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些国家的货币汇率越低,面值就越大?而且东西还这么贵?_百度知道
为什么一些国家的货币汇率越低,面值就越大?而且东西还这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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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数太大，总有不便之处，而土耳其里拉面值之大，恐怕要让我们瞠目结舌了。土耳其纸币目前最小的面值是1000里拉，最大的是5000万里拉！为什么用这么大的数字？一位土耳其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面值大了，你就会感觉很有钱。”
面值大并不一定就表示有钱。去年年初，1美元约兑换69万里拉。今年2月22日，土耳其政府宣布放弃对里拉的汇率控制之后，目前已贬值到110万里拉兑换1美元，而且还有可能继续贬值。
在此情况下，人们怨声载道。到银行用美元兑换土币，许多人得用行李箱装钱。土政府面临压力，考虑多种对策。土耳其中央银行想出了一个新招，将土币改版，即将面额100万土耳其里拉的钱币划掉“1”后面的6个“0”，使1土耳其里拉相当于1美元。如此计划得以实施，土币的面额均须改版，因为目前土币的面额...
本来汇率低的货币面值就是大的，在加上今年的全球通货膨胀．所以东西就那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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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东南亚国家柬埔寨的货币，面值1000瑞尔。折合人民币约1.6元，很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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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柬埔寨1000瑞尔纸币瑞尔为柬埔寨货币柬埔寨瑞尔，又称：利尔斯（Camboddian Riel　 　　原符号：CR.；J Ri.　 　　标准符号：KHR） 柬埔寨法定货币名称1 柬埔寨瑞尔(KHR) = 0.0016 人民币(CNY)1000 柬埔寨瑞尔(KHR) = 1.6 人民币(CNY)
这张纸币是柬埔寨的纸币，面额1000柬埔寨瑞尔，发行时间：2005年。纸币正面是柬埔寨巴戎寺的南门，背面是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柬埔寨货币在我国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所以柬埔寨纸币在国内的银行皆不能兑换。柬埔寨瑞尔与人民币无汇率，要通过柬埔寨瑞尔与美元的汇率来折算，1000柬埔寨瑞尔折算1.4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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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历史印在货币上 面值大却不值钱
纸币正面大多印有民族英雄的肖像
新货币玻利瓦尔
　　【环球时报驻特派记者吴志华】委内瑞拉为世界主要的产油国之一，石油输出产值占出口收入约80%。委内瑞拉是一个反殖民、反美旗帜鲜明的南美洲国家，1567年&1811年是殖民地。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在委内瑞拉的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同时委内瑞拉的货币像是放大镜，能让人更加清楚地看到该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和政治的风貌。委内瑞拉的货币无论外在内在以及使用方式，都个性十足，很有故事。
　　面值大却不值钱
　　委内瑞拉现在流通的货币是&强势玻利瓦尔&。委内瑞拉原货币名称为玻利瓦尔，日起，委内瑞拉实行货币改革，发行新货币强势玻利瓦尔（如图①），有让&玻利瓦尔强起来，经济强盛起来，国家富强起来&的寓意，希望能够实现&强势经济&的发展目标。近日，《环球时报》记者来到委内瑞拉中央银行，参观了设在这里的钱币博物馆。记者发现委内瑞拉的纸币制作相当精细，图案设计力图反映最具民族特色的元素。纸币正面大多印有民族英雄的肖像（如图②），背面图案选用委内瑞拉历史场景、山川景色和珍奇动物。然而，记者也发现，纸币的面额差距很大，有的面值甚至是1万玻利瓦尔和5万玻利瓦尔。中央银行的钱币专家赫拉尔多&塞拉达介绍说，20世纪80年代后，委内瑞拉政局不稳，经济增长减速，通货膨胀加剧。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加紧印制和发行面额越来越大的纸币。币值增加了，但实际购买力却在下降。不长的时间里，委内瑞拉纸币几经变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委内瑞拉经济发展道路的曲折与艰难。
　　2013年初，委内瑞拉本国货币贬值将近一半，引发经济的震荡，据当地媒体分析，委内瑞拉此轮货币贬值的主要原因在于该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水平较低、进口激增、政府财政赤字日益扩大，以及黑市上美元价格的飞涨。玻利瓦尔贬值有利于增加委内瑞拉的原油出口收益，增加政府收入，减少赤字。另有分析指出，政府赤字如此之大，也和查韦斯执政14年来坚持的社会主义改革息息相关。庞大的石油收入用来大举建设和照顾中低收入阶层，委内瑞拉人可以买到世界最廉价的石油。长期以来国家买单导致国库空虚。
　　伪造货币者处极刑
　　19世纪初，委内瑞拉通过独立战争，推翻了殖民统治，建立了委内瑞拉共和国。建国之初，委内瑞拉政府发行了一种单色水印的纸币。塞拉达说，这种纸币制作过于简单。为了防止造假，每张纸币都由时任共和国总统的米兰达逐一签字。后来发现这样做还是不行，就加印了公章，并且下达死令：&伪造者处以死刑&。然而，商人觉得不安全，拒绝收取纸币。纸币发行不到8个月就终止了。现在钱币博物馆橱窗里的几张纸币，是幸存下来、极为珍贵的历史见证。
　　塞拉达说，委内瑞拉曾经流通过以国名命名的钱币，并且规定在委内瑞拉市场流通的外国钱币，仍然可以继续使用，但必须以&委内瑞拉币&为单位进行换算。然而，&委内瑞拉币&也仅仅流通五年就夭折了。可见，摆脱殖民统治，建立主权独立的国家实属不易，同样，发行本国货币、掌握经济主权也不容易。
　　用珍珠当货币
　　西班牙对委内瑞拉进行殖民统治之初，并没有在委内瑞拉发现梦寐以求的贵金属矿产，也没有发现很多可出口欧洲的特产。当地贸易主要是以物换物。委内瑞拉东部加勒比海的玛格丽塔岛盛产珍珠。1589年9月，西班牙殖民总督颁布法令，将这个岛的珍珠作为货币使用。塞拉达说，由于珍珠大小和品质都没有技术标准，很多商人拒绝接受珍珠作为支付手段，于是，殖民总督又特意颁布一道法令，&对拒不接受珍珠的商人予以惩罚&。这样，用珍珠作为货币一直到1620年才告结束。
　　&玛库吉纳斯&银币17世纪起在委内瑞拉流通。那时，委内瑞拉向欧洲出口可可。西班牙王室从和邻近的、引进了这种银币。由于这套银币的流通，西班牙王室加紧开采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一座银山很快被掠夺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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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港主制度与港主所发行的货币初探
〔新加坡〕吕世聪
原文分两次发表于《亚洲钱币》杂志总第2、3期（1998年第2期-1999年第1期）
一、柔佛港主制度实施的时代背景
二、柔佛港主制度的推行及其特点
三、柔佛港主制度史上著名的港区及港主
四、港主制度下所发行的货币初探
1、19世纪中叶柔佛的法定流通货币
2、杨禧祥在素里里河港脚所发行的纸币
3、黄亚福在丰盛港所发行的港区货币
4、阿萨哥夫家族在龟咯垦殖区所发行的纸币
5、苏丹阿里在麻坡所铸造的锡币
6、一些曾经被误认为是港主所发行的铸币
五、港主制度的废除与影响
一、柔佛港主制度实施的时代背景
　　马来亚半岛南端的柔佛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大部份是尚未开发的森林芭地。土地虽然辽阔，人烟却很稀少，约有两万多人口，而且大多是居住在柔佛河（旧柔佛Johore Lama)两岸的聚落，内地及东海岸鲜有人迹。
　　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登陆新加坡以后，便与镇守新加坡及柔佛的天猛公（Temenggong）阿都拉曼（Abdual Rahman）及新扶持的柔佛王朝苏丹（Sultan）胡欣（Husain )签订条约，租借新加坡。
　　1824年，英荷条约（Anglo Dutch Treaty）签订后，英、荷殖民主义者划清势力范围。新加坡以南的廖内群岛、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归荷兰所属。新加坡及北部的马来半岛则落人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内。这么一来，使得版图辽阔的柔佛王国（Johore Empire）陷人四分五裂的局面：
　　⑴廖内苏丹受荷兰保护，统治廖内群岛与龙牙岛等地。
　　⑵柔佛由天猛公阿都拉曼统治，苏丹胡欣只有虚名。
　　⑶彭亨则由首相冬阿里(Tun Ali)统治。这种分裂，使得新加坡的天猛公在柔佛取得有利的发展和机会。而柔佛王国则已名存实亡了。同年8月，新加坡驻扎官克劳福（John Crawfurd）再度与苏丹及天猛公订约，割让新加坡。
　　1825年，天猛公阿都拉曼去世，由次子伊布拉欣（Ibrahim）继位，此时他年仅15岁。
　　1938年，苏丹胡欣在马六甲的旅途中逝世，由其子东姑阿里继位，可是却不被海峡殖民地政府承认其苏丹地位。东姑阿里据理力争，经过20年才于1855年与英国订约。
　　⑴英国承认其苏丹地位，但只能统治麻坡河一带，且不能世袭。
　　⑵柔佛其他地区的主权归天猛公伊布拉欣。
　　1877年，苏丹阿里去世后，麻坡便合并入天猛公所统治的柔佛。这时候的柔佛是由天猛公伊布拉欣的儿子—阿蒲峇加（Abu Baka）治理。他是于1862年继承他父亲的职位。
　　1885年，英国承认阿蒲峇加为柔佛苏丹。柔佛天猛公王统由此开始。而苏丹阿蒲峇加更被誉为“现代柔佛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Johore）。
柔佛天猛公王统（今天马来西亚柔佛州苏丹王统）
柔佛王朝王统（新加坡王统）
二、柔佛港主制度的推行及其特点
　　天猛公依布拉欣继位后，虽然继续受到英殖民地政府的扶持，治理柔佛属地。可是年轻的天猛公眼光比较长远，他与新加坡的各籍绅商交往密切，也目睹华人在新加坡开荒垦殖，种植甘蜜、胡椒等农作物，非常成功。例如蔡厝港、林厝港、杨厝港、曾厝港等地区。与此同时，由于欧洲市场对于甘蜜（Gambier）、胡椒（Pepper）、咖啡（Coffee) 等农产品需求激增，也刺激了华人从新加坡前往柔佛开辟种植场。柔佛港主制度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为鼓励更多的华人前往柔佛从事开垦种植事业，天猛公依布拉欣便推行港主制度（Kanchu System）。所谓港主制度就是前往柔佛开垦种植的人（大多数是潮籍华侨），向天猛公交纳一定的税金后，便可取得柔佛某一地区的开垦权。由于一般开垦的地区多数是在河口或支流的沿岸地区，而潮州人称河口支流为“港脚（Kang kar）。在“港脚”垦殖的人，由天猛公签发一张“港契”（马来文称为Surat Sungei），通常人们称他为港主（Kang chu）。
　　港主又分为两类：一种是所持的“港契”不止一份，自己不居住在港区内，也不亲自处理港务。这情形，人们称之为大港主（马来语称为Tuan Sungei）。另一类是未取得港契，只持有“采伐收割许可状”（Kebenaran Menebang Menabas），马来语则称之为Kang chu，是潮语“港主”的译音。所以港主（Kang chu）也可以是大港主（Tuan Sungei）的代理人，并且由天猛公委任。
　　柔佛港主制度最早在何年推行，今尚无定论，然遗存至今最早的“港契”是1844年，发给士古来河（Sungei Scudai）的港主。也就是说至少在1844年以前，天猛公为了鼓励华人前往柔佛开荒，开始推行港主制度。
　　港主除了由天猛公发予“港契”之外，到了1873年时，因为港主人数逐年增加，首相阿蒲峇加（以后晋升为苏丹）便实施一套更全面的港主统制法令（Kanun Kangchu )。这使得港主制度更为完善。这一系列的统制法令共有81条之多。其中包括了港主在其所经营的港区里，拥有：⑴开伐林矿；⑵米粮、酒、鸦片的专卖；⑶抽取各类土产的出人口税；⑷开设赌馆、当铺等特权。除了以上的经济特权外，港主尚有囚禁犯人三天，鞭笞不超过六下以及罚款不超过10元的司法权。
　　由于垄断各类专卖，开设赌馆及当铺，所以一些港主也得到柔佛苏丹的许可，在各自的港区内，发行货币，并且流通使用。
　　由此看来，柔佛港主制度下的开港者，俨然有如地方上的土皇帝了。
三、柔佛港主制度史上著名的港区及港主
　　今天，当我们翻开柔佛州的地图时，还可以找到一些以“港脚”（Kang kar）为地名的地方，例如：Kangkar ulu，kangkar Pendas，Kangkar Ahung等马来地名。至于中文地名，如：永平港，丰盛港，陈厝港等等。这些地名都是早年闻名的港区。这些港区的开辟者以华人为主，并将自己的店号或姓氏作为港名，如德兴港，丰盛港，陈厝港，兴义公司等。
　　由于港区的开发，柔佛在短短的数十年间，成为一个商业繁荣的城市，而人口也从1835年的2.5万人激增至1894年的30万人。其中华人便占了22万。在实施港主制后，柔佛政府的税收逐渐增加，便致力于当时新山地区的发展。1862年，首相阿蒲峇加在新山建都，将旧名Iskandar Putri改为Johor Bahru（新山）。
　　据统计，到了19世纪末，柔佛总共开发了一百多个港区。这些港区之中，以潮汕人为之最，可惜今天己无法一一考证出来，只能列出一些著名的港区及港主：
Kota Tinggi
Kangkar sg・mati
Layang layang
Kang kar Bahru
Ahmad bin Al-Sa-goff
Jorak, Sungei muar
　　在柔佛的一百多个港区里，以种植甘蜜占了绝大多数。在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李钟珏所著的《新加坡风土记》里，对于当时新加坡的潮籍商贾，在柔佛开港种植有生动的记载：
　　“甘蜜树高与人齐，其叶长三寸，两端锐，中宽寸余，采而捣之，其浆成蜜，甘与蜂蜜相埒，欧洲各药中多用之，销行甚广，与胡椒二项，同一公局主其事者，由华商公举，经柔佛国王谕允。
　　自柔佛以上各国，港口繁多，俱产椒蜜。华人之散处各港者，实数十万，大都占地为园雇工种树，名曰园主。每一港推园之最大者为港主。叻中富商，设号各港，以收椒蜜，如中国花、米、丝、茶等项，坐庄者然。
　　潮商多业椒蜜……”
　　事实上，甘蜜早于十七世纪时，最先种植于廖内群岛，新加坡开埠后，才移植于此。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椒蜜市价挺升，新加坡土地不够应用，才移植柔佛。据统计，1892年从新加坡出口的甘蜜达5万吨以上，主要便是产自柔佛，由新加坡转运。
　　在柔佛港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好些著名的港主，例如：
　　（一）陈旭年，1827年生于广东潮安，南来新加坡，初以贩布为生，以后结识了天猛公阿蒲峇加一家人，且与天猛公结拜为兄弟。等到阿蒲峇加成为苏丹以后，便将十条港脚的管理权交给他。他在39岁的时候，已是柔佛最大的港主。1870年，他受封为柔佛境内的华侨侨长（major china），这是自柔佛开辟百多年以来，华人的最高荣誉。
　　（二）陈开顺，原籍潮州，先开拓陈厝港，以后成为新山义兴公司的首领。由于协助苏丹平定麻坡叛乱，而受苏丹器重。规定各港主，除义兴之外，不得另立会党。
　　（三）陈亚相，原籍潮阳，拥有新长兴港、新和兴港、新德兴港、新和林港。他也是新山义兴公司的第二号首领。
四、港主制度下所发行的货币初探
　　我们在前面说过，港主在自己的港区有一定的权力，例如代表天猛公（以后的苏丹）行使行政、警察、征税及发行货币等特权。其中港主发行的货币，由于近百年来缺乏实物资料，使得人们对于港主发行货币的情形，了解甚少。以至马来半岛货币史上的这一段小空白，存疑至今。
　　然而，无论钱币实物及史料多么缺乏，我们或许可以结合近几十年来，存世稀少的货币实物及史学家的零星记载，来勾划出十九世纪中叶，柔佛港主制度下所产生的港主货币的简单面貌。
　　十九世纪中叶柔佛的法定流通货币
　　在介绍港主所发行的货币之前，先得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在柔佛所流通的法定货币作一简单认识。
　　在1840年以前，柔佛也和新加坡一样，商业贸易往来时，市面上所流通的是当时东南亚商贾所乐用的西班牙银元（Spanish Dollar）。此外，新加坡的一些英籍商人也各自铸造发行一系列的小铜币（称为Merchant Token），以方便通市买卖时，作为小额找换。商人到马来半岛各地去经商时（尤其是马六甲、柔佛、苏门答腊及其他马来群岛），这类以公鸡为图案的小铜币，极受上述地区商民的欢迎。主要是因为这类铜币与荷兰人在巴达维亚所铸的铜币（Doit盾）类似，找换方便。
　　从1845年开始，海峡殖民地政府开始自铸铜币在殖民地内流通，以后又铸造一系列的银币（铜币面值有1/4、1/2、1分。银币则有5分、1角、2角、5角）。另外，墨西哥、日本、香港、美国等地的银元，亦能通市。与此同时，英资银行如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都各自印发纸钞。直到1899年，海峡政府开始印发钞票，才取代银行私钞。
　　1885年，柔佛首相（Maharaja）阿蒲峇加到伦敦去，争取英国殖民部承认并保证柔佛的独立自主权，并且不干涉柔佛的内政。同年12月他与英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协议中英国承认柔佛的独立主权，并策封阿蒲峇加为柔佛苏丹。同时，协议也规定，柔佛必须行使海峡殖民地币制，但是币值不能比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新加坡、马六甲、槟城）或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吡叻、雪兰莪、彭亨、森美兰）高。
　　总的来说，柔佛在十九世纪中叶所流通的法定货币，大体上与海峡殖民地相同。自港主制度实施以来，为了方便港主更有效地管理港区内的生产，各类专卖如：米粮、酒、鸦片、赌馆等生意，柔佛苏丹特准一些大港主，发行各自的港区货币，以便在各自的港区内流通使用，历史学者一般称之为“港主货币”。
　　杨禧祥在素里里河港脚所发行的纸币
　　大素里里河（Sungei Sedili Kechil）位于柔佛东部，河口面向南中国海。在大素里里河沿岸，有许多支流及港脚，如：和祥港、永泰港、和盛港、和平港等。
　　甘巴河（Kambar River）是大素里里河其中一条支流，在约在1887年时，有位名叫YEAH HEE SIANG（杨禧祥？）的港主，在这儿开港垦殖，是为和平港。
　　和平港在开发初期，时常面对虎患，农民经常受到老虎的侵袭。当时的交通工具也非常简陋，如果想到港区外的闹市，需乘坐小艇，沿甘巴河到大素里里河。如果要到新加坡，则需沿柔佛东岸，渡海南来。
　　随着椒蜜市场需求的激增，和平港到了1916年时，已发展成为一个人口三千，垦殖面积达五千英亩的大港区。也由于和平港资金雄厚，1908年时，在柔佛当局的建议下，发行纸币，在自己的港区内流通使用。和平港的纸币面值分两种：1元及1角（10分），和平港纸币起初发行时，质量比较粗陋。可是到了1927年时，却是由英国著名印钞公司Waterlows所印制的。
　　以上关于和平港区发行纸币的史实，最早是由英国驻柔佛官员A.E.Coope于1936年所记载，可惜的是A.E.Coope先生并没有给我们详细介绍有关纸币在和平港内流通的情况，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和平港纸币的实物资料及图样。
　　从A.E.Coope先生于1936年记载和平港纸币至今的几十年来，历史学者及钱币收藏家似乎从未见过和平港所发行的纸币，使得这种纸币的样子，一直是个谜。笔者在查阅一些关于柔佛港主制度史料的书刊时，发现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新加坡教育工作者刘焕然先生于民国二十一年，周游马来半岛后，所著的《英属马来亚概览》书里，有一段关于和平港区发行纸币的记载：
　　“……大厝为周转便利起见，发行一种凭单，单面一元，在树胶尚未代园主售出之时，即先付给凭单若干元。这种凭单本是专为工人存银的证据，可是在和平港境内各店均可使用，这种凭单上绘着一个割胶的图案，象征十分深刻，看了他那张凭单，就可以想见和平港的土产。”
　　虽然我们此时无法知道刘焕然先生与A.E.Coope先生在1936年时所见到的纸币是否相同？然而有一点却是不可否认的，那便是在1917年，当港主制度废除后，大素里里河流域的各个港区，显然已改种树胶，而且港主也可能替换了，可是这些地区依然遵循往日种植甘蜜的制度，发行港区代用纸币，在园区内流通行使。
　　刘焕然先生的这段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使我们对于日后探讨二十世纪盛行于马来半岛、新加坡、砂捞越等地的树胶出口凭单（固本）（Rubber Export Coupons），其起源与流通情形，起了启发性的作用。
　　黄亚福在丰盛港所发行的港区货币
　　黄亚福（年）原名黄福基，祖籍广东台山县。1854年，年仅17岁的黄亚福便南渡新加坡谋生。由于木工、建筑是台山人的传统行业，年青的黄亚福很自然地随同乡成为一名木匠。以后凭他的精明的才干与刻苦的精神，晋升为新加坡著名的建筑承包商。新、柔两地的许多建筑，包括今天的柔佛王宫都是由他承建的。因此，柔佛苏丹颁赐“忠诚勋章”（S.M.J.）给他。
　　黄亚福不仅从事建筑业，他也是大港主，柔佛著名的丰盛港便是由他开辟的。与其他港主一样，黄亚福在丰盛港从事甘蜜、胡椒、木薯等农作物的种植与生产。也由于港区范围广大，他也在垦殖内发行货币，供员工使用、流通。
　　最早提及黄亚福在丰盛港发行港主纸币的是宋旺相所著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里关于黄亚福的记载：“…他在丰盛港（Mersing）和柔佛其他地方的园林中种植甘蜜、胡椒、木薯和橡胶树。为了给手下许多工人分发工资起见，他自己发行纸币，但这种纸币只限于在自己的种植园内流通，不能在别的地方使用，纸币对他才有充份的价值……”。
　　除了宋旺相外，陈维龙先生在其《新马注册商业银行》里，也提起关于黄亚福在柔佛港区发行纸币的事迹，并认为以后他创办的“广益银行”是受他在港脚发行纸币所影响。可惜至今，我们无法见到丰盛港区纸币的原貌。
　　广益银行（The Kwong Yik Banking Lo. ltd）是黄亚福与一些华商于1903年创办的。这是在新加坡注册的第一家商业银行，银行的实收资本大约为85万（当时的海峡殖民地货币单位）。黄亚福亲任主席兼总理。广益银行的创办，满足了许多华人商家长期以来的需求。遗憾的是，由于董事们对于银行业务处理不当，广益银行于1913年11月被迫清盘。
　　与新加坡早年的一些巨富一样，黄亚福也热心于新、柔两地的公益事业，尤其是在公共医药服务方面。1904年，七州府医学堂（今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King Edward VII Medical School)设立时，黄亚福捐银三千。他又倡办广惠肇方便留医院，为贫困的华人提供医药服务，直至今日。此外，他又出资购置碧山亭冢地，赞助养正学校、柔佛新山宽柔学校、新加坡义勇演武亭等。
　　身为当时的华社领袖（代表粤邦）的黄亚福，在新加坡受封为太平局绅。又因捐款给中国，获清廷授予“同知衔花翎”官衔。
　　黄亚福于1918年辞世，享寿81岁。
　　阿萨哥夫（ALSAGOFF）家族在龟咯垦殖区所发行的纸币
　　在柔佛港主货币史上，新加坡的阿萨哥夫家族（Alsagoff Family）于柔佛龟咯（Kukup）的垦殖区里，所发行的纸币，是至今唯一能够见到并确认的港区货币。
　　到新加坡来经商的阿萨哥夫家族的先驱是赛·阿都拉曼·阿萨哥夫(Syed Abdul Rahman Alsagoff）。他是于1824年，从南也门移居到新加坡来，最初是从事经营香料生意。到了1848年，阿都拉曼创立了阿萨哥夫公司（Alsagoff & Co）。这时他的家族已经是一个拥有船队的大商家，所经营的除了香料之外，还包括木材、咖啡、椰子、沙莪(Sago）等土产。生意网络遍布马来群岛各地。
　　1860年，阿都拉曼于爪哇（Java）的泗水去世，由其子赛·阿末·阿萨哥夫（Syed Ahmad bin Abdul Rahman Alsagoff）继承其事业。
　　赛·阿末也出生于南也门，随父亲南来新加坡。成年后，与新加坡马来女富商法蒂玛（Hajjah Fatimah）的女儿拉惹·西蒂（Raja Siti)结婚。法蒂玛是十九世纪中叶，新加坡杰出的女商人兼慈善家，建有法蒂玛回教堂，现已成为新加坡受保护的国家古迹。由于法蒂玛的丈夫是西里伯（Celebes）的王族，所以女儿也被尊称为拉惹（Raja公主之意）。加以两个家族都是殷商巨富，这使得阿萨哥夫家族的庞大企业，更趋巩固。
　　赛·阿末于1875年5月在新加坡去世，遗下独子赛·默哈末·阿萨哥夫（Syed Muhammad bin Ahmad Alsagoff）以及7个女儿。
　　阿萨哥夫家族经由前两代的细心经营，传到默哈末时，其家族企业在南来新加坡的阿拉伯族群里，已属领导地位。当时在新加坡，著名的阿拉伯家族有阿裕尼（Aljunied），阿卡夫（Alkaff）等望族。这时的阿萨哥夫家族在新加坡所拥有的产业，包括今天著名的莱佛士酒店，超过1千英亩的园丘，150间以上的房屋。此外，在柔佛龟咯拥有大片的垦殖地，在阿拉伯、南也门等地亦拥有大量的产业。
　　赛·默哈末·阿萨哥夫自幼受父辈的教诲，所以当家族企业传到他这一代时，可以说是进人了黄金时代。也因为他在各项生意上都经营有方，1887年，柔佛首相阿蒲峇加特准阿萨哥夫家族发行一套纸币，在其开发的龟咯种植区（Kukup Concession）内流通使用。这套纸币共分为四种面值：贰角五占（25cents）、伍角（50cents）、壹元（One Dollar）、贰元（Two Dollars）。这四种不同面值的钞票，其详细规格如下：
棕／红／白
　　由于阿萨哥夫家族是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南也门，所以其家族所发行的纸币，图案设计也极富浓厚的回教气息。这套四种不同面值的纸币看起来，其印刷质量并不精致，是在新加坡一间由阿拉伯人（或是马来人）所经营的印务馆（Al'Sa'aidi press）所印制的。纸币质量虽然不佳，可是也清楚地印上四种不同的文字（面值）：阿拉伯文、中文、英文及淡米尔文。此外，纸币上也以阿拉伯文标明“奉柔佛首相恩准”与“用于支付苦力的生产工资”字样。
　　这意味着，在龟咯种植区内的园丘工友及管理层，是由多个种族所组成的，例如华、巫、印及欧亚裔。这种多元种族及文化的社会特色，一直沿续至今。
　　阿萨哥夫家族在龟咯所开发的垦殖区，在柔佛港主制度里，情形比较特殊。原因是柔佛的港主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华族，而阿萨哥夫是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南也门。阿萨哥夫与柔佛统治者也有着密切的交往，但其交往方式与华人港主（如陈旭年、陈开顺等）有区别。最主要还是表现在对柔佛政治活动的参与上。1884年，赛·默哈末·阿萨哥夫曾陪同首相阿蒲峇加前往英国，会见维多利亚女皇，并与英国殖民部谈判，争取柔佛的独立自主权。
　　由于阿萨哥夫家族的生意遍布东南亚及中东各地，自然成为这些地区的名流，与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关系也很密切。例如海峡殖民地总督，苏门答腊锡国（Siak）的苏丹，马来亚联邦各统治者，甚至阿拉伯苏丹，土耳其等地的统治者都有深厚交情，并受委为土耳其的外交使节。虽是望族，阿萨哥夫家族却热心不忘公益，成立及赞助阿萨哥夫基金与新加坡回教信托基金，直至今天。此外，也创办阿萨哥夫学校，教育幼辈。
　　赛·默哈末·阿萨哥夫于1906年7月辞世。遗下5名子女，他也将家族企业交由侄儿，赛·粤玛·阿萨哥夫(Syed Omar bin Mohamed Alsagoff）打理。
阿萨哥夫家族世系
　　苏丹阿里在麻坡所铸造的锡币
　　在本文的开头部分——柔佛港主制度实施的时代背景，曾提到莱佛士册封的苏丹胡欣于1838年去世后，由其子东姑阿里继位。因为当时东姑阿里的年龄尚幼，除了继承苏丹胡欣的遗产外，海峡殖民地政府还不承认他为柔佛苏丹。
　　东姑阿里成年以后，多次向英殖民地当局力争承认其苏丹地位，并索取赔偿。因为统治柔佛的实权早己落入天猛公家族手中。到了1855年，英国当局终于承认东姑阿里的苏丹地位，并由海峡殖民地总督白德华仕（Butterworth）册封他，不过得遵守以下条件：
　　⑴苏丹的地位不得世袭。
　　⑵苏丹在柔佛的主权只限于柔佛北部的麻坡河（Sungei Muar）和吉桑河（Sungei Kesang）之间的地区。原因是自新加坡开埠后，柔佛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由天猛公所控制。
　　⑶天猛公须一次性赔偿苏丹阿里现金5千元，再加每月5百元的恩俸。
　　苏丹阿里受封以后，在政治上无法有任何作为，也没有组织政府。只能将其采邑招人承包，然后自己坐享税收。一直到1877年时去世，其领土并入柔佛，归天猛公统治。
　　1989年，在马来西亚古币协会成立21周年特刊里（Malaysia Numismatic Society &-SAGA- 21st Anniversary ），发表一枚刚发现的锡铸钱币，锡币正面以爪夷文铸上“Fi kesang……Sanat……”（吉桑货币……年…），背面则无文，钱币直径31 mm，重12.2g。
　　很大的程度上，这说明了从1855年至1877年之间，柔佛麻坡河至吉桑河之间的地区，虽然没有政府组织，但是相信也和柔佛其他河口港区一样，有不少的垦殖园丘，并实施与港主制度一样的包种制。而园丘里也是有某种形式的小额面值的货币流通。这枚钱币的发现，为当年苏丹阿里在其封地里所发行的货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本文撰写时，笔者在吉隆坡巧遇发现这枚古币的朋友，据他透露，他当时是在柔北的朋友收集古币时发现的。此枚锡币，现已珍藏在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钱币博物馆里呢！
　　一些曾经被误认为是港主所发行的铸币
　　在整理港主发行的货币资料过程中，察觉有些钱币被误认为是柔佛港主制度下所发行的货币。这些被误认的钱币图样，常出现在一些研究柔佛港主制度的文章及书籍里，而作为港主货币的插图。为了将这些长期以来被误认的钱币，还其本来身份，现将这些钱币简述如下：
　　⑴德顺公司
　　出现在许云樵所著的《马来亚丛谈》，邱新民所著的《新加坡先驱人物》第三集等书里。德顺公司锡铸币，直径约32mm，重约7.1g。原是丁加奴（Terengganu)华人甲必丹黄新禧于1907年所铸造。
　　⑵协兴公司
　　见于邱新民著《新加坡先驱人物》第三集。协兴公司锡铸币，直径约32.5mm，重约7g。也是丁加奴华人铸币，铸造年代约是1895年。
　　⑶永隆公司
　　在许云樵的《马来亚丛谈》里提到，其实“永隆公司”亦是丁加奴华人铸币，直径34mm，重8g。铸造年代大致与以上两种锡币相同。
　　⑷国宝流通
　　在许云樵的《马来亚丛谈》里及潘醒农的《回顾新柔潮人甘蜜史》里都有提到。“国宝流通”，锡铸币，直径约32mm，重约7.85g。原是彭亨首府关丹的华人地方铸币，年代不早于1885年。
　　⑸两孔成方
　　同上。原收藏于吡叻太平博物院，遗失于二战。
　　以上几种铸币，基本上都是马来半岛北部地区于十九世纪所铸造通行的，显然与柔佛港主所发行的货币不一样。
　　从以上有限的资料我们知道，港主货币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地区（园丘）代用币。它与同时期马来半岛北部一些地区如：吡叻、丁加奴、彭亨、吉兰丹，由锡矿主在矿产区内铸造的锡币，其性质是相似的。
　　柔佛港主所发行的港区货币，主要是方便支付垦殖区内员工的工资，例如丰盛港主黄亚福发行港区纸币，便是以此为目的。另外就是，方便港区内各类的专卖。前面说过，港主在港区内拥有各种专卖特权，如：米粮、烟酒、鸦片、赌馆、当铺。而园丘里大量的契约劳工（猪仔），便凭着自己的劳力，在港区内生活。在当时，园丘的契约劳工如果勤劳乃自爱的话，约满离港，寻求他职，往后或许有衣锦还乡之日，如果不慎染上毒瘾，或者嗜赌成性，那便永无翻身之日。
　　另外，相信港主货币只能在自己港区内流通使用，而不能在所属港区以外的地方使用。从杨禧祥、阿萨哥夫家族所发行的货币来看，这些货币是以元（Dollar）、角（Cent）为单位，这与柔佛当时流通的法定货币单位相同（也是海峡殖民地货币单位）。如果这类货币在港区以外不具流通功能，那么港区里的契约劳工一旦离开港区，由港主所发予的工资（港主货币），是否能转换为柔佛市面上所流通的法定货币呢？A.E.Coops告诉我们是可以向港主找换回政府法定货币的。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港主发行货币，事先必须获得柔佛政府的许可，而且发行港主货币的资格，也应当视乎港区的规模及其资本雄厚与否。问题是，在当时究竟共有多少个港主有发行自己的港区货币？而发行的总数又有多少？存世所确认的港主货币，至今只有阿萨哥夫家族所发行的垦殖区纸币。而杨禧祥、黄亚福所发行的纸币，实物至今还没有看到。我们知道，当年的一些大港主如：陈旭年、陈开顺、林亚相等，都与柔佛苏丹有密切的交往，而且所经营的港区无论是在数量上与面积上，都比其他港主有过之而无不及。按常理说，应该有发行自己的港区货币，以达到在港区内的垄断与专卖目的。可惜，目前我们还无法找到关于这些大港主发行货币的确认资料或实物。虽然说港主制度从1917年废除至今，也只不过短短的81年罢了。
　　港主货币的产生，也对日后马来半岛各地，砂捞越，新加坡等地树胶出口凭单（Rubber Export Coupons）制度的出现，起着一定的影响。二十世纪初以来，甘蜜、胡椒的种植，逐渐被另一种更具经济价值的种植物所取代，那便是树胶。树胶于1877年传入新、马，1901年，树胶价格剧涨，新、马种植家纷纷改种树胶。1933年，刘焕然先生在和平港所见到的和平港凭单（港主货币），可说是树胶出口凭单的雏形。而Mr.A.E.Coops（1936年时，他是马来半岛的树胶生产监察官The controller of Rubber），在民间也记载这种具货币功能的凭单，将之称为私人货币（Private Currency），并说明早于1907年已经开始发行了。
　　在二十世纪初，树胶的生产可说是马来半岛的经济命脉之一，而英殖民地政府已完全控制了马来半岛，北婆罗州等地。顺理成章地成为“变相的大港主”，自然要实施新的生产与出口制度，牢牢地控制树胶的贸易了。
　　五、柔佛港主制度的废除与影响
　　港主制度在十九世纪非常兴旺，可是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便开始走上没落的道路，并面临严重的考验，主要原因是：
　　⑴甘蜜市场滑落。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甘蜜在海外的价格滑落了百分之六十以上。这是由于甘蜜的主要用途是作染料，而欧洲发明了其他的化学物代替。全球需求剧减，造成种植甘蜜无利可图。
　　⑵政府急于废除专卖制。自1914年苏丹伊不拉欣（Sultan Ibrahim）接受英国委派顾问官后，便决定废除公开赌博及鸦片的专卖。由于经营赌馆及鸦片专卖是港主的特权，这些特权的取消，严重地影响了港主的收人。
　　⑶柔佛已经走上繁荣之路。自港主制实施以来，柔佛各地已被开辟，进人二十世纪后，柔佛已成为一个现代化商业繁盛的城市。港主制度已完成它开辟柔佛的基本使命。
　　⑷此外，甘蜜的种植，对于林地的破坏极大。因为甘蜜的收成时间很短，只能采用迁移种植的方式。另外，提炼甘蜜也需大量的燃料，大量的伐木，以满足供应。这种恶性循环，已开始不合时宜。
　　另外一点就是，自柔佛接受英国委派顾问官之后，英国的政治影响力，已经遍及整个马来半岛。当时，马来半岛上的吡叻、彭亨、雪兰莪、森美兰最早接受英国的参政制度（Residential System）组成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以后吉兰丹、丁加奴、玻璃市、吉打、柔佛则组成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表面上柔佛政府废除港主制度是一种主权回收的象征，实际上是方便英殖民主义对半岛资源的垄断及控制。
　　1917年，柔佛政府颁布《港主权利（废除）条例》（The Kangchu Rights（Abolition）Enactment）。这项条例指出，全柔佛州港主的权力，必须于日以前停止实施，州政府将给予一切补偿。据统计柔佛政府对于大约四十多个港区，给予将近一百万元的赔偿。
　　柔佛港主制度从兴盛走向衰落，是有其一定的规律性，它与马来亚半岛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柔佛在十九世纪自推行港主制度以来，由于大量的土地被开辟，农业经济成了主导地位。柔佛有今日的繁华，是百年前千千万万的老华侨，以汗水和血泪灌溉而成的。这应当是柔佛实施港主制度后，对当地最大的贡献影响了。
　　（本文作者：亚洲钱币学会副秘书、《亚洲钱币》编辑委员）
参考书刊资料
潘醒农：《回顾新柔潮人甘蜜史》
许云樵：《柔佛华人拓植史》
叶少萌：《论柔佛港主制度的社会组织及其影响》
崔贵强：《英国与柔佛的关系》
刘焕然：《英属马来亚概览》
许云樵：《马来亚丛谈》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译本）
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
吴彦鸿：《新加坡风土记》
饶宗颐：《新加坡古事记》
陈荆如、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邱新民：《新加坡先驱人物》第1、2、3集
《亚洲文化》
《南洋学报》
《南洋文摘》
A History of Johore By R.O.Winstedt
The Kangchu System in Johore By A.E.Coope
The Origins of the Kangchu System () By Carl A.Trocki
The Johore Archives and the Kangchu System () By Carl A.Trocki
Paper Currency of Malaysia, Singapore and Brunei () By William Shaw & Md.Kassim Haji Ali
Paper currencie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a, British North Borneo, Sarawak and Brunei: the collection of Dr. Chan Chin Cheung（陈干祥）By Taisei Stamps & Coins
Geylang Seral - Dowa Memory lane By National Archives Singapore
The Alsagoff Family in Malaysia AH) to AH) By Alsagoff, syeel moshen
天猛公Temenggong，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马来王朝仅次于首相Bendahara的官职，职权相当于今日的内政部长。
苏丹Sultan，马来王朝对最高统治者的尊称。
胡欣Husain原是柔佛首相王朝苏丹妈末的长子，1812年苏丹妈末去世，按马来皇室风俗，父王逝世，长子必须在身边，才能成为合法的继承人。不巧胡欣前往彭亨迎亲，皇室里的武吉斯副王便册立他的弟弟阿都拉曼为苏丹。直到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为了取得新加坡的合法租借权，才从廖内接胡欣回新加坡，封他为柔佛苏丹，并与他签订条约，将新加坡辟为自由港。
东姑Tengku：对皇室成员的尊称。
蔡厝港的开港人为蔡福义，曾厝港的开港者是曾亚六，林厝港则是林推迁。
The Origins of the Kangchu System
by Carl A.Trocki
The Kangchu System in Johore by A.E.Coope, M.C.S.
许云樵：《柔佛华人拓殖史》
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
陈开顺的神主牌至今尚保存在新加坡漳宜普照禅寺。
The Kangchu System in Johore by A.E.Coope, M.C.S.
刘焕然：《英属马来亚概览》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陈维龙：《新马注册商业银行》
现为马来西亚古币协会的财政
许云樵：《马来亚丛谈》邱新民：《新加坡先驱人物》第三集
关于新、马树胶出口凭单的详细情形可参阅Malaya Rubber Export Coupons
by Saran Sin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