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息，中国降息？央妈的货币政策关系着亿万人投资！美国加息，中国降息？央妈的货币政策关系着亿万人投资！地产情报站百家号从农产品看市场干预半个月后重见傅海棠先生，鸡蛋现货和期货价格已经是两重天了。其中近月合约在这半个月里曾出现了四次涨停，价格暴涨600多元，曾经眉头紧锁的蛋农逐渐有了一丝丝笑容，因为如果能再涨一些，全产业链将从亏损转为盈利，这个行业总算有了一点点希望。如今的中国，农业和工业的不同产品面临着非常奇特的冰火两重天。去年以来，玉米价格暴跌一直深跌进种植成本才出现一点点反弹，与之同步的，是苹果大枣等果品的价格暴跌、是土豆和生姜等蔬菜价格的暴跌，是鸡蛋和猪肉等养殖品价格的暴跌。就连去年坚挺的大豆，也伴随着豆油豆粕的价格下跌而跌跌不休。但是，工业品则完全不同，螺纹钢的吨钢利润已经增长到1000元以上以至于全行业的投资者和投机者都在惊呼不合理、做空利润的观点甚嚣尘上。而造纸业的暴利则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化工品、焦煤和焦炭、石墨电极等行业的暴利都在持续。而工农转换的中间品，比如橡胶，价格持续下跌，胶农无奈转行；在钢材行业暴利的同时，农民拆解的废钢价格几乎成了白菜价……这或许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吧。在工业品而言，由于国家强力推进淘汰落后产能，使得供应有缺口，企业维持着较长时间的高利润。而农产品则面临着国际市场的严峻挑战：国内农民每人种植两三亩地，而国外的农民每人种植两三千亩地，收入水平相差巨大。如果农产品进口完全放开，中国农民的压力会有多大呢？比如，由于国家严格限制白糖进口，由此使得国内白糖价格虚高，以至于业内盛传走私白糖的利润超过了走私白粉。但如果国内放开进口呢？那就跟前些年的大豆、玉米、菜籽行业没什么区别，白糖价格也是撑不住的。只是到时候，蔗农的利益谁来保护？所以，国家干预农产品价格是完全应该的，只不过应考虑方式方法。比较长时间以来，有关部门对于农产品的高价格容忍度低，只要价格暴涨则必出台措施压制，而对低价格干预不多，似乎那样可以使CPI维持低水平，但伤害的却是农民利益。年期间，全国多个农产品价格大跌，农民收入严重下降，已经影响到了消费意愿。今年以来的鸡蛋价格下跌，不排除与此相关。故国家对低价农产品实施包括低价收储等保护性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在分析农产品现状时，傅海棠先生说，农产品市场放开，不是坏事情，比如玉米大豆，让美国农民免费给我们种地，挺好的啊。但是，如果市场完全开放，中国农民最多只需要一亿人，剩下的三亿多人口必须进城。此时，国家政策要做调整才行：城镇的房地产严重供不应求，需要更多钢材水泥才能满足住房需求；城镇基础设施仍很落后，需要更多基建投入；农民口袋里没钱，需要更多财政支持，等等。而这一切，都要求我们调整产业政策，甚至是调整经济政策，比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有自己的节奏，千万不能亦步亦趋跟随美国了！说到货币政策，就不能不提美联储刚刚宣布的加息行动。（以下文字，系根据与傅海棠先生交流的内容整理而成。）中国央行pk美联储美联储加息，很多专业人士做了很多专业的解释，貌似有理却牵强附会。且看看这些人士解释的逻辑吧：美联储加息——美元的利息上涨，由此导致美元走强，全球美元回流美国，美元计价的资产价格上涨，中国外债偿还压力会增大，由此将导致投机资本抛出人民币买进美元你，所以人民币会贬值。此举虽然会导致中国出口增加经济增长，但为了应对人民币资产计价下跌，中国央行将收紧流动性，于是，中国经济会不断走弱……一言以蔽之，美联储如果加息，中国经济就不行了。看看下面这张某媒体制作的图。但是，美国加息中国为什么就要加息呢？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呢？其实不然。美联储成立的依据是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在那个年代，世界各国的货币还都是硬通货，美联储早期发行的美元票据还必须以40%的黄金储备为支撑。这一储备水平随着美元的增长而不得不下调为20%，但1968年，美元的黄金储备制度就取消了。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世界货币从此进入了纸币时代。再以后，电子时代来临，全球货币逐渐电子化，纸币的束缚也消解了。如今，全球货币进入数字化时代，一百多年前确立的美联储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这是需要思考的。诚然，过去200年是美国的时代。从1812年开始，200多年来，美国经济异军突起，甩开英国，碾压苏联，成为世界一极。美元则蚕食了英镑的地盘，取代了黄金的地位，直接以国家信用成为世界本位币。在此过程中，既有美联储的功劳，也是美国实力强大的必然结果，这是应该肯定的。世界各国央行的政策目标，基本都是学美联储的，而且主要是三大目标。即：1、控制通货膨胀；2、维持经济增长；3、促进充分就业；中国央行周小川则认为，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出发点是维持经济增长，且在四大目标之外还必须新增三个目标：其一，平衡国际收支。其二，促进改革开放；其三，促进金融发展；当然，如果是单一目标，容易实现，如果是双重乃至三重目标，实现的难度就很大了。汇率市场有“不可能三角”的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三大目标，而必须牺牲其中一个目标以确保另外两个。比如，中国央行选择的是后两者，在促进汇率稳定的时候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但对资本的跨境流动进行了各种限制。（对于央行的政策目标，我们有不同看法。首先，央行要做的是控制恶性通胀但却要保持温和通胀，因为温和通胀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其次，保持经济增长的目标还不够，应该是保持经济繁荣。第三，促进就业更要提高效率。第四，金融发展其实不必搞得太发达，只需要重点加强银行的地位就可以了，应该限制证券、保险、期货等行业的扩张。相关内容，且待以后再论。）一般认为，央行如果要实现两个目标，难度都很大。像中国央行这样，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要同时兼顾六个目标，怎么可能实现呢？所以，世界上有一种声音就认为中国央行缺乏独立性，是隶属于政府的下属机构，而美联储则有很好的独立性，所以可以保障其政策的相对独立。讽刺的是，美联储主席是由美国总统提名、参议院投票通过后任命的。而美联储这个机构就本职来说，是私人银行机构的代言人。1929年大萧条发生的时候，美联储恰恰是因为要维护其私人银行的利益而放纵甚至加剧了危机。而且，由总统提名任命的美联储主席主席竟然能保持其独立性？谁信呢？相比之下，中国的央行就不提自己的独立性多么强，而是一心一意要实现六大目标，其间的平衡和协调技巧殊为不易。但从最近1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周小川整体而言是称职的，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也是基本达到了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周小川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有权重的，但过去十多年，中国央行的首位的政策目标其实是”维持经济增长“。这才是世界各国央行唯一应该做的事情——事实上，维持经济增长与促进充分就业本就是二位一体的。做好这件事情，其它各项目标是可以迎刃而解的。相比之下，过去几十年，尤其是1970年代之后，美联储的首位政策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虽然也有“促进充分就业”的目标，但美联储更在乎的还只是通胀。要抑制通胀，就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个二元悖论，耶伦、伯南克乃至沃尔克应该都清楚。如何平衡控通胀与保增长的矛盾呢？抑制通胀的手法似乎很简单。美联储采取的是“干旱多浇水、涝灾多排水”的简单策略，做法则主要是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加息和减息，而1980年代以来，美联储的主要工作就是保持利率长期下行的同时，动辄实施间或加息的举措。看看这个图，这就是美联储的工作。换一个人来做，谁敢说一定做不好呢？尤其是1980年5月到1981年5月短短一年间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9.5%提高到20%，真的是完美无缺的操作吗？反思一下，如果美联储换一种做法，结果会怎样呢？再放大看看1990年以来的美联储操作水平：1990年以来，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从8%反复下降到0一带，最近两年又开始玩游戏，加息到1.25%了，还是不肯停止，据说要加息到3%的水平。我们的问题是：1、美联储动辄加息动辄减息，有什么客观必要呢？直接将利息在相对较低的水平锚定下来，会不会更好？注意，这不是一个无稽之谈，事实上，二战期间和二战后不久，美国财政部就曾一再要求美国长期锚定低利率的政策，美联储据理力争把利率抬高到历史上最高达到20%的水平，把经济搞得乱糟糟，后来又降息把经济貌似搞好了，结果美联储就赢得了“独立性”的美誉。2、要计划还是要市场？众所周知，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没有任何人（注意，是任何人，包含任何机构）可以预测经济前景、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制自由的市场运动。如果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真的是成立的，或者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则美联储的所有行动不都是无效的吗？为什么一些经济学家一边拥护自由市场经济，一边要为美联储叫好呢？有这么分裂的事情吗？正确的做法，当然是计划于市场并行，两手都要硬。3、如果没有美联储，美国的经济会不会发展得更好一些呢？这个问题可以想一想，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谈。4、如果美联储的行为值得称道，那中国央行的举动岂非举世无双？因为美联储的目标其实只有一两个，而中国央行的目标是6个，难度更大。如果再进一步，中国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岂非世界上最好的？既然如此，又何必厚此薄彼、妄自菲薄缺乏自信呢？央行的核心目标其实，中央银行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努力促进经济增长。央行的一切行动，都应该围绕这个目标展开。首先，如果能促进经济增长，则充分就业是可以自动实现的。但是，如果是反过来，围绕促进充分就业，却未必就有经济的增长。因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是实际的产出，而衡量就业的指标只是多少人有工作而已。其次，如果能促进经济增长，则通胀的目标可以自动抑制，根本不会因为经济增长就带来通胀尤其是恶性通胀，道理很简单，经济增长，则效率提高，产出增长，物价自然会下降。第三，如果能促进经济增长，则央行设定的其它目标也是可以间接实现的。比如，平衡国际收支、促进改革开放和促进金融发展。换言之，千目标、万目标，核心的目标，是要促进经济增长。当前，这种增长是稳定、健康、快速的增长。所谓稳定，是长时期保持相对合理的增长幅度区间，不要有大起大落，其核心匹配指标是就业人口。所谓健康，是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能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所谓快速，则是指不要人为去压制经济增长的速度。要实现经济稳定、健康、快速的增长，央行的主要工作应该就是四个字：合理放水。所谓的合理放水，就是央行要充分发挥其货币投放职能，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根据客观条件及时补充货币资金，维持经济在温和通胀的背景下对资金的需求。如果再细化一下，那就是：A、需求旺盛、物价较高的时候，要对生产环节投放信贷支持，扩大生产能力，满足市场供给——注意，绝对不是在物价上涨的时候盲目去加息，让全社会的经济成长热潮冷却下去。B、需求相对不足、物价比较低迷的时候，要对消费端扩大信贷支持，扩大消费能力，化解所谓的过剩产能——注意，绝对不是在物价大跌的时候简单给企业注水放资金，此时要通过宏观调控，满足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激发全社会的消费潜力。C、如果经济出现异常，应实施结构化应对措施，其中就包括类似于美联储后来实施的量化宽松举措、中国央行实施的稳定金融市场秩序等，也包括在经济转型期对不同产业实施区别化的信贷政策。前述三大工作，如果要形象描述一下，则央行的常规工作就类似于手里拿着调羹，面对一个水杯，适时决定何时加水、向何处加水——加水，理应是央行最主要的工作，收水，本来就不是央行货币政策的事情，而是国家其它部门应该做到的，比如，财政政策。有人会问：央行放水的边界在哪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是保持温和通胀，目标是通胀率在2%上下。为什么不是0？因为他们认为假设通胀率是0，一旦经济情况不好，缺乏回旋余地。所以，他们要保持2%的物价涨幅。其实，保持适度的通货膨胀，可以缓解借款人的压力，有利于借款方，从而有利于企业贷款发展；也会减少贫富差距（比如穷人的工资容易上升但富人的货币相对贬值）、平滑投资失败压力（比如投资企业亏损，但厂房可以升值）、促进超前消费（明知物价要涨，有些消费会提前实施）、保持投资增速等，对整体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这一点，美国的发展史已经有所证明。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曾做过考证，1867年到1960年，美国的货币规模膨胀157倍，年化复合增长率是5.4%。这段时间，也是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过程。我们接着弗里德曼的思路去考证，年，美国M2膨胀42.1倍，年复合增长6.9%。这意味着前面近100年的货币增速看起来很快，其实远不如后面的56年快。如果再细分一下，则年，货币的复合增长高达8.4%。不要小看了这个复合增长率，假设以8.4%的水平延续93年，货币会膨胀1900倍！比美国前面那段历史的货币膨胀速度增加12倍！但是，美国历史上最繁荣的一段时间，就是年代。顺着弗里德曼的研究，综合起来，那么年，在长达150年的历史中，美国的货币膨胀规模是——6600倍！它意味着2016年的1美元的购买力只有150年前的万分之一点五？但是，看看美国的强大，谁敢否定货币增长的功劳？这个货币增速，甚至远远快于宋、明、清等中国王朝时代的百年百倍的速度。所以说，适度的货币扩张，意味着经济的持续繁荣。现在，我们的问题是：硬通货时代，加息和减息，会影响到资金的配置方向。在纸币时代后期，尤其是在货币数字化的新时代，加息减息还会再传导给实体经济吗？这是一个不易完成的判断。美联储也好，世界各国央行也罢，目前是在缘木求鱼，用100多年前的货币环境形成的政策来延续到今天，也许，最终结果是损害了经济却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拯救了经济！早期的货币理论曾粗暴地认为：如果经济中的货币总量是100，物价是1，那么，货币总量增加到200，则物价就是2。今天，谁还会再去坚持这样的观点？最简单的表征就是2008年以来，美联储的放水并没有刺激物价。2008年之前，美联储资产负债总额才9000亿美元，2016年已经达到4.4万亿美元，资产规模膨胀了整整4倍。同一时期，美国的M2从8.2万亿美元膨胀到13.2万亿美元，但是，这8年间，美国的CPI涨幅实际只有14%而已。再回看历史，1913年到1972年，60年间，美国的物价涨幅325%（从10上涨到42.5）。我们把这个称作为硬通货时代。但年，仅仅30年间，美国物价就又上涨了325%。这个时代，是纸币时代。看起来，物价是不是涨速加快了？但是，年，15年的时间，美国物价涨幅只有35%而已！这意味着30年间的物价涨幅只有100%、60年间只有200%，创下了100多年来物价上涨最慢的一段时期。难道货币没有泛滥吗？显然不是。过去15年尤其2008年之后，是美国货币扩张最快的时期，但为什么物价涨幅反而放缓了？物价涨幅放缓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产出效率大大提高了。美国的物价涨幅证明一点：在货币保持温和增长的同时，决定物价高低的已经不再是货币投放的规模，而是社会产出效率！既然如此，当美联储看到物价上涨的时候，想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神圣使命，就赶紧加息加息再加息，岂不是南辕北辙？兜了一个大圈子，我们是不是回到了一个最基础的话题上：如果物价上涨，其实应该对生产端扩大放水，让其加大生产供给的力度，而不是缩表收水。（很多人满脑子对通胀的厌恶，其实，放水不是放洪水，而是保持适度规模的货币增量以确保经济繁荣为前提。）如果这个逻辑是存在的，美联储的做法是不是错误的？假设它是做错了的，让美联储关门的意见难道不应该重视——其实，美国人一直有人主张关闭美联储。最近几十年，美国的罗恩·保罗就一直主张废除美联储，因为有无数事实证明，是美联储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而不是经济本身！当然，保罗的很多观点也是错的，比如他所谓的黄金本位等。而关闭美联储的主张更多的像是一个噱头。其实，美联储本可以做的更好。本来，按照伯南克曾经表述过的逻辑：提高利率，就是提高各银行向美联储接待的成本，或是提高生产资料的投资成本，来减轻经济过热的压力，从而抑制经济增长。美联储历史上被称为“最伟大的”的主席马丁则曾经有一句响当当的名言：要在酒宴正酣的时候撤走大酒杯。这无非是彰显美联储的逆周期行为的伟大而已。如果细细分析呢，人的酒量可以锻炼性提高、可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酒量，凭什么美联储就可以决定何时撤大酒杯呢？这种撤酒杯的做法，明明是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何以却获得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喝彩呢？我们的疑问是：年，从9.5%骤然提升利率到20%，一定会严重打击经济的发展。那种不顾一切消灭经济扩张势头的行为，本是荒谬绝伦之举，却在美国赢得了很多掌声。难道，美联储没有更好的做法了吗？其实应该是有的。比如说，如果美联储只是缓慢降息，而从来不加息，效果会不会更好呢？1980年，在物价居高不下的时候，如果采取傅海棠的经济学逻辑，针对生产端降低贷款成本，要求企业扩大生产满足市场供给，物价会不会快速降下来，而与此同时经济却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了呢？对生产端降息？很多人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吧。物价那么高，低利率如何实现呢？银行岂不是要亏损了？其实，有办法，那就是降低存款利率到负数。存款负利率美联储前一轮加息是2003年6月利率达到1%后，在2004年6月第一次加息到1.25%。如果加息是有效的，经济就应该尽早降温，而不是在两年后即2006年6月加息到5.25%；股市和投资品的降温早就该发生，但美国股市却持续牛气冲天到2008年1月。美联储从2007年9月开始降息，并一路降息到2008年12月达到0.25%的低位——同样，如果降息是有效的，美国经济早该在2008年之前就企稳吧？不，美国经济的复苏远远滞后于预期。从2008年12月到2015年12月，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虽然美联储又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不断增加基础货币投放，但是，美国的经济根本就没有很快复苏。7年时间啊，以前的经济不都起来了吗？哪有间隔这么久的不加息也不减息的周期？这不充分证明美联储的政策是有问题的吗？问题在哪里呢？首先，是加息损害经济是明显的。美联储将利率在一年之内从9.5%提升到20%就是典型的对经济的伤害。其后岁月里，即便缓慢加息，累计到一定程度，也会危机经济发展。其次，在危机出现的时候，降息的速度太慢、降息的幅度太小是无足以逆转经济萎缩的。前一轮经济周期中，美联储加息3年还没有产生实质效果，却在开始减息的时候引爆金融危机。不得已，美联储用了一年时间就彻底完成了降息。再随后，又是长达7年时间无法再进一步降息或加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假设2004年的那一轮加息不实施，维持市场利率的稳定，一直到2017年，利率都稳定在1%，美国经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是否还一定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其后的艰难复苏？所以，美联储加息，我们是需要反思的，中国凭什么要跟进呢？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在美联储加息的时候我们却减息，能不能行呢？此时，按照傅海棠的经济学逻辑，可以给出的中国经济治理的良方是：1、长期保持存款利率的结构性差异，确保——2、长期保持贷款的超低利率；3、长期保持适度的货币扩张，促进经济发展；4、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灵活机动，保持经济体的持续繁荣。其中，关于存款利率的结构性差异，应该采取的措施包括：其一，个人小额超高利率。对小额个人存款（比如，存款金额少于城乡居民年收入一倍的，当前环境下为5万元），不考虑定期还是活期，直接按照5%（建议值，可商讨，下同）的利息长期给予固定利率。这一举措，等于向穷人发放补贴，有利于提高社会基层人员的储蓄水平。如果能这样做，小散户就再也不用到股市里觅食了，炒股一事太辛苦，何必让穷人来炒股，直接给他资金以一定收益，完全是可行的！其二，个人大额合理利率。对个人账户内的存款，实施分级负利率政策。即个人银行账户存款如果超过5万元不足100万元，按照当前的活期利率水平给予计息，年息将低于1%。其三，个人超大额负利率。对于个人账户内的存款，如果超过100万元，则分级实施负利率。比如，1000万元以下可以按照-0.2%计息；1亿元以下按照-0.5%计息；1亿元以上则按照每年-1%计息。此一举措，目的有二，首先，逼迫大额个人存款进入企业而不是躺在银行里生息。其次，超大额实施负利率，有助于二次分配的实施，会平滑社会贫富差距，也是会得到人民支持的。第四，非个人存款实施0利率。企业存款，本就不该通过储蓄的方式获取利息，应禁止对企业闲余资金发计息，这也包括货币市场等理财工具的利息。同时，应禁止个人资金进入货币市场。个人资金唯一的去路将是买股票支持企业投资或者成立企业。如此，可以确保社会资金没有食利族，而是全都支持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上述举措，会有人不理解，尤其经济学领域的很多人可能会表示反对。这不难理解。为什么？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没有从硬通货时代走出来。在人类历史上，硬通货时代，不管是黄金本位还是白银本位，不管是金属本位还是其他商品本位，只要是实物货币，就一定存在着“储藏”功能。在储藏功能下，有钱人是可以囤积货币、或者掩藏货币，从而导致社会上货币不足，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此时，为了鼓励拥有货币的人拿钱出来投资，就产生了“利息”。诚如此前我们曾经指出的，利息，是货币的租金。因为货币紧缺，所以才会产生租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货币的黄金本位逐渐消失，但纸币是一种类似于硬通货的实物货币，它同样有储藏功能。看过《人民的名义》里的那个贪官赵德汉，家里储藏纸币超过2亿元，就是典型的案例。当然，在中国，纸币的储藏职能显著降低了。而印度则不然。印度总理莫迪去年宣布废除大额纸币，其规模高达15万亿印度卢比，占到了印度流通中的现金86%。这一举措虽然引起种种质疑，但印度的经济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种储藏起来的货币本来就无助于经济发展！但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货币数字化已经日益成为现实。此时，货币的紧缺属性逐渐降低了——如果继续推行电子支付系统，未来总有一天，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储藏货币了！那意味着所有人的货币财富将不再是实物的黄金和纸币，而只是会计记账上的一个数字。那么，当所有人的货币都只是记账数字的时候，使用货币，还需要再支付租金吗？换言之，银行体系吸收存款，还需要支付利息吗？所以，为吸收存款而支付利息的时代将可能成为历史——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失去了储藏货币的机会，而必须将货币留存在银行的电子记账本上——此时，是储户求着银行给他记账，而不是反过来！既然如此，银行不只是不应该向储户支付利息，而是应该反过来，向记账户主收取记账费用，这就是资金（货币）管理费。2017年之前，欧美各国的银行存款利率为负数，其根源就在于此！同时，在货币数字化时代，货币再也不是央行铸造（硬币）出来的、也不是央行印刷（纸币）出来的，而是商业银行以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为源泉、按照央行规定的货币乘数（准备金率的倒数）“创造出来”的。在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下，商业银行吸收的每1元存款，都可以通过记账方式派生出新货币。假设存款准备金率是16.5%，则意味着货币乘数接近6，那么，商业银行每收进1元基础货币，就一定可以制造出6元的货币来。在这样的时代，货币供应量将完全取决于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而这个基础货币，也根本不是印制出来的而只是记账方式的变化而已。央行可以通过三件大事情进行货币政策的调节：第一，确定基础货币投放量。第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第三，指导利率高低。其中，所谓的指导利率，是要确定存款利率的超低水平，同时确保不同行业或产业下，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实施差别化的贷款政策——比如，国家要发展汽车制造业，可以降低该行业的贷款水平；国家要限制造纸业的发展，可以提高该行业的贷款水平；国家要限制房地产行业的高投资，可以提高房地产业的贷款利率水平，等等。人民币会贬值吗?其实，本文开头所列的美联储加息则中国经济必然衰退的那个图是错误的。且不说中美两国远隔万水千山，政策传导有时滞，更重要的是，美联储加息，中国恰恰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减息。很多人的担心是：美元加息你减息，人民币汇率岂不是要崩溃了？岂不是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美元出逃？其实，2004年6月-2006年6月，美联储经过长达17次的持续加息，利率从1%提高到5.25%。在此期间，中国的一年前存款利率只是从1.98%提高到2.25%，只是在2004年10月加过一次息而已。结果怎么样?结果是这样的：2004年6月到2005年6月，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锁定在8.2765，但随着美国的进一步加息，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却终于开始下跌了，2006年6月降低到8.00，2008年4月甚至跌破了7.00。美元加息再减息，中国央行后来忍不住也跟着加息一把，但最后还是都减息回原位，但最终却是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如下图：从上述的节奏也能看出，中国央行在2006年之后加息是犹豫的，后来是看美国的利率很高，中国才不得不跟随的。但历史证明，在中美两国利息都提升之后，迎来的却是灾难性的全球金融危机。下图是美林提供的美联储利率转折关头发生的重大事件。按照这个时间表，美联储的每一次加息周期，最终都导致一次或大或小的危机，不是银行危机就是金融业危机。所以，这一轮新的加息周期，其实可以等待一次新的危机出现，逼迫美联储转入降息周期。此举也正是我们坚持的观点：对央行而言，加息是错误的举动，减息才是正确的做法。因为减息会促进经济繁荣，而加息只会让经济最终陷入危机。如果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一起持续加息，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显然是负面的！查数据可知，中国在2007年12月才最后一次加息，而那时候美国的利率已经下调一个百分点，但二者利率是接近的，都在4.2%附近，随后，股市见顶，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一年。2008年10月，美国利率已经低于1%的时候，中国才开始首次降息到3.6%。但中国央行很快意识到问题严重性，2008年12月直接降低利率到最低2.25%。从启动降息到利息触底，仅仅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而美联储历时15个月才降息到底。相比之下，中国央行的灵活性要远超美联储。由此我们也能推断，美联储持续加息，中国央行未必跟进。因为有前车之鉴。中国央行很可能冷眼旁观美联储加息，等到它进入降息周期都按兵不动。这正说明中国央行调控艺术的高超。中国央行是深刻认识到了货币数字化时代的货币属性的——利率长期走低，本是应有之义！但是，很多人担心：如果美元加息、人民币面临贬值的压力，如果中国放开资本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呢？前苏联解体后，卢布的贬值，似乎又是前车之鉴了。这是市场的误解。关于汇率市场自由化，国际经合组织的要求是，世界各国尽力实行贸易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但从来没有要求资本项目的货币自由兑换。而大家平时耳熟能详的各国货币汇率，本质上只是贸易自由下的汇率，根本就与投资无关。在贸易项下，汇率的定价依据是相关两国的劳动产出效率，并受供求关系影响。常识可理解的汇率机制是：A国小麦的价格是每公斤100元，B国小麦价格是每公斤500元。那么，简单点，AB两国的货币关系，就应该是1：5。这种定价机制，即购买力平价。世界银行就采用购买力平价来确定世界各国货币的内在价值，由此形成合理的汇率水平。如果深究购买力平价的核心，就是劳动效率的体现。劳动效率高的国家，其货币就相对容易坚挺、升值。购买力平价，反映的也只是贸易项下的汇率定价。它只能体现不同货币用于购买消费品时的比价关系，但它不能反映投资需求、也不能反映投资中的比例关系。最常用的一个例子，是很多人说，如果卖掉北京的全部房子，可以买下美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云云，以此来对比中国的房价过高或者货币高估值。但是，这种比较是不成立的。1、我们不可能卖掉全部的北京的房子，如果真的要卖掉，房价早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会远远低于当前价格。2、我们也不可能买进全部的美国房子，美国人不会卖，也不会让你去买，而且真要买，价格早已不是当前价格，会高出很多。3、购买房子，不是贸易，而是投资。任何国家的投资项目下的货币兑换都是被管制的，只不过是管制程度的高低而已——因为现行汇率只是贸易和服务条件下的汇率，根本不是投资类汇率。简单地将贸易形成的汇率当成是投资项下的汇率水平，不只是荒谬的，更是不可能的事情。4、比较两国房地产的价格，本来就没有意义。以中美两国为例，房价是以建筑成本、土地成本和相关税费利润等为基准、综合当地人口、经济状况、人均收入和购买力意愿而逐渐形成的。一般的购房者是不会考虑如果这套房子被外国人看中会是什么价格。比如，一个中国人，房子价格1000万元人民币，折合美元160万美元。而纽约的一套较好的房子价格只有100万美元。看起来，存在一种良好的套利机制，即卖掉国内的房子转而买进美国的房子。可惜，套利交易在理论上成立，在实际中却并不可行：你能在北京工作却住在纽约吗？如果不能，换房子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说移民到纽约，那你在纽约的发展机会和生活条件会比在国内更好吗？如果会，你可以移民过去，如果不会，买这种房子有什么意义呢？房子等固定资产有区域属性，但股票则不然。如果资本项目下可以自由兑换，全世界的股票就没有估值的差异了。如果那样，才真是天下大同。但问题是：一国积累的外汇，如果是用贸易换回来的，那么，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放开本国居民购买他国股票——假设国人购买他国股票的热情高涨，则任何国家的外汇储备都会被彻底花光、本国货币会一泻千里。所以，在内外冲击剧烈、居民有较强购买外汇用于投资的时候，国家实施最严厉的外汇管制是完全应该的而且十分必要的。当然，其前提是仅仅针对资本项目。在国际竞争日益剧烈的时代，随着全球货币都逐渐进入数字化时代，各国资本项目下的管制加强将是长期趋势。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将来可能的解决之道有三个：其一，相关两国央行经过谈判沟通，形成资本项目下的汇率标准，并通过“互为创造”的模式，在对方央行那里创造一笔外汇，由此才能放开资本项目下的管制。即：假设中国人要进入美国买股票1万亿美元，中美应该协商确定它对应的人民币规模，并“创造出”新的美元来满足需求——而不可能是中国人拿着人民币找中国央行兑换存量的美元。这种新创造的美元，应该是由美联储授权创造出来，记账在中国央行那里的。央行转售给居民，居民用于到美国市场投资，等于美国市场凭空多出来1万亿美元的投资款。其二，中国或可与世界其它国家实施类似于沪港通、深港通的模式：有投资需求的两地投资者，分别以本地货币而不是对方货币进行交易，结算这由两地交易场所以当前汇率执行。如果资金是双向流通的，它对两国货币的冲击就是很小的或者有限的。比如，将来中美两国的股市可以实施“中美通”，即可解决两国之间股票市场的连接问题。事实上，美国的ADR模式本就是一种创举，中国的沪港通模式则是另一种了不起的创举。其三，购买股票、企业股权，前述两种方法是可行的。至于购买房产或其它2领域的投资，中国可以采取类似于货币互换的模式，与对方国家探讨资本项目下的货币互换，专项用于房产和其它领域的投资便利。其实，经济规模相差不大的两国家之间，无论是投资还是贸易，都可以不设立严重的货币汇兑管制。但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即便资金流入国不限制，中国政府则必须限制甚至是严禁。这就是中国当前的汇率政策，非常正确，且无可厚非。事实上，中美两国货币的含金量是不同的。对中国而言，货币投放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要更大。这意味着中国的货币对应的财富总量增长远大于美国。这是中国本可以不忌惮货币自由兑换的理由之一。比如说，中国货币投入1亿元，主要是在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环节，比如用来购买钢材水泥等建设高速公路。当1亿元花完，留下的是价值1亿元的公路。在这条公路上，有车在跑，有人在旅游，就可以收费或者创造新的价值，从而形成了新的现金流。但与此同时，建设这条路流出去的1亿元资金又在社会上循环，可能继续购买钢材水泥机械等，又盖成了一栋楼。此时，中国的货币存量还是1亿元，但社会上已经多出来一条高速公路和一栋楼，这就是货币的财富化。而且，这1亿元根本就不可能像硬通货时代那样沉淀下来，绝大多数资金都在银行体系里继续循环，继续变成高楼大厦、楼堂馆所、机场高速铁路。财富积累就会越来越多。对中国而言，市面上流通的1亿元货币，也许早已固化为高楼大厦等价值100亿元的财富。这才是人民币的核心、根本。如果，要让所有固定资产拿出来销售，需要的货币量也许远超M2规模的5倍以上——中国社会累计的财富规模也许已经超过千万亿元，而M2的规模才160万亿元。这或许也是国家当前限制房地产交易的原因之一。美国如果投入1亿元资金呢？除了一小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外，绝大多数资金是在消费和服务环节内循环的。比如，教师看病花掉100元，医生拿着这100元去交了律师费，律师拿着这100元去理发，理发师拿这100元去看电影，电影院老板拿着这100元去给儿子交学费……一次次循环，没有财富增量。这样的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其实并不强烈。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十几年如一日没有什么变化——比如，去美国的一些所谓大城市看一看，最近几十年的基础设施、城市面貌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同样的货币投入1亿元，你是喜欢中国这样能不断形成财富积累的，还是喜欢美国那样不增加太多财富积累的呢？永安期货的张逸臣曾经做过研究，也得出过相似的结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扩大货币放水规模，但中国央行的货币供给效率是最高的：中国央行扩表100%，但GDP的增幅也是100%。而美国央行扩表500%，经济增长只有30%。欧洲和日本呢？对不起，他们货币扩表400%，但GDP基本原地踏步：由此看来，相比美国欧洲和日本，中国央行的扩表效率高，实际上就是货币创造财富的能力强。这也就又回到了我们早期文章中提到的观点：M2不能简单与GDP去比较，因为M2是存量，而GDP是每年的增量。也就是中国投入1亿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形成价值10亿元乃至100亿元的巨大社会财富。所以，探讨资金效率，要用M2增量与GDP当年总量来比较才更合理。于是，我们的结论是：1、中国的货币适度膨胀，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2、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货币膨胀速度是合适的、效率是很高的；3、中国人民币的含金量是很高的，不必担心货币贬值；4、贸易和服务项下的人民币基本可自由兑换，但资本项目下的兑换必须严格限制和管控；5、在前述基础上，美国加息，中国可以不跟进而且应该继续减息，目的是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坊间存在着一个传说：北京穷了周边，上海富了周边。这个传说有没有道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不妨先看看北京周边是不是穷、上海周边是不是富。我们以GDP总量和人均GDP来衡量城市的贫富程度。为了较为公平地比较京沪对周边城市的影响，我们定义了“环北京城市群”，将京津冀全境、山西全省、辽宁部分地区、内蒙古部分地区纳入其内，使得环北京城市群的规模与长三角城市群同为41个城市（含直辖市和地级市）。这82个城市落在地图上是这样的：下面回到正题。我们先来比较一下两个城市群的GDP总量（由于部分城市GDP数据缺失，每个城市群各选取33个城市）：（说明：GDP总量指数是每个城市的GDP总量与首位城市的比值(2015年)。例如苏州的GDP总量是上海的56%。）显然，从GDP总量来看，两大城市群都是“1+1+39”的模式，即1个首位城市、1个第二首位城市、39个非首位城市。在两个城市群中，第二首位城市（天津、苏州）的GDP总量均为首位城市（北京、上海）的60%-70%；从第三位的城市往后，GDP总量随排名迅速衰减，但显然，环北京城市群的GDP总量衰减更快。我们再来比较一下人均GDP：（说明：人均GDP指数是每个城市的人均GDP与首位城市的比值(2015年)。例如天津的人均GDP是北京的1.09倍。）从人均GDP的角度，两个城市群的差异更加明显。北京的人均GDP略低于天津，第三位城市的人均GDP不及北京的70%。而上海的人均GDP则沦落到第七位（前六依次是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常州、镇江）。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均GDP并没有像环北京城市群那样的骤减，而是均匀减少。综上所述，无论从GDP总量还是人均GDP的角度，环北京城市群中的城市都是远远落后于北京天津的。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程度则相对均衡，上海有着苏州、杭州、南京、宁波等多个与之经济实力相当的小伙伴。“北京周边穷邻居，上海周边富亲戚”基本是事实。事实上，不仅环北京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差异极大，而且北京和上海在各自城市群中的扮演的角色也很不一样。首先，北京与城市群的联系强度远高于上海。我们基于2017年的人口流动数据（主要是商务人口流动和旅游探亲），计算了城市群中每个城市对首位城市（北京或上海）的联系度，并以排名的形式表示。结果如下图所示：（说明：环北京城市群对北京联系程度第一位13%的含义为，40个城市中，有13%也就是5个城市对外联系最多的城市是北京（全国范围内）；同理，有18%也就是7个城市对外联系第二多的城市是北京。）可以看到，对首位城市联系程度在第1-3位的城市，环北京城市群占31%，长三角城市群则仅为21%；联系程度在第1-5位的城市，环北京城市群占64%，长三角城市群则仅为36%。各城市对首位城市的联系程度排名落在地图上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总体来说，与首位城市在地理位置上接近的城市、以及邻近省的省会城市，对首位城市的联系度更强。只不过在长三角，联系程度在空间上的衰减更快一些。总体而言，北京与环北京城市群的联系度大大高于上海与长三角城市群的联系度。其次，环北京为单中心城市群，长三角为多中心城市群。我们统计了每个城市在其所属城市群中的联系度排名进入top5的次数，以此作为其中心指数。该指数越高，表明该城市与城市群的联系越密切。结果请看下面两个图：可以看到，北京的中心指数一骑绝尘，高达25；排第二的沈阳的中心指数约为北京的一半；天津仅排到第7位，中心指数只有北京的五分之一。再来看看长三角的情况。我们发现上海并没有表现出统治性的中心地位：合肥在前、苏杭南京在后，差距均在毫厘之间。综上所述，环北京城市群只有唯一的绝对中心，长三角则呈现为多中心的特征；与之对应的，环北京城市群与北京的联系程度也远高于长三角城市群与上海的联系程度。那么，是不同的城市群形态造成“北京穷了周边，上海富了周边”吗？一般认为，地区间差异受到劳动力转移和资本流动的影响。许召元、李善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通过数学模拟进一步提出，地区差距受到拥挤成本、资本的外部性及居民技能差异的影响。当资本的外部性较大或者拥挤成本较小时，劳动力转移可能促使地区差距不断扩展；当拥挤成本较大或者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时，劳动力流动会促进地区经济逐渐收敛。上面这段话简单翻译一下就是：城市群与首位城市的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取决于：1， 钱是否继续向首位城市流动？2， 人是否继续向首位城市流动？3， 流向首位城市的都是什么人？如果钱继续向首位城市流动、高技能劳动力继续向首位城市流动，则区域间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反之，如果钱开始流入到较小的城市、或大量低技能劳动力流向首位城市，则区域间差距会缩小。延续这种思路，要回答北京上海对周边的影响为何不同，我们需要知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人和钱会继续流向北京上海吗？简单地，我们以“城市间收入差”作为城市吸引人才和资本的综合衡量。如果劳动力或者资本在A城市比B城市有更高的收益，会吸引劳动力和资金向A城市流动，使得两者之间的差异会进一步扩大。我们综合考虑了不同城市间的平均工资水平、生活成本(包括房价)等多种因素，分别计算了北京和上海与其区域城市的收入差指标，结果请看下图：可以看到，从年，北京相比环北京城市群的收入差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来说，北京这座城市仍有大量的进入空间。再来看上海。上海相比长三角城市群的收入差一度降到了水面以下（收入差小于1），落后于江苏、浙江，直到2015年才略有回升，在区域内有了相对竞争优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北京仍是环北京地区就业和投资的首选；而在长三角，许多其他城市已经具有可以与上海竞争的人才和资本吸引力。那么，流向北京上海的都是什么人？我们以学历来近似表征居民的技能水平。由于低学历人群难以准确识别（例如，我们无法判断一个初中学历的人是在校学生、还是具有初中学历的从业人员），本文只探讨高学历人群的流动情况。由于无法获得外来人口的学历结构，我们只好使用替代性指标：高等人才吸引力指数。该指标的含义是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常住人口数量，与高等院校在校生的数量之比。某城市的该指标越高，说明该城市不仅能留住本市毕业的高等人才，还可以争夺到毕业于其他城市的高等人才；该指标越低，则说明该城市的高等人才流失越严重。结果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尽管北京上海都是所属城市群中高等人才吸引力最强的，但北京对高等人才吸引力远远高于天津、沈阳、保定等其他城市，而上海与苏州、宁波等城市的差距则相对较小。换句话说，北京对城市群高等人才的“抽血”能力比上海更强！至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判断：1，高等人才和资本在过去、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都由环北京城市群乃至全国向北京流动，北京与环北京城市群的差距很可能进一步扩大；2，长三角已显现出“多核”特征，上海与苏州、杭州等城市将展开对人才和资本的激烈竞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我们对于“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呢？注释：1. 本研究由 城市数据团 与 滴滴媒体研究院 合作完成，作者为 团支书。本文封面由滴滴媒体研究院提供，正文中的数据可视化由数据团成员 AuAg 完成。2.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滴滴城际交通数据、腾讯位置大数据、百度地图数据等。3. 本文主要的参考文献为 许召元,李善同. 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J]. 经济学(季刊), :53-76.喜欢这篇文章的人也喜欢 · · · · · ·这样还房贷，一分钟能省下十几万？我就呵呵了政策和信贷双重打压下，房价还能抗多久？郁亮接棒董事长，谁将是万科新总裁？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地产情报站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新榜认证，垂直排名TOP5,清博垂直排名TOP3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