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你的手机是否被人监听？
&如何知道你的手机被人监听
&为什么你的手机会不停地收到伪基站的垃圾短信。这里有不少网友提出质疑，有中肯的，就是现在虽然是新的3G或4G卡，但仍会收到伪基站的短信。从原理上来讲，跟手机本身并没有关系，一般现在智能手机都是至少支持3G网络的。
这里补充一点的是，现在欠发达地区的4G和3G卡是向下GSM兼容的。这样对于伪基站仍然是有机可乘。所以，只要简单地把手机设置成只接收3G或4G的模式就可以了。
&至于还有部分网友的言论，透露出无知和可笑，动不动就是软文或枪文，这里就不说了。本人和这些运营商，是真有关系，但仅因为我用着他们的上网卡可已。
今天，我们主要来谈谈你的手机是如何被窃听的？
&相信大家都收到过手机中的垃圾短信，说帮你复制一张卡，然后可以帮你窃听你想要听的号码的通话和短信记录，而且居然只需要你提供手机号就可以。那么这种是真的吗？
&答案肯定是假的。不要说只提供手机号这种天方夜谈，就是将原卡给你，你也无法复制出窃听卡。原因很简单，能复制的基本都是旧的GSM卡，而GSM卡也是需要网络鉴权的，同时接入网络的只能是两张卡的一张卡。
网上叫卖的“监听王”/newsprint.asp?id=93503
那么究竟可不可以窃听呢？告诉你，完全可以。
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现在手机往往成为别人控制自己的目标。现在市面上仅有的能控制手机的只有软件，而安装这种软件就必须要拿到你的手机才能安装。一旦安装了这种软件，你的所有信息对放都会知道，所以能拿到你的手机的都是比较亲密的人，多为夫妻，父子，老版与员工之间的关系等等。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怎么防止手机被别人控制。
微型窃听器
在手机中安装微型切听器，是最老土的贼耳。因为固定电话在通话时传输的是模拟信号，并没有加密措施，如果切取了这段信号，很容易还原成语音。手机信号发送到空中，传输的信号是加密的，想要破译还得费点心思。可即便如此，手机切听还是肆无忌惮地发生着。例如，在手机中安装微型窃听器，就是一种最原始、最老土的窃听方式。可是，打开手机后盖，手机里的零部件排得十分紧凑，哪里还有安装切听器的空隙呢？比方说手机电池，完全可以做成只有原来一半大小，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了。不过，这种切听方式，传输距离多半在几十米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兼听手机通话，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再远就失效了。
手机窃听软件在网络上热卖 本报记者 雪竹摄影
&而且这种窃听器还居然到处有的卖。如今这个时代，我们生活在个人信息没有秘密可言，而且也无人管理的真空状态。
&现在虽然是3G或4G网络，但通话质量无疑还是GSM最优了，所以很多运营商，除电信外，其它都是用的GSM网络作为语音通话的优选。
&而GSM网络的监听器，在某市场的售价，不过也才几千元。而且样子特破，看起来成本也很低。这里要说的是，你不要试图去买。因为现在网上到处都是骗子，看到可笑的描述有：能同时监听16部手机，还能监听各种手机。
&我亲测的是只能监听一部手机，而且必须是GSM这种网络通话或短信。而且窃听器的位置必须处在你的手机和基站的通话直线上，偏移不超过30度。
监听到的通话确实很清晰，短信可全文不分段收到。确实厉害。&
&防切听方法：不要让陌生人靠近你的手机
　　如果手机被安装微型切听器，一般不太容易发现。因此建议在购买手机、维修手机时，最好到正规专业的店去，手机最好不要借给陌生人使用。还有，别人赠送的手机也要留个心眼，说不定那就是一部“改装”手机。另外，如同电影里的防切听一样，如果有非常机密的通话，也高度怀疑有人切听，不妨学电影的情节制造噪音。因为，切听器都一样，对噪声也很敏感。周围很嘈杂切听效果就大受影响。
变电站通信基站辐射无害 电磁波强度比大部分
技术探讨：
&GSM阻截器其实就是一个伪基站。相隔数万里的人们能够通过手机对话，靠的就是附近的基站。一方面，基站接收信号，另一方面又负责将信号传递出去，在通话者之间充当着“桥梁”的作用。而这个伪基站并不传输信号，只接收信号。伪基站大小不一，规模小点的伪基站和电脑主机差不多，但是它却能接收到周围所有的通讯信号。虽然接收那么多信号，但这个阻截器可以聪明地辨别，找到打算切听的那个手机。奥秘就在伪基站能在空中获取每部手机的IMSI号。IMSI号就像手机的“身份证号”，独一无二。伪基站获取这个号码后，这个手机上发出的所有信号都被拦截。
信号基站潜伏居民区 谈谈辐射那点事_htc手机
手机“wodi软件”早已不是传说，这个软件也叫手机剑蝶软件。一旦手机“中招”，就毫无隐私可言了。手机wodi软件也是目前唯一能达到监控手机的。继续&/article/f79b7cb34fe2b.html
防切听方法：关机状态基本安全
　　一般情况下，手机处于真正关机的状态就进入安全状态了。如果再把电池拔了就更安全了，因为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任何芯片都不会发挥作用，手机当然也不例外。当然，这也并非绝对的，如果手机被人“改装”过，里面多了一块充电电池，那很有可能仍被监控。为了防止切听，还有一招是把手机关机，放在密闭的金属盒中。
&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电话是不是被人窃听？
主要观察三个方面，通话质量，，单
通话质量：在同一地点尝试和不同的人通话聊天，观察手机内部是否有杂音，或者串频的情况发生。
：关闭无线网络使用手机自带流量，看是否有不正常的流量支出。
单：查看是否有不熟悉的。
建议：如果在没有确定的情况下，休息或者私生活时候，把手机电源拿掉（不是关机）。/content/11/76_.shtml
另外， 被别人监听也是自己的一种心理作用；假如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吧手机硬格了 。但是对手机的伤害很大 软格对这没有 然后安装你自己认为安全的软件就行 你去移动大厅 别人只会敷衍你 因为移动大厅的人也不知道咋回事。硬格机方法一般是系统混乱到无法开机的时候使用或软格式化没有效果可以用,此格式化比较彻底～～～关机，开机时候按住通话键\3号键\*键然后
按开机键不要松手，直到屏幕上出现“FORMATTING...”后,可以放手。此格式化比较彻底，不会出现格式化无效的问题。
其他：关机按＊＃＋开机键，没有任何提示就开始格机了.
& & 如果发现被别人监听，可以将线索举报给公安部门。根据公安部门查处结论，决定是否追究其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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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从“秘密窃听”到“炮打司令部”
从“秘密窃听”到“炮打司令部”
作者：思公
研究历史是一个很复杂的学问，研究者要尽量不偏不颇，这有点类似医学诊断，要掌握病情来龙去脉，并且注意各个器官的关联作用，做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当你叙述历史时，应该置之于无影灯下，靠不同投向的灯光消除阴影。若是高选择性地选取投合自己心意的史料，认定那就是真实，只能算一种歪曲。由于学术水平得出的历史歪曲，还可以提高，而依仗权力或政治意愿有意为之，就不值几文了。
文革的历史在中国还算个半禁区，研究受到很大限制。究其原因是虽然文革过去几十年，目前仍有人不希望人们了解。相关多数历史档案和资料仍属于保密范畴，缺乏关键史料和人为限制，使得文革历史研究处于混沌状态。涉足这方面研究困难很大，也不容易取得真正史论，但是由于个人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脑海里留下太多疑问，阅读有关文革的书籍，文章和传记等兴趣很大，也确实读了很多。明知对文革各种问题很不容易搞清楚，也没有条件搞清楚，但无妨对个别问题发表些看法。本文仅限于对文革为什么发生的一条重要线索，做点盲人摸象似的探讨，是头是尾暂且不论。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随后引起被称为浩劫的十年混论，从打倒彭陆罗杨开始，最后几乎形成全国人几乎都卷进去的一场内斗，不仅整死无数人，也让一代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人身和精神伤害。最违背常理的是，几十年来，对于文革这场惊世浩劫刻意回避，而民间欲说还罢，欲罢还说，不说不足以泄愤，但人为限制造成说了也说不清楚。特别对于这次影响中国近代空前的整人运动为什么发生，历来说法不一，至今难以定论。
日，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标志文革开始，与此同时宣布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当时所列这四个人的罪行很模糊，彭被说是搞独立王国，罗被认为有野心，伸手揽权，陆主要因为夫人写匿名信牵连，杨是搞地下秘密活动。几周后，毛泽东发表了一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对于毛泽东的大字报，最好的解读是林彪，他在五月文革开始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俗称“政变经”。即使当时权位很高的人，也很难吃透林的话，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他强调在中央内部有人搞阴谋，要搞反对毛的所谓政变。林彪在会上说：“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错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
文革开始，最先打倒的是彭罗陆扬，但刘少奇无疑是最大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毛对刘少奇接班的不信任，怕刘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是当时掌握中央实权的人，彭罗陆扬都是当时中央内部最具实权的大人物，加上任总书记的邓小平，毛泽东实际是以共产党主席的身份去打倒现存的中央机构。这正是毛用两个司令部来形容这次政治斗争，加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革命”不过是罗织了工作中的各种矛盾，分歧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罢了。
毛把刘邓彭为主的现行中央视为敌对的集团，搞阴谋的政敌，也就是毛表述的“两个司令部”。但是清除政敌，难度极大，不仅对方实际掌握着中央权力，而且罪名不清晰，窃听事件这类秘密行为定性模糊，难以服众。加上刘邓彭等政治势力很强大，各级机构都有众多政治盟友。利用合法手段，毛打倒对方并无胜算，所以毛采取的是非法手段，搞政治阴谋和“运动”。梁漱溟曾于文革后的评论比较准确“：就说“文革”这十年毛泽东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不是通过宪法的程序，而是绕过宪法，他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的所谓大字报。国有国法，党有党章，按照道理，刘少奇是党内第二号人物，是国家主席，必须分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党的决议程序和国家的法定程序才能解决。毛主席知道这样做行不通，刘少奇不是孤家寡人，不管是在上层，还是在基层，他都有自己的政治信任基础，毛主席要搞掉刘少奇，就只能绕开法治程序，从上海发动舆论攻势，利用红卫兵的政治幼稚和盲从，发起了一场目的是打倒党内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鸡犬不宁，天翻地覆。为了打倒刘少奇，就先除掉他的外围如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最后扳倒刘少奇，还要捎上陶铸、邓小平。为了夺一个人的权，宁可国无宁日，生产停顿，人民生活贫困，牵连祸害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中共的，非中共的，倒的倒，死的死，放眼望去，所谓的“牛鬼蛇神”一大摊，这还不包括受害的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这样的人治是多么可怕。”
毛泽东对这个敌对“司令部”判断是什么时间，怎样形成的？为什么要打倒他们？毛的大字报里的一句话可见点倪端，“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1962年发生了什么？不能不说是在讲“火车窃听”事件，他怀疑一批在中央掌握实权的人在进行反对和倒他的阴谋。毛显然派人秘密了解其中线索，负责这一工作的很可能是康生，知情者应包括周恩来和林彪，在毛泽东掌握根据“窃听案”知情者的圈子判断，罗瑞卿，杨尚昆，彭真，邓小平，刘少奇被怀疑是相互勾结的背后人物。文革最初要组织上解决的正是这几个人。因为“窃听”等实在是无法落实的确切罪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这些人都是被罗织或强加了许多罪证，以及历史上工作中的各种矛盾为打倒借口。林彪解读说“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而对这些问题，林彪明确指出“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公开说的情况：1查了很久地下活动。2是毛泽东本人的决策。这里所讲的地下工作，核心事件应该就是“秘密窃听”。
为了弄清毛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弄清1961年在毛泽东专列上发生的“秘密录音”，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秘密窃听”事件，即从“秘密窃听”到“炮打司令部”的历史过程，进行粗浅解读。
1959年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张闻天使党内政治变得复杂激烈起来。毛泽东的理屈显而易见，彭德怀对大跃进搞左了的意见，在随后几年困难时期得到历史证明，“大跃进”变成一场灾难。严重的作物歉收，以及那些千奇百怪的试验，导致了灾难性的饥荒，千万人死亡。党内高级干部对此大多心知肚明，毛的权威下降，刘少奇等则在中央掌握更大权力和认可。毛泽东虽然打倒彭德怀，但他的政治被动很明显，毛政治失落和边缘化是60年代初的政治大背景。火上浇油的“秘密窃听”偏偏不合时宜地在这期间发生。
关于这一事件，历来作为高度机密，只是在近年才有些披露。目前能看到稍微详细一点的回忆是杨尚昆，叶子龙的记载。不过杨尚昆，叶子龙并不是事发在场者，目前唯一详细记录此事的在场者是李志绥医生，尽管对李的回忆录有争议，但作为孤证也需要重视。
“一九六一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后不久，我们乘毛的专列前往广州。汪东兴一上路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毛此行带了更多的女人。汪东兴出发后便跟我说：“两个女的赛过一面锣。”
这次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她教过我的大孩子李重。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很善良而老实的年轻幼儿教师。原来她在中南海的舞会上，多次与毛交往，从而密切起来。她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离开北京最远的地方只到过香山。毛这次带她出来，是让她开开眼。......
离开杭州，去武汉，中途经过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省委几个人到火车上谈话。毛与幼儿老师在他车厢内面混了很久后才姗姗出现。张平化和湖南省省委书记之一王延春在隔壁车厢里等了很久。
王是河北人，保留着农村中蹲着谈话的习惯，一直蹲在沙发上。会谈开始后，我、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机要室录音员刘凑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大家正在说说笑笑地走着。刘对着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么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她又问：“还听到什么？”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这时不止是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都呆住了。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张平化他们谈过话后，毛说休息一下就开车。幼儿老师马上去找毛。她向毛讲了火车上安装了录音设备。随后毛把汪叫去他车厢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汪向毛讲，他调回来，这是第一次外出，不晓得谁让录音的。汪出来以后，专列便向武汉全速驶去。
叶子龙和高智都下放劳动去了。机要秘书只有罗光禄一个人。汪将罗和录音员刘叫来。汪说：“主席问我，是谁让录音的。我说不晓得。我这次调回来，第一次外出。原来带些什么人，照样带这些人。录音员是以前都带出来的。主席让我审你们，录音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还说，要将录音员关起来。我说，不要关了，跑不脱。”汪让罗光禄说说，录音是怎么搞起来的。罗说，他也不清楚，为什么装，什么时候装起来，都不知道。这事要问叶子龙。汪说，叶子龙已经下去劳动了，怎么问得到。汪又问刘。刘说，领导指示他每次跟出来录音，他照领导的指示办，别的都不知道。
汪瞪了刘一眼说：“领导上叫你录，你就录。主席同身边人随便闲谈，你录下音来，也是领导上布置的？”刘不讲话了。汪又说：“这简直是没有事找事。你们要录音，事先又不告诉主席，又乱录一阵。我怎么同主席讲？”汪让罗和刘坐着等他，又到毛的车厢去了。车到武汉是清晨四时多。大家下车到了梅园招待所。汪带着刘和招待所的一个电工，又赶到火车上去拆除录音设备。
我因为很疲乏，到招待所后，立刻进房睡下了。等我睡醒，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我走到二号楼汪住室旁的会议室内。室内桌上摆著录音机，录音带，电线，各种小收音喇叭，一大堆放在那里。毛命令汪东兴、康一民(机要秘书室副主任)、罗光禄、录音员刘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几张照片，注明是对毛进行秘密侦察录音的人证物证，并将照片存档为证。
康一民是乘飞机从中南海赶来武汉的。康对汪很不满意。康说汪应该明白，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无论杨尚昆或者叶子龙都没有这么大胆。康认为汪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汪说，这个事，以前没有任何人打过招呼，这次是毛发觉的，怪不上别人。吵的结果，由汪去向毛报告，就说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
毛听了以后更加生气，说：“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以窃听他私人对话的方式撰写的党史，只有可能是黑报告。
毛私生活的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毛经常出巡全国各地，会晤地方首长干部的作法是种政治策略，以此来越过庞大的党的官僚体系，直接和地方领导接触。毛不愿意他在地方上的谈话被传回中央。他不愿意他随时讲的话，被当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当然毛更为愤怒的是，背着地录下他的讲话，可以作为以后反他的黑报告的依据。毛又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刘录音员坦白交代，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汪报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对有关人员的处分，康一民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机要秘书罗光录调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机要室调回徐业做毛的机要秘书。徐原先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公开谈论李银桥说江青去杭州躲风的事。刘下放陕西省劳动改造。
毛自然也清楚，康一民、罗光录、录音员刘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对于火车专列、武汉梅园招待所及杭州的汪庄中的人，毛都没有过问。毛说：“这些人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知道。”
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史达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李志绥的记载和后来杨尚昆与叶子龙的回忆梗概大致相符，只是李的叙述更多细节。另外，李的记载中提到了一条细节很重要，即“康说汪应该明白，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无论杨尚昆或者叶子龙都没有这么大胆。康认为汪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到底这种行为是“秘密录音”还是“秘密窃听”历来是争执的焦点。从后来杨尚昆的辩解看，他坚决认为是“秘密录音”并罗列了一些给毛泽东讲话录音不顺利的过程，而杨做这些是经过中央负责人批准的。但是对毛来讲，不通过本人，在其居所安装秘密录音设备，并有人监听，无疑是一种秘密窃听，他有理由怀疑这是一种特务行为。毛很快知道这是多名中央负责人批准的行动，所以尽管毛极端震怒，也无法彻底处理，只能把愤怒和怀疑深藏心底。
从杨尚昆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的初步解决和一些脉络。日晚，“秘密窃听”案事发当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4月27日下午5时20分，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彭真汇报，即反映邓和彭是知情者，也正是此事批准者。
建国以来，毛泽东对录音工作曾多次批评，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录音问题提出批评。为此，杨尚昆郑重地召开了有中办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厅务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评并进行了自我批评，同时严肃地提出如何改进办公厅工作问题。中办机要室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后，1960年4月，提出一个明确录音范围的报告，建议：（一）中央大型会议；（二）中央召开的中型会议；（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报告；（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地方领导同志的谈话；（五）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六）兄弟党领导人在我们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七）其他中央指定需要录音的讲话和报告可以录音。此外，一律不准录音。这个建议本来是好的，但是，杨尚昆出于谨慎，没有接受机要室的意见，还是坚持一事一议，遇有确需录音的情况，杨尚昆要请示邓小平、彭真，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批准机要室进行录音。所以杨安装秘密录音设备，不管怎么说，他是理屈的。
在随后几天，杨尚昆记录自已两次和康生谈话。康生的介入，鉴于他当时的地位和职责，最大可能是介入调查此事。随后康在政治舞台作用越来越大，成为一系列调查“阴谋活动”的幕后黑手，毛泽东把这个延安时代臭名昭著的整风审干专家请出来，至于康生查出多少“秘密”，我们也无法掌握，但是从许多党内高级干部一提康生，就咬牙切齿看，康的鹰犬作用不能忽视。
“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最终以一批秘书背黑锅的方式解决，给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并分别调离中办岗位。而这三人分别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的秘书。这些都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几滴雨点，毛泽东的性格对严重伤害他的“窃听”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有很多线索显示，毛在秘密调查“窃听案”的来龙去脉，并逐渐掌握了一些隐约的线索，介入调查者只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很少人。与窃听有密切关系的人逐渐浮出水面，有杨尚昆，罗瑞卿，还涉及，彭真，邓小平和刘少奇有背后指使的嫌疑。清除这些人成为毛的政治目的，毛清除这些人采取了因人而异不同的方式，1965年清洗开始。
对杨尚昆处理相对简单，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同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杨尚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接着，罗瑞卿出事，再接着，是彭真。1966年初，当时中央发表正式文件说：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1）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2）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秘密。（3）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4）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刘少奇文革前中央会议一次讲话也说道“历来党内是禁止用窃听器的，杨尚昆在五八年以前，中央开会杨是公开安装录音机录音，后来禁止了，他就秘密的搞窃听器。五九年毛主席发现了，再一次加以禁止，他还是不听，仍然背着主席搞，我们常委开会、谈话，甚至毛主席坐的火车上他都装了窃听器，我们常委几个人的谈话他都知道。一九六一年又给毛主席发现了。搞这事他一个人搞不了，总还要别人来安装，要有人收听，还要放。事情暴露后，毛主席就要严加追查，是谁搞的，就要开除谁的党籍。这时杨尚昆就把机要室的主任、副主任推出来承担责任，说他自己不知道。最近发现在毛主席办公室安装的窃听器就是杨尚昆指示的，这事就不简单了，就成为政治问题了。这不是一般的纪律问题，是严重违反党纪和国家纲纪的。最近让杨尚昆隔离反省，要他交代这个问题，杨尚昆是犯了罪的。”刘少奇的话透露了一点重要信息，就是这句“最近发现在毛主席办公室安装的窃听器就是杨尚昆指示的，这事就不简单了，就成为政治问题了。”这可能是文革爆发的最直接导火索。
罗瑞卿的倒台，历来众说纷纭，其中认为林彪倒罗是主要原因甚为流行，这基本是个错觉。毛泽东对罗瑞卿非常了解，应该是身边最亲近的人，没有毛的首肯，其他人，包括林彪都没能力打倒罗。舒云《林彪画卷》记载“邱会作回忆：１９６５年８月，叶剑英去看望林彪，林彪有些不好意思。平时不管谁来看望林彪，林彪很少先说话，这次他主动说，他这个总长尽在外面惹事，罗长子这人，他对你们不尊敬，我要不断地刮他鼻子。叶帅笑了，说林总，今天主席叫我来，罗瑞卿的事你以后不要管了，罗的事以后由中央解决。
1965年11月，叶剑英突然来苏州，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不要再保罗瑞卿了，再保对你没好处。毛泽东认为罗瑞卿是刘少奇的人，明确要求林彪表态，林彪藉口身体不好拒绝了。毛泽东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
毛泽东向林彪发出打倒罗瑞卿的信号后，林彪再“装聋作哑”已经不行了。因为林彪与罗瑞卿两家的关系太近，如果林彪还不表态他也会成为“罗瑞卿”，１９５９年庐山上黄克诚等人不就是因为支持彭德怀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吗？林彪不得不同意叶群去汇报。但“倒罗”并不是林彪的本意，他也不想背“倒罗”的黑锅，所以在叶群去汇报的当天，林彪特意写了附和毛泽东意愿的信。主席：有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的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有必要向你报告。为了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根据以上资料，可以看清，毛不过利用林彪和罗瑞卿的工作矛盾作为打倒罗的公开理由罢了。
罗瑞卿卷入“窃听案”是其倒台关键原因，正如上述林彪给毛的信中说“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事实上录音窃听相关器材的进口和安装，都是公安部门和军队系统完成的，罗是总参谋长和公安部长，直接参与其中。而这些在毛不知情的条件干的，对毛来讲是一种严重背叛，尤为不能被毛原谅。1965年12月罗突然被拘押，浙江原公安厅长王芳回忆：“1980年我在北京参加预审林彪、江青"两案"时，曾问过一些有关的同志。记得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告诉我说，罗瑞卿、杨尚昆同志问题出来后，1966年的三四月间，中央曾指示组织有关技术人员，由徐子荣（公安部原常务副部长）带领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进行突击的秘密检查，据说，在杭州，对刘庄、汪庄、南屏和谢家等几个地方，包括毛泽东主席的座车，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徐子荣的秘书也回忆”他（徐子荣）告诉我，当时他正在四川考察工作，是谢（谢富治）把他叫到上海去的。他还说，他受命检查毛主席和林彪在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的常住处是否装有窃听器，参加检查的还有军队的一位负责同志。我对这事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他们的住所都控制在省市公安部门之下。也就是说，下这命令的人也不相信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被监督了。徐子荣副部长说，军队同志的意见是全部检查结束后综合向中央报告。”随后中央，军队，公安大批人员因窃听案受到监禁和审查，如徐子荣、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在以后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后，就很明确了，毛本来认为罗是自已人，但怀疑他投身另一个司令部，这是毛决不能容忍的。
火车窃听案直接责任人是杨尚昆，辅助者是罗瑞卿，但是这些行动是经过当时中央领导机构批准的。这使毛当时只能忍耐，他不可能仅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统统打倒。可是毛的心里已经把牵涉秘密窃听的人列入阴谋政敌集团，也就是另一个司令部的人。打倒彭真是众所周知毛的政治密谋之一，彭真被打倒，自已可能始终都不明白，所谓搞独立王国，包庇坏人等等几乎都是无中生有，并没什么分量。真正原因应该还是“秘密窃听案”由起，彭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秘书长，杨尚昆安装录音设备，中央经办的具体人应是彭真。我们从杨尚昆的记录中得知，事发后，杨最先见的人是彭真，而后彭真也参与了此事的处理和善后。例如叶子龙被调离毛的秘书位置，彭把他安排北京副市长职务。给毛进行录音，资料也在彭真控制下，当然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有条件使用这些资料。这正是毛担心的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在中国发生最大心中隐疾，彭真当时负责销毁许多毛的录音材料，但解不开毛的心结。
1966年4月，刘少奇出国访问期间，彭真已被打倒，刘少奇回来只能接受，他曾出面解释了一些彭倒台的理由：“对彭真，我们批评过他，毛主席也曾多次地批评过他，我们是要把他培养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他基本上也是信任的。这几年来，他滥用了对他的信任，极力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同毛主席、同我们搞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与罗瑞卿、杨尚昆有密切关系，有些地下活动是联合搞的。
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来的，并作了处理，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处理以后，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作出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彭真的问题，彭代表中央参加处理罗瑞卿问题，但彭真在作结论时，在关键问题上，包庇了罗瑞卿，这暴露了彭真、罗瑞卿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
刘的讲话透露出，彭倒台根子还源于和罗瑞卿，杨尚昆的关系上，也就是还是“秘密窃听”一事上。彭真秘书张道一认为：“彭真和军队一些干部的关系可能也是毛主席曾经注意到的问题。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不止如此，每年国庆节，在28、29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在十大元帅中，彭真和贺龙的来往较多。他和贺老总是在延安时结下的友谊，都住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老总喜欢钓鱼，钓到了有时送来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喜欢去贺家串门。薛明（贺的夫人）工作安排到市委宣传部，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的。这种关系，可能也都犯忌。还记得“文革”中康生追查“二月兵变”的事吗？在十大元帅中贺老总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最惨的。当然贺老总和林彪的关系很不好也是个重要因素，但他和彭真的关系恐怕也是祸根之一。”
彭真倒台马上“畅观楼事件”被揭出。七千人大会前夕，当时前台的刘少奇与邓小平责成书记处的彭真组织一个班子，集中住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看其中提出过哪些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提出过哪些不切实际的根本无法完成的高指标，制定过哪些不切实际的损害群众利益的极左政策，名曰“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主要是检查缺点和吸取教训”，但彭真一不留神说了实话：要冷静地研究“三面红旗究竟是红旗？还是灰旗？白旗？”检查缺点和吸取教训可以，组织一批人马，集中在一起，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对毛泽东来说，事情的性质就变了，这是要查中央最高决策错误的责任，从而证明路线完全错了。毛主席是何等的机警，党内历来承认路线错误的，肯定要失去实权，最终会被清算。所以一旦真负了这个责任，自己党中央主席的地位就危机了，政治生命就可能终结。而彭真委托负责这一清查工作的，正是被毛赶下《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被称为“死人办报”的邓拓，难怪邓拓后来所写的一系列杂文，文革起始被痛加批判，邓只能以自杀解脱。如果把此事和“秘密窃听”联系起来，毛在私下的各种谈话录音一旦被利用，毛能不寒而栗吗？畅观楼文件整理小组工作了不到两个月，突然奉命撤销，所整理过的文件全部销毁，此事无疑授人以柄，把毛泽东两个司令部的观念进一步加强。
从61年发生“秘密窃听”到66年毛的“炮打司令部”，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主要线索，这个线索隐藏在深处，党内领导层的各种矛盾因“秘密窃听”变成你死我活的敌对交锋。毛是主动和发动者，枪口对准自已最亲密的同事，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实际都是党内具有拥毛历史和功绩的，刘不必讲了，彭真在得知打倒自已，愤愤地讲：“记住谁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罗瑞卿更是被称为“毛的大警卫员”。自从大跃进带来巨大灾难以来，这些亲毛派有所自省，开始与毛离心离德，但他们又不能公开指责毛，所以他们纠正毛的极端思想只能用隐蔽的方式，甚至使用暗藏手段，这使他们处于很不利地位。从“秘密窃听”发生，毛开始组织自已的司令部，夫人江青开始走进政治舞台，康生，柯庆施，陈伯达最早进入这个班子，林彪，周恩来在权衡政局后加入毛的司令部，当国民经济比较稳定，毛首先发难，拿彭罗陆扬开刀，发动了“炮打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毛铲除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这一政治目的，但在全国点燃的内斗之火难以平息，直至毛去世也无法收场，对整个国家和人民而言，成为无法遗忘的浩劫。由一个小小的录音插曲，引发了全国的翻天覆地，历史的荒诞有时让人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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