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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康乾盛世”与当时的西方国家相比怎么样？
“康乾盛世”与当时的西方国家相比怎么样？
如题，“康乾盛世”与当时的西方国家相比怎么样？
完全没得比 当时所谓的盛世只是对于那个朝代来说，吏治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政治上只是相对的清明，科技上则根本没什么重大的发展。 反观西方当时正是工业革命萌芽阶段，而当乾隆过世之后，也就是比较公认的工业革命开始时间（1830年之后）
就象繁华的农村集市和西方那些强盗在发展工厂之前拼命的在非洲拐卖人口，在美洲掠夺黄金，本国圈地牧羊，从而在实践中提高了战斗力，摸索了很多新技术，为以后在东方海岸架几尊大炮就可以占领一个国家的时代来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北京语言教授周思源先生，咱们先鼓掌欢迎。近几年随着清廷戏的不断热播，不论台湾那边拍的《戏说乾隆》，还是我们内地的《康熙微服私访》，一直到最近几年，以正史剧面目出现的《康熙皇帝》、《雍正王朝》，使大家提升了对清朝历史和清代皇帝的浓厚兴趣。学界关于如何认识清朝历史也是有不同的看法，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在国家图书馆给百名省部级干部讲座的时候，题目就是如何看待“康雍乾”盛世，在充分肯定康雍乾盛世时也指出了它“沉沦”的原因。不久，周先生就在《中华读书报》上著文与戴逸先生提出商榷。周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觉得称康雍乾“之世”好像更正确。在之后又不久，有一位姚小平先生再次在《中华读书报》上发文，与周先生再商榷。我想文学馆这个地方，是一个自由的学术论争的讲坛，我们今天先把周先生请来，请他来谈一谈，他是如何看待“康雍乾”盛世的。大家欢迎。
中华读书报日一期的“文史天地”版刊登了《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以下简称《沉沦》)一文，我有些不同看法，6月19日该报发表了我的《正确看待康乾之世――与戴逸先生商榷》(以下简称《商榷》)。7月17日该报刊登了戴逸先生《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一文(以下简称《怎样》)，后来又有别的学者参加争论。由于报纸上篇幅有限，未能展开。今天我稍微多说几句。 “康乾盛世”的提法由来已久，有时也叫“康雍乾盛世”，不过用得较少。一是“康乾盛世”是两个双音节构成一个四字结构，比较顺口；更主要的是，由于雍正皇帝一直背着窃诏篡位、弑父屠弟的恶名，所以尽管雍正夹在康熙、乾隆之间，“盛世”却很少有他的份。虽然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等人和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先生等早已开始对此质疑，但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旅日历史学家杨启樵先生多次赴台湾故宫博物院，查阅了二万多件康熙朝尤其是雍正朝的密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八十年代初出了一本《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①，才算把雍正的案彻底翻了过来。从此“康乾盛世”就称作“康雍乾盛世”了，不过人们习惯上有时仍然叫它“康乾盛世”。 清朝()三百六十八年总共十个皇帝，位居第二、第三、第四的康雍乾三帝就占了整整一半一百三十四年。其中康熙在位长达六十一年()，雍正在位十三年()，乾隆长达六十年()。乾隆禅位于儿子嘉庆皇帝后仅仅四十四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一败涂地。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始终处于被列强不断侵略、割地赔款、任意宰割、几乎被瓜分的危险之中，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因此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我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清朝，首先就要认真研究被称为“盛世”而且占整个清朝一半的康雍乾三朝。 我的基本观点是：并不否定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功绩，但是不赞成现在依旧把康雍乾时期说成是“康乾(或康雍乾)盛世”，尤其不赞成对康雍乾之世作过高的评价。简单地说，我和一些学者的分歧不是对康雍乾三朝的肯定还是否定，而是评价的高低。因为批评“盛世”不等于否定三朝，肯定三朝也不必非评为“盛世”。我认为我们应当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认真总结康雍乾三朝的得失，尤其是其失。正确认识康雍乾之世的得失，有助于加快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 我讲三个问题。 一、康雍乾三朝的历史贡献及其和汉朝、唐朝的比较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确都很有作为，作出了一些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其中康熙的贡献最大。三朝先后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平定了准噶尔部、回部、罗卜藏丹津、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康雍乾三帝最主要的功绩是将汉朝、唐朝、元朝以来的中国版图从此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由于清朝是人数很少的满族统治全国，它必须更多地依靠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是蒙古族和它一起来加强对汉族的统治，而且它必须努力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才能缓和与汉族的紧张关系并进行有效的统治。因此康雍乾三帝和此前的顺治等对加强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加快各民族文化的融合，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以“改土归流”为代表的一系列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管理。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将过去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的土官土司改为由朝延任命有一定任期而流动的官吏。这项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就开始做了，废除土司，设贵州布政使司，置思州、思南等八府。但真正大规模进行是在清朝的雍正时期。雍正皇帝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在云南、贵州原土司统治地区实行和汉族地区一样的政治制度，如编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组织乡勇等。从而大大加强了从中央到省和州县各级政府对这些民族地区的管理，有力地促进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过去在不少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老百姓的国家观念十分淡薄。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只不过是某个头人或土司的人。因此容易被人利用，发生动乱。“改土归流”之后大大加强了这些地区人民的国家意识(“我是大清国人”)、统一观念(“某地是大清国的某省某州某县”)、大民族归属感(“我是大清国或中国或中华民族的某族”)以及地域归属感(“我是中国某省某州某县的人”)等民族文化心理，而不是过去那样，“我是某族某部某头人或某土司的人”。因此极大地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边远地区的管理与开发，促进了多元的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至于戴逸先生在访谈中提到的其他几项，按照比较历史学的观念，即不仅与自己的过去进行纵向比，将对象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还需要透过表象进行实质比，则颇可商榷了。 戴逸先生强调，“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这与传统观点不一样。”他认为康雍乾时期“生产力高度发展”，理由是当时中国人口已有三亿，而西汉盛世时不过五千万，唐朝开元盛世也只有八千万左右。“这样，康雍乾盛世的经济力量就远远超过了汉、唐的盛世，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很大。”(《沉沦》)我认为这样比较有些简单化。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的下限距康雍乾时期(年)的上限相差一千六百多年。唐代(618―907年)的下限距乾隆末年也将近九百年。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生产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人口自然也大大增加。单纯从“养活三亿人口”的角度说“中国在康雍乾时期已经是一个非常兴旺发达的国家”，而且已远超汉唐，是缺乏说服力的。汉朝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先程度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可以相比，相当于今日的美国或欧盟。而康雍乾三朝无论是哪一个，在当时的世界上都不具备这么领先与强大。而唐朝在当时的世界上之强大独一无二。且不说唐朝极盛时期的疆域西部直达波斯、阿富汗、今中亚各国，东北到今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下游，北边达到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的叶尼塞河上游和外兴安岭以北的鄂嫩河，南边到今越南的河内一带，国土面积几乎比现在大一倍。唐朝的富庶也是康雍乾时期无法比拟的。据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上册引用《通典?食货志》记载的资料，天宝八载(749)各道仓粮存储数字，仅河南道与河北道正仓、义仓、常平仓所存储的粮食就超过四千万石。加上全国其他地方的存粮总数达到九千六百万石，这还不算老百姓家中的存粮，而当时全国人口不过五六千万。因此开元天宝年间物价非常便宜，青州、齐州一带斗米五文而已(转引自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下册)。当时另两个世界强国首都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和首都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帝国都不如唐朝，所以历史学家称“隋、唐皇朝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中国通史第六卷上500页)因此最重要的是这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程度。康雍乾三朝显然远远不如汉唐。 康雍乾时代和汉朝唐朝的主要差距还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和精神。 汉唐之所以一直被公认为盛世，并不仅仅是由于其当时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质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汉朝和唐朝的精神生产和精神面貌。汉唐时代政治环境比康雍乾时期宽松得多。汉代的皇帝总的说来相对地比较开明。刘邦虽然没有多少文化，而且比较粗鲁，爱骂人，但他为汉王时就很注意纳谏，所以萧何将逃跑的韩信追回能拜为大将军。刘邦称帝后陆贾等文人常常引用《诗》、《书》的文字劝说刘邦，刘邦烦了，骂道：“乃公(你爷爷)居马上而得之(天下)，安事(哪里用得着)《诗》《书》!”陆贾就毫不客气地反驳说：“居马上得之(天下)，宁可以(怎么能靠)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刘邦面有愧色，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结果陆贾连续上了十二篇治国方略的奏章，刘邦每看一篇都说好，这就是著名的《新语》十二篇。东汉前期也还较多地保持着这种状态，整个社会洋溢一种进取、开放、昂扬的大汉精神，所以班超才会不甘心于抄抄写写，投笔从戎。知识分子中洋溢着一种大丈夫气概，就是班超所说的“壮士志”。 唐朝从太宗李世民到武则天到玄宗李隆基都是比较注意纳谏的，对臣工相对比较尊重。杜甫诗以赞扬的语气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里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那么李白、杜甫都将灭族，甚至是灭九族，连家中藏有此诗者都可能祸及。戴逸先生在《怎样》一文中说我“此话未免言过其实”，理由是不但“清前期书香门第，读书人家一般都会有李杜诗集，我们从未听说谁家因藏有李杜诗集而遭灭族或连坐之灾，相反乾隆皇帝……诗文中对李杜的诗更是一片赞扬……如果杜甫生于当代，乾隆皇帝愿意鞠躬拜倒。”我看未必。乾隆皇帝对生活在一千年前已经不会对他构成威胁的李白杜甫可以“一片赞扬”，“当拜下风”，“鞠躬拜倒”，但是决不会容忍他当皇帝的时候居然有这样藐视皇帝召唤的文人，也不会允许有人藏有这种对当朝皇帝大逆之作。我说“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李白杜甫如何如何，就是指李白杜甫如果生活在康雍乾三朝时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而不是李白杜甫的诗在一千年后的康雍乾之世的待遇。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年纪轻轻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多么豪迈、自信!有清一代找不出一个李白这样的人来。我们在唐诗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充满进取精神、昂扬斗志和开放意识的大唐气象，大唐精神。清朝整整二百年没有一点豪迈之气，直到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初才出现一些有气魄的作品，但那是忧国忧民，充满了悲愤之情。 总之，汉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盛世，最重要的是其具有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这些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品格和财富 二、彻底扼杀民族精神是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历史性失误 戴逸先生在《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中批评我没有对他提出“盛世”的条件进行反驳，那是因为当时我不愿把文章写得太长之故。所以现在我只好就此问题多说几句。戴先生说：“盛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而稳定的一个时期，盛世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康雍乾三朝在国家统一方面的伟大历史性贡献我前面已经讲了，现在着重谈谈另外四个条件。 要想正确评价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地位，最重要的是应当将其置于世界历史的总座标之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指出，“(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而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找到通往印度的航路，1520年麦哲伦从大西洋来到太平洋。所以“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因此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②这个观点现在已经成为广大研究世界史学者的共识。 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之后的中国怎么样呢?我们不能将后来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都归咎于康雍乾三帝，因此首先要从公元1500年前后的明朝中后期说起。无独有偶，著名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名著《万历十五年》选择了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的许多细节来对当时的中国进行解剖。黄仁宇以大量事实证明：“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③明朝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的弊病如果和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相比，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整体实力遥遥领先，而欧洲则刚刚起步，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发现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优点。但是明朝末年的政治动乱、农民起义和清兵入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当然，1644年清朝在北京正式代替明朝以后，中国也完全来得及。但遗憾的是，清朝统治者使中国失去了整整两百五十年!而这里关键的就是康雍乾三朝的一百三十四年。 戴逸先生说：“统一之后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利益不同，思想观念更不同。这就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统一管理。而加强中央权力，实际上就加强了皇帝的个人权力，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即使对今日也是任何一个大国不可避免的，将它作为“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理由，进而似乎“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也有了合理性，实难令人信服。戴逸先生在答我的文章中说：“只有认真研究产生这种制度的原因，才能找到铲除它的办法。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这才是根除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残余的正确途径。”此说需要商榷，因为产生封建专制制度和这种制度在某个朝代长期恶性发展，并不是一回事。铲除这种封建专制制度固然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经济基础薄弱就只能“发展生产”等等，就只能加强本来已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何况正如戴逸先生《怎样》一文中所言，康雍乾时期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实际上我对康雍乾三朝评价提出异议，并不涉及是否“铲除”或“根除”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革命问题，只不过是觉得评价过高罢了。 戴逸先生认为，“在制度上康雍乾盛世的制度创新意义重大。政治制度的改革作用明显。这是封建专制”此说我不赞成。制度是否进步或“完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康雍乾三朝在改土归流等政治制度上确有一些改革，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包括戴先生十分肯定的设立军机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本来已经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皇权，使清朝数亿臣民俯首贴耳听命于皇帝一人，使各级臣工绝对服从上司，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这种政治制度的严重弊病在乾隆中后期已经越来越明显，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和之所以在乾隆朝得志数十年而无法揭露，就是一个显例。因为身为大学士的和只是对乾隆一个人负责，只要乾隆继续宠幸他，那就谁也奈何他不得。甚至连当上皇帝的嘉庆对他都没有办法，因为乾隆虽然禅位给了儿子，可乾隆还是太上皇呢。直到乾隆一死，嘉庆立即逮捕和，并且赐死。鸦片战争后中国屡战屡败，表面原因是西方坚船利炮，实际上清朝这种极端落后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根本原因。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在舰船本身和军官素质上毫不亚于日本，却全军覆没，即为铁证。 戴逸先生指出“盛世的阴影”主要是四个方面，且将“闭关锁国”置于“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之前。我认为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度的专制制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如果不是残酷地进行思想迫害，那么在思想活跃的情况下，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视科学等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而且这三个问题由来已久。中国自古以来就重农轻商，轻视自然科学，只不过各个朝代程度略有不同罢了。至于闭关锁国，明朝前期就开始了。因此这三个方面都不是清朝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所特有的问题。戴逸先生在《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一文中说：“扼杀中国人思想活力由来已久，秦始皇汉武帝就在干这种勾当。自从中国有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国人就在被迫做奴隶和奴才，逐渐形成国民的劣根性。而且时间久远，不易消除。”明朝也搞思想禁锢，也有书籍被禁，有人因文字招祸。而且后来八股取士，这就要求不但在考试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完全按照朝廷的严格规定行事。问题是清朝的文字狱比秦汉、比明朝要严重广泛得多得多，时间也长得多。不但规定苛刻，而且面广，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几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康雍乾祖孙三个，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厉害残酷，时间长达一百多年。不但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即使不避皇帝名讳都是“大逆”之罪。涉及“悖逆”文字时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轻则降职，重则甚至处斩。康熙五十年(1711)已经“宽文字之禁”，但刑部仍然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以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为“大逆”之罪，拟将戴名世凌迟，弟兄叔侄处斩，妻女给功臣家为奴，给其书作序者绞刑。过了两年，康熙“法外施仁”，“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两个重要人物已故，开棺戮尸；作序者、出钱刊刻者和看过此书而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多达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三十二人。因此文字狱造成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文字作者及其家人，而是全民性的灾难与恐惧。康雍乾三帝严厉处置“失察”官员这一招非常厉害。所以文字狱本身牵涉的人虽然有限，无非是几千人，但是由于各级官员都深怕由于自己失察而被杀或者丢官、降级，所以无不变本加厉地在各地严厉禁止一切对朝廷有一丝一毫触犯的文字和言行，于是整个民族自然就变得万马齐喑了。 雍正处死他最倚重的大将军年羹尧，主要把柄之一也是文字。雍正在他上台后的第二年还在年羹尧的折子上批道：“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之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久矣……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仅仅过了几个月，雍正三年二月，天空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年羹尧也和群臣一样上疏贺此大吉大利之象。疏中用了“夕惕朝乾”四字，此语出于《周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年羹尧本系奉承雍正整天都在自强不息、小心谨慎地为国操劳。此语通常作“朝乾夕惕”，是个并列结构，前后互换并不影响原意。汉语中类似词语颇多，如“柳暗花明”、“三教九流”，不胜枚举。雍正却说他有意倒置，心怀叵测。“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清史稿?本传》)。后来这位助他夺得帝位的左膀右臂被捕回京，定罪多达九十二款，其中斩罪三十余条。年羹尧在狱中上奏哀求：“留下这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雍正“恩准”其于狱中自尽，其子年富被斩，其他十五以上诸子发边充军。雍正六年(1728)发生了曾静企图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反清事件，曾静被捕，招供说自己受了吕留良著作的影响。此时不但吕留良已死45年，连其子吕葆中也已故。结果此案定为“大逆”，吕留良、吕葆中均开棺戮尸，另一子吕毅中斩首。其余兄弟、伯叔、妻妾、女儿、以及兄弟之子女妻妾等均受牵连被一一治罪。吕留良已死之门人严鸿逵戮尸枭示，严的门人沈在宽以及刊刻和私藏吕留良著作的四人均被斩首，还有一些吕留良的门徒被革去功名，连同妻、子发配三千里外，另有门徒十余人被责打一百大板。吕留良一切著作均被禁毁。 乾隆朝历来被认为是康雍乾“盛世”的鼎盛时期，此时清朝建立已近百年，满族的统治已经巩固，按说应当宽文字之禁，不再搞文字狱了。可是恰恰相反，文字狱最厉害的正是乾隆朝。整个清代一百六十余起文字狱，乾隆朝就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占百分之八十，一不小心就会被处死。乾隆十六年民人(即非旗籍之人)王肇基在同知(副知府)衙门献上一首恭讼皇太后寿诞的诗联，被山西巡抚发现诗联后面的文字“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处”。乾隆传谕迅速严审。王肇基供称，这是为了“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讨皇上喜欢……”“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何敢有一字讪谤”。其实王肇基是拍马屁求官做，可能不小心文字上“毁谤圣贤”了。结果乾隆降诏将他“立毙杖下，俾愚众知其所炯戒。”于是王肇基被押赴城内交通要道以杖活活打死。 如果在文字中不小心写到康雍乾三帝的名字，即所谓犯了名讳，就有杀头之罪。江西举人王锡侯因编字典《字贯》被处死就是一个显例。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上谕道：“竟有一篇，将圣祖(康熙)、世宗(雍正)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结果王锡侯“从宽”立斩，三个儿子四个孙子皆斩监候秋决(秋后处决)。由于“失察”，江西巡抚海成也斩监候，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江西第二、三把手从二品的布政使与正三品的按察使俱降级为正五品的同知。河南民人刘峨刊刻了一本专门卖给考生讲避讳的书，告诉考生什么字应当避讳，怎么避讳。这样自然就必须把皇帝的名字刻出来，结果竟被斩首!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之多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因此一些不是文人的普通老百姓也因有禁书而被杀。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四十七例，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男十五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女性给功臣家为奴。即使有些已死多年者也被开棺戮尸，澹归和尚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澹归()俗姓金，名堡，浙江杭州人。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做过知州。明亡后金堡曾参加抗清义军，失败后出家为僧，在广东韶州(韶关)辟丹霞寺住持。他死后将近一百年的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亲自审阅各地呈缴来的应禁书籍时，发现澹归和尚的《偏行堂集》“诗文中多悖谬字句”。该书为当年的韶州知府高纲募集资金刊刻并作序。由于高纲已死多年，乾隆降诏，将其子孙多人捉拿交刑部治罪，各人家中查抄。澹归一切著作均彻底销毁，丹霞寺内所有澹归的碑刻全部推倒打碎，埋骨之塔刨毁，寺僧死者一说三百余人，一说五百余人。总之，乾隆朝文字狱打击面大大扩大，已不仅限于文人，还有各种老百姓，包括老板、江湖郎中、算命先生、轿夫、农民、帮工。 姚小平先生说：“卷入文字狱的以底层普通读书人居多，中层次之，高层尤少。”(《也谈康乾盛世》中华读书报眨韵录虺啤兑蔡浮?这个说法并不全面。有些文人身居高位，深知文字狱的恐怖，极为小心谨慎。因此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直接因文字罹祸者不多，但出于对文字狱的恐惧，他们在文字和言行上都极其胆小怕事。我们只要看看乾隆特别宠幸的重臣张廷玉()的遭遇就能明白。《清史稿》列传七十五说：“张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他历任康熙朝末年内阁学士(清初正三品，雍正八年定从二品)、刑部侍郎(品级同上)。雍正朝先后授文渊阁、文华殿、保和殿大学士(满汉各二人，位同宰相，雍正八年并定正一品)兼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加少保，为新设立的军机处三位军机大臣之一。乾隆四年进三等伯，加太保，开清朝文臣无爵至侯伯先例。他年过七十多次请求致仕(退休)不准。这位三朝元老可谓位极人臣，显赫无比。但是他再“周敏谨慎”也总有想不周全之处，结果差一点惹了大祸。他七十八岁获准致仕后奏请乾隆，说先帝(雍正)曾有遗命许他死后配享太庙，他怕将来不能兑现，请求乾隆给句话。这不是对皇帝不信任么!乾隆很不高兴，不过还是颁诏重申雍正遗命，并写诗示意。第二天乾隆见张廷玉自己没有亲自来谢恩而是派儿子上殿，大怒，降旨斥责，削去伯爵。第二年乾隆的皇长子死了，才初祭时张廷玉就请求回老家安徽桐城，乾隆更加愤怒。后来张廷玉举荐的一个姻亲犯罪，乾隆抓住把柄责备张廷玉，并“命尽缴历年班赐诸物”。虽然张廷玉死后还是配享太庙，但这只不过是乾隆遵父皇雍正的遗命罢了。由于文网实在过于严密，许多高层文人仍然躲不过文字狱的灾难。沈德潜()少时即以诗名，但举业不顺，六十七岁方中进士。乾隆爱写诗，有时命沈德潜属和，甚至请他代作。沈德潜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致仕后先后加礼部尚书衔和太子太傅(从一品)，“入朝赐杖”，回到故乡苏州后乾隆还为他的诗文集写序。九十七岁去世，乾隆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也可谓生前身后备极荣耀。沈德潜死后九年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的《一柱楼集》被人检举“有悖逆语”，主要罪状之一是引用了吕留良()的话，乾隆还发现徐述夔有的诗可能有影射，其中最有名的是《鹤立鸡群》诗中有“明朝期振翮(hé鸟羽茎，振翮意高飞)，一举去清都”两句。原诗咏鹤，期望来日高飞到天廷，其实反映了作者科举高中和入朝为官的愿望。 但“朝”可读作cháo和zhāo，有两解。“去”可解作去往，也可解作去除，那样就变成兴明去清了。乾隆上谕说：此诗“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实为罪大恶极。”而此集子前有沈德潜写的传，说徐述夔“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乾隆非常生气?
总体上来说，还是康乾盛世来的先进一些。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在那时候就已经落后了。这就像是马车和和火车的对比一样。火车刚刚发明的时候，是不具备挑战马车的能力的，但是，两着之间具备可比性吗？ 在中国的康乾盛世时期。是，欧洲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比如说从非洲那得到了价格低廉的奴隶做低成本密集型劳动力行业，以降低价格。从美洲得到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充实了资本。但是，最终这些金银又流向了哪里呢？是中国！中国的瓷器等等，在欧洲是多么贵重的商品（还是无益于生产生活的奢侈品）。而中国出去统治阶层的极小需求之外，完全不需要欧洲的商品。（这从葡萄牙的商人写给他们国王的信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这样说：“在广州，一件我们精心编制的白衫，本地人只卖4到5里尔一件，我在我们国内生产则需要30里尔！）。从以上可以看出，实际上，那时的中国才是世界的贸易中心，欧洲不过做的是马车夫而已，他们将遥远的美洲运来的金银大都花在了中国人这。而他们的商品却没有市场。所以说，康乾盛世时期，中国是领先于世界的。 但是，就如我一开始所说的，这就像马车和火车的比赛一样。火车虽然慢，但是他终究有远远超过马车的时候。而不管拉车的马有多健壮，但它也是有着极限的。欧洲在不断的改进着自己，而中国即使吃在多的草也不可能成为铁马。知道有什么刺激到我们，才能另我们不在故步自封，而去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飞冲天的的火箭！！！ 这个是工业革命的简洁：工业革命有时又称产业革命（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个概念之间有区别1），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 有人认为工业革命在1750年左右已经开始，但直到1830年，它还没有真正蓬勃地展开。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气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传播到英格兰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 一般认为，蒸汽机、焦炭、铁和钢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发展的四项主要因素。 在瓦特发明蒸气机之前，整个生产所需动力依靠人力和畜力。伴随蒸气机的发明和改进，工厂不再依河或溪流而建，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自蒸气机发明后被机械化生产取代。工业革命是一般政治革命不可比拟的巨大变革，其影响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人类推向了崭新的蒸汽时代。 工业革命对19世纪科学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前的科学研究很少用于工业生产，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长大，工程师与科学家的界限越来越小，更多的工程师埋头做科学研究。以前的科学家多是贵族或富人的子弟，现在则有许多来自工业发达地区和工人阶级的子弟成为了科学家。他们更加对化学和电学感兴趣，这也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工业革命前后的一些重要发明时间发明人发明 1764年詹姆士?哈格里夫斯珍妮纺纱机 1778年约瑟夫?勃拉姆抽水马桶 1796年塞尼菲尔德平版印刷术 1797年亨利?莫兹莱螺丝切削机床 1781年詹姆斯?瓦特蒸汽机 1812年特列维雪克科尔尼锅炉 1815年汉?戴维矿工灯 1844年成廉?费阿柏恩兰开夏锅炉
不知道怎么比。GDP吗？好像没有统计的。但是总比现在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要小的多，说不定还领先的呢。
那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世界强国，用现代话说是超级大国。
“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人类的历史原本是文明战胜野蛮，民主战胜专制，进步取代落后的历史，而满清入关正是历史发展的反动，以下从七个方面探讨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 一、扼杀晚明思想启蒙运动，扼杀资本主义萌芽。强化落后而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明代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儒家文明内部工商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南一带的到处是资本主义萌芽。各国历史上封建国家都有权对工商业攫取的过多利润加以剥夺。明王朝所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税比率。没有出现汉武帝时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产以佐官府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于这种加税也不能忍受。出现大规模的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几十次，一般规模的几百次。(《儒家文明》)“民变”不同于农民起义，有这类斗争,“平等”、“自由”、“实业兴国”、“保护贸易”等思想就会传播，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就可能发生。有人说明代没有类似西欧的实现资本主义的条件，那么我们要问了，各国都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确没有英国等最先实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难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吗？比如农奴制的俄罗斯，比如封建色彩浓厚的德国、日本。再比如现代中国是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了社会主义。同样是华人就曾经在南洋建立了“兰芳共和国”，前后存在了100多年。关键是思想解放，对外交流，有交流就能进步。英国有议会，而当时的中国民间纷纷结社，民间议政的风气很盛。特别是有先进的思想政治组织“复社”。而在满清,闭关锁国，严禁结社。大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好了，一切非政府组织全部取缔了。明末封建专制制度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特别是宋明理学暴露出扼杀人性的弊端和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冲突。有识之士在各方面都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西方的先进优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进，正如同西方社会经历的文艺复兴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启蒙的时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在他们的著作中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光芒在闪耀。黄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专制，打响了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戏曲小说都以市民喜好为标准，反映了市民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广为传播，特别受到明末先进的士大夫的欢迎，他们试图将西方传来的宗教和儒学结合，洋教中国化。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结合，出了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一个“西学集团”。南明天主教也在宫中传播,后妃们普遍信仰天主教，这必将影响到最高统治集团。西方宗教宣传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传播,也有利于科技引进、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但是满清入关使得思想界断送了儒学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结合产生新型文化的最后机会。有人说明朝已经腐朽了，从整体看是的，但是从局部看就未必，统治阶级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间则是生气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区正是新兴力量萌芽，成长，壮大的地区。正如同抗战时期，国民党是腐朽的，领导全民抗战是不利的，但是共产党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独立领导全民抗战的能力。在19世纪日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维新”运动，就一跃成为世界列强，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早200年的明末的思想启蒙和解放不能带来更好的局面。但是满清用铁血摧残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倒退。物质文化大规模毁灭，之后大兴文字狱，理学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强化了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和制度，如同西方蛮族入侵后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把中国带入了黑暗。
二、生产力大幅度倒退,军事装备、科学技术相对停滞。现在某些人极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实大多是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满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基本是不变的，地丁3000万，耗羡460万，以及其他共计4800万两白银，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顺治十六年（1659）中国耕地总数是五百四十九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六百八十三万,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万。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万，明末崇祯时就有田七百八十三万（翦伯赞），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可见康雍乾生产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产规模。最高的是嘉庆十七年为七百九十一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七、八万顷，以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万。封建经济在停滞中（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767页）。 生产总水平不提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量的人口呢，原因在于明末徐光启等人大力引进提倡番薯等，这种作物产量巨大。明末还在农业上引进了三季稻和玉米土豆等作物，提高了粮食产量。这些农业技术的推广，从此中国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说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到了17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但是到了清，政府严禁采矿，冶金业从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清朝由于闭关锁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远远低于明代。 明朝的知识分子心胸是开放的，海上军事力量很强大，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李约瑟.当时袁崇焕在宁远城头毙伤后金的红夷大炮就是来自葡萄牙。明代的火器装备已经很先进了,明末军营营一级编制里除了1000人为骑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营（5000人）用霹雳炮3600杆，大连珠炮200杆，手把铳400杆，盏口160位。这是何等现代化的装备啊。随着明王朝的彻底灭亡，经过康雍乾三世之后。先进的火器武装技术被满清埋葬了，到鸦片战争时，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兵对火器已经陌生了。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对火器和近代军工抱着天然的恐惧和敌视态度，生怕威胁自己的统治。清军把“雅克萨战争”中缴获的俄军扳机击发式火绳枪样品献给康熙时，康熙竞然以不得中断前人所授的弓箭长矛传统理由，仅留下二支用作自己把玩，而令清军禁止使用此种新式火枪。骑射虽然能在明末还占优势，但经过200年火器的发展，骑射最终被淘汰,中国人不用还有洋人用。阻碍先进技术的恶果是最终得到恶报。西方国家与日本求新，求变，对新生事物的渴求，与中国保守，不思变革，对新生事物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种下了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几近亡国灭种的祸根。
三、从晚明的对外开放、交流、引进到满清的闭关锁国，对外交流终止。在“五四运动”时，中国人终于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明末。说说“赛先生”.明比清有多得多的大科学家，明末科学家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在我国科学技术史，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总结了中国古代所有的科学技术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帧⒗钪澹跽鞯戎诙嗫蒲Ъ摇Ｕ庠谥泄飞鲜鞘趾奔摹Ｕ得髁嗣髂┧枷虢纭⑽幕纭⑸Φ牟４罂蒲Ъ倚旃馄羰芙逃谔熘鹘檀淌坷犟肌７肓恕都负卧尽.一个是亚利士多德的《逻辑学》，一个是《几何原本》，这就是西方科学的基础，是理解科学范式的根本。没有这些，知识只能是个人经验，人们建立不了科学最基本的概念。知识和经验就无法传播。除《几何原本》之外，数学方面还有《乾坤体义》，物理学《奇器图说》、《远镜说》，地理学《万国舆图》，哲学《西学凡》，逻辑学《名理探》，对西方科学和哲学正系统地引进，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带来七千部书，教皇也捐献了500多。有大量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等内容。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其文化、科技的引进深度、广度不亚于清末，而朝廷、政府、知识分子却比晚清积极得多，受干扰也少得多。崇祯十二年，天主教传教士毕方济直接向崇祯皇帝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改历法，二、辨矿脉，三、通西商，四、购西铳。崇祯皇帝先后准奏。可惜明亡得太早，没有起到作用。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史相形见绌。” 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梁启超论清学史》)。 清初的大屠杀以及后来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彻底中断了这一进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失去活力和交流。战战兢兢从事考据。从此远离科学，科学家绝迹了。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和明代大为不同，明代传教士输入宗教和科学，科学书籍并不比宗教少，因为明代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而清代传教士极少谈到科学（只讲些天文历法），这因为汉人在满人高压下，在禁海闭关政策影响下，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象明末那样顺利发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653页）《几何原本》再受知识界重视是到了清末，李善兰再次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译。而徐翻译的《几何原本》却传到了日本，对日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试想如果在明末上层知识分子推动下，以其敏锐和威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能早200年实现。中国人会以和平健康的心态引进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理论乃至民主制度。中国绝不会在近代因为“技不如人”而在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在近代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 据鼓吹满清的阎崇年讲清朝因为保守和自大先后失去八次对外交流，睁眼看世界的机会。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当马戛尔尼来访并建议中国对西方商业开放，乾隆给出清楚的回答：大清王朝只关心本国事物的恰当实施，不屑于奇技淫巧之事，也不关心精巧的商品，我们不需要你们国家的制造品。从顺治、康熙开始的禁海令、迁界令到驱赶外国传教士同样也是闭关锁国的举措。康熙四十六年禁止各地天主教传教，教士退回澳门，外人不得留驻内地。满清规定:“州县官失察西洋人过境，但并未逗留，降一级留任，府官罚俸六个月”，一个地方发现洋人，全省官员都受处分。满清对于限制洋商也有一套办法，规定澳门洋人船不许超过25只，出海不得带中国人，出海还不许带处做饭以外的铁锅等等。满清是害怕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助长他们对满清统治民族压迫的不满的，所以对于洋人是严格限制行动和居留的(中国通史简编781页)。如此还有中外文化、科技、商品交流吗？世界在飞速发展而中国却在原地踏步。甚至到了清末连撮尔小国日本都能变法维新打败满清，而满清却一次次的丧失了维新图强的勇气和机遇。从清初一直到清末，满清贵族集团始终顽固不化，冥顽不灵，一次次的拒绝开放,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四、中华民族由先进、文明的民族堕落为落后、愚昧、半开化的民族，中国沦为名副其实的“衰世”传教士沙勿略在传教日本时，发现日本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时，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他们常说：“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知道它并接受它。”这就是明末中国的精神文化影响力，而清末“东亚病夫”的恶名传遍世界。 满清搞文字狱之类的愚民，弱民统治，后果是严重的，以下农民起义为例说明其恶果。 我们看到历来先进开放的封建国家，利用宗教迷信发动农民起义是少之又少，比如唐、宋、明。明末虽然剥削沉重，但是明朝人并不愚昧，起义虽然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但是没有利用宗教迷信搞农民起义,因为这根本就没有社会基础。而满清就不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铁血统治。中国人从一生下就被迫拖上一根辫子。从精神上阉割掉了斗争精神。文网密布，空气是窒息的，愚民是空前的。人们普遍愚昧、麻木、懦弱。要反抗只能用宗教迷信这类鸦片来刺激中国人麻木的神经。从清中后期起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都带由宗教和极端迷信的特点。白莲教、天理教、回民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莫不如此。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是利用所谓“拜上帝教”发动起来的。洪秀全利用宗教（也有人说是邪教）成功组织了农民起义。但是利用宗教迷信这种东西并不适合建立稳固的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也是它，败也是它。洪秀全完全沉迷于此，国政日非，最终落得害人害己，国破家亡的下场。义和团虽然有反帝爱国运动的内容，但是却是满清社会封建、愚昧、迷信、封闭、保守的一次大暴露。义和团群众拆毁铁路，路杆。迷信什么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竟有多人跑到袁世凯那里用身体试试枪弹的厉害，死不悔悟。虽数十万之众，但是用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与八国联军的长枪大炮对阵。这种试图以落后、保守、愚昧，对抗现代文明，拒绝一切西方文明的传入，其失败也在所难免。 民既如此，官又如何？鸦片战争中，战功卓著，名将参赞大臣扬芳见到英军炮火厉害，竟然想出了一条奇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木筏之上，抵抗英军进攻。当然败得很惨。时人嘲讽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这一点也不奇怪,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在《古史钩沈论》中说：“昔者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夷，一旦责有气之臣，不亦暮乎！”，哪里还有有气之臣呢？都被训练成奴才了。愚民弱民统治的结果是满清自己也被愚弄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商，衢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以如此愚昧、昏昏噩噩的满清政权如何能抵御得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呢？龚自珍认为这是典型的“衰世”。 在来看看外来的旁观者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们眼中康乾盛世是怎么回事，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发明火药的民族竟一见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令人不可置否”。在天朝皇帝和文人们的盛世颂歌震天响的时候，他却认为满清是衰败之世，没落之世，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被当成野蛮民族的另一项恶果是：中国人被野蛮人屠杀得不到世界同情，被“文明人”屠杀还是得不到世界同情。
五、民族压迫深重，在某些方面是封建制向奴隶制的倒退。满清为了强化其统治,野蛮推行“剃发令”、“留人法”，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杀尽了中国人的尊严，满清在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屠城记录，甚至实行过种族灭绝，发生大规模屠城和大屠杀的省份先后有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福建、新疆，把中国所有省分都屠戮一遍。其残酷程度不亚于蒙元。 满清如此残酷屠杀，从努尔哈赤到康熙平定三番，屠杀政策历时将近一个世纪。空前绝后。按过去和现在的标准都是反人类罪。不知道有什么罪行可比这个罪更大，有什么功劳可以抵消这样的暴行。 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人记录下这段话：“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满清入关后除了非常沉重的民族压迫外，还带来了奴隶制的残余，满清旗人还跑马圈地，把战争中掠夺的人民和被圈地农民强制为奴。在清代，旗人犯罪罪减一等，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如果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投充为奴后，“一家老少尽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给任何代价，甚至连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显然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奴主关系”（《翦伯赞历史论文集》256页）。据《东华录》、《十朝圣训》记载，八旗贵族还时常在京城内劫掠霸占民女，攘夺汉人土地房舍，蹂躏汉人坟墓，鞭打汉人长官，种种暴行层见叠出，习以为常。由此可见，满清265年是对先进生产力的最大破坏和阻碍，是对先进文化的发展的最大毁灭。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是对中国人的犯罪，满清统治是对中国人的奴役。满清值得称颂吗？
六、满清中后期繁衍出一代历史上最腐朽、颓废、无能的一群贵族，这就是有名的“八旗子弟”。在政治上八旗子弟以“保大清不保中国”心态,把自己的利益始终放在中国利益的对立面上,先后八次反侵略战争没有一次坚决斗争到底的,总是以投降妥协为终结，是造成一次次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闭关锁国、近代落后，几次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令人惊奇的是，由于满清的割地赔款和鸦片贸易，作为满清核心力量－八旗子弟在清末的丧权辱国赔银子的不平等条约中，竟然还能得到实惠，发了国难财。道光15年到19年由于鸦片流入，平均每年流出白银3000万两。一两银子嘉庆为700文，道光时期银子换到2000文。而八旗子弟的饷银是不会少的，家里的银子升值了，八旗生活水平反而上升了，战败后的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对于八旗贵族来说到底是好还是坏，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而对于普通老百姓，地丁税收是要收银子的。所以这场民族灾难的恶果直接转嫁到了没有银子，只有铜钱的普通贫困的中国人头上。 七、由上述分析我们再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看宋、元、明、清元和宋那是没法比的，评论元代就没人提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清和明比呢？就拿1840年前没有遭遇帝国主义入侵前的清和明万历年比较，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从来就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分别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新型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资本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以及代表资本主义的政治利益集团。是三者合力的结果才导致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制度。新型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这点暂时承认明清基本同等。可是意识形态呢？一个是文字狱结束后的鸦雀无声、万马齐喑，还有闭关锁国。一个是思想活跃，到处结社、出现了东林党、以及后来的复社，民间结社议政很盛，是一个批判宋明理学大思想家迭出的时代，李贽就是其代表，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科技和文明。代表市民文化的作品层出不穷。论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政治力量，一个是死气沉沉，没有结社、集会，没有利益集团。一个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市民利益集团手工业者和明朝封建制度开始激烈斗争了，在苏州就爆发了抗议和暴动，牺牲者还赢得知识分子的赞扬。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就是对此记载和歌颂。如果满清王朝正常发展，没有遭遇帝国主义入侵，按满清这种社会状态能否发展到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程度也大可怀疑。清代的劣势还在于有代表最封建、最落后、最保守的八旗贵族集团，这个集团对任何改革都是坚决的阻碍，八旗子弟不经产、不经商也瞧不起工商业者同民族资产阶级势同水火。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最顽固强大的阻碍力量。如果按王朝兴亡规律，二百年左右就会出现农民起义，王朝颠覆。对比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哪一个更开明更先进呢？满清残酷统治下，人民麻木愚昧，粗浅的愚教流行，太平天国即便成功，那种不合时代、社会的宗教思想也很难促使社会发展进步，需要彻底改造。义和团更不用说了，对现代文明抱着敌视的态度。 可见蛮族入侵乃至统一对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破坏作用，历经多年都无法恢复。这不是倒退吗? 有人辩解说历史是前进的，不会倒退的。这并不确切，“历史是前进的”是从总的趋势上说的，历史本来就是有曲折的。有前进也有曲折，有曲折就有倒退。资产阶级革命就反复经历了数百年才最终战胜了封建专制制度，法国大革命后还有80年的封建复辟。今天世界上还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回到资本主义，这是不是曲折呢？所以说满清入关是历史的倒退，不是根据一时一事，而是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全面对比满清和明末的实际状况得出的结论。特别是满清遏制了明末以来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好机会。这是令人痛心的。 “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并非新观点，从“辛亥革命”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一直是史学界主流观点，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著作中不难看出。到了八十年代，买办势力开始崛起，掀起民族虚无主义的浪潮,纵容民族分裂势力并助长了某些少数民族精英的民族优越感、虚荣心。买办没有祖国，没有民族自尊心，买办痛恨民族主义。从“版图中国论”到“分裂有利论”，再到余秋雨歪曲历史发表什么《一个王朝的背影》。到大肆讴歌“康乾盛世”，中央台播放所谓正剧,康熙、雍正、乾隆成了英明领袖，还要再活五百年，再活五百年怎样，是不是就可以镇压“辛亥革命”了？而岳飞、文天祥的英雄故事却成了影视剧、文艺作品的空白。 最后教育部要抹煞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马大正等编写清史的提出“满清入关正义论”，越来越猖狂。学术界，文艺界相互配合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闹剧。一旦有人批判就拿起“民族团结”和“大汉族主义”帽子当挡箭牌。令人欣慰的是中央的政策正在调整，中国绝不会沦为买办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