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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我的忏悔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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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忏悔师&&&&&& 漂木&& 克雷夫特：这些虚有其表的虔徒……他们肆无忌惮地亵渎神明,扮着骗人的鬼脸，安然无事地在那里嘲弄我们所有的最圣洁、最神明的东西……(他们)把侍奉上帝当作了一种职业和货物。尤其可怕的是，当他们盛怒之下对付我们，所用的武器都正是人人所尊敬的武器，他们是利用了上帝的圣名作武器来刺死我们，事后大家都还得感激他们的美意……　　　　　　　　　　　　　　　　　　　　引自 莫里哀 《伪君子》&&&&一九八二年七月初，我不等到学校放假，就去实行旅游峨嵋山的计划。　　反正“认识论”这一单元，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专题，早已讲完。现今的大学生，真不知是有些虚无主义，还是上下都承认的“信仰危机”，热衷于西方流行的哲学思想，校园里开始时髦的是“存在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又好象有些行时了一阵不那么时兴了。政治课确实不好教。　　我早就盼着“重返”大自然散散心。加上浦江边传统、深沉的或悠扬的琴声，正被单调的、震耳欲聋和令人血压剧增的打击乐、电子乐旋律取代；嗲声嗲气的小嗓子与力图撕裂每一组声母－－韵母的酒巴音乐，把激励过我们一代的传统，挤得无地自容......趁太平洋副高热浪未到,我提前逃出上海滩,登上申渝线的快班船。&&　乘船真是种享受。清飘飘、慢悠悠,连睡梦中,都开始出现了高山流水,慈祥地凝视着人世间的乐山大佛，和瑞气笼罩的巴蜀峻岭。　　船靠Ｈ城，停半小时，我上岸去溜一溜。码头上排着的长队，一步步移上趸船。一个似曾相识又似乎陌生的面孔，晃过我的视线。是Ｓ！没错，是他！　　我们已整整二十年没见面了。　　Ｓ是我高中同窗，他父母都在１９４７年苏中“七战七捷”的支前队里牺牲了。是唯一的亲人老奶奶，在盐城老区党组织的帮助下，把他拉扯大。１９６１年，我考进师大，他上了Ｈ城林学院。第一年暑假回乡，Ｓ邀集了好几位同窗（上学与落第的都有），畅谈了几天。热门话题是基层干部作风，农民饿饭问题。是哪一位还似是而非地带回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小道消息。另一个话题是苏共二十二大，中苏分歧。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不得不关心的问题。我们隐隐约约感到要研讨国际共运，要么分析赫鲁晓夫植根的社会经济需求，中国没准也会走到这一步的，赫鲁晓夫也许有他的道理；要么，无限忠于中国共产党，紧跟毛泽东重振共产国际的雄图大业。少年书生空议论，我们莫衷一是，但至少写成了一个报告，上呈省委，汇报了近年农村中的一些问题；希望我们党总结经验，以思想革命带动新的跃进。　　听说省委已准备在内参上就此发个消息，中央北戴河会议后又改变了主意。结果是宣传部和公安厅派人查我们的政治背景。我在师大受了团内警告处分。Ｓ君，因为是烈士遗孤，总算免于处分，但院领导对他的看法却全然改观了。　　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而来，我有着前些年的教训，加上高年级文科学生开始有的世故，政治上既不去死保校党委－－后来是上海市委，更不会去介入风云一时的“一月风暴”，去......我总算是安然无恙地过来了。“四人帮”垮台后，我还以厂办中学教师的身份考上母校硕士研究生，入了党，留校当讲师。但听说Ｓ，日子不那么好过。运动初，他被校党委和工作组弄成“三反分子”，毛主席的路线给他平了反，当上了一个造反组织的小头头。后来，一代红卫兵经历的每一场磨难，他都未能幸免。唯一的亲人老奶奶，就是他关在“学习班”时去世的。最后，他被打发到川西森工局的一个深山采伐队去了。　　二十年后，特别是劫难后重逢，而且巧在同一“扁舟”上，向着苏东坡所谓“江水初发源”的川西进发。真是要发古人的感慨了。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长江，自然没饶过我们，人到中年，身体与精力，都有些懈怠，Ｓ也不是当年那个血气方刚的他了，花发早露，曾是稚气白皙的脸庞，被老林的风霜雕刻不少沟壑。　　尽管如此，我们邂逅，面对流逝的青山、江水，以及一代人自己理解的变幻人生，只有少年同学相见回首，才禁不住去品味那似已泯灭的激荡。　　Ｓ毕业到苏州森工机械厂当技术员；窝过神农架，在传说中野人出没的世外桃源，饱尝当代文明人“学习班”的滋味。他掂过大油锯，也给伐木员做过林中之炊,和每天至少碰掉半斤白干、两斤煮肉的羌族、藏族老林工们，并肩抬起千斤园木，也卸过集材拖拉机的履带。他说，他曾攀登架空索道的支承钢塔,才真懂得什么是林海；看到了劈开丛山的岷江，也才领会了什么是真正的箭驰风疾，飞流湍急　，长输远逝……凝望岷江中一往无前的漂木，对于命运,他有了更多的体会　　毕竟是深沉多了，他总在沉思。似乎岁月在彼此间留下了隔膜，他除了说明这一次是回母校跑落实政策，关于文化革命运动经历，他谈的很少，况且对我的职业不那么以为然：“这么说，你也算卫道士了”，说着，还浮出了一丝令人不快、五味俱全的微笑。　　“当然，有过捍卫真理的宿愿，也的确诚挚地捍卫过......说甚么‘理想危机’,对追逐求索的以往,我无所反悔……卫道士,往前走一步,也可能是忏悔师……伪道士就更可怕了。”他语无伦次。　　卫道士和忏悔师？老同学什么时候也沾上了对政治理论工作的虚无情绪的呢？　　船已出了巫峡，到重庆只剩下一天多的逆水航程，我们将分手了。他回岷山森工局，我改乘川航继续上溯。　　夜深了，当乘凉的旅客已禁不住颇有寒意的江风，回舱歇息，只乘下航标灯对着一线峡天的群星神秘地交换眼色时，我们背靠救生艇帮子仰望着黑糊糊的瞿塘绝顶。终于，Ｓ给我叙述了一位大学红卫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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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47 &&
我的忏悔师一&&&&我在林学院上哲学课，恰好赶上了国际共运的大论战，开始是批法共的多列士，后来和苏共赫鲁晓夫也终于公开化了。哲学课生动实际，从“哲学上的两军对战”，到实际中的“斗争的哲学”，都深深地揪住了大学生的心。你清楚，我们那时是读马列，找艾思奇，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卢卡奇，萨特、弗洛依德。　　作为哲学讲师的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Ｐ是一位谦恭，随和的人，大约三十出头，持重、干练、宽厚的表情，总是两毫米许的胡茬，饱经风霜的眼角过早出现鱼尾纹，还总是浮出几丝憨厚而又狡黠的微笑，令人由衷地尊重。他一口朴实诚恳浑厚的黑龙江话，能从容不迫、娓娓动听地给我们讲解经典，背诵原著、阐发时论。他总是穿着一件整洁褪色的中山装，神圣的革命制服。　　不用说，Ｐ在第一次上课，就征服了二十浪荡岁的我们――正如饥似渴从马列寻求力量的学生。Ｐ的气质，Ｐ的语言艺术，无疑地，注定了他将征服我们，也打动了我。我正处于因上书省委受了批评时，而义正词严、气势磅礴的雄辩论战，摧人热泪夺眶而出的《国际歌》也灼热着每根血管，出现了这么一位启蒙教师－－我唯一的一位“启蒙”导师。他启导我，知道了什么叫“修正主义”。　　时间一长，同学中开始有了Ｐ的好多传闻。他１５岁参加革命工作，在嫩江森工处当学员，入团入党。第一个五年计划，被保送上了林学院。１９５７年他是全院赞颂的反右英雄。据说，右派学生抢占广播站和院报，要老院长下台，他针锋相对，搬了被子住在广播站，直到“这是为什么”这篇社论发表。他大义灭亲，毅然和留在老家的右派妻子离婚，（而且至今未娶）。没到大学毕业，他又被保送到人大研究生班进修哲学，在中央党校听过艾思奇、杨献珍，乃至是陈伯达的专题报告。回林学院不久，他升任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书记兼室主任。　　他勤于治学，１２平方米的单身宿舍中，两大书架马、列原著，不到三十岁就在理论刊物上发表了《跃进的哲学》等论文。他博闻强记，谙熟经典，善于在导师的语林中，和众家的灌丛中自在地翱翔神游，也善于在万物的两元对立中转辗辩证，直到最后得出一元的有倾向的结论。他擅长旁证博引，他风流倜傥，深奥的哲理中，他也不失时机地穿插些经典知识的轶闻噱头，什么列宁讲，到共产主义用黄金盖一座厕所呀，马克思讲过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呀，诡辨派一词的希腊文词根是智慧者呀......枯躁的课程被他讲得形象、生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绚丽画卷，展现在理论资源极为贫乏的大学生眼前。　&&&& 自然，有时也有几个人在背后嘀咕，挖苦他讲到井岗山时，每每口不离“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激动得连语韵都镀上了江西老表口音 ，活象是“毛主席的战友”、“从井岗山上下来的马列主义”。也有人揶揄他：光辉历程都是他故意在班干部和科代表中流露、传播的。　　不过说话的同学，多是些我认为政治上有自由主义的同学。６０年代，我们都鄙视自由主义的，尽管当时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说法。&&&&不管怎么说，我总是在１９６３年，在他的指导下，觉得第一次能读懂哲学，能读进去经典原著的。特别是学习“真理”那一章，我意识到自己就是不清楚真理的绝对性的辩证法，从而对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存在过幻想嘛！以为有反动的背叛的修正主义，也还有进取改革的修正主义；以为国际共运的分歧，只是基于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尽相同－－从而片面强调不同条件的相对真理。在讨论会上我剖析了自己，得到Ｐ教师的好评。科代表私下告诉我，老师给我记的“优”。在总结中老师又强调了“实践为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问题”（在第２００页上，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当时就学过）。不是吗，赫鲁晓夫出卖了卫国战争，出卖了斯大林，出卖了古巴、阿尔巴尼亚，还想给布哈林翻案，苏联的经济改革一塌糊涂，实践检验了他的理论不是真理嘛！　　Ｐ老师以列宁批判马赫主义时的论断压台：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有的同学还陷在“不确定”而又“确定”的迷惘里，更多的人，不加思索地沉浸和陶醉在第一次吮吸到的思辩之蜜中。&&&& 院党委曾许诺过让政治教师辅导我。Ｐ老师在一次课后，对我就露出了心照不宣的微笑（林学院也提倡了“三同”，任课老师都尽可能在学生食堂吃饭，在学生寝室居住）。他对我也确实多加关照。他还组织同学批判冯定的《平凡的真理》,继而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也顺便专门开两次会批倒了一位我行我素，公开为冯定鸣不平的同学。现在的学生哪里知道文化革命早就开始了？)之后，他单独找我谈话，谈到彭德怀的“万言书”（据说还只是传达到县团级），还说到毛主席最近党内指示的两段话（即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和批评文联各协会跌到修正主义边缘那两条）。我感激他，（到今天我仍然感谢他。）当时这还是少数上层党员才知道的上情。我颇敏感地觉得，反修斗争，已深入到国内意识形态，乃至我们自己身上。同时，他是要启发我、暗指我什么呢，我迎合了右倾思潮吗？&&&&１９６５年初，我们年级到江西省星子县搞“四清”。到“四清”中期，总部要求学生工作队员来一个清思想、放包袱，清清个人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　　Ｐ正好从总部来到我们公社。　　那是一个月夜，我俩穿过浸透着油菜花馨芳的田埂，漫步在波光粼粼的鄱阳湖畔。　　或许，这里正是陶渊明点豆之处，“结庐在人境，不闻车马喧”。夜，静极了。偶尔有鱼儿耐不往寂莫窜出水面。远处，月光绘出了鞋山和孤帆的剪影。在阶级斗争的沙场竟有这样幽美的地方。我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包孕天地自然的谐和，人与自然的谐和。尽管那黑糊糊的丛林簇拥的海会寺、白鹿洞有些令人竦然，而峻峭的五老峰使人在自然的威严殿堂之下又自觉渺小，不能自在。　　“庐山上的那场斗争，你该明白了。你们同乡会的结合，算是什么呢？可能也是小小的俱乐部。受了国内外右倾的影响啊......既然表现出对学习理论的热心，对马列的追求，前些年迎合机会主义思潮，是不是也该......”　　我对自己对党的忠诚从没有怀疑过。我表示，作为一个普通党员，或者一个公民，都有权向上级报告情状，陈述政治见解，更何况是我见到的实际问题。至于对国内外政治问题的认识，我已在政治学习和现实意识形态斗争中，逐步自我澄清。我感到，思想上与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靠近，对毛主席的感情也在深化，至少笔记本上提及毛泽东、毛润芝的称谓也早已变成“主席”了。　　“不，你还缺乏对党的由衷的感情，你在思考政治问题时，感情和立场，还与党有一段距离。道听途说，妄发议论，至少属于主观唯心吧？你在思想方法上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学了哲学，你还没触及到自己的灵魂深处，外气和你的内气还没有谐同。.......”　　“老实说，５７年的右派份子比你还聪明能干，他们提出的东西比你还狂妄。不过，凡是不听党组织话的人，都绝没有好结果的......”　　“你知不知道，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凡给中央，省市写信，客观上已构成反党！？全国高校处理了多少学生小集团？我读过内参......”　　“你是聪明误了，书读呆了啊！......”　　“你是烈士子弟，家里只有一个老奶奶，她也只有你这一个孙子了...... 听组织的话......会让你研究马列,你会大有前途......我可以帮忙。......”　　“不然......，一时任性，将来吃大亏啊！小不忍则乱大谋......”　　 ......　　我们谈到鸡叫第三遍，谈得手脚都已冰凉。但是最终我还是谢绝了老师的规劝。&&&&&&&&&&&&&&&&&&&&&&&&&&&&二　　到我终于明白过来我辜负了Ｐ的谆谆导悔规劝，已晚到１９６６年７月。　　大字报的海洋已喧腾了一个多月。意识形态热浪和枯燥的学习生活烘焙了数年，干柴终于达到了燃点，轰然起火。林学院建筑物的外壁和林荫道架起的席棚上贴满了大字报。　　这是人们还来不及沉静地剖析其心理状态，完完全全生长在共产党红旗下的一代大学生。命运注定了他们将两种时代的精神和美感融合在一起，而且遇到了发挥他们美感和青春气质的毛泽东时代（《祖国颂》组曲的朗诵词：毛泽东时代，江山壮丽，人民豪迈！还记得吧：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这两个时代精神：董存瑞、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和雷锋、欧阳海、王杰、刘英俊式的舍生取义的英雄精神；另一个－－信不信由你，是个性解放的大无畏的孙行者、梁山水泊封建侠义及新兴市民社会的人文精神。也有人分划为五个时代精神的融合：儒家颂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文化的精神；诸如“火烧赵家楼”、“打倒孔家店”那样的五四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井岗山、延安传奇精神；苏维埃青年近卫军似的崇高、英武精神和社会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们视毛主席共产党为神灵，他们毫不犹豫地赞成修正主义就在我们党内的划时代的判断，他们视社会主义革命为重温历史英雄梦想的壮举。老实说，他们一度迸发出的真心诚意的献身精神，被历史一再亵渎。　　一代青年找到了毛泽东－－这位永不静止、藐视以往的革命家、历史哲学家、诗人；毛泽东则发现培养和造就了这代青年。革命的思想家和冲涌的青春物质力量在一起，中国要不出现一场青年思潮澎湃，那才是最大的反常！从比较自觉的一批大学红卫兵来看，文化革命可能是一次思想与政治的大解放，他们对１７年体制初萌疑问，更怀疑苏联两种形态（斯大林，赫鲁晓夫）；他们把自以为理解的，从而也是扭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近代社会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大断裂，个中的某种回响，及确确实实存在的封建意识、平均主义观念，混合在一起。以为这就是思想革命。激起这种解放的，正是当今人们未必真正认识的人格化的毛泽东。　　我们在无限忠于时读太多了毛主席，在批判文化革命时又匆忙遗忘掉一度信仰过的的东西。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外来革命政治文化，比如法兰西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观念的结合，孕育的就很可能是这样的文化革命。其实，只要重读毛泽东《沁园春.长沙》,就不应再有疑问了。一代红卫兵,在语文课中和在社会生活中,都把“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溶化到自己的血液中了。他们把毛的青春意气，贯彻到当代文化政治现实中。　　他们抱怨自己来到人世上晚了，没有跟上老一辈当年史诗般的长征。现在，终于能够在毛亲自指挥下搏击长空了。他们希望老一辈打下的江山永固不变，他们也希望到二十年、三十年后，能够“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没想到一度公认最光荣的岁月，会成为一段最为人耻笑的历史。尽管他们也会有这样那样形式的劣根性和弱点，尽管也确实有些人象十字军少年团或义和团那样的狂热分子。　　我们从毕业实习的黄山林场赶回林院，低年级同学象和一支“勤王劲旅”会师一样，从大卡车上把我们拥下来，我的背包被他们抢着扛进宿舍，洗脸盆就立即拿去盛浆糊了（我那双料脸盆，仅用了两月，就被工人敲锣打鼓送来的糨糊腐蚀透气了）。三年级继而从“四清”第一线杀了回来，他们在农村干部，以及地富份子那里刚作了战前演习,天不怕地不怕，压根没把院、系党组织放在眼里。更何况几个月来中央报刊文章一个劲火上加油！　　“誓死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抓出林院的‘三家村’”灼炙着每个人的心。党委似乎已瘫痪了，而且有口也难以再说清楚什么。宣传干部、政工干部更是瞠目结舌。　　不知道你们学校怎样，反正省委工作组传达毛主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那天，体育馆里三千多名学生、一千多名教职工轰地一下站了起来，鼓掌欢呼雀跃，热泪盈眶...我一直奇怪，当时人们是怎么想的，有没有人忐忑不安地想过自己属性？至少，在那一时间，教师和学生们都把自己设想成应该属于无产阶级的！但林学院的大学生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了党委，没多少人把精力放在挑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学生并没火烧知识分子，至少在林学院是这样。　　省委和院党委秘密决定了反击。　　反击前的那天黄昏，校园里异常的宁静，席棚上已露出了一些不祥。我象往常一样饭后散步，看看大字报。恰好碰上了Ｐ和另一位经济学老师。简单寒暄了一下交臂而过。十多米外，鬼使神差，我回了一下头，Ｐ和他正咬着耳朵说着什么，就在这一瞬间，经济学老师也蓦然回首，没料到他两眼竟射出了异样的－－也是饱含着阶级斗争意识的锐利光芒。　　第二天凌晨，大字报似铺天盖地已把席棚更新了一遍。图穷而反右现了。　　其中有一份由我们班同学署名的，长达３０张的大字报，把我们高中的校友打成了“裴多菲俱乐部”“三家村”。问题是什么自不用说。　　风行一时的无限上纲、指鹿为马和令人心惊肉跳的大红叉叉。我发现自己已坏到了这一步：用来指责胡风，彭德怀和“原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批判武器,都全部倾泻到我身上。一夜之间,我成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篡党篡政的破坏文化革命的罪人。第一天，我还在暗暗好笑，太高抬我了......　　后来，响应的大字报也就和当初批“三家村”一样，蜂拥而上。中国知识分子早就学会了人云亦云、群起而攻之。每一句话、每一段日记、每一件事，都可以成罪证，二律背反嘛，连我在前清当过十天乡勇的曾祖父，竟也被祭起来成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　我第一次被关押起来,低年级“左派”同学轮流２４小时的监视。我被押解参加过一次批斗大会，会上逮捕了一位据说是杀人犯的团支书。会议由工作组主持，不便说话的院党委，阵容齐整地列席上了台。批斗逮捕仪式之后，是有关代表发言。我永生不会忘记，就是Ｐ老师，代表运动领导小组理论组作“１９５７年加１９５８年政治形势”的报告，并且解释了党委书记从中央分局召开的文化革命动员会带回来的精神：开展一场新的反对右派份子斗争。他的声音仍然是那么雄浑有力而又娓娓动听，他号召同学们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邓拓。否则，林院将人头落地，人头滚滚啊.......&&&&批斗正向纵深发展，八月初，学生教师中的“反右斗争”嘎然而止。这次果真教不少人明白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含义：首批被送上祭坛的牺牲，全院逾百名师生。自杀了四名中青年老师，有一位是我行我素、“1957年漏网的”自诩要赶超爱因斯坦的；有位留苏回来才二年，杀死他的罪状来自他向党组织交心、清理自己对苏共存在幻想的汇报材料，而且他老婆也参加了党支部大字报的签名……　　随着，是只有法兰西大革命中的政治现象才略为可以比附的政治大逆转。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十六条”发表了，毛主席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　　红卫兵，成了十年文革中又一个通俗的新名词。　　八月十九日，同寝室的一位同学，悄悄塞给我一张套红省报，轻轻说：“你会想看的......”。八月二十一日，院广播站突然广播到操场集合，来了首都红卫兵。红卫兵！同学们都象迎接天使似地奔向大操场......　　八月二十三日，工作组撤离，成立了院文化革命委员会。之前进行了两天两夜的辩论－－巴黎公社似的民主。Ｐ老师成了文革常务委员。　　八月二十五日，团委书记从中央团校放长假回来，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了北京的情况。之后第一批林学院学生爬上火车去北京了。他们回到Ｈ城，组织的就是“8.31红卫兵”。&&　......　　九月，Ｈ城出现了中学生破四旧的热潮，北京红卫兵、大学少数派红卫兵开始轰省委。　　十月中央军委关于给打成“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平反的紧急指示下达。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命运已把我和叫作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我决定去拜访Ｐ，他已是“林学院红卫兵”这个组织的顾问。大楼里教师学生进进出出，熙熙攘攘。各派红卫兵组织总部的气氛都差不多，简直就象作品中描绘的1793年的巴黎市府、雅各宾俱乐部，或1917年的斯莫尔尼宫。一场群众性的大革命!&&　Ｐ住在院文革办公室的套间里。经历了林学院的首次大分裂，他仍象四年前一样和蔼的接待了我。他正忙于“斗批改”的大事，人来人往，三台电话不停地响......他冷静、温文尔雅地告诉我，运动大方向确是指向在中央、地方机关、学校的修正主义分子，但原则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说着，顺手向窗口挥了一下示意。窗下少数派红卫兵正集合整队，高唱哈军工“红反团”传播的“刀山火海也敢闯”歌曲，准备去声援首都红卫兵。　　“我也知道你还不是大字报说的那种反革命，不过你违背了组织的教诲，矛盾的性质正在转变......运动还可以参加,受受教育,问题等后期处理。十六条上不是也讲了吗?你的情况和少数派还不一样。他们无知,缺乏教养,受坏人挑动。你自认为是搞马列的,自觉在研讨政治,如果是反党,也是自觉的。你辜负了自己的父母，我知道,你奶奶只有你这一棵苗子了,你多替她想想......。同学贴了你大字报，你应当有正确态度。当然喽，我也不赞成学生斗学生......总之,不要固执了,今天顽, 明天顽,顽到那一天总会变的......”　　毛主席说顽固派！　　我的头膨涨起来，突然想起马列教研组积极参加了反右大合唱，批判我的“五评”长篇论文了－－那是使我首次领教“刀”笔含义的几天。我顽固了四年，拒绝了老师的谆谆诱导。那么，教研室的大字报会是他提供的材料？是啊，学生大字报也奇怪，系统地引用了大量仅有院常委才知道的情况－－除了没透露一位当年在盐城工作过的中央领导，曾参与了对我们62年上书问题的定性，以及对我们理解的严厉批评。难道会是Ｐ，用别人已清除的莠草，编织了左派的桂冠？　　哲学课、讨论会、书面小结、星子县的月夜、一次次谈心，还有给院党委、总支的思想汇报，一切一掠而过。&&&&不知为什么，我一下想到自己象天真的亚瑟,被卡狄里神父－－上帝的使者，哄骗了。那时代的烧炭党,是上世纪的革命,我们信仰的是马列毛啊。他那么多书,懂那么多经典,会是忏悔师吗?我们难道也有忏悔师吗? 我们追求、追索信仰，却偏偏变成了这信仰的异端，需脱胎换骨才能皈依经义吗？　　我是盼望这一场革命的，难道她首先是要吞没我吗？我需要面对革命而忏悔吗？　　我明白，我正在被我追求，信仰的东西“革自己的命”。我开始怀疑，是不是Ｐ，正用着我们信仰的神圣，在彻底瓦解、击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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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50 &&
　　　　　　　　　　　　　　　我的忏悔师　　　　　　　　　　　　　　　　　　　　　　　　　　　　　　　三　　其后，是一系列节日狂宴式的、令人眼花燎乱的事件：狠批“刘邓资反路线”、少数派纷纷推翻院文革成了多数派...。院党委彻底瘫痪了。我们深深明白，毛主席是支持我们的。凡是镇压学生的都决没好下场。省委工作组长，彻底向我们赔礼道欠，还专门把我请到他家中，备了好茶招待了我。这大概也是党内斗争赔礼讲和的一种惯例。事情的确也难怪省委，院党委明知一切真相，但假报案情无限上纲，汇报假左派真右派名单，省委能不信吗？他忽然捧起我的气节来，谁知道用心是什么。也许是他与大学生和解是真心的，因为几个月后他就被软禁起来，据说是造反派的黑后台。他直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才作了结论......　　软禁他的是Ｈ大军区。军区宣布支左，夺取了省委大权的造反派分裂了。威震Ｈ城的林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宣布为反革命，“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悲壮歌声，被震耳欲聋的直升飞机压了下来。......　　从对党的感情和传统文化心理出发，造反派也总是渴求党内有权力者表态支持的，我们实际上自己解放和决定不了自己。很遗憾，多数当权者偏都站到毛主席的对立面去了。　　四月春暖花开，全国的造反派红卫兵东山再起。随后，全国性的社会武斗也发展了。　　从上次去找Ｐ，近一年时间，我都没机会再见到他。只是在大字报上看到，他以私藏和转移整师生群众黑材料的罪名，在年底被抄了住室，他的一些私人日记也公诸于世。记得他比喻文化革命是海德公园式大民主，造反派是匈牙利事件中的暴徒。还有一份在教师中排“左、中、右”的名单，栏目的标题既不用中文，也不象有的人用俄文英文，而是－－用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兽文符号（象征牲畜雌雄的符号）……在“二月镇反”中复辟的院文革及其组织的“一月风暴”红卫兵被摧垮流散到社会后，院内曾出现过署名“空降兵”的标语，反对造反派冲向社会。同学讲，这是Ｐ和几位中层干部写的，“空降兵”意为“散”兵也，大概那时是人自为战，p成了逍遥派了。　　但社会没有逍遥。1967年全国性的省内武斗、省际武斗，随着副热带高压的推进，迅速升级，入夏后达到白热化。喇叭筒顶不过拳头，拳头没有长矛匕首来得利索。锹把、木棍遭遇了几场后就被淘汰了。６月是合金钢长矛、氧气瓶爆破，汽车吊、装甲车走俏，用晶体管步话机指挥集结的武士一次可达三、二千，甚至假释出来的亡命徒打头阵－－打胜了可以减免刑罚！Ｈ城中建筑物上的一个个广播站被吊车，氧气瓶攻下来，象巴黎公社巷战的大失败。林学院依山傍水，终于成了Ｈ市的拉雪兹神父墓地，伤员、中学生、工人都一伙伙一帮帮聚集到了这最后的堡垒。总机房几次在凌晨接到电话：“狗崽子，今天血洗林院！”　　行政八级的老院长Ｃ，黄埔三期的老同志，实在看不去，拿着老脸上，找到省军区的“Ｈ老谭”司令，要求部队一定要制止武斗，却未能奏效。老院长亮了相。他捐出了一个月的工资，３００斤粮票，还买了外科用药送到红卫兵总部，并在社会上发表声明呼吁停止武斗。院长与我们和解了，毕竟还是共产党自己的两代人啊。　　文化革命成了武化革命　。“文攻武守”和“解放区”的大牌子挂在校门口。森林机械课实习用的集材拖拉机，焊上了钢板，插上了林院“铁甲兵团”的红旗。我们不得不每天在校园里建街垒工事，练刺杀设路障焊大门。我口袋中居然放着一本袖珍本《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 AMONG THE PEOPLE》,守夜、枕戈待旦和百无聊赖时，一页页读下去。　　武斗什么时候能结束呢？Ｈ城问题，毛主席、中央文革会怎么办呢？好在，我们心目中的“凡尔赛匪徒”终究没把林院变成拉雪兹墓地。　　等到武汉“七.二０”事件发生，“百万雄师”被中央点名后，我们也就成了中央表态支持的革命组织，Ｈ城的武斗组织也就如鸟兽散了。Ｈ老谭同志命运比陈再道好不了多少，又是张国涛的老部下，被林彪点了名，给一位他信任的将军替代了。　　大学生赢得了文革以来的再次胜利，而且比过去更显赫。革命小将的荣耀在三伏天的骄阳下闪闪发光。仲裁某个单位谁是真造反派，找林院去；长江防汛紧张了，那里有解放军那里就有林院红卫兵；办学习班“教育”省市干部，至少有一位林院人；两口子吵架要离婚，居然也有来找林院评理的......这毛主席一把毫毛变的红卫兵，都感到自己就是孙大圣，就是革命。部队按“武装左派”的精神发了枪，一批同学还不过瘾，又抢了市人武部的机枪，架在火车头上，赶去全国各地“武装支左”了。　　我被派到一个军需厂。白天的任务是和工人一起恢复生产（要支援越南），顺便与工人谈心。晚上则查阅“红武兵”的交代材料，还提审一些武斗干将－－这个厂曾是“红武兵”的总据点，它的“闪电兵”突击队在Ｈ城几次大武斗中杀出了威风的。　　厂俱乐部大厅，曾经是关押、审问被抓捕的造反派工人、学生的地方。大厅下的地下室，是他们的作战部，里面红袖套，匕首、语录本，纱布绷带、压缩饼干，丢弃狼籍。还有一箱箱一叠叠来不及全部烧毁的传单、材料......一箱材料,是在武斗中被俘虏的工人、学生写的认罪书、揭发书、自首书，甚至还有用血写的认罪书。　　另一个纸箱已烧掉了一半，里面有武斗专业队的训练日志、作战部电话记录。我掸掉纸灰，一页页地翻阅，抄摘。其中与林院有关的几个电话，提供了造反派出去游行或从院外撤回的消息，是保卫科的几位干部打的。但“７月１５日“的接待记录却令人注意：“晚２１：３０，林院Ｂ干事和Ｐ同志来，闪电兵接谈。”　　我提审了”闪电兵“队长（他已交代出三条人命）。他供出来：Ｂ干事那天晚上提供了林院武装部封存的卡宾枪数目（枪栓早在二月已被支左办公室卸走），龟缩到林院的造反派工人学生的大致数目，指挥部位置，主要建筑物设防草图以及后山地形图，大学生在湖边演习反登陆的情况。从造反派涣散的士气看，宜在七月下旬拿下林院据点。　　Ｂ干事是一位敢说敢为的转业军人，仅仅因为他电话向“红武兵”报告林院形势，前几天在游斗中，已被造反派打断了三根肋骨。　　“那位Ｐ同志也是保卫科的？”　　“不是，样子象个中层领导......”　　“多大年纪？”　　“四十不到。”　　“他讲过什么？”　　“他不象我们的人，以前没见过。起头，他没吱声，Ｂ干事谈完，拍拍他的肩膀，说‘可以讲讲你的高见嘛，Ｐ老师’......”　　“Ｐ老师！......他说什么?”　　“他看来是个读书人，懂道理，讲了好些主席教导，他不赞成武斗，学校成了兵营，不能复课闹革命......但说毛主席也还讲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好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麽武装镇压群众就合理合法了？　　“P老师是H省口音?”　　“不，象东北人，车间里一个七级老师傅，是佳木斯人，他们口音很一样......”　　......&&　打发走坏头头，我再也平静不下来。难道真可能是Ｐ老师，他竟会这样卑劣？！我取下了审问记录。　　靠在床上，我班团支书审讯了一个武斗凶手，也回来了。他是在六月血腥的武斗中决心站到我们一边的。他气愤地讲了几次大武斗的内情；不知怎么，话题一转，他神秘地说起了１９６６年反学生，批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是Ｐ亲自拟稿，在反击的前夜，才叫他和几位同学去抄的。马列教研室的“五评”也是Ｐ请同学去抄的。另外，趁在星子县“四清”，Ｐ秘密布置团支部，利用某人回校取衣物的机会，到宿舍里偷偷去开了我的箱子锁，抄摘了我的日记、信......他唠叨了很久,说完闷在心中的积怨,很快进入了梦乡。但我象从监牢中放出来那一夜的亚瑟,失眠了。这运动把人们搞成了啥样子？&&&&早晨五点多,我总算走出了住室,爬到阳台上,看着那冉冉升起的红日,拿出了纸箱中翻出的学生的交代和昨夜的记录,点上了火柴。在烧尽之前,用它点燃了一支香烟。　　　　&&&&&&&&&&&&&&&&&&*&&&&&&&&&&&&&&&&&&&&&&*　　到６７年１０月，中央文革文件下达，开始“复课闹革命”。不过全国的６６届也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同学奔走相告：“４３５０部队”来支左了（当时大学生毕业工资４３元５角）。院里开始进行大联合，学生们又都回自己班里，除了各兵团在争夺未来革委会的席位外，斗争仿佛已转移到教育革命之上－－这大概是学校本来的正事吧。对立面的学生、老师、干部都陆陆续续参加了教育革命大辩论。我在“斗批改”办公室碰上了Ｐ，他除了多佩上了一枚小巧雅致的毛主席像章外，仍是一年前－－三、四前的打扮，只是蓝中山装洗的更发白了。他参加了编印>，这对他是再合适不过了。学生们也不记前仇，只要你表态支持造反派，或者具体干点什么，就算“咸与”革命了。但是，我感到与Ｐ，确实隔膜了许多。　　一次在阶梯教室辩论教改大方向，Ｐ汇报了语录编印进程。大辩论这种大民主，不仅象p比喻的海德公园、还象当初法国国民公会，不分师生员工甚至不分政治观点，都可以参加、发言。只不过到造反派掌权时候，教室后面最高处不是自诩为山岳派的革命少数派了。Ｐ也久没上过讲台了，他发挥得很好，象上课一样有哲理有诱导，从容，庄严，逻辑娴熟，娓娓动听。他从马克思的>,讲到列宁要占领的这一块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讲到毛主席的“春节指示”“五七指示”。最后，他用一句撼动了林院人每一根神经的口号结束了热情洋溢的鼓动：“林学院办在城里，不也是见鬼吗？林学院要统统搬到山里去！”&&&&他套用了毛主席的一句话。大家都明白。　　洋溢中又渗入了罗霄山的山音。我不怀疑他是故意做作，这大致是一种精神感召的谐和作用。从批判“三家村”开始，有无数次批斗会，有好些人，（特别是某些农村进城的人），一进入了角色，激动得连音调语气都发生漂移，往往带上一些义正词严的古装戏剧说白腔；只不过河南人带上了豫剧腔，山东人带上了吕剧腔，湖北人带上了汉剧腔，四川人带上川剧腔......。没有办法，中国人现代的政治生活太贫乏，总是从传统文化中去寄托去设想去进入自己该扮演的角色。不过文化革命发展至６７年底，红卫兵运动终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语言，它在哲理上思辨意义上，象是模仿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由文艺复兴激活的西方才气横溢纵横捭阖深邃无比的语言；在壮志豪情幽默灵感方面，它最崇尚毛泽东；在语言文风上它颇象批判胡风、５７年右派和批判赫鲁晓夫的“九评”文章；而将最粗俗的社会语言、被鲁迅斥之为“国骂”的正格化政治化努力上应当是“五四”以来空前的。这种语言及气势，Ｐ当然难以学会。　　但我仍暗中佩服：Ｐ毕竟是Ｐ，他的马克思主义教养，会贯穿文化革命始终的。　　我旁边也有一个我笑他是“林学院托洛茨基”的同学，在咒骂：修正主义教研室的人！　　１９６７年除夕，我们已作完毕业鉴定，班领导小组组织了一次谈心会，尽管Ｐ老师作过保守派红卫兵的顾问，但仍把他请了回来。本来目的就是消除隔阂，况且他的政治形象也并没有暗淡下去嘛！　　谈心中自然涉及了革与保中的一些矛盾，乃至六年多来淀积的一些歧见。　　批评中涉及到我。有同学认为我不是造反派，而是保守派乃至右派，应给以政治处分，或取消分配资格（其它班有一个骂江青的，一个参加武斗当政参部长的，都取消了资格）。我第一次感到了在一场大混乱之后，“始皇虽没，余威震於殊俗”的现实意义。这种余威，并不随着所谓资反路线受批判而消亡。因为它本身是来自文化革命的，是文化革命要鉴别与审核我们每一个人。这发自苍穹的威力，超越了两大派也超越了两条路线。　　主持会议的团支书（他是班领导组成员），为难地请Ｐ发言。显然他是希望借Ｐ的理智来搭救我，缓和一下气氛。Ｐ不好意思地谦让了一下，清清嗓子说了：　　“Ｓ还是个想革命的学生，世界观问题不要急着下结论，特别是他还有一位老革命的奶奶需要他照顾，不分配也似不妥当。不过，同学都看过了已公开发表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有关文件，现在也明白了这场文化革命的由来和发展，它不正是庐山上这一场斗争的深入和继续吗？Ｓ作为一位颇有名气的老造反派，他过去、以及一年多来对自己过去的认识，似乎和自己的身份、和伟大的革命不太相称。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他自己的灵魂，究竟触及了多少.......？他那比别人深得多的个人主义王国，究竟粉碎了没有.......？他还有没有必要，向毛主席忏悔他的过去......？不能单纯地看一个人的血统出身和文化革命第一回合,实质的右,往往是用左来掩饰的，否则毛主席讲什么形‘左’实右？”　　一针见血！而且好象他也是和同学们一样仅仅是读了当年的大字报，也相信大字报讲的全都是事实一样（不愧是哲学老师，他完全估计到了我从未在同学中为自己作过任何澄清）。　　我原认为自己在运动中的思想言行是无懈可击的，也以为自己早些年认识的曲折，已在实际中作了修正，用行动证实了我的回归。看来，好象我比Ｐ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更远。我在意识形态的“原罪”压力下好象正在瓦解，因为我是无限信任这一意识形态的，正如迷途的羔羊太崇仰上帝了，在上帝的牧人面前是不可抗拒原罪的一样。　　我脑海中顿时浮现出在北京航空学院被批斗的彭德怀老头子的惨象。血回升到脑顶，手脚发麻。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对得起这场触动了我又解放了我的文化大革命......&&&&&&&&&&&&&&&&&&*&&&&&&&&&&&&&&&&&&&&&&&&&&&& *&&&&“你让步了？”我忍不住打断了Ｓ的回忆。　　“我不能不让步，我无话可答，特别是对那些与我一样忠诚于这场运动的同学。他的观念是大家都信服的，除了个别人同情我，谅解我。”　　Ｓ接着叙述他的故事。......　　就在这时，一股潜意识，迅猛地闯进那即将绝望而紧缩的心房：　　他是谁？他是我们高二暑假时讨论过的>中的维尔福检查官吗?在维尔福的重压下邓蒂斯必须被摧毁。“当一个检查官证实被告是有罪的，当他看到被告在他的雄辩的雷击下脸色苍白，低头服罪的时候，他又会感到怎样的得意！”　　&&&&&&&&&&&& *&&&&&&&&&&&&&&&&&&&&&&&&&&&&&& *　　我到森机厂报到后，仍然在想：是的，他是思想界的维尔福，他的确亲自起诉，而且在自己险些声名狼藉时，还能神态自若。不，他又不仅是维尔福，他并不一定急着先下结论，他作老师，善于诱导，善于引而不发（引而不发成了６０年代某些人的秘诀），他善于从困惑的两极中，通过似是而非的理论推导，使人得到似是而非－－实际却是致命的一元的满足。　　不，他比神圣同盟时的维尔福和伪善的罗马神父更有力量，因为他握有正统的革命教义，他有钦赐的解释权、裁决权。除了他理解的主义，其它都是异端。在６７年看，文化革命初，他是错了。但他有类似中世纪忏悔师的基本素养，加上惩治不轨信徒的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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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忏悔师　　　　　　　　　　　　　　四　　我到苏州后，没能安静几天，追逐就接踵而至，开始是“清队”，接着是“一打三反”，再后是“清5.16”，甚至到“揭、批、查”......都不放过我.每次的审查,学习班,都是在我刚刚想弃“政”从“文”，搞些业务技术之时。到７０年初，干脆把我提回林院审查－－江苏省那时也正值抓“5.16”高潮，就欣然同意了。　　当时学校已不在Ｈ城，军、工宣队及名存实亡的院革委机关及一些师生，到了“黄山斗批改团”（就在过去的实习林场），我又转到机械系师生所在的神农架林区的二团。神农架，这是我在６７年和一些中学生相约，幻想来奋斗一生的神秘山林，世外桃源的生态环境也确有典型性。不过当时的我，也失去了追踪野人、考察生态的雅兴。　　“学习班”、“牛棚”，并非都象小说电影中描述的那样，每天三顿伙食还是可以的，有一些象征性的体力劳动。大部分时间是在军、工宣队领导下，在“动力”的帮助下“背靠背，面对面”作检查揭发。内容无非是受了王关戚、杨余付什么影响、有何联系，反党乱军等等。一周后，我知晓了两年多来不少的情况。革委会副主任老院长，据说是叛徒，“５.１６”的黑手，也给挂了起来。全院中层以上近百名处级干部，不论是亮过相的，还是死不亮相的，都进了学习班，有的是走资派反动权威，有的成了“５.１６”。后来军宣队解放干部，雇工出身的指挥长宣布“林院是烂透了的单位，只有‘一个半好人’”。Ｐ虽然出身难堪，却得到军、工宣队的谅解，那时当了政宣组的副组长。　　军宣队一眼看中林学院这块风水宝地（大串联中，红卫兵评比的江南三大美校园，依山傍湖的南林、皖师、武大，都不如Ｈ城林学院这么幽静、秀丽，天下名山学占多嘛），建议给空军作司政后机关用。革委会遂作出顺应副统帅一号命令的“伟大战略部署”，决定，将院系改为团、营编制，开进黄山、神农架“斗批改”了。&&&&７０年“五.一”前夕，形势骤然紧张。黄山一团已在北京被突破。残存的革委会委员在“京西宾馆”办学习班，陈伯达亲自到宿舍来启发大家，一屁股坐到地板上，说“我是小小老百姓”。同志们感动得掉下眼泪。一个家庭有所谓历史问题的小同学，首先在陈的启导下，供出了林院“５.１６兵团”的名单，据说目标是指向周总理的。不久，军委三办也关心起林学院来,查出有的“５.１６”，借口去大别山查中原突围的叛徒、自首问题，竟然跑到林家大湾去查林副统帅的家庭出身！“誓死保卫周总理”的标语，立即被“誓死保卫林副统帅”代换了。　　我从来就不相信学校中真有什么“５.１６”，从经验出发，每一次都是用政治谎言开的路。但是，听到这些，也确实毛骨悚然！　　审查升级了。晚汇报被“挖毒根”代替。我们则一个一个被隔离起来，受到“疲劳轰炸”审讯。一个一年级同学（林院第一个写大字报的），被摧残得累得不行，在下半夜用条凳劈昏了沉睡的看守同学，公检法逮捕了他。另一位本来神经就不正常的同学自杀了，用的灶房砍柴刀。据说到深夜灶房那边还会传出低沉的呻吟，吓得女同学晚上都不敢单个去打热水。他的哥哥，在部队被通知提前退伍。他的女朋友实在想不通，爬上了神农架的舍身崖......　　事后，军宣队长在大会上颇俱幽默地哼道，知识分子>读多喽，太轻生，值得为反革命去殉情吗？　　真是不巧，我在老家的“向阳花”女友小Ｃ，半年多来的信，从苏州好不容易转到Ｈ城－－黄山－－神农架。因为得不到回音，接着又发电报，说只要求回电，说明我还活在世上即可。第二封电报是加急的，打到Ｈ城的留守处，电文是“奶奶病危速归Ｃ”。信、电报，工宣队拆开后都交给了我，但我却无法回信，更不要说走五十里山路去发一个证明我还活在人间的电报了。奶奶病危，我是相信的。她已是七十多岁，没有多少文化，“九大”前夕我回家，她从造反派办的学习班出来，已经很衰弱。她是个很坚强的人。抗战时，因为坚持武装抗日，被王明处分过，她卖掉爷爷的四亩薄田，支持我父亲打游击去了。在运动初期的危难中，正是她的精神，一直支撑着我。66年我去北京，专门绕道回盐城，问她北京有什么老同志要去看的。她听说我被打成反革命了，不无风趣地说，反革命没什么，奶奶也当过“反革命”的，直到“七大”，毛主席亲自为这批人平反。她是位工农干部，在６６年却对文化革命异常的感慨，说盘古开天，有哪一个掌了权，还自己号召革命的呢？只有共产党；也只有毛主席最了解青年人，管它是那个局的书记定了你反革命，只要毛主席还在，你们青年人是不会吃亏的，你记住...。白色恐怖中，我咬紧了牙，但奶奶的话语，却使我双泪长流......　　“九大”前，她在县上被批斗了，她已没那么自信，有人给她挂上“女叛徒”的黑牌，她气得给扔了。造反派要她揭发刘少奇的问题，她答道，我只是给刘少奇拉纤的，难道刘少奇船翻了，非得淹死我们这些拉纤的吗？她一个工农干部，能知道多少呢？造反派听她这么一说，都笑开了，干脆打发她回家。但她体力已不行了，这次见面，就要我别再问什么刘少奇的事了，以后还不知道会怎样哩。她得了老年白内障，家中全靠小Ｃ来帮忙。奶奶与我相依为命，那样理解我支持我。我几乎要发狂了，和团长叫、骂，拍桌子，要求回家去。　　团长与总部通了电话，指挥长命令将我押到黄山。从兴山县坐汽车到宜昌转船，芜湖上岸又转车，四天才赶到。实习林场大院里空空如也，一个看门的老林工说，全团都到山冲里开“宽严大会”去了。会场上的喇叭声、口号声乘着穿谷风，一阵阵飘向场部。&&&&一个坚毅、洪亮的嗓音，宣读了政策和从宽的名单。老工人说这就是指挥长。　　后来，在阵风和回声中，好不容易听到一些讲话片断，但是却异常清晰、激昂，也娓娓动听，是Ｐ！从严的第一个人是电工房的一位老工人，他受审不过，跳进了一丈多深的粪坑，扯上来已奄奄一息。Ｐ宣布了开除他党籍的决定。　　“同志们，我们的革命，是革那些革过命的命。今天的敌人，是建国以来最凶恶的敌人......出身好，老党员......有欺骗性......背叛......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狗屎堆－－－－狗屎堆－－－－狗屎－－－－狗......”不紧不慢，一声一声，在山谷回响。　　群情激愤的“誓死保卫林副统帅”、“砸碎'5.16'阴谋集团”的霹雳在群山轰呜回荡。&&&&散会后，接待我的不是指挥长，而是带着新星，幕僚神情的Ｐ。他立即从无穷其乐中镇定下来，安祥、冷静地说：“几年不见了，政治上该成熟些了吧？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我非常理解，你奶奶病危，是该回去看望，她就只有你这一个亲人了......也是坎坷一生,革命老人啊......。我很同情你。不过我决定不了，主动权在你自己手上，你明白，只要你交代了问题，马上可以从宽，马上可以回苏北......就看你的感情在奶奶一边还是在那些阴谋分子一边了......‘5.16’是文化革命的叛徒，当然话说回来，也没什么可怕。现在都是按敌我矛盾批判，处理时还会按内部问题解放的......我们都追求马列主义，是老相识了，到时候我可以说上话......你要真信马列,帮帮忙,帮我弄清它的组织结构、政治纲领，全院已查证落实的‘5.16'已有６１６名了......”　　这是在兜售“赎罪券”吗？一张“赎罪券”值多少条红卫兵的政治生命呢？毛主席，你还没有去世，为什么青年人就这么难过了呢？　　毛主席检阅过的一千二百万，这周恩来亲自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红卫兵,尽管正在天南地北的农村、工矿、荒野，谁还痛悔自己跟随毛的青春，还可能作出什么忏悔吗？　　我又被关了起来，Ｐ这回说话是算数的。　　说实话，当时我已完全绝望了。奶奶会病死的，毛泽东也无力来搭救我们的，况且正是他下了指示清“5.16”分子。后来我们头头告诉我，传达这一指示时，他感到精神垮了，连毛也同意清查，自己成了被上帝遗望抛弃的人了。　　当时我真希望这个星球深层沸腾的熔浆，就在黄山找一个突破口！至少，这美丽的黄山林场，再来一场山火，能把我，象令人崇敬的上海知青一样（“黄山青松育新苗”）连同这没完没了的白昼梦魇彻底地一起“涅　”掉！　　&&&&后来的情况你已听说了，我在７１年被释放回厂，才知道奶奶已在绝望中死去，是忠厚诚恳的小Ｃ一直料理到最后......她究竟没有经验,也顶不住舆论的压力（江苏也抓了几十万“5.16”分子）。就在我恢复自由的前夕，她与镇上一位当兵的订婚了。也难为她等了好久，我在神农架还是在黄山，都无法回告她一声我的躯壳或者灵魂是否“活着”。我仍是永远从心底感激她的。是我害了她，也是我害了使我总充满荣誉感的奶奶。　　　　　　　　　　　　　　*&&&&&&&&&&&&&&&&&&&& *　　我回厂后，所谓“5.16”的问题是既无法肯定，又没否定。林彪摔死了，连文件也不让我去听。不久，说１９６７年的毕业分配属于“派性分配”，我被改分到川西的岷江森工局，到了岷江的一个采伐区。但近千名干部、工人和几个同学，仍在Ｈ城林学院被批斗。只是罪名从“反林彪”变成了“跟随林彪”了。反正在政治上强奸了你一次，就可以一次次来奸下去的。流氓和有流氓意识的人，都会来打你的主意。这成了政治斗争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岷山里虽然偏远，甚至看来是荒蛮，但在冷杉、云杉、铁坚杉和箭竹丛中，我重新得到了劳动的伙伴，也得到了在高等学校高文明的人群中，反而难得的谅解、轻松。各族林工，是那么憨厚、淳朴、无畏，他们对外界的什么路线斗争兴趣不大，但好几次在最危险时，舍身把我这个所谓“毛主席派来的知识分子”救出险境。　　这红军走过的地方，原始野林是那么的绿，千年雪岭是那么的白，湍急的岷江是那样信心十足地打丛山中穿出，天空好象永远是那么湛蓝。还是大自然好，甚至野林里的走兽也分外纯真可爱，比人坦诚、天真得多。　　后来多少听到了些消息，随着批林整风，四川的梁兴初、河南的王新、新疆的龙书金，江西的程世清......都受到了批判,说是扩大了"批清",上了林彪的船。有的省群众组织头头平反，有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到７３年夏天，我决定外出走走，又回到了Ｈ城。林学院已回到原址办学，而且恢复了招生，虽然冷冷清清，但毕竟我回来了。　　　　　　　　　　*&&&&&&&&&&&&&&&&&&&&&&&&&&&&*　　我漫步在校园，偶尔碰到一两位熟人要么是紧握着双手，问一句“还好吧？我是说，一切......”，要么，是慌乱地避开，眼皮也不抬起来。一位党委副书记，把我迎到他家中，默默地读着我在四川抄来的关于解放干部、关于正确对待红卫兵的文件，以及当时中央首的讲话，一面让我尝几年没见过的Ｈ城早点。一位人事处长，尾随我到无人的走廊中，才悄悄问我：“四川怎样了，干部解放了吗？”她被定了叛徒，“5.16分子”，我不愿使她难堪，也没再问她的境遇。我知道，当年她去解放区途经上饶，曾被集中营的小头目扣住强行同居一段，当时还是个爱国学生。这一段耻辱延安时已作过结论，大学生打内心里同情她，没想到军工宣队，还有那“一个半好人”，比学生还不谅解历史。　　行政楼前有几版教育革命的专栏。走到楼门前，无意识地朝楼上一瞥：呵，Ｐ恰好也走到窗前张望－－碰上我的目光。他的表情，我怎么给你形容呢？真象一部香港电影中的一个男主角的镜头，退，已退不回去了，挤出的是尴尬的笑。这一表情，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你，上来吧......”　　我进入政宣组办公室。Ｐ变化不大，略为显老一点。还是宽厚、洒脱样子。中山装换成了蓝的卡。他询问了我在四川基层工作情况，给我介绍了教改情况，顺便说，６７年的教育革命算什么，虚无主义的大表演。　　“......你奶奶还好吗?”　　“她已在７０年７月去世了。”　　“......呵，是不幸的......”他反应过来，期期艾艾地说。“你还是幸运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运动初大家批判了你，是件坏事，现在看也是件好事，避免了犯更大的错误。别人就......”　　“年青人是无辜的，我不怪学生......”　　我脱口说出先头拜访老院长时他的感慨。老院长在延安已作过结论的事，被省革委的主任、副主任抛出来，他不能原谅的正是这些并不是不知道历史和政策的人。　　“你要接受教训......总结经验。”　　真是打罢了左脸，还须把右脸转过去。>中国化了。　　我告诉他外省的情况，他无所表示。不知道是不好表示，还是未传达到他这一级。　　我在Ｈ城住了一周，哪儿也没打听到落实政策的消息，都是规劝“不要犯新的错误”。但省里长达四年之久的“批清”学习班总算结束了，几个同学也总算出来了。　　&&&&&&&&&&&&&&&&&&&&&&&&*&&&&&&&&&&&&&&&&&&&&&&&& *&&&&听说不久之后Ｐ就参加了省市评法批儒宣讲团。７４年我碰见一位在林科院工作的校友，谈到Ｐ曾代表学校，出席林业部门评法批儒讨论会，他说观点“真是吓人”。我当时是赞成批林批孔的。但我一想起当初借林彪的得势来吞噬文化革命之果的人，今天又在凑热闹，总有些头皮发麻。　　我给Ｐ写了一封长信。说我们是因教与学而认识的，口头上心理上都是承认真理的。不管反复多少，我们的认识也可以反复，但不能每一次反复，都用马列披挂上马，向当时的对象发起冲剌：若每一倾向都在几十卷中找得到理论的依据，理论还有什么原则性呢？不是仍如中世纪作了宗教婢女的哲学一样吗？反正马赫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姓马，还有起码的原则和道德吗？当年讲的真理标准的确定性在何处呢？其“不确定性”，恰恰是在变幻莫测的运动过程中吗？唯一性何时变成实用论，辩证法何时变成相对论的呢？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是否发现中外唯心者的异曲同工：一个在内省中自我复归，一个在“原罪”的忏悔中进入天堂。最后提出，他对全院的６１６名“5.16”和我是有责任的，他必须对我们的平反、恢复名誉说真话。　　他自然没有回复，看来也不可能去讲真话。今年学校通知我回去商议政策落实，我给一个党史课老教授讲起这封信。他劝我，在１９７４年，也太认真了，不要说Ｐ，其他政治老师也做不到，学生对老师也不能苛求，政治老师也是人。是的，他们也是人，不是天使。　　我去到岷山，除了时而有人来外调什么的再没有进过学习班。但我心里宁静不下来，几乎每个月总会在梦中见到专案人员板着面孔，剥夺我仅有的自尊，特别是Ｐ，在娓娓地规劝......摆脱不掉。　　别急！Ｐ老师的事没有结束，这次回母校，通过其他的人，我知道了更多，我相信个人的微茫的感觉没有错。九年没有回林学院了，我们的身份已不再是红卫兵了，人们也正在畅所欲言起来。我听说，绝大部分“5.16分子”，早在７５年就平反了，主持这一工作的，竟是１９６６年学生中“反右”活跃一时的保卫科长－－他本人也还未彻底解放，文革中众所周知的在朝鲜带枪被俘，档案上曾留下“不可重用”四个字。我去看望一位晚期肝癌的老师Ｙ，他原是教工的造反派头头，也被监审过数年。Ｙ告诉我一些隐密：　　Ｙ与Ｐ同班，Ｙ是班长，而Ｐ是年级党支书。Ｐ在１９５７年，最先受到指责的还不是政治毛病，而是他与同年级一女同学勾勾搭搭。发难者自然成了右派。团支书同情右派学生，到５８年复审竟被扩进右派队伍，结果没有分配工作，而回到老家，最多在公社里跑跑腿。团支书在难言的政治生活压力下，结束了自己。当然，Ｐ在法律上没什么责任，他也绝不会给学生们讲这件事，而这确是他在道义上的第一条人命！Ｐ另寻新欢的努力告吹了，但实现了与分居多年、感情早已疏远的（右派）妻子离婚，理由是革命化的－－当然后来他个人生活并不顺利，不然都成了“天云山传奇”了。　　他逃离当过二鬼子头目的父亲的家，主要是受不了父亲续弦的虐待，到了讲究阶级斗争的６０年代，他自己以为早可算一种阶级觉悟了......是的，他很善于编织桂冠，他会揭下别人、甚至自己的心灵疮疤充作荣誉勋牌，他还需要引导自己，欺骗自己。　　不过三天，我还知道了更多：“评法批儒”不时兴后，Ｐ立即加入了批判小生产、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活动，在院内外种种集会上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能怪他吗，这是他的职业。到１９７６年初，中央文件刚刚传达，他挥笔上阵，请来了马赫、布哈林、请来了杜威、杜林，陪批邓小平，全院公认，那些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人，都没有他跳得高。仅仅几个月后，他又迅速地发现把江青和吕后，武则天结合起来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况且，毛主席还早就批评过“四人帮”呢......恶战了十年,他终于从滚滚恶浪中搏击了出来,他游得那么自如，那样永远地与上帝同在。　　但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７８年，毕竟是一段历史的转折。它具有特别的刚性和韧度，许多事物，在这两年里折回了它的对立面。几年前公认的“封资修”，正沿着大家都批判过的渠道流回林学院，一些大家以为丑的开始变成美的，被人轻视或不光明正大的学术活动，也迅即复苏了；人们心灵中的恶开始转变成为善，老实说，在这个威震过Ｈ城，骚扰过中共中央的林院，极端的派性对立正在冰销。在已巴不得举着ＵＳＡ或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ＰＯＳＴＡＧＥ信封招摇过市的今天，一位我们熟知的好同志，突然宣布当年在忆苦中哭诉过的烈士双亲，健在于华裔的三蕃市......我不是要出知识分子的洋相，有的是丑的更的丑了......这就是我们知识分子啊，运动中他们大多数难免也左过一下子，追逐过潮流。　　院领导由于Ｐ在批邓时的拙劣表演，不能再重用他。他似乎也意识到政治的石龙子未必能适应气候的剧烈变化。但他是知识分子，不干政治，还可以干业务。在红卫兵发现考研究生是补偿十年的一个机会的同时，他已意识到自己身份的价值。&&&&他回到讲台。在林院　，他第一个悟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政治背景是什么。就在多数领导、政治老师还在犹疑这是不是否定毛泽东时，Ｐ又朝气蓬勃起来，不失时机地在报上、刊物上投入了新的辩论。在７８年，这是要冒一些风险的。他很快就从困境中走出来，化险为夷。人们也可以谅解他，复职的领导，有什么说的呢，应当谅解所有的属下，何况是他。反正他绝不是造反派，他也不是真心要批判邓小平嘛，论“三种人”自然挂不上边。即便是７６年他着意丑化过邓小平，也还是自已人。何况他在理论上比大家都高瞻远瞩。他看准了，到了该抛弃对毛泽东的迷信的时候了。谁叫你们还抱住偶像不放呢？　　他比所有的人更亲切地口不离“我们的小平同志”，他比还在观望的知识分子更理解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政策、农村政策。我终于明白，他正在和三中全会接吻，而“小平同志”又成了他的耶稣。而人们恰恰遗忘了列宁说过：自然科学家马赫的哲学对于自然科学，就象基督徒犹大的接吻对于耶稣一样。难怪有一位敢说真心话的老师，私下告诉我他的估计：邓小平去世后中国要有人批评他的改革政策，Ｐ的出现机率，将是85%！（英文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第一个字母就是Ｐ）　　我的卫道士又抛头露面在Ｈ城，在高校、在林业系统的理论讲坛。８１年评职称，他第一批晋升副教授。他早已不只是教研室书记，他已是省哲学学会理事长。　　正如知识分子的审美观、价值观在发生惊人变化一样，“不为五斗米折腰”，正在变成“为了五元钱（一级工资）而红脸”。而他更温文尔雅，谈吐自若，侃侃婉婉又娓娓。他的目标，早不是副教授了。他在著述，他在数稿酬，在统编教材的讨论中与兄弟院校反目。宣传部、党校、出版局，马不停蹄，政治斗争中积累的解数都可以用在学术斗争中。　　后来，是尽了他数十年的理论修养为经济改革、为开放作注释，也为之呐喊；他竭力赞扬的，恰恰是当年他振臂执戈猛烈攻击的。　　老祖宗在九泉之下该已不安了。马克思批评拉法格和其它“那一路子马克思主义”时，借用过海涅的名句“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他们如果知道龙种到了龙的国度，“桔生淮北则为枳”，孵化出一种理论跳蚤，也会耻于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而龙种为什么会孵出跳蚤呢?千百万六十年代的红卫兵的血泪才换来了千百万八十年代青年人的思想解放，如果今天的林学院学生深知他们的Ｐ曾经是，而且仍然是这样的－－他们将出现什么危机呢？　　　　　　　　　　　　　　　　　　　六　　你可以回忆出也能比较出：当成百万的红卫兵聚集在东西长安街，西苑机场，双颊绯红，两眼噙着泪花，高举语录本，他们唯一的信念是什么？我们的忏悔师也一次次翻弄着马列毛原著，用唱诗般的虔诚在播颂主的圣明，而在每一次阶级斗争、同胞兄弟搏杀时，他心中想的又是什么呢？　　诚然，在８０年代人看来，红卫兵的虔诚奉献只是愚昧，对改变社会也是无济于事的。　　毛泽东对斯诺讲到：举小红书的，有的真诚；有的随大流；有的，怀疑他是伪君子。当时我的视野还只有自己生活中的牧师。&&&&文化革命是全民族的精神搏斗。真善美与假恶丑是无法用党和非党、老干部和新干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老师和学生、老年和青年、造反派和保守派来截然区分的。大概也是为了揭露其灾难性，文人们曾不停顿地指责青面獠牙的红卫兵虐待干部、知识分子......这无非令我想起鲁迅批评他自己的“进化论”思想，他的话大致是说对了。然而客观史实总比可能描绘的更为纷繁、复杂，“先生为什么老是欺负学生呢？”这个问题老是在脑海中盘旋。　　特别是，他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干部、工人、其他的教师呢？他并不是不了解政治而只出于一种狂热，和文革中的楞头青相比，Ｐ是没有狂热的。他是不是有一种精神压力或需求？他会是被虐变态，从而成为虐待狂？但曲解了信仰和欺骗别人甚至扭曲自己，毕竟还是两回事。　　在中国总是这样的人物成了气候。（真希望在中国出巴尔扎克和雨果，来囊括这三十年）正象维克多.雨果在《九三年》中抨击的沼泽派一样:“他们作了一切卑鄙的事，但没有一个人感到羞耻；他们把愤怒隐藏着，表面服从而骨子里实行反叛。”　　“他们就是恐怖”。　　他们赞成文化革命却去反对文化革命。在反感之极后又处处表现出了异样的拥护！关键也在他们身上：总是倒向胜利或将要胜利的一边。他们总是在文化革命。　　他们把普通学生、教师打发去做“牛鬼蛇神”，把“彭罗陆杨”献给毛泽东与林彪，把刘少奇邓小平牺牲给文化大革命，把老干部出卖给“宣传队”，把毛主席的红卫兵又一脚踢给林彪，把林彪一伙抛弃给“上海帮”。当毛泽东决心在自己最后一年，不怕死后洪水滔天地整肃邓小平时，他不失时机地攻击邓小平（而当“四人帮”垮台，特别是邓小平复出时），他们最先悟出前途，抛弃了“两个凡是”－－于是也就抛掉了文化革命和毛泽东。但在这运动就是一切中，他们总是获取了最终的目的。　　这些人把黑格尔的异化、扬弃说，给演绝了。　　上帝只有一位，但政治文化的派别有多少，客观存在或人为划分的政治集团有多少个，斗争有多少次他们就准备反戈多少回。反正没有背叛马克思！　　“沼泽派”促使法国人失去了政治能力的自信心。一度浇灭了法国人热情的火焰。忏悔师则使人们失去了对自己信仰的自信心。　　早在林彪事件后，有人嘀咕：真伤人自尊。一位老红卫兵就接茬说：我早就没自尊了。１９７９年，我碰到一位老红卫兵Ｚ，他曾担任过中原大学的副书记，他不无诙谐地说，干了十年文化革命，最后才明白过来，中大的资产阶级是谁，原来是我Ｚ！他与我一样，压根是赞成防修反修的。他作为中大造反派的代表被开除了党籍。当然，红卫兵的感情痛苦不仅仅是个人受了骗，受了委曲，也不仅仅是自己诚心拥戴的毛泽东成了中共又一位受到批判的总书记，而且还有在重新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不得不从心灵中剥离出一度神往的列宁青年近卫军形象、和悲壮的国际共运一个半世记。　　诚然，舆论一律、革命一律都是没有的。红卫兵中早就出了所谓的“颓废派”、“逍遥派”，它肯定胜过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天派”与“地派”......,红卫兵中也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后来确实越越来丑恶凶狠的;有从十年中重新悟出政治权术的奥秘,且权、利熏心的，有抄完资本家的私宅，就把自己小领袖的荣誉抛在那小姐闺房的。有一位Ｈ城的李姓大学生，竭力标谤自己的造反精神，同时又任人传说自己是李井泉的儿子！（正值李井泉已被揪斗，一个儿子实际已在北航被殴死之时，是不是有一种比于连还可怜的小生产者心理？！）；也有信誓旦旦地背叛家庭出身，却又偷偷开假介绍信托关系涂改成份的......&&&&潜在于红卫兵硕大群体中的文化沉滓必然泛起。在文革中，不难看到用一种非理性意识，在批判、在剥夺、在取代客观存在的，红卫兵心目中的另一种非理性意识。不过哪一种红卫兵，当年都缺乏对中国历史的体察。更缺乏８０年代青年人对中外文化的比较反思。　　科学与民主不是从天而降的。和西方文明　相比，我们的历史上短失了某些层次。比如人道主义，，马克思之前，无神论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中介的人道主义，在进一步发展成天主教的或现代的耶稣会精神之前，无神论是作为对宗教的反动而出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意识未必与加尔文教派的原罪、忏悔意识是并行不悖的。马克思信念不等于人道主义，但他们也说过共产主义以扬弃私有制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我的理解，马克思的扬弃私有制和一切非普罗意识，并不是以精神的扬弃、人的本质的扬弃为前提的，他是反对用宗教专制的办法来维护这种扬弃的。　　广义的人道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没有的。在西方文人笔下，出现过伪君子维尔福的崩溃（《基督山恩仇记》），出现过道貌岸然的蒙泰尼里的崩溃（《牛虻》），出现过曾对冉阿让也是穷追不舍的警探沙威的精神崩溃（《悲惨世界》），出现过曾对波兰人血腥压榨的十字军骑士团团长的精神崩溃（《十字军骑士》），也有过聂赫尼朵夫的复活，郭文、西穆尔登式的感情冲突（《九三年》）。但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里，在十年的现实中，我只见过精神永驻。现实中只见到被剥夺者被全面专政的精神崩溃，还没有见过剥夺者的崩溃，也谈不上他们有过人道主义的忏悔了。我不禁想起>中的:绝对正确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可笑的是，我们实际诚信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却去追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仅仅从忏悔师精神永驻来看，产生文化革命的社会意识、社会基础也远未清除掉。　　有文人说我们经历过寻神和造神。“寻”、“造”的工艺师是人民还是某一些人？中国的波格丹诺夫、日丹诺夫的造神仅仅是身居高位的阴谋家、理论家吗？　　也有文人说神和魔鬼商量好了欺骗了我们。你读过吧？　　真是如此吗？毛泽东难道是一个封建主，“烽火戏诸侯”了吗？只有在封建文化淀积甚厚的中国才产生这样线条化的理念。倘若真是这样，那么介于神和魔之间，是否还有一种非神非魔的宣教者，他们是维护过神呢还是侍奉了魔呢？我们追溯“神”的过失和“魔”的罪过很多，作为民族的精神包袱，则剖析太少。是的，诚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民族象一个妇女，由于片刻的疏忽随便让冒险者奸污是不能宽恕的一样，如果一个民族一代青年曾被某种骗子强奸、凌辱过，那么还有没有某种祭司，一次次助纣为虐地参与甚至已习惯成自然地轮奸已备受损伤和凌辱的一代青年的心灵呢？　　在东方忏悔士的哲学中，人只是一种社会填料，而这就是它的本质；这哲学否认需要，无所谓价值，更不要尊严。　　......　　我仍在思忖：封建的中国比起西方，不光是少了一个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似乎儒、道是缺少悔罪这一宗教层次的。西方文化我们缺少的，还要缺下去吗？而不该引进中国的，却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到中国的呢？古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第二次决战，在革命中不幸地阐发光大了容忍和原罪的观念。现代，存在主义是无须作忏悔的。这也大概是当今大学生中存在主义时髦的一个原因吧！　　我仍未弄清：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千百万人追求理想，为什么却产生这种从子思的“慎独”，孟子的“内省”到宋明理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修心养性，和西方宗教异端裁判所忏悔神父交媾形成的怪胎呢？　　 ...... 　　故事和感慨都完了。江船在幽暗狭窄的峡谷中搜寻，探照灯时而打在左舷，时而射向右岸。黑沉沉的三峡似迎面扑来的一条死胡同，但却总不是山穷水尽的，汽笛声在峡谷回转。　　快出夔门了。　　“他还会当宣传部长的”，我说。　　Ｓ苦笑了。尾声：&&&&１９８６年底，我收到Ｓ的一封短信，简告，他已彻底平反了，调局机关工作。　　Ｐ已升任林学院宣传部长，党委常委。少不了，已是正教授。　　林学院的整党是８５年验收的，有朋友信告，Ｐ的对照检查走了过场，自觉嘛，你能怎样？　　关于人性、异化、人道主义的辩论，不出意料，Ｐ又表演了一次。他常在闭路电视上露面讲理论学习，以至许多人家在荧屏前发出嘻笑：又是他。连林院的炊事员也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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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16 &&
好东东， 先顶后看。谢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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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48 &&
我的理解---克雷夫特---怕死---那是一种旁观者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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