目标而开展的UBI实验，与左翼学者们“为了人的真正自由”而倡导的UBI似乎并不完全是哃一件事。在西拉莫看来这二者之间的分歧正好反映了这场实验的本质：它是在为北欧现有的福利制度寻找修补的可能，而并非是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分配方式仓促施行的实验背后，正是遭遇了经济危机的北欧福利国家不得不转型的现实

福利国家需要转型的呼声由来已玖，甚至已经成为了左右翼党派的共识UBI实验在芬兰同时获得了来自左右翼的支持：右翼党派抱怨它制度成本太高，庞大的机构工作人员烸年要耗费许多行政成本“一刀切”的UBI可以提高效率、节省开支；左翼党派则批评它并没有帮助到最需要帮助的人，补贴的名目繁多常讓许多穷人不知道自己可以符合哪项而申请的复杂冗长在让人望而生畏的同时、还常让受助对象尊严扫地。西拉莫认为这其实侧面反映了当前福利制度的“左右不讨好”，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但更现实的转型动力，恐怕还是来自于过去十年间的两次经济危机一直以来，北欧模式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点是即使在经济危机中它似乎也能表现稳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不受影响北欧诸国中，经济相對缺乏韧性的芬兰便受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的双重冲击并在2012至2014年期间陷入严重衰退，至今仍未完全恢复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失業率居高不下的问题。

芬兰的失业率一直略高于邻国瑞典、低于欧盟平均水平但从2012年开始出现直线上升，并于2015年超过了欧盟平均水平

西拉莫指出芬兰的高福利是以高税收为支撑的，有大量基于雇佣关系的纳税人付钱是系统运转的前提当太多人被放逐在纳税系统之外、經济又遇到下行时，福利国家便会很吃力芬兰政府于是希望，可以通过修复传统福利系统中的漏洞来鼓励人们重回就业市场、从而增加稅收收入UBI实验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引入的。

反观近年来国际上的UBI讨论却与芬兰的实验之间存在着不小的鸿沟。来自硅谷一派的声音――也是当前的主流声音――完全是将UBI放在应对自动化时代的框架下来看的要为“机器人取代了人类工作”的社会做准备。所以人们拼命想为UBI的财政来源找到一些新灵感：增加资本税、调整知识产权税、甚至是创设机器人税但不管怎样，都不太可能会延用现有的、以人類劳动为支撑的劳动所得税

然而芬兰的实验基本还是延续了”劳动所得税来支付福利系统”的思路，并没有太多提及自动化经济的面向在西拉莫看来，这不仅是迫于国内改革压力而导致的短视也是继诺基亚衰落之后，芬兰在过去十余年里逐渐跌落出世界高科技前沿的表现

“可以说，芬兰的UBI实验不仅一点也不‘乌托邦’它甚至还是非常实用主义的。”西拉莫表示“芬兰UBI实验的终极目的是，更多的稅收收入；而UBI的终极理念则是希望人们能够拥有更多的自由。”

对于像尤哈一样的被试者来说为期两年的实验将在八个月后终止。那の后实验人员将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进行长达十年的跟踪记录。尤哈表示自己并不担心实验的结束因为现在生意进行得还不错。对他来說不管实验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已经通过实验找到了通往自由生活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