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有二三十家民营企业将进入电信行业 _打印版_中国行业研究网_
　　“他们可能都还没想好该怎么做。”在国内首批11家民营企业获得了移动通信转售（即虚拟运营商）资格后，在各家企业的运营方案并没有被披露的情况下，业界就几乎一边倒发出了唱衰的声音。
　　这些民营企业真的是还没想好该怎么做、没认清利弊、没意识到风险，就莽莽撞撞地一头扎进了通信业的大门吗？网易科技经过多方了解后发现，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如果做移动通信转售，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巴士在线副总裁袁博在接受网易科技专访时说，他们最终决定涉足其中，也是几经考量。
　　“对于所有的虚拟运营商来说，2014年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的想法落地。”袁博认为，虚拟运营商不可能撼动三大基础运营商现有的市场地位，也不可能通过赚批零差价（批发与零售的差价）的方式赚钱，所以一定要把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纳入到原有的产品体系中，与自身现有的产品打通，建立新的服务模式。
　　实际上，不仅仅是巴士在线这家首批虚拟运营商中唯一的新媒体公司，其他依靠分销渠道打市场的巨头们，也正在酝酿“打通现有产品”的服务模式。
　　来自京东的信息显示，除了面向用户推出自己的话费套餐、流量套餐以及专有号段之外，京东未来还将打通电信服务用户和电商零售用户，并将基于大数据分析，推出相应的产品和服务。
　　这些获得移动通信转售资格的企业，都有一个共识：通过赚批零差价的方式售卖语音、短/彩信等通信业务，必定是死路一条，只有聚焦在数据流量上、把原有业务与移动通信业务捆绑销售，才有出路。
　　电信市场大门打开，涉足or放弃
　　从2012年12月关于民营资本进入电信行业的信息流传出来，到2013年12月底工信部正式颁发首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批文，在这一年时间里，有上百家民营企业想要参与一把，但大部分企业最终还是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
　　原因很明确：中国的电信市场是一块大蛋糕，但想要分到一口并不容易。在一些企业高管看来，如果无法与企业现有业务打通，或不能紧密结合，不如“不趟这条河”。
　　“做这个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的产品线是不是丰富了？丰富后的产品和服务是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所需要的？这都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袁博说，民营企业是否要涉足移动通信转售业务，一定要考虑与现有资源的整合。
　　以巴士在线为例，这家新媒体公司目前与22个城市的36家公交企业合作，向它的两类目标客户（公交乘客和公交企业）提供媒体和广告服务，以及视频监控、智能调度等行业解决方案。
　　据袁博介绍，在获得虚拟运营商牌照之前，巴士在线正在寻求转型，而这种转型的推动力来自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公交行业的信息化改革，需要第三方公司提供更高效的数据传输产品，另一方面，公交乘客的注意力正在从大屏转向小屏，他们也需要更加多元化的乘车环境。
　　“有了移动通信业务转售资格之后，巴士在线就可以更快地实施转型，向两类目标客户提供体验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袁博说。
　　除了巴士在线，店面资源丰富的迪信通也在考虑怎么使移动通信转售业务与自身现有业务相结合。据迪信通创始人刘东海介绍，迪信通未来将定位于手机重度使用者，以及小企业客户，其业务模式也将由零售向移动互联网服务转型升级。
　　对运营商老大哥，撬动市场or创新合作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国内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对于虚拟运营商的合作需求并不一样。其中，市场份额相对较小的运营商希望发展增量市场，做“增量”就要开拓细分市场；而占据较大份额的运营商则希望保住存量市场，做“存量”就需要提高用户ARPU，减少用户流失。
　　“民营企业要想清楚，与基础运营商怎么合作、合作到什么程度，因为谁都希望把蛋糕做大，而不是谁把谁咬一口。”袁博认为，虽然虚拟运营商与基础电信运营商有一些隐性的竞争，但这种竞争不太可能规模化。
　　“即便未来有二三十家民营企业进入电信行业，会形成一股力量，但也不可能撼动三大运营商现有的市场地位。”袁博说。
　　袁博的这种预判，与不少企业高管的观点一致。业内普遍认为，国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电信行业，是为了鼓励创新、刺激信息消费，而不是鼓励把这个每年盈利千亿的行业打死。
　　不仅如此，以“虚拟运营商”身份进入电信行业的民营企业，也不可能像三大运营商一样投入巨资打“巷战”，也不可能在全国各个角落砸钱建设店面，他们未来必定会采取“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互联网式的玩法。
　　“虚拟运营商需要考虑的是怎么把这条路打通。”袁博说，“我们售卖语音服务赚差价，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用户没有换号的理由，即使有一些用户买我们的号卡，我们也没法赚钱，因为成本很大，建立业务支撑、信息安全、客户服务系统都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与现有的产品打通。”
　　怎么玩下去，赚批零差价or寻找新模式
　　做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的虚拟运营商，怎么玩才能赚钱？把手机号卡、资费套餐从运营商手里以几折的价格批发来，再转售出去？袁博认为，如果按照这个路子玩，一定是死路一条。
　　“未来做移动通信需要聚焦在流量这一块，怎么才能让用户用户舒服又觉得支付得起，这是每一家虚拟运营商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袁博说，国外的虚拟运营商起步于2G时代，靠售卖语音，赚批零差价来获利，后来有一些做得好的企业重新包装通信产品；而中国的虚拟运营商起步于4G，很多服务都可以通过数据业务来实现了。
　　“这时候就要看，哪家企业能够实现在移动互联网上的创想，与现有优势资源结合起来。”袁博举例说，“巴士在线未来将在公交车内搭建免费Wi-Fi并开放给乘客，形成车与车、车与乘客、大屏与小屏之间的互动，快速发展全国性的‘智慧公交’车联网平台。此外，我们还会向公交乘客提供可定制的数据流量套餐和移动互联网服务。”
　　“至于怎么赚钱，未来会有很多实现方式。”袁博解释说，车联网是一个平台，有很多互联网公司都会愿意借助这个平台去发展他们的业务，会出现很多付费方式。
　　据了解，包括巴士在线、京东等在内的多家虚拟运营商，预计在今年5-6月份推出移动通信业务。比如，京东计划通过其1.4亿庞大用户产生的大数据，挖掘用户的真实需求，整合产业链资源，深度定制精品手机。而另一家企业乐语，则希望除了移动转售业务之外，能够获得更多业务接口，开发健康医疗等方面的各种行业应用。
　　这种把现有业务与移动转售业务打通的方式，在国外已有成功案例。Strategy Analytics研究表明，Amazon在推出的具有LTE功能的KindleFire HD平板电脑中，包含了一年50美元的数据计划，而利用这一数据服务，Amazon成为了新型的移动虚拟运营商，它追求的是更大规模的协同效应和业务整合优势，达到企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袁博认为，对于中国的大多数虚拟运营商来说，2014年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的想法“落地”，把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纳入到原有的产品体系中，把服务模式打通，在目标受众心中提前卡位。
　　“与赚多少钱、发展多少用户相比，‘建立模式’是转售试点期内更为重要的工作。”袁博说，“估计也不会有哪一家企业会因为转售业务赚得盆满钵满，甚至还会有很多企业为了获取用户而砸很多钱。
　　“在试点期内，谁能把自己的成本控制好、建立好模式并得到用户的认可，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袁博强调，虚拟运营商在这两年里积累的用户和口碑，将成为试点期结束、进入正式运营阶段的最大法宝，那时候将会有非常大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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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手机要分电信版，联通版，移动版？有什么区别？各公司的SIM卡能不能用在不同版的？
提问者采纳
全球基本都是这个3G制式，3G功能必须匹配相应的定制手机才能使用。移动的3G手机采用的是TD-CDMA。速度一般。移动的2G卡和联通的2G卡可以通用大部分手机，这个是国内自主研发的3G制式，这个是国际化的3G制式，技术比较成熟，仅有少数国家使用，技术纯熟，这个就是以前联通的C网。速度一般，全球10%的国家使用。速度快。移动3G的卡和联通3G的卡只有2G功能可以通用联通的3G手机采用的是WCDMA制式，技术不成熟，电信的卡只支持电信的手机不能通用。电信的3G手机采用的是CDMA2000，覆盖范围广
其他类似问题
目前移动经营第一种，所以就有不同的卡了，目前支持三模的手机已经有很多！比如电信版的小米.CDMA和WCDMA三种，三家网络运营商的卡都可以用中国的3G网路共分为TD-SCDMA，三网通吃，第三种也有中国联通负责！由于分为三种不同的网络制式，电信经营第二种
3g卡就不能共用的：电信版是电信定制的只能是使用电信卡，移动和联通的2g卡是可以一起用的欢迎使用中国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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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般都不能使用数据功能，联通移动2g卡，部分双模双卡机型支持联通移动2g卡。联通版可以使用联通3g卡。电信版仅可以使用电信卡，各自支持各自的3g网络。移动版可以使用移动3g卡，联通移动2g卡，彼此间配置基本一致，联通版和电信版是对应运营商定制的机型您好移动版。您可以根据您使用的手机卡进行手机的选择
您好，电信，联通，移动分别是国内三个移动网络运营商。每家都是使用不一样的网络制式，所以各个运营商公司的手机卡外表可能相同，但接入信号的情况不一样。电信公司的网络制式是使用CDMA2000，联通是WCDMA,移动是TDS-CDMA。如果选购手机建议您看手机支持的网络制式。谢谢您对电信产品的关注，祝您生活愉快。 如果以上信息没有解决您的问题，也可登录广东电信手机商城（），向在线客服求助，7X24小时在线喔！
你好：三家运营商的网络制式是不一样的，中国移动获得的频段是MHz和MHz；中国电信获得的频段是MHz和MHz；中国联通获得的频段是MHz和MHz。所以决定手机卡在手机上是不可以互用的，但是你可以选择支持三网通用的手机，例如电信版的小米手机可以支持三网通用的。可以上电信网上营业厅查询
sim卡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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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2010.7&对中国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分析
对中国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分析
——《企业的进入退出与产业组织政策》读书笔记
杨蕙馨，经济学博士、教授。现为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校聘关键岗位教授、产业经济学和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杰出学者奖励基金获得者、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山东省委宣传部“百人工程”入选者；兼任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理事，山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组织与产业政策、企业组织与竞争、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共承担完成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４项，省部级重大科研课题10余项。代表性成果是个人学术专著《企业的进入退出与产业组织政策——以汽车制造业和耐用消费品制造业为例》，由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列入“当代经济学文库”出版，2001年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同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年获教育部普通高校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杨蕙馨教授科研方面的主要成就表现在：第一，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尤其是关于企业进入退出及其相应的产业组织政策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是个人学术专著《企业的进入退出与产业组织政策—以汽车制造业和耐用消费品制造业为例》。第二，产业关联的实证研究方面。主要代表性成果是发表在《管理世界》上的论文《中国产业关联的实证分析与产业政策》。第三，企业组织理论方面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从技术角度对企业内部组织演进的考察》、《技术变迁与企业组织演进》。
《企业的进入退出与产业组织政策》
关于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是中国经济理论界较薄弱的领域。杨蕙馨博士所著《企业的进入退出与产业组织政策》一书是产业组织研究一项具有创新的成果，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该书作者立足于中国向工业化和市场化迈进、加入WTO与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宏观背景，在较系统地把握和借鉴现代产业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组织理论方面文献的基础上，力求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讨转轨过程中由于双轨制和国有制引致的中国企业进入退出的深层原因及所隐含的规律性，提出中国产业政策特别是产业组织政策的思路。这就是在降低进入退出壁垒的前提下，根据产业特点对某些产业的进入实行管制，平等对待各种所有制成份的企业，以促进整个产业的有序竞争和持续发展。
以分析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具有相互替代关系的企业的进入、退出为切入点，以产业资源最优配置为目标，阐述为什么企业会进入过多，而进入过多之后虽不盈利为何又不能顺利退出，寻找能够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现实条件，以正确引导企业的进入、退出从而达到合理的产业组织和社会福利最优。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主要是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基于这一点，作者在分析中国企业进入、退出行为、产业组织及作出假设时，是以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作为基本参照系的。
作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对中国企业的进入、退出进行了深层次的制度因素分析。指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和不配套，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的不规范和不健全”，特别是市场分割和财政分割、投资审批权下放等体制性原因，造成企业进入过多，而进入过多之后，又由于缺乏正常的退出机制亏损企业不能顺利退出。作者强调，制度性退出壁垒是构成我国产业组织的一大特征，也是造成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主要原因。
作者还以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进入退出行为以及均衡假设作为参照系，利用数据描述和检验所选取的汽车制造业及耐用消费品制造业中的企业进入退出路径、类型、影响因素等情况，将厂商数量变化的时间路径归结为三类：一是逐渐向着均衡数量增加而后稳定在均衡数量上，没有退出发生；二是厂商数量达到最高峰后单调下降，逐渐稳定在均衡数量；三是厂商数量达到最高峰后下降，逐渐达到均衡数量，随后又伴随着新一轮进入退出的发生。指出汽车制造业的企业数量变化路径属于第一种，由于未经历真正的市场竞争的洗礼，至今仍不能跻身国际市场前列。而耐用消费品制造业均经历了厂商的较大规模进入、退出，大都具有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作者阐述了该书研究的主要结论、政策含义及对中国产业组织合理化和科学制定产业组织政策的见解。其中“要在总体上形成一种企业进入、退出自由的氛围，目前，尤其要尽快制定降低企业退出壁垒的具体实施措施”；“政府的产业组织政策引导的方向必须与市场信号引导的企业利益相一致，才会得到认同和执行”的结论，对确立正确的产业组织政策思想、弄清当前产业组织政策的重点是有启迪的。
读书体会：对于我国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一些看法
一些发达国家对垄断行业的民营化改革实践表明，民营企业的进入能促进垄断行业经营绩效的改善。随着我国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时机日趋成熟，合理的引导和规范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将极大的提高这些行业的运行效率。
3.1理论依据
(1)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导致国有资本微观经济效率低下
国有企业所有权的终极主体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国民，而不是单个的国民，国有企业所有权是由国家或政府代表行使，主要是履行提供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满足提高全社会国民福利需要的职能。这种产权关系和非经济职能决定国有企业的治理制度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必然会导致国有企业运行效率低下。其主要原因是：政府代理人的多目标性。在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委托代理的仅是单一的效率目标，而在国有企业的代理关系中，政府是公众委托代理所有公众事务的一般代理人，即公众对政府的委托是多目标的，对企业的管理只是其中之一；多层代理结构导致的信息隔膜。由于政府是一个多层梯级组织，使得国有企业的代理结构复杂，公众所有人与政府代理人及企业代理人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信息传递；所有者对资本关怀的缺失是国有资本经济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非公有企业能通过法人治理结构将所有者、董事会及高级经理人的权利进行有效的分配和制衡，而在产权公有的国有企业里，经过政府代理的公众所有人已和公有资本的经营效率失去了直接的利益关系，因而不可能有动力与代理人建立持续而有效的制衡关系，从而导致经营效率低下。
(2)自然垄断理论与“马歇尔冲突”
自然垄断产业具有投资需求量大、资产专用性强、沉淀成本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显著等特点。因此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产业应该由独家企业或少数几家企业垄断经营。同时，由于垄断企业具有相当大的市场垄断力量，如果由私人企业经营，它们就必然会通过制定垄断高价，把一部分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以获取垄断利润，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正因为如此，传统理论又把自然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主张自然垄断产业应该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以弥补这种市场失灵。长期以来，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就是以这种传统理论为主要政策依据的。但是，另一方面，各国的实践表明，垄断会带来众所周知的种种弊端，传统的管制又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允许较多企业进入自然垄断产业，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才能迫使垄断型企业提高效率。然而，多企业竞争又会损失规模经济，这就是著名的“马歇尔冲突”，即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的两难选择。要解决这一冲突，就必须综合考虑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程度，要求二者都做出适当“让步”，以达到一个均衡状态。在这个均衡状态下，只要保证特定自然垄断产业内的企业规模不低于最小经济规模，竞争收益大于竞争成本，有效竞争就可以顺利实现。这实际上也是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重要的理论基础。
(3)发达国家垄断行业民营化改革实践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自然垄断理论和政府管制经济理论的发展，许多学者从理论上证明，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往往使现实的生产效率大大低于在现代科学技术支持下可能达到的最大生产效率，从而造成巨大的效率损失。要改变这种低效率状况，就必须打破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格局，尽可能运用市场竞争机制。以此为依据，1980年以来，英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在自然垄断产业实行了民营化改革，把自然垄断产业中原有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股份制民营企业，同时，对自然垄断产业实行放松管制政策，允许民营经济进入自然垄断产业，在特定的自然垄断产业形成了多家企业竞争经营的格局。其改革的结果使自然垄断产业的成本、价格不断下降，产品与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从而为自然垄断产业民营化改革提供了实践经验。事实上，从效率角度看，非公经济的进入的确能够促进垄断行业经营绩效的改善。
3.2现实条件
快速壮大的民营企业具备了进入垄断行业的实力基础。前面提到，自然垄断产业投资需求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明显。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民间资本实力单薄，一些投资大、又是国民经济急需的项目由国有企业来承担是最佳选择。但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家对非公经济的支持和鼓励，我国非公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已成为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进入垄断行业开展竞争的基本实力。
随着我国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备，许多行业政府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已大大降低。首先，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出现，使人们深深感到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的弊端，开始重新审视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功与过。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干预最直接的手段，其经济效益表现又十分欠佳。其次，私人资本的壮大具备了替代国有企业的能力。在市场经济国家，国有经济总是在与民间资本分工配合中发展的。民间资本具有“柔性”特点，其存量和结构容易随需求改变而调整；国有资本则具有“刚性”特点，其调整依靠政府政策，对市场变化不敏感，容易造成效益不高，因此，政府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大大降低。
技术进步使一些垄断行业的自然垄断特征大为弱化，为民营企业的进入提供了产业基础。近几十年来，以信息技术和其他高科技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在传统自然垄断行业内形成了新企业进入和多家企业共同竞争所需的技术基础，国有企业的法定垄断地位很难再用自然垄断来进行辩解。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在成本弱可加性基础上，区分了强自然垄断与弱自然垄断。随着生产技术进步及市场需求拓展，自然垄断的多数行业至多只能算是弱自然垄断，而强自然垄断行业越来越少。在弱自然垄断行业，允许竞争更符合社会利益，国有企业的独家垄断不再具有经济合理性。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电信业，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电信业已由强自然垄断行业演变为弱自然垄断行业，并正在逐步向竞争性行业演变。
垄断行业的管制失效和垄断型国有企业内部的低效率要求引进竞争以提高效率。追求成本最小化往往只是竞争性市场结构中的厂商行为，而非不存在竞争压力的垄断型市场结构中垄断者的行为。受政府进入管制庇护的垄断者基本上丧失了追求成本最小化的动力与能力，因为企业利润主要不是来自成本节省，而是来自运用垄断势力操纵价格的能力。政府管制的初衷是为了保证资源配置效率，而当今垄断企业的低效率则恰恰违背了这一初衷。因此，管制的失效也要求民营企业进入以促使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3.3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既得利益的存在，削弱了民营企业对垄断行业的投资意愿。目前，我国政府虽然大力推进非公经济进入垄断行业，但由于行政性垄断尚未破除，自然垄断行业呈现出一种“半行政、半市场化”的体制特征，距有效竞争相去甚远。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行政垄断的破除，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地会触犯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常常与“国家经济安全”、“公共利益”、“国家竞争力”以及“政府监管”等冠冕堂皇的名目搅在一起，难以识别和分。因此，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垄断行业难以通过简单宣布消除市场禁入政策，就期望马上出现与既存企业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特别不能期望很快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管制体制的变革。首先是管制机构尽可能非行政化。政府对逐步放开的垄断行业的管理，涉及巨大的、多方的利益，如果建立行政机关来管制市场，不但容易导致管制过程中的信息垄断、权力过于集中而顾此失彼，而且容易发生寻租行为，出现行政腐败。
民营企业大规模进入垄断行业后可能存在的普遍服务问题。普遍服务是指垄断性产业的经营企业应承担的为广大用户提供普遍的基本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普遍服务的提供可能会导致企业在局部地区出现高投入、低产出的现象，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非公企业是不会提供普遍服务的。但垄断行业涉及的绝大多数是公用事业，如供水、供气、电力等行业，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对其服务需求普遍存在。因此，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解决好普遍服务的问题也是民营企业大规模进入垄断行业后面临的一个难题。
从长远的角度看，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解决普遍服务问题的基本办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机制。即由国家设立相关基金以提供普遍服务。普遍服务基金的设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要以法规的形式明确普遍服务基金的来源。通常，普遍服务基金的来源有两块，行业内企业利润和国家相关税收；其次，必须明确普遍服务的范围，确保绝大多数公民都能享受到便利的服务；再次，必须保证普遍服务基金的高效使用，这就要求国家制定完备的基金管理和使用制度，明确基金的使用流程，确保基金的规范使用；最后就是要求对普遍服务基金进行科学管理，保证基金的高效运作。
国家对垄断行业管制经验的不足可能导致垄断行业竞争效率的继续低下。竞争是需要培育的，竞争的培育要与市场秩序的规范、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相结合。如果不重视竞争，不培育竞争，仅试图以产权改革的方式让非公资本介入公共服务，虽然表面上迎合了改革潮流，却可能掩盖其背后的权钱交易，掩盖披着合法外衣的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实际上，在传统自然垄断行业中的可竞争业务领域，国有企业并不必然代表公共利益，民营企业也未必损害公共利益，关键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竞争及其规制。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政府管制重建与管制改革。
在这个改革过程中，除了前面提到的管制机构非行政化和市场性管制扩大化之外，还要加强对管制者的管制。现代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要保证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政府需要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第二个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竞争。其中法治的第一个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政府的权力天然大于企业和个人，政府对经济随意干预的倾向很难自我控制，经济人理性地预期到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没有投资激励，或做出扭曲性投资，构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许多人反对政府干预或管制，并不是他们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场是完美的，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法治的第一个作用不能保障时，政府管制市场难免滥用权力。在权力集中、缺乏制衡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政府管制的自由裁量权可能被滥用，因为受管制的企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收买规制者。当前广泛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与管制权被收买不无关系。因此，一定要将管制权置于监督之下，加强对管制者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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