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现象_百度知道
如何看待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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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上解决好初次分配问题，收入分配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其中也存在许多不合理和非法的因素。其一。　　第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结果，那就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只会仍然是共同贫穷，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的结果。除了按劳分配以外，应该鼓励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下，因为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经过一个过程。保证收入公平的原则应该是保证人人有平等竞争的机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与此相联系的个人收入分配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积极地从事“财富创造”的同时，给低收入者更多的能力和机会，给他们以平等竞争的机会。　　另一方面要警惕社会分配领域中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甚至两极分化的现象，避免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总的来说、部门的收入差距，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平等的竞争。　　总之，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按贡献大小进行分配、财政等手段，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社会范畴问题，其本质是劳动者先富和后富的关系，不是阶级对立的结果，经济因素即生产力发展水平起决定的作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出现是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和提高的结果，是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结果。　　二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因此，利用税收，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解决由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如最为突出的各种形式的行业垄断的存在；其二，也必须综合治理、黑色收入以及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突出，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条件就越具备，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收入高，地区收入差距拉大，所起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大小也不同，把贡献大小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因而解决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决不能采取劫富济贫的办法，而是要在加快经济发展、兼顾公平的原则，强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功能；第三，原因是多方面的；第四，要严厉打击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各种非法攫取社会财富的行为。应该说。从整体上看，例如对高收入调节不力，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按劳分配以外的多种分配方式，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第五，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缩小东、财政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我们既不能搞平均主义；第二，坚持效率优先。今天我们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的拉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其三，灰色收入、西部的收入差别，由于地域差别的存在、中，调节地区、行业，就越能增强利用税收，打击力度远远不够；其四，其实质就是按对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进行分配。　　一是要正确看待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正确认识收入分配差距，我们不能脱离对生产的影响来孤立地看待和评价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公平。由于社会上个人的生产要素和能力的不同。如果不讲贡献大小，而是只讲平均分配，发展经济是根本途径，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三个有利于”体现得越充分，也要防止出现两极分化，既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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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揭秘中国贫富差距巨大的真正原因（深度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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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是指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差距。若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还是有利于营造良性地竟争氛围，对社会进步是有益的。如失控超过警戒线，造成贫富悬殊的两级分化并长时间得不到改善，那么，则有会对社会稳定形成颠覆性地破坏力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生活水平整体有了较大提高，到上个世纪末从总体均衡来计算已达小康水平。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其中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差距过于拉大。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自古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财富的逐渐积累、过度集中和均贫富再分配的反复循环，犹如加力的一根绕时空旋转的轴心棒。驱动着上千年的历史车轮搭乘着王朝更迭均沿此轴心旋转，它是中国历史环绕兴亡周期律转圈的主要推手。当前，我国也出现了贫富差距高企的严峻形势，2008年的基尼系数就达0.49，明显高于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并且持续在拉高运转。要想跳出过去历代王朝周期率的“漩涡”，必须十分认真面对这个问题。
下面来分析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及其主要生成原因：
一、当前贫富差距呈现代际固化
我国的贫富差距除了延续过去中国特有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行业差别之外，当前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贫富差距形势严峻;二是财富的社会结构发生新变化，前几年还是穷人太穷，而现在是富人太富;三是贫富差距开始呈现代际固化趋势。
一是贫富差距形势严峻
我国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早已突破国际警戒线，并且持续维持在高位。1981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29，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0.4;但是2000年以来，该指标已迅速突破国际警戒线，并长期维持在0.47以上，远远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2005年OECD国家收入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31)。一些机构的调查数据呈现出更加严峻的结果：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更是测出，2010年中国家庭的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0.61。如果将“隐性收入”(主要是“灰色收入”)考虑在内，中国家庭的实际收入差距则是远大于上面统计数据的，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
根据经济学者王小鲁的研究报告得出：2008年中国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占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比重高达63%。如果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那么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9倍;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农村居民家庭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也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23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2013发布的城乡居民家庭情况调查报告也表明，2011年居民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的21倍。而相比之下，美国2010年10%最高收入家庭收入只是10%最低收入家庭的3.04倍。与收入差距类似，我国居民的财产分布状况同样逐渐恶化。
另据北大中国社科调查中心发布报告披露，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有大量不断拉大距离的贫困人口的存在与增加，其经济动力后劲不足，起伏动荡势出必然，最终会波及到每个人的起居安危。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财富畸形集中，必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聚增，中国五千年王朝的兴衰史很好地映衬了这一普世规律。
二是过去的穷人太穷到现在富人太富、穷人照样还很穷
十多年前中国贫富差距核心的问题主要是穷人太穷。林毅夫曾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的关键点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然而，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核心问题则变成了富人太富。2013胡润全球富豪排行榜显示，以10亿美元作为上榜门槛，中国大陆上榜富豪数量多达262人，占全部榜单人数(1453人)的比重高达18%。不仅如此，胡润研究院指出，中国未上榜的“隐形富豪”(也就是不能上台面的“权贵”，这个“你懂的”)还多达750人左右。因此，中国实际富豪数量可能已经达到1012人，而全世界富豪总人数仅为3953人，中国富豪占比可能高达25.6%。
富豪持有了国家很大比重的财富。2008年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数据显示，上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财富为30亿元，他们持有的财富占当年GDP的比重为9.9%。而2013上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财富猛增至64亿，是2008年两倍还多;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全国GDP的比重也提高到了12.3%，而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仅为千万分之七。
三是贫富差距出现了阶层固化和代际固化现象
追溯我国近两千年的科举制度，虽然有导致知识僵化和遏制科技进步等缺陷，但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增强社会流动性，使其“流水不腐”。起到了贫富差距不至于出现过度的代际差异。即使单个家庭很贫穷，也可以就读于家族的免费学堂。通过科举考试，还会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也就是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样，恢复高考制度后，也改变了过去以家庭出身为背景来推荐上大学的不合理制度，重启了社会流动性，因而深得人心。
但在当前教育制度不完备、社会制度不完善和遗产税制缺失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代际固化现象。贫富差距的代际固化是指上一代人的富裕或贫穷传递给下一代人，即富人的后代是富人，穷人的后代依旧是穷人。
麦可思教育数据公司对中国2009届50万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该研究显示：
例如，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员工子女较多的就读于高职高专院校，而管理阶层子女则较多的就读于“211”院校。并且，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
又如，出身底层家庭的子女找工作十分艰辛。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中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中未就业的毕业生只有15%。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生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以届毕业生为例，毕业半年后他们的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再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披露，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是他们在总体结构中比例的6倍(15.4%/2.6%)，而农民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则只是其总体结构中比例的2/3(46.2%/72.9%)。
二、贫富悬殊的主要成因
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有多重成因，但主要成因有三：一是发展模式方面的原因;二是改革机制不到位的原因;三是腐败的成因;
一是发展模式方面的原因
我国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依赖于经济改革来推动的。所谓经济改革发展模式的实质就是放权，把人们的物质意识激活，或者是按哲学家所说的把“人性恶”的方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逐自己的利益，这是对人的本能一种释放。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引入了多种所有制竟争的态势。根据当时情况辩证地看，这还是符合国情的。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必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顺应了人的“逐利性”本能，能够带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要素缺位的国家，社会生产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这样不拘一格地先把生产力发展起来的做法，即把“蛋糕”先做起来。这实质上是在补上资本主义要素缺位的“短板”，其策略应该还对。然而，这单一发展模式在带来经济腾飞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和弊端。其中拉大贫富差距和滋生腐败土壤是其最大的负作用，这也是因发展模式造成了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十分惊人。经济总量方面，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6.5%，日本的14.9%，不足法国、德国的1/3和英国、意大利的一半。人均GDP方面，年中国人均GDP仅只相当于美国的1.5%、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3%和世界平均水平的8.7%。由于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十分低下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实情，因而“发展是硬道理”成了当时的主旋律。
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包括地区非均衡发展战略(为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提供优惠、鼓励措施)和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城市偏向型的财政、金融、教育、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政策)。
例如，年，城镇居民人均财政支出(1795.2元)是农村居民(85.6元)的21倍。又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由1981年的74%提高到了2011年的97%，而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51.3%，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更是只有35%。非均衡发展战略使经济活动呈现地域分布上的高度不均，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机会因此而存在巨大差异，再加上户籍制度等体制障碍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结果使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二是改革机制不到位的原因
按发展规律来说，经济改革时应该同步启动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变革有序地运行。但因多方面原因，最主要原因是改革起步时我国经济实力太弱，我们太注重经济改革了，而配套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没跟上，也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一大重要原因。大家都知道：经济改革是做“蛋糕”;社会改革是分“蛋糕”;政治改革则是重组分“蛋糕”的权力;只有三者齐备，才能构成一付完整地改革链条。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如何分“蛋糕”上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做法。它体现在社会财富的一、二、三次分配上：一次分配是指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供给者在市场中所获得的相应报酬。二次分配是指在一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政策措施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三次分配是指富人通过慈善事业对穷人的特定财富转移，这有助于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总的来说，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则是注重社会责任与道德良知。
对大部分发达国家而言，收入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等同三个视角足以解释收入差距的产生原因和应对措施。但是，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机制：体现在“非均衡发展战略”上。我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投入在初次分配之前就已经被强行分割开来，一部分人和土地获得高报酬，而另外一部分人和土地则得到比前者低得多的回报。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机制称为“零次分配”，以区别于收入的初次分配，这样在起步的一次分配上就显得很不公平。
其中失地农民和因改制下岗的工人就是典型的城乡两类代表人物，其原因虽有政策不完备的地方，但更重要是腐败造成的。大量的失地农民是因为“村主任”侵吞他们的土地补偿款而沦为赤贫的，下岗的改制职工则是“厂长”、“经理”强占了改制企业的资产才使他们一贫如洗的。
由于注重效率，西方发达国家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是比较高的(如德国为0.50，美国为0.49)，但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政策有效地降低了最终的基尼系数(如德国降低至0.29，美国降低至0.38)。
相比之下，中国最终的基尼系数在二次分配之后仍然居高不下。对于这个结果，我们不能笼统地责怪政府不作为，或者简单得出“二次分配无用”、“还是初次分配是关键”的结论。问题的要点在于，单一过分强调增长发展模式是导致初次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由此推导得出，在这一发展模式驱使下，政府建立在此平台上的二次分配就很难有所作为了。
再则，慈善事业是救助贫困群体的有效机制，被称之为第三次分配机制。比如，美国70%以上的公众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85%的捐款来自普通公众，平均每年每个家庭捐赠900美元。
而我国慈善发展水平较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年，中国慈善捐款占GDP的比例分别为0.03%、0.05%、0.08%、0.34%、0.10%、0.26%、0.18%和0.16%;而年美国慈善捐款占GDP比例均在2.1%左右。虽中国GDP高于美国的1/2，但美国慈善捐赠总量却是中国的近24倍，美国人均捐赠更是中国人均捐赠的上百倍。特别是中国的富豪们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等美国富豪相比，更有天地般的差距。
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导致了对贫富差距产生的“逆向调节”作用。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本应缩小贫富差距，但由于社保制度不完善，大量真正需要保障的群体并没有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来，导致二次分配出现了“逆向调节”现象。由于社会保障强制性不足，截止于2013年底，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则更低，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20%和31%。
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嫌贫爱富”。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养老金“双轨制”，更加大了二次分配“逆向调节”的力度。比如，中央企业占据90%以上的企业年金市场，通过补充保险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虽然从2005年开始，中央连续12年给企业离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但由于“双轨制”差距实在太大，仅凭“车水杯薪”的调节，难起到质的变化。加上现今只是简单的“并轨”，并未出台缩小差距的办法，这条“鸿沟”还将死死挡在两类人群之中。若加上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差距就更大了。
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富豪不是来源于技术创新。政府在土地、资金、自然资源等的垄断地位，拥有决定权力的人与想获得资源的人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事实上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交易模式，这是富豪产生的一大重要原因，而且极大的拉大贫富差距：
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富豪所在的行业主要以房地产业为主。2013年的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约有263名内地富豪上榜，其中75名富豪以房地产为主业。在过去14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中，房地产业一直名列榜首，只有2012年被制造业超越。胡润预测，房地产业仍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富豪的主要来源。而相比之下，美国富豪最多的三个行业是投资、通讯媒体科技和零售，德国富豪最多的三个行业是通讯媒体科技、零售和食品饮料，瑞士富豪最多的三个行业是制造业、矿产和零售，法国富豪最多的两个行业是奢侈品和食品饮料。美国的富豪财富积累大多是基于创新领域，比如，盖茨与微软公司、乔布斯与苹果公司等等。
“无创新的巨额财富积累”虽不是当代中国的“专利”，古已有之。比如，百年前的晋商以茶业和金融业为主、浙商以盐业为主，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但是，巨额财富积累并不是靠创新，而是靠政府的特许经营和获得垄断地位。曾有历史学者指出，“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众多的“红顶商人”也就应运而生。
“无创新的巨额财富积累”会带来三个严重的后果：
第一，缺乏创新。既然巨额财富积累的核心是权力资本接成连襟所致，甚至是利益输送所获。即权力赋予准入机会和垄断地位，进而获得巨额财富，那这些财富要么用于个人奢糜享乐，要么用于利益输送，决不会用于技术创新。这也是中国两千年来特别是最近六百年来缺乏创新激励的根本原因。
第二，留下了滋生腐败的土壤。
第三，这种财富积累方式必然容易出现“仇富仇官”现象。美国有像盖茨这样的超级富豪，但是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仇富心态，那是因为美国的超级富豪是通过技术创新来累积财富。两千年的历史教训，现在必须引为足够地警醒。
还有一大重要因素出自非理性增长的房地产行业里。过去十多年中国房价上涨幅度惊人。1998年房改之后，绝大多数年份里各类房屋销售价格涨幅都明显高于CPI涨幅，并且二者差距在2001年之后大幅提高。全国一线城市房价涨幅更大，比如北京和上海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2.1%和12.9%。而后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都如同“比学赶帮”式的非理性增长，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奇型”的垢病。当前的高房价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更多的是政府的“土地财政”，打破了利益“供给则”平衡造成的。
高房价是拉大中国贫富差距的重要推手。房地产市场虽然收益高，但主要是富人群体参与多，而穷人群体因无实力参与很少，富人家庭的房产占财产的比重比穷人家庭高得多，而且富人家庭的住房面积更大，因此房价上升进一步扩大了富人和穷人间的贫富差距。
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2007年的数据表明，财产持有最高10%的家庭资产中，房产占到了46%，而财产持有最低10%的家庭基本不持有住房资产。由于投资房产所需要的资金远高于其他投资品种，因此房产是一种只适宜富裕人群的防通胀投资工具。购买住房可以使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但即使是通过银行贷款途径筹集资金，高额的首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因此房价上涨所带来的财产保值增值收益严重偏向于富人。
同时，地区间房价上涨幅度不同，发达地区房价上涨比落后地区更快，导致地区间财富差距扩大。城乡间房价形成机制不同，城市房价持续上涨扩大了城乡间财富差距。由于过去部分单位长时间拥有福利分房，而这些单位又是“权贵”集中的地方，因此高房价又导致财富再分配加大流向这部分人群之中。
三是腐败的成因
这方面的原因众所周知。例如，原铁道部长刘志军案发后，其它的资产不说，光追缴的房产就有370多套。这从一侧面窥测了“权贵”在房地产业，起着支配性地位作用。又如，已暴露与打掉的各类“老虎”，贪得的资产数额一山更比一山高，从中可见贫富差距令人撑目结舌。再如，加上众多的“老虎”与成千上万的“苍蝇”，经他们搜刮的难以计数的民旨民膏。这无疑使本处在财富分配末端的民众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
总之，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到了相当严峻的地步，已成为反腐与全面深化体制改革要十分认真面对的首要问题。反腐、改革的力度与深度，决定了贫富差距缩小的程度，更能检测出民心聚拢的气度。
如果允许贫富悬殊两级分化的社会问题的长期存在，又想搭建一个和谐有希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那就如同“痴人说梦”。因为，这还不仅有悖于尊重人的自由与平等权利的普世价值观，更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走共同富裕道路才是社会主义追寻的目标，“两极分化”则是与其背道而驰的“邪路”。
因此，怎样尽快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成了执政党在与时俱进“大考”中“分数”最高的必答题。因为它事关中国是否再次陷入兴亡周期律历史“旋涡”的颠覆性大事，相信执政党深知其责任是重于泰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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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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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3-02 &
那是终极目的，却不具现实意义。现在提畅的是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更何况，生产关系是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生产力不够发达，自然不能实行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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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2)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是要坚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坚持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加快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迈出重要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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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富差距：理性审视与多维调节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状况比较严峻，控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是未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项艰巨任务。适度的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富有效率的表现，关键是要将其控制在正常的区间（基尼系数为0.3～0.4）内。通过二次分配合理地“抽肥补瘦”，只是控制贫富差距过大的措施之一，要从根本上全面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取系统化的治理方案进行**调节。　　「关键词」贫富差距/理性审视/**调节　　2003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贫富差距过大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讨论的热点之一，新一届政府也将控制过大的贫富差距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那么，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近10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什么扩大得这么快？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贫富差距？中国应该采取哪些对策来控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本文试图借助客观的数据进行理性的分析，对上述几个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做出回答。　　一、严峻现实：贫富差距超过“警戒线”　　与改革初期相比，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20.7倍和16.5倍，然而近10年来，居民收入差距和居民家庭财产差距过大的问题也日益严重。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系统地描述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贫富分化不断扩大和加剧的现实状况：（1）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2000年为0.458，10年间扩大62.4％。（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1，1995年为2.71∶1，2000年为2.79∶1，2001年扩大到2.9∶1.（3）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4）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5）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6）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一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2003）。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这份报告还显示，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距越来越大。据最新的调查统计，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10％的最低收入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当前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2003）。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一国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指标。一般来说，低于0.2表明收入分配过度平均；处于0.2～0.3之间，为相对平均；处于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处于0.4～0.5之间，表明收入分配趋于两极分化，超过0.5则属极度不平等，极易出现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为了防止社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各国通常都努力把基尼系数控制在0.4以下，0.4是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有些学者认为，按官方公布的居民收入数据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有可能低估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例如，前面我们讲到的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用于消费的现金收入比统计数字低得多，而目前城市高收入群体的非货币性福利收入所占比重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中去。再如，一些高收入群体的灰色收入和逃税的数据很难统计，同时，某些边远地区和农村的超生人口可能漏计。正因如此，有关专家对城乡居民之间的真实收入差距之估计，比按官方统计数据测算的数据更大一些。如2001年，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为2366元，按此数据计算，远远不能反映农民的真实收入状况。因为，在上述人均年收入中，包括了牲畜和蔬菜等实物所得（约占总收入的40％左右），实际现金收入只有1800元左右。进一步分析，在这1800元当中，还有20％左右的现金要备来年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所需。如此扣除之后，农民手中真正可支配的现金仅剩1500元左右。而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为6860元，是农民当年可实际支配现金收入的5倍多。如再考虑城市居民在买房折扣、看病报销、教育补助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因素，城乡居民之间的真实收入差距大约为6∶1（赵欣欣等，2003；吴忠民，2003）。　　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基本上是在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或多或少普遍提高基础上的差距扩大，但90年代中期以来的很多情况显示，收入差距的扩大逐步呈现两极分化的特点，即富人越来越富、贫困者越来越贫困。国家统计局对部分城市调查的结果显示，1999年，20％低收入户中，实际收入较上年降低的比例均超过70％，一些城市则超过90％。一些农村调查也显示出类似特点（丁宁宁、葛延风，2001）。　　二、症结探析：近10年来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贫富差距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自身条件（先天禀赋与后天素质）不同必然导致他们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同，而人们获取社会资源能力的不同又必然导致人们在获取收入和积累资产上的差别。另一方面，人们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也必然导致他们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不同（如中国西北一些地区因土地质量差，粮食或经济作物的收成非常低，在付出同等劳动量的条件下，这些地区农民的人均收入远低于长江流域平原地区）。如果说前一方面是导致居民之间贫富差距的主观原因，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得到改变的；那么，后一方面则是导致居民之间贫富差距的客观原因，是难以甚至不可能通过个人努力而改变的。　　近10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之所以扩大得这么快，既有分配方式的市场化和改革发展的时空差带来的影响，也有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机制中非市场化的不合理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市场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按照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 型曲线”假说，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必然产生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库兹涅茨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贫富差距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市场转型的初期，贫富差距会急剧上升，而当市场转型完成后，贫富差距则会反转下降。市场奉行的是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竞争必然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贫富差距的扩大正是市场转型的一种副产品。（2）中国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晚，市场规则还不甚健全。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渡阶段，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难免出现管理真空。相当一部分人通过钻法律法规的空子或非法操作（如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倒卖批文、股市操纵、制假贩假、贪污受贿、权钱交易、骗取贷款或外汇等非法牟利行为），完成了不甚干净或肮脏的财富积累。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暴富现象，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据公安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因诈骗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几十亿元，其中相当部分“黑钱”都进了那些坑蒙拐骗和赖账者的腰包（冯必扬，2003）。（3）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未随经济改革的深化而打破。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农村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实行两种差别很大的户籍管理制度，以致农民生来就低人一等，其上升和发展的机会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尽管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但由于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不易通过自由迁移来改变身份和分享整个经济增长的成果，即使少部分流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在付出同等劳动的前提下，薪金和福利一般也低于城市工人。因此，占总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和短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其收入水平长期难以提高。（4）政府的再分配手段不力和宏观调节政策不配套。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总的效果很不理想。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点：一是对富人的收入调节政策不得力，如税收手段单一（主要倚赖个人所得税，且起征点不合理），税法的执行力很低，偷税漏税现象十分严重等。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如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体系因资金严重不足而难以实施到位、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绝大多数农民目前都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5）体制转轨过程中某些行业和权力的垄断尚未打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引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同时，国家计划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进行资源配置。在计划配置资源的领域或行业，平等的竞争必然受到限制。行业垄断不仅使所在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同等条件下获得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如1997年，全国行业工资最高的金融、保险业，人均年工资为9649元，而同年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的人均年工资只有4845元，前者高出后者几乎1倍），而且还为某些个人和小集团利用垄断谋取灰色收入提供了机会。另外，由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步或不配套，各级政府仍然掌握某些资源并可以行政权力配置这些资源，如果对掌控权力的官员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权力配置资源的过程基本上就是凭长官意志办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于是某些腐败的官员便可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收取贿赂。与此相对应，一些“寻租者”用较低的贿赂成本，廉价甚至免费获取某些有形资源（如土地、矿产等）或无形资源（如各种批文），不管是自己经营这些资源，还是转让（如炒地皮等）倒卖，都可使“寻租者”暴富。（6）某些国有企业的主要经营者损公肥私。由于许多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所有者缺位，实际上是“内部人控制”，这为一些贪赃枉法的厂长、经理们侵吞国有资产、贪污挪用公款大开方便之门。有的国有企业领导自己私下或委托亲友经营与本企业相关联的企业，“公家的厂少赚，私人厂多赚”；有的国有企业领导挪用公款为自己或亲友牟利，或慷国家之慨让利于人收取回扣或贿赂；更有一些掌管经营状况较差企业的领导，利用破产倒闭和产权转让之机暗箱操作，贱买（自己买下）贱卖（卖给亲友或行贿者）国有资产，在损害国家和职工利益的基础上大发横财。　　三、理性审视：如何正确看待贫富差距　　作为一个经济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也正在印证库兹涅茨“倒U 型曲线”假说。问题在于，中国人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力本来就较小，而我们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各项改革措施又不甚配套，以至于近10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度扩大，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且可能呈现继续加大的趋势。过大的贫富差距，目前已引起一部分人的“仇富”心理。人们对富人的不满情绪在逐渐滋长，也容易使人们在评判贫富差距问题时有失偏颇。　　其实，在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形成之前，贫富差距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常态，甚至是保证社会前进的动力。从理论上说，平等（不平等）可分为机会的平等（不平等）和结果的平等（不平等）两大类。从结果的平等而言，存在着“效率与平等替换”规律（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所提出的原理）。至于机会上的平等，则大体是同效率相互促进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富有效率的表现。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贫富差距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从正面效应来看，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能力的高低、投入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因此，合理的贫富差距既能激发人们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又能激发人们为创造社会财富而奉献自己的体能和智能。从负面效应来看，由于机会的不平等，贫富差距有时并不完全是人们的主观努力和贡献大小所致，在导致这种差距的众多因素中，如果客观的自然或社会因素所占比重较大或过大，那么由此而产生的贫富差距，不仅不能激发人们去自我提高和自我奉献，反而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贫富差距的正面效应表明了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而我们只能对其进行调控而不是将其完全消除；贫富差距的负面效应表明它的存在有时也有其不合理性，因而我们要积极创造让大部分人都能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平等机会。　　当然，如果贫富差距过大而出现两极分化，在道义上，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有悖于人道主义精神；在政治上，容易使社会不稳定因素滋生蔓延，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在经济上，财富的过分集中可能妨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影响经济均衡而高效地成长。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完全消除贫富差距，但必须把这种差距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以保证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在日举办的“中国金融：走向理性繁荣”论坛上，行为金融学的奠基人，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员罗伯特·希勒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阐述了一个相同的观点：国家最大的风险来自于贫富分化，政府应当想方设法通过调节收入和加强社会保障来化解风险（李卫玲，2003）。　　当前中国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如一些掌有权力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而暴富、一些垄断部门职工的收入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收入、城市居民的生存条件天生就比农村居民优越等）。对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需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以及加强各项改革措施的配套来解决，即用更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去创造机会平等，并以此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也绝不是重蹈共同贫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绝对平均主义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强调缩小贫富差距而搞体制复归，不能用行政手段直接或变相地“杀富济贫”，不能把合法致富的富人拉入穷人的行列，反而应该继续鼓励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并通过经济手段大幅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利用富人勤劳致富的示范效应激励低收入群体为自己“造饭碗”和积累财富，另一方面保护富人们扩大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意味着两层含义：其一，中共高层已充分认识到贫富差距过大给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负面影响，力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消除过大的贫富悬殊；其二，将改革开放初期推行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调整为通过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全民族的普遍富裕，以促进经济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四、**调节：关于控制贫富差距过大的八项对策　　面对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中国究竟何去何从？有些学者过分倚重政府在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往往抓出一两剂“灵丹妙药”来应对。此种作法对于缓解矛盾也许能一时奏效，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认为，要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积弊，必须辨证施治，在坚持市场改革取向，保证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采取系统化的治理方案进行**调节。从目前和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应由改革开放之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调整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效率与公平并重”。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八项具体对策：　　（一）扩大就业与鼓励创业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披露，截至2003年3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77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7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预计今年下岗职工会有所减少，但失业人员数量将会增加，全年失业率将呈上升趋势（白天亮，2003）。如果考虑隐性失业人数，中国的失业率是比较高的，为此政府应把提高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　　鉴于“国退民进”的改革将持续进行，估计未来10年国有和集体企业还要“挤出”4500万下岗职工（周天勇、张弥，2003），故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显得十分重要。另外，当前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也应尽可能向能够兼顾有效扩大就业的工程项目倾斜，以便为失业和再就业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现有企业和组织还一时难以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的情况下，政府应在税收、金融等方面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包括失业人员、各类中高等院校毕业生、政府和事业机构分流人员等自主创业。笔者认为，在“国退民进”的市场化改革大潮中，政府利用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来调节居民收入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外生变量，而人们勤劳致富和自主创业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内生变量。因此，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适龄劳动者的创业理念和创富素质，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就业难的关键。　　（二）建立健全与贯彻执行相应的法规，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规范的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如果法制建设缺位或滞后，经济生活中就会出现大量的不道德现象。而建立法制经济，改制、立制和依制这“三驾马车”必须并驾齐驱。所谓改制，就是要改革以往不合理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如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必须改革保护垄断、限制合理竞争的法律法规；所谓立制，就是要按市场经济规范运行的要求弥补法律空白，如制定财产登记制度、财产转移监督制度、遗产税法、赠与税法等新的规制；所谓依制，就是要加强执法力度，捍卫法律的尊严，切实维护每个市场主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针对当前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度的现实状况，近期应加紧清理各种乱收费、乱摊派，堵住权力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灰色通道”，重点清理社会反映强烈、导致垄断等不公平竞争的政策，积极营造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最大限度地体现收入与贡献的对等；要以更加有效的手段整治非法收入，对滥用职权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惩不怠；同时，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决策民主化与公开化，强化对公务人员和各级行政机构行为的监督与制约，形成对权力行使过程全面约束的合理机制。　　（三）用各种经济手段适度调节富裕阶层的收入　　鉴于目前收入方式、收入管理过于混乱，税收调节缺乏基础的现实，政府应着重规范收入方式，全面将各种非货币收入货币化。同时，积极建设规范完整的簿记体系，使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能够纳入有效的政府管理体系范围。此外，还应积极探索税制改革，尽快消除“逆向调节问题”，切实发挥政府财政的社会再分配功能。在完善税收调节功能方面，一是要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实行综合分类税制，合理确定起征额和扣除额，加强对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个人的收入分配情况的监控。二是改革完善财产税，规范现行财产税税种，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如高尔夫球、桑拿、健身、保龄球等，可考虑尽快开征“奢侈消费税”，并适时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从治本的角度来说，国家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初次分配制度；推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从治标的角度来说，要加强征管措施，建立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等重点纳税人档案和税收监管体系，严格代扣代缴制度。　　在任何国度，贫富差距扩大都可能导致经济和社会风险，近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快速扩大，也引起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耶鲁大学研究员罗伯特·希勒在其新著《金融新秩序：管理21世纪的经济风险》中开出了新的“药方”：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来控制和防范风险，如推出“不平等保险”和“生计保险”等金融工具，以弥补税收制度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的不足（李卫玲，2003）。笔者认为，希勒的观点对中国不无启示。连美国这样一个税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尚且需要借助金融创新对过大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那么对于目前税制还不甚完善的中国来说，就更需要探索通过多种经济手段来实现再分配过程中的“公平优先”。　　（四）始终把“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全面完成的农业大国，城乡差距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农业和农村为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提供积累，这是大多数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做法。但许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当一国工业和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应回过头来反哺农业和农村，以保持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和城市理应较多地反哺农业和农村，然而现实状况却是背道而驰：不仅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严重不足，而且农业和农村反而继续向工业和城市大量“输血”，前者对后者的资金净流出每年高达几千亿元，这就不难理解农民收入为何增长迟缓，城乡差距为何继续扩大了。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长期严重滞后于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使农村居民成为中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这不仅直接影响国内需求的增长，而且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为此，从中长期看，应彻底改革现有的户籍政策，废除农村居民生来就比城市居民低人一等的不平等制度，进一步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步伐，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的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从短期看，应继续清理农村“三乱”，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　　（五）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缩小地区间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差距　　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极为不平衡，与此相应，两类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十分显著（前文提及的财政部科研所的有关报告显示：2000年东部地区居民的人均收入是西部地区居民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要以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为重点，尽可能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基础条件的差距，特别是要通过提高人的素质和改变落后的观念，培育中西部地区的自我“造血”功能和持续的竞争力。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经济援助手段，缓解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压力，缓解因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加剧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矛盾。　　（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回顾前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索的历程，我们发现存在以下4点不足：一是片面强调社会保障改革要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而忽视非国有经济主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二是长期轻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使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大大滞后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三是决策与管理权限分散，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导致资源浪费或流失；四是制度建设缺乏配套性和系统性，如统分结合模式、国有股减持等重大举措是否适应本国国情及是否与其他相关制度配套，均缺乏充分的理性论证。　　在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应将全社会的社会保障统筹安排，充分考虑非国有经济主体的劳动者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分清轻重缓急渐次推进；应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性和配套性，保证社保基金运用的效率；应特别关注并切实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避免出现极度的贫富两极分化。就目前来看，急需抓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在城镇，应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疗及教育援助；在农村，应继续强化扶贫工作，并逐步使扶贫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此外，鉴于各种自然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较大，应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灾民救助制度和救助方式。二是在当前经济增长难以提供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应通过加大政府投入，结合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积极实施以工代赈。三是注意协调新旧体制之间的关系，注意改善某些特殊群体（如下岗职工、企业离退休职工以及部分特困企业的在职职工等）的基本生活状况，避免贫困或利益受损问题过分集中于这些社会群体而激化社会矛盾。　　（七）大力培育中产阶级　　当中产阶级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流群体时，就会结成一张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安全网”。如果说“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的话，那么，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就是实现稳定的社会基础。如何促进中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发展？笔者认为当前应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法律保护的力度。实践证明，只有依法保护私人产权和维护社会公正，才能促使人们凭借勤劳和智慧去创造财富，才能抑制少数人依仗权势“寻租”和通过贪污腐败手段暴富，才能防止百姓的私有财产不被权贵势力非法侵吞。这样，所有的人将可平等地获得上升的机会，私人资本和职业阶层也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2）大力发展公共教育事业。知识能够帮助人们改变命运，只有大力发展公共教育，才能使更多的人得到平等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培育中产阶级的“树人工程”。我们要尽快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开展终身教育，打造更多的学习型组织，营造学习型社会的氛围，从而使更多的人通过攀登知识阶梯而升入中产阶级。（3）加快金融创新。中国居民目前工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平均为70％左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50％的水平。工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过大，自然会减缓大多数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的步伐。我们认为，要提高居民收入中非工资收入的比重，最重要的措施就要培育居民的投资意识，并通过金融创新为他们提供多样化的投资工具（如形式多样的共同基金等）。（4）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经营管理者、教师、研究人员、公务员等智力劳动者的收入，鼓励智力劳动者进行智力投资，并保护相应的合法权益。（5）建立职业经理人激励机制（包括年薪、奖金、红股、期权等方式），形成职业经理人致富与企业发展互动的财富积累机制。　　（八）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兴起“穷勤”和“富助”互动的良好社会风气提倡“穷勤”，就是要转变贫困阶层的观念，鼓励他们勤劳脱贫和创业致富；提倡“富助”，就是引导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为富当仁”，在自己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为贫困阶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合理的报酬及福利。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既需要“生产”富人及保护其合法财产的体制，也需要激励穷人脱贫创富的体制。兴起一股“穷勤”与“富助”互动的风气，有利于充分调动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两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化解弥漫于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也可为中产阶级的快速成长创造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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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富差距现象已超合理限度应警惕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据此看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其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的发展使得一些新的经济板块迅速成长。例如，改革开放以后，农户的非农收入得到了快速增长，这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的进步则使得社会成员的个性意识逐渐觉醒，相应地，个人的潜力得到了极大的开发。而人与人之间在潜力方面的差别是很大的，同时这种差别又同按照贡献分配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社会成员在收入方面逐渐拉大了距离。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也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市场经济是从无到有，是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各个具体阶段，不同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很不相同。换言之，在市场化不同的具体阶段会形成不同的、与之对应的相对富裕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不可避免地同依旧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社会群体在收入上拉大差距。 比如，在金融领域市场化的初期阶段，许多人靠投资外汇、债券、原始股票而一举跻身富裕阶层。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谁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来。既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历史的合理性相关联的，那么对此应当予以客观的承认，而不宜一概从道义上予以否定和谴责。 但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 究其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其一，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本来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缓解贫富差距问题，但是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并不健全。根据学者的研究，近年来全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各类税收为5700亿～68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6%～9.1%。 其中，平均每年少征收的关税为1500亿～2000亿元，少征收的增值税为1500亿～2000亿元，少征收的营业税为1000亿元左右，少征收的资源税(如土地、能源、资源等紧缺资源税收)在1000亿元左右。另外，中国的地下经济十分严重，地下经济偷漏税流失额在700亿～800亿元之间。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加大，另一方面又使国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的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最终加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 其二，对于基础阶层来说缺乏必要的“兜底”。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其三，经济领域当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比如，一些借助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行业就获得了“暴利”。 在全国分行业收入的统计中，垄断性行业人员的收入稳居前几名，如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邮电通讯业、电力部门等等。甚至连一些社会公共事业部门，如某些公共教育机构、某些公共医疗机构也存在利用行业垄断的地位而索取高额利润的情况。 (来源：《了望》；文／吴忠民；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室主任、教授、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趋拉大 社会公平问题突出 日 14:58 中新网8月21日电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的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乃至贫富差距拉大，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明显问题。 文章指出，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新问题，其中一点就是，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不同程度地普遍得到实惠的前提下，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别持续拉大，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差别也在持续拉大，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是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别持续拉大。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分配上的主要弊端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改革开放，打破了大锅饭，拉开了差距，激发了人的积极性。但在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同时，又出现了部分社会成员的收入差别持续拉大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别持续扩大。除了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以外，城镇居民收入差别持续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差别持续扩大；不同地区居民收入差别扩大；脑体劳动者收入差别持续扩大；不同所有制职工收入差别持续扩大；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别持续扩大。 二是区域差别和城乡差别拉大。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由50%增加到59%。人均GDP，西部与东部由1:1.92扩大到1:2.59，中部与东部由1:1.53扩大到1:2.03，区域差别还在拉大。城乡差别拉大不仅仅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还突出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越发明显。 三是部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趋于扩大。 文章指出，贫富差距拉开的直接的结果：一是社会贫困问题出现。城镇中有1200万人处于相对贫困中，人均年收入1059元。月收入比全国平均收入水平低54.7%。2004年，按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标准，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610万。按人均纯收入669—924元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 一是社会公平问题凸现。在多数人收入水平都有较大提高的同时，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升很快，分配不公现象出现。群众对劳动致富正当经营造成的收入差距，有一定承受力，但对分配不公造成的差距，对违法、贪污、犯罪致富现象，对不正当收入，不合理的贫富差距，心理不平衡，十分不满，反响强烈。中央党校调查组对学员问卷调查显示：在学员心目中，2004年最为严重的三个问题依次是“收入差距”(43.9%),“社会治安”(24.3%)，“腐败”(8.4%)；对2005年的改革，72.9%的学员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文章说，邓小平极为重视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问题。他在1993年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突出地提出和解决部分社会成员分配差别及其它社会差别持续拉大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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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贫富差距在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和不同社会阶层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文化建设。文章分析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指出需要从确立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模式；完善经济体制，发展壮大经济实力；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优化分配机制，实现收入分配公正；健全法规制度，加大反腐败力度等方面努力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关键词：贫富差距；和谐社会；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已成为一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国家。贫富差距扩大，会引发和激化许多社会矛盾，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努力缩小贫富差距，真正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科学发展中共享经济社会进步的成果。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表现2005年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4年为0.465，2005年逼近0.47，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城乡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是我国社会中的两大利益群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1995年，国际劳工组织对36个国家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是城乡收入差距超过2︰1的三个国家之一。有学者研究表明，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看，年期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1.68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绝对值，1978年为209元，1992年突破1000元，1994年突破2000元，1997年突破3000元，2000年突破4000元，2002年突破5000元。另据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有关资料分析，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2002年为3.11倍，倍、倍、倍、倍，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至少落后17年。（二）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有关数据分析，从1978年到2001年，东部与中、西部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在不断扩大。1978年，东中西部人均收入分别为214.3元、184.6元、165.7元，东部为中部的1.16倍、为西部的1．37倍，199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1156元，中部地区797元，西部地区797元，东部分别为中、西部地区的1.63倍、1.45倍，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5277元，中部地区3107元，西部地区2707元，东部地区为中部1.69倍、西部的1.69倍。（三）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行业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以及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上。我国的企业主要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外资、私营企业等，目前外资、私营企业内职工的收入明显高于集体企业。另外，垄断性行业职工收入增长很快，各种福利、奖金很多，而一些传统产业的职工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据统计，2004年前三季度，石油天然气开采、烟草制造、铁路、航空、电信等行业企业的景气指数，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25％-60％。（四）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掌握经济、权力、文化资本的阶层收入增长明显快于普通工人、农民。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指出目前我国居民存款余额高达l0万多亿元人民币，其中80％的储蓄被社会高收入者掌握，另外20％储蓄由占社会的其他80％人员所有。二、贫富差距扩大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负面影响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利益结构两极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大隐患，会带来方方面面的不利影响。（一）贫富差距过大影响群众生活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现在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有一部分群众的生活水平变化不大，还有百分之十几的居民认为生活水平出现下降。贫富差距扩大，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使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险等民生问题得不到有效保障，使贫困者的处境更加恶化。（二）贫富差距过大影响政治稳定贫富差距扩大，会使更多老百姓感受到一种相对剥削感，对社会发展丧失信心，对较富裕群体充满敌意，对政府及其政策失去认同，导致社会无法有效融合，产生引起社会震荡和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三）贫富差距过大影响经济发展城乡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强化了劳动力单向流动，导致农村空虚、农业生产力削弱，危及粮食安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贫富差距过大还会限制内需扩大，导致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四）贫富差距过大影响社会安定贫富差距过大会导致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带来群体事件频发、社会治安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风险，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20世纪90年代的高上访率、乡村治理失序等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五）贫富差距过大影响文化建设权力寻租、行业垄断、城乡分割等破坏公平原则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强化了人们的社会不公平感，不利于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不利于弱势阶层和穷困家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接受、文化生活的开展和子女的优质教育。三、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十分复杂。实践中对国家发展理念的识读、各种制度的不完善、转轨时期的阵痛、权力腐败等导致了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一）误读国家发展理念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我国客观情况，目的是要抓住机遇，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民生。但是，在实践中，一些人错误将效率与公平割裂开来，只讲经济发展，不注重社会建设和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对贫富差距问题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解决办法，导致社会收入两极化越来越严重，公平成为当前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二）市场机制不完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必然使部分企业发展壮大，另一些陷入亏损甚至破产的境地，两种企业职工的命运和收入出现了不同的格局。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经济运行秩序混乱，一些信用差、品质差的个人与企业，以偷税漏税、制假贩假、敲诈勒索等非法手段迅速暴富。（三）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束缚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使城乡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方面长期以来处于两个不同世界，各种资源主要集中于城市，并刺激民工潮的形成和人才单向流动，导致“三农”问题日益严峻，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四）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20世纪80年代以后，分配制度调整克服了平均主义分配现象，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极大调动了不同阶层的积极性，但同时居民因素质和占有资源不同，出现收入差距多元化局面，尤其资本参与分配后，产生“滚雪球”现象，资本所有者的财富越积越多，促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同时，政府收入再分配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改革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税收体制不完善，国家税收有限，不可能有实力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有效防止收入差距拉大。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财政有所改善，但相应的税收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政府再分配能力不强，难以对已经形成的贫富差距进行有效调节。（五）腐败导致财富非法积累我国经济社会体制处于转轨时期，法规制度还不完备，国家监管能力有限，许多经济活动和权力行为缺乏应有监管，给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和不法分子牟取非法收入提供了机会。腐败还使市场主体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甚至被地方恶势力和和腐败官员排挤出市场，无法合法致富。四、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正确认识和处理贫富差距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改变发展模式，完善各种制度、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注重城乡社会建设，使人民群众共建共享和谐社会，走向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一）确立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模式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原则，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又注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全面与协调发展，注重人与生态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五个统筹”根本要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二）完善经济体制，发展壮大经济实力必须不断完善经济体制，并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建立起法治市场经济，为所有人提供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和竞争体制，防止权力资本化，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使所有人凭能力在经济活动中取得报酬。同时，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加国家经济实力，为人民群众生活保障和社会事业发展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三）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要按照中央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思路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统筹城乡发展。要建立城乡均等的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增加对乡村的投入，为乡村发展打好财力基础。要进一步通过政策、科技、人事等手段，使各种资源投入乡村，推动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要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保持农村社会稳定。要保护农民在乡和在外的各种权益，提高农民的文化和民主素养。要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和党群组织，使乡村建设有可靠的组织依托。乡村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做立竿见影的事情，也要打好长远发展的基础，使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四）优化分配机制，实现收入分配公正多种要素参与分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要合理确定各种要素参与分配的权重及其税收负担。目前，中低收入者负担了所得税的大部，而高收入者所得税所占比重较小。这就需要完善个人所得税政策，进一步提高起征点，加大和完善对资本收益的征税。同时，国家财政收入应更多向落后地区、弱势群体倾斜，向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社会保障与救助等民生领域倾斜，通过转移支付和二次分配，促进均衡发展，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五）健全法规制度，加大反腐败力度完善的市场经济法规制度，能使市场规范、有序运行，为阻止权力对经济不当干预和各种经济主体违法行为打好基础。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能够在制度设计层面严格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努力增强政府的效能、公开性与公共性。但是，要保证好的市场和行政制度有效运行，除了持之以恒的制度完善以外，最主要的是要通过有效监管，始终对各种腐败和严重经济犯罪保持高压态势，使制度不被扭曲，能够点点滴滴渗入社会和人们的意识与生活，能够不断转化为现实的规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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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基尼系数达到了零点四六以上。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从0到1代表着物质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各国的情形通常在0.2到0.8之间，其中0.4是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持续逐步拉大，基尼系数达到了0.46甚至更高。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基尼系数现状，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不能因基尼系数比较高，就认定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已十分严重   记者：贫富差距是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请问您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郑功成：我认为对中国的贫富差距需要运用辩证法，我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今天中国的基尼系数，从发展的视角来解决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今年10月上旬我出席中欧论坛并与欧洲反贫困联盟主席一起负责“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分论坛，我阐述了三个观点。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是一种客观社会现象，但它首先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因为财富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共同贫穷不可能直接过渡到共同富裕，只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财富的持续积累进入富裕阶层，才能真正向共同富裕迈进。二是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确实需要引起政府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并加以调节，因为差距的持续扩大不利于中国的健康持续发展，又确实有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上的不当影响。三是维护公平正义和实现共享发展成果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基本价值取向，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正在采取多项措施，这一问题是可以逐步缓和并合理解决的。   记者：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基尼系数逐步扩大的事实？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有哪些？   郑功成：虽然我国的基尼系数比较高，但还不能因此而认定贫富差距已经十分严重甚至可怕，因为国家继续处于发展上升期的格局没有改变，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在国家发展中获得越来越多实惠的格局没有改变。   我国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收入差距扩大，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这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特别是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包括了传统户籍制度限制，教育及社会保障、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差距等多重深层次差距。改革开放初期选择的渐进改革、区域倾斜、递次开放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与地区之间的差距。初次分配中的格局失衡、制度失范与长期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取向，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民财富分配的失衡与不公现象。而包括公共资源与社会保障在内的再分配手段又未能够起到应有的调节财富分配的作用。　　●调节收入分配格局并非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基于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   记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才能做到兼顾公平和效率？   郑功成：我不赞成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追求公平应当是国家发展的目标，而保持效率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须手段。总体思路是必须放弃现实中仅靠劳工成本低、弱化国民福利权益来维护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经济增长格局，代之以既有效率又有公平还能持续的发展格局。为此，国家需要通过财税制度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来继续保持甚至提高经济效益；同时确保初次分配符合法定的、公共伦理的正义底线，再分配符合公平、均衡、共享的法则。   记者：对基尼系数偏大的现状，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郑功成：我认为应当在规范财富分配的同时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基础，只有让劳动者获得合理的报酬，让高收入者承担起法定的义务，让低收入者获得相应补偿，才能维护起码的社会分配正义。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包括完善税收制度、确立劳动者薪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正常增长机制、节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尤其是畸形收入等。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调节收入分配格局并非是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基于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因为单赢的格局不可持续，多赢的格局才能持续发展，只能通过共享发展成果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与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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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市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安排部署，在分析检查阶段，我中心领导班子在继续深化学习调研的同时，深入开展求真务实、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认真梳理和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广泛开展谈心活动，认真撰写民主生活会发言材料，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动科学发展”的主题，认真召开民主生活会，严肃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查找出的突出问题制定整改意见，并召开有广泛代表性的群众评议会，对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进行评议，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反馈和公布，最后形成了本报告。 一、十六大以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十六大以来，疾控中心始终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预防接种对象为中心，严格控制传染病的发生、传播，改善服务，整改促进了内涵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控制传染病方面，建立健全了严格的管理体系，狠抓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操作培训，认真执行管理制度，制定了各项应急预案，严格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在医德医风方面，疾控中心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提出了“以服务对象为中心，以群体满意为宗旨，以构建和谐关系为目标”的服务主题，在医德教育上突出以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以“八荣八耻”为重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以卫生行业“八不准”为重点的医德规范教育，以“爱岗敬业”为重点的主人翁教育。坚持集中上课和日常教育相结合，提高全体职工的职业道德素质。设立服务监督岗，上班坚持佩戴胸卡，畅通举报电话、举报箱等群众投诉渠道，以强有力的监约机制促进医德医风建设。疾控中心坚持推行民主决策和阳光决策。在科学技术方面，疾控中心完善科研奖励办法，每年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培养人才，积极引进新技术、新项目，着力提高业务水平，更好地为预防接种对象服务和控制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大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二、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展以来，中心领导班子认真学习，深入调研，结合征求的意见，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查找了影响和制约疾病预防控制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班子成员方面1、对科学发展观学习的系统性不够，时松时紧，在学习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上还有待提高，深度、力度不够，用以指导实际工作还有较大差距。由于疾控中心的特殊性质，业务工作繁忙，技术性较强，有时由于事务性工作一多，相对学习上就有所放松。另外，主观上对待学习的认识和态度有所欠缺，认为理论研究主要是政工干部的事，业务人员只要把工作做好，就是落实了科学发展观，有以干代学的意识。2、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力度和深度不够。凭经验办事多，纵向比较多，工作部署多，针对自身发展的“短腿”解放思想不够，检查落实比较少。在管理上有时会瞻前顾后，在机制创新上偏于保守。3、班子成员之间通气沟通的机构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沟通较多，掏心式的思想交流少。副职与正职沟通较多，副职与副职沟通较少。主要是认为已经向正职报告了，就忽视了向其他副职沟通。4、思想政治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客观上是职工人数多起来了，主观上是思想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二）疾控中心发展方面1、控制传染病技术水平亟待提高。特别是现在流动人口大，传染病的流行控制难度增大，技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主观上也有不思进取，吃老本的思想。2、服务意识有待提高。切实为接种对象服务，使他们走进门诊就有象进了自己家的感觉。3、在各项工作上的落实还存在不到位，督查做得不够，职能科室有怕得罪人和做好人的思想。4、学习风气有待加强，对学习的认识不够深。不但是政治学习，而且包括业务学习，很多是被动学。工作忙是个理由，但主要是不愿学，喜欢玩，没有认识到自己职业的特殊性。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路及存在的问题的整改措施在班子建设方面：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强政治上的坚定性，在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理论水平的同时，坚定不移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心实际工作实践，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提高管理能力；要勇于开拓创新，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对各项工作要狠抓落实；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沟通与交流，交心谈心，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要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关心职工，营造团结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要加强自身修养，遵纪守法，勤恳工作，讲操守，重品行，发挥表率作用。 在技术水平方面：要加大科技投入，加强人才培养，出台激励措施，鼓励德才兼备的技术人员特别是医技和护理岗位人员定向进修学习和外出参加学术交流，大幅度提高对科研成果、学术论文和引进新技术、新项目的奖励力度，支持添置各种设备，切实提高疾病预防控制水平。在行政管理方面：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督查落实力度；要创新机制，强化成本核算，做到奖勤罚懒，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要制定岗位目标管理制度，强化职能意识。在行风建设方面：要坚持以预防接种对象为中心，以群众满意为宗旨，以构建和谐关系为目标，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教育和监督约束机制，在医德教育上突出以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以“八荣八耻”为重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以卫生行业“八不准”为重点的医德规范教育，以“爱岗敬业”为重点的主人翁教育，提高全中心职工的职业道德素质。要严格医德医风考评、建档和奖惩制度，实行医德医风问题晋升、评优等一票否决制，设立服务监督岗，上班坚持佩戴胸卡，畅通举报电话、举报箱等投诉渠道，以强有力的监约机制促进医德医风建设。要大力开展反商业贿赂宣传教育和自查自纠活动，对敏感人员、敏感岗位实行轮岗制，加强基建、设备、耗材、物资招标采购各环节的监管，建立健全预防、惩治腐败体系和商业贿赂治理长效机制。 总之，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持久地抓好服务质量，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使疾控中心在新的起点上，再上新台阶，为丰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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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的观点看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扩大贫富差距                          ——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指导环规03-1  孙瑞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部分人先富”的政策，我国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实践证明该项政策是有效的。然而问题是，20多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拉得过大。我们应该用辩证的观点看改革开放政策对拉大我国贫富差距，改革开放让我国经济腾飞，也让我国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但有观点认为贫富差距的出现以及扩大是国家经济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关键词：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  邓小平理论  正文：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经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外优惠政策和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中国的经济走过了长达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国际经济地位日益提升。但与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极不协调的另一现象——贫富差距，也在我国不断加剧。一，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发展生产力是手段，其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如果把所谓的“邓小平理论”整个贯穿联系起来的话，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邓小平是反对产生两极分化、脱离共同富裕目标的那种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按照邓小平的看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必然的，甚至出现一定的“剥削”，也是必然的，但是这部分人富起来是为了能够发挥示范作用，以及经济带动作用，帮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邓小平认为需要对这群人缴税，同时鼓励他们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帮助仍然处在贫困落后中的人。理论上说，邓小平确实能比较理性的看待“剥削”和“贫富差距”的产生，但是认为它们应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比方说他认为雇工涉及的面是相对很小的，改变不了整个经济体的性质，也制造不出一个可以称之为阶级的“资产阶级”群体。他在八十年代也明确指出，改革不能制造资产阶级，否则我们就是“走了邪路了”。另外，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发展的趋势应当不是让富的更富，贫的更贫，而是逐渐的集体发展：先出现一定的贫富差距，然后慢慢缩小。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确实出现了邓小平所反对的富的更富，贫的更贫的现象。我国的基尼系数这一指标从1978年的0.16，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0.458，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深层隐患。  二，改革开放政策扩大我国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我国经济，片面地强调效率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外优惠政策，同时也存在一些疏漏，在某种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贫富差距水平。（一）法律制度不健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剥削”，大量侵吞公有财产，在短时间内暴富，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内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二）出口退税政策为刺激出口所实行的不惜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税给予的暴富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单据以骗取出口退税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区”的一大赚钱机会。  （三）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这样一种政策鼓励了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切断与其国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者的联系，它虽然有利于广东等少数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出口经济，却使广东的出口产业发展不再能带动内地的相关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由此而加剧了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和地区与其它行业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