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用传统文化涵养核心价值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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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状况，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毋庸讳言在一些学生中也存在着所谓“人生理想实际化、价值标准实用化、个人追求实在化、行为选择实惠化”的思想和行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代大学生受自己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所限，面对身边急剧变化转型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现实缺乏适应的心理准备和能力，缺乏对未来美好追求的前瞻认识和自信底气。另一方面，一些大学生自身在思想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很容易被某些西方价值观念所迷惑，而国内某些人在讲坛上不负责任的言论煽动和不良情绪的传导，无疑也对大学生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
　　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十分紧迫。但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离不开日积月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进行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源泉，它能使当代大学生认知和亲近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切实增强大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自觉和爱国情感。
　　以“群己之辩”所崇尚的“群体重于个人”观念，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观念
　　“群己之辩”是指对于群体和自我关系的讨论、探究和反思。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自我和社会（国家）的关系，二是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群己之辩”始于孔子。孔子的主张是寄望于重建礼乐来优化群己关系。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是指个人的立身与成德，“立人”则是指立他人和促进群体的完满和谐。在他看来，人在群己两个维度上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仁德之人必须既要“自立”又要“立人”。后来从先秦儒学到程朱理学的演变，总体而言，在群己关系上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基本上是“群体重于个人”，特别强调个人对于群体的义务和责任。
　　“群体重于个人”的思想观念有利于激发当代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在中国历史上，一向不乏将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自身的发展奋斗紧密结合的爱国仁人志士。例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岳飞的“精忠报国”，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等，都曾激励着一代代人胸怀祖国，勇于担当。这些，都是对大学生开展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教育的极好素材。
　　“群体重于个人”的思想观念也有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儒学文化中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和谐的人际关系、群体和合、社会稳定有序为条件和基础的，因为身与家、家与国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因此，儒学文化主张用“仁爱”来处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当代大学生多是独生子女，一些人从小就养成了过分强调自我的思维模式，集体归属感不够强。针对这种情况，进行集体主义观念教育，引导大学生更好地处理好人际关系，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和履行社会义务，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以“义利之辩”所彰显的“以义导利”价值取向，来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义利之辩”是指对于道德义务和利益关系的讨论、探究和反思。人的生活可以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当然，利也会涉及公利和私利的关系问题。中华传统文化对待义与利关系问题的主流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儒家向来强调精神生活优于物质生活、道德原则高于物质利益，但对于义利关系的认识也有一个从“重义轻利、以义制利”到“义利并举、以义导利”的过程。例如，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义”看成了君子固有的修养。但他看重义的道德价值的同时，也肯定利有其合理性，只是强调要“义以为上”和“见利思义”，凡是符合道义的正当的利益才可以考虑，&而不符合道义的利益或不正当的利益，一定要自觉舍弃。作为一个君子，在处理义利关系上，&应当把履行道德义务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利益放在其后。
　　“以义导利”价值取向有利于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义”与“利”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更为激烈和明显。当今一些大学生过分追求现实功利，过分扩张物质欲求。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大学生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就要继承这种“以义导利”的义利观。引导大学生在面对各种各样的物质利益时，首先要以义去规约之、筛选之，当义利发生矛盾和冲突，两者只能选择其一时，就应当“义以为上”或“以义为重”。大学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应当保留着对于崇高意义的追求和向往，而力求避免太过于世俗化和功利化。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义利观，强调“义利统一”原则，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同时，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这是对传统的义利关系的辩证升华。
　　以“天人之辩”所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来培育大学生的人文价值理性和生态文明意识
　　“天人之辩”是指对于天（天道、天理、自然）和人（人道、人事、人为）之关系的讨论、探究和反思。总体而言，从先秦儒学到程朱理学，在天人关系上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基本上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儒学文化中，天与人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和谐一致的关系。例如，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但同时他也强调“畏天命”的必要性。孟子则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意思就是，充分觉悟、发掘、扩展人的本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了自己的本性，就能够把握天的本质。可见，儒学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具有注重人文价值理性之特点的。
　　儒学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中高扬的人文价值理性，对遏制当代社会存在的科技理性、工具理性将会发挥积极作用。针对一些大学生存在着生活迷茫、精神空虚等问题，要引导他们秉承“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在火热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为民族复兴、国家进步作出贡献。此外，要继承和弘扬“天人合一”思想中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顺应天时，对自然抱有一种敬畏的态度，顺应自然才能更好地使社会存在和发展。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校长）&&
　　《 人民日报 》（ 日 11 版）
(责编：宋煦冬、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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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现代意义
2015年76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 & &要：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出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其他领域相比，文化领域却相对滞后，传统文化流失，文化失根，出现各种文化乱象。弘扬传统文化精髓在当代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论文网 /9/view-7127597.htm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 &精髓 & &现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英国学者泰勒在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所谓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个综合体。”[1] 　　中国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要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2] 　　所谓传统文化，它是由“传统”和“文化”两个小概念组合而成的。“传统”从文化学角度诠释，是指世代传承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历史因素，如逐代延续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制度规范等[3]。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精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本精神 　　梁漱溟先生认为：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4]。西方文化是以宗教为主导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却具有深厚的人本主义色彩。神学始终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更关注人，更关心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和生存需要。 　　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万物中最灵、最贵者的思想。如《尚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下面四个方面：第一，强调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指出“匹夫不可夺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直截了当地提出“得人心者得天下”。第二，尊重人的利益要求。子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好富恶贫是人的共同心理。孔子不反对人们“求利”“得利”，只是主张“义以为上”，不能见利忘义。第三，尊重人的物质欲望，反对鱼肉百姓。“食色，性也”，抑制人的物质欲望是不人道的。第四，倡导“仁政”，反对“暴政”。 　　民本思想萌生于西周初年，春秋时期，“重民轻神”、“恤民为德”成为较为普遍的思潮。儒家继承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提倡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华。这一点与当代社会提倡的以人为本和民主民本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二）道德的教化 　　《诗经》提出“夙夜在公”。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出发点，落脚点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道德精神。早在《周易》中就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事业追求上的奋斗精神。孔子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倡舍生取义，推崇大丈夫精神。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认同，塑造了无数志士仁人的高尚人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提倡人伦价值，强调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美德，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有的道德义务。从儒家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等范畴，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寻求人伦和社会关系的和谐有序，到《尚书》中提出的“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到孟子提出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到《礼记?礼运》中所讲的“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的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对于改善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意义。 　　（三）追求和谐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髓，儒、墨、道、法、兵等主要思想学派对和谐思想都有深刻的阐发。儒家提倡“中和”，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追求实现“仁者爱人”的和谐社会;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道法自然”，即人们要顺从自然，回归自然;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理想里没有离开过“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生万物”，“君子和而不同”等理念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 　　“和”是中华文明的根，是延续中华文明的一根线，和谐文化是人类世界的共同精神财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恒久价值。 　　（四）中庸之道 　　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概念，他把“中庸”看成是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在他看来，凡事都必须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不走极端，以之为人们处世接物的高明艺术。 　　日常生活里，凡事要适可而止，要不偏不倚，这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其实就是佛道，佛道就是要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凡事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能够不偏不倚即为“中”。“中庸之道”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享欲不要太乐，用物不要太荣，生活不要太奢。房子未必愈大愈好，食物也不是愈精愈佳。对每一个个体而言，适合自己的才是王道。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现代意义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财富。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并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社会，人类面临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由这五大冲突，造成了生态、社会、道德、精神和价值的五大危机[5]。这些冲突和危机时时刻刻在困扰着社会和每一个人，尽管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人们还是感到困惑和迷茫，焦躁和烦闷，压抑和忧虑，孤独和自卑，感到精神空虚、心浮气躁，感到无所适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追求的是一种真、善、美的人生境界，蕴含丰富思想资源和强大精神力量，是解决这些冲突和危机的一剂良方。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追求的不是一种有限的、狭隘的功利之用，而是一种人生之妙用、人生之大用。它对于慰藉人的心灵，变化人的气质，涵养人的德性，纯洁人的情感，提升人的精神，平衡人的心灵，都有极大的帮助。我们可以说，优秀传统文化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大思想大智慧，在当今时代，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非常重要的现代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玉德.中国传统文化新编[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2.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7. 　　[3]赵洪恩，李宝席.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人民出版社，2003：5.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0. 　　[5]百度文库. http：///view/5f61acf69e 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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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禹天建绘
　　编者按
　　今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何以让我们自信？这是很多读者关心的问题。为此，本报邀请专家分期解读，敬请关注。
　　从小时候起，我们就被教育要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很多人家也挂有“家和万事兴”的匾额。这实际上是于不知不觉之中，塑造了我们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性格，形成了“我是中国人”的遗传基因。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直抵人心的文化，是在人性问题上有根本思考的文化，所以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历久而弥新，是文化自信的基础。
　　与时俱进的政治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遗产
　　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后“成一家之言”。在变化的历史中，司马迁看到了实践的逻辑。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政治建设，并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甚至改革。我们耳熟能详的“井田制”“郡县制”“科举制”以及不断变化的官僚体制，无不是中国古人的伟大发明，这些体制保证了庞大国家的运转。如在边疆统治上，《礼记》有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历代统治者基本沿袭了这一统治思路，但除了因俗而治之外，根本的政治理念还是在“修”和“齐”上，即与时俱进的统治理念。如清朝首创与六部平行的机构理藩院来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再如为防止一些地区僧俗势力过度集中到一个家族，而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这也是一个创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古人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以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
　　“义以为上”的经济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发现了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还有利他的一面，所以很早就有“义利之辨”。孔子主张“富而可求也”，即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但又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要讲求“义”的伦理，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考虑他人利益，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达到共赢。所以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正是因为“义以为上”的价值取向，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取向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价值标杆，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这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主张市场经济应该是“合理的利己与高尚的利他”（北大教授晏智杰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也有借鉴意义。
　　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观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动力
　　《礼记·中庸》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主张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来看待不同的文化。《国语》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也就是说，不同事物之间的碰撞、平衡才是“和”，“和”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若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则只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无可持续性。所以“和而不同”一直是中国古人追求的理念。孔子主张“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佛教是较早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在与本土的儒家和道教相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儒佛相融、佛道相通，三教合一。在对待周围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古代中国也是以“兼容并包”的原则，使得各个民族逐渐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
　　中国古代的开放包容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器，是保持长治久安的密码，这些重要思想应该在现代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很多问题上，中国的传统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主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正是传统中国开放包容文化的重要体现。
　　“以人为本”的社会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
　　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西方的神本主义相反，是人本主义的。孔子主张“未知生，焉知死？”可见他注重的是现实和活着的人本身，并不注重死后如何。古人有“天、地、人三才”的说法，即人是宇宙间的重要要素之一。儒家提倡“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个环节都是以人的实践为第一要义。人本主义的形成，主要与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有关，农耕社会讲求协作，所以以人为中心，家庭里讲求夫和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对外则讲求君仁臣忠、朋敬友信。如果这套体系运转起来，则整个社会都处于一个良性的运转状态。实际上这套体系直到今天，在中国人中，还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
　　“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好特质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古代主张“天人合一”，即人要与自然相协调。“天人合一”观念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宋代张载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他认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天人协调。由此他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口号，以达到天人协调的完美统一。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有非常复杂的内涵，有精华也有糟粕，但主要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强调人可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但这种与自然的互动是以自然的承受力为基础的，人类不能无限度地改造自然，甚至破坏自然。在顺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人与自然是可以达到和谐互动的。这对今天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之，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其具有直达人性的透彻，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互动的感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智慧的结晶。它是中国人的精神密码，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如果仅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传统文化的作用，这是有增长无发展的模式，后果必将是惨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当下我们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中，中国古代与时俱进的政治文化，“义以为上”的经济文化，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社会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作者：吕文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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