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局：防范化解外汇市场风险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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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外汇局党组书记、局长潘功胜主持会议，外汇局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外汇局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会议认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金融安全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判断和部署，我国金融体系防控风险能力显著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明确了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思路和举措，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并就如何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进行了周密部署，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为打好攻坚战指明了方向。
会议强调，外汇局系统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金融风险的精准判断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意义，切实强化风险意识、大局意识、协同意识和担当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坚持稳中求进，抓住主要矛盾，把防范化解外汇市场风险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妥善处置各类风险隐患，维护外汇市场稳健运行，切实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会议要求，外汇管理部门要进一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均衡管理、政策中性&的理念，以更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做好各项外汇管理工作，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实体经济发展，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中央金融工作部门
云南省省直单位
中央驻滇金融监管机构
滇ICP备号-1网站标识码：
主办单位：云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
承办单位：
联系电话：8 6楼继伟8000字长文谈中国经济，重点在如何化解金融风险
划重点：我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需要穿透到产品底层，才能识别真实的风险收益特征。中国是混业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市场，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等层出不穷，监管难度极大等问题。一些地方领导以往热衷于发展地方交易市场，现在也发现难以监管，区域性市场难免风险外溢，一旦出险，收拾起来十分棘手。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楼继伟日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此次论坛。按照会议安排，围绕新时代宏观经济形势这个主题，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个人的观点。第一，年度经济指标是超预期的，反映出良性变化的趋势。2017年主要经济指标都在可接受的范围，部分指标甚至在上限区。从经济总量看，GDP达到82.7万亿元，增长6.9%，为2011年以来首次增速回升，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从经济活跃度看，全年新增就业1351万人，连续5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新登记企业607万户，增长9.9%。从经济结构看，服务业主导特征更加突出，GDP中第三产业占比为51.6%，比第二产业高11.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消费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资本形成总额高26.7个百分点。从经济质量看，万元GDP能耗比上年下降3.7%，大家可以切身感受到环境状况的改善、雾霾天数的减少，其中固然有“天公作美”的因素，但也反映了污染治理的成效；居民消费升级态势明显，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2017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分别为8.9%和11%，明显快于人均消费支出7.1%的平均水平。随着“制造业、服务业 + 互联网”的深入推进，线上线下加速融合，带动高端消费向中等收入群体覆盖。总之，2017年宏观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反映出良性变化的趋势，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宏观经济向好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关键作用。比如，我们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的配套改革，农村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政策在各地全面推行，打通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实现义务教育资源可携带。我们推进土地要素流动和用途配置市场化的改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开始在用途管制下同等入市，农用土地三权分离可流转，农产品价格改革使得土地使用配置优化。我们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在自贸试验区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降低进口关税水平，削减贸易壁垒。我们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重点是解除不当行政管制，大幅降低了市场自由准入门槛。我们推行司法体制改革，最高法院设立6个巡回法庭，实现全覆盖，合同的执行率稳步上升，跨区域民事诉讼案件审判的公正性有效增强。在北上广分别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加强产权保护。上述一系列措施使得我国营商环境显著改善。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营商环境在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78位，比2013年大幅跃升了18位。第二，今后一段时间需求管理的空间并不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党的十九大没有再提出GDP增长的预期目标。但要实现十九大明确的分两步走的宏伟蓝图，需要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立足现实情况，要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宏观政策取向必须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今后一段时期实施需求管理的政策空间十分有限。一是财政和货币总量政策空间不大。从财政政策看，历经前期多轮刺激，大规模集中基建的余地不大。一方面，地方债务风险凸显，不宜再增加基建债务；另一方面，按照适当超前的原则开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合理的，但一定要把握好度，如果超前10-20年就必然会沦为“扔不掉、养不起”的“白象”工程。典型的如最近被叫停的包头地铁项目。当然，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带的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经济上可行的基建投资还有广阔持续的空间。从货币政策看，近年来我国货币乘数快速提升，从2012年的3.86提高到2016年的5.02，同期M2与GDP的比例也由180.3%上升到208.3%，表明经济快速货币化。但与此同时，GDP增速却呈下行态势，说明货币供给扩张对经济拉动的效用在逐步下降。因此，通过货币政策实施总量刺激，只会加剧过度货币化，进一步放大“脱实向虚”，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用有限。二是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上发力，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还有较大的空间。比如，收入方面可以通过减税推动企业加大研发和创新投入，提升经济活力；支出方面可以通过对支出结构的调整，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并引导资源向符合宏观调控方向的产业流动，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供给水平。在这些方面，财政政策应当大有可为。而货币政策从原理上讲仅有总量属性，不具备结构调整的功能。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除非出现外部重大冲击或内部系统性风险，才有必要采用类似美国的货币政策扭曲性操作或欧央行创设的多种结构性政策工具。需要说明的是，欧盟由于只有统一货币，没有统一财政，才不得不由欧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结构调整的政策意图。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眼长远，问题导向，久久为功。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立足上述基本判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问题为导向，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着眼长远和机制建设，不断推出改革举措，逐年释放改革效能，久久为功。第三，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些重点问题。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趋势性的客观现实，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表现，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另外一类属于体制机制扭曲形成的效率损失，可以通过改革校正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经济增长水平。对于第一类的趋势性问题，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做出适当改善，但不可能根本改变。比如，我国劳动力总量从2015年开始净减少并且呈加速态势。2017年，16-59岁劳动人口9.02亿人，比上年减少548万人，比上年多减近200万人。60岁以上人口达2.41亿，比上年增加1000万，占总人口的17.3%，老龄化进一步加剧。放开二孩后，虽然有利于增加人口总量，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但带来的近期劳动参与率下降又成为对冲因素，最终的结果难以预料。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看，为适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逐步加大了工作力度，但在归还欠账的同时，也对GDP增长形成压抑作用。此外，外部环境也面临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经济全球化相互碰撞，短期内很难说“东风压倒西风”或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也是我们难以左右的不确定因素。总之，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对于这类不可扭转的趋势性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是改善问题的表征或做出适当的延缓，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确保经济运行不发生大的波动，保持合理的增长水平。对于第二类的体制机制扭曲问题，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择其要点，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应关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推动要素自由流动。近年来城镇化步伐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开，农村土地流转开始试点，土地使用形态的市场化配置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一些低效种植地区逐步退出，农业生产结构有所改善。2017年库存较多的玉米种植面积调减了3.6%，豆类播种面积增长了6.7%。农民虽然辛苦一些，但杂粮、豆类价格更高，收入获得改善。但也应当清醒认识到，束缚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还很多。在劳动力流动方面，一些城市以户口限制车子、房子、学籍的做法仍较为普遍，不仅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也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效果。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是具有收入分配改善效果的。2017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7，连续两年上升，虽然幅度很小，但说明尽管城镇化进程在加快，实际上人口自由流动仍有障碍，因此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应当考虑去除户籍附带的种种福利，推进“租购同权”，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购房者享有同等待遇，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样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改善收入分配，降低劳动力成本。二是推进简政减税降费。十八大以来，我们下大力气推行商事制度改革、简政放权，成效固然显著，但从国际对比看，我们的营商环境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下一步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特别是要把握好具有外部性事项的处理，确保“好事办好”。在减税方面，2017年全年财政收入17.3万亿元，增长7.4%。这一增长是具有减税效果的。如果财政收入与10.5%（6.9%+3.6%平减指数）的名义GDP增长同步，全年财政收入应为17.8万亿元，比实际收入多出的约5000亿元体现了减税效应。考虑到财政收入增长与PPI的关联度更高，如果按去年6.3%的PPI估算，上述测算的减税幅度还会更大。这说明我们的减税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去年原材料价格上涨超过8%，PPI上涨6.3%，CPI上涨1.6%，说明压力向中下游逐步传导，税收虽然更多地来自前端，但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是有限的。进一步分析，仍有减税的空间，应当推动所得税改革，增加企业所得税研发扣除，个人所得税改为综合征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纳税负担，避免个税异化为“工薪税”，形成逆向调节。在降费方面，对于缺乏上位法规依据的非行政许可审批类的收费项目，目前在中央政府层面已经全部清零，但在地方政府层面，这一类“灰色地带”的收费项目仍大量存在，应当作为下一步降费的工作重点。三是加大民间投资保护力度。2010年开始，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已经到了以消费驱动为主、投资拉动为辅的拐点。实际上，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仍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从国际经验看，后发的日本、韩国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投资、高增长阶段。从我国实际看，虽然近年来居民杠杆率增加较快，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幅仍然高于消费增长，说明储蓄仍在增加。今后，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要求，居民杠杆率会稳步下降，我们还可以维持一定水平的储蓄率，这为保持可观的投资增长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在政府集中投资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应当以加强对产权和契约的有效保护以及提升司法公正为重点，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提供确定的外部环境，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四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高擎全球化的大旗，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共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实施更加积极的进口政策，落实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承诺，继续扩大其他领域市场准入。对标国际先进规则，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质量。在总结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上述要素流动、简政放权、保护民间投资、扩大开放等领域的一系列工作如果到位，我国的营商环境会进一步改善，我们也会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保持在6%以上的较高水平。五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重点说，是因其太重要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当前，我国M2与GDP的比例超过200%，与日本的水平大体相当，超过美国91%的两倍。但从利率水平看，2017年我国1个月的SHIBOR拆借利率平均水平为4.09%，同期日本的可比利率水平为-0.01%，美国为1.1%。我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过度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另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相比于美国十年前的金融市场，各种衍生品风险收益特征是有定义的，如MBS、CDS、CDO等，也都是经过备案的。我国则更为混乱，需要穿透到产品底层，才能识别真实的风险收益特征。我国的金融机构，除常规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外，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交易市场创新设立更是眼花缭乱，不胜枚举。这样，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因此，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我认为，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能够打赢这场攻坚战，仍同美国十年前的场景对比来说明这一点。第一，高层的认识。习总书记在2015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求，“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我记得美国前财长汉克o保尔森在卸任后同我会谈时说，2006年他上任后不久，就感到金融风险就像将至的暴风雨扑面而来，但社会无共识，自己手中无武器，眼看着风险爆发。第二，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认识。习总书记提出要求后，政府部门，特别是监管机构已经行动起来，要求资产回表，收紧同业，严控地方政府变相发债等等，金融机构也在加强风险控制。这说明全社会已认识到“灰犀牛”事件。当时的美国金融界，除极少数如汉克o保尔森、本o伯南克、蒂姆o盖特纳等发出警告外，全社会没有共识，“灰犀牛”只是一种现象，整体上没有防范由“灰”变“黑”的认识。危机积累和整治共识形成的速度在赛跑，前者一直跑在前面，直至雷曼倒台，“黑天鹅”出现，整治乱象和救助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共识才逐步形成。第三，对关键风险点的认识。习总书记早就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实际上是指出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每人都拥有住房的“美国梦”，深入人心，而不去管有没有实际能力。在金融市场上，以房贷为底层资产的MBS，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产品充斥。最终两者交织传染，相互激励，风险爆发。第四，整体环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峰会和财经渠道系列会议，除了合力拯救全球经济外，对加强金融监管迅速形成共识，并不断具体化。我国对主要金融机构的监管基本上是符合国际标准的，主要金融机构比较健康，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美国当时没有这个环境，危机爆发时，风险集中暴露在七大主要金融机构。作出上述比较，绝无幸灾乐祸、盲目自信之意，而是要汲取前车之鉴，特别是我们面对我国特有的风险，如前面所举述的中国特色的交易衍生品泛滥，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市场的创新设立，监管难度极大等问题。整治金融风险绝非一日之功。我十分认同刘鹤同志不久前在达沃斯峰会所讲的，“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判断。如果能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名义利率过高的问题也能随之解决。第五，对未来金融模式的反思。横览世界，中国是混业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市场，风险高企，这不禁令人反思。一些地方领导以往热衷于发展地方交易市场，现在也发现难以监管，区域性市场难免风险外溢，一旦出险，收拾起来十分棘手，也都在审慎处理和认真反思。我很难对未来的模式作出定性的判断，这里我提出两点，供大家思考。第一点，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要真正回归本源，我们是否必须要坚持大混业模式？是否有能力承接混业经营带来的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挑战？是否有必要让金融机构承担混业监管真正到位后的高额合规成本？是否有必要让实体经济支付过高的名义利息？无论这是因为高额合规成本外溢，抑或是因为过度混业、多重衍生造成的高风险定价。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同志坚持分业经营。我曾委婉地提出，是不是先观察一下，但他坚持认为，现阶段公民规范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必乱。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才有“三会分设”和金融机构按主业拆分。当前金融行业利润已超过其他行业利润总和，大量人才蜂拥而至。去年我受邀对清华大学经管学院7字班毕业生讲话，心生感慨，结合自己的经历讲了一些励志的话。但另一种感慨讲不出来，当时面对上千毕业生，因为不止本院，还有其他院系的学生，都兼修金融相关专业。今后，优秀的青年还有多少愿意去做工程师、科学家？遑论公共经济学家。面对今天的金融乱象，我不禁感佩朱镕基同志当年的英明预见。第二点，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1月诺奖获得者，保罗o克鲁格曼曾撰文指出，“美国应当向其邻居加拿大学习。更具体地说，加拿大更加严格地限制银行业的杠杆作用，并且限制了证券化进程。毫无疑问，近年来加拿大的这些约束，使银行家失去了许多提出那些所谓聪明想法的机会，但事实证明，这些约束都是正确的”。就我的国际比较观察，加拿大的金融市场被认为是最“枯燥乏味”的，金融当局严格规范控制混业，限制衍生品产生和交易，防范金融风险传染，着力保护金融消费者，实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即便全球金融危机后，加拿大的银行系统仍被标普和IMF评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银行体系。其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深刻反思。同志们，十九大报告提醒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习总书记一﹒五重要讲话，进一步要求我们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我相信，只要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防范应对风险挑战，特别要防范可能迟滞或中断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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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金融机构对小企业信贷风险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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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自身的原因
　　银行间恶性竞争。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入世后金融准入的逐步兑现，外资银行将大批涌入，银行竞争强度日益加大。各银行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大搞储蓄大战，为争夺客户、抢占市场不择手段，银行在面临吸存工作的“量”与放贷的“质”间的矛盾时，很难正确地处理二者间的关系并把握好“度”，这就给了企业可乘之机，多头开户、多头贷款、短贷长用现象屡禁不止，在人民银行信贷登记系统不完善的情况下，银行无法了解贷款企业的真实风险状况，致使监管失控，金融秩序混乱。这种恶性竞争循环的后果就导致许多贷款成为不良，信贷风险大增。
　　行政干预多。实证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干预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是信贷风险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资本化现象频频出现，商业银行成了企业投资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实际承担者。我国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各级银行都受制于当地政府，这就为政府行政干预提供了可能。行政干预利益与干预损失间的不对称助长了干预之风，这种特定体制下行政干预的再生产机制导致银行贷款自主权难以落实，成为供给财政资金的口袋和企业经营风险转嫁的牺牲品。有的地方政府则将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完全寄托于银行贷款数量的多寡。为提高任职政绩，地方官员会千方百计令银行放贷。贷款一经发放，银行就犹如掉进了无底洞，因为这些项目往往由地方财政支出，而地方财政每年都在透支，拆东墙补西墙，常常只能勉强支付利息，银行出于终止贷款会得不偿失的考虑，只能给企业展期或要求企业资产重组。地方干预导致银行贷出了不少不合规的款项，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信贷管理机制不健全，信贷操作不规范。国有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尚未真正建立，仍存在责权利不明晰的问题。虽然各行信贷管理上都强调“三查”，但往往重贷轻管，由于贷前调查不细致、贷中执行不到位、贷后监督不得力而最终流于形式。比如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缺乏企业信息资料数据库，加之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期，经济结构、法律制度等变动很大，历史数据年度过短，不具强可比性,不仅给风险计量增添了难度，同时也不利于信贷员的贷前调查；很多贷款在批复时要求先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根据工程进度发放贷款，而基层行执行时却往往置之不顾，在相关手续尚未办妥的情况下就将贷款一次性发放出去；此外，信贷管理的基础工作也没有做到位，贷款档案严重短缺，不仅使银行的资产保全工作丧失了时机，同时也给银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设置了障碍。
　　贷款资金趋向长期化。由下表可见，近年来我国银行短期贷款逐年减少，而中长期贷款占比则逐年增加。这将导致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降低，信贷资金周转速度减慢，同时，贷款资金集中化也使得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更加突出，对经济平衡发展带来负面效应。虽然长期贷款可暂缓风险的到来，但却增加了潜在风险。加之我国信用环境不完善，企业信用评级的波动概率很高，贷款期限过长，无疑将会增大银行的信贷风险，一旦累积的信贷风险暴露出来，势必会造成严重的信贷损失，对银行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银行内控机制存在问题。首先，银行管理者贷款决策过程缺乏制约，行政化色彩浓厚，“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其次，银行内部控制还存在空白点，比如很多银行都拥有额度较大的抵债资产，但还未制定抵债资产管理制度等；此外，银行多层次的组织架构导致银行市场反应迟钝，影响了全行统一的风险控制和风险-收益的匹配，导致经营效益低下，不良资产大增。
　　信贷员综合素质不高。在我国商业银行中，信贷员对贷款的发放享有表决权，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信贷员工作的风险与回报难以平衡，致使这一职位流动率颇高，很多高学历的毕业生不愿从事这一工作，间接造成信贷人员素质低下，尤其是懂经济、计量、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抵押物估价过高、决策失误以及以贷谋私等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信贷损失。
　　借款企业的原因
　　企业体制不健全是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主要根源。产权制度不完善、利益约束机制不对称，使得银行在信贷活动中处于被动状态，信贷配给、投资饥渴症、企业行为短期化等问题接踵而至。转轨时期，大批企业亏损甚至倒闭，很多银行贷款化为虚有。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为支持国家保持社会稳定的政策，往往还得发放大量政策性贷款，诸多风险因素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的可控性。
　　在体制转轨期，伴随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不少濒临危机、无力还贷的企业借改制之机，逃废银行债务，悬空银行债权。即使有的企业具有还贷能力，但主观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诸如虚报利润额、非法转移资金、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等也层出不穷，给银行信贷资金造成巨大损失，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对于申请正常破产的企业，银行的第一索赔权得不到应有保护的情况也十分常见。目前我国贷款违约案件普遍存在调查取证难、结案审判难、强制执行难的三“难”问题，加上诉讼费用高昂，令有些银行不愿诉诸法律，从而大大降低了法律效力，使得失信行为的法律解决机制大大弱化。
　　企业为获取贷款，不择手段，导致了寻租行为的出现，这些年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一些银行高级官员被拉下水，成为设租的源头，为一些不合条件的贷款开路，而这些贷款十有八九成为不良贷款，这种现象不仅对银行信贷业务的规范化设置了障碍，而且动摇了社会的信用基础，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的形象，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外部环境的原因
　　社会信用环境缺失。据郑州市企调队对该市107家企业调查，发现企业信用缺乏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107家企业参加资信评估的占53.3％，其中没有达到A级的企业占51.5％，AAA级企业只占18.7％。还有近1/2的企业资信观念淡薄，不愿接受评估。银行业是由信用支撑的行业，社会诚信体系不单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生命线，而且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基本保障。然而由于我国当前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产权制度改革尚在进行之中，加上法制不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没有建立，社会上坑蒙拐骗、欠债不还、金融欺诈的失信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信用缺失者的行为得不到处罚，就会使恪守信用者产生信用缺失“有利、有理”的认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整。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敢轻易发放贷款，“惜贷”现象一度盛行，同时也导致信贷风险呈现集中化趋势。若任由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最终整个经济领域的公信力将会丧失，信用缺失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成为危害社会经济发展的壁垒，给银行带来的只会是信贷风险的剧增。
　　法制不健全。虽然目前我国已陆续出台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破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但仍有一系列与信贷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信托法》、《政策性银行法》、《社会保障法》等尚未出台，而且出台的这些法律本身内容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有些甚至与国家政策相悖，致使银行在债权保全工作上障碍重重。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我国国有企业的破产过程对债权人保护不够，债权银行一般只能回收其3%-15%的债权。1998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和债权债务民事纠纷案件为289万件，约占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其中，判决未执行的案件数量达53万件，月份，又激增至85万件，未执行的标的数量达2534亿元。“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宣判，宣判不执行，执行不见效”这句顺口溜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由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债权债务纠纷问题，常常会“赔了夫人又折兵”，故银行一般不愿采用这种途径。如此一来，不但加大了银行潜在的信贷风险，更加剧了社会信用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金融市场发育迟缓且不规范，使得信贷风险的产生成为必然。一方面，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在直接融资有限的情况下，只好转向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居民投资无门，大量资金以存款储蓄形式涌入银行。对借款人的软债权和对存款人的硬债务，使得银行成为信贷风险的聚集地，在当前我国信贷衍生工具较为匮乏的条件下，银行只好被动地接受风险。另外，利率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也可能会使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进一步下降。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不良贷款比率高问题十分突出。在利率放开以后，银行间竞争将趋向白热化，为吸引资金流入，商业银行将不得不提高存款利
回答者：g***4 |
中小型企业融资风险及对策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迅猛发展，为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实现科技创新与成果转让等方面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大多数中小企业都面临着融资难的困境，严重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本文就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非国有中小金融机制等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对策。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迅猛发展。据统计，目前我国中小企业1000余万家，占我国全部注册企业数的99%。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拉动民间投资，带动地区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实现科技创新与成果转让等方面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大多数中小企业都面临着融资难的困境，严重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
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分析
　　（一）中小企业内源融资不足
　　内源融资是企业获取发展资金的极为重要的途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小企业所用资金中来自企业自身的利润和折旧等其他资金通常占60%。而在我国，据有关部门调查，即使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温州，中小企业资金构成中自有比例也仅为40%，银行贷款和民间借款分别占40%和20%。
　　（二）中小企业融资目前依然是间接融资为主
　　据国家经贸委近期调查，我国东、中、西部中小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的资金分别是：东部占60%；中部约70%到80%；西部则高达90%。可见，中小企业对金融机构的资金依赖程度很高。同时权威部门调查显示，中小企业获取外部资金的渠道除了金融机构外，民间贷款也成为其重要的资金来源，占比为14.59%，而通过直接融资渠道的数额极小，仅占1.8%。
　　（三）国内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差别很大
　　据统计，目前在我国包括金融租赁，信托投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中，民生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比重较高，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除中国农业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比重较高外，其余三家银行贷款份额均较小，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性业务服务比例更低。
　　（四）贷款需求不能得到全部满足
　　在历来的调查中，”资金不足”始终被列为中小企业第一位的问题。有资料显示，90%以上的中小企业的贷款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或只得到部分满足。
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一）信贷歧视
　　直到今天，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成分（国有制）歧视”。中小企业获得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是非常有限的。创造了30%GDP的国有企业获得了70%的银行贷款，而创造了70%GDP的非国有企业却只获得了30%的银行贷款，这是极不公平的。在当前银行体系中，国有商业银行仍占有支配地位。所有制背景的不同，使得国有银行主管部门在向中小企业贷款时顾虑重重，生怕中小企业赖债而使自己难脱干系。相比较而言，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即使出呆账，也不会承担政治风险。这导致了国有银行的“逆向选择”，即宁愿向效益差的国有企业贷款，也不愿向效益好的中小企业贷款。
　　（二）中小企业制度更新滞后，与市场环境转换不同步
　　目前，很多私营中小企业仍实行家族式管理的企业治理结构；国有中小企业的治理结构与传统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一部分乡镇集体企业具有老国企的弊端，一部分演变成家族式企业，而所谓的改制企业有许多还不规范，尤其是有些企业改制的目的就是逃废银行债务，真正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外资企业很少。而同时市场结构性过剩，多年的卖方市场的格局转变为买方市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更加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更重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由于制度更新滞后，一部分中小企业不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经营出现困难，外援补充资金的要求大幅度增加，于是对银行贷款需求大增。
　　（三）银行经营管理与中小企业发展需要不协调
　　随着银行商业化、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平等市场交易主体的地位不断增强，银行防范风险机制不断增强。为降低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商业银行改变粗放型的贷款管理方式，普遍上收贷款权限，严格贷款发放程序和条件，重视对企业财务状况和信用状况的考察，并要求提供抵押和担保。但是，一些银行在强化内控制度的同时，缺乏开展信贷营销的技术手段和激励机制，只是简单地采取以抵押担保为主的信贷配给手段，不注重培育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
回答者：x***4 |
　　[案例分析]银行异地融资引发信贷风险案例分析
　　摘要：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与企业间的异地融资活动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是金融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调剂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趋利的天然本性，异地银行的进入对本地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功不可没。但异地融资发展过快、规模大、信用集中，快速发展背后已有所显现的信贷风险隐患。
　　【案例详解】银行异地融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案例一：应城某公司在当地银行贷款7.7亿元，其中在工行应城支行贷款4.15亿元，在当地建行贷款3.55亿元，当地银行认为该企业已达到最大承贷能力，但该企业凭借其公司特殊身份且前几年效益较好的有利条件，在交通银行武汉分行等银行贷款5.68亿元，致使该企业贷款总额达到13.38亿元，占其固定资产16.03亿元的83.47%，远远超过一般企业70%的控制比例。
　　案例二：某银行安陆市支行向武汉同济药业公司发放1年期抵押贷款100万元，另一银行分别向武汉华利房地产公司、海南三亚供销公司发放1年期抵押贷款1087万元和887万元，三笔贷款均为抵押，应该说安全系数较高，但都因贷后信息监测不到位，信息反馈不及时，贷后跟踪管理没跟上，对异地企业经营状况的变化掌握不及时，导致这三笔贷款均已列入呆帐类贷款。后来两家银行分别在当地法院对借款企业进行了诉讼，法院的判决均为胜诉案件，但借款企业均无可执行的资产。
　　【银联信分析】
　　由于本地银行受信贷政策、授信制约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发展的要求，而异地贷款大幅度增长，弥补了地方经济发展资金的需求，支持了地方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促进了金融机构间的有效竞争。但是，其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风险也应得到重视。
　　1、加剧信贷集中致使贷款风险加大。异地金融机构的融资对象一般都是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这些企业一般在本地银行已有足额授信，优质企业在当地银行贷款均已接近或达到控制比例。异地银行的进入，可能导致银行对同一客户贷款集中过多，形成过度集中的不利局面。信贷过于集中的结果是，企业融资环境宽松，诱使企业投资欲望膨胀，有的甚至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一旦市场出现风险或者企业经营出现问题，风险损失极易转嫁到贷款银行身上。
　　2、管理信息诸多跟不上。企业经营形势瞬息万变，异地贷款受地域、时间的限制，贷款银行往往难以及时掌握异地企业真实的经营、财务、信用信息，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造成投资风险损失的机率增大。本地银行发放异地企业贷款，如果在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或担保抵押某一个环节上出现失误，就很容易造成信贷风险损失。
　　【银联信建议】
　　银联信分析师建议对银行异地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应采取疏导而不堵塞的策略，引导其健康发展。
　　第一，银行应加强对大中型企业授信统一管理，防范信贷过度竞争。大中型企业、优质信用企业往往是本地银行和异地银行信贷关注、投放的重点对象，容易引发信贷过于集中的风险，国内多家著名上市公司退市重组时，往往导致银行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银行坏账就很能说明问题。对大中型企业的授信不应由各家银行分散操作，应由权威的中介部门统一评级授信，评级授信结果提交商业银行信贷决策时参考，避免对同一企业多头重复授信。
　　第二，完善中小企业评级体系，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扶持。县域经济的发展大多依靠众多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更离不开银行的支持，但全国统一的企业评级标准不适应中小企业的实际，银行应制定适合中小企业的评级标准，有利于银行加大信贷投入，分散信贷风险，拓宽信贷领域，更好地支持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第三，贷款银行要切实加强异地贷款的跟踪管理。建立异地银行与当地企业信息主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建立跨地区的同业信息交流协作机制，解决银行同业异地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的问题。成立银行异地信贷管理部门，建立大额异地融资信贷员驻厂跟踪管理制度，密切关注国家有关政策调整、市场变化、企业上下游行业的变动，加强动态监测和风险预警。加强对营销对象各项财务指标、持续发展能力、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分析，切实防范异地融资风险，保障异地融资的健康发展。
回答者：x***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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