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迪顿有哪些观点 揭秘主要著作-闽南网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迪顿有哪些观点 揭秘主要著作
来源:证券时报网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2日19时揭晓，美国经济学家（Angus Stewart Deaton）成为2015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唯一得主。
颁奖词：奖励他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
　　消费类型有大有小
　　设计经济政策能够促进社会福利，减少贫困，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个人消费的选择。与其他人相比，安格斯.迪顿强化了这种理解。将个人选择的细节和汇总结果联系起来，他的研究改变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迪顿的研究围绕着三个核心问题展开:
　　在购买不同的商品时，消费者如何分配他们的支出?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解释和预测实际的消费模式，还需要评估政策是怎样改革的，如消费税的变化，影响不同群体的福利。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大约是在1980年，迪顿发展了几乎理想化的系统，即一个灵活并且简单的估算方法，对每个商品的需求是怎样依赖于所有商品的价格和个人收入。他的方法和其后来的修改版本，目前，在学术界和实际政策评估中都成为了标准工具。
　　社会收入花费了多少，又节省了多少? 为了解释资金构成以及商业周期的幅度，有必要理解收入与消费在长时间内的相互作用。在1990年的数篇论文中，Deaton显示，假如起点为总收入与个体收入，盛行的消费理论无法解释这些实际的关系。相反，人们应当总结个体如何使他们的总收入适应于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随总收入波动的个体收入。本研究清晰 地阐释了为何个别数据的分析对于解开我们在综合数据中看到的起到关键作用。
　　如何才能最佳地测量与分析福利与贫穷？在比较近期的研究中，Deaton强调，可以将个体家庭消费水平的可靠测量用于辨别隐藏在经济发展后面的机制。他的研究揭示了比较时间与空间上的贫穷层度时究竟有何主要陷 阱。它同时还揭示，如果能够巧妙应用家庭数据，同样也能够有助于解释以下问题：收入与卡路里摄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内性别歧视的程度。Deaton将研 究焦点聚集在家庭调查上，有力推动了将发展经济学从基于综合数据的理论领域转换成基于详尽的个体数据的实证领域。
安格斯&迪顿
　　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他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在那里他是基金会学者，并在剑桥大 学赢得了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他是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国际事务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
　　迪顿因为与John Muellbauer共同开发的近理想需求体系而为众人所知。2012年就曾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热门候选人。
安格斯&迪顿主要经历：
　　，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
　　2006年10月，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
　　2007年，全美经济学会主席。
　　2009年12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
　　安格斯&迪顿主要著作：《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逃离不平等》、《了解消费》、《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
主要观点：
　　发展导致不平等 不平等却有益发展
　　迪 顿在中国的主要著作之一是《逃离不平等》。该书中充满历史纵深感，关注人类发展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发展导致了不平等，不平等却时常有益发展，比如它 会为后进者指明发展方向，或者刺激后进者去迎头赶上。但不平等也时常会阻碍发展，因为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地位，会破坏追赶者的发展道路。作者在书中对 金钱和幸福的关系做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
　　国家能力缺失是贫困的主要原因
　　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国家欠缺收税或提供服务 的能力。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在穷国通常根本不存在&&在富国也不完美。纽约警察只是有些不礼貌（至少还在忙于提供服务）；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警察骑在 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人民身上讹钱，或是代表权力机关把人民抓起来。
　　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
　　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盘点近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主要成就
　　2014 年，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他被誉为当代&天才经济学家&，累计发表过300多篇论文和11本专著。在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 理论和激励理论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以对市场力量与调控领域研究的贡献而获奖，并打破了多年来美国经济学家垄断经济学奖的现象。
　　2013年，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拉尔斯&彼得&汉森和罗伯特&席勒，他们因对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取得显著成就而获此殊荣。评选委员会指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奠 定了人们目前对资产价格理解的基础，资产价格一方面依赖波动风险和风险态度，另一方面也与行为偏差和市场摩擦相关。
　　2012年，美国经济学 家阿尔文&罗思和劳埃德&沙普利，以表彰他们在&稳定匹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上所作的贡献。沙普利采用了所谓的合作博弈理论并比较了不同的匹配方法。其 研究重点是如何使双方不愿打破当前的匹配状态，以保持匹配的稳定性。罗思的贡献在于，他发现沙普利的理论能够阐明一些重要市场是如何在实践中运作的。通过 一系列研究，他发现&稳定&是理解特定市场机制成功的关键因素。
　　2011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以及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西姆斯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对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和应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方面。他研究短期经济政策的作用，反映出对宏观政策效果的关注。而萨金特 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
　　2010年，美国经济学 家彼得&戴蒙德和戴尔&莫滕森，以及具有英国和塞浦路斯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分享这一奖项。这三名经济学家凭借对&经济政策如何影响 失业率&理论的进一步分析，摘得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三人的理论可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包括&为何在存在很多职位空缺的时候，仍有众多人失 业&。三人建立的经济模型还有助于人们理解&规章制度和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和工资&。
　　2009年，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 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森。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的分析&获奖，威廉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 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森的研究证明了经济分析可用于解释大多数社会组织形式。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揭示了使用者组织是如何 有效管理公共资源的。威廉森的研究则发展了有关公司作为一些架构安排解决利益冲突的理论。
　　2008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 曼整合了此前经济学界在国际贸易和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 推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动因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论。他的新理论能够帮助解释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驱动 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2007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他们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 出了贡献。 &机制设计理论&最早由赫维奇提出，马斯金和迈尔森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经济学家、各国政府和企业识别在哪些情况下市场机制有效，哪些 情况下市场机制无效。
　　2006年，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费尔普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 了挑战。费尔普斯指出，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他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对经 济学理论和宏观 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5年，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和美国人托马斯&谢林。这两位经济学家通过博弈理论分析增加了世人对合作与冲突 的理解。他们的理论目前被广泛应用在解释社会中不同性质的冲突、贸易纠纷、价格之争以及寻求长期合作的模式等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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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1969年至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贡献
时间： &/&编辑：fairy
　　前不久，2014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落下帷幕，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获得近6年来首个独享单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盘点1969年至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全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回顾()：
　　1969年　简&丁伯根(荷兰)、拉格纳&弗里希(挪威)
　　贡献：发展了动态模型来分析经济进程。拉格纳&弗里希是经济计量学的奠基人，简&丁伯根是经济计量学模式建造者之父。
　　1970年　保罗&安&萨默尔森(美国)
　　贡献：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他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的全部领域。
　　1971年　西蒙&库兹列茨(美国)
　　贡献：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2年　约翰&希克斯(英国)、肯尼斯&约瑟夫&阿罗(美国)
　　贡献：深入研究了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
　　1973年　华西里&列昂惕夫(前苏联)
　　贡献：发展了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中得到运用。
　　1974年　弗&冯&哈耶克(澳大利亚)、纲纳&缪达尔(瑞典)
　　贡献：深入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互相依赖。
　　1975年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前苏联)、佳林&库普曼斯(美国)
　　贡献：康托罗维奇创立了享誉全球的线形规划要点;库普曼斯将数理统计学成功运用于经济计量学，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
　　1976年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
　　贡献：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
　　1977年　戈特哈德&贝蒂&俄林(瑞典)、詹姆斯&爱德华&米德(英国)
　　贡献：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作了开创性研究。
　　1978年　赫泊特&亚&西蒙(美国)
　　贡献：对于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进行了研究，这一有关决策程序的基本理论被公认为关于公司企业实际决策的见解。
　　1979年　威廉&阿瑟&刘易斯(美国)、西奥多&舒尔茨(美国)
　　贡献：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
　　1980年　劳伦斯&罗&克莱因(美国)
　　贡献：以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现实经济中实有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计，建立起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
　　1981年　詹姆士&托宾(美国)
　　贡献：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在金融市场及相关的支出决定、就业、产品和价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2年　乔治&斯蒂格勒(美国)
　　贡献：在工业结构、市场的作用和公共经济法规的作用与影响方面，做出了创造性重大贡献。
　　1983年　罗拉尔&德布鲁(美国)
　　贡献：概括了帕累拖最优理论，创立了相关商品的经济与社会均衡的存在定理。
　　1984年　理查德&约翰&斯通(英国)
　　贡献：国民经济统计之父，在国民帐户体系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实践分析的基础。
　　1985年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意大利)
　　贡献：第一个提出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这一假设在研究家庭和企业储蓄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1986年　詹姆斯&布坎南(美国)
　　贡献：将政治决策的分析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使经济分析扩大和应用到社会&政治法规的选择。
　　1987年　罗伯特&索洛(美国)
　　贡献：对增长理论做出贡献，提出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
　　1988年　莫里斯&阿莱斯(法国)
　　贡献：在市场理论及资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对一般均衡理论重新做了系统阐述。
　　1989年　特里夫&哈维默(挪威)
　　贡献：建立了现代经济计量学的基础性指导原则。
　　1990年　默顿&米勒(美国)、哈里&马科维茨(美国)、威廉&夏普(美国)
　　贡献：在金融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1991年　罗纳德&科斯(英国)
　　贡献：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
　　1992年　加里&贝克(美国)
　　贡献：将微观经济理论扩展到对人类相互行为的分析，包括市场行为。
　　1993年　道格拉斯&诺斯(美国)、罗伯特&福格尔(美国)
　　贡献：道格拉斯&诺斯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罗伯特&福格尔用经济史的新理论及数理工具重新诠释了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
　　1994年　约翰&纳什(美国)、约翰&海萨尼(美国)、莱因哈德&泽尔腾(德国)
　　贡献：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5年　罗伯特&卢卡斯(美国)
　　贡献：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1996年　詹姆斯&莫里斯(英国)、威廉&维克瑞(美国)
　　贡献：詹姆斯&莫里斯在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威廉&维克瑞在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博弈论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7年　罗伯特&默顿(美国)、迈伦&斯科尔斯(美国)
　　贡献：罗伯特&默顿对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做了进一步减弱，在许多方面对其做了推广;迈伦&斯科尔斯给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该法则已成为金融机构涉及金融新产品的思想方法。
　　1998年　阿马蒂亚&森(印度)
　　贡献：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做出了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
　　1999年　罗伯特&门德尔(加拿大)
　　贡献：对不同汇率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适宜的货币流通区域所做的分析使他获得这一殊荣。
　　2000年　詹姆斯&J&赫克曼(美国)、丹尼尔&L&麦克法登(美国)
　　贡献：发展广泛应用在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中对个人和住户的行为进行统计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赫克曼对分析选择性样本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麦克法登对分析离散抉择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2001年　迈克尔&斯彭斯(美国)、乔治&阿克尔洛夫(美国)、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
　　贡献：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作出重要贡献
　　2002年　丹尼尔&卡尼曼(美国)、弗农&史密斯(美国)
　　贡献：在心理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2003年　罗伯特&恩格尔(美国)、克莱夫&格兰杰(英国)
　　贡献：在处理经济时间序列的两个关键性质：时变波动性和非平稳性时，所开创的统计分析方法。
　　2004年　芬恩&基德兰德(挪威)、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美国)
　　贡献：在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中作出重要贡献。
　　2005年　罗伯特&奥曼(以色列)、托马斯&谢林(美国)
　　贡献：通过对博弈论的分析加深了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
　　2006年　埃德蒙&费尔普斯(美国)
　　贡献：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了挑战。
　　2007年　莱昂尼德&赫维奇(美国)、埃里克&马斯金(美国)、罗杰&迈尔森(美国)
　　贡献：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贡献。
　　2008年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
　　贡献：整合了此前经济学界在国际贸易和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推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动因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论。
　　2009年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美国)、奥利弗&威廉森(美国)
　　贡献：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的分析&获奖;威廉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
　　2010年　彼得&戴蒙德(美国)、戴尔&莫滕森(美国)、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塞浦路斯)
　　贡献：对&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2011年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美国)、托马斯&萨金特(美国)
　　贡献：研究政策变量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的角色，在宏观经济学中对成因及其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2012年　美国经济学家埃尔文&罗斯(美国)与罗伊德&沙普利(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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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2001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cn 日&17:52 中评网
　　钱颖一 原载《财经》日刊
　　《财经》杂志编辑的话：“知道多少”：什么叫作“劣币驱逐良币”？钱颖一教授在介绍阿克尔洛夫、史宾斯、斯蒂格利茨三位经济学家DD他们分享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DD对于信息经济学上的开创性贡献时做了明快的阐述。
　　钱颖一教授说，阿克尔洛夫发现，在旧车市场上，由于卖方往往比买方更清楚车子的质量，好车车主只愿意以较高价成交，而次车车主却愿意以较低价出手。买主知道有一定的概率会买到次车但却难以识别次车，因此愿意出的价格就要打折扣。如果市场上的次车比例大到一定程度，这种折扣就足够大，使得好车车主不再愿意把车投入市场。结果，市场上好车退出，而次车横行。 钱的阐述至此告一段落，但可以推知，最后，这个市场上卖的全是坏车，到这个市场上来买车的人，基于长期博弈后所形成的预期，实际上也只准备买坏车；而无论是卖车的还是买车的，都会假装是在买卖好车。每一步都充满理性，但结果极度荒谬。
　　同样的荒谬也可以发生在证券市场上。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投资者跟买旧车主分不清好车次车一样，难于辨别公司业绩的真假。所以，如果投资者预期上市公司造假的比例大到一定程度，旧车市场上发生的故事亦将重演。结果，市场上不做假的好公司退出，而造假公司横行。这个市场最后留下来的参与者不是骗子就是赌徒DD读者想必已经知道我想说的到底是什么了。
　　正因存在这种风险，对于证券市场信息透明化的要求才会如此之严，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消除上市公司(卖方)与投资者(买方)在公司真实情况上的信息不对称；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风险，一旦发现骗子则须严刑峻法。证券市场的两大柱石DD信息透明及严厉监管DD于是从信息经济学那里获得论证。
　　钱颖一教授199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在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及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多年，是最知名的海外中国经济学家之一。更巧的是，他与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均有过交往，由他来撰写本期介绍三位获奖者学术成就的文章，的确不作第二人想。
　　10月10日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01年的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的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史宾斯(Michael Spence)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商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以表彰他们为现代信息经济学作出的奠基性贡献。这几位经济学家得奖，在经济学界早已在预料之中，因此无人感到惊讶。作为研究信息经济学的学生，我感到由衷地兴奋。又因为阿克尔洛夫是我现在的同事，斯蒂格利茨是我过去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同事，而史宾斯是当年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博士项目录取我时的系主任，我觉得更增加了一层亲切。
　　具体地说，他们三人的贡献是提出了当买方和卖方具有非对称信息时市场运作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应用非常广泛，从传统的农业市场到现代的金融市场。虽然过去经济学家对不完全信息早有研究，但他们研究的是更为复杂的不对称信息。市场中的买方和卖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比如，卖旧车的人比要买车的人更清楚车的质量，上市公司的经理比公司的一般股民更知道公司的实际业绩。他们的研究发现，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对市场的运行带来很大的影响，而人们平时观察到的许多不好理解的现象都可用不对称信息来解释。他们的研究使经济学家对实际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有了根本上的改进，这表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价格的调整使得供给等于需求，这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达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但是，三位获奖人的研究发现，在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时，仅仅是通过价格的调整有时无法达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第二，他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和卖方会作出各种经济决策的调整，以增进市场效率，从而使双方收益。然而这些调整是有成本的。
　　经济学界早就认为他们三人会一起获奖，因为他们的研究紧密相连，相互补充。阿克尔洛夫在197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现在被公认为是信息经济学文献中最重要的开创性论文。然而文章的题目看上去很不起眼，直译“柠檬市场”,意译“次品市场”。在英文中，“次品”俗称“柠檬”，与优品“李子”相对应。阿克尔洛夫在完成该文后向经济学期刊投稿，连续被四、五家杂志拒绝，包括美国经济学会的《美国经济评论》、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刊》、欧洲的《经济研究评论》等一流经济学杂志。最后，几经周折后终于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立刻引起巨大反响。此事后，《美国经济评论》的编辑部专门指定一名编辑评审那些看上去平凡或奇异、但有可能是开创性的论文。
　　阿克尔洛夫的论文通过对一个简单模型的分析，表达了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深刻的想法。在旧车市场上，卖方往往比买方更清楚车子的质量(新车的质量比较划一，因此不是合适的例子)。假如买方无法通过其它办法检查旧车的质量，那么市场的运行就会出现如下问题。设想有两种车：好车和次车，卖主知其质量而买主只知市场上有一定比例的好车和次车。好车车主只愿意以较高价成交，而次车车主却愿意以较低价出手。买主知道有一定的概率会买到次车，因此愿意出的价格就要打折扣。如果市场上的次车比例大到一定程度，这种折扣就足够大，使得好车车主不再愿意把车投入市场。结果，市场上只剩下了次车。
　　这一简单模型揭示了两层道理。第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的运行可能是无效率的，因为在上述模型中，有买主愿出高价购买好车，但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并没有把好车从卖主手里转移到买主手中。而按照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市场调节下供给和需求是总能在一定价位上满足买卖双方的意愿的。第二，这种“市场失灵”具有“不利选择”或“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的特征，即市场上只剩下次品，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劣币驱良币”。阿克尔洛夫的理论让我们理解这一结果的根源是信息不对称。这一结果很重要，因为按照我们通常的思路，市场的竞争机制应导出相反的结论，即“良币驱劣币”。可见，引入信息不对称会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分析问题的角度并改变很多“常识性”的结论。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中是普遍存在的，阿克尔洛夫的以上分析具有普遍意义。他讲的故事虽然是旧车市场，但也可以换成烟、酒市场，也能解释为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充斥这些市场。他的分析还可以用在其它领域。比如，用他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民间信贷市场上利率奇高无比，原因也是“劣币驱良币”，即风险大的借款人驱除了风险小的借款人，同时使得利率调到高位，以抵消高风险带来的成本。
　　史宾斯的主要贡献基于他1972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他的论文是关于工作市场中的信息问题，而他的创新之处是研究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备信息的一方会采取某种行动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困惑。在找工作时，应聘人往往对自己的能力比雇主知道得更清楚。设想市场上有两种应聘者，高能者和低能者。假定能力高低是天生的，与后天的教育无关。面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能力高的人有比能力低的人更强的动机把有关自己能力的信息传递给雇主，而这一信息对雇主来说是有价值的。但问题在于，能力低的人也同样会宣称自己属于高能群。因此高能者为传递信息所要采取的行动必须是低能人很难模仿的。
　　史宾斯的模型研究了用教育投资的程度作为一种可信的传递信息的工具。在他的模型里，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它纯粹是为了向雇主“示意”或“发出信号”(signaling)表明自己是能力高的人。史宾斯确定了一个条件，在此条件下，能力低的人不愿意模仿能力高的人，即作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以示意自己是能力高的人。这一条件就是，做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对能力低的人来说边际成本更高，比如，能力低的人学习起来比能力高的人要更费劲。史宾斯证明了，在这种情况下，虽有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具备信息的应聘者可通过教育投资程度来示意自己的能力，而雇主根据这一示意信号便可区别开不同能力的人。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人愿意花重资上名牌大学或念高学位，其成本远远超出教育本身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原因是名牌大学和高学位都是应聘者向雇主发出的信号，表明他们聪明而勤奋。显然，这种示意方法可以帮助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困惑。但是，这种示意方法是有成本的，这里的成本就是相对于社会最优的过度的教育投入。有趣的是，史宾斯推倒出的这一数学条件同默利斯(James Mirrlees，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关在不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税收中的条件是类似的，后来这一条件被称为“史宾斯-默利斯条件”。这也说明，深刻的经济学理论是可以用少数简明的假定推出的，而很多看似不相关的理论在深层次上是相互连接的。
　　史宾斯的这一分析框架后来被应用到许多领域，其中之一是被用来解释上市公司的过度分红行为。在很多国家，政府对红利征税的税率比资本增值的税率要高(通常政府对红利征收两次税：一次对公司，一次对个人，而对资本增值只对个人征收一次税)。如果没有信息问题，利润再投资比分红更符合股东利益，但很多公司仍然热衷于分红。根据史宾斯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的管理层当然比股民更清楚地知道公司的真实业绩。在这种情况下，业绩好的公司就采取多发红利的办法来向股民发出信号，以区别于业绩不好的公司，后者发不出红利。证券市场对分红这一信号的回应是股价上升，从而补偿了股民因为分红交纳较高的税而蒙受的损失。
　　斯蒂格利茨研究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具备信息的一方如何调整合同的形式从而来“筛选”(screening)有信息的一方。他在研究中发现，用信息不对称以及人们对此作出的合同形式的调整，可以帮助理解许多长期以来不好解释的市场现象。他的研究从保险市场和农业土地租赁市场开始。在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不清楚投保人的风险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提供一系列的保险合同(即不同的保险费率和免赔额的组合)让投保人选择，从而达到区分不同风险类别的投保人的目的。在农业土地租赁市场上，农民与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又称佃农制)是普遍流行但又费解的一种合同形式。之所以费解是因为地主通常比农民富裕，所以似乎在合同中应由地主承担全部风险而付农民固定工资。但是，如果考虑到实际中农民比地主有更多的有关生产的信息，包括自己的努力状况，那么比例分成制就有优势了。
　　斯蒂格利茨对信息不对称下市场的研究后来又扩展到信贷市场和劳动就业市场。人们观察到，即使在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的信贷市场中，市场贷款利率总是低于使供需平衡的利率。结果，许多愿意以市场利率借贷的人贷不到款，也就是说，信贷市场是配给的。这非常令人费解，因为这里并没有政府计划。斯蒂格利茨和他的合作者在一个信贷市场的模型中引入了信息不对称，即借款人有高风险和低风险之区别，但这一信息只有借款人自己知道而信贷人并不知。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当利率升高时，低风险的借款人不愿意借贷了，而高风险的借款人却积极依旧。原因是后者在好景时赢利很高，因此付得起较高的利息；若时运不济亏损，就宣告破产。这种利率高低的变化对吸引不同风险类别的借款人的不同的效应，意味着利率在信息不对称时起到了筛选不同类型的借款人的作用。这样一来，降低利率让需求大于供给反而有可能使信贷人的利润上升，因为借款人群中低风险类型的比例会上升，从而缓解了信贷人面临的逆向选择。
　　非自愿性失业是市场经济中常见的现象，但也是颇为费解。市场调节的基本原理是说，如果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而产生失业的话，工资就会自动下降，直到供给等于需求、失业消失。这一理论显然与现实不符，斯蒂格利茨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他们假定雇主不能完全清楚地知道雇员工作的努力状况，这也是一种信息不对称。设想雇主只能偶尔抽查雇员的工作，若没有发现雇员“偷懒”的话，就发工资；一但发现雇员“偷懒”，雇主对他最大的惩罚就是开除他，将他投入失业大军。如果市场工资使得供求平衡，没有失业，雇员就会缺乏努力工作的动机，因为即使被发现偷懒而遭开除，他也可以立即找到新工作。如果市场工资上升到并非所有失业者都能在短时期内找到类似的工作，雇员就会有激励努力工作，以保饭碗。这种高于使供给和需求平衡的工资被称为“效率工资”，意思是提升工资可以提高效率。在这一模型中，市场价格(即工资)是可以根据市场状况调整的，雇主追求利润，雇员追求效用，这些都与传统理论的假定一致。与传统理论不同的假定是信息不对称，以及有限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模型中，当信息对称时，即当雇主完全清楚地知道雇员工作的努力状况时，市场工资没有必要保持在这样高的水平上，因此也就不会有失业的情况发生。
　　这三位获奖者年龄相近，现在都是六十岁左右。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多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即他们三十岁左右时完成的。他们以后的职业生涯有所不同。阿克尔洛夫一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经济系任教，偶尔在华盛顿的政府中兼职。史宾斯则一直留驻象牙塔，但是在相当多的时间内从事行政工作。1984年至1990年他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是该院历年来最年轻的院长之一。1990年至1999年他担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是该院历年来任期最长的院长之一。而斯蒂格利茨在九十年代的多数时间内在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任职。1993年至1997年间他在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先为成员，后任主席。1997年至1999年间他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据说由于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意见向左，提前卸任世界银行的职务。
　　有趣的是这三位经济学家都有一些“中国情结”。1984年初在我申请哈佛大学经济系的过程中，曾去哈佛与当时的系主任史宾斯面谈。记得他当时告诉我，他的妻子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而且是出身名门，原来她的外曾祖父是梁启超。阿克尔洛夫和他的妻子、儿子今年五月曾访问中国。他的妻子珍妮特?雅伦(Janet Yellen)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和商学院的教授，继斯蒂格利茨后出任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担任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董事，并多次访华。斯蒂格利茨的中国情结就更深了。他的教科书《经济学》在中国成为畅销书，销量达十万册以上。他近年来频繁访问中国，盛赞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取得的成绩，同时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献技献策。最近一次是去年十二月，他到北京参加劳动人事部和体改办共同举办的关于社会保障改革试点方案的研讨会，在会上对试点方案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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