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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您正确的联系方式，以便工作人员尽快与你取得联系　　@veteran-31 15:08:00　　作者：伟男A2012　回复日期： 10:09:35　 回复　　强烈要求公开18大代表国籍　　-----------------------------　　党章没规定只有中国人才可以入党，也没规定入了党不能转国籍！
　　@veteran-31 15:08:00　　作者：伟男A2012　回复日期： 10:09:35　 回复　　强烈要求公开18大代表国籍　　-----------------------------　　一大的时候，就有外籍人士参加！
　　@酒国英雄　　1看古代漢族怎麽稱呼外族的：匈奴、建奴、倭奴。从沒用過好字眼(滿族主政時的不算)，毫無媚外可言。　　2耄固然以批孔為榮，却也不以引用孔子名言為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來而不往非禮也~　　3儒學的性質與馬克思主義、毛思想相同，要麽都不是宗教，要麽都是！！　　4文化大革命，顧名思義，是非武装化的大革命，要以非流血的方式奪取以劉鄧为首的走資當權派的權力。　　
　　一说其劣根性，就触动了神经。参与者众，“就事论事、顾左右而言他”似乎摆事实讲道理，不过是想证实自己，维护可怜的自尊！妄论中华文化，想论你先去学！建国60余年，我们都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长大的。建国初的运动彻底统一了思想，不要觉得认识几个古字就知道中华文化了！
　　港媒辟谣：人民日报驻日分社社长身份为假 作者已是日本人核心提示：文章最后得出保钓是“害国”的结论，这是对爱国主义的蔑视，对中国历史的背叛。保钓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勇敢登岛，宣示中国主权的壮举，不是在东京“敲敲键盘”就能抹杀的。无论是韩晓清还是石川尚代的什麼观点，都根本代表不了全球华人支持保钓人士壮举的心声，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意志。　　近日，一篇署名“人民日报社驻日本分社社长韩晓清”的评论文章引起港媒极大关注，作者大放厥词称，香港保钓人士登岛“不管他们出於什麼动机，都不是爱国行為，而是害国行為”。经核实，文章作者韩晓清原為中国国籍，现归化為日本人，日本名字是石川尚代，并非官媒驻日负责人，而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合作方日中新闻社社长”。这篇文章的观点可以说是错谬百出，不值一驳，堪称认敌做友、数典忘祖之作！　　首先，文章充斥着谬论。文章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都和日本的经济援助、长期低息贷款有极大的关系”，该观点不值一驳。日本经援源起於1972年中日建交，中国决定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而日本希望以经援解决歷史遗留问题。30年来总额為2,248亿元人民币的日本开发贷款，仅佔中国去年GDP的0.5%说它“极大影响”中国经济真乃天方夜谭。　　再次，这篇貌似基於现实主义思维的文章，实则充斥麻痺、妥协的思想。文章引述邓公说过的“搁置钓鱼岛争议，由下一代或下下一代去解决”，但不要忘记邓公也说过“主权问题，不能谈判”，以及“吾国虽大，寸土必争”古训。中国的确需要文中所说“稳定、平静、友好的中日关系”，但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已无数次昭告国人：友好不是忍让出来的，一个连领土都无法保护的国家何以能谈得上稳定。　　文章最后得出保钓是“害国”的结论，这是对爱国主义的蔑视，对中国历史的背叛。保钓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勇敢登岛，宣示中国主权的壮举，不是在东京“敲敲键盘”就能抹杀的。无论是韩晓清还是石川尚代的什麼观点，都根本代表不了全球华人支持保钓人士壮举的心声，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意志。　　尽管石川尚代给保钓英雄扣上“害国”、“愤青”大帽子，但我们并不想称她是“叛徒”或“汉奸”。我们只想奉劝她一句：闭嘴，石川尚代！　■香港文匯报记者 刘凝哲
　　湖南邵阳纵火案调查：部分领导互招对方子女谋私　　来源：西部网 作者：潘京 　　27日上午10时许，湖南省邵阳市自来水公司领导正在开会时，该公司内退职工石燕飞，因不满公司未同意招收其第二个孩子进公司工作，携汽油瓶冲进会议室投掷，当场烧死3名管理人员，烧伤多人，而石燕飞也于昨日抢救无效死亡。　　内退腾岗，安置员工子女原本是不少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传统福利，但这一次，“香饽饽”却引发了对福利分配的强烈不公平感，最终酿就惨剧。　　碉堡岭上平静如昔，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前天晚上，他爱人和儿子（还在念高中）取了趟衣服，就再没回来。”住在郭金峰家隔壁的老奶奶指了指身后紧闭的防盗门，颤巍巍地说。　　郭金峰家位于湖南邵阳市碉堡岭自来水公司小区1号楼西北角。平时，邻居们经常能见到他，“50多岁，身高一米七几……”3号楼的郝女士说，公司领导以前都住在小区，后来慢慢就搬走了，只有郭金峰还经常能看到，“虽没打过交道，但看上去人挺谦和的”。　　郭金峰是湖南双峰县人，碉堡岭自来水公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分管供应、后勤等行政事务。日上午，他与公司总经理隆新民、副总经理饶晓阳在一场纵火案中身亡。而纵火者，是与他同住一个小区的内退女职工石燕飞。
　　纵火者石燕飞 内退在家月入“不到两千”　　47岁的石燕飞家住5号楼，在邵阳市自来水公司位于碉堡岭的5栋家属楼中，这栋楼最靠近路口，出入也最方便——从碉堡岭到繁华的五一南街，只要下个坡就到了。　　石燕飞一家原来住在自来水公司位于邵阳工业街的老生活区。1999年公司在碉堡岭的家属楼建好后，她便和家人搬到这里。　　在公司，她的主要工作是收取一些单位的水费，制作报表等。2004年内退后，她一直在家，每月的工资“不到两千元”。小区传达室的职工张小英说，石燕飞为人开朗，自己女儿才三岁，每次石燕飞从楼里出来见到，都会跟她打招呼、逗逗女儿，“出事那天早上（27日），她（石燕飞）9点左右出的门，深色上衣，手里也没拿任何东西，路上见我女儿了，还喊‘倩倩、倩倩，快叫石奶奶’……”　　石燕飞喜欢让孩子喊她奶奶，可实际上，她并不显老。那天，张小英还以为她是去街上玩，没想到中午时竟传来她去公司会议室纵火的消息。
　　纵火当天 两次到会议室第二次回来时拎着汽油瓶　　8月27日是周一，周一上午是自来水公司7个主要领导开会的时间，会议室在六楼总经理隆新民办公室的隔壁。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称，大约事发前二十分钟，石燕飞曾来过一次会议室，找公司领导理论二女儿进公司的事；随即，上午10时前后，她拎着汽油瓶走进会议室。　　“她情绪很激动，直接把瓶子里的汽油泼洒过去，在她打开手上打火机的时候，一个领导过来抢，不知是没抢到还是会场的领导抽着烟，结果火就着起来了。”这位知情者说，会议室只有二十几个平方米，汽油引燃后，顿时满屋大火。　　关于起火时的情形，知情者说：“当时会议室里主要是隆新民、饶晓阳、郭金峰和另外两个领导，还有一个正要出去打电话，石燕飞泼汽油后，火很快着起来，有人身上着着火就冲出来了，隆新民、郭金峰、饶晓阳和另外一个人被火逼到了北墙边上，最后没办法，就跳出了窗户。”　　四个人跳到了6楼的空调室外机上，他们互相拍打着身上的火，坚持了没一会儿，隆新民、饶晓阳和郭金峰便从上面坠了下来。只有一名身上被烤黑的领导，从6楼的室外机跳到了5楼室外机上，最后被5楼的员工救了下来。　　而离开会议室的石燕飞顺着会议室东侧的楼梯跑到三楼，或许是听见了有人坠楼，她从三楼跳了出去。事后，有媒体称石燕飞不治身亡，但随即官方称石燕飞还在抢救。　　昨日，据报道，由于石燕飞伤情严重，颅脑受损，于上午8时左右不治身亡。
　　六楼几个窗子着了大火石燕飞从三楼跳了下来　　当时，楼上最后一批招募的新员工（职工子女）正在7楼会议室上培训课，火势起来后，烟雾顿时弥漫了整个楼层，很多人都被吓哭了……　　10时10分，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5分钟内便赶到现场。15分钟后，楼上的人被疏散，大火被扑灭，然而，此时的会议室已被烧得面目全非。　　回忆事发时的情形，在自来水公司办公大楼对面水费缴纳点收水费的文婷至今心有余悸：“大约10点多，收费室的电突然停了，我还奇怪，公司的电从未停过的，正纳闷，就听外面聚了很多人，出来一看，六楼的几个窗子都着火了！”　　随即就听到有人坠楼。一个人从三楼跳了下来，落在一楼凉台上。后来文婷才知道，跳楼的就是石燕飞。
　　事发会议室已成废墟现场布满灰尘和碎屑　　事后第二天，火灾后留下的现场依然一片狼藉，不仅会议室被烧得黑漆漆如同废墟，空调被烧毁，过道的窗玻璃也大多粉碎。自来水公司办公大楼6层通往会议室的过道，被几个灭火器挡着禁止通行，而会议室东侧楼梯上，也布满灰尘和碎屑。　　8月29日下午，本报记者在邵阳市中心医院11楼烧伤整形科见到了两名受伤的自来水公司领导，其中一人双手被烧黑，胳膊上缠着绷带，另一人则两腿被烧伤，面对一些探视者的来访，两人情绪较为稳定。　　有员工透露，石燕飞纵火后，自身的烧伤面积也达30%以上，事后在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有警察看守，不让探视”。
　　事发自来水公司已经照常运转　　公司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目前隆新民等三位死者的后事还没有办，伤者还在治疗。　　此次遇难的隆新民58岁，湖南新邵县人。1979年曾作为援藏干部到西藏自治区任职。曾多次被评为自治区、县先进工作者和援藏工作先进个人。生前不仅担任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还是邵阳市公用事业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虽然说起公司的巨大变故，职工们都有些伤感，但公司还照常运转，即使是隆新民的办公室，也只是在门外多了一张“外出办事”的牌子。
　　牌友回忆 石燕飞爱打麻将不太在意输赢也不太把钱放在心上　　“别说是隆新民、郭金峰，就是一般的员工，她也没跟谁有过节儿。”家属区的居民说，石燕飞并不是一个爱生事的人，内退后，在家就是做做饭，打打麻将，不可能跟领导有多大的仇。　　“她很开朗，生活也很规律，一般都是早上在家，下午和晚上去打牌。”邻居王霞说，这些年了，很少见她出远门，大部分时间都在岭上岭下活动。　　住在岭下的“摩的”司机姚真力对石燕飞印象深刻，2010年，他曾帮石家送过米，他觉得石燕飞“为人大方，比较爽快”。　　打麻将是石燕飞的主要娱乐，牌友谭月说，多年来，石燕飞在牌场上赢的比输的多，但输赢好像都不太在意，也不太把钱放在心上。　　就在她出事前一晚，石燕飞还和谭月在岭下打牌。谭月回忆，那一晚打了好几个小时，石燕飞手气不好，到晚上12时散摊儿的时候，她已经输了三四百元钱，“但看不出来她有什么不高兴。”“但那天她不想走，说不想回家——可她不回家还能去哪儿？”谭月说，和石燕飞打了多年的牌，还是头一次听她说不想回家。　　石燕飞的老公叶之风（化名）是煤机场的下岗职工，前两年，他在五一南路附近开了一家茶馆，有邻居说，也就从那以后两人慢慢有了矛盾。而发生矛盾的原因，一种说法是，去年叶之风要把老母亲接来家里一起住，因为石燕飞不同意，结果闹得叶之风与自己兄妹关系紧张；另一种说法是，叶在外面有外遇，经常不回家。　　一位牌友证实，几天前在打牌的时候曾听到石燕飞说要离婚的话，却没听她说为什么。对这种传言，小区里的人总体感觉他们关系还是不错的，“她老公人也蛮老实，两口子哪有不吵的时候，说他不回家的，都是胡说。”　　实际上，周围邻居都知道，石燕飞最心疼的还是自己的双胞胎女儿。她的两个女儿今年22岁，均为中专毕业，其中一个还读过戏校。大女儿在未进公司之前，曾在外推销过手机，二女儿则在一家汽车4S店做销售。在邻居看来，两个女儿漂亮、可爱，在石燕飞心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有时候她们回来晚了，她都会在外面等着。”
　　新华网北京8月31日电（记者李斌）　　“微笑局长”在事故现场“一不留神”笑了，网友“一不留神”搜出了“各种表”。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公开回应：“我确实买过5块手表”，最贵的一块“价格是3．5万”，表是用自己“合法收入买的”。杨局长敢于直面汹涌舆情的勇气自然是好，但回应该不是作秀，要经得起围观、捱得起板砖，更要hold住纪检监察部门的调查、把自己的收入进行一次公开。　　事故现场“一不留神”的微笑，并不能说明杨局长面对群死事故心情不沉重；如果杨局长是个“手表控”，掏10多万合法收入买5块表，也不一定是浮云。杨局长回应公众质疑自表清白，比起那些面对质疑“掩耳盗铃”、充耳不闻当“鸵鸟”的官员，已有很大的进步。身处舆论漩涡的官员，就应当像杨局长一样拿出诚意、直面质疑、以谦卑的姿态回应公众关切，唯有如此，才可能赢得公众的谅解。　　杨局长勇气可嘉、值得褒奖，但并不能充分证明真正清廉，也不能从根本上平息公众质疑。“一不留神”抽了“天价烟”，牵出了腐败局长周久耕；“一不留神”日记曝光了，牵出了“局长日记门”；“一不留神”照片泄露了，牵出了诸多“官员艳照门”……太多案例一再证明，“一不留神”往往是腐败者的墓志铭。　　杨达才表白了，纪检监察部门也不能只在一旁“打酱油”。杨局长话音刚落，就有神一样网友晒出高清图，指出他“忘记”了还有第六块表——奢侈品“宝格丽”。紧接着，网友又帮杨局长“回忆”出了第七、第八、第九块表。我们希望杨局长是清白的，希望他能hold住围观，更希望纪检监察给力，抓紧介入查个清楚，不能“一不留神”漏过一个“贪官”，也不能冤枉一个“清官”。
　　(转贴)勾结日本的孙文，一个被日本人包装起来的中国英雄　　1894年12月，孙文带着檀香山华侨筹集的6000多美元巨款（兴中会许以革命成功后10倍利息回报集资1388美元，其他为孙眉卖牛筹集，当时一头牛才7美元），经日本抵达香港。由于兴中会势力薄弱，孙文经尢列介绍，结识香港辅仁文社（反清组织）社长杨衢云。日，两派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乾亨行）集会，合并成立兴中总会，推黄咏商（香港议员黄胜之子）为临时主席，杨衢云常驻香港，孙文常驻广州，筹集经费、枪支，准备组织百余人的敢死队进攻广州府衙。　　就在孙文到达香港不久，在一次慈善宴会上，经康德黎博士介绍，孙文认识了日本人梅屋庄吉（出身长崎富商世家，在港开照相馆），梅屋允诺为孙筹集资金枪械。孙文取得了梅屋的支持后，萌发了寻求得到日本政府援助的念头（此时中日甲午战争尚未结束）。于是，从1895年3月初开始，孙文多次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走访中川恒次郎领事，图谋获得支持。为此，中川给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原敬（1918年任日本首相）写过两封信，谈及此事。在3月4日的信中，中川写道：本月1日，经友人介绍，有清国人姓孙名文（西洋医师）来馆。其人乃企图颠覆现政府人物之一。孙文来馆目的，意在向日本提出武器援助要求。云现广州戒备森严，举事困难，且又缺乏武器，望能为其筹措枪炮二万五，短枪一千等。到4月中旬，中川又给原敬写信，继续提出孙文要求武器援助的事。可日本政府有自己的算盘，拒绝了孙文的要求。（这两封信，由前京都女子大学山本四郎教授，在整理原敬所藏公文时发现，收录在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10月出版的《原敬关系文书》第二卷中。）　　这是孙中山首次主动勾结日本政府，企图获得日本援助，颠覆中国政权。后国民党汉奸辈出，孙文肇始。　　1898年11月, 孙中山与日本人（玄洋社成员）在横滨合影。前排左起安永东之助、杨衢云、平山周、末永节、内田良平；中排左起大原义刚、小山雄太郎、孙中山、清藤幸七郎、可儿长一；后排宫崎寅藏。玄洋社是干什么的，我们会在后面章节详细叙述。你只需记住这些关键人物的姓名即可。　　转赴横滨——巧合还是预谋　　在英国呆了10个月后，孙文受日本友人邀请，于日经加拿大再次到达横滨，甩掉自英国跟踪而来的清国公使馆三等书记官曾广铨（曾国藩之孙），寻至陈少白住宅。第二天两人至横滨警察署长官邸，寻求日本政府保护，以免被清廷缉捕。日本外相大隈重信对此事非常重视，着令加以监视警卫。在横滨，孙文住到了山下町121番地，旅日侨商温炳臣（兴中会会员）住宅的二楼。温炳臣找来15岁的浅田春（静冈县清水町人），担任孙的女佣。由此15岁的浅田春成为孙文（时年31岁）在日本的第一个女人。　　孙文此行从伦敦至日本横滨，是由日本浪人平山周，以聘请“语文教师”为名义申请侨居证。通过陈少白，孙文认识了日本浪人宫崎寅藏、平山周（日本极右翼份子，犬养毅的亲信）。三个月前，日本众议员犬养毅曾派宫崎和平山，赴中国华南刺探反清组织结社情况。宫崎因病未去，平山周与可儿长一结伴至香港，从陈少白信中得知孙文从英国至日本，便立即结束华南行动，回横滨见孙文。宫崎、平山在横滨拜见孙文之后，立即前往东京，向犬养毅报告与孙文见面的情况，和在华南了解到的孙文在反清活动方面的影响力，希望犬养毅能接见孙文。日本外务省次官小村寿太郎闻讯，担心孙文会使日清两国关系恶化，有意令孙文离境。后经外相大隈重信和犬养毅从中周旋，最终同意让孙文留在日本。犬养毅命宫崎寅藏等三人赴横滨，请孙文至犬养毅在东京牛込区（今新宿区）马场下町35番的寓所会面。（日本外务省档案对孙文在日活动有详尽记录，名为《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革命党关系（含亡命者）》。）　　大隈重信侯爵（），日本明治维新重臣，早稻田大学创始人，两次当选日本首相。其与中国密切相关，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即为他第二次当日本首相时提出。孙中山与其关系极为密切。后面章节我们会详细叙述孙中山、袁世凯恩怨，及大隈重信与《二十一条》出台的过程。
　　日本政要——都是什么底细 　　这是日本政要第一次主动接触孙文，其背景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朝政权已摇摇欲坠，日本亟需研究中国形势，扶植在华亲日势力。当时大隈重信创办的早稻田大学（1882年建校），最早成立了“时局研究会”，讨论中国问题。1896年，日本众议员犬养毅最早提出“确立对华政策，实为当务之急”，劝告内阁派人赴中国调查时局。由此日本外相大隈重信，拨付外务省机密费，派遣犬养毅的亲信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赴中国华南调查反政府组织。宫崎、平山周先通过日本驻华武官曾根俊虎（军事间谍，情报组织兴亚会创始人）与陈少白相识，经陈少白介绍，读过孙文的《伦敦蒙难记》后，认为此人便是犬养毅苦苦寻觅的理想人物，由此举荐孙文，让其与犬养毅会面。　　此时在日本国内，经过明治维新后，主要政治力量有藩阀和民党两大派系。其中藩阀派以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三大元老鼎立。民党共分五派，分别是河野广中的东北派、星亨的关东派、林有造的土佐派、松田正久的九州派、大隈重信的立宪改进党。民主党派是日本政坛新崛起的力量，在众议院选举中超越了强大的旧藩阀势力。大隈重信和犬养毅是立宪改进党的首脑人物，正处于政途上升期。　　大隈重信于1838年生于九州佐贺城，毕业于佐贺藩兰学寮，1870年任大藏大辅（财政部副部长），是明治维新重臣之一。1882年创建立宪改进党，及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 1887年封伯爵，1888年成为伊藤博文内阁外相，因政见不合遭到玄洋社刺杀，炸断右脚后被迫下野。1896年任第二次松方内阁外相。1898年6月，立宪改进党与自由党合并为宪政党，组成以大隈重信为首相的日本第8任内阁（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绰号独脚首相），犬养毅入阁担任文部大臣。1907年大隈重信从政界引退，任早稻田大学总长。1914年4月，大隈重信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出兵中国山东并击败德军，企图长期霸占山东。为扳倒亲英国的袁世凯，并独霸在华利益，大隈重信强迫袁世凯政府，于日接受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由此遭到重创。1916年，大隈重信被大正天皇封为侯爵，授大勋位菊花大绶章。1922年因胆结石病死于东京早稻田，终年83岁。在日比谷公园（日本皇宫南门）举行国民葬，30万人参加葬礼。　　犬养毅（），日本政坛元老，大隈重信的亲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当选日本首相，三个月后日本即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十九路军，中国军民死伤惨重。犬养毅是孙中山在日本政界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左侧照片为日，孙中山遗体从北京移葬南京中山陵时，犬养毅（右一）、头山满（右二）、梅屋庄吉、宫崎龙介（宫崎寅藏的儿子）等日本人参加紫金山“奉安大典”，由此可见孙中山与这批日本人的关系是何其密切。头山满此人更是权势通天的幕后人物，后文将详细叙述其身份。
　　三朝元老——孙文的日本朋友　　犬养毅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朝元老重臣，1855年生于冈山县市川；是地方官员犬饲源左卫门的次子，后全家改姓犬养。1880年犬养毅从庆应义塾大学部（日本右翼鼻祖福泽谕吉创办的私立大学）肄业，成为从军记者。1881年得大隈重信知遇提拔，任统计院权少书记官。第二年加入大隈重信组建的立宪改进党，成为其亲信。1890年（明治23年）当选成为日本第一批众议院议员，之后42年间连续18次当选，次数仅次于尾崎行雄（立宪改进党元老，25次当选众议员，鼓吹对外扩张）。1898年犬养毅加入大隈内阁，担任文部大臣。1929年出任立宪政友会第六任总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若槻礼次郎内阁倒台。76岁的犬养毅接任日本第29任首相兼外相，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削减军费，由此得罪军部。但其继续推行侵华政策，日，日本为转移国际间对九一八事变的压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进攻十九路军。3月9日，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操纵下，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中国东北就此分裂。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中国东北）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5月15日，日本军人发动五一五政变，海军激进份子冲入首相府，将犬养毅乱枪打死，时年77岁。犬养毅死后由海军大将斋藤实接任首相，日本迅速滑入军人当政、对外扩张的战争末路。　　大隈重信和犬养毅都是毁誉参半的人物。他们对于日本崛起做过重要贡献，但在谋取在华利益上，不过是比日本军部那些只会用刀枪的丘八，换了一种更为阴柔隐蔽的手段。他们通过扶植拉拢中国反政府组织，以实现瓦解中国政权，制造社会动乱，谋取日本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则是在阴柔之后，采用赤裸裸的武力威逼，逼中国就范。对于中国来说，这两个人毫无疑问是战争罪犯。而孙中山及其后的蒋介石，与这些日本侵华势力首脑，有着难以对外人道的紧密联系。然而在国民党的政治需求下，孙蒋二人在台湾历史教科书中，被树立成正义凛然的国家领袖形象。在大陆，孙中山依然被尊为“革命先行者”，不遗余力地美化其“反帝反封建之功”。
　　东京会面——结识日本权贵　　日，孙文在东京拜访了犬养毅。犬养毅选在私宅而非官署会面，有蓄意结交之意。对于会谈过程，孙文写道：“一见如旧识，抵掌谈天下事，甚痛快也”（孙文自叙《革命原起》）。从犬养毅寓所出来后，同行的平山周、宫崎寅藏、可儿长一三人，建议孙文住在数寄屋桥旁的对鹤馆（靠近日本皇宫），入住时需要登记姓名。由于孙文尚遭通缉，平山周提出填写化名，用刚刚经过的“中山侯爵”府邸的中山二字作为化名（中山忠能公爵是明治天皇生母中山庆子的父亲），再加上孙文所提“樵”字，组成了中山樵的化名。宫崎寅藏第一个叫起孙中山的新名字。有了犬养毅的支持后，孙中山在日本的活动有了安全保障，在日本的交往圈迅速扩大。经犬养毅介绍，结识包括大隈重信（外相）、大石正巳（农商次官）、尾崎行雄（众议员，鼓吹扩张）、福泽谕吉（日本右翼鼻祖，脱亚入欧论由其首先提出，子弟遍布朝野）等日本朝野头面人物。（注：孙文著《建国方略》）　　此后，孙中山还认识了69岁的副岛种臣伯爵（1871年任日本外相，解决日本入侵台湾的牡丹社事件，支持日本对外扩张）、42岁的头山满（间谍组织玄洋社创始人）、46岁的平冈浩太郎（玄洋社社长）、秋山定辅（政坛幕后策划，后任众议员）、中野德次郎（九州煤矿巨头安川敬一郎的亲信）、铃木久五郎（著名股票商，野村证券创始人之一、后任众议员），并与安川敬一郎（九州煤矿财阀、安川电机创始人，玄洋社幕后金主）、久原房之助（茨城矿山巨头，日立、尼桑创始人）、犬塚信太郎（满铁理事）等日本财阀巨头建立了关系。据日本学者统计，孙中山在日本活动近十年，与其发生关系的日本各界人士多达1236人。这些人遍布日本朝野各界，多参与侵华战争。日本财阀也在侵华战争中谋取了巨额利益。而宫崎寅藏、平山周之类，只能算是底层跑腿的小喽罗。　　日，孙中山作为全国铁道督办(袁世凯任命)，偕夫人卢慕贞、翻译戴季陶、秘书宋霭龄，随员马君武、宋耀如等人，赴日本考察。先后会见日本首相兼外相桂太郎、犬养毅、头山满等人。3月20日宋教仁遇刺，孙于3月25日乘船回到上海，二次革命就此爆发。四个月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照片为日中午，孙中山、宫崎寅藏等人在东京日暮里，参拜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公爵之墓。陪同的有近卫公爵之弟津轻伯爵，公爵次子秀麿男爵，及东亚同文会人士。近卫公爵的长子就是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三次当选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当天下午，孙中山赴东京青山陵园，拜谒甲午战争罪魁——儿玉源太郎之墓。
　　长期包养——以备它日之用　　由于孙中山此时经济拮据，犬养毅、平冈浩太郎（玄洋社首任社长，黑龙会会长内田良平的叔父）决定负担起孙中山的生活费用。孙中山还担心原住宅离清廷使馆太近，会重蹈英国的覆辙；犬养毅便让其搬入早稻田鹤卷町40番地高桥琢也家。同住的还有陈少白、平山周、可儿长一（有监视之意）。在东京生活期间，孙中山还曾赴熊本县荒尾村宫崎寅藏的老家住了十来天，参观熊本的陆军演习，并接见专门来访的日本在华间谍头目宗方小太郎（此人1886年便潜入中国当间谍，号称中国通第一人）。此后两人成为密友，众多事件中均可见到此人身影。日，孙中山曾写信给宗方小太郎，表示说：“我将日本视为第二祖国。只是近来我国青年志士常误解日本经营‘满洲’对中国不利，真令人遗憾。”（注：《宗方小太郎文书》）　　日，正在生病中的犬养毅，致函陆实（即陆羯南，原为官僚，辞职后热衷时政评论，鼓吹国民主义，东亚会骨干），要求他负责照顾孙中山、陈少白、王质甫等人生活。信中写道：“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它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作此计划矣。”（注：《近代中日关系研究论集》所载彭泽周《犬养毅与中山先生》）　　早在1897年春，犬养毅、平冈浩太郎等人，成立了研究中国的“东亚会”，意在培训中国通，研究刺探中国情报。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平山周、陆实等人也是东亚会成员。1898年6月，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公爵、陆实等人成立了与东亚会性质类似的“同文会”。同年11月，在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文部大臣犬养毅等人撮合下，将东亚会和同文会合并，组成东亚同文会。会长为近卫笃麿公爵（其子近卫文麿继承爵位，三次出任日本首相，为侵华战争元凶，甲级战犯），副会长为长冈护美（贵族院议员），陆实任干事长，每年从日本外务省机密费中支取4万日元作为经费，在中国南京、上海设立同文书院，培养日本赴华留学生为中国通，联络扶植中国亲日势力。　　日，孙中山在东京芝区红叶馆，出席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欢迎会时合影。孙一行有14人，第二排左起第三人山田纯三郎、第四戴季陶、第五胡瑛（国会参议员）、第六头山满（黑龙会首脑）、第七孙中山、第九宋嘉树（宋庆龄之父）。日方主东为东亚同文会人士，有犬养毅、副岛义一、寺尾亨、柏原文太郎（众议员、东亚同文会干事）、伊东知也（众议员、黑龙会首脑）、根津一（上海同文书院院长）等35人。其中犬养毅、副岛义一、寺尾亨等人，在1912年孙中山窃居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被任命为总统府顾问。日本人的支持，是早期孙中山得势的关键力量。　　日，孙中山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密函。此时孙中山在广东受到地方实力派陆荣廷、唐继尧排挤，处境艰难，是年3月，犬养毅、头山满来函邀请孙中山赴日讨论中国南北议和事宜。4月，犬养毅再次来函，讨论处置督军方法，兼商谈新疆以及对德国方针等。5月份孙中山辞去临时军政府大元帅职务，接受日方邀请访日。孙中山对外界宣称是为了养病，而真正目的是希望在犬养毅的帮助下开辟有利于南方政界的新局面。6月11日下午抵达箱根，13日写信给时任陆军中将的田中义一，感谢田中对于他的帮助，并提到因胃病来日本箱根休养，或许有所顾忌，并未提到访问日本的真实目的。
　　(转贴)传「中国十大汉奸」评出　　近年来，「汉奸」一词频频为一些自认为左派的人士所用。听说前不久评出了「中国十大汉奸」，对此笔者在认可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同时，对于这样的贴标籤表示不解：难道我们回到抗战胜利后清算通敌者的时期了吗？为什么在一个开放和全球化时代，对于别人的观点和表达观点的权利不能更宽容一点呢？今天真有哪一个不官不商的文人有能耐「卖国」吗？　　各国左派普遍以社会公正为基本诉求，希冀以加强政府权力来节制资本，调节分配，以解社会底层之困。按此逻辑，中国的左派，无论是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本土左派，还是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新左派，都有巨大的群众基础。　　而所谓的右派，在中国又被称为自由派，他们多主张以发展宪政民主和个人自由来制约公权力的傲慢和肆虐。在一个有专制传统的国度，权力漤用导致的腐败从来没有根除，而今市场经济在法治不彰的背景下起步，商业权力很可能被公权力驱使来达到寻租目的。因此自由派多呼吁以政治改革来限制公权力，他们同样有巨大的话语空间。　　这样看来，中国的左右两派都不满于现状，也都能为社会公众和进步作贡献。记得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在广州被收容和打死后，自由派声浪很高，纷纷指责公权漤用，人权不彰，实施了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主要由法学等界自由派学者推动而终被废除。而左翼的声音虽比较微弱，但是名为「槟榔」的网友写下的一句话震撼我内心许久：打死我吧，我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暂住了五千年了！　　2009年发生在湖北巴东县的邓玉娇事件，更是左右两派同声谴责地方升斗小官欺辱民女的典型案例。自由派一如既往地指责官权无边，左派则以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理论为武器，斥责腐败官员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遗憾的是，除了上述例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左右两翼仍水火不容，乃至于发展到一些人要给右派带上汉奸帽子的程度。我绝不否认左翼的价值，但根据我的有限观察，不少自由派人士，恰恰是在面临具体的社会不公时勇于进行公民表达和合法抗争的个体，他们是在慈善公益、环境保护等议题上的积极行动者。
　　人民日报5月9日署名文章：　　复兴之路 富强之路 幸福之路　　－－关于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　　内容提要　　●寻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现代化之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一次次选择比较中走出来的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在实践与认识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日益成熟，对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刻、实践更加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也更加清晰丰富。　　●中国道路的选择，是由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和历史任务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选择和开辟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否正确，关键看两条：一是看这条发展道路是否适合自己，是否体现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二是看这条发展道路是否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交错反复、曲折前行，是历史发展的常态，也是道路发展的常态。这就需要我们坚定信心和信念，善于在曲折斗争中开辟前进的道路。　　●凝聚各方力量，攻坚克难，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合力，是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的基础和保证，是我们的道路不断得到拓展的基础和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最终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开辟出来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民族复兴之路、国家富强之路、人民幸福之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奇迹，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中国道路，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科学总结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正确认识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回答种种疑虑，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更加自觉地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攻坚克难、奋力开拓的征程中创造新的辉煌。
　　中国道路：来之不易　　寻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现代化之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一次次选择比较中走出来的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因此，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始终做到坚定不移，就不能不谈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寻求现代化的艰辛之路。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彻底击碎了中国人“***上国”的旧梦，封闭的大门被迫打开。面对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而来的工业文明，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开始了寻找现代化道路的艰难历程。　　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农民、封建地主阶级开明派、资产阶级改良派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这些运动和变法在腐朽而保守的封建专制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很快败下阵来。　　1911年10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所以辛亥革命虽然展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希望，却未能成功地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它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其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仍然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　　一次次的选择，一次次的抗争，一次次的失败。血的教训表明，依附西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之路是走不通的，依靠资产阶级革命派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也是走不通的。“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中国的现代化靠谁？又该从何处开始？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人民展示了一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通过社会主义独立自主地建设现代化的全新道路，黑暗中的人们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新的转折，走向新的方向。　　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汇集到社会主义旗帜下。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历史舞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问题的解决中，深入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开创了一条由新民主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的现代化扫除了整个制度层面和社会结构上的障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社会主义使中国获得了新生，中国走向现代化有了可靠的保证。因此，要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我们不能不铭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建立新国家、新社会、新制度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方面所作出的艰辛努力。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千疮百孔、一穷二白、十分落后。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烂摊子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建设新社会、探索新道路的历程：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重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毛泽东同志在探索初期发表了一系列光辉著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等重大理论；强调“以苏为鉴”，要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等。虽然探索出现了曲折和失误，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为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后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道路的开辟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今天，要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我们不能不铭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21世纪的，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全面推向前进并创造新辉煌的。　　当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已发生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新科技革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世界经济迅猛发展，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而此时的中国刚刚从十年“文革”中走出来，“左倾”错误仍在影响和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徘徊。面对世界发展大势和国内种种困局，“中国将向何处去？”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进程。这条道路形成的主要表现，一是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二是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三是实行改革开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四是明确了在发展道路上要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五是把这条道路的基本点以基本路线的形式确立下来，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局性的根本指导方针，以保证始终不渝地走这条道路。从此，我们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3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接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30多年来，我们党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制定和作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有力地推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3亿中国人民正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走上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
　　中国道路：内涵丰富　　从道路的选择到道路的探索，再到道路的开辟和发展，在实践与认识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日益成熟，对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刻、实践更加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也更加清晰丰富。　　党的十七大精辟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概括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历史方位、基本路线、历史任务、总体布局和奋斗目标，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践和认识的科学总结。当前，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内涵，重要的是把握好“三个一”，即一条基本路线、一个总体布局、一个发展目标。　　一条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在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任务的基础上制定的，集中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规律，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得不好，我们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可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三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这是我们的事业经受风险考验、不断胜利前进的最可靠保证。　　一个总体布局，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五大、十六大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全面发展的目标和政策，深化了对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使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报告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出发，对四位一体总体布局进行了系统阐述，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作出了全面部署。把握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就是要在经济建设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政治建设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文化建设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社会建设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个发展目标，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对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即通过到2010年、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的三个发展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同时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明确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条基本路线、一个总体布局、一个发展目标，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中，基本路线是总纲，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遵循；总体布局是基本内容，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展开；发展目标是宏伟蓝图，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方向。
　　中国道路：启迪深刻　　历史给人以思考。回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探索、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历程，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内涵，可以启迪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条道路、更好地坚持和拓展这条道路。　　道路的选择具有历史必然性。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臆测，更不能割断。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道路的选择，是由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和历史任务决定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主动顺应历史趋势，并在承继下来的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期实践选择和开辟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只有这条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能够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道路的开辟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否正确，关键看两条：一是看这条发展道路是否适合自己，是否体现事物发展规律和趋势，即是否体现了合规律性；二是看这条发展道路是否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即是否体现了合目的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它引领中国发展进步，体现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和趋势。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就告诉我们，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坚定不移地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道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条直线。交错反复、曲折前行，是历史发展的常态，也是道路发展的常态。把发展的道路看成是笔直的，以为道路已经形成，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就能轻而易举地成功，这种想法只能是幻想。前进的道路上不会只有顺境和坦途，还会有险境和荆棘。经过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这就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坚定信心和信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要具备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做好克服各种困难的精神准备，充分认识事业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善于在曲折斗争中开辟前进的道路。　　道路的拓展需要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我们的事业是亿万人民的事业，我们所开创的道路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道路。凝聚共识，攻坚克难，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合力，是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的基础和保证，是我们的道路不断得到拓展的基础和保证。当前，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国内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多元、多变特征更加凸显，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干扰和考验。这更加需要我们在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坚持正确方向，保持坚定立场，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凝聚社会共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虽然我　　入了美国籍　　但我出身于中国　　所以　　从原产地角度而言　　我不出席　　美国的两会　　而出席　　中国的两会　　是天经地义的
　　你好　　
　　@酒国英雄　　1看古代漢族怎麽稱呼外族的：匈奴、建奴、倭奴。从沒用過好字眼(滿族主政時的不算)，毫無媚外可言。　　2耄固然以批孔為榮，却也不以引用孔子名言為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來而不往非禮也~　　3儒學的性質與馬克思主義、毛思想相同，要麽都不是宗教，要麽都是！！　　4文化大革命，顧名思義，是非武装化的大革命，要以非流血的方式奪取以劉鄧为首的走資當權派的權力。　　
　　楼主，你写的叫文章？别以为把字码在一起叫文章，你喷出来的连粪都算不上，粪还能肥肥花呢，你喷出来的只能毒毒人！　　
　　楼主敢说哪国没有内战？那些被殖民地里面不是＊奸？有内战有＊奸是不是欺内媚外？　　
　　lz所学的知识还是停留在官办教科书上　　
　　“国民劣根性”学说是怎样兴起的？　　摩 罗　　中国国民性：一个西来的殖民话语　　中国国民性批判问题，并不是从中国的土地中生长出来的问题，而是一个外来的问题。来自哪里？来自西方世界。　　西方人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对所有殖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并将这种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传播给被否定的非西方世界，要他们学习领会并最终认可接纳。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判定他们没有灵魂，因而“不是人”，为其大肆屠杀和役使提供借口。对于非洲黑人，他们也一度怀疑其没有灵魂，最后判定为野蛮人，于是他们像捕猎山羊一样设法捕猎非洲野蛮人，贩卖到欧洲和美洲做奴隶。对于印度人，英国人认为他们很低贱，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为低贱，因为他们自私、无知、扯谎、不负责任、愚蠢、肮脏，等等。这一切都因为他们离文明的欧洲最为遥远，是东方黑暗愚昧的中心。　　至于中国，当然也毫不例外地面临这种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不幸的是，中国处于东方的尽头，比印度离文明欧洲的距离更加遥远，因而也必定比印度更加黑暗、愚昧，是东方黑暗愚昧的最后堡垒。为什么对印度和中国作出此种区分？因为印度已经被英国占领，正在接受启蒙和拯救，而中国一直拒绝拯救，可见在罪恶的道路上堕落得更深。　　一个英国人说，英国也许确实需要几块殖民地，但是非洲、亚洲更需要英国。需要英国干什么？当然是需要英国用欧洲文明和基督福音来拯救他们。尤其重要的是，需要英国和欧洲的文明人来掠夺并享用他们的财富。在整个殖民过程中，无论是殖民当局还是欧洲文化界，他们的声音汇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共同的意思：“他们不是掠夺者，而是启蒙者，他们不是逐利而来，而是为了完成造物主或君主赋予他们的某种使命，帮助那些不那么走运的东方人，设法使他们接近西方或提高到西方的水平。”〔1〕但是，如果这些野蛮部落不给启蒙者奉送银子，那就应该劫掠他们；如果这些愚昧国家抵制启蒙者的拯救，那就屠杀他们。　　所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说，丝毫不需要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而是为了建构一个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满足西方文明扩张和殖民掠夺之需要。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在当下占统治地位的学术体系之中，为什么这个地球上只有西方人完美无缺，所有其他种族的民人之道德、性格、人格为什么如此丑陋、罪恶。　　西方学者对中国国民性发表过高见的人，不乏鸿儒硕彦。孟德斯鸠、休谟、赫尔德、黑格尔等等赫赫有名的精英人物，都对中国国民性的缺陷深有研究。他们还分别从自然环境、历史境遇、法律风俗、政治制度等等角度，对中国国民性的文化背景及其成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周宁在《***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指出：从孟德斯鸠开始，西方思想界试图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确立中国的国民性，在后启蒙时代的东方学背景下，相关主题的不同文本，逐渐构筑起一个知识体系，经过赫尔德的发展，最后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此时，中国的国民性话语，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生产与组织“中国意义”的表述系统，已经具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中国国民的奴性；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概念，如中国的自然环境、政治专制、道德堕落、愚昧迷信、历史停滞如何塑造并表现这种奴性；已经表现出一种既定的陈述方式，如首先在与西方对应比较的东方化语境中确定中国国民性的精神核心并历数其多种特征，尤其是历数道德范畴内的反面例证；已经以学术建制的方式沟通了知识与权力，为西方的征服、掠夺、屠杀与扩张提供了正义理由。
　　除了精英学者之外，西方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文物掠夺者、军人等各色人等，都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发表过形形色色的描述和评价。他们大多以唯我独尊的心态对中国的现象进行了或善意或恶意的批评。黑格尔的“中国研究”毫无疑问曾经以这些描述和批评意见作为依据，可是，他的学说和意见一旦公之于众，就以大学者的权威力量极大地规范着、启示着那些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文物掠夺者、军人各色人等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角度和描述模式。就在西方精英人物和普通人群的互动之中，中国国民性的“奴性、愚昧、自私、麻木、残忍”等等特征得到了模式化的描述和强调。　　周宁指出：“在西方文化中，黑格尔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国民性话语精英层面的完成，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则标志着大众舆论层面的完成。十九世纪西方在中国人身上观察到各种特点，其描述复杂、混乱，甚至相互矛盾，它们的作用不是使西方视野中中国人的性格形象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模糊；不是使西方人能够轻松地把握中国人的性格，而是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了。《中国人的性格》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结束了这种难堪的局面。在明恩溥归结的中国人的二十六种特征中，中国人的性格形象似乎清晰了，可以把握了。”　　所有这些研究并不是一种学术的分梳、学理的推究，进而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这些研究只有一个共同的指向：被西方人征服、服从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是一切野蛮部落和野蛮帝国的必然命运，中华帝国也只有屈服于这种命运才有出路。就拿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来说，作者虽然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中国人二十六种病状，但他最后想说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只有皈依西方人的宗教（基督教），才能拯救这些病入膏肓的野蛮人。由此看来，近代以来西方宗教的扩张，与殖民军事当局的权力扩张基本上是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同样，西方社会所生产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体系，作为一种知识，并不是为真理服务的，而是为殖民权力服务的。　　历史上的西方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从否定面来建构中国形象的。与此相反，在伏尔泰之前，欧洲所有关于中国的言说都是充满了礼赞和憧憬，在他们对欧洲中世纪的教权专制、思想禁锢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中国被欧洲文化精英描述为富庶、自由、和谐、欢乐的世俗社会，并以此作为欧洲之楷模。直到1721年，德国学者沃尔夫还在一次演讲中称赞中国的道德哲学，描述孔教理想国是如何尽善尽美（他因此遭到普鲁士国王的驱逐，被迫流亡异国十六年）。1730年他又提出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典范，其内圣外王的统治模式符合柏拉图《理想国》的构想。有的欧洲学者甚至盛赞中国古代文明超过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伏尔泰的《风俗论》依然保留了这种美化中国的流风遗韵。《风俗论》是一部描述中世纪世界政治、历史、精神文化的著作，翻译成中文长达一百三十万字，它以中国内容作为全书的开篇，这种安排似有以中国作为文明典范的含义。伏尔泰说，当中国人在创造伟大文明的时候，偏居西方一隅的欧洲人还是奔波于丛林中的野蛮人。作者也从传教士的著作中读到若干中国社会的缺点，但是他对那些描述不以为然，处处为中国人的这些缺点辩护。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学者心中，中国形象跟乌托邦一样完美无缺。　　当他们建构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时，并没有足够的现实材料，也没有一本扎实的专门著作进行学术论证。严格说来，这只是一场思想上的虚构。在启蒙运动之前，中国文化成了欧洲文化人进行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的重要资源和理想标准。当然，这并不说明欧洲学者对中国有多少了解和研究。实际上他们是为了反抗基督教的教权专制，几近武断地描述了一个理想的“他者”为自己所用，这种描述不但严重脱离实际，甚至包含着故意歪曲的成分。这种言说对知识和真理不负责，对言说对象也不负责，而只对自己的愿望和需要负责。　　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年出版）开始，欧洲学者笔下的中国形象发生了逆转。启蒙学者们在建构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历史过程中，一步一步将中国建构为现代性的反面形象。中国不幸沦为他们急于抛弃的一切与现代性相对抗的负面价值的化身。中国被置于“他者”地位，成为打造现代性价值、表达他们的文化理想、突显他们的先进性和优越感的镜子。就像他们将中国描述为理想天国时缺乏足够依据和严谨论证一样，西方学者将中国描述为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妖魔形象时，也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和需要随意捏造的。就像伏尔泰对于批评中国缺点的言论不屑一顾一样，孟德斯鸠、黑格尔对于那些正面描述中国形象的文字置若罔闻，因为这些材料不符合他们的需要。伴随着启蒙时代的文化繁荣，西方殖民当局正在高唱着“理性战胜愚昧、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自由战胜专制、基督战胜邪教、优秀种族战胜原始民族”等等“文明信条”，理直气壮地用军舰和枪炮实施着屠杀和掠夺。西方文化精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妖魔化捏造，正好为殖民主义者的屠杀和掠夺提供了具有现代性的“道义”依据。就此而言，西方圣哲也是西方殖民征服的参与者。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居民来说，通过反对擅长屠杀的政府而一步一步建立了现代性价值体系的西方知识精英，骨子里包含着与现代性价值体系相对抗的一切负面因素。
　　中国精英认可并坚守殖民话语的背景　　在戊戌政变之前，中国代表性的精英人物诸如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等都是坚定的“中体西用”论者，他们跟西方文化霸权保持着不失尊严的距离，基本上不认可殖民主义者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建构的妖魔化东方形象。一位西方人说：“中国人把英国人当作野蛮人，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英国人也普遍把中国人当作半野蛮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文明的。”〔2〕由这条描述不难获悉，当时的中国精英的确曾经将前来提出各种强人所难之要求的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看作野蛮人。　　跟英国人把未能满足他们全部愿望的中国人看作野蛮人相比，中国人把他们看作野蛮人显然是更加具有理由的，因为踏上中国领土的英国人，对中国人所干的都是侵害、掠夺、屠杀、割地、设租界、强行传教等等野蛮勾当。而英国人以及所有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人所发表的各种评价，不过是狼为了吃掉羊所抛出的一种说辞。有一只狼先是说羊在河里喝水污染了他的水源，所以要问罪于羊。那只可怜的羊辩解说：“我在下游喝水，你在上游喝水，我怎么会污染你的水源呢？”那只狼于是恶狠狠地说，总之我要把你吃了，而不再挖空心思编造别的理由。人类的伟大在于能够建构庞大的符号体系，能够编造各种自欺欺人的说辞。西方殖民者对所有非西方世界都张着血盆大口，像那只狼一样恶狠狠地说：“总之你们的国民性很肮脏，我得把你们这些不文明的劣等种族全给吃了，以便造福于文明世界。”　　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的节节败退，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他们在文化上抵制殖民者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残的努力很难长期奏效。一个弱者在面临绝顶危机时，难免随之出现精神崩溃，这样的全面崩溃出现在戊戌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屠杀之后。　　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按照现代性价值理念改造中国、壮大中国的愿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他们对于通过迅速的富国强兵举措来抵制西方的屠杀与掠夺顿时完全绝望。精英群体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溃之后，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从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种层面为中国的失败与绝望寻找原因。从此以后，这只无辜的羊真的认为自己国民性很肮脏，甚至常常怀疑自己确实污染过狼的水源，“否则那只狼为什么非得吃掉我不可呢？”——这只可怜的中国羊一百年来常常进行这样的现代性反省和人文思考。　　以诞生于1902年的梁启超《新民说》为标志，中国精英人物逐步认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各种批评。“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鲁迅则将“国民性批判”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国现代的知识精英几乎全都声气相投。李大钊、胡适、钱玄同、蔡元培、梁漱溟、林语堂等等，竞相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大家顺理成章地将“国民劣根性”看作中国不能及时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障碍。　　由于“五四”新文化被后来的历史奉为主流，“国民劣根性”学说自然也有幸享有主流文化之尊，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为热闹、最为核心的主题之一，我们这几代读书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批判起“国民性”来一直觉得理所当然，而且，一直把西方文明与价值作为我们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最重要的正面资源，看作我们在国民性改造方面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当年，谁在批评国民性上表现得最为尖锐，谁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和学者。陈独秀、鲁迅是这样令国人振聋发聩的，后来的柏杨、李敖、龙应台也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前不久，借着给刚刚仙逝的柏杨先生送行的机会，我写了一篇简短的感想《但愿柏杨的“自虐时代”就此结束》，其中写道：　　对照着“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来寻找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是近代以来一条错误的文化思路。可是知识精英们的思想一旦进入了这样的路径，一时就难于回头。他们如此擅长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当他们的反思进入自虐状态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自虐状态却缺乏足够的反思，以至于长驱直入一百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虐倾向的集中表现，它使得自虐心理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自此以后，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于“西方性”的趋近和向往，成了我们的基本心理倾向。在鲁迅之后，中国最深刻的作家大多数都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他们对准中国文化、对准中国国民性，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扫荡。柏杨先生是继承鲁迅衣钵，用杂文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最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作家。　　由于这种强烈的自虐倾向，我们“五四运动”以来所圈定的教育资源中，仅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则完全排除在外。我们因为长期停留在国民劣根性的审视中，而放弃了对于更加深广的人性缺陷的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西方人的。在研究近代史的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了受害者出于自尊自卫本能的排外倾向，而看不到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屠杀和掠夺。这种教育使得自虐心理内化为我们的本能，以致于一提起国人的某些缺点，我们就本能地像西方殖民者那样表现出厌恶和蔑视。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中国人应该及早从这种自虐倾向中摆脱出来，挺直腰杆做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像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人那样，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　　许多学界同人不同意我的这些想法，针对我的上述言论提出了各种批评。他们不但反复强调国民劣根性是千真万确实有其物，而且尤其突出地谴责我对西方殖民者的不恭，理由是对西方人的不恭就是对现代性的不恭，对西方人的拒绝就是对现代性的拒绝。
　　封建王朝如何改良都只是封建王朝　　
　　民族自决之后，应有文化自觉　　对于这些批评，我从两个方面作出回应：　　第一个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精英阶层认可和接纳西方殖民者和相关国家的精英学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说，并不是在一般的文化传播或学术交流的背景下发生的，而是在西方国家跟中国政治实体构成权力关系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接纳不是出于知识和学术的原因，而是出于权力的原因。简言之，就是我们被暴徒打得趴在地上，除了认可暴徒的权力和观点，没有别的选择。　　在西方人推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对殖民地原著民的文化进行妖魔化描述并尽力摧毁之，以便原著民按照殖民者建构的“理性战胜愚昧、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自由战胜专制、基督战胜邪教、优秀种族战胜原始民族”的关系模式，来理解、接纳殖民者的殖民统治，这其实是侵略者惯用的文化毁灭、精神奴役的文化战略。就此而言，近代几百年勃然兴起的西方殖民者，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文化毁灭者、精神奴役者。　　中国精英人物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连续失败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进行或企图进行一系列的产业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军事改革仍然达不到预期效果之后，不得不自问自责，不得不从精神文化上、种族特征上寻找自己失败的原因。于是，他们被迫认可了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精神文化和国民性的理解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更加系统地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进行省察和批判。这场自我批判运动竟然持续了百年之久，这一定是梁启超、鲁迅那两代文化英雄所预料不到的。简而言之，这场自我批判运动表现了中国人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在惨遭强盗屠杀蹂躏的境遇下，我们不是停留于控诉屠杀者的残忍和罪恶之中，而是从自己身上寻找沦落为弱者和奴隶的原因，以图有效地激发和凝聚起改变命运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证明了西方殖民者除了枪炮、贸易、资源掠夺的成功之外，在精神奴役和文化殖民上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功，后者持续时间之长，恐怕超过他们自己的预料。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非西方世界的许多殖民地居民都从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当局的控制，先后取得了民族自决权（但是也有许多弱小民族比如北美印第安人、澳洲原著民等等永远失去了民族自决的可能性）。中国是幸运地取得此种成功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族群从文化上摆脱西方人的殖民和奴役，是同样意义重大的历史现象。在这方面，中国并没有取得完整的成功。一百多年来，我们一味地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对自己的文化破坏得太多，对自己的文化尊严放弃得太多。　　第二个方面，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是否必须跟西方人联系起来才能够成立？我们是否可以将现代性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价值，从西方世界独立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尽情崇拜现代性（姑且对后现代反思质疑现代性的声音置若罔闻），但不一定崇拜西方或者某些西方国家。西方世界固然享有现代性的发明权，但是他们在建构现代性的过程中，逼迫非西方世界贡献了无数财富（掠夺之）、生命（屠杀之）和尊严（奴役之）。所以，就其生产要素和过程而言，现代性本身乃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我们不可忘记，当西方人在西方地区建构现代性的“文明世界”的同时，他们却在所有非西方地区创造了一个充满屠杀、劫掠、奴役的最野蛮的“非文明世界”、“非现代性世界”。那个时代的西方人并没有将“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民主、宪政”等现代性构件看做一种必须在非西方地区推广的普世价值，如果他们将现代性理解为普世价值，那么任何殖民活动及其相关屠杀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如果他们对中国人讲博爱，他们怎么可能会将自己国家禁止服用的鸦片贩卖到中国来呢？如果他们对中国人讲平等，他们怎么会因为中国禁止进口和走私鸦片而对中国万炮齐轰呢？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对华外交关系的主题之一，就是一直逼迫中国将严重的鸦片走私合法化，这跟自由、人权等等现代性价值如何统一起来？　　就像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从来不包含奴隶阶级的民主权利，而只是奴隶主阶级之间的协调关系和利益的制度模式一样，西方社会所建构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只是用来协调西方社会各个群体之间权力和利益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从来没有被他们用来协调西方殖民当局跟非西方殖民地所形成的权力关系。　　《旧约》中的耶和华，对犹太人极尽关爱和柔情，可是对于犹太民族之外的所有其他民族，他的目标是全部杀光。被起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教化了一千多年的欧洲社会，就是一个“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文化实体，这种文化特性在殖民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随着殖民历史的发展，惨遭掠夺和屠杀的异族人群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殖民当局按照现代性的价值标准和游戏规则，尊重殖民地居民的生存权和民族自决权。只有这时候，现代性才具有普世价值。也就是说，现代性的普世价值是由遭遇殖民屠杀的非西方世界的居民所创造的。
　　自古以来，各国各族的游戏规则都由权力集团所制定，非权力集团或者说被统治的群体只能遵守之。制定游戏规则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将被统治集团的钱以合法的名义流通到权力集团的腰包里。当西方人将全世界看作一个一体化的经济实体来制定游戏规则时，它的目的所指也是非常明确的。直到当今时代，西方各国依然高居全球经济体系的上端，成为全球财富流通体系的终端和目的地。当年的殖民地正在以另一种方式为西方社会兢兢业业地提供资源（付出环境代价）、廉价劳动（付出血汗、健康和尊严）、利润、财富等等方面的服务。就此而言，由西方人开创和主导的殖民时代远没有结束，他们所创造的全球一体化经济运作模式，以及以西方人为不同人种和国民规定了不同等级和地位的观念体系和文化霸权，代替了他们的军舰和枪炮，成为新的殖民武器。这种隐性的殖民往往难于被殖民者清醒意识到，即使意识到了，摆脱起来也非易事。因为就像军舰和枪炮所构成的权力关系难于摆脱一样，在所谓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由经济模式和文化霸权所建立的权力关系，几乎同样难于摆脱。我们正在面对着一场文化上的困境，这种境遇将会延续很长的时期。　　西方人用大机器工业生产、掘地万丈掠夺地球资源的生产模式和高消耗、高享乐的生活模式，对地球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这种破坏从五百年前逼迫印第安奴隶和黑人奴隶在中美洲大肆砍伐森林、种植甘蔗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因为大气遭受破坏就已经形成厄尔尼诺灾害，五百年来各种各样的破坏和灾害愈演愈烈。这种惨重代价转化成财富，绝大多数被西方人享用和挥霍。可是今天的西方人却说是非西方地区的穷国造成了环境破坏，不断要求这些穷国承担修复环境、保护环境的责任。当他们需要向全世界攫取资源、财富和血汗时，他们强调“全球化”，可是面对“新殖民”地区的环境悲剧、经济悲剧以及遍野饿殍，他们并不以“全球一体化”的姿态承担应有的责任。由此不难看出，西方人至今没有将现代性理解为普世价值，而仅仅理解为在西方世界协调内部关系、保障人权、保持社会和谐的原则。　　非西方世界的人群所追求的现代性，肯定不是仅仅在西方地区适用的那个现代性，而应该是融入了非西方地区各族居民的生命、财富、尊严和理想的那个现代性。所以，我们追求现代性，并不必然地包含着对西方人和西方国家的崇拜，更不应该将西方人在建构现代性的过程中对非西方世界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一笔勾销。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西方社会曾经有意虚构了一个乌托邦中国，作为他们反对宗教权力的武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也虚构一个具有充分现代性的乌托邦西方社会，作为我们改造文化和社会的资源呢？这种思路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两种历史境遇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模式。西方人在中世纪后期虚构的乌托邦中国，安安静静地横卧在遥远的东方地平线之外，跟西方很少发生现实的关系。而近代以来被我们逐渐建构为乌托邦的西方世界，却是一系列殖民国家所形成的具有现实性的权力实体，而且他们以各种方式建构了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关系。现实中的关系只能在国际平台上按照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平等相处，而不可将关系的某一方乌托邦化。如果不警惕这种将某个实体乌托邦化的倾向，就不利于我们摆脱曾经广泛存在而且至今依然部分存在的权力关系。　　一个觉醒的中国读书人，在其争取平等自由的过程中，应该义正词严地反抗一切强权和压迫。如果他只知道反抗本国统治者的强权和压迫，却不愿意反抗来自国外殖民者的强权和压迫，那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一个觉醒的中国读书人，如果只能认识滋生于本国内部的权力关系，而不能认识来自国外的权力关系，也是不可思议的。　　总之，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殖民者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构成权力关系，而且在文化上、精神上也构成权力关系。所谓权力关系，也就是压迫与被压迫、掠夺与被掠夺、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模式。自从这种权力关系模式形成之后，中国人一刻也没有放松过从政治角度解脱这种罪恶的权力关系，并最后取得了成功。但是，我们却一直不太重视从文化上、精神上解脱这种罪恶的权力关系。这是极具历史性的错误，这是极具现实紧迫感的命题。我们日复一日地强调“国民劣根性”，自省自责一百年而不想终止，正是这种历史性的错误之一种表现。　　极而言之，即使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全部真实准确，我们也不能无原则地奉为金科玉律，而必须首先解除双方在文化上、精神上的权力关系，然后再以平等之心来研究这种描述的价值。　　好在现在这个时代，中国有一部分学人已经洞悉了文化上、精神上这种权力关系对于我们的巨大伤害，看穿了“国民性”话语体系中西方殖民者的权力因素及其言说的片面性。当下之中国，需要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谋求发展之路，寻找生存空间，这就必须从充满殖民权力色彩的国民性话语迷魂阵中挣脱出来。　　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心正在觉醒，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很可能正在悄然开始。
　　挺这一句:　　一个觉醒的中国读书人，在其争取平等自由的过程中，应该义正词严地反抗一切强权和压迫。如果他只知道反抗本国统治者的强权和压迫，却不愿意反抗来自国外殖民者的强权和压迫，那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一个觉醒的中国读书人，如果只能认识滋生于本国内部的权力关系，而不能认识来自国外的权力关系，也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人的民族性与孔子的典范人格　　作者：简涛 | 中国民俗学网
　　［摘要］本文将前人关于中国人的民族性的论述归纳为12个方面，然后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今天中国人的眼光评判昨日中国人的性格，并且对调查结果进行量化，以探求当代民族性的演变。关于民族性的形成，“文化与人格”理论认为儿童养育制度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本文认为，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的形成，孔子人格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孔子人格的典范地位。现在复兴传统文化，我们应该以史为鉴，重塑孔子的人格典范，以促进价值体系的重构和民族性的升华。
　　一、关于民族性　　文化人类学的新理论多是在批评和匡正　“旧理论”　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人们常常会产生一种误解，即过去的理论就是过时的理论，甚至错误的理论，例如集体性格论和关于民族性的理论。有的学者认为用文化整体的论调来描述不同族群的“集体性格”（collective character）是人类学学说建构中最大的失误，承认民族性就是主张一个民族共有一种一致性的独特国民性。［1］其实东西方的思想界并没有说中国人具有单一的民族性。林语堂把中国人的性格概括为8个方面，［2］史密斯列出了26个特点。［3］民族性是扩大了的集体性格或者群体人格，是该社会成员在认识、感知、思维和行为等方面所具有的普遍特点。学界在探讨群体人格时，并没有否认个性的存在和个性的差异，否认心理学意义上的　“自我”。　　关于民族性的探索由来已久。早在十八世纪，赫尔德［4］就提出了“民族性格”（Nationalcharacter）　和“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概念，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具有内在价值的个性和独特性，并由此形成自己的民族性格，使其所有的文化构成（如社会生活、道德、诗歌、美学、宗教等）具有形态上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斯坦塔尔［5］创建了“民族心理学”（V?lkerpsychologie），巴斯蒂安［6］提出了“社会心理”（Socialpsyche）的概念，晒夫勒、利联费德和古朴劳费茨［7］称之为“社会”（Sozial-）或者“群体精神”（Gruppenseele）。涂尔干［8］提出了“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的理论。本尼迪克特［9］继承了这些论点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并以此探求印第安人文化的特殊“模式”（Pattern），即结构上的“基本模式”（Grundmuster）。她认为，人类文化有着丰富多彩、各不相同的价值体系和各别特征。一个文化的基本模式是这个文化的支配力量，它卓有成效地调控个人和群体相互间的意向，给予这种文化以特别的印记和典型的性格，也就是风格。［10］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和行为的一致模式。任何社会都要选择人类可能的行为在这个弧上的某个片断，只要完成整合，它的各种制度就致力于推进它所选择的那个片段的表达，并阻止那些相反的表达。［11］她把个体心理学的观念扩展到整个文化，提出了“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的概念。但是她没有回答文化构成是怎样发展的，怎样影响了个体行为，尤其是没有关注个体的重要性。［12］　　卡迪纳［13］提出“基本人格结构”（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的概念。他把文化看成是制度的集合体。所谓“制度”就是一群人（即一个社会）共有的任何固定的思想或行为的模式，它是可以沟通的，为大家共同接受的，违背或偏离了它，个人或群体将会产生某种失序。“初级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包括家庭组织和团体结构，基本规则，对儿童的养育和训练，性的禁忌，谋生手段等。“次级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是指禁忌系统、宗教、仪式、民俗和思维方式。［14］在他的模式中，基本人格结构由初级制度塑造，然后　“投射”到次级制度中去。［15］他认为“文化模式”的理念是对的，“基本人格结构”只是关于“民族性格”的完善说法。［16］　　林顿［17］对社会、文化和人格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基本人格类型和不同于其他社会的身份人格系列，都有一套行为标准，符合受奖，背离受罚。这个行为标准就是“文化模式”。没有它，任何社会的生存和运作都不可能。［18］杜波伊斯［19］提出“众趋人格结构”（modal personality structure）的概念，以此修正林顿和卡迪纳的“基本人格结构”理论。她认为一定的人格结构不是所有社会成员必定共有的，但却是十分经常共有的。［20］由此可见，无论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林顿和卡迪纳的“基本人格结构”，还是杜波伊斯的“众趋人格结构”，都是指的民族性格，也就是民族性。所以，从诸多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来看，民族性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
　　二、中国人的民族性—昨日和今天　　中国人的性格或者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一个热门话题，［21］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早年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如孙中山、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也都有论述。这里仅选取几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　　在上世纪之初，梁启超对中国人的民族性作了如下论述：1．缺乏独立性、自治力；2．奴性、不尚自由；3．缺乏国家观念、缺乏公共心；4．不敢冒险、不进取；5．怠惰框怯、忍为上；6．无自尊、无毅力。［22］　　在1919年，康白情结合地理学、人口学、民族学及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知识对中国人的性格作了概括：1．自高自大，自满自足；2．畏惧困难，喜欢享受；3．富有创造性和模仿能力；4．崇尚平凡而不崇尚奇特；5．事主实行，弃绝空谈，唯乏恒久之毅力；6．厚古薄今，墨守成规；7．富“个体”之独立性，而乏　“群体”之独立性；8．消极忍让，缺乏积极抵抗精神；9．好刺探他人隐私而坚守个人秘密；10．恩怨分明，有报恩意识；11．体质强健，潜力甚大。［23］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概括中国人的性格为：1．自私自利；2．勤俭；3．爱讲礼貌；4．和平文弱；5．知足自得；6．守旧；7．马虎　（模糊）；8．坚韧及残忍；9．韧性及弹性；10．圆熟老到。［24］　　林语堂在1935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人》（My country, my people）一书中，总结中国人的性格如下：1．老成温厚；2．遇事忍耐；3．消极避世；4．超脱老猾；5．和平主义；6．知足常乐；7．幽默滑稽；8．因循守旧。［25］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rthur H. Smith）在189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中，对中国人的性格作了如下概括：1．保全面子；2．勤俭持家；3．勤劳刻苦； 4．讲究礼貌；5．漠视时间；6．漠视精确；7．易于误解；8．拐弯抹角；9．顺而不从；10．思想含混；11．不紧不慢；12．轻视外族；13．缺乏公心；14．因循守旧；15．随遇而安；16．顽强生存；17．能忍且韧； 18．知足长乐；19．孝悌为先；20．仁爱之心；21．缺乏同情；22．社会风波；23．株连守法；24．相互猜疑； 25．缺乏诚信；26．多元信仰。［26］　　鲁迅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提出批评。鲁迅认为民族劣根性主要表现为奴性、自高自大、看重面子、目光短浅和胆小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