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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形势分析和建议
　　内容提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继续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利用通货紧缩一方面“大扫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供给面，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建立灵活性劳动力市场；(2)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首先要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其次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其三实行“透明革命”、“信息公开”；(3)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在于高质量高增长模式；(4)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5)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力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关键词：经济增长模式& 社会形势& TFP& 扩张性财政政策
　　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明显的转变
　　如何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这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认识。总的评价是，我国经济形势正处在建国以来相对稳定、持续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开始改善的良好时期。
　　“九五”期间比“八五”期间年平均GDP增长率下降了3.7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好于“八五”期间。突出表现：经济波动系数处在建国以来最低水平；实际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超过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6.2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3.5个百分点；从高通胀率降至低通胀率，但仍处在通货紧缩状态；国内市场销售额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进出口贸易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能源消费量首次负增长，单位GDP能源消耗强度明显下降(见表1)，煤炭生产量减少了3亿吨，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首次下降，减少了7.7个百分点；C02和SO2首次出现下降，1995
-2000年期间累计分别约减少了14％和15.8％，粉尘减少了33.2％，工业粉尘减少了36.9％，工业废水减少了1／3，木材生产量首次下降，减少了24.6％，累计退耕还林3502万亩，“生态赤字”开始减小。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去6年的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在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改善型转变，不仅经济效益改善，而且环境生态效益开始改善，功在当代，利在未来。
不同时期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平均增长率比较&& 单位：%
“八五”期间a
“九五”期间b
GDP平均增长率
就业增长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率
16.5(14.7)
国家财政支出增长率
18.4(16.6)
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增长率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率
能源生产总量增长率
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
23.2(11.8)
10.6(10.7)
出口额增长率
进口额增长率
　　括号内为不变价格增长率。
　　数据来源：a和b数据《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9、10页；c数据《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8、83、126页。
　　如何看待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6年我国各类库存明显下降，是经济增长率放缓的重要原因，使实际GDP增长率减少了一个百分点。其中在GDP支出法中的资本存货占GDP比重由1996年的5.17％下降为2001年的-0.35％，资本存货减少了3847.1亿元。这反映了国内各类投资者(包括政府、企业、外资和私人投资者)更注意调整投资结构，更注重提高投资效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交付率由1996年的71.6％提高到2001年的77.7％，大大减少了无效投资或低效投资；商品库存占GDP(生产法)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减少为
2001年的4.3％(见表2和图1)，商品库存减少了3070.4亿元，反映了各类企业对供大于求的国内市场作出积极的响应，通过降低库存、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市场竞争力。根据我们估计，由于这两种库存量下降，分别使GDP增长率下降了1.06％和0.88％，或者说在库存量不变的条件下，GDP增长率分别为9.16％和8.98％(见表3)。
资本与商品库存占GDP比重(年)　　单位：％
资本存货增加
占资本形成总额比重
占GDP比重a
占销售总额比重
占GDP比重b
　　注：a：GDP是按支出法计算；b：GDP是按生产法计算。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28、29、145页 (2002)第26、141页。
库存变化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年)
新增GDP(亿元)a
新增商品库存(亿元)b
商品库存减少量占GDP增加量比重(％)c=b／a
新增GDP(亿元)d
新增资本存货(亿元)e
资本存货减少量占GDP增加量比重(％)f=e／d
GDP年平均增长率g
假设库存保持1996年水平不变情况下的GDP增长率
生产法h=g×(1+c)
支出法e=g×(1+f)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14、26、27、141页有关数据计算。
　　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不会有明显提高，可能在7-8％之间。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值均7.0％；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值均7.4-7.4％。尽管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7-8％，低于长期增长潜力(年期间为9.5％)，还是一个比较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我们不能盲目追求高经济增长率，如果库存大量增加，就等于无效生产或低效生产，我们希望经济增长率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有经济效益的、低库存比率的经济增长率。
　　从国际横向比较看，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国家之一，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经济稳定的“稳定器”。由于受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与贸易衰退的影响，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的W型增长轨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的V型增长轨迹，只有中国和印度避免了这两种情形，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要高于印度。据世界银行预测，东亚地区国家将由2000年的7.5％下降为2001年的4.6％，如果扣除中国的数据，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率为2.3％，即下降了一半。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实际购买力(PPP)计算，1995年中国GNP超过了日本，1999年中国GNP比日本高出40％。正如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说，“四年来，中国两次成功克服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逆流而上，无论在亚洲还是全球都是一枝独秀”。
　　过去几年实践证明，1998年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积极实行扩大国内需求重大决策，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从国际比较角度客观公正的打分的话，中国政府是世界上表现成绩最好的国家之一，为世界所瞩目，为国际所公认，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也贡献于世界发展和东亚经济发展。
　　二、我国持续5年通货紧缩，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
　　通常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通货紧缩：一种是“温和型通货紧缩”，主要是由于加快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产品价格下降，但是产出仍呈上升趋势；另一种是“危害型通货紧缩”，它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低迷引起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表现为价格总水平和总产出同时下降。
　　中国是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不仅价格总水平下降，GDP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除少数服务价格外，各类商品市场供大于求，实际产出低于生产能力，这也迫使厂商大幅度减少库存。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1999年3月)的定义，如果通货膨胀率(即价格指数上涨率)低于1％作为判断出现通货紧缩的标准。根据这一定义，按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来看，1997年我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按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我国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一直低于1％；到2002年4月这两个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1％和-0.3％。这表明，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或者说通货紧缩卷土重来。
　　1997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负增长(见表4)。以1996年价格水平为基数，到2000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下降了25.6个百分点；到2001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了
5.3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等购进价格减少了1.6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了6.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指数仅提高了1，7个百分点(见表4)。
表4　　各年各类物价指数累计值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281、293页，《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83、86、88页。
　　由于中国通货紧缩具有结构性特征，在农业部门表现尤为突出，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幅度最大，农业附加值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97年和1998年以后各类粮食总产量不同程度下降。估计，年期间全国农民因价格下跌出售农产品的损失达3000亿元。
　　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全球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各类产品价格(除石油产品外)都不同程度下降。农产品价格水平在1995年后大幅度下降，累计下降了23个百分点，原材料、金属、矿产和钢铁等不同程度的大幅度下降(见表5)。
世界银行商品物价指数变化状况
非能源商品
金属和矿产
MUVG-5指数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1，p330.
　　在世界性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我国国内生产也出现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一方面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寻找出路，会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从进口和投资加剧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放大了国内供过于求的局面，出现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趋同趋势，促使工农业产品价格下跌，我们称为“输入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品生产大国，国内生产能力过剩，需要向国际市场寻找出路，通过出口方式加剧国际生产过剩，我们称为“出口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也会加剧全球性通货紧缩。这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国际市场背景和国内市场背景。加入WTO之后，上述两种趋势会更加明显。从中长期看，供给大于需求是我国国内市场(除少数垄断性服务业市场外)的基本格局，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头号顽敌。
　　三、我国面临大规模、突发性的“下岗洪水”、“失业洪水”
　　我国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失业洪水”，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
　　根据国家经贸委资料(2002年3月)，从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有2550万职工下岗，有1700多万人实现再就业，占2／3，还有300多万人企业内部退养，有500多万人待岗。
　　如果计入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不在岗职工数，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2年5月)，2001年全国不在岗职工2100万人，相当于全国在岗职工总数的19.5％；其中内部退养职工477万人，占不在岗职工的22.7％。
　　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2)最新统计，2001年全国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数比1995年减少了3621万人，下降了32.2％，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1856万人，下降了59.0％；两者合计减少5477万人，下降了38％。若扣除正常的退休职工人数(年期间，累计782万人，其中企业为612万人)，下岗职工实际累计也在4500万人左右。我们估计，约有万人实行了再就业或灵活就业，占下岗职工累计数的2／3-3／4之间，目前可能还有1000万左右下岗失业人员。当下岗失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又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新问题。据教育部提供的资料，2001年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2004年为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2001年大专、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40％，待业率为60％，2002年预计43万人待业。2002年共计约有80万人待业。
　　目前我国城镇已进入建国以来失业最高峰。若按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失业定义(即没有工作但可获得工作并正在寻找工作的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失去工作的人，愿意离开工作的人)，以及长期失业比率定义(指持续失业时间在1年及其以上的失业人口占全部失业人口的百分比)。我们估计，2001年我国城镇实际失业人数达1900万人，其中680万登记失业人员，1000万左右下岗失业职工，120―150万城镇农民工失业人员，70万大专、大本科毕业生待业人员，大部分失业人员属于长期失业者；1993年以来，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呈迅速上升趋势，由3.5％上升至2001年的8.5％(见表6)。
GDP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和城镇实际失业率& 单位：%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
城镇实际失业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2》，19页；《中国统计年鉴 2001》，281页；《中国统计摘要2002》83页；失业率系作者估计。
　　目前我国城镇大规模失业属于结构性失业，一是传统产业如制造业、采掘业等就业机器从1995年以后大量排斥劳动力；二是国有、集体正规部门就业人数大规模持续减少，这些部门下岗职工再就业已经成为“老大难”问题。
　　近年来在职职工平均劳动报酬增长过快是失业率上升、就业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个正常的、公平竞争的、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关系只能是“一高一低”并存，即高劳动报酬增长率与低失业率并存，或者低劳动报酬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但是我国却出现相反的情形，“七五”期间我国职工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为2.4％，职工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为2.6％，失业率为2.1％；“八五”期间分别为5.8％，1.2％和3.3％；“九五”期间分别为9.0％，
-5.5%。和6.1％(见表7)。
不同时期职工工资与职工人数和城镇失业率变化　　单位：％
职工人数年平均增长率
职工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
城镇失业率
登记失业率
实际失业率
“七五”期间
“八五”期间
“九五”期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7页；(2002)第4、8页。城镇失业率系作者估计数。
　　这表明“九五”期间出现两大不同利益人群，在岗者为赢家，下岗者为输家，除非能够再就业，而且赢家再赢，输家再输。正如有的学者讲，失业对于失业者来说是一种打击，对他们所处的社会来说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从微观经济角度看下岗位分流，减人裁人可以提高企业效益，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是大量劳动力资源的严重闲置。作者根据奥肯模型计算，当我国城镇真实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为5％左右)，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比重约为6-8％之间。
　　面对大规模结构调整和失业，国家大量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支付结构改革成本，购买社会稳定。据财政部提供的数据，“九五”期间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性支出累计达4458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的7.82％，其中，从1996年的3，3％提高到2000年的10.9％。若按此计算“九五”期间社会保障性支出占GDP比重达到
1.14％，由1996年的0.39％上升为2000年的1.94％。据财政部项部长介绍，2001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性支出982亿元，是1998年的5.18倍，共有4700多万社保对象得到国家预算资金补助。这相当于年人均补助2089元，月人均补助174元。中央财政用于社保性支出占GDP比重由1998年的0.24％提高到2001年的1.02％。2000年使约8400万人普遍受益，2001年又使4600万人普遍受益，这是本届政府为广大人民作的最为实惠的“善事”。中国政府正在着手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子孙”的积德积善的伟大事业。
　　四、关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三者的关系
　　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观察一国或地区宏观经济运行“晴雨表”的三个最重要经济指标，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第二次大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被称为“摸索对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历史”。
　　通常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奥肯模型来描述，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是由奥肯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推导而得。
　　由于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无法反映真实失业情况，则无法比较准确的研究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应用和局限性。根据我们对我国实际城镇失业率的估计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三个变量的模型计算 (见表8和表10)，有如下初步研究结论：
　　第一、在短期内(指年之间)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菲利普斯曲线特征，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即通货膨胀率变化量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则反。通货膨胀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失业率则上升0.2个百分点；(见表10方程3)。但是，当样本扩大之后则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特征关系。
　　第二、产出缺口(指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与通货膨胀率变化量(指t年与t-1年之间的变化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见表8方程2)。
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相互关系　　(年)
y-y*=c+β[u-u(-1)]
y-y*=c+β[p-p(-1)]
　　注：y为经济增长率；y*为潜在经济增长趋势，本文计算为9.5％(年期间)；u为城镇实际失业率，系作者估计值；p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括号中数据为T检验值。
　　第三、我国产出缺口与失业率变化量(指t年与t- 1年之间的变化量)呈负相关关系。(见表8方程1)。
　　上述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三者相互关系的短期经济政策含义是：要继续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减少产出缺口；由零通货膨胀或负通货膨胀率转向适度低通货膨胀率(如3％左右；亚洲开发银行认为适宜的区域在1-1.5％)，即利用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大扫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供给面；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通过建立灵活性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产业、地区、部门转移以及就业或岗位转换。
　　五、我国“三农”问题愈来愈突出，直接影响2／3总人口的切身利益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的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无法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1996年以来，由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下降，尽管全国每个农民出售粮食等农产品实物量在上升，但是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额在减少，从1013元减少到2001年的637元(见表9)，仅此一项，我们估计，在年期间全国农民累计现金损失达4000亿元左右。
农村农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 &单位：元／人
期内现金收入
工资性收入
家庭经营收入
出售农产品收入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国家统计局，2001年4期，第88页。《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国家统计局，2002年4期，第73页。
每个农民农产品出售收入和农业生产支出
出售粮食(公斤)
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元)
农业生产现金支出(元)
农业盈余(元)
现金收入(元)
　　注：农业生产支出包括种植业、购置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农业盈余是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减去农业现金支出；没有包括农民劳动工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1)2年，第5期，第73―76页。
　　农民农业剩余明显下降，实际已出现负盈余。全国每个农民农业盈余(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减去用于农业现金支出)1997年为655元，到2001年下降为
340元(见表10)。如果计入农民自身的劳动工资，实际农业剩余是负值。农业一直处于弱质、低收益产业，不仅存在自然灾害风险，还存在市场变化波动风险。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占人均现金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43.9％下降为2001年的25.1％，减少了18.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3.8个百分点(见表11)。
农村居民各项人均收入占家庭人均现金收入比重 单位：％
工资性收入
家庭经营收入
出售农产品收入
　　资料来源：见表7。
需求结构(占GDP比重)国际比较　　(1999年)
资本形成总额
国内储蓄总额
低收入国家
下中等收入国家
上中等收入国家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1，p226-228.
　　农业占GDP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20.4％下降到2001年的15.2％，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照这个速度下降，到2006年农业占CDP的比重将不足10％。在此情况下，我们很难依靠这么低的农业占比来提高50％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2／3农村人口的农业收入。
　　我国内需不足，GDP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占GDP比重为47％，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为68％)、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7％)水平。而居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24.0％下降为2000年的21.8％(见表13)。而农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水平太低且持续下降，由1996年的34.54％下降为2001年的31.37％。
　　农民人均出售农产品收入相对全国人均GDP水平，由1996年的18.17％下降到2001年的8.44％(见表14)。8亿多农民在全国GDP分配格局和生产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不利。此外，政府财政支出和财政转移支出严重向城市倾斜。
居民及农村居民消费情况（年）
居民消费额(亿元)
居民消费总额占GDP比重(％)
农村居民消费占GDP比重(％)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注：GDP按照支出法计算。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16、26、27、28页。
农民人均收入变化情况　　(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
农民人均出售农产品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
农民人均出售农产品收入／人均GDP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337页；(2001)第
49、322；《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15、100页。《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2年第5期)第73页。
　　农民工资性收入已超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占人均现金收入比重由1996年的19.4％提高到2001年的30.4％(见表11)。目前全国农民外出务工人数最多的是四川省，2001年已达到1260万人，从省外汇人劳务收入达到243亿元，接近于全省财政收入(270亿元)(0。年期间，每个农民现金收入仅增加
18.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提高257.4元，而出售农产品下降了455.8元。这清楚解释了为什么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不能提高的原因。
　　由此可知，扩大内需主要是要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提高居民消费主要是提高广大农民的消费需求；要提高农民的消费需求，必须要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要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则必需提高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只有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才有可能富裕农民。
　　过去20多年我国农业生产能力(供给能力)经历了一个先大幅度上升，出现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然后大规模调整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1999年9种主要农产品有6种居世界第一位。1998年我国谷物产量占世界总量比重为
24.8％，棉花为24.5％，油料为22.9％，肉类为23.4％，禽蛋占40.4％，水产品占28.9％。
　　20世纪90年代粮食生产量出现了持续上升，然后大幅度下降过程。过去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下降，已明显低于现时生产能力。从中国粮食生产的历史经验来看，“上来艰难，下来容易”。在粮食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调整规模过大，调整(减产)速度过快也会出现诸如“粮食减产”、“粮食短缺”、“粮食上涨”、“粮食安全”等新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农产品生产国，但农产品出口比例极低。2000年农产品(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出口额为123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9％，占农业总产值的4.08％，占农产品成交总额的8.1％。
　　当中国加入WTO以后，部分农产品价格将进一步下跌；农产品加工业可能受到强烈冲击；农民农业收入继续减少；农民农业剩余所剩无己；农业剩余劳动时间或剩余劳动力将进一步增加，由40-50％上升为50-
60％；农民还会进一步减少对农业的各类投入，不仅减少资金投入，而且减少劳动投入。
　　未来5-10年我国粮食产量还会持续下降减少5 -10％，为万吨，相当于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不排除中国粮食生产出现“大滑坡”情形，甚至出现严重的生产萎缩现象。由于中国粮食或谷物生产量占世界总量的1／5，不仅对国内粮食或谷物供给产生极大影响，而且还会对世界粮食或谷物生产与市场产生严重影响。
　　这表明过去几十年我国农业生产是高度自给自足、以国内消费为主的类型，忽视发展高质量高附加值出口导向农业和绿色农业。当国内农业生产能力过剩，转向国际市场时，尽管我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受到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出口障碍限制。仅有比较优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技术优势、环保优势才能有出口优势。
　　六、我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我国正处在历史上经济繁荣、经济稳定的最好时期，但也是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复杂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稳定，也不会自然地解决和调节社会矛盾。我们不仅要促进GDP持续高增长，更要寻求较为公平的经济增长模式。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社会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民意调查是反映社会人群心愿的“晴雨表”。“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个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的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连续6年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
　　七、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TFP
　　过去20多年，30多个不同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有的发展快，有的发展相对慢。那么，经济增长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呢?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二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前者是使产出曲线发生平行移动，后者则使产出曲线改变斜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得益于TFP(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我们研究，在年间，资本的贡献大约是55％左右；人力资本大约是5.4％；劳动力的贡献，大约是9.5％；TFP大约是29.4％。实际上中国资本的增长率并没有高于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显增加，是由一个负值变成了一个正值，其贡献率达到近30％，几乎是三分之一。
　　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提高TFP必须提高政策质量和政府质量。经济增长无论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自然资本的积累还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有待于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中国加入WTO并不是无代价、无成本，这些成本应该考虑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受损者得到必要的补偿。
　　中国要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有三个方面工作要做，最核心的首要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会有效地促进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要改变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包括企业、社团、公民自身，甚至国际组织。政府要重塑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政府与企业和居民传统的控制关系，变成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实行“良治”，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
　　第三个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开”，由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由一个缺乏责任的政府变成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由一个不受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变成一个受到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
　　今后中国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问题不在于能否实现高增长，而在于能否实现高质量的高增长。高质量高增长模式包括：由低效率高增长转向高效率高增长；由不公平高增长转向公平高增长；由低就业高增长转向高就业高增长；由不可持续高增长转向可持续高增长。
　　八、消除“一国两制”的体制性障碍，加速城镇化进程，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加速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会进一步提高TFP，从而促进经济高增长。从经济增长率看，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1997)估计，在年期间，仅农业劳动力向非转移型产生资源配置的效应，约占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王晓鲁计算，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大概有1.5个百分点。从劳动生产率看，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可提高6.1倍，如果转移到第三产业可提高2.8倍，这将不同程度地提高总产出。从人均消费水平看，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市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可提高2倍以上，如加上住房医疗等消费会提高2.5倍以上。从投资需求看，农民进城还会带来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这些都是中国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来源之一。
　　中国需要一场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中国不仅城乡存在巨大发展差距，无论人均收入，还是人口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甚大，在全世界也是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体制，可称谓“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不同制度，如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例如，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是政府用于农村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10-15％，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0％，但实际比率在5％，而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为0.58％。这种长期实行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这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中国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农村与农民政策是最大的公共政策。从历史上看有两次“解放农民”的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通过土地改革的方式，第一次“解放农民”，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7亿亩土地，免除了700亿斤粮食的地租，粮食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
45％，也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8％。80年代初期中国第二次“解放农民”是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年农业附加值增长了55.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7倍，其增长幅度是历史上最高的。那么现在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使农民从土地、农村永久性的解放出来，使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乡村青年提供进城务工的机会(四川省调查有90％的初、高中农村青年希望外出进城务工)。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职业培训的机会；平等就业竞争的机会和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以及充分享有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与机会。
　　国家应在农村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根治流行病与地方病，提供清洁水源，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提供农业科技知识服务和技能培训。
　　国家应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农田基本建设，国土整治，植树造林，建设乡村道路、乡村自来水网、乡村电网、乡村广播电视网、乡村公共电话网、乡村公共因特网以及公用通讯设施。
　　九、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力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淡出有不同的意见。余永定认为，如果一旦停止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GDP增长趋缓，国债占GDP的比重就会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险的。戴园晨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真的要淡出时，操作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从宏观调控着眼，害怕减少财政赤字规模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下不了决心；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支出有刚性，取消任何一项无效开支都要经过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反复磋商，缩减开支很不容易。
　　我认为，在世界经济衰退尚未复苏和世界贸易增长低迷，以及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的情况下，不要急于淡出，还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不是继续依靠扩大发行国债规模，而是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尽管过去几年中央财政收入明显增长，但是提高中央财力还有很大潜力。对此我有如下建议：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统一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障税。若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从近期来看，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可增加2.5-3.0个百分点；从中长期来看，可逐步提高4-5个百分点。
　　第二，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对各类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对外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财政优惠政策。同时开放国内各类市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统一的市场。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减免关税或补贴政策，同时降低名义关税税率，减少人为的出口反倾销事件，每年中央财政对出口补贴高达800-1200亿元，国家财政需要重新调整对出口不适当的、或被认为直接补贴或过度补贴的中央财政支出。
　　第三，国家应当征收国家赋予各种特许机构的特许权收入。例如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收入特许权收入；经营银行、证券、信托和保险的特许权收入；发行有价债券和邮票等特许权收入；中央电视台全国电视播放特许权收入；各类电信公司使用国家无线电频道资源的特许权收入；各航空运输公司使用国家空中资源航空或其他飞行的特许权收入；销售烟酒的特许权收入，进一步提高香烟消费税税率；销售石油产品和加油的特许权收入。必要时采取公开拍卖这些经营特许权，收益归中央财政。特许经营权属于国家资源，具有相当之高的“租金”。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将国家的特许权收益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归部门所有。这一是没有增加公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二是没有增加地方上交中央财政的负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十分可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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