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童谈独立媒体建设
曾是中国最年轻的市级作协主席，在中共某部委机关历练多年，后从事涉检工作近十年，如今又刚刚履新国际反贪杂志社总编辑。张金童，这位年过而立龙之传人的炎黄子孙对即将开始的新事业有着怎样的新思考？作为以报道全球反腐败事件、人物为核心任务的独立媒体，国际反贪杂志将有哪些新动作？&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见到了这位既带着执法者威严英气，又饱涵读书人儒雅的新锐人物。作为掌门人，张金童已经为即将展开的新事业铺开了蓝图：“香港媒体人要有树立立足反腐，面向世界，解说中国的独立意识；作为专业反腐媒体的国际反贪杂志，其宗旨就是搭建独立媒体平台，展示中国反贪成果，开展国际廉政交流，反馈全球反腐信息；要将自己打造成能够应战、敢于挑战西方话语霸权体系的传媒航母，并在未来一段时期联合国际有正义感的政府和组织组建一支无惧西方话语霸权的联合舰队。”&
搭建平台 解说中国&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鼓励公共部门以外的个人和团体积极参与，确保公众有获得信息的有效渠道，并进行预防腐败的公共教育和宣传，除非有法律的规定并为必要的限制外，要尊重、促进和保护有关腐败的信息的寻找、接收、公布和传播的自由。&
张金童认为，传播和弘扬廉洁理念，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和重要使命。廉洁文化建设是反腐倡廉的基础工程，其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影响社会的廉政状况。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更好地利用媒体力量不断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对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廉洁文化建设中，必须注重借助传媒力量，通过大力弘扬崇尚廉洁、摒弃贪腐的价值取向，倡导文明、健康、廉洁的生活方式等，才能不断压缩腐败言行的思想文化空间。”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打造一个联合媒体、商业和公益领域，跨国界的独立媒体，秉承广泛、客观、公正的新闻使命，坚持独立的编辑理念，报道国内外反贪领域新闻，以倡导中国公民对反贪事务的参与和推动全球公民反贪意识的形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在反腐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一个又一个“巨贪”的倒台，一个又一个依靠腐败建立起来的“利益集团”土崩瓦解，中国非常需要一个客观真实的声音对外表达，将这些反贪成果展现给世人。尤其在近一历史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动作不断出击，更急需向全世界昭示其精彩的道路。张金童说：“作为独立媒体的国际反贪杂志就承载着如是使命！”&
张金童告诉记者，建设国际反贪杂志和国际反贪协作网首先就要建立一支覆盖国内外的优秀工作队伍。他们将利用港岛和大陆现有的人力资源，按照区域划分选派专人负责重要新闻的采访及相关评论的撰写；通过向国际其他地区派驻记者和联合跨国媒体人来完成境外新闻的采写任务。同时，这些境外派驻人员还应肩负对所派驻地宣传中国反贪成果的使命。&
张金童说：“21世纪是媒体的战争，谁掌握了新媒体谁就有话语权。”杂志社将充分利用现有的新媒体资源，为每名记者配备全套先进的采访设备，借助新媒体平台，把他们培养成“能在新闻发生第一时间发回信息，新闻发生过程中持续关注事态变化，新闻结束后收集各方反应撰写事件评论”的全能型记者。&
同时，张金童认为学术机构、智库、意见领袖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他说：“美国的国际传播能力，除了拥有CNN、《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美联社这样的国际知名媒体，还在于它的研究机构和智库。这些机构召开各种学术会议，发表各种研究报告，把最符合美国利益的观点散播出去。”“另外，美国各级政府对社交媒体的运用也极为活跃、频繁，其以联邦政府机构名义的开设的Twitter账号已经超过500个。这已经是其全面涉入‘开放式政府’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这些社交开放平台已经成为政府与民众沟通互动的重要渠道。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构筑网络 全球联动&
媒体传播能力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大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媒体的传播能力。张金童认为，在国际传播领域，世界对来自中国的信息有强烈的饥渴感，中国应该有国际性的传媒机构来满足世界的这种需求。他说：“就中国媒体而言，在国际传播中不应一味模仿别人，而要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是建设独立媒体面临的最大挑战。”&
报道力决定传播力，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张金童告诉记者：“作为独立媒体，我们将用独家报道，独立观点，独特视角对全球每一个反腐败新闻事件进行客观、公正、充分诠释，更多采取国际化表达方式，运用国际受众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传播规则，逐步形成我们独有的语言风格，培育独立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媒体之外的、具有国际公信力的传播媒体。”&
张金童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加快培养高素质的话语权队伍，加强国际传播平台和国际传播内容的建设，增强整体传播效应，做好国际传播议程设置，把握舆论导向，善于运用“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国际传播方式，通过扩大国际影响力来展示和提升国家软实力，争取国际话语权，是历史赋予媒体的责任和使命，国际反贪杂志社应主动参与，有所作为。&
张金童告诉记者，大政方针已定，他们将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
——实施“廉政传播”计划。利用叁年时间，专访全球100位反腐高端人物（预计每年至少专访30位）；每年公开采访30件反贪重大案件；每年策划出版《全球反腐高端人物访谈》专集和《不负苍天：反贪重案报告》及《反贪专案》等系列书籍。&
——实施“廉政交流”计划。每年与30个国家及地区相关组织（或政府机构）建立廉政交流合作机制，3年至少与100个国家签署《廉政交流合作备忘录》；每年举办相应主题的“国际反贪论坛”（第一届拟为“反贪行动与媒体”）；开展“廉政动漫”征集巡展活动，“廉政歌曲”征集巡演活动，“廉政公益广告”制作发布活动。&
——实施“廉政巡访”计划。一是启动百媒联动与3000媒体建议函（又称“百媒千谏”）全球廉政巡访。作为发起者，他们将联合全球百家媒体，定期策划相应主题，分别组建与主题相对应的信息调研团在全球开展巡访活动；在调研中收集整理相关意见建议，以媒体建议函的形式送达至相关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预计叁年时间形成媒体建议函叁千件。二是结合中共进行的“八项规定”、“反四风”等整风运动，根据调研中搜集的相关线索进行跟踪，利用《国际反贪》杂志、国际反贪协作网、反贪舆情通报等媒体平台，对巡视中发现的违规事件进行曝光。
——实施“廉政公益”计划。预计吸纳社会及企业各界捐助1亿元人民币，具体实施“四项行动”，即“助学行动”、“助老行动”、“助残行动”、“助医行动”；每年对400个特困家庭进行有针对性地救助。400个家庭的选取将联合各地区的政法机关，主要从当地为廉政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员家庭中选取。&
反馈信息 深度交流&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目前腐败犯罪日益呈现组织化、跨国化、国际化的趋势，单独依靠某个国家自己的力量已经难以完成反贪工作，现实迫切呼唤全球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由此，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应运而生，其宗旨就是加强各国反贪污机构在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方面的国际合作。&
张金童认为，十八大后，中共高层对腐败形势呈现出四个“前所未有”：认识的清醒前所未有，重视的程度前所未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前所未有，采取的行动前所未有。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的成立正是为了广泛地向国际国内昭示中国党和政府一贯坚持反腐败的坚定决心，宣传中国坚持打击和预防贪污贿赂犯罪以促进经济建设的显着成就，充分发挥中国检察机关在反贪污贿赂犯罪方面的职能作用，扩大中国检察机关在国际合作反贪污贿赂斗争中的影响。&
鉴于此，身为国际反腐传媒领域引领者，国际反贪杂志应当在具体工作中充当何种角色，怎样配合政府与国际组织展开反腐合作？张金童自信地说：“当好联络人！”他所说的“联络人”主要有叁层含义：一是传递信息，即将国际反贪污机构、法规、政策信息通过有效载体在各组织间进行及时传递；二是提供量身定做的信息服务，即根据全球相关机构需求有针对性地采集对应信息；叁是为国际间的廉政文化交流活动铺路搭桥。&
张金童认为，新闻媒介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承担着环境监测、社会守望的基本职责。反腐败工作与公共利益和民众感受密切关联，相关媒体舆情反映更为直接和强烈，对推进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作用。反腐倡廉建设只有尊重和反映媒体舆情才能有效引领舆情，赢得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对于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张金童认为应牢牢掌握话语权，这不仅表现在传递信息本身，更重要的在于通过传递的信息表达某种意见或倾向，进而影响受众观察问题的视角，促进形成对问题的主流看法和态度。这种话语权若运用得当，能够增强人们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为国际组织反腐行动助力，反之，则有可能误导受众，使人们对反腐败形势产生误判，引起负面效应。因此，张金童认为在具体工作中不但要做好筛选和区分工作，更重要的是确保所提供信息的客观性和指向性。&
张金童还告诉记者，在其任期内，他们要以国际反贪杂志为引领，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组织167个缔约国中编织一张传媒大网，为相关国际机构的信息传递提供更加可靠、透明、安全、绿色的交换平台。&
采访最后，张金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打造对抗西方话语霸权媒体航母的能力，这项正在进行的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一定会不断丰富‘中国梦’的现实内容，而且必将让客观正义的声音传遍世界各地，使真善大美的义举惠及全球大众。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凤凰周刊logo
周刊客服咨询
& / & 正文
睁开左眼：台湾独立媒体人
阅读次数：1050&|&
收藏本文　
摘要：台湾独立记者李惠仁完成了纪录片《不能戳的秘密》，揭露台湾禽流感疫情的真相，迫使台当局“农委会”不再隐瞒疫情。
台湾独立媒体“上下游新闻市集”的记者汪文豪以《孩子的未来、碗中的现在——校园午餐调查报导》获得2012年台湾消费者权益报道奖优胜。
2012年，就像是台湾独立媒体人的爆发年。离开了主流媒体但并没有停止观察及报道的台湾独立媒体人，依靠网络传播手段和更贴近真相的独特视角越来越昭显其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乘着喷射机，离开
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台湾主流媒体？
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个又一个先后从主流媒体辞职、但并没有离开新闻业而是依旧观察并报道的台湾独立媒体人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台湾媒体业中最让他们痛恨的怪现状——业配新闻。
2010年12月，在《中国时报》供职16年的主任记者黄哲斌将一纸辞呈放在部门主管的办公桌上，并在自己博客上甩出一篇博文，《乘着喷射机，离开&中国时报&》。这几乎是台湾媒体人对业配新闻的一次重要的公开宣战，瞬间搅动台湾媒体江湖，短短一天内，就有10万多人次点阅文章。
新闻成了按字论价的商品，政府和企业的公关软文像是外星来的异形，盘据了正常新闻版面；记者努力采访的稿件反而被挤压、被丢弃，甚至发展到“记者与主管被赋予业绩压力，不得不厚着面皮向采访对象讨预算、要业配，否则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不配合报社政策’。”
不断目睹这场记者变成广告业务员、公关公司与广告主变成新闻撰稿人的假面舞会，这个40多岁、留着山羊胡子、大脑门的台湾资深记者终于“再也无法说服自己，这是个值得托付的行业”。
同时，黄哲斌掀起一场“反对政府收买媒体，以‘置入性营销’欺瞒人民”的联署，不过一天，就有1000多个单位或个人参与联署。
黄哲斌点燃的是许多人积累已久的不满和愤怒。
2007年，为《苹果日报》的“人间异语”栏目工作的江一豪，和他的主管之间发生了如下的对话——
“一豪，你是不是写作上有问题？”
“不要客气，如果有需要，我随时可以走，不要让你为难。”
江一豪想为这个栏目多撰写些底层人物的报道，可主管已经多次或明示或暗示他开发些更商业化、可以要业配的题材。那样的报道，江一豪写不出来，更不愿意写，索性辞职走人，当起了搬家工人，同时为台湾独立媒体“苦劳网”撰稿。
一年后，扛了15年摄像机的东森电视台摄影记者李惠仁，受够了每天追着新闻的浪潮跑、要有画面要有话题有冲突性趣味性、不停跟着流行转弯的电视新闻工作，遂请辞。
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心脏病发、入院急救。一直在台北忙碌的李惠仁，请了一个月的长假，赶赴彰化陪伴父亲。死亡离自己的家人如此之近。李惠仁开始反思，“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他说，“我在电视台的工作，有价值吗？”不过是，“10%用来做报道，剩下时间都在应付长官。”
辞职后，李惠仁做的第一部纪录片叫做《睁开左眼》，即从独立摄影记者的角度来看待台湾的电视新闻。电视台摄影记者将巨大的摄影机扛在肩膀上时，几乎是闭上左眼只用右眼来看，“右眼所建构出来的世界就等于我们常常讲的媒介真实”，李惠仁说，“睁开左眼，是说不要只看到或不要只去处理经过剪接和过滤过的所谓媒介真实，而是应该看到更客观的部分。”
2009年，跑环保线10多年、被主流平面媒体遣散的朱淑娟，架起博客，依旧如常到环保署采访，在她熟悉的领域，点点滴滴写下多件环境议题始末。“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心中想着‘做个独立记者’。”?他们几乎都是台湾独立媒体人的先行者。2010年黄哲斌的那纸对业配新闻的宣战檄文后，媒体人冯小非也加入了这一阵营，她和汪文豪、庄惠宜、萧名宏、蒋慧仙等人一起，创办了“上下游”网站，这是一个关心农业及友善土地议题的社会企业性质的独立网络媒体。其中，汪文豪是从待遇优渥的《天下》杂志自荐而来。
戳破，不能戳的秘密
“睁开左眼后，你看到的更客观的那部分是什么？”《凤凰周刊》记者问。
“真正的客观真实永远达不到。但我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在做拼图的人。”李惠仁说。
李惠仁的skype头像是偌大的口罩遮住大半张脸，右眼挡在摄影机后，左眼睁得大开，目光平静又似有穿透力。Skype签名为，“官僚的谎言是最可怕的病毒……不能戳的秘密。”而“不能戳的秘密”，也是他花了8年时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的名字，这部片子追踪调查台湾禽流感病毒株和官员如何隐匿疫情。
2004年，台湾彰化爆发全台湾第一例H5N2禽流感疫情。李惠仁是彰化人，听到养鸡朋友抱怨鸡只无故暴毙，但送去政府机关检验都说不是禽流感，他以媒体记者的敏锐度，直觉“没这么单纯”。
追踪禽流感疫情的拼图工作开始了。2004年，他将花了两个月追踪到的重要线索做了一条近三分钟的新闻专题报道，他的调查结果已可初步戳破官方说没有疫情的谎言。可当时这条新闻早已冷掉，总编辑勉为其难地将这条三分钟的新闻放在了不受关注的时段。播了一次，但就像什么都没播一样。
主流媒体的这种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让李惠仁有点灰心。可对疫情的关注，他并未中断，2008年辞职后，不用再连轴转般一周一个选题，作为独立媒体人，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新闻判断来，索性更自由地在这个议题上花上大把心思以及银子。
为了追踪调查报道，李惠仁自掏腰包上百万元台币，并像个“动物法医”一样戴上口罩、眼罩，亲手解剖了200多只病死鸡。同时，他拿着解剖检查结果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数据，一直跟台湾的农委会对质。
直到2011年7月，他才完成全片。《不能戳的秘密》全片64分钟20秒，远远长于他在东森电视台时长多被压缩在两分钟内的新闻专题片。公共媒体无法为这部片子提供一个播放平台，他便将片子放在网路上，先是在“公民新闻”平台Newtalk和苹果动新闻上，接着YouTube、Facebook、PTT、Plurk等网站都开始大量转载该片。
接下来，独立制作的新闻纪录片获得了排山倒海般的连锁效应：日，台湾官方证实了“H5N2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爆发”，主流媒体也跟上该议题报道，台湾各地数十万只鸡被扑杀，民众改吃海鲜……乃至导致台湾“防检局”局长请辞下台。
只是，这部投入百万台币的片子并不能给李惠仁挣来一分钱。
作为独立记者，他的资金来源是两种——以片养片，从开公司的朋友手里接些小案子，每次挣个一两万台币；另一部分资金，来自致力纪录片和专题片制作的台湾公共电视，若提案通过，拍摄者会得到一笔资助费。
走得越近，越看到不一样
像李惠仁一样，在台湾做独立记者大概有很大的几率在这个领域内闯出名堂。
出于谋生，也出于想更接近自己最感兴趣的蓝领劳动者，辞职后的江一豪，照样怀揣着为弱势群体呐喊的社会理想，边为独立媒体“苦劳网”撰稿，边当起了卖苦力的搬家工人。
1979年生的江一豪，瘦、皮肤黑，喜欢戴一只棒球帽、穿T恤衫，鼻梁上架只镜框。初做搬家工时，他逊到总要拖累人。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视角才变得不一样了。
一次，和他一起出工的搬家工，出于对他的不信任，在搬到一只很重的冰箱时，忙打电话找来资深助手帮忙，并付给对方600台币。江一豪很不好意思，表示这笔钱从自己的工费中出，谁料，平时看起来很流里流气的对方，竟然大手一挥，潇洒的说不用了。
“我们都有共同的经验，所以可以相互容忍和理解。只有跟受访者达到那个感觉时，报道才会有血有肉。”在身份的转变中，视角也获得了更新。“直接变成了一个蓝领工人的视角，过去我所不理解的工人群众的语言、心境，我都渐渐能够掌握，而且必须说，这些其实都存在于劳动过程前后细节里，如果没有身临其境，不可能透过采访说明白。”
走得越近，看到的越不一样。他更愿意这样总结。
就这样，用体力付出得到的血汗钱，换来主动采访、无偿发表的报道自由。一方面体验劳动人生、一方面以网络为基地，江一豪转身变成关怀土地、向自己负责的独立记者。比起在主流媒体中不断忍受被边缘化的痛苦，成为搬家工人的江一豪反而写出了一系列出色的作品。
其中报道弱势群体土地问题的系列文章，“人与土地的故事”，更是击败了主流媒体的报道，入围了2008年台湾重要新闻奖项“卓越新闻奖”。系列文章的主角分别是——台湾原住民三莺部落，其河边驻地一直遭遇县府强制拆迁；东菱电子厂的工人，为了争取被老板积欠的退休金、资遣费，成立自救会，以长达10年的时间守在工厂；以及在台湾的缅甸华人，远渡来台，但并没有太多平等的机会。
在江一豪的文章中，处处可见作者本人的介入——行动的投入、感情的投入——他到底走到了多近的地方去看他们？
“东菱电子厂的工人，我跟他们相处了半年才完成稿件；三莺部落的这群原住民，认识了他们近一年，并着手跟他们一起抗争，才完稿；至于在台湾的缅甸华人，根本就是我认识四年多的同学。”江一豪回答说。
“你说，这样的‘采访时间’与‘工作方法’，怎么可能在主流媒体中进行并完成呢？”末了，他又如此反问我。
从第一天当记者到入围台湾的卓越新闻奖，江一豪才花了五年时间。他说，“台湾社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人还比较少，往人少的地方走比较容易成功。虽然容易寂寞。”
现在，他和他笔下那群为了土地而抗争的人们走得更近了。他还是三莺部落自救会的顾问，和原住民一起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拆迁。
不断突破的采访权
在江一豪和他的“人与土地的故事”入围台湾卓越新闻奖两年后，2010年，朱淑娟一举获得了“卓越新闻奖平面媒体类实时新闻奖”。
跑环保线10多年，以独立记者身份获奖，这让朱淑娟的同业或已不在记者岗位的昔日“战友”们相当振奋，甚至有人在她的部落格留言“看到你立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于新闻人是个很大的激励。”
“将这么重要的奖项授予独立媒体，要肯定的不是我个人，而是对于独立报道精神的期许。”借着领奖的机会，朱淑娟同时还呼吁，盼建立合法的独立媒体认可机制。
36岁转行当记者，朱淑娟经历了采访单位对主流媒体与独立媒体的差别待遇，为求采访更顺利，她只好“靠行”公视和台湾环境信息协会。朱淑娟倡议，欧美独立媒体发展已臻成熟，白宫都可发采访证给部落客，台湾也应发展机制，协助公民记者。
江一豪就有这么一次被当作假记者的尴尬——
那是江一豪第3次到三莺部落。本来他当时还端坐在计算机前面整理前2次的采访内容，直到接起一通电话：“一豪，县政府带着怪手（推土机）要来拆部落，靠近部落入口那边的房子已经开始在拆了。”
大概过了40分钟，当他赶到受访者潘阿姨的面前，“怪手”距离他们已经不到200公尺了。潘阿姨没打算走，江一豪索性也陪她坐在家门口的椅子上，直到被一群警察死命地拉到一旁，并眼睁睁地看着“怪手”拆了她的家。
或许正是这次的经验，让前来拆除的警察对他有了印象，以至于在那天之后的又一次拆除行动，有些警察根本无视于他手上的相机便指着他喊：“把他抓起来，他不是真的记者。”
好在他掏出《记者证》解了围。
在台湾，《记者证》都由媒体各自核发的，无需官方机构来进行统一认证。在与官方的对峙中，独立记者可以依赖挂靠在某一媒体上的《记者证》来保证采访权。
李惠仁在追踪禽流感的过程中，便是以公共电视特约记者的身份，邀访“农委会”官员，曝露出对方一副在镜头前打太极的官腔。可他觉得，仅仅这样还不够。
李惠仁正在筹拍《不能戳的秘密2》，他发现以公民记者的身份邀访时，曾经接受过他采访的“农委会”的官员便会一口回绝，理由是：你现在不是记者。
就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李惠仁还和一些公民记者朋友一起，到台湾的“立法院”去抗议。“因为根据台湾的‘宪法’第十一条，讲到人民有自由采访跟自由出版的自由。”
他决定继续抗议下去。
温柔的小革命
在台湾的独立媒体圈，除了像李惠仁、江一豪、朱淑娟这样，依靠自媒体等网络传播手段单兵作战外，还有一股团队作战的新势力。媒体人冯小非推进的一件事就是成立台湾媒体学院。
为了鼓励更多人投入专业媒体工作，冯小非和朱淑娟、公视《我们的岛》的于立平、公视《纪录观点》的柯金源、辅仁大学新闻传播学系陈顺孝教授、独立媒体人黄哲斌、汪文豪、蒋慧仙，一起发起了这个“独立记者or公民记者”的孵化器——为非媒体出身但又有志于此的年轻人组织培训，同时也会为他们的点子筹集资金。
关于台湾独立媒体的前景，台湾独立媒体人黄哲斌如是描绘，“一旦模式成型，主流媒体与独立媒体相互竞合，平日各司其职，各自关注兴趣领域内的议题；有时携手合作，采访报道共同瞩目的重大事件。若此，台湾的媒体环境或许会产生正向动能，深陷于市场新闻学动弹不得的主流媒体，或许能出现新的突破窗口。”
香港凤凰周刊当前位置： &
媒体和司法，谁更公正？
《“精品文书”是如何炼成的》系列报道之四
发布： 10:04:16&
来源：《民主与法制》杂志&
作者：周恺&
　　赵春华案发生在我的家乡天津，案发地点是海河边的李公楼。大部分人不知道，所谓李公楼，得名于附近有清末名臣李鸿章的祠堂。李鸿章在历史上以卖国贼出名，而以他祠堂命名的地名却可以长存于大都市，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当年他的老师曾国藩来天津处理著名的天津教案。他年轻气盛，对老师的处理方案颇为不屑。但等他亲自出马审理此案时，才知道士风民情不可不顾，判案可不是仅仅依法那么简单，最后只好将老师的判决稍微修改一下，糊涂了事才逃离天津。
　　李公楼那个地方住着很多普通市民，市民多，生意就多。而且地近繁华地带，大致类似于一个常年庙会。五十多岁的赵春华在此地摆了个打气球的小摊，挣两个小钱。天津是个市民气息很重的城市，这位赵春华从内蒙古来津打工，她是何形象，具备什么气质，我大致能想象得出来。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五十多岁女人依然长有二十多岁的面庞，但那显然不是她。她是那种不饥不饱地活着、一块钱一块钱地赚、一分钱一分钱地省的女人。五十多岁的大娘，是人们对她的称呼，这位大娘的赚钱能力也仅就是摆个打气球的小摊子。然后，她就犯了这个&糊涂&的案子。
　　根据公安部的规定，&枪&是指达到1.8焦耳力量的枪；&仿真枪&是指1.8焦耳以下力量的枪。总之，长得像枪的，都按照这个规定管理。意思就是说，既不能吓唬，也不能真打。否则沾枪就是犯罪，沾仿真枪就是违法。至于其他危险品，自然有各种各样的实名制管理办法。法律的大网，没有漏洞。
　　1.8焦耳的力量有多大？据说扔个手机砸在脑袋上，力量都比它大。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门口小摊子上买的塑料手枪，团个纸团当作子弹玩儿，也就比那个威力大吧。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赵春华想开气球摊赚钱，当然得先掏钱买几把气枪。不想，该她倒霉，气球摊开张不久就赶上了严打涉枪犯罪。让公家一调查，这几把气枪正好适用上&1.8焦耳&的规定。于是，这个摆摊不到三个月的大娘，被以非法持枪罪抓了起来，一共收缴了她六支&枪&。六支枪？现在能有六支枪的人足可以横行津沽大地。赵春华如果有六支枪足可以再当一次天津的青帮大佬袁文会了，何必非在李公楼摆打气球摊呢？
　　公安抓、检察院诉、法院判，都很顺利。一审法院判了她三年有期徒刑，估计以赵大娘的生活水准，监狱里外差别不大，天津监狱里的生活条件不错，不比她摆打气球摊维持的水平差。在监狱里度过三年岁月之后，赵大娘还是赵大娘。有的人可能认为，抓也就抓了，判也就判了，赵大娘不必钻牛角尖儿。这么个小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毫无问题，被告人就不该有什么意见了。
　　谁曾料想，就在此时大量的媒体介入了！新闻界发现了这个热点，哪里肯放过?于是，司法机关平静的生活和畅通无阻的流水线被打乱了。媒体发出了所有&不懂法&的普通人一致的呐喊:从来没听说过摆个打气球摊也能犯法的！这也太不公平了！
　　全国各类媒体都在疯狂报道这个足以吸引所有人眼球的新闻。大家都关心，这么违反生活常识的判决，是法律吗？
　　法院一下子就被动了。赵春华这个小案子怎么惹出来这么大的风波?不仅全国媒体都盯着，而且还招惹来两个全国最有名的刑辩律师替她免费辩护。本来予取予夺的事情，现在自己再难独自做主了。一审刚审完，三年的判决放在那里，现在想改判无罪却万万不可。这案子不是那种亡者归来的情况，公安和检察都不会承认自己有错，只能法院自己为难。公安检察不能得罪，但这么难看的案子二审又该怎么收场呢？最后，不出业内人士所料，还是和稀泥的老办法。二审改判缓刑三年。赵大娘有罪，但不用进监狱了。糊弄一下，两面都有个交代就算了。
　　依我说，可以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来形容此案: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这个案子要是法律适用正确，就不知道刑法里那句&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是为哪种情况设定的？我们适用法律应当适用法律的整体，不仅仅是个别条目。处理一个案件，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都要考虑。即使仅在刑法范围内，也应该全面考虑刑法的所有条文、规定才可以。虽然最后表现在判决书上是个别条目的适用，但一定应当是考虑了整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之后的适用结果。抓住一个公安部的枪支认定标准就盲目适用法律，就是只击一点，不顾其他。这种做法决不是适用法律的正确方法。
　　这个案子没有媒体的介入，无罪的赵大娘能够逃过牢狱之灾吗？答案显而易见。媒体在这个案子中立了大功。但如果以此认为媒体可以代替审判，就大错特错了。
　　美国1992年的罗德尼&金案，就是媒体片面报道形成不公正的实例。它引发了当时洛杉矶震惊全球的黑人大骚乱。
　　罗德尼&金是洛杉矶一个四肢发达、脾气暴躁的黑人建筑工，因抢劫罪入狱。他刚刚争取到了假释的机会，约上两个好友到酒馆大喝一通。酩酊之际，他们开车回家，金是司机。半夜的公路上，这辆载着三个醉鬼的车引起了洛杉矶警察的注意，喝令他们停车。金因为假释在身，唯恐被抓之后重回监狱，所以开车狂奔逃窜。警方多方设卡堵截，终于将他们的汽车拦截下来。但金仍执迷不悟，跳下车来夺路逃窜，还和警察扭打起来。这家伙身强力壮，像头北美野牛，加之酒后撒疯，一两个警察根本无法对付，反而被他打了一顿。最后，四个警察急了，一起冲上去，警棍挥舞，如雨点般落下，才算把金打倒在地，最终制服。警棍之下，罗德尼总算是酒醒了，倒地求饶，老老实实地被带回警局处理。
　　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结束了。警察正常执法，金老兄也该咎由自取地回去蹲班房。但不巧的是，警察殴打罗德尼&金的场景被附近一家居民用新买的摄像机录了下来。第二天就被送到了当地一个电视台播放了。而且播放时还有意剪掉了金袭击警察的部分。结果，舆论哗然，全美国主要的电视台全都转播了这段警察&无辜野蛮&殴打黑人兄弟的视频。在群情激奋之下，这四名正常执法的警察被起诉。
　　当时，全美国的人包括总统老布什，都认为定罪是确定无疑的。如此&铁证如山&的案件怎么可能脱罪呢？但结果是陪审团一致裁定四名警察无罪。因为陪审团在法庭上看到了完整的录像，并且得知了事件的前因后果，知道了这是暴力袭警，并非无辜被殴。应该说，法庭的判决是完全公正的。
　　然而，舆论泼出的水已经无法收回。判决宣布之后，洛杉矶发生了史上最为严重的暴乱事件，黑人们抗议不公的司法判决，大肆放火、打砸抢，社会治安大乱。老布什也义愤填膺地表示一定要重新起诉四名警察，给罗德尼&金报仇。在此舆论重压之下，美国政府罕见的以侵犯民权为由重新起诉了四名警察。最终，两名警察被判有罪。而那名本来该蹲大狱的黑人兄弟金，居然获得了100多万美元的赔偿，从此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
　　写到这里，我也有些迷惑了:媒体和司法到底谁更可靠呢？在赵春华的案件中，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这起诬良为盗的案件就要成为铁案。一个贫苦的打工者就要无辜地进监牢服刑，终生背上罪犯的名声，而不知道因何祸从天降。而在罗德尼的案件中，司法坚持了正义，避免了偏见。结果却是媒体造成了这天大的笑话。孰是孰非，又该如何分说。
　　我想，没有一种制度可以让我们躺在上面睡大觉，不费任何力气就得到公正。无论是司法还是媒体，都是人在运作。而人总会犯错，总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随波逐流，将错就错。他们都需要有人仗义执言，勇敢地坚持正义。而制度之间都需要相互制约，当司法不公时求助于媒体，媒体偏颇时，依靠司法。这样，坚持正义的人，才有运作的空间，才有实现正义的可能。所以，我们万万不可将媒体和司法绝对对立起来，也万万不可迷信其中之一而排斥另一个。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道政通律师事务所）
　责任编辑: 尤晓岚
您看到此篇文章时的感受是
网站通行证： 密码：&验证码：
网站通行证：
　京公网安备　本网律师顾问：　建议使用IE6以上分辨率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