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戎 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 作者： 马 戎 经过几千年各地区之间各类形式的人口迁移,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多族群国家。有的国家从历史上延续下来就是多族群结构的政治实体,在跨国境的移民过程中,从境外迁来的少数族群中也有一些成员得到了迁入国政府的公民身份。在有些国家(如西欧国家) ,迁来的外籍人已经在当地居住了几十年甚至生育了下一代,他们虽然没有得到迁入国的公民资格或“永久居留权”,但是在事实上,他们在居住国当地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甚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具有以上这些状况的社会都应被视为多族群社会。 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多种族、多族群政治实体中,它的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都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个政治实体内部(联邦、国家)不同族群的法律地位和基本权利的问题;面临着如何看待存在于族群之间的各种结构差异(教育、行业、职业、收入等) 和文化差异(语言、宗教、习俗等)的问题;面临着如何认识族群的存在与演变(观念和理论) ,以及政府今后应当如何引导族际关系的发展方向(战略和方法) 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族群关系处理得好,这个国家就可以通过内部的积极整合来不断加强全体公民的凝聚力,从而降低社会管理与运行的成本,提高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效率,在经济上变得强大昌盛。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良性发展的社会中,所有族群将分享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所带来的成果,尽管在各种利益的分配上不可能达到绝对均等,但在一定意义上,所有族群都将是这个博弈过程中的“赢家”。 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族际关系处理得不好,这个国家将会由于内部矛盾的恶性发展而导致社会离心力不断增强,用于维持社会治安的财力、人力、物力即社会成本会明显提高,这将增加政府开支以及民众的税收负担。如果族群矛盾恶化为公开的政治冲突和分裂运动,那将会使整个社会分崩离析,并有可能导致内战及引发外敌入侵,国家就会急剧衰弱甚至四分五裂,在动乱和战火中本国的经济基础和各项设施都将遭到破坏,这个国家的所有族群将饱尝政治分裂和经济衰败所带来的苦果,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这个国家所有族群最终都是“输家”。近年来前南斯拉夫地区族群关系的演变及其后果,即是最生动的例子。所以,对于族群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21 世纪各国的核心社会问题之一。 一、“民族”(Nation) 和“族群”(Ethnic group) “民族”是目前最常用的中文词汇之一,另一个中文词汇“族群”则是近年来才开始出现在学术文献中, 前者的对应英文词汇应当为“Nation”, 后者所对应的英文词汇则是“Ethnic group”(或Ethnicity) 。当我们同时使用“中华民族”与56 个“民族”的提法时,因为前者包含了后者,实际上是把两个层面上的东西用同一个词汇来表述,混淆了两者之间在概念层次上的差别。 “Nation”和“Ethnic group”在国外文献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从这两个英文词汇各自出现的时间和具有的内涵来看,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人类群体,表现了不同的历史场景中人类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的认同形式。“民族”(Nation) 与17 世纪出现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政治运动相联系“, 族群”( Ethnic group) 这个词汇则出现于20 世纪并在美国使用较多,用于表示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等) 甚至不同体质特征但保持内部认同的群体,这些族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归类于这些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
根据以上情况,我曾建议保留“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 的提法,同时把56 个“民族”在统称时改称为“族群”或“少数族群”( EthnicMinorities) ,在具体称呼时称作“某族”(如“汉族”、“蒙古族”) 而不是“某某民族”(如“汉民族”、“蒙古民族”) 。提出这一建议有三个理由:一是我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在社会、文化含义等方面与其他国家( 如美国) 的少数种族、族群(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 是大致相对应的,改称“族群”可以更准确地反映我国民族结构的实际情况;二是可以避免在两个层面(“中华民族”和下属各“民族”) 使用同一个词汇所造成的概念体系混乱;三是当我们讲到中国的56 个“民族”和地方“民族主义”并把这些词汇译成英文的Nationalities以及Nationalism时,国外的读者从这些英文词汇中很容易联想为有权利实行“民族自决”并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 的某种政治实体和分裂主义运动,从而在国际社会造成严重误导。 “族群”( Ethnic groups) 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群体,和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的“民族”(Nation) 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的影响,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处在纯粹的文化群体和纯粹的政治实体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一条“连续统”(Continuum) ,在这条“连续统”的两端之间存在着无数个中间过渡阶段。在现实社会中,每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族群就处于这个“连续统”链条的不同位置上,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外部势力的推动,这些族群或某一个族群在这个“连续统”上会从原有的位置向某个端点的方向移动,它所具有的“政治实体”的性质或者会增强或者会减弱。 所以,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是多元和动态的,而不是单一形态和固定不变的。在某些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共同作用下,量变可能产生质变,一些族群确实存在着从现有的国家当中分裂出去的可能性,从“族群”转变为“民族”。在前些年魁北克的公民投票中,如果多数人赞成魁北克独立,魁北克就有可能会脱离加拿大而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讨论“民族”与“族群”这两个词汇的不同,就是因为不同的词汇用法实际上体现出人们在理解和引导族群关系时的不同导向。
2. 欧洲近代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族群问题的“政治化” 随着近代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民族问题“政治化”的趋势,强调以“民族”为单位重建世界各地的政治实体。近代出现的“民族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建立“民族-国家”,而其手段则是“民族自决”。“民族主义”运动是民族问题“政治化”进程的重要历史标志。 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除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享有独立存在的地位,否则人类不会获得任何美好的处境。 各民族是由上帝所安排的相互分离的自然实体,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的获得是当每一个民族形成了独立的国家的时候。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元应当是一致的。 当时在西欧各地出现了要求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政治运动,并出现了第一批“民族-国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地点是17 世纪初叶的尼德兰,革命后建立的荷兰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荷兰的法学家格老秀斯把独立的“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即个别的主权者。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六,在抵抗其他君主国军队的武装干涉时,法国“公民们”激发起“保卫祖国”的民族主义热情。随后在18 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中,从“天赋人权”的观念提出殖民地人民拥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力的主张。 后来人们把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看作是近代民族主义形成时期的重要里程碑。 世界进入了20 世纪之后,又先后出现了三次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在东欧和南欧出现了一批新的“民族-国家”。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 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削弱和瓦解,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原殖民地再度兴起了“民族主义”浪潮,那些从殖民地去欧洲国家留学的人员和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成员成为推动本地“民族主义”运动的精英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殖民主义国家不得不接受现实而允许殖民地独立,随之在原来殖民地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创建了一大批新的独立国家,其中一些按照西欧“民族-国家”的框架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实体与政府机构,无论这些新的独立国家是以一个主流族群为基础建国(如伊拉克、埃及、阿尔及利亚) 还是保持了原来多族群格局的政治实体(如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可以把它们都称为第三类即“解放型”的“民族-国家”
20 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是90 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苏联解体后在前苏联各个地区和一些东欧国家(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 出现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这一次浪潮使欧洲和中亚在3 个原有国家的基础上成立了23 个新的独立国家,而且其中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如科索沃和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俄罗斯的车臣人) 仍然没有平息。 3. 前苏联继承了欧洲族群问题“政治化”的基本思路 共产主义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具有把许多文化差异、社会差异“意识形态化”的思想传统,以及采用“政治手段”来处理这些差异的倾向。在“十月革命”后,由于帝国主义干涉者利用“民族自决”这个政治口号来鼓动俄国各少数族群反对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列宁提出以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为是否支持“民族自决”的衡量标准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采取了以联邦制、联盟制的政治制度来统一前沙皇俄国统治下各族群。但是“, 民族界线与行政界线的重合导致了民族性政治化和民族主义的产生。民族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同一化强化了各民族在社会价值、分配竞争中相对地位的观念” 。各个族群拥有自己的自治地域和其他各项政治权利,在联邦制和联盟制这样的制度下相互联系在一起。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后来为各族群脱离苏联、独立建国在法律上提供了可能。列宁曾经明确指出,联邦制只是在特殊国情条件下向单一国家的“过渡”形式。列宁逝世后,苏维埃政权得到全面巩固,共产党一度享有崇高威望,斯大林曾有多次机会带领苏联各族群走出这一“过渡”形态,但他和后继的领导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使这一形态固定化并长期延续下来。 苏联政府在处理国内族群关系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各族群的政治权利并将其制度化,存在把族群看作政治集团即把族群“政治化”的倾向。在宏观层面上,苏联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等地域的族群分立和自治制度,把族群与地域明确联系起来,使族群在一定程度上“疆域化”并带有“民族” (Nation) 的色彩;在微观层面,在30 年代进行了“民族识别”并实行注明公民“民族身份”的内部护照制度,使各民族成员的身份明确和固定化,各族群的人口边界清晰化并在语言文字、教育体系、干部培养、资金补助等方面对于少数民族实行了整体性一系列制度性的倾斜和特殊性政策,强化了各族民众的族群意识和族群边界。 在把族群 “政治化”并做出相应制度安排方面,苏联的做法对中国在1949 年后的政策导向有很大影响。 4. 近年在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再次出现族群问题“政治化”的趋向 随着世界上“民族-国家”的创建期渐近尾声“, 全球化”成为各国引人注目的核心话题。有的学者注意到了在“全球化”进程中,无论是各个多族群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都出现了再次把本国和他国族群问题“政治化”(Politicizing ethnicity) 的新的趋势,“民族自决”也再次成为分裂现存多族群国家的新的政治武器。罗斯柴尔德(Joseph Rothschild) 指出: 与传统国家不同,在现代国家和转型国家中,政治化的族群问题(Politicized ethnicity) 已经成为体制、国家、统治集团和政府取得或丧失其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决定性的原则问题。与此同时,它也已经成为对于权力、身份和财富的社会竞争中得到世俗利益的一个有效工具。 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体制变迁和各种权力、利益的重新调整,族群成为群体凝聚的一个理想单元和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这就使各族群在这些变化中积极去捍卫和争取本族的权力和利益。不论是处于有利地位的族群还是处于不利地位的族群,都会努力推动族群问题的 “政治化”,以此来动员自己的追随者并以族群为单位建立一个争取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的集团基础。在“政治化”的氛围中,族群矛盾也就成为社会动荡、暴力冲突和国家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许多观察家被近期政治化了的族群问题开始带来的不稳定影响所惊呆并感到震撼,他们把它理解为因决不妥协的价值观和权力要求(如对于自决、群体身份、领土控制的要求) 所启动的带有绝对主义色彩和“零和类型”(zero-sum type) 的政治活动。而且对于社会秩序而言,它比阶级、功能性利益群体的政治活动更加危险。……更为准确地说,事实上族群政治有时产生了灾难性的暴力事件。 以上的分析可以向我们提供许多启示,帮助我们充分认识造成当前许多国家内部族群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驱动、它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及它可能对国家稳定带来的危害。
5. 美国对于本国少数族群的“文化化”政策导向 在一些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特别是移民国家中“, 民族”(Nation) 越来越显示出作为一个稳定的政治实体的特征, 相比之下,“族群”( Ethnicgroups) 则逐渐淡化了政治色彩。随着族群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和相互通婚,各族群成员之间的界限也在模糊化,有部分成员处于被其他族群同化的过程中。所有族群的成员都被视作平等的国家公民。对于少数族群成员作为国家公民所应当拥有的各项权利,政府从“公民”这一角度予以保障,针对每个成员的具体情况采取个案处理的形式,尽可能不把他们视为具有某种独立性的政治群体。对于一些少数族群成员在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不利状况(如英语水平差或教育程度低) ,美国主要不是通过政府政策来保护其群体的“政治权益”,而是通过民间和半民间的社会福利项目来对需要帮助的个人或小群体(而不是“族群”) 予以救助和支持。这就使与族群相关的各种问题主要以个体成员和个案的社会问题为形式表现出来,而不表现为以整体族群为单位的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一直实行着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政策导向,但并不采取行政强迫手段来推动文化同化。强迫同化实质上是族群“政治化”的另一种表现。“美国人的经历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民主政体作为杰出的意识形态发明,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它不要求公民放弃他们自己的民族(族群) 、宗教或者其他的忠诚,除非这些威胁到民主进程本身。”在政治一体化的同时,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极力引导人们把族群差异、宗教差异看作是“多元文化社会” 中的“文化差异”。 考虑到社会中的族群差别将长期存在,美国学术界在20 世纪中叶提出了“文化多元主义”的目标,努力把族群问题向“亚文化群体”的方向上引导,具体做法有三条:第一是坚持国家在政治法律的一体和主流文化的普遍性(英语、基督教文化) ;第二是允许各少数族群保留自己的部分传统文化;第三,为了防止在就业和其他活动中可能出现的种族、族群歧视,美国人的身份证明中没有“种族、族群成分” 的内容,人口普查表中的“种族、族群身份”由被调查人自行申报填写,政府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有意地淡化和模糊各个种族、族群之间的边界,鼓励族际通婚,并以各种方式来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融合。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讨论与处理种族、族群关系时十分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同时,“文化多元”首先并不意味着各族群在政治、地域上实行任何形式的“割据”而危害国家的统一,美国的“文化多元”之上有十分强大的“政治一体”,各州和联邦都是很强的政治实体。美国虽然允许成立以某个族群为基础的、不具有排他性的文化团体,但绝不允许建立在种族、族群方面具有排他性并具有“自治倾向”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 同时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非常重视各种族、各族群的“政治一体化”,只是在讨论族群问题时不公开这样提而已。即使是在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的美国,处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少数族群(黑人、土著印第安人) 及其组织依然存在着“民族自治”并建立独立国家的倾向 ,这种倾向当然会受到美国政府的严密监控与全力压制。 美国不仅仅坚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实际上在文化层面上也存在着强有力的“一体化”措施,如正式的公共语言是英语,在作为“文化”最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方面必须追随美国的主流社会。事实上这些少数族群成员如不会讲英语,在美国就寸步难行,不接受美国的基督教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美国社会里与其他人和各种政府机构打交道就十分困难,更谈不上就业和发展。所以“, 文化多元主义”并没有保留真正独立的“文化群体”,只是允许在接受“美国共同文化”的前提下保留了原有传统文化某些特点的各“亚文化群体”的存在。如果允许发展有族群背景、真正具有自治倾向的“文化群体”,有可能最终会危害美国的政治统一,这是美国政府和政治家们所不可能接受的。 简而言之,美国政府这些年来在处理国内种族、族群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和指导思想就是把各少数种族和族群引导成多元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即把这些族群“文化化”和“去政治化”。
三、“族群”的政治层面与文化层面 1. 族群有可能转变为“民族”并重写自己的历史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论述“种族”(Race) 、“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ity) 时曾强调“种族”是“以基因遗传的群体”“, 民族”是“历史的社会-政治群体”,而“族群”是“文化群体”。同时他又指出,尽管“族群”是个文化群体,但“在实际中,族群这一概念与民族 (Nation) 一样与国界相关联,尽管这一点从未包括在其定义之中。不同之处仅仅是一个国家通常只有一个民族,但可能有很多族群” , 。这就是族群具有的政治层面的意义以及族群具有潜在的发展成为独立国家(民族) 的可能性。所以,主要作为文化群体而存在的“族群”和主要作为政治实体而存在的“民族”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各族群及其领袖人物会积极在政治层面上争取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在有的国家里,政府也会给予族群一定的政治空间。在一定的内外条件下,族群和民族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沃勒斯坦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北非的摩洛哥有撒赫拉维人(Sahrawi) ,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Polisario) ,坚称撒赫拉维是一个“民族”(Nation) 而且这个民族已经有1000 年的历史,但是如果去问摩洛哥人,他们就会完全否认撒赫拉维“民族”的存在,认为撒赫拉维人只是摩洛哥“民族”的组成部分。沃勒斯坦认为从理论上无法解决两者的分歧。但是如果在几十年后,撒赫拉维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在解放战争中赢得胜利并独立建国,那么撒赫拉维“民族”“就曾经存在过”,如果他们失败了,这个“民族”就从未出现过,“2100 年的历史学家将认为这问题已解决,更有可能认为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有些国家的少数族群为了使自己的分裂主义运动具有某种合法性,也会努力“证明”本族群曾经是一个政治相对独立的“民族”而且具有悠久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可信度并不为政府和其他族群所承认。但是一旦由于某种机缘,这个族群确实争取到了独立,那么这一套“民族历史”也就成为新国家历史的正式官方文本。 2. 族群“政治化”的具体措施:族群身份和族群关系的制度化 政府正式确认每个公民的“族群”身份,这一做法就是把“族群”和“族群边界”制度化,使之成为一个正式制度,任何跨越这个身份的行为(一个公民改变自己 “族群身份”) 都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需要经过一个正式的官方审批手续。“边界的维护是一个族群的中心任务。一个族群如果失去了维护边界所需要的自外部进入的阻力与内部的同化压力,其成员就会不再具有相互认同的标志” 。这种安排对族群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与族群融合,无疑制造了制度性障碍。族群边界的“清晰化”和个体“族群身份”的固定化,使得族群边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当族群身份与某些优惠政策或歧视政策相关联时,族群边界就进一步成为政治问题。 族群关系的制度化可能会出现“正”和“负”两种作用,优待弱势族群的政策可能会改善族群分层(族群间在教育、职业、收入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 的状况,歧视弱势族群的政策则可能会强化族群分层。尽管“制度化”政策强化了族群意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和一定的条件下,优待政策可以缓解因此而带来的族群隔阂与矛盾。但是优待政策既不会淡化族群意识,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与平衡因制度化造成的族群意识的加强,所以优待政策带来的局面会是增进族群合作, 缓和族群冲突,但是无法真正推进族群融合。前苏联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族群关系“制度化”,实施了大量优待少数族群的政策,明显地改善了族群分层状况, 缩小了各族群之间在社会、经济、教育、福利发展方面的差距,一度形成了族群合作的局面,但是族群意识并没有弱化,而且在“制度化”的基础上通过“联盟制” 反而强化了族群的政治意识。一旦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强化了的族群政治意识就会转变为“民族主义”运动。
对于造成20 世纪90 年代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的原因,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把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的做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使本国种族、族群问题“文化化”的思路显然是很不相同的。有的学者指出,不能忽视“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这种联邦国家中的重要事实,即其领导阶层并没有镇压民族主义的认同,而是为了促进自己的权威,在本质上铭记这些认同并利用它们”。至于保留甚至强化民族认同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可能不同意以上的解读,但是这一观点至少明确指出了前苏联等国家在对待民族认同的基本态度和制度安排上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一差异与后来族群关系的发展趋势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3. 近代中国的“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族群观 美国印度裔学者杜赞奇主张从一种“复线”(或称“双轨”) 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复杂的历史进程。他提出的“复线”,就是“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可能以不同的程度与形式交替出现于中国历史上的观念与思潮(叙述结构)当中。 他承认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中的实质是“中国文化主义”,“文化主义是一种明显不同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主义指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感的信仰,而无需在文化之外寻求合法性或辩护词”。“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势,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这种文化主义即是“把文化--帝国独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统--看作一种界定群体的标准。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取决于是否接受象征着效忠于中国观念和价值的礼制”。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以“文化”确定认同和“有教无类”的主导思想。 但杜赞奇又指出,与此同时在中国还存在另一个“民族主义”族群观。每当中原王朝衰落和濒于倾覆的时刻,如南宋和南明“, 夷狄”已经不再是中原礼教可以居高临下实施“教化”的对象,而是汹汹入侵足以灭亡中华文明的严重威胁,此时汉人就会放弃“天下帝国的发散型的观念,而代之以界限分明的汉族与国家的观念,夷狄在其中已无任何地位可言”,从而萌发出汉人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这时,保卫汉人国家、抵御夷狄入侵的代表人物(岳飞、文天祥、史可法) 就成为民族英雄,夷狄则被描述为无信无义、凶残无比、不可同化的“异类”。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甚至提出“, 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何也? 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异类”。
清朝末年,出于对昏庸卖国的满清朝廷的极度不满,汉人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他们把对清廷的全部愤恨都发泄在满族身上,从而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当年激进革命党的代表人物章太炎、汪精卫、陈天华、邹容等人的言论带有强烈的汉族反满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影响到了早期的孙中山和同盟会。与之相比,保皇党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则坚持中国儒家传统的“文化主义”和“有教无类”的观点,认为满清已经接受中华文化而不再是“夷狄”,应以“中华”待之。“康有为相信, (中华) 群体是由具有共同文化的人所组成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种族(汉人) 或少数民族群体”。 由于认识到汉人主导的民族主义在推翻满清之后将很自然地导致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脱离中国,所以“孙中山和新建立的民国领袖试图用自己的政敌即维新派和清廷所阐释的文化主义民族观的叙述结构来补充自己的种族主义的叙述结构。中华民族开始由‘五族’(满、蒙、藏、回、汉) 组成,从而中华民族继续承袭着大清帝国的边界线” 。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它在一个拥有复线的并行轨迹上不断交替变换着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强调中华传统具有一个以“天下”为视野、以“文化”为核心、以“教化”为发展的族群观的同时,不能忽视在历史上还存在着一个以“种族”为特征、以“汉人”为边界、排斥与仇视“异族”的民族主义的族群观。当中华强大时,汉人会表现得宽容和开放;而当夷狄强大并威胁到汉人群体的生存时,汉人当中就会出现狭隘、偏激和排外的民族主义。 晚清时期的保皇党坚持的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主义”族群观,以儒家文化为群体认同的标准,主张把接受了中华文化的满族和其他族群都视为“中华”的成员,以此为基础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族群“文化化”的观点。而当时激烈反满的革命党,则坚持汉人“民族主义”族群观,把汉、满等各族群看作是各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从而把汉满之间的族群关系“政治化”、族群边界清晰化,强调满、汉不同“种”,否认各族群成员之间已经出现的文化融合和认同意识的融合,坚持要“驱除鞑虏”,才能“恢复中华”。 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前苏联的“民族”理论,从社会革命、民族平等这样的政治层面来表述中国的“民族关系”,客观上继承了“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族群观。而国民党和蒋介石则否认这些族群为“民族”,认为它们只能算是“宗族”,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似乎继承了中华传统和清末保皇党“中国文化主义”的族群观。历史发展轨迹的变幻总是那么复杂和不可思议。
4. 中国1949 年后实施的民族政策 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迁中,虽然也有过短暂或局部的反复与曲折,但是发展方向的主流始终保持着把族群“文化化”的基本理念及以“文化”为核心推动各族群的“自然融合”。这个历史进程一直延续到20 世纪40 年代。 1949 年全国解放后,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氛围中,中国政府不得不与苏联结盟。我国在社会组织、经济制度等各方面都参照了前苏联的做法,在民族问题上也采取了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一整套措施。 首先,20 世纪50 年代初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先后正式认定了55 个少数民族。这样就把一些处在族群边缘的“模糊”群体“识别”为独立的民族。通过“民族识别”工作和户籍中的“民族成分”登记制度,使族群之间的边界明晰化而且使每个人的“民族成分”固定化,“民族”边界清晰化,从而强化和固化了人们的“民族意识”。 其次,对所有少数族群都采用了 “区域自治”制度以保障各族群的“政治权利”,1949 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的多民族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先后陆续成立了5 个省级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30 个自治州和120 个自治县(旗) 。 第三,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对少数族群实行优惠政策。对于在当时情况下确实需要保障其某些政治权利的一些族群与地区(如西藏的藏族) ,这些政治措施在当时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但是与此同时,也把一些原本已经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族群(如满族) 也“政治化”了。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族群与地域正式挂起钩来,使各个少数族群获得了某种独立的政治身份、政治权力和“自治地域”,确保了“少数民族在自己的自治地区内当家做主”,确保了在行政体制、干部任命、财政管理、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少数族群可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优惠政策下得到较快发展。但是在这些制度的建立和推行的过程中,当我们以族群为单位强调政治上的“民族平等”而不是“公民平等”时,当我们以族群为单位从制度上保障少数族群各项政治权利时,也不可避免地把我国的族群问题“政治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一些族群向加强其“民族意识”的方向发展。
应当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相关的各项政策执行了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各族干部和人民的拥护。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在财政、物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大量补助,在各项税收和提供贷款等方面给予特殊优惠,在计划生育、儿童入学、就业、医疗、上大学、干部提升等许多方面给予少数族群成员以优惠待遇。培养少数族群干部是建国以来我国党组织和政府机构干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少数族群学校和大学,成为培养少数族群干部的主要机构。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各级行政部门的主要官员,必须由当地少数族群干部担任“, 民族成分”也因此成为这些地区选拔党政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以上这一系列以少数族群为对象的制度性安排和各项优惠政策在推动我国各少数族群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各族干部群众的“族群意识”依然保持并在这些制度与政策的环境下有所加强,在一些族群的部分成员当中也出现了“族群意识”向“民族意识”转化的现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和一系列制度化措施与政策,实际上继承了晚清革命党把族群“政治化”的思路,把“中华民族”和56 个“民族”都看作是某种政治实体的表现形式,前者以国境线为国家边界,后者以“自治地方”为族际边界,两者虽然层次不同,但是基本思路相似。在对这些“民族”进行“识别”并确定了各自的“自治地域”之后,就开始有意或无意有选择地搜集和利用各种“史料”来构建“民族”话语,包括在对史料进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历史”,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 今天我们提出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思路,也许可以说是对传统“中国文化主义”族群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进入21 世纪后,我们很可能还是依旧在“中国文化主义”族群观和“民族主义”族群观这两条“复线”的历史轨迹上交替行进,在行进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探讨和争论,当然,最后这些争论的正确与否都会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并作出判定。 中国政府采取族群问题“制度化”的措施,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和 50 年代苏联的影响外,其他外部势力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少数民族问题始终是西方国家批评其他国家的核心议题。面对西方舆论批评和外交压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政府也在努力提高本国少数族群的“政治地位”并使他们得到更多的政治权力,而这些措施将有意或无意地使本国的族群问题“政治化”。这些国家的政府期望通过这些做法来平息或缓和西方国家的批评,但是其结果最多不过暂时缓和了外部的批评,而少数族群在新的政治基础上会不断提出新的政治要求,而且这些要求也将毫无例外地将得到西方国家的全力支持。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本国族群问题上所做出的政治让步非但没有缓解国内的族群问题,反而使随后的“民族分裂运动”具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四、理想的国家族群框架:“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 1. 政治统一与族群平等 费孝通教授在1989 年曾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针对多族群国家的内部结构框架,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设想,以强化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Nation) 和国家,并把族群逐步地引导到主要代表不同文化群体的角色之中,把族群关系用“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路来引导。同时在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的层面,强调所有公民在政治及宪法规定的所有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平等,包括维持和发展自己独特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的权利。这样一个大的框架结合了政治统一与族群平等这两个方面。 哈贝马斯在《后民族结构与民主的未来》一文中曾强调指出:“只有当国民转变成为一个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并把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会有一种民主的自决权。但是,对‘臣民’的政治动员要求混杂在一起的人民在文化上实现一体化。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它,民族观念也就付诸了实现;而借助于民族观念,国家成员超越了对于村落和家庭、地域和王朝的天生的忠诚,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集体认同。” 这即是说,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同样需要建立起某种“文化的一体化”,否则就很难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建立这种新的“集体认同”。一个民族国家,非常需要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统中提供一个各族共享的“共同文化”。 正如我们可以把“政治结构”划分成不同的层面一样,我们可以把“文化” 自身也划分为不同的层面。哈贝马斯提醒我们,需要在国家层面也建立具有共同性的“文化”。所以,应当把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也看作是一个多层面的结构, 至少具有“民族”(国家) 和“族群”这两个重要的层面。 在“民族”(国家) 的层面上,至少需要一种或几种“族际共同语”作为各族群共享和一致认同的文化交流工具,需要各族群在基本价值观念上的彼此认同,以及对于各族群在“族群” 层面上所保持的特殊“文化”持有一种“承认、平等相待甚至欣赏”的态度。而在“族群”层面上,各个族群保持的特殊文化应具有平等的法律和社会地位,每个族群对于其他族群的不同文化应采取宽容的态度并相互承认,和谐共存,不存在相互排斥、冲突(如宗教极端分子鼓吹的“圣战”) 的观念和行为。在这两个层面之间存在着彼此依存的密切关系。如果没有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共同文化与观念,在族群层面上的不同文化就难免会彼此冲突,无法和谐相处。因此在国家层面单靠政治制度和行政约束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某种统一的文化认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关注哈贝马斯关于在国家层面“文化一体化”的观点。
作者：al_xer 回复日期： 20:31:09
呵呵，科学方法论，说的好啊。 你给我讲讲科学方法论的内容啊？ 归纳法算不算科学方法里的一种啊？ 归纳法是不是有个别推一般？ 哲学里面个别和一般的关系说的和他不是一回事？ 我没文化没看过多少书 还要请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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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别说归纳法确实不算科学方法。另外别把经验当科学。回去多学点文化。
2. “族群文化多元”与“民族文化认同” 各个族群的传统文化与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文化认同是同时并存的两个不同层面。一位长期研究前苏联的印度学者,把前苏联与印度在“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 的思路上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在推翻沙皇俄国的地理版图基础上建立的前苏联,在创建“民族认同”时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做法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把这些族群联系起来的政治纽带单一化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后,一旦这一政治纽带出现断裂,国家的统一也就随即失去了政治基础。 在汉人的头脑里“, 中国人”“、中国公民”的身份意识是自然而然的,是他们群体意识体系中属于核心层面的关键认同。但是我国的其他族群(如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 是否都具有同样的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呢? 在这些族群的广大民众当中,在“中国人”和自己族群这两个层面的认同意识方面,哪个层面的认同更为核心和更加重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与研究才能确定,而不能靠“想当然”。同时,民众中的认同意识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加以引导和改变的,如1997 年回归以后香港人对于“中国”的认同意识即在不断加强。人们的族群意识和认同格局依环境和各类影响因素处在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 如果我们承认有些族群在对“中国人”、“中华民族”的认同上与汉族之间存在着差别,确实存在着有些人在意识中把对本族群的认同置于对“中华民族”认同之上的现象,我们就需要注意在少数族群成员当中培养与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 由于汉人通常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看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以汉族为主体的政府部门在重视落实少数族群政策的同时很容易强调少数族群的“自我认同”而忽视对他们进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培养与巩固。这样,政府在落实“民族政策”、宣传“少数民族权益”的同时,很容易在客观上淡化了原来就比较淡漠与脆弱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造成“矫枉过正”的偏差。
在建立和巩固以 “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民认同”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两种偏差。 第一种偏差,是强调某一个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各族群之间共同的“国民认同”,忽视本国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文化方面的认同基础。这样,在意识形态出现变化、政治结构出现松动时,各个族群原有的以本族文化(语言、宗教等) 为基础的“族群认同”就会发展成为以建立独立“民族-国家”为目的的“民族主义运动”。这就是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教训之一。 第二种偏差,是想当然地把“国民认同”视为已经存在并且具有“牢不可破”的共同基础,因而为了协调和改善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而片面强调发扬(少数)“族群”的传统文化、强调保护(少数)“族群”的政治与经济权益、强调和维护(少数)“族群”的人口边界和传统居住地,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但是同时却忽视了在各少数族群民众、知识分子与官员中对“国民认同”的培养与巩固。这第二种偏差是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教训之二。 印度在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存在无数个大小不同、彼此独立的土邦,是英国殖民政府把这些土邦组合到了一个政治架构之中。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印度政府自独立后就积极致力于在全体国民中发展“印度人”的共同认同,从历史文献和文化传统中努力缔造一个可以凝聚各个族群、各个宗教群体的“印度的共同文化”,以避免第一种偏差。所以尽管印度存在多种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耆那教、基督教等) 、多种语言(但都以英语为族际共同语) 、多个族群(孟加拉人、泰米尔人、旁遮普人、比哈尔人等) 、多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现在仍有三个邦由印度共产党执政) 以及根深蒂固的种姓问题,印度各族民众逐步把“印度”看作是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和历史的共同体,各个群体在文化传统上是密不可分的,而印度的电影业在建立这一创建新的文化-历史共同体的努力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啊哈哈，照这标准，历史上这片土地上的哪个时代称得上是“中国”？ 。“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怎么鲁迅先生在这段历史上看到的却是“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难道是像他借狂人之口说的，满纸的仁义道德，字缝里却全都是“吃人”二字？ 你自己去看看你自己的话吧 西方人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给满清就是客观？那他们把西进运动变成田园牧歌也是一样地“客观”吧！ ========================================= 狗鞑子一直偷换概念，避而不谈你们鞑子造成华夏蒙难，胡搅蛮缠。 尊华夏文明都是中国，除了满蒙余孽鞑子杂种们
作者：如是我闻2012
明朝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请问《几何原本》是哪年成书的？徐光启哪个年代的？徐光启是明朝的大科学家，利玛窦只是个传教士吧。
无视科技在明朝已经落后了的事实，把所有责任一股脑推到清朝上去，极其不理智。
同时印度政府积极克服第二种偏差,在尊重各种宗教和族群平等权利的同时,竭力建立全体印度人的“国民”意识,明确地把国民意识置于各个族群、宗教群体之上,极力淡化族群意识。现在虽然印度各地仍然存在各种因族群文化差异、宗教差异、语言差异以及地方利益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等带来的各种矛盾,出现过政治领导人被刺杀的恶性事件,但是没有出现真正威胁印度统一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在族群关系上努力克服这两种偏差,可以说是印度建国以后重要的成功经验。 美国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新兴国家,在“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框架下,在这些具有不同种族、族群背景和不同语言宗教文化传统的公民们中逐步建立了新的“国民认同”。在今天,尽管历史遗留下来的种族偏见和歧视仍然存在,有时也会发生种族矛盾和族群冲突,但是国家的统一自“南北战争后”从未受到真正的威胁。考虑到历史上实行的黑人奴隶制和对土著印第安人、华裔等的种族歧视使得美国族群关系的先天基础很差,我们应当承认美国自“民权运动”以来在协调种族关系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五、结束语 中国传统中把少数族群“文化化”的成功思路,没有被我们继承下来,却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种历史错位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中国人应当从祖先们几千年处理族群关系的传统中吸取宝贵经验,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把少数族群问题逐步“去政治化”。在“民族(国民) 认同”和“族群认同”这两个层面中,应当强化民族(国民) 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把我国的56 个“民族”改称为“族群”的建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思路下提出来的。 我们今天在思考中华民族族群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时,可以参考中国的历史传统和西方国家的体制与处理族群关系的思路,进一步把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多元一体”具体化为“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两个层面的结合,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来思考中国的族群关系问题。如果接受这样的一个整体性框架,我们的许多观念和做法也就需要进行反思和逐步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思考少数族群的有关问题时,应逐步把它们更看成是“文化群体”而逐步减少它们作为“政治群体”的色彩。族群“去政治化”的思路应当在21 世纪引起国人更多的思考,也有可能在未来把中国的族群关系引导到一个新的方向。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11期
作者：高级思维 回复日期： 00:11:47
作者：如是我闻2012 明朝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请问《几何原本》是哪年成书的？徐光启哪个年代的？徐光启是明朝的大科学家，利玛窦只是个传教士吧。 无视科技在明朝已经落后了的事实，把所有责任一股脑推到清朝上去，极其不理智。 ======================================================= “已经落后”并不等于完全落后，全面落后，不思进取。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徐光启们知道西方的优点并发奋学习，你想想，这样交流下去，即使落后一点，难道凭中国人的聪明，追上去是很难得事情吗？ 而清朝是外来的落后游牧部落，眼光狭小，限制汉人的科技发展，两百多年里，科学陷于停滞。 其他的问题你自己学习去吧。洗洗睡了。
作者：如是我闻2012 回复日期： 00:20:15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 ================================= 睁眼说瞎话，《本草纲目》里对中药的认识错误极其多。摘录小部分：
第9页 立春雨水
“[功效主治]宜用来煎发汗和补脾益气的药，古人说：夫妻同时各饮一杯后， 同房，就会怀孕。这样做是为了从立春雨水中得到自然界春始生发万物之气。饮 后会生子，是取这种雨水始资发育万物之义。”
第444页 孔雀
“《北户录》称：孔雀不交配，通过声音和身影相接触而受孕。或者雄性在 上风鸣叫，雌性在下风鸣叫，也能受孕。《冀越集》称：孔雀虽有雄雌，但要哺 乳时却登木哀鸣，蛇来了就与之交媾。” 第463页 猫
“俗传母猫无公猫配时，用竹帚扫背数次则会受孕。或者用斗将猫盖于灶前， 持刷帚头击斗，祝灶神而求，亦会受孕。这与用鸡蛋祝灶神可抱雏鸡的意思相 第546页，人尿“主治寒热头痛，温气，童子的尿最 佳……”，“弘景说：如果人初得头痛，直饮人尿数升，也多会愈；合葱、豆豉 做汤食，也很有效”，还有好多，这一条比较有意思“治腋下狐臭：用自己的小 便，趁热洗腋下，一日数次，久则自愈” 鸡的屎白“治消渴、寒热往来、尿路结石、吐泻转筋、中风头昏、痰迷心窍、 破伤中风，及消除胸腹结块”（第413页） 鸽子的屎“治疗疥疮……”（420页），雄雀屎“治疗眼痛，破痈疽，女 子带下，小便不利。治疗龋齿。又可健身美容”（421页），燕屎“利尿，解虫 毒，消除甲状腺肿大”（423页），雁的屎白“和人小便混和，外涂治疗疮肿毒” （429页），鸵鸟的屎“能消化人们误吞入的铁石等硬物”（445页） 兽部的牛的尿和屎分别具有“治水肿，腹胀脚肿，利小便”和“治水肿恶 气……”。马兜铃想必大家是听说过的吧，不过《西游记》是神话小说，妖魔鬼 怪都有了，还有什么不能编的，但是《本草纲目》里的白马尿“主消渴，可破腹 内积块……”，白马屎“可止渴，止吐血、下血、鼻出血、金疮出血，妇人经血 过多……”（486-487页）
现在天涯上有股歪风邪气，只要观点不一样，就要给别人扣帽子，就要骂人。那些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态度认真的观点没人信，反而是那些认为杜撰，道听途说，错漏百出，甚至是荒唐的东西却大有市场。那些口上喊着要民主的人，现实中却在网上搞网络专制，容不的不同的观点。
李善兰,原名李心兰,字竟芳,号秋纫,别号壬叔.生于 1811 年1 月2 日,浙江海宁人,是近代著名的数学,天文学,力学和植物学家，创立了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这是李善兰也是19 世纪中国数学界最重大的成就。 李善兰（～），中国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力学家、植物学家。原名心兰，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清嘉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日)生，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日)卒于北京。 他的朋友王韬记他的话说“壬叔谓少于算学，若有天授，精而通之，神而明之，可以探天地造化之秘，是最大学问。”《王韬日记》 徐光启只译完的《几何原本》前6卷，后面的7至15卷就是李善兰译的。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作，译了许多有关天文、代数、解析几何等最新的专著，还打算翻译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徐光启的数学成就恐怕远比上李善兰吧。
作者：正义的尊严
发表日期： 16:05:00
现在中国人均GDP不足4000美元，不过估计靠仿制山寨人均能到1万美元以上。然后中国自由主义大 发展，马列神棍滚出中国，中华文明回归，中国必然将在科学技术上全面赶超西方，完成明末的未竟事业 ————————————————————————————————————— 你能如此无耻，真的我无话可说。你的发展就靠仿制山寨？中国自由主义大发展？你晓得什么叫自由 主义？中国在这么搞山寨仿制，不尊重西方知识产权，带来的恶果就是西方停滞对中国的科技交流，或者 卖给你的东西是他们淘汰了N代的产品。 而你呢，不行就是不行！ ------------------------------------ ------------------------------------ 你个文科的，理解不了山寨。 没有核心技术的就是山寨，你用的电脑，坐的飞机，上的互联网，用的电视，坐的高铁，哪有一样是中国发明的，哪有一样中国有核心技术？ 比如联想也许靠人口多，笔记本销售世界第一，但是核心CPU技术，软件技术，联想有吗？而这些技术都是靠自由主义精神创造出来的，微软，苹果，谷歌当年都是仅有2个人的个体户作坊，靠的都是自由主义精神发明创造的。
作者：高级思维 回复日期： 00:06:53
作者：al_xer 回复日期： 20:31:09 呵呵，科学方法论，说的好啊。 你给我讲讲科学方法论的内容啊？ 归纳法算不算科学方法里的一种啊？ 归纳法是不是有个别推一般？ 哲学里面个别和一般的关系说的和他不是一回事？ 我没文化没看过多少书 还要请教呢 =================== 你还别说归纳法确实不算科学方法。另外别把经验当科学。回去多学点文化。 =================== 终于原形毕露了吧？ 你才是从原始社会过来的。 归纳法不是科学方法？ 只能说明你的无知！！！ 你还在这装文化人？ 猪鼻子里好歹也能插个大葱 你呢？ 也即是插根搅屎棍而已！ 你先回家舔舔你那根搅屎棍 然后再来丢人现眼吧！
作者：al_xer 回复日期： 08:54:02
终于原形毕露了吧？ 你才是从原始社会过来的。 归纳法不是科学方法？ 只能说明你的无知！！！
你还在这装文化人？ 猪鼻子里好歹也能插个大葱 你呢？ 也即是插根搅屎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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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美道理，说不过就骂脏话，既没文化也没素质。
作者：如是我闻2012 回复日期： 00:20:15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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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上吊绳子烧成灰可以治病“也算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
看看王清任做的事才叫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
王清任清代医学家（年）。字勋臣，直隶玉田（今属河北）人，邑武庠生，又纳粟得千总职。年青时即精心学医，并于北京开一药铺行医，医术精深，颇噪于一时。因其精究岐黄，于古书中对人体构造与实际情况不符，颇有微词，并敢于提出修正批评，其革新精神甚得好评。尝谓“著书不明脏腑，岂非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盲子夜行”，故精心观察人体之构造，并绘制图形，纠正前人错误，写成《医林改错》。
“古人之图传其误，勋臣之图传其信。天下物理之是非，闻虚而见实，寡见独虚，多见为实。古人窃诸刑余之一犯，勋臣得诸亲见之百人。集数十载之精神，考正乎数千年之遗误。”（《医林改错.刘序》王清任）
作者：高级思维 回复日期： 01:10:10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 《崇祯历书》后来在康熙年间又重刊了，你难道不知道？ ================================================= 第一，纠正康熙冲刊说法中的小小错误。明末大统历年远失修,国内知历人士奇缺,一些有识之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极力倡导改历,并多次向朝廷举荐西方传教士利玛窦、龙华民、邓玉函等人一起参与。朝廷最终同意起用西方传教士进行全面的历法改革。这项工作由徐光启督导,历时5年多,编成了全面介绍西方天文学的大型丛书《崇祯历书》,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历法。《崇祯历书》和新制的历法最终因为明清鼎革没有来得及正式颁行和广泛推行。顺治二年(1645年),汤若望改编《崇祯历书》为《西洋新法历书》呈献清廷。该书被大量印行,成为当时士人研究西方历算的“教科书”,对有清一代的学术风气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乾隆朝编辑四库全书时,《西洋新法历书》又改编成《新法算书》被辑入。 第二，满清改编《崇祯历书》能说明满清进步？最多只能算是原地踏步。但是世界是在进步的，那不就是等于说满清让中国落后退步了吗？ 再来汤若望吧，他为什么来中国？不是因为满清，不是因为康熙顺治，是因为崇祯。明末朝廷在购置西洋火炮是汤若望作为军事方面的专门人才随团来华，受到崇祯的重视和擢用，随之传教传科学。满清入关后，对于他，除了康熙曾经对其火炮技术略感兴趣外，其余科学技术则是尊崇之但束之高阁而已。而同时期名声较大的南怀仁，现代人研究发现，南怀仁光环的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黑暗－－迫害中国的火器制造家。其中最知名的一位，就是发明了世界上最早机关枪的戴梓。让中国错失了一次与列强争雄的大好机会。满清直到被鸦片战争敲开了国门才想起来原来西方国家还有这么些技术，但是满清依然像个不争气的败家子，不学无术，直到最后败掉家当，让中国落后世界几近百年！
作者：高级思维 回复日期： 09:07:57
作者：al_xer 回复日期： 08:54:02 终于原形毕露了吧？ 你才是从原始社会过来的。 归纳法不是科学方法？ 只能说明你的无知！！！ 你还在这装文化人？ 猪鼻子里好歹也能插个大葱 你呢？ 也即是插根搅屎棍而已！ ================ 自己美道理，说不过就骂脏话，既没文化也没素质。 ================ 我最多也就是没素质，不像你，没文化装有文化，在这里信口雌黄，卖国误民，认贼作父。我可比不了你这么强大，我还知道廉耻，不会说归纳法不是科学方法，不会为了给满清开脱罪责而不惜发布卖国言论以及反科学言论，我最多也就是说说脏话不齿一下你这样的败类。呵呵，比你不强多了？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 =================================== 李时珍“上吊绳子烧成灰可以治病“也算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 看看王清任做的事才叫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 ============================== 哈哈
你都能推翻几百年来的结论了 我看你才是最强大的啊 既然你说的那个王清任这么实事求是 怎么不见有什么名声呢？ 李时珍不实事求是 却能治好疑难杂症 却能写出本草纲目 这本书直到如今依然是重要的医学著作 如果不实事求是的话 这本书还能留存到现在？ 李时珍还会被当作医学的高峰而被推崇至现在？ 你喜欢抓住一个事情来说问题 那我告诉你 牛顿还告诉我们说时空是绝对的呢 有人说牛顿不实事求是了吗？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局限性 你抛弃时代的局限 妄古非今 我看你才是真正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实事求是呢 你居然还有脸在这大言不惭什么实事求是？ 羞煞你妈妈的那张老脸皮矣！
作者：songtosky 回复日期： 18:02:16
好像不签条约就失不了地，丧不了权似的。明朝山海关之外失了多少地？台湾和澳门是怎么回事？明朝建立过程中杀的平民都是浮云？明朝杀的那些贪官都是贪官？方孝孺的爹也是贪官？太子的老师宋濂也是贪官？更何况，贪官有罪，那么那些被他们株连的人，又是不是平民？ ================================== 山海关外的是不是你们野猪皮干的，连这个都说的出来，台湾是郑成功收复的吧 1557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住权，但明朝政府仍然在澳门境内行使主权，包括接受澳门葡萄牙人每年缴纳的地租，设立海关征收舶税，置守澳官及以香山县令（知县）落实行政管理权，及执行最终的司法处分权。日，葡萄牙占领澳门，澳门开始被葡萄牙强行租借，这也成为欧洲国家在东亚的第一块领地。 自己看看是因为啥，明租是收钱的，满清那是割地，你脑子分的清不 文字狱？还用多说不，把酒论浊清？哪里够杀头的？ ========================================= 呵呵，难道丢给荷兰人比丢给满人要体面些？有什么不好说的？不是说明朝从不丧权辱国吗？这不叫丧权辱国叫什么？难道还是占了便宜不成？台湾是郑成功收复的，可不丢的话怎么收复呢？ 哦，听说香港也是租借的呢。 文字狱得问问朱元璋这位老手了。
%作者：身黑心白 回复日期： 09:53:31
作者：songtosky 回复日期： 18:02:16 好像不签条约就失不了地，丧不了权似的。明朝山海关之外失了多少地？台湾和澳门是怎么回事？明朝建立过程中杀的平民都是浮云？明朝杀的那些贪官都是贪官？方孝孺的爹也是贪官？太子的老师宋濂也是贪官？更何况，贪官有罪，那么那些被他们株连的人，又是不是平民？ ================================== 山海关外的是不是你们野猪皮干的，连这个都说的出来，台湾是郑成功收复的吧 1557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住权，但明朝政府仍然在澳门境内行使主权，包括接受澳门葡萄牙人每年缴纳的地租，设立海关征收舶税，置守澳官及以香山县令（知县）落实行政管理权，及执行最终的司法处分权。日，葡萄牙占领澳门，澳门开始被葡萄牙强行租借，这也成为欧洲国家在东亚的第一块领地。 自己看看是因为啥，明租是收钱的，满清那是割地，你脑子分的清不 文字狱？还用多说不，把酒论浊清？哪里够杀头的？ ========================================= 呵呵，难道丢给荷兰人比丢给满人要体面些？有什么不好说的？不是说明朝从不丧权辱国吗？这不叫丧权辱国叫什么？难道还是占了便宜不成？台湾是郑成功收复的，可不丢的话怎么收复呢？ 哦，听说香港也是租借的呢。 文字狱得问问朱元璋这位老手了。 ========================== 我倒要问问朱元璋的文字狱有哪些？具体过程？杀了什么人？ 丧权辱国？ 你看看词典是怎么解释的？呵呵，尤其要看仔细举得例子！！！ /s?wd=%C9%A5%C8%A8%C8%E8%B9%FA
我说的是当时公务员的考试用八股（只是手段），而你确说现在公务员考试如何。那你为何不说如果拿破仑有机关枪就可以统一世界了。 四书五经只是儒学知识的一部分，纯粹为了考试，而儒学也只是当时最好的一种思想，如果当时还有完全超越儒学的思想，请你指出。而同样是儒学培养出来的高人——徐光启就敢于认真学习其他思想的精髓，翻译名著，甚至入籍.所以真正的华夏文明是敢于吸收，发扬，并广大。 “成熟的国家里，公务员和政务官是严格分开的。”——在17世纪，有成熟国家？ 美帝还没成立吧，英帝的工业革命还没开始吧. ================================================ 手段？考试内容永远只有一个科目，范围永远只是四书五经，这叫手段？知不知道考试的指导意义？考试不考的东西，人家会花主要时间精力去看吗？公务员考试这个话题是你先扯出来的，你认为现在考公务员跟古代考八股没有区别，我就告诉你区别在哪里，别以为穿着一张考试的皮，什么都一样！ 纯粹只为考试？那你干嘛不去考如何种田？反正也就是纯粹考试嘛，考什么内容不重要是吗？儒学之所以成为“最好的一种思想”，是历代王朝捧出来的，你还以为它真的最好了？诸子百家，难道只能独尊一样？百花齐放，任人选修，分别考试就不行？ 徐光启一个人的力量能起多大作用？他翻译的几何原本他那些科举出身的同僚是怎么看待的？还不是视之为旁门左道，不屑一顾？你不觉得，你举出来的，稍微对科学理论有点兴趣的科举人士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吗？这几个人为何在那个时代如此孤独？ 国家成熟不成熟，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是，我要告诉你，一样东西的形式可以千年不变，但是内容却是早已日新月异。古代的科举、现代的公务员考试虽然形式都是国家组织统一考试，但是内容却有天翻地覆的改变，这是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 科举在几千年来维护了大一统封建帝国的统治，但是也客观上阻碍了新文化新知识在中国传播的速度，使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科技民主思潮面前盲目自大固步自封，这对国家转型是致命的。中日朝三国，只有日本能够摆脱列强迅速走向维新，跟他在三国之中是唯一没有科举制的国家有关。朝鲜并没有什么异族统治的问题，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问题，为何他们也不能摆脱挨打落后的命运，难道不值得你们去思考吗？
日本科举的受容与异化 在日、韩、越三国中，日本是最早仿行科举、同时也是实行科举制时间最短的国家。公元7—8世纪之际，日本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实行与唐制基本相同的贡举制度。日本的贡举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 日本确实曾经实行过科举制度，可以从不少当时的进士及第和落第诗反映出来。当时日本人所写的有关科举及第和落第诗，与唐代的同类诗歌如出一辙。如《日本诗纪》卷十七菅原道真《绝旬十首，贺诸进士及第》诗中，就有不少“及第”、“龙门”、“登科”等词句。纪齐名编辑的《扶桑集》中，收有菅原淳茂的《对策及第后伊州藏刺史以新诗见贺，不胜恩赏，兼述鄙怀》诗，描写久困科场后金榜题名的喜悦心情：“穷途泣血纪兼秋，今日欢娱说尽不?仙桂一枝攀月里，儒风四叶压人头。”与唐代孟郊进士及第诗异曲同工。而三善善宗《落第后简吏部藤郎中》的“被病无才频落第，明时独自滞殷忧”则反映出应试落第者的痛苦②。这些诗都具体生动地证实了日本实行科举制度的情形。另外，中国清代陆心源编《唐文续拾》所收菅原道真《请秀才课试新立法例状策问征事可立限例事》、《对策文理可详令条事》、《请被补文章博士一员阙共济杂务状》等文，也是有关日本实行科举制的史料。① 至今也还可以考证出不少当时日本的进士及第者。据日本《登科记》所载：“式瞻王，延喜十六年(916年)八月廿八日试，行朱雀院，御题《高风送秋诗》。及第四人：藤原高树、大江维时、春渊良规、藤原春房。已上四人，不作开韵及第。”《朝野群载》卷十三《纪传》上载：“《登科记》云：神龟五年(728年)戊辰始行进士试。少辅菅原清公。”②至今可考姓名的8、9世纪文章生(含进士、俊士、文章生试受验者、拟文章生)有196人，文章得业生(含秀才和给料学生)有35人，秀才、进士试受验者也尚有55人。③
作者：al_xer 回复日期： 10:04:24
%作者：身黑心白 回复日期： 09:53:31 作者：songtosky 回复日期： 18:02:16 好像不签条约就失不了地，丧不了权似的。明朝山海关之外失了多少地？台湾和澳门是怎么回事？明朝建立过程中杀的平民都是浮云？明朝杀的那些贪官都是贪官？方孝孺的爹也是贪官？太子的老师宋濂也是贪官？更何况，贪官有罪，那么那些被他们株连的人，又是不是平民？ ================================== 山海关外的是不是你们野猪皮干的，连这个都说的出来，台湾是郑成功收复的吧 1557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门居住权，但明朝政府仍然在澳门境内行使主权，包括接受澳门葡萄牙人每年缴纳的地租，设立海关征收舶税，置守澳官及以香山县令（知县）落实行政管理权，及执行最终的司法处分权。日，葡萄牙占领澳门，澳门开始被葡萄牙强行租借，这也成为欧洲国家在东亚的第一块领地。 自己看看是因为啥，明租是收钱的，满清那是割地，你脑子分的清不 文字狱？还用多说不，把酒论浊清？哪里够杀头的？ ========================================= 呵呵，难道丢给荷兰人比丢给满人要体面些？有什么不好说的？不是说明朝从不丧权辱国吗？这不叫丧权辱国叫什么？难道还是占了便宜不成？台湾是郑成功收复的，可不丢的话怎么收复呢？ 哦，听说香港也是租借的呢。 文字狱得问问朱元璋这位老手了。 ========================== 我倒要问问朱元璋的文字狱有哪些？具体过程？杀了什么人？ ====================================== 你连朱元璋的文字狱都不知道，那你上历史论坛干嘛来了？学中学历史来了？ 来，孩子，听我跟你讲：自从盘古开天地。。。。
进士科考的是时务策，《令义解》卷四《考课令》“进士”条注云：“时务者，治国之要务也。假如‘既庶且富，其术如何’之类也。”《令集解》卷二二《考课令》“进士”条注云：“时务，谓治国之要道耳。《吕氏春秋》，一时之务是。假如‘使无盗贼，其术如何’之类。”日本科举中秀才科与进士科呈现与中国唐朝此二科相反的发展趋势，主要原因也是由于两者之间难易不同，进士难而秀才易，人们趋易避难，导致二科的升沉消长。⑤而日本史料中关于方略策与时务策的解释，未见于中国史料，这要么是中国相关史料亡佚，要么是日本科举创发新解，有助于理解唐朝的秀才与进士科。
关于秀才地位和所试方略策的评判标准，菅原道真在元庆七年(883年)掌管贡举的过程中深有体会，认为“秀才者，国家之所重，策试之道，不敢为轻”，并论“对策文理可详令条事”说：“《考课令》曰：‘文理俱高者，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为上中；文理俱平，为上下；文理粗通，为中上；文劣理滞，为下第。’谨案：文辞甚美、义理皆通者，所谓上上也。文辞差鄙、义理共滞，所谓不第也。又检前例，文辞虽非绮靡，披读无大害；义理虽非全通，所对才及半分者，谓之文理粗通。文辞虽有可观，义理不及半目，则令条前例，共无可欺。唯至上中之文平理平，上下之文理共平，偏案令文，难可会释。更据前例，又无准的。请详释令条，明立流例。不令详定之官，有所迷谬。”⑥也就是说，菅原道真在评定策文的成绩的实践中，感到原有标准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够强，因此要求将其进一步细化，使之更加客观。
我倒要问问朱元璋的文字狱有哪些？具体过程？杀了什么人？ ============================ 明太祖 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腰斩。 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下狱死。 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 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明太祖视为不敬，斩。 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门”字少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纳贤，斩。 僧人一初作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罗网一日遍东西”“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被怀疑抨击明太祖刑法太苛，斩。
作者：频频谢幕 回复日期： 10:23:25 我倒要问问朱元璋的文字狱有哪些？具体过程？杀了什么人？ ====================================== 你连朱元璋的文字狱都不知道，那你上历史论坛干嘛来了？学中学历史来了？ 来，孩子，听我跟你讲：自从盘古开天地。。。。 ============================ 自从盘古开天地，你的妈妈就卖B！？
僧人来复作诗：“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殊”字被视为“歹朱”并骂太祖“无德”，斩。 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上有诗“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大怒，将全寺僧人都杀了。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则”与“贼”同，被视为骂太祖起兵当过贼，斩。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斩。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斩。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斩。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生”与“僧”同，被视为骂太祖当过和尚，斩。 澧州学正孟清作《贺冬表》中有“圣德作则”，斩。 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作《万寿表》中有“寿域千秋”，斩。（《朝野异闻录》）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被视为“帝非”，斩。 祥符县教谕贾翥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斩。 台州训导林云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法坤”与“发髡”同，“藻饰”与“早失”同，斩。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道”与“盗”同，斩。 处州府学教授苏伯衡，作表笺误，下吏死。（《明史-苏伯衡传》卷285）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太祖大怒，斩。 状元张信训导王子，引用杜甫诗“舍下荀穿壁”出题，被认为讥讽天朝，腰斩。（《皇明记略》） 不但大臣因文字横遭不测，就连藩国朝鲜也不能逃脱，朝鲜国王李成旦进表笺，有犯上字样，明太祖当即下令将进贡物品全部打回，还要朝鲜交出撰写此文的郑总。朝鲜恐惧，将郑总押送至南京，太祖下令，发配云南，仍令辽东都司不许高丽人通界，也不许商客贸易。（《国初事迹》） 更奇怪的是，朱元璋连死人孟子也不放过。明太祖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全祖望《鲒埼亭集》卷35）洪武二年下令将孟子牌位撤出孔庙，后来因为文星暗了，朱元璋做贼心虚，才恢复孟子牌位。但是朱元璋实行八股取士，孟子的“对君不逊”难以让他容忍，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删节《孟子》，书中被认为言论荒谬的共85章，一律删去，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删定后定名为《孟子节文》，被删的主要是以下几类： 一 不许说统治者及其官僚走狗的坏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梁惠王上） 二 不许说统治者要负转移风气之责--“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下） 三 不许说统治者应该实行仁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上） 说反对征兵征税和发动战争的话--“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尽心下）“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 不许说人民可以反抗暴君、可以对暴君进行报复的话--“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梁惠王下)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 六 不许说人民应该丰衣足食的话--“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 七 不许说人民应该有地位有权利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居然因为“内容太长”而必须分两截发！真是创造历史。
作者：al_xer 回复日期： 10:25:54
作者：频频谢幕 回复日期： 10:23:25 我倒要问问朱元璋的文字狱有哪些？具体过程？杀了什么人？ ====================================== 你连朱元璋的文字狱都不知道，那你上历史论坛干嘛来了？学中学历史来了？ 来，孩子，听我跟你讲：自从盘古开天地。。。。 ============================ 自从盘古开天地，你的妈妈就卖B！？ =================================== 看，那副无赖嘴脸又露出来了呵呵 你每天出门都把自己母亲挂嘴边吗？ 你妈同意吗？ 有位仁兄刚才说教养最重要，诚哉斯言
然而，日本科举理论上虽人人皆可参加，实际上只限于官僚子弟占绝大多数的大学寮学生报考。因此，唐朝科举较具平民色彩，日本科举则带有浓厚的贵族化气息。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到10世纪以后，日本的大学寮基本上为贵族所把持，博士推荐大学寮中的学生参加科举，不是依据才学高下，而是以资历名望，致使科举日渐流于形式化。11世纪以后，虽然在形式上还继续实行式部省试，但考生皆由权贵推荐，应考者几乎是无条件及第。科举制至此已蜕变，并逐渐消亡，以致现代许多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都误以为日本历史上从未引进过科举制。
1787年，江户幕府试图进一步扩充幕府臣僚的培养机构——昌平校(昌平坂学问所)，开始导入“素读吟味”与“学问吟味”的定期考试制度。所谓“素读”，即采用汉音诵读经典原文。这种“江户版”的科举制度，考试内容是来自朱子学的“四书”、“五经”或《孝经》一类的儒家典籍；其考试的程序，也与中国的科举考试大同小异；其性质与科举考试一样，是属于竞争性的选拔考试；其褒奖方式尽管接近于名誉性的“褒奖”，但也不乏由此一鸣惊人而为幕府提拔重用之人。尽管所谓的“江户版”科举制度与中国的科举制度存在了一定的异质性，但是它并没有形成一股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反而成为了日本步人近代化的一个文化前提。 到了明治时代初期，为了选拔人才，推动维新运动，1869年，进入新政府的兰学者神田孝平向公议所提出了“进士及第之法”的建议书，提倡以“汉土及第法”，即以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参考，树立近代日本的官僚考试制度。尽管公议所通过了“进士及第之法”提案，然而却没有得到实权人物的支持。因此，神田的这一提案并没有得以具体化地实施，而人才选拔的考试制度也最终走向了为近代的学校制度所取代的道路。
这个就是黑白B所说的日本没科举的事实，你好好看看吧。
作者：al_xer 回复日期： 10:27:39
然而，日本科举理论上虽人人皆可参加，实际上只限于官僚子弟占绝大多数的大学寮学生报考。因此，唐朝科举较具平民色彩，日本科举则带有浓厚的贵族化气息。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到10世纪以后，日本的大学寮基本上为贵族所把持，博士推荐大学寮中的学生参加科举，不是依据才学高下，而是以资历名望，致使科举日渐流于形式化。11世纪以后，虽然在形式上还继续实行式部省试，但考生皆由权贵推荐，应考者几乎是无条件及第。科举制至此已蜕变，并逐渐消亡，以致现代许多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都误以为日本历史上从未引进过科举制。 1787年，江户幕府试图进一步扩充幕府臣僚的培养机构——昌平校(昌平坂学问所)，开始导入“素读吟味”与“学问吟味”的定期考试制度。所谓“素读”，即采用汉音诵读经典原文。这种“江户版”的科举制度，考试内容是来自朱子学的“四书”、“五经”或《孝经》一类的儒家典籍；其考试的程序，也与中国的科举考试大同小异；其性质与科举考试一样，是属于竞争性的选拔考试；其褒奖方式尽管接近于名誉性的“褒奖”，但也不乏由此一鸣惊人而为幕府提拔重用之人。尽管所谓的“江户版”科举制度与中国的科举制度存在了一定的异质性，但是它并没有形成一股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反而成为了日本步人近代化的一个文化前提。 到了明治时代初期，为了选拔人才，推动维新运动，1869年，进入新政府的兰学者神田孝平向公议所提出了“进士及第之法”的建议书，提倡以“汉土及第法”，即以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参考，树立近代日本的官僚考试制度。尽管公议所通过了“进士及第之法”提案，然而却没有得到实权人物的支持。因此，神田的这一提案并没有得以具体化地实施，而人才选拔的考试制度也最终走向了为近代的学校制度所取代的道路。 ============================= 有时我强烈怀疑孩子你是满族的托儿，是故意暴露汉族劣根性来了，呵呵，我看还挺像
作者：al_xer 回复日期： 09:40:37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 =================================== 李时珍“上吊绳子烧成灰可以治病“也算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 看看王清任做的事才叫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 ============================== 哈哈 你都能推翻几百年来的结论了 我看你才是最强大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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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就是推翻以前的结论，你倒说说上吊绳子烧成灰怎么治病吗？那些动物的粪便怎么治病吗？好一个实事求是。
没文化还骂脏话，去看看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里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话，看看里面怎么评价所谓归纳法的。
中国就是你这种盲目祖先崇拜者太多了，所以中国科学从古希腊时代就比人家落后。
作者：al_xer 回复日期： 10:24:39
进士科考的是时务策，《令义解》卷四《考课令》“进士”条注云：“时务者，治国之要务也。假如‘既庶且富，其术如何’之类也。”《令集解》卷二二《考课令》“进士”条注云：“时务，谓治国之要道耳。《吕氏春秋》，一时之务是。假如‘使无盗贼，其术如何’之类。”日本科举中秀才科与进士科呈现与中国唐朝此二科相反的发展趋势，主要原因也是由于两者之间难易不同，进士难而秀才易，人们趋易避难，导致二科的升沉消长。⑤而日本史料中关于方略策与时务策的解释，未见于中国史料，这要么是中国相关史料亡佚，要么是日本科举创发新解，有助于理解唐朝的秀才与进士科。 关于秀才地位和所试方略策的评判标准，菅原道真在元庆七年(883年)掌管贡举的过程中深有体会，认为“秀才者，国家之所重，策试之道，不敢为轻”，并论“对策文理可详令条事”说：“《考课令》曰：‘文理俱高者，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为上中；文理俱平，为上下；文理粗通，为中上；文劣理滞，为下第。’谨案：文辞甚美、义理皆通者，所谓上上也。文辞差鄙、义理共滞，所谓不第也。又检前例，文辞虽非绮靡，披读无大害；义理虽非全通，所对才及半分者，谓之文理粗通。文辞虽有可观，义理不及半目，则令条前例，共无可欺。唯至上中之文平理平，上下之文理共平，偏案令文，难可会释。更据前例，又无准的。请详释令条，明立流例。不令详定之官，有所迷谬。”⑥也就是说，菅原道真在评定策文的成绩的实践中，感到原有标准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够强，因此要求将其进一步细化，使之更加客观。 ======================================================= 呵呵，明代以前科举不限四书五经，更没有八股制式的，唐宋诗词那么发达正是因为科举考试的结果往往取决于你的诗文造诣，唐代把诗文在考试之前让贵人先看过，贵人看合适了，科举就几乎是走形式了，这叫“行卷”。 你知道是谁把科举的考试范围限死在四书五经，并且连考试参考书也限死在朱熹的《四书集注》，甚至把文章的格式都限死为八股的？
作者：al_xer 回复日期： 10:28:58
这个就是黑白B所说的日本没科举的事实，你好好看看吧。 ============================= 要照你说的这叫科举，那现在科举满世界都是，岂止日本？ 日本科举考试目的是什么？“其褒奖方式尽管接近于名誉性的“褒奖”，但也不乏由此一鸣惊人而为幕府提拔重用之人”，原来不是直接做官，一般是褒奖，只是有一些人可以一鸣惊人罢了。说白了就跟个知识有奖问答大赛一样罢了。
满清制造的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事实清楚，有他们自己的档案做证，延续一百四十多年，奴才们的奏折，皇帝的批示，各各显露着谄媚的凶虐，恣肆的残暴，还隐约以这样的凶虐残暴作为功绩而骄傲。朱元璋制造文字狱，却不一样，疑点太大，没有可靠的证据，但似乎成为了定论，流传广，相信者多，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如吴晗顾颉刚之类。还每每有人以此作为借口，明清合论，甚至用来开脱满清文字狱的残暴罪行。 海内外有相当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响巨大的吴晗《朱元璋传》，述及明初文字狱，都依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等资料。说朱元璋炮制“表笺之祸”，……并由此而给朱元璋下结论：‘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 学霖先生对此未敢轻信。…… 经学霖先生考证，徐一夔寿终八秩，何尝死于明太祖刀下？来复涉嫌与胡惟庸同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如此等等，所举证据，均确凿、过硬，堪称铁板钉钉，有力地廓清了明初史研究中的几重雾。 陈学霖以及王春瑜考证，在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涉及的人物当中，凡是可以考察生平事迹生卒年代的，都和所谓的文字狱没有关系。他们是徐一夔、释来复（字见心），蒋清高，守仁，德祥。 比如徐一夔，满清乾隆年间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 ” 陈学霖说“《札记》引文是否采自原本，抑误抄《翦胜野闻》，未易断定。无论其出处为何，此故事自赵翼传录以后，后代学者多予援引。而徐一夔触犯文字狱忌讳遭斩之说遂不胫而走，人多以为真实矣”
事实真相又如何呢？在光绪年间就已经有人考证徐一夔死于建文二年，年龄八十多岁，当然就不可能死于什么文字狱。《始丰稿》跋说“……考陈氏善万历《杭府志.职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会当‘革除’，实建文二年（1400），教授为蒋良辅，……约计先生寿终当及八秩矣。世因《翦胜野闻》称表文忤旨收捕斩之之诬。几疑不克令终于官，岂非大谬哉” 陈学霖则进一步指出可以按照徐一夔自己的著作来证明他死至少也在建文元年以后。徐一夔写的文章《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中说齐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这个齐公生于1267年，死于1298年，明年就是建文元年。徐一夔当然不可能死在齐公前面，所以至少也是死于建文元年之后。再加上一个证据是《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中的记载，徐一夔担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