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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探究
优质期刊推荐文化软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兰州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
文化软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
【摘要】：古典经济理论强调土地、劳动、资本等“硬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以来,经济学家们更注重制度、技术、知识等“软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李国璋教授提出的软投入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本文在软投入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文献研究的梳理,将文化软投入纳入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实际,重点研究文化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文化软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文化软投入对软投入贡献率的影响作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广义文化产业是文化软投入的生产部门,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直接拉动作用。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具有很强的后向关联效应,需求波及程度最高,甚至超过了第二产业；但文化产业部门中间消耗率和中间使用率较高,增加值系数和最终使用系数较低。第二,文化软投入作为非正式制度要素影响经济增长。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包含文化非正式制度在内的制度变迁来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作用。现阶段我国个人文化软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积极影响,政府文化软投入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正向影响作用。第三,文化软投入是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差距。本文将以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为代表的区域文化软投入纳入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企业家创业精神来解释,而内陆地区企业家创业精神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一种“负担”；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阶段,创新精神并没有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第四,现阶段我国文化软投入对提高劳动者积极性不存在正向影响效应。劳动者积极性是矢量,从激励方式来看,精神文化激励决定着劳动者积极性的方向,并且具有边际效用不变甚至递增的特性。而现阶段我国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性”的,文化消费尚处于基本的生存性消费和享受性阶段,文教娱乐消费与劳动生产率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发展性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第五,文化软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积极的正向影响作用。现阶段我国政府文化软投入、个人文化软投入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积极的正向影响作用,但这种影响作用的发挥受到政府干预、物质资本、对外开放度等因素的冲击。综上所述,我国广义文化产业发展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作为其产出的文化软投入通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间接贡献经济增长。虽然现阶段这种间接贡献作用并不十分突出,但从区域经济增长经验和长期经济增长角度来看,提高我国文化软投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兰州大学【学位级别】：博士【学位授予年份】：2015【分类号】：G124;F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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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说起
如果说农业经济的时代我们是靠人力发展经济，工业经济的时代我们是靠机器发展经济，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是靠技术发展经济，那么今天我们进入到文化经济的时代我们又是靠什么来发展经济呢？人类社会首先是一个物质社会的构成，所以第一的要务自然是发展经济。但是怎样发展经济？尤其是当社会主体的人从物质的自然人变成了精神的社会人，社会构成也由物质的一极走向了与精神共生存的两极时，文化产生了，文明出现了，于是人类的经济生产活动就变得更加复杂丰富了。特别是经过了五千多年的农业经济发展，又经过了不到三百年的工业经济发展，再经过了不到一百年的知识经济发展，现在又开始了文化经济的新时代，人类不仅更多的移居于城市，人类的经济活动也更多的是依附于城市这个载体。所以，经济与城市与文化三者间就形成了一种密切共生的变量关系，任何一方的失衡倾斜都将导致社会发展的失态。如果说西方社会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经过百多年的工业经济发展，完成了他们社会的城市化过程。所以，城市化的发展与工业经济的发展之间就具有着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工业经济，促成了现代城市文明。那么，在当今中国这个还没有完全渡过工业经济文明时代的国度，或者说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文化经济时代的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到底应该怎样走？中国的工业经济与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是怎样的关系？眼下发展正盛的文化经济又该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社会是否能够绕过西方社会所走过的文明历程而走出一条有着自己特色的不一样的发展之路？由此，文化精神与城市经济就成了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那么，文化到底应该有着怎样的精神才足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力量？城市到底应该走怎样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使城市文明？在文化精神与城市文明之间到底有着怎样一种相互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
一、中国的世界遗产被屡次警告说明了什么？
世界遗产，无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或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它都是一个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精神的名片，其文化和经济的价值意义不言自明。中国作为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不仅有着特别的自然地理风光，也创造了无以数计的历史文化遗产。所以在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时候，不仅资源丰厚，而且态度更是积极热情。1987年第一次申报就有泰山、长城、故宫、莫高窟、秦王陵、周口店6处获准。1990年有黄山。1992年有九寨沟、黄龙、武陵源3处。1994年有承德避暑山庄、孔庙孔府孔林、武当山、布达拉宫4处。1996年有庐山、峨眉山2处。1997年有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园林3处。从1996年开始每年一次申报，截止目前，我们除台湾地区外，目前尚没有世界遗产的省份仅有黑龙江、海南、广西、上海和香港。其它28个省、市、自治区都拥有世界遗产共45处。
但是，从2001年11月我国首批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风景名胜区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因存在大量粗制滥造的人工建筑被联合国遗产委员会出示黄牌警告后，这十多年来，申报的热情越来越高，获批的遗产也越来越多，但被质疑被警告的事件也越来越多。
2007年6月，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云南三江并流6处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世界遗产大会要求中国这6个项目在本次大会上就管理出现的问题作出解释，如解释不透彻，就立刻被列入“濒危名录”。世遗大会尤其关注了“三江并流”，要求在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再次接受验收，如果正在建设水电设施的“三江并流”得不到有效整治，将被吊销世界遗产称号。
事实上，我国世界遗产遭遇国际警告已经不是第一次，在第28届联合国世遗大会上，中国就有5处被列入评估名单，除了这次仍然存在的布达拉宫、云南的三江并流、明清皇宫外，还有武当山古建筑群和苏州古园林。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中国三大著名景区湖南张家界、江西庐山和黑龙江五大连池给予黄牌警告，原因是向公众进行地球知识科普方面严重不足。
更为严重的是201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向中国国家文物局发出了邮件，质询在3月11号世界遗产地云南丽江发生火灾的情况，要求中国在今年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作出一个解释性的报告。这已经是世界遗产中心连续3年质询丽江要求云南丽江作出保护状况的说明了。
为什么我们的这些遗产项目会被屡屡质询警告？而且象张家界两次被警告，象丽江2007年被警告，又连续3年被质询，其核心的症结就在于保护与开发的争斗，背后的推手就是经济。纵观我国著名的游览景区，身上都背负着地质公园、文化遗产的牌匾，然而却普遍呈现出一种重评选创收、轻保护科普的现象。我们如此积极热情的申报就是为了博得这个金字名号，在他们看来，有了这个名号，就有了经济的发展，就有了我这个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源泉。所以，经营世界遗产的用心是指向旅游经济的目标，而不是履行这世界遗产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当经济创收成了这些世界遗产项目的第一目标时候，遗产项目就成了一棵摇钱树，怎么摇得多就敢怎么摇，什么摇得大就去摇什么。急功近利的扭曲，当下利益的膨胀，长官意志的随意，于是，围绕着这些遗产项目的搭建乱造，开发利用，无所不用其极，其所导致的恶果就自然可想而知了。所以被质询被警告就在所难免了。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要彻底拒绝这些世界遗产所具有的经济性价值的利用。关键是怎样去开发利用？所以，这就有一个经济发展中文化杠杆力量的利用问题。为什么人类经济活动开始于渔猎农耕时代？为什么人类会进入工业经济的工业文明时代？为什么在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知识经济又出现了？为什么在知识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有了文化经济？人类文明的进程，实质上就是不同经济活动发展演进的过程，而促使这经济活动发展演进的动力源就在于文化。因此，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了人类文化经济的新时代，就在于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再是单纯的物质生产活动了，任何经济活动都深深地与文化密切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一切都在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让人活得好，让人活得更幸福。所以把一切人类资源都当做经济资源无限度开掘发展，不是在发展我们，而是在自掘坟墓。中国世界遗产屡屡被质询警告的原因就在这里。
二、中国现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乱象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世界遗产项目被经济化了，我们近些年的经济发展中所形成的发展理念就是一切唯经济化。看到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特别作用，所以寻求文化要素在城市经济发展中能量效用，而且把这种经济效用无限度无节制的掘池择鱼式开发，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潮。
但是，这种经济发展中对文化的关注并不是一开始就能被注意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社会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起步之始就确定的大政方针。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咬定经济发展这座青山不放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一跃而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回头审视我们的发展路程，虽然我们少走了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许多发展路程，可是我们却没有绕过西方国家所经受过的教训代价。按说后来者有前车之鉴尽可以少走弯路不再付出教训代价，可我们不仅没能避免反而蒙受的教训更沉重付出的代价更巨大。我们是在大拼资源的过程中追求那个经济指标的上升，我们是在大耗能源的过程中累积那个经济数量的增长，我们是在人海战术的过程中打着经济仗，我们是在只顾眼下效应的过程中突显经济的业绩。于是大干快上了30年，我们确实创造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我们也累积了更多的需要我们付出成倍代价补救的问题。资源的掠夺破坏，似乎只要今天不要明天。坏境的污染破坏，似乎只管当下不管将来。做官的只看GDP，不管腐败不腐败。城市里只要楼高道路宽，不管你活得自在不自在。城市里的工厂打一枪换一炮，没能由小到大到长的发展，工厂里的人也就像在青纱帐里打游击自然不能安定长居。由此，城市就象一条大河里不时涌过的浪，浪来了气势汹汹，浪过了依然旧时模样。城市赖以存在的根基是实体的工业企业的长久稳定发展，工业企业多了大了长久了，产业工人也自然多了稳定了长久了。于是，一个城市，才会市越来越大，城越筑越高。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城主要是为了防卫，是用城墙筑围起来的地域，古说“内为之城”。市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古说“日中为市”。有了繁荣兴盛的城市，就有了经济发展的载体，就成了人们安居乐业的家园。
可是，我们的城有了，而且越建越大越建越高，但我们的市却不完善，市有缺陷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城市化还不是建立在一个发达的工业体系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的城市化不是工业化的产物，所以物质的城有了，但生活的市场环境还不发达，城里的人还没有与发达的工业产业融为一体变成一个稳定安居的群体。但是，时代却发展了，已经具有地球村属性的人类社会，不会因为某一个地区国家没有进入工业化没有实现城市化而不开始自己的文化经济的文明新时代。因而当我们在第一个30年的改革开放中创造了惊人的经济物质财富解决了衣食住行的问题后，21世界的第二个十年就逼迫我们必须选择新的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结果由于我们缺课太多，经验不够，方向不明，就开始了一场文化与经济混搭的乱象发展。最为典型的乱象有：城市更名之乱象，名人故里争夺之乱象，世界遗产商业化之乱象，社会公益事业产业化之乱象。
&&&城市更名之乱象：
一个城市的立城产业是什么？一个城市的树城形象是什么？这些年我们没有在这些方面多用心思，反而刮起了争相恐后的城市更名换名之风，似乎一个新的名字一夜间就可以带来无限繁盛的经济景象。所以，当四川南坪县改名为九寨沟、福建崇安县改名为武夷山、四川灌县改名为都江堰、云南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而出现了旅游经济的新发展后，特别是湖南的大庸市改名为张家界市后，人气市气经济气大增，昔日一只平庸的乌鸡一下变成了彩凤凰，更是强烈刺激了那些趋之若鹜的跃跃欲试者，由此城市改名换名之风潮，那真是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
安徽的徽州改名黄山市、云南的思茅改为普洱、海南的通什改为五指山、辽宁的锦西改为葫芦岛、湖北的襄樊改为襄阳、湖北的荆州改为荆沙、云南的路南改为石林、云南的潞西改为芒市、山东的泰安改为泰山、江苏的淮阴改为淮安。
更有许多后继者不遗余力的还在争取着改名，如河北的石家庄想改成正定或西柏坡、河南的新郑想改为轩辕、河南的周口想改为陈州、湖南的新晃和贵州的赫章都想改为夜郎、湖南的耒阳想改为蔡伦市、陕西西安想改为长安、陕西的扶风想改为法门寺、贵州仁怀想改为茅台、山东的东营想改为黄河口、河南的鹿邑想改为老子县、湖北的仙桃想改为沔阳。
我们看一看这些已经更了名和正在想更名的地方，除了少数改得好改出了社会的经济的效益和文化品质的地方外，大多数依然如故，一部分更是今不如昔，所以荆沙又改回了荆州，泰山又该回了泰安。而黄山和淮安的改名还招惹了社会的强烈非议甚至不断的骂声。徽州更名为黄山，既丢失了徽州文化也没实现大黄山市的发展目标。还有的地级市与县级市建制混乱，分不清谁大谁小，为名字打得不可开交。福建南平市管辖的崇安县更名武夷山市后，旅游业风生水起，一个县级市有旅行社80多家，有酒店200多座，导游从业人3000多名，景区年收入超过4亿。儿子比老子名气大了，南平市就要求更名为武夷山市，原来由崇安更名为武夷山市的被迫让其更名为武夷山区。两者至今争持不下。更有象湖南的新晃县和贵州的赫章县，幸亏还没有戴上夜郎的帽子，如果真的变成了夜郎县，想想你以后的日子还能够“自大”吗？你说挣个风景名胜的帽子戴戴不是不可以，挣个历史文化的顶戴挂挂也未尝不可，可竟然还有人比不了美的时候就敢与人比丑，以为丑得不一样就是个性就是特色就是优势。虽然中国文化里有贱名好养的说法，那是你对你家的孩子可行，你拿来套到你所管辖的县市地方的行政名称上来试试看会有怎样的结果？然而中国这个大林子真是什么鸟都会有，你不敢想不敢做的，却有人敢想敢做。看看各地争夺名人故里的乱象，你就会觉得经济这个“大老鼠”，真的会造化出白的黑的甚至红的绿的更多颜色的猫。
名人故里争夺之乱象：
城市名字更换的台风还没消去，城市里的名人故里争夺又如飓风一样山雨欲来。近年来，各地不遗余力的争着在为历史名人考证身世，不惜代价的出巨资修建名人故里。历史名人的出生、葬地以及行游之地都成为争多故里之名的理由，争战此起彼伏，抢夺一浪高过一浪。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全国见诸媒体报道的名人故里之争就有上百起，稍加梳理，影响较大的相互争夺现象就有：
曹雪芹故里之争、李白故乡之争、二乔故里之争、曹操故里之争、
赵云故里之争、诸葛亮故里之争、炎帝故里之争、朱熹故里之争、
西门庆故里之争、貂蝉故里之争、黄帝故里之争、墨子故里之争、
牛郎织女之争、朱元璋故里之争、魏征故里之争、夜郎故里之争、
总之，凡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才子佳人，只要有点名气，都在争抢之列。而且两地相争是少数，多数名人故里被三四个地方甚至五六个地方同时在争夺。
如果说历史名人确有在贵地游历的足迹还尚可一争，民间传说故事人物相争也说得过去，可是像孙悟空、猪八戒这样纯粹虚构的文学人物形象的故里也被挣得不可开交。据说，福建顺昌找到了孙悟空的墓地，山东考证出了泰山就是“花果山”原型，江苏连云港则表示水帘洞就在当地的花果山里，而山西娄烦的文物旅游部门已经决定开发建设“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对此，有人讽刺说：纵然是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这下子也找不到自己的老家了。
让人更不可思议的是，连文学世界里所创造的一些反派角色形象也如获至宝被抢夺。西门庆这么个一向以“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艺术形象著称于世的文学虚构人物，竟然也有山东的阳谷、临清和安徽的黄山三地在据理争夺。而且在争夺中就各自都先占为赢的开始了所谓开发。山东的阳谷率先启动开发“水浒传&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占地25亩，主要包含三大景区：水浒文化游览区，宋代民风民俗商业游览区，《金瓶梅》文化游览区（内有西门庆故居、潘金莲阁楼等系列文化景点）。该项目预计建成后年接待游客可达20万人次，景点商品销售收入可达300万元，5年内可收回投资。比阳谷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山东临清更是全力开发西门庆产业。临清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就明确提出，将自身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定位于“《金瓶梅》故乡和运河名城”。而且确定临清的“西门庆产业开发”一定要力压阳谷，其“金瓶梅文化旅游区”项目，占地8公顷，以名著文化为载体，展示明清时期运河城市市井休闲文化。看到别人大干快上，黄山市的徽州区也不甘人后，先是进行理论考证，大肆宣传西门庆不是山东人而是他们安徽人，由此把西门庆作为徽商的代表予以宣扬。接着声称将投资2000万元开发西门庆故里和金瓶梅遗址公园。此举立刻激起全国舆情的广泛关注和吐槽。尽管后来三地政府撇清说“争夺西门庆故里是媒体误读”，但是与《金瓶梅》、潘金莲、西门庆有关的所谓旅游文化经济产业项目仍然在当地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最最令人喷饭的是“夜郎”也竟然成了如此众多人嘴里的唐僧肉。在中国，稍有文化的人恐怕都知道“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这两个成语典故所蕴含的内容意思是什么，它对那个夜郎国人无知的傲慢和肤浅的自负的贬损之意亘古未变。然而，谁能想到会有今天的一切都翻了个身。难道真是应了人们所说的“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现在“夜郎自大”也有了它“四十年河西”的辉煌了？湖南的新晃县成立了“夜郎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县更名小组”，申请将县名更改为“夜郎侗族自治县”，欲借“夜郎”两字来发展该县的经济和文化。而且准备筹措50亿民间资金打造“夜郎古国”，在未来10年间，将建设夜郎古国、夜郎大峡谷、燕来寺、舞水长廊4大景观组团。而贵州除了赫章县之外，其它的一些县区对“夜郎”这块牌子的争夺战其实早就打响了。桐梓县在1996年时就曾想更名为夜郎县，后来考虑到“夜郎”的称谓不能与桐梓县的革命圣地“娄山关”共容，有关部门没有批准才作罢。再后来，福泉、贞丰、大方、织金和长顺等地都曾有此想法。目前，六枝特区有关申请更名为“夜郎县”的书面材料已上报到省人民政府。湖南和贵州双方都志在必得，毫无疑问，一场关于夜郎品牌的争夺战在贵州和湖南两地打了起来。为了能在“夜郎”文化的抢跑赛中赢得对手，湖南省新晃县目前正紧密锣鼓的抢注“夜郎”品牌和打造“夜郎城”，并采取各种形式大力开发和宣传“夜郎”文化，建立了“中国夜郎古国网”网站，发布新晃夜郎文化资源的开发成果，在320国道芷江进入新晃处树立“欢迎进入夜郎古国——新晃”的牌坊，策划“夜郎谷漂流”活动，鼓励店铺以“夜郎”冠名，把县城最大的宾馆更名为“夜郎迎宾馆”，给当地特色食品冠以“夜郎三绝”等。下一步，新晃县将恢复古夜郎的历史风貌，建一座气势恢宏的夜郎古城，修复夜郎图腾标志性建筑，以及设立一条古夜郎民俗文化步行街等。贵州方面呢？上至省里有关部门，下到民间以及各社会组织都在把挽回和抢注“夜郎”这个文化品牌作为件大事来抓。省政协有《关于保护“夜郎”文化品牌的紧急提案》，省民政厅相继召开相互争夺“夜郎古国”的福泉市、桐梓县和六枝特区的协调会议，希望各地齐心合力，不要再为争夺夜郎故地而内耗，要确定一家权力对外。于是福泉市和桐梓县主动放弃，六枝特区全力出击，四大班子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一致同意撤销特区更名为“夜郎县”并向六盘水市提出了更名请求。贵州省民政厅派工作组到六枝特区与四大班子交换意见后，按照程序将报告递交给了上一级部门。
名人故里之争，实质上是利益之争，是资源经济的一种博弈形式，是区域竞争的需要。如今是市场经济，谁都想在自己那块领地占有一席之地。可是有些人打文化的牌，并不是要干发展文化的事，只是为了“借鸡生蛋”，沾点名人的光而已。古人尚知“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今人又何必为争夺历史名人故里而口诛笔伐，大动干戈呢？
世界遗产商业化之乱象：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日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行列以来，截至2013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的世界遗产共有45项。其中自然遗产10项，文化遗产31项，双重遗产4项，在数量上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意大利的49项。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首都北京拥有6项世界遗产，是世界上拥有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城市。
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记忆遗产和双重遗产。而目前，更是说不清究竟全国有多少地方在申报世界遗产,来自国家文物局的粗略统计就有80多处。当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等古镇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成为新兴旅游目的地后,许多人恍然大悟：原来打上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就相当于拿到了“国际通行证”,可以迅速跻身于“国际旅游热点俱乐部”，大把大把地去挣老外的钱。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中国人敏锐地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申报世界遗产就逐渐升温。这些年，我们也常看到，有些地方，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很积极，申报完了就不积极了。原因在于，往往申报上了，游客多了，门票高了，坐地收钱就可以。还有的时候，申遗并不能立竿见影，急于“贴现”的地方政府热情马上会从沸点降到冰点。所以在他们看来，有了这个遗产，就有了赚钱的资本，就有了支撑地方财政的摇钱树，就有了属于自己蒸蒸日上的GDP。于是，就怎样赚钱怎样来，怎样红火怎样做，为文化遗产张灯结彩，为文化遗产穿衣打扮，为文化遗产铺路架桥，为文化遗产扩大规模。甚至作为政绩工程不断在做大做强。我们现在去那些世界遗产地旅游，看到的真是无奇不有的添砖加瓦的人造新项目。有建人造龙宫的，有修山水画廊的，有造小桥流水的，有盖高楼大厦的，更有翻修重整的。如此商业化后的遗产们，固然气势更磅礴了，色彩更绚丽了，景色更丰富了，建筑更宏伟了，带来的旅游人潮也更兴盛了。但是，那个作为人类历史文化标志的凝结着人类文明精神自然的文化的遗产却面目全非了。结果，人家考察团来了一看，自然是质询警高，非拆不可。这一建一拆，耗资上亿。我们真是舍得花钱造假古董，就是不舍得花钱保护真文物。有的地方，干脆就把文化遗产从文化文物管理部门要过来交由旅游企业经营。遗产的高品位与遗产管理者的低素质之间形成的鲜明反差，深深地影响了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如果一个民族忘掉了历史和传统，就好比断了根，丢了魂。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它，正是为了维系我们的根和魂。文化遗产的保护，关键是要树立这样一种正确的遗产观。如此，我们方能更好地找到回家的路。但是近十几年来，一切都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在错位发展。商业化的超载开发，使得不少风景区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程度加深，其结果导致自然度、美感度和灵感度严重下降，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空前破坏。有的风景区，正蜕变为大型游乐场。云南的丽江古城就是过度商业化的典型。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但十年后，20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出解释。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雕梁画栋、小桥流水、东巴民居的丽江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人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有人甚至宣告：丽江已死。因为在世人的眼中，丽江应该是这样一个中国文化古镇：有雪山、蓝天，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有古城，有清澈的泉水和新鲜的空气，有鳞次栉比的文化建筑和独特的民族文化。但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丽江古城的商业气息也是越来越浓，而外界对丽江的质疑也不绝于耳，首当其冲的便是丽江过度商业化的问题。丽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之后，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为的是寻找雪山中若隐若现的古纳西王国。但不少人到丽江后却发现，原本丽江古城内街道两旁的纳西族人居住的院落，要么改成了热闹的店铺、餐馆，要么改成了小资气息浓厚的客栈，或喧闹的酒吧。不少人疑惑，这还是曾经的纳西古城么？那时古城里禅院、喇嘛寺、道观、孔庙、基督教堂并存，四方街上出没的不仅有纳西族农民，还有藏族马帮，白族工匠以及汉族商人，儒、释、道、巫等多种文化在城里碰撞交融，而居民的生老病死、祭祀祈福都在其中。现在走出古城看到的是宽阔的马路，汽车飞驰而过留下油烟和尘土，连片建好的和在建的楼房与别墅，而这些建筑千篇一律都是由钢筋水泥构造，从大洋彼岸复制到中国沿海，又从东部复制到西部，同古城中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井天”格格不入。古城的灵魂正在离开躯体。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纳西族文化的核心东巴文化，东巴文化的主要特征就体现在它的宗教活动和文字上。但这时却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东巴们停止了一切宗教活动，用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经典被大批焚毁，幸存下来的古籍在2003年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而丽江可能是全球惟一同时具有三项世界遗产的地方。
丽江古城从1997年被授予世界文化遗产名牌到今天不过16年，16年前还是个人迹罕至的边陲小镇，16年后的今天就完全没有了过去的模样，这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社会的退步扭曲？恐怕谁也不敢简单的一言以蔽之它的对错。但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特质风貌的丧失，无论如何都是对人类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罪孽。想想我们其它44处世界遗产今天也变成了何种模样？想想那些虽然还不是世界遗产但同样是我们民族自然的文化的瑰宝的那些遗产，这些年也变成了怎样的模样？我们的先人以他们的文化精神创造了我们后人引以为豪的承载着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精神的瑰宝，传承到我们这里时竟然让我们用它来换吃饭的银子而使他模样不在或毁坏消失，这是何等的不肖子孙呀！我们为什么申报世界遗产呢?是因为它们很重要，要保护好留给后代。申报上了，使之名扬四海固然很好。在管理好的基础上，获得经济收益，当然也很好。但最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们，而不是急功近利地拿去赚钱。否则，还不如不申报!杀鸡取卵形成的旅游业，其实就是泡沫经济，只重视眼前利益、集团利益、地方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杀鸡取卵的经济行为。
社会公益事业产业化之乱象：
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公益事业是指那些为了公众利益的社会非营利事业，有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这些社会共享事业，有环境保护、公共设施这些社会基础建设，有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这些社会责任，有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所以，公益的本质就在于它的社会公益性，而这社会的公益性的关键就是社会承当，而这社会承当的方式就是社会财富的公共化的享受性分配。可是我们回过头看看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理顺了这样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会出现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社会现象？前者说明了我们社会经济确实有了大发展，衣食住行的经济问题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但为何却会有后者马骂娘的问题呢？其中的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别太大、贪污腐败严重等等社会问题是他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切唯钱是问、一切以经济效益做标准、一切都产业化的理念行为也是他的重要原因。这种理念和行为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后来是愈演愈烈。那个时候，是个万元户就给戴红花，社会倡导的是谁发财谁英雄谁贫穷谁狗熊。进入市场经济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观念下以为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可以市场化的，因而就把本该社会承当的社会公益事业也推向市场，美其名曰产业化发展。如此产业化的后果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积重难返的现实。
&&&&教育产业化，甚至当做拉动社会消费的促经济发展手段。于是带来的效应先是高收费，再是扩张式的扩招，扩招带来的高回报效益又促成了圈地建新校区的再扩招，由此我们的大学十几年走过了西方百年的规模化发展之路，我们的研究生教育一夜间跃上了世界之巅，原本的精英教育在大学率先完成了向大众教育的转型，2000多所大学和75%以上的升学率是多么耀眼的发展成绩？但紧接着而来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上不起大学，上了大学就失业成了普遍现象。与如此膨胀的大学相对应的却是中学教育的萎缩。过去一个村子一间学校的情形是有些不科学，但现在一个乡镇没有一间小学却成了普遍现象，七八岁的小孩要么都到县城读书要么就失学，是当下农村社会很严重的问题。一个国家让自己的公民受教育是国家的义务责任，可教育产业化的后果导致的是教育发展的畸形化扭曲，如此目光短浅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患对一个民族来说是灾难性的。
医疗卫生的产业化，背后的操手就是企业化的自负盈亏。当救死扶伤变成了一种赚钱方式的时候，那真比强盗劫财还来的无理可说。强势的医疗者因此可以无所不能的如鱼得水，弱势的求医者因此只能是案板上任其宰割的肉。因此，一度医生成了最好的职业，医院成了最红的地方，由此看病难看病贵就变成了我们社会一度最突出的问题而成焦点。为什么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无论何样的民族国度，医生都与天使相联系？医院的文化精神都是人道主义？就在于它面对的是社会公众，就在于它所承当的公益性职责。所以，背离其文化精神的经济化经营，必然形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近些年来我们的医改调整发展经营理念，在矫枉过正的道路上回归医疗卫生事业所应该具有的社会职能和文化精神。
群众文化事业的产业化，导致的是各种文化事业的几乎崩盘。当文艺团体、文博展馆、群众艺术、体育运动诸如此类的文化事业走进市场而被产业化后，它们用什么来实现自负盈亏的生存呢？能干着可以伸几下拳脚，有道的可以东突西窜那么几下，甚至正道不行走邪道走外道的应对一阵，但结果都逃不脱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死亡。回想我们曾经的悲怆似乎历历在目。现在虽然我们迷途知返的在回归，但深重的教训岂能烟云不在。
还有现在不断上演的开发区开发热之乱象、经济新区建设之乱象、削山造城之乱象，孰是孰非，敏感难言，在此不说。&&&&&&
我们之所以要梳理出城市更名、名人故里争夺、世界遗产商业化、社会公益事业产业化这些乱象，就是想寻找我们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有如此乱象的深层原因。因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发展是必须的，但发展肯定是有代价的。正向的发展都常常付出人亡物伤的代价，那负向的发展所导致的恶果更是不敢想象。
三、文化精神与经济产业的关系
我们说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是人生存的保障，但社会应该发展成怎样的社会？人应该进化成怎样的人？却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仅仅关乎经济的问题。人当突然站起来的那一天，树上的一颗果子能让他喜出望外，一个洞穴的遮风挡雨避寒能使他心满意足，可他为何就没有向其他动物一样停留在这里。就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比较建筑师与蜜蜂那样，看到蜜蜂建造的蜂房人类当时自愧不如，可人类从洞穴杆栏的居住发展到了今天的高楼大厦，而蜜蜂却还停留在亿万年前那个蜂房的状态。由此提出了人之所以进步、社会之所以发展规律性命题：按照美的规律造型。这也正如康德的“三大批判”所言明的人类由求真到向善到逐美的上升性追求。所以，人类有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发展，有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发展，有知识经济向现在文化经济的发展。而这一切发展的动力源，就在于经济活动中文化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为什么把农业经济叫做农业文明，把工业经济叫做工业文明，就在于文明的形成离不开文化的力量。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进一步梳理探讨文化精神与现代社会经济间所存在着的特别关系。
1、直面文化经济新时代的自我定位
既然我们跟随时代的发展大潮进入到了文化经济的新时代，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直面这个文化经济的新时代？在文化经济的发展中我们到底应该以怎样的发展理念和实践去创造文化经济的辉煌？而这一切的一切，又首先建立在我们到底对文化、对文明、对文化精神、对文化产业这些概念有着怎样一个程度的理解？我们无需去给文化和文明这些概念下定义，但我们可以在经济与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发展中去感知文化、文明和文化精神的特质意义。
文化一定是与人的关系中的产物，人的生活关系一定首先是来自物质的经济活动再延伸到社会精神活动，所以，文化最原本的初始一定是与人的行为方式相联系。当这种生活行为方式反复被实践时首先是自我的认定，当这种自我认定的生活行为方式扩展到众多人而且也被认定时它就变成了经验。一种经验反复被社会群体实践时它就具有了事物的规律性，于是文化就产生了。这也正好验证了中国文化关于文化解读的说法，文，各色交错也，物相杂也，五色成文也，错画也，简单成一句话就是美丽的色彩装饰。化，生成也，化育也，简单成一句话就是通过影响改造变成新的景象。那么这个“文”就是这生活行为方式所积累认可的经验规律，这个“化”就是用这些被认可接受的经验规律去影响教育更多的人。既然这种行为方式能被众多人认可接受就说明了它的好，好的事物就应该让它光明正大的传播，所以文明就产生了。
由此可见，文化一定是与主体人的行为实践所产生积累的经验规律相联系，它不断地向人类生活发展的一切领域扩展，从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到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再到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所以文化就由知识、技术、观念意识三部分组成，知识和技术可传授学习属于可见性的显性文化，观念意识更为重要却是无形的隐性文化。观念意识的文化之所以重要，关键是观念意识是主体人的文化心理构成，它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就是一种文化精神。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力量，一个社会赖以发展的力量，一个人生命能够蓬勃的力量，人类文明能够不断除旧布新的前行力量，其密码就是这个文化精神。所以文明一定是文化的产物，文明一定是与主体人在文化影响下的行为实践所表现出来的状态相联系。说到人类文明，其判定的标准就是：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国家制度的建立、宗教礼仪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城市的出现，可以说城市是文明的发源地。现在一般认为，最早的文明大概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那里出现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古巴比伦文明。而我们常常所说的中华文明五千年实际上是个不正确的概念。我们的五千年那是把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的夏王朝作为起始，而我们有文字有城池有国家制度那是在商王朝才出现的，今天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和甲骨文可以见证，那实际上才是3500年左右。
通过这样一个追述过程，我们就可以大致形成这样三个认知：首先是文化先于文明而存在，其次是文化与文明有交错的地方但又不是同一的东西，再次是文化是主体人不断地“化”才有的，文明也是文化不断对主体人进行“化”的结果。&
所以，文化、文明一定是与主体人相联系而存在。文化是主体人所创造的又反过来影响人的一种精神形态，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主体人行为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状态。打一个比方比如吃饭。吃饭是主体人的一种生理行为，这就犹如人一开始是个爬行动物没有文化一样，一个物质性的自然的生理人为何就慢慢变成了一个有文化的社会人了呢？为了延续生命的纯物质的生理性吃饭，为何随着人的发展就发生了新变化呢？吃饭就吃得有了文化？吃饭就吃得文明？生理性吃饭是物质，吃的花样翻新有滋有味是文化，吃的得体优雅是文明。可见，文化一定是与主体人的行为实践所产生积累的经验规律相联系，而文明一定是与主体人在文化影响下的行为实践所表现出来的状态相联系。社会从单一的物质性演变出了新的精神内容，人从生理的人变成了文化的人再到文明的人。有了有文化的人，方才会有文明的人。有了文明的人，也才会创造出文明的历史。
所以，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改造着人，新的文化人又创造了新的文化，如此循环往复的继往开来，使得每一次新形态文化中都凝炼出了一种具有新的价值观意义的文化精神，而正是这不断凝聚成长起来的文化精神促使了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可见，只是表面化的简单利用文化，就不可能形成科学有效的发展经济，只有建立在文化力量基础上的充分展现着文化精神的经济活动，那才是真正的文化经济。
既然文化和文明都源自于人类的经济活动，那么什么又是文化经济呢？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文明发展阶段，而不同阶段的发展，起核心作用的生产力要素是不一样的，所呈现的文化精神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农业经济阶段的生产力是劳动者的自然力，实际上的经济活动就是靠人工吃饭，所以是一种靠天靠地的被动消极的经济景象，它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状态就是宗法家族文化精神，是靠宗法家族的血脉联系作为结构纽带来统领人群关系和社会秩序。工业经济阶段的生产力是机器，实际上的经济活动就是靠机器吃饭，所以一架新机器的出现就会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景象，它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状态就是现代城市文化精神，是靠城市制度所建立起来的契约关系作为管理准则来统领人群关系和社会秩序。知识经济阶段的生产力是技术，实际上的经济活动就是靠技术吃饭，所以一项新的科学技术发明就会带来社会生活行为剧变的景象，它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状态就是技术创新的文化精神，是靠技术创新来寻求不断的经济增长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当今文化经济的迅猛崛起，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有一个文明新阶段的来临。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切的为文化经济给出定义，但显示在经济发展态势中所表现出来的征象，则充分的显示出了经济活动与知识技术和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因此，文化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在内涵规定与外延特征上都不同的新型经济，它一定是代表了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的出现和不同的社会文明阶段。人类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发展中，我们不能说没有文化，所不同的是不同的经济时代它突出强调利用的只是文化的某一方面属性要素，而文化经济则是文化在经济活动中的全方位介入，文化经济的生产力就是文化，文化所具有的一切精神性的价值意义，既是经济活动的动力构成，更是经济产品的内容构成，社会在拥有一种物质产品时也是在拥有一种文化，人们在享受一件物质产品时也是在享受一种文化精神。一切社会产品的文化属性和文化个性都将会在经济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对产品的精神消费在整个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由此就反映出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以文化内容为主导、以文化精神为目标的经济形态讲成为现当今经济发展的主流，人类社会发展正步入一个文化经济的全新时代。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新经济发展时代，我们回眸反思一下我们曾经的或者眼下还正在进行的经济活动中，到底置文化与经济一个怎样的关系？特别是面对具有文化属性的产品的经济性开发利用表现着怎样的经营理念？又行使了怎样的现实活动行为？具体到我们前面所列举的关于世界遗产的经济行为和那些经济乱象的行为，我们又该当做何样的正本清源回归正道？
2、文化经济绝不是简单的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
当文化与经济如此密切的相互联系在了一起的时候，最容易导致的误解的观念就是简单表面化的把文化经济化或把经济文化化。所以当历史进入到21世纪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现象。
经济文化化，绝不是给经济穿上文化的衣服，不是那个“经济搭台
文化唱戏”的表征行为，不是给经济贴文化的标签，不是让经济活动有了那么一点文化的氛围气息。经济文化化指的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文化内涵不断增强，文化要素不断发挥作用，人文精神和文化资源在各种资源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经济产品中的文化含量不断丰富，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愈来愈多地被注入文化的理念和内涵。经济文化化最直接地表现在生产文化或产业文化的发展上，包括管理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品牌文化、人力资源等在内的产业文化，这是经济文化化的重要标志，产业文化将会是未来经济结构升级中起核心作用的因素。
文化经济化，绝不是把文化当做钱来卖，不是让文化沦为经济的奴隶，不是在经济活动中把文化当做丫鬟小姐去使用。文化经济化指的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经济成分不断增加，市场手段不断引入，文化生产、文化管理中愈来愈渗透各种经济要素，文化活动愈来愈自然地融入经济活动之中，形成了新兴经济产业即文化产业。由此使得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日益具有了经济功能和市场效益。文化经济化最直接地表现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包括教育产业、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健康产业、体育产业、休闲产业以及政治性的文化产业等等。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产业结构发展中的主导力量。
如果说正确的经济文化化就是文化经济的表现的话，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经济属性特征正如我们前面所阐述。由于它的发展才刚刚开始，一切属性特征还没有能够系统全面的呈现出来，我们还处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认知探寻的阶段，所以经济文化化还没有出现太多的误区和乱象。但是，文化经济化首先所引领出来的经济活动行为就是文化产业，而在文化产业的活动行为中，目前却表现出了乱象丛生的景象。我们为此就付出了沉重代价和深刻教训。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文化产业问题做些必要的梳理。
文化的经济化，固然要强调文化进入市场，文化进入产业，让文化中渗透经济的商品的要素，将文化的商品属性解放出来，增加了文化的造血功能，使文化具有经济力，使文化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所以文化产业就成了一个方兴未艾的朝阳工业，这一点在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尤其明显。西方国家的音乐磁带、激光唱盘、MTV、电影、电视、录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拳王争霸赛、世界杯足球赛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中的新兴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如今，新经济已占据美国GDP的70%，加拿大GDP的60%。迪斯尼公司产业规模及赢利均进入世界前十强，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全球18亿美元的票房，《阿凡达》更是创下26亿美元的票房收入，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经济价值。所以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最具活力优势的经济增长点，各个国家地区都把文化产业列入自己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优先发展。所以在中国也有了许多城市特色鲜明效益突出的文化产业。比如北京的798艺术区和宋庄艺术节，上海的外滩3号艺术时尚休闲区，深圳布吉镇大芬村和厦门乌石浦的油画村。但是，我们在文化产业发展上的误区，一种是还死死的坚守文化是事业的观念，文化是象牙塔里的神圣，文化不能沾染上铜臭的臭味，所以文化还被捆绑在象牙塔里而不能进入经济市场的海洋。另一种则是把文化过犹不及的彻底经济产业化，一切向钱看，一切商品化，一切唯市场说了算。由此不仅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经济，更使得文化泥污满身的千疮百孔，文化的价值意义丧失殆尽，文化的精神品质损伤玷污，社会没了精神之根，人们没了精神家园。
所以，文化产业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生产者能否创造性地将文化与市场的结合，充分挖掘文化精神所具有的市场价值。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好莱坞电影成功使电影由传统艺术门类发展成为一门含有巨大商业价值的文化产业。好莱坞的成功在于它的文化工业式的生产方式和商业运作模式，好莱坞是根据市场需要和观众观赏兴趣而进行影片的制作和生产，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一切为了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由此形成了以制片人为中心以明星为招牌的生产体系，制片人相当于工厂的负责人，负责整个影片的制作过程。制片人往往是商人而非艺术家，他们衡量影片好坏的标准主要是以市场和观众口味，而不象其他艺术活动那样去追求艺术创造中的思想艺术价值，主要是以票房的好坏为最终创作目标，它是典型的现代式的文化工业的生产，与传统的艺术活动相去甚远。然而，虽然好莱坞电影是按照市场化的需求和观众要求来进行生产，这里艺术创造的个人价值须服从于大众心理，在某种程度上，这和艺术创造活动的本性和要求相违背。但这一特点却使好莱坞电影更多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成功开拓了国内外市场。而且，我们也不能因此完全否认好莱坞电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一面，好莱坞电影也反映出美国大众文化和精神，而且这种文化和精神是以娱乐的方式来表现，应该承认，好莱坞电影在处理思想性、艺术性和娱乐性方面是非常成功的。文化产业化是从文化内涵深入挖掘其所存在的商业价值。虽然文化产业化按工业模式通过挖掘文化的市场价值，改造产品文化内涵，使其符合大众市场需要，但毕竟文化产品不同于工业品生产，文化产品必须有基本的文化内涵，假如连这个最基本的文化内涵都消失了，那么这种文化产品也就消失，也就不能作为文化产品而存在。实际上，文化产业商业化、市场化过程，只是对文化内涵进行商业化改造，通过这种改造，增加文化内涵的娱乐效果，使其适应市场的需求。如果由于市场化使得该产品完成失去文化的内涵，那该产品就只能作为普通商品，而与其他工业品没有什么区别，也就不能成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
文化产业化由于面向社会大众市场，因此，其产品的文化思想所反映价值观必须为社会大众所接受，要反映社会大众价值观及其伦理取向，提倡大众共同价值标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精神。只有这样产品才有可能获得市场认可。文化产业对社会大众价值标准的提倡，就这点而言，与人类基本价值观并不存在本质上的矛盾。人类基本价值观具有社会普适性，这些价值准则和伦理规范，促使文化产品大都提倡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惩恶扬善，除暴安良，人性善良、骨肉亲情等社会普遍推崇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人类基本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使得文化产业才有可能具有最充分、最广泛的文化市场和大众消费群体，而且可以使文化产业与国家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获得相对对立的发展空间。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球，就在于他突破了政治意识形态限制，从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出发，生产出许多感动的影片。社会基本价值观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共同道德标准。成功的文化产品，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在基本价值观方面能够做到思想文化与市场的完美结合。产品越能震撼大众心灵，也就越有市场。因此文化产业化、市场化与文化本身并没有矛盾。产业化使社会基本价值观通过产品得以更广泛的传播。
文化产业化市场化，虽然通过产品的消费影响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具有宣传教育的功能，但这种教育只有符合社会大众基本价值观的基础上，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否则，强制要求文化产业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功能，将由于缺乏市场需求基础而影响到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不能过分强调文化产业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功能，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出现的问题，主要需要通过文化事业的发展来解决。文化产业化弱化了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影响，但文化产业却能通过市场提供文化休闲娱乐产品，在满足社会大众文化娱乐休闲消费的同时，传播人类社会基本价值。因此，要推动和谐文化建设，就需要合理区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各自任务。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建设的环境、任务、内容、形式、对象等也随着发生了变化。所以，必须加快文化体制改革，调整政府配置文化资源的传统机制，改革与文化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文化生产关系，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分类管理。文化产业应重点宣扬人类社会共同的基本价值观，而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教育工作则主要由文化事业单位来承担，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分工协作的基础上，逐步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我国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和谐发展。
四、城市发展与城市形象中的文化要素
文化是城市的血脉，这血脉会使城市滋润和畅，生气盎然；文化是城市的魂灵，这魂灵会使城市气韵生动，特立独秀。
人类城市化的进程，也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20世纪全球城市化的加速，使得全球人口城市化由世纪初的10%猛增到世纪末的50%。而且城市的大型化、巨型化和超巨型化势不可挡。人类这数千年的城市化，为社会沉淀下来的是无数的个性化城市。表征的看，似乎是工业文明的经济行为结果；而深度的追寻，则发现那是人类在不断的经济行为过程中渐次累计的文化所暗中驱动的必然。
因为，文化个性，就是城市个性，也就是经济个性。
因为，文化精神，就是人的精神，也就成了城市精神。大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而促成的城市兴盛，无不都是在个性的文化下所形成的个性化的经济和个性化的城市。
因为，文化是一种凝聚力，文化是一种行为，行为是主体人实践的表现，实践的行为不断积累自然就构成经验，当行为的经验由形而下过渡到形而上时，技能、知识乃至于意识观念的社会化就意味着人类有文化了。所以说，社会是因人聚集而存在，城市也是因人聚集而表现。而作为社会与人、城市与人之间协调力量的文化，也正是在人的聚集中出现、形成和发展。当单个的人逐渐变成族群的部落的集体的人群时，其共同的行为方式必然积累出共同认可的经验，而经验在反复轮回的实证后就形成了支撑我们人类心灵精神的文化。哪些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各自不同的一些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文化内容就是最好的明证。
可见文化是伴随着人类行为和集体行为的精神产品，而且这种精神产品的积累和物质产品的生产是密切相关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原本就是相依为命的共同体，城市也就是这种共同体的结晶产品。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祖先们如此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而越到我们后来的子民们在不断城市化的今天却越来越割裂经济与文化的纽带，甚而到了只要物质的栖身地而不要了安抚灵魂家园的地步，城市形象就这样越来越凸现物质的扩张膨胀，也越来越萎缩人文精神的维续张扬。
一座城市作为一个特别的地域空间的有形构成，固然是要建立在一定的一个物质的基础上，它应该有属于它自己的人口构成、建筑群体、交通道路、山脉河流、经济规模等，因为这是它存在的有形的物质形态。但问题的关键是在这有形的物质形态中是否存在延续着弥漫激荡着一种属于你这座城市独有的魂之灵的精神气象呢？你是一个有着和其它城市一般模样的钢铁水泥堆砌成的躯壳呢？还是充盈着丰满血肉和气度神韵的个性化特色化的自我呢？于是，形不仅一个城市的空间构成，形更要在形的构成过程中注入文化的因素，使得有之形的空间弥漫着一种看来是无形的但却无处不有、无时不在的特别的文化气息，从而形成一种人文精神氛围，由此也才能构成形是魂的外显载体、魂是形的内里精神的相得益彰的城市形象。于是，一座城市的形象，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可视的存在形式，更是一种精神的会使你心里感觉的形式。
一座城市，能让她的市民自豪骄傲的是什么？一个市民有多少甘愿为他自己的城市所担当所负责的心态精神？这是一个城市是否具有向心力和发展力而形成和谐氛围的根本所在，这也是一座城市是否具有了成功形象的标志。马丁&路德&金更是说：“一个国家的前途在于公民本身”。城市的形象亦同国家的形象，市民的形象也就是城市的形象。强调文化软势力，是因为文化所具有的无限的改变塑造人的力量。强调公民的角色，是因为有何样的人就有何样的实践行为，而这何样的人又是文化创造的结果。于是，文化对人的力量，
就是文化对城市的力量，也就是文化对经济的力量。反过来亦然，那就是有怎样的经济？成就怎样的城市形象？最终的决定性的要素就是文化。
正因此，当我们自豪地说到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著名的城市都会时，毫无疑义的首先想到的是和这座著名城市相联系也是决定这座城市特色个性风格特征的独有的特色文化和文化产业。无论是时尚的巴黎还是书院的伦敦，无论是音乐的维也纳还是红墙的莫斯科，无论是斗兽场的罗马还是自由女神的纽约，无论是好莱坞的洛杉矶还是宝莱坞的孟买，无论是太阳城的墨西哥还是樱花城的东京，无论是宫堡的柏林还是皇城的北京，无论是汉唐的西安还是西夏的银川，无论是水的杭州还是书的绍兴，等等的不胜枚举，都足以说明是文化给了这城市以个性魅力，是与这文化相关的文化产业给了这城市不断兴盛的无限活力，更是这文化和文化产业的有效长久的相容融共生发展给了这座城市永远的美丽。
所以，文化对城市来说，就犹如血液之于人体。人体的血液流失，剩下的只是一具枯槁的僵尸；城市如果没有了文化的滋养，矗立的只是一堆冰冷的水泥钢铁。给城市以文化，这是曾经创造了文化又被文化所改造的人给自己应该打造的一个宜居的家园。
&&&五、城市形象中的文化产业与产业文化&
&&&&城市共性的特征，决定了每一座城市都要有一座城市运行的基本的物质产业构成，这是城市的基础。但城市的个性特征，决定了一座城市一定应该追寻形成属于自己城市所强势的经济产业和特色文化。走大众经济发展之路的城市，肯定是一个既没特色更没气象绝无影响力的城市。没有文化是城市的悲哀，而有一定的文化传统特色却不能把这传统特色文化发展成影响改变这座城市形象的文化产业，同样是城市的悲哀。
产业的文化化与文化的产业化的双重变奏，这才是一座城市所应该有的发展之路，城市的形象也才会在这样的双向化合与双向共生过程中亮丽起来。
那么，一座城市形象创造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怎样把属于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产业化和怎样把属于这座城市特有的产业文化化。
文化的产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每一座城市的形成，总会有些属于自己城市特有的特色的传统文化，是把它孤立的供奉着还是把它与城市主导经济产业相融合给与充分的开发使其产业化，这是当今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一座城市的文化产业化，首先要确定的是你这座城市有着怎样的是否属于你自己独有的文化资源？属于你自己独有的文化资源，而且在人类社会发展活动中也曾经有着特别的历史作用乃至于今天还依然有着它特别的价值意义，那么这文化资源就具有了产业化的可能性和价值。但是，文化产业化的一个核心属性就是它也要遵循经济产业化的规律能够进行工业化的市场性经营生产，这才是文化之所以转化成产业的关键。文化的工业化，就是文化产品的制造是从个人化的小量创作行为过渡到了一种集约式的大规模的生产；文化的市场性经营，就是文化产品不再是一种少数人享用的纯粹精神产品而是转化成了一种为社会大众共同消费的文化商品。
于是，作为社会市场中的文化商品，它必须是有相当的规模构成。这就要求文化产业的开发必须是主体突出，配置丰富，做强的主体下围绕着做大的系列化产业，由此形成一个城市文化产业纵向延伸产业成链、横向相关产业拱围的立体化结构。规模造就品牌，规模产生效益。在文化产品规模化的进程中，一个文化产品就会自然地形成一种越是规模化也越是品牌化的良性互动。
同时，这个成了商品的文化它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商品，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它原本作为文化时的价值内涵的承载体现。也就是说，尽管文化变成了商品，但这个商品的文化身上依然存留有一种文化的精神性价值意义。唯有这样，它才是文化产业下的产品，文化产品的两面性，就使得它在创造巨量的经济效益同时潜移默化的自然无形的发挥出它文化影响人改造人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文化产业为什么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今天越来越走向主流的缘由所在。
正是文化产业的这种两重性，使得它在产业化的过程中比经济的或文化的任何一种单一的操持都具有了相当难度。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几千年来一直把文化意识形态化的国度，一直把文化当做事业而不是产业的民族，要解开文化所负荷的的那个道德伦理的结，这里不仅有着一个现实操作的问题，更有一个心理观念更变的问题。文化不仅仅是精神也是产业，我们现在接受了。而文化是事业，事业具有公共性和福利性就应该由政府承担还依然是一个牢固的观念。当说文化的事业性时，只求其社会性的精神效益，过分渲染文化所具有的道德伦理性内涵，过分要求文化的舆论教化作用；而当要文化产业化时，又过分要求其产业化的经济性盈利效益，而这所谓的经济效益又必须是直接的眼下可见的盈利，这样的极端都是对文化和文化产业的极大伤害。
一个社会一定要有属于自己民族的纯粹的精神文化，但也必须有大量的文化产业。有的文化产业可以直接的产生大量的经济盈利效益，有的文化产业它不直接产生经济盈利效益，但它依然是一个社会和城市之必须，因为它不仅提供着相当数量的城市就业，它更直接的或间接的体现着带动其它产业的效用，由此也体现出了它间接的经济效益，而这个层面正是我们过去以至于今天还没有意识到或不被重视的问题。
对于一个社会和一座城市来说，有了文化的产业化还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其另一方面就是如何使它的产业文化化。
在一座城市中选定怎样的主导性经济产业，围绕这主导性经济产业能否发展起来直接相连的和间接相关的集约化经济产业链，而且把这主导经济不仅做大做强的有了效益，更重要的是怎样把经济做成文化，做成观念，使经济在文化的滋养下有了更持续的耐力和更蓬勃的生长力，由此使产业文化化。把产业做的变成了一种观念，体现出了一种精神，这产业就成了文化。产业的文化化，是产业永久生命力的追求。
如果说文化的产业化还只是一个起步，那么产业的文化化我们还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以往的所谓企业文化更多的只是给企业贴了一层皇帝新装样的文化外衣，企业与文化依旧是两张夹生的相隔的毛皮。产业的文化化，那一定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管理发展中，通过长期有效的文化性灌输而自然生成的一种与企业和产业形象紧密相连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观念。说它是一种文化符号，就在于它的产品身上有着一种唯它自己才有的文化标记，这标记更多的又是一种心理精神的感觉，而且生产这产品的企业给社会的不仅是这物质性的产品，更是一个社会化了的形象；说它是一种精神观念，就在于这个企业中的所有人都把一种观念变成了集体无意识行动，他们心里有信念，他们行为是自愿，他们是一群有着特别精神意志的企业实践者。有了这样的产业文化化，企业的高效运行，企业的科学发展，企业的持续再生，就有了内在的驱动力，就有了永久的力量源。
一座城市，有了这样文化化了的产业，有了这样文化化了的人，而且不是一个，是几个，是成批，这城市的形象自然就多了它的色彩。
文化的产业化是新潮流，产业的文化化是老问题。作为新潮流，就必须要有新思维以配合，有胆识敢创新的进行优秀文化的选择和选择后的举力开发，形成我们自己城市特有的文化产业群或文化产业链，这是我们每一个城市的当政者和管理者今天必须要全力履行的新使命，否则将遗罪后代。作为老问题，就必须变更观念，重筑灶台，摒弃功利，谋求长远，由衷的从真从善出发，真诚的从一滴水一缕阳光开始沐浴，产业的发展自然就进入到了它文化化的生成中。
有了这产业的文化化和文化的产业化，有了这文化产业化后一定周期的积累和一定规模的构成，我们的城市在面向世界的时候，自然就是一个特立独群的自我。这自我的形象，她就是生产力，她就是价值观，她就是生命力。
&&&六、澳门与珠海的城市形象与文化产业发展
意识到了文化与产业与城市间的特别关系后，当今的城市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自己城市文化品牌的打造，祈求自己的城市在个性化、魅力化中能够更和谐更持续的大发展。作为南海之滨的澳门与珠海城市，目前也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能否尽快实现有价值性的抉择，确定一个合乎自己文化精神的城市发展之路，这直接关系到澳门与珠海城市发展的定位和同城化发展的步伐。但一个城市发展的定位，一定是和它所处的地缘特征及历史文化传统和由此所形成的产业特点密切相联系。澳门与珠海特别的地域和历史文化特点，决定了其城市经济和形象特点。
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山势连绵，依山傍海，河汊纵横，蚊蝇肆虐，瘴气弥漫，近夏瘴热，暴露人居，蝮蛇蛰生，疾疠多作
，适生艰难。古香山地域分置于东官郡和新会郡之间。隋时又分割隶属于宝安县和新会县。受海水浸泡冲刷，土地时有时无，种稻不长穗、种薯有咸味。
唐前东莞县在山场村设立文顺乡。
唐757年，东莞县因这里盛产海盐，在文顺乡设置了军事营镇，名香山镇。
北宋时期，东莞县改文顺乡为地方行政机构香山镇。
南宋1152年香山镇脱离东莞县管辖独立为县级行政建制香山县，县址石歧。
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香山县更名为中山县。存续了773的香山县消失。
1953年今珠海市由中山县渔民区升格建立珠海县。博彩文化，是澳门城市形象的命脉所在；香山风情文化，是珠海城市形象的立身之本。
正是香山临海的地域，香山有了中华第一商贸口岸澳门口岸。
1513年葡萄牙人首次进入澳门海域屯门岛。不得上岛，只能船上贸易。船离偷上岛埋下刻有葡国徽柱石。
1535年明政府在澳门设立海关课税。
1573年葡萄牙人以500两租银上缴朝廷获得落脚澳门岛从事经贸业。之所以花费60年的不遗余力来盘踞澳门岛，就在于他们要借南海与珠江口的这个特别地域向中国大陆进行经济贸易的渗透。
1574年建立拱北关闸，明政府防务管理。
1621年设立前山寨，驻军防务。
1623年葡萄牙派任马士加路为澳门首任总督正式接管澳门。澳门彻底丧失。
1845年葡萄牙政府正式宣布澳门为自由贸易港。
花60年时间（）进入澳门岛。
花50年时间（）占据澳门岛。
花222年时间（）把澳门变成世界自由贸易港。
376年时间（）统治澳门岛。
澳门口岸，是东西方经济贸易最先开始的通道。澳门口岸不仅是中西商贸通道，更是中西文化交流走廊。
因了澳门口岸，香山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特别重要地位。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辉煌是香山人创造的！半部中国近现代史是由香山人书写的！香山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结束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天朝上国”闭关锁国的封闭式发展状态而开始了融入世界大家庭的开放式发展，香山的影响更表现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步伐就是由香山文化孕育的香山人首先迈出的。由此可以说，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香山人创造的历史，是香山人促成了中国社会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时代向现代社会时代的革命性转型。
因为一个现代社会形态最基本的标志，就是一个完全的农业文明形态开始了向工业文明形态的转化，而这种转化的具体体现就是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商业的形成，现代教育的实施，现代政体的产生。而这四个具有现代社会属性标志的现实开创都是由香山人实现的。唐廷枢的开平煤矿是中国现代工业产业的摇篮，上海四大百货是香山人商业开发的全新创举，中国现代大学是香山人教育救国的履新实践，孙中山的共和民国是中国政体革命的根本变革。
香山地域为中华创造的第一：
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中国社会第一个国民政府中华民国、中国第一个民族工业企业开平煤矿、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中国第一个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个股份公司轮船招商局和招商股票、中国第一个水泥厂启新水泥厂、中国第一个保险公司仁和水险公司、中国第一间百货公司先施百货公司、中国第一间机器印刷厂同文书局、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中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国立音乐学院、中国第一部英汉词典《英语集全》、中国第一部日汉词典、中国第一部注音字典四角号码字典、中国第一个全国模范县香山县、中国第一所民办西式学校甄贤学校。中国第一座西医医院圣拉斐尔医院、中国第一座西式大学圣保禄学院、中国第一座西式学校马礼逊学堂、中国第一座自由贸易港是澳门港、中国陆上第一海关拱北关、中国陆上第一个防御外寇的军事营寨前山寨。
香山地域走出的中国第一人：
中国近代革命第一人孙中山、中国倡导商战和思想改良第一人郑观应、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中国民族工业第一人唐廷枢、中国买办第一人徐润、中国海外华商首富华侨领袖陈芳、中国西医第一人亚洲第一刀黄宽、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第一任校长蔡绍基、中国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唐绍仪、岭南大学第一任校长钟荣光、华中大学第一任校长韦卓民、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长程璧光、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梁如浩、中国工人运动第一任领袖苏兆征、马克思主义南方传播第一人杨匏安、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林伟民、中国百货第一人马应彪、中国航空第一人杨仙逸、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朱慕飞、中国近代轻音乐第一人吕文成、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第一人萧友梅、中国近代出版第一人王云五、中国电影第一代导演郑君里、中国电影第一代影后阮玲玉、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中国第一个模范县长唐绍仪。
所以，香山文化就是融于世界一体的发展文化和商务买办文化，它的文化精神就是改革开放和博爱自强。体现在当下珠澳城市经济和城市形象建构上的特征就是：澳门是博彩文化经济的城市形象，珠海是香山文化风情经济的城市形象。
1、博彩文化，澳门城市形象的命脉所在
澳门作为中国南大门一个独立海岛的国际化城市地位，是由它十六世纪的1573年开始到1999年回归以来的四百多年的被“殖民化”所决定，而由此发展起来的城市博彩业更是由于这特殊的狭小海岛空间和这特殊的被“殖民化”的地位的原由所形成。它由2平方公里的面积虽说不断扩充到今天的近30平方公里，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如此的狭小空间有多大的工业行为，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农业和渔业行为，户外生产的生存只能由户内生产行为所取代，由此发展博彩业就是唯一不二的选择。而且这博彩业在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中，不仅支撑起了一座城市，更成了澳门城市越来越发展繁荣的生命线。可是，就在这博彩业发展的势头愈发强劲、前景愈发看好的时候，却有一种声音在怀疑澳门博彩业的单一而呼唤澳门发展产业的多元化。这产业的多元化，是以博彩为主导和由博彩所展开的多元化呢？还是在博彩业之外寻求另外产业的多元化？是前者，那是一个可取的科学的的声音；若是后者，那则是一种沽名钓誉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澳门，特殊的地理环境位置，特殊的城市发展历史过程，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传统，博彩业是它城市发展和赖以生存的必然选择，做大做强博彩业更是它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要更加努力地不断寻求博彩业的文化化，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经济性的盈利产业，更要把它变成一种文化，成为一种博彩文化产业。当一种产业成为了文化的时候，这产业不仅具有了更强大的经济性盈利，而且更具有了无限的再生的生命力。博彩文化，它会造就博彩人，它会形成博彩的文化空间。在这博彩的文化空间里，就有了博彩的观念，博彩的精神，博彩的制度规范，博彩的生活方式。由此而来的就是一个博彩文化所构成的既充满了无限的经济性效益又使社会的人们无限愉悦幸福的美好和谐的世界。这是澳门博彩业的内涵。
所以，澳门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形象的命脉就是博彩业，就是围绕博彩业这个主体不断扩展它的外延，形成以博彩业为主导的系列化的产业发展链、这个产业链不仅有更多更好的其它类型的博彩产业门类，更有由此所形成的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旅游产业，并由此再扩展到各种体育赛事、演艺比赛、会展和服务等产业领域。
澳门30平方公里的空间和50万的人口，如果能沿着如此的思路去发展，那必将迎来的是一个更加繁荣昌盛、和谐美丽的新澳门。在这里，绝对不可以顾虑重重，绝不可以瞻前顾后，更不可以怕这怕那，更不可以听张听李，咬定青山不放松，认准一道坚持走，澳门一定会凭借它特有的博彩经济和博彩文化独立于世界之林。
2、香山风情文化，珠海城市形象的立身之本
珠海的城市形象定位，两个重要的要素就是自己滨海的自然生态地理位置和由澳门因素构成的近代香山文化时代。滨海的自然生态地理，提供的是秀山美水的空间环境；香山文化时代，赋予的是香山文化城市的精神品质。而且两个要素之间又有着深层的内在关联，正是因了滨海的缘故，才有了澳门口岸的形成，也才有了向西方世界打开的这第一扇窗户所引来的近代香山人所创造的近代辉煌。
所以，打造一个在这秀山美水空间里尽显香山文化风情的城市，应该是珠海城市发展的基本定位和形象立足点。珠海城市形象的特征，应该是滨海文化风情的风格；珠海城市形象的品质，应该是怡神悦情的内涵。这滨海文化风情风格，突显的就是近代香山辉煌时代里人事物态情形所构成的文化现象在当下的产业化发展。这怡神悦情的内涵，彰显的是在享用这由香山文化风情城市所构成的产业文化时，同时在怡神悦情过程中汲取着这产业文化背后的价值营养。这也就是说，珠海城市只能是一个美轮美奂的风情城市，而不能是一个物质化的产业城市。珠海城市形象提供给社会的主要是用心灵感受意味的魅力，而不是用感官满足物欲的过程。一个城市能牵住人的心而使人流连往复得不可释怀的再三光顾，远远胜过了那种一次性消费的匆匆过客。特别是我们珠海城市的这两种资源都是特优等的资源，香山时代里的那么多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人事物态，再加上这如此秀山美水的的滨海环境，所打造的香山文化风情城市一定是美力四射、魅力十足的现代风情城市。
当然，我们说的香山文化风情城市并不是说不要了其它各种产业，只是说一个城市的主体形象构成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点上。珠海香山文化风情城市的构成，应该是在香山文化风情这个总主题下由许多分主题性的文化产业园来实现。它大致包括：香洲商业园、留学文化城、梅溪牌坊园、唐家文化园、亦兰亭文化园等。这些文化产业园的建造，必须是精心的长期规划，精心的逐步打造，精品的先做点，规模的再成面，政府要有特别的政策保障，企业要倾心的投入经营。尤其是当一个特色的品牌文化进入产业化的过程中时，绝对不能任由民间或企业自行其事的随意开发，更不能胡乱开发，也不能单一的守摊式的经营。怎样做？做成什么样的景致？是否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相关产业链？都必须有标准，有原则。否则，宁愿搁置等待也不能使其遭到毁坏。
我一直以来心存一个念想，就是打造一部书、一条路、一个园三个要件来构成一个具有南中国特别风情文化和商务产业的特色的珠海旅游度假城市形象。这一部书：《香山文库》大型系列丛书。一条路：弥漫香山人文商业风情特色的香山路。一个园：香山历史文化经济产业园。但念想也就只能是念叨念叨和想上一想而已。
打造香山文化风情城市，应该是珠海新一轮社会经济改革发展整体战略中最重要的篇章，也是珠海文化立市兴市的的关键举措。珠海的城市形象绝不在单一工业化的“物质”上，珠海的城市形象一定是在她滨海文化的风情上。所以打造珠海香山文化风情城市特质，是历史的必然，更是现实的要求。香山文化曾经创造的是中国社会经济走向现代转型的辉煌，那么有着香山文化精神传统的新香山人也一定会在文化经济的新时代，创造出属于珠海城市新形象、珠海城市经济新发展的新辉煌。
文化经济的时代，它不像过去我们所经历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时代那样单纯，只是突出它某一方面的特质就会形成社会经济的的生产力而推动经济大发展。文化经济可以说是对过往经济文明形式的巨大包容，它所彰显的理想目标，就是在文化与经济的最大契合点上，追求以人为本的最理想的社会发展形态，以满足让人活得更好更幸福的属于真正人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张开胸怀热情的拥抱这个文化经济的新时代，拿出力量全身心的投入进这个文化经济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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