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高/器材,我急需这方面的信息,河南求解四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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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豆网网友近日为您收集整理了关于全国两会有关卫生工作信息(四)求解“看病难看病贵”命题的文档,希望对您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以下是文档介绍:全国两会有关卫生工作的信息(四)求解“看病难看病贵”命题陈竺详解医改给百姓带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日日15时30分,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记者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卫生部部长陈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就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答记者问。[农民日报、三农在线网记者]我这个问题提给陈部长,大家都知道,看病难和看病贵是我国农村和城市实际存在的问题,医改已经进行了差不多快一年了,我想问陈部长,医改在哪些方面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为群众带来了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谢谢。[卫生部部长陈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启动一年以来,根据“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原则,卫生系统在各相关部门和各地的支持之下,努力工作,应该说缓解看病难、看病贵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让人民群众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我就结合医改近期五项重点工作给新闻界的朋友们通报一下情况。第一,通过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使人民群众少得病。这实际上是我们国家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在继续做好艾滋病、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的同时,去年我们启动了六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目前已经给3200万15岁以下的儿童免费注射乙肝疫苗,大家都知道,乙型肝炎和相关的肝脏疾病被称为“国病”。有将近150万的农村妇女得到宫颈癌的免费检查,近百万妇女得到乳腺癌的免费检查。我们有300多万的农村待孕妇女和孕早期妇女免费服用叶酸,这对预防出生缺陷是重要的,同时600多万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得到补助。21万白内障患者通过手术重见光明。我们启动了400多万户的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改建。我们在地方性***中毒的病区展开大规模的改炉改灶。这六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直接惠及了亿万群众和家庭。同时,由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到位,我们已经向全人群提供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健康教育、传染病和慢性病的防治,儿童保健、老年人保健等。这是第一项重点的进展。第二,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我在这里介绍一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情况。人社部的胡晓义副部长等一下可能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城镇的职工和居民医保进展情况。大家知道新农合应该说是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的一项保障事业,目前参合人数达到8.33亿,新农合的筹资水平达到人均113元,它的最高支付限额达到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左右,这对于农民大病救治的抗风险能力是一个基本的保障。去年一年,有7.59亿人次的农民通过新农合得到了补偿。在全国范围来看,近几年来,由于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政府在卫生总费用当中的支出已经接近25%,社会是35%,个人付费已经从2000年的50%多降到了近年来的40%。大家知道,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已经讲,今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府的补助还将提高50%。所以,我想,人民群众看得起病的问题,也就是说看病贵的问题逐渐得到缓解。第三,通过建立比较完善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使人民群众不出社区和乡村就能享受到便捷有效的服务。去年以来,我们在农村和基层对于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是史无前例的。一年的投入超过了过去30年的投入,而且我们加强了基层人才队伍的培训,也启动了城市大医院支持农村县医院的行动。所以,人民群众看病更加方便,大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况有所缓解,应该说,看病难的问题有所缓解。我想所有这一切,使得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样一个世界难题在我们国家开始了重要的破题。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谈到,我们要迎难而上。因为在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发展又不平衡,历史欠账也比较多,医改需要全社会的,包括新闻界在内的支持,更需要卫生系统奋发有为。谢谢大家。陈竺:就基本医疗而言政府责任体现最为重要新华网/中国政府网日[中国商报记者]我想问一下陈部长,刚才陈部长也说了,公立医院一直是医改的一个重点问题,我想问一下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在体制的建设上,我们如何保证公益性能够体现出来?第二个问题是比较实际的问题,是关于药价虚高的问题,也有一些人说政府应该在根治药价虚高上更有作为,我想问一下陈部长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谢谢。[陈竺]感谢您的问题。公立医院改革的确是医改当中备受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也是卫生部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公立医院,顾名思义,实际上就是政府为了向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所办的医疗机构。所以,坚持公益性的方向,我想是题中应有之义。为什么现在会重提这样一个问题?由于种种大家知道的原因,一段时间以来,公立医院的一些行为与公益性这样一个大方向发生了某些偏离。由于监管制度的缺陷,由于公共财政投入的严重不足,曾经采取的办法就是放开,特别是给了公立医院所谓以药补医这样一个政策。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这样一种做法客观上就助长了医院的一种趋利倾向,导致开大处方、多用药、用贵药现象的发生,人民群众当然有意见。我们在讲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忘记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说,卫生事业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谁来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另外一方面,谁来为这些服务买单。也就是说,保障制度的建立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面,我认为就基本医疗这个问题而言,政府责任的体现是最为重要的。我想本次医改把落实十七大提出的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一种制度,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向全体人民提供,这是我们国家建设以人为本的小康社会的制度和理念方面的一个重大的突破。陈竺谈药价虚高:任何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华网/中国政府网日[陈竺]另外我想说的是,保障制度改善了,我们必须要把医疗质量提上去,同时把费用控制下来。在这里,基本药物的使用、基本技术的使用、临床路径的实施、按病种付费的支付制度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这个“面包”做不成。一方面,保障制度增加面粉,一方面你又朝里面大量掺水的话,你就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我相信,中国的医务队伍是一支优秀的队伍。白求恩精神和我们祖国医学提倡的大医精诚的精神一定会在医改当中得到弘扬,而且中国的医学也必将迎来一个大发展、跨越式发展的时代。关于药价虚高的问题,大家知道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显著成效,现在的问题是大医院、大型医疗机构如何合理地使用药物,尤其是把基本药物作为我们的首选药物。所以,我觉得现在两个儿童大病将会成为“试金石”,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会有困难,但是,卫生部的同志们,包括我本人在内,也下定了决心,任何利益必须服从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谢谢。陈竺:卫生部会同有关部门正在启动一个农民工健康工程新华网/中国政府网日{印度时报记者]事实上,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话我想提两个问题,是提给卫生部的陈竺部长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医疗服务,在这一过程中,是否有可能向外国的医药公司,特别是向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医药公司开放医疗市场?第二个问题,有多少农民工能够在异地工作的时候获得医疗服务?这个比例大概是有多高?谢谢。[陈竺]您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农民工的医疗卫生可及性的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首先从保障制度上面来说,在城市和企业已经有了长期的合同关系的这些农民工,应该由企业为他们缴纳职工的医疗保险,这个问题其实胡晓义部长是更适合来回答您的。对于那些灵活就业的农民工,对于那些刚到城市来的农民工,我了解的情况是,他们大部分参加了农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同时,正如胡部长刚才所说的,我们正在研究农民工以及其他的群体,他们在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在异地工作、就业或者生活时候的医疗保障制度的转移接续问题,应该说近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方面来说,各地现在都在为农民工的就医提供更多的方便。通过惠民医院或者是通过大医院的惠民服务。在公共卫生方面,我想向大家介绍的是今年除了六项正在实施当中的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以外,卫生部会同有关部门正在启动一个农民工健康工程。这里面包括了传染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防控,同时,我们也高度重视职业卫生的问题、职业病防治的问题。我们相信,随着农民工这个群体逐步融入城市,随着我们国家城乡统筹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将不断得到改善。谢谢。老百姓吃药何时才能不贵——代表委员建议完善药品科学定价机制新华网日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仇逸、张晓晶)解决吃药贵不是单纯靠一次次的药品降价,也不仅仅靠取消药品提成,而是要在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将药品的利润控制在合理的区间。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纷纷就完善药物定价和价格管理机制建言献策。“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干了4年医药代表,就买了房子和高级汽车,与他在医院工作的同学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药品定价为什么那么离谱?有一家药品企业生产了一种治咳中药,去做价格申报,成本只有3元,‘使劲’报了9.8元,结果被批了30多元,这样的定价老百姓吃药能不贵吗?”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潍坊医学院眼科研究所所长康凤英的一席话,直指药品定价的虚高和不合理。“有关部门应该积极总结近年来药品价格管理方面的得失。”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表示,“高价药没有真正‘管’住,名称却越起越‘花’,价格越来越贵。好的传统低价药却很容易被‘管’死,老百姓吃低价平价的好药变得困难。”他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了购买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痢特灵,他到处寻觅四处托人,最后在湖北才买到。“这瓶100片药才卖1.5元,这样的定价哪家企业有积极性生产?要建立科学的药品定价和价格管理机制,不能到最后没有人愿意生产、愿意销售廉价经典的老药,不能让老百姓害怕药品一次次降价反而吃不到需要的药了。”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心脏病专家葛均波到北京后,参加了卫生部关于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的讨论会议,他感慨地说:“基本药物制度的确定和推出,对于解决老百姓吃药贵有深远的意义。但是我也担心,生怕会出现类似过去的‘中标死’、‘降价死’以及旧瓶换新酒现象,导致政府好的政策措施无法使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葛均波委员介绍说,我国有数千家药品生产企业和器械生产企业,这些企业要生存就要展开激烈的竞争,如果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价机制,那么竞争带来的成本必然会带到药品的价格中去,给医药领域的“潜规则”和***提供滋生的土壤。“我国应尽快依靠专家的力量,在调研的基础上,做到药品优质优价、科学定价,保证药物生产企业有利可图,但是这个利润必须控制在合理范畴内。”葛均波委员坦言,一个药品的研发、制造过程的成本,相关领域内的专家心中多少有本账,“必须建立药品定价专家库,更要建立药品定价专家随机抽样制度,防止专家挡不住诱惑违背了良心和职业道德。”探索医疗机构改革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中国广播网日中广网北京3月9日消息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21时40分报道,有人说,去看病必须要有人陪。挂号排队、等候诊断排队、交钱排队、取药排队,楼上楼下耗时耗力,没人帮忙根本不行。看一个简单的感冒,动辄花费成百上千,如今看病可以用“难”与“贵”这两个字概括。提高公立医院公益性是否能够让看病不再难?取消药品加成能否让看病再贵?如何助力医改破解看病难题?曹景行两会观察,紧追两会视线,分析医改能见度如何提高。主持人:权威点评,热线前瞻,曹景行两会观察,紧追两会视线,曹先生您好!现在有一种现象,去医院看病排个大队,看感冒要花大价钱,这好像是对现在人们去医院非常现实的描写,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曹景行:首先我觉得尽量不去,其实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排长队,现在夹在中间的医院并不是这样(排长队)。感冒是一个常见病,有常规的对付方式。主持人:这两天两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通报医改新进展时说到,国家建立基本药物制度以后,药价是降了,但是问题是医院会不会在基本药物框架里边选择这些药呢?曹景行:这当然要有体制保证。首先药要有合理性,这个单子上列定的是基本药物目录,应该有合理性。同时通过我们的实践,应该比较符合当前的状况,这是解决现在看病难当中的一个环节——药贵。当然有了药单,还有下一步——不能加价,这样使得以前看病贵当中药贵的问题得到一定的遏制。这个带来最大影响的不是医院,而是药厂。如果大家集中生产单子上的药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新药的开发。如何保障新药试用药厂的积极性,这个要有所考虑。主持人: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并不是医疗改革的最关键的问题,您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公立医院改革在医疗改革中是什么位置?曹景行:这才是一个核心问题,改革无非就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如果药这方面不能赚钱了,以后怎么办?这个关键的问题怎么解决?当然首先要加大投入,加大政府关于医疗方面的公共投入,对医院进行补贴。第二,医院本身通过治疗服务增加的收入要有所放开,比如收取诊疗费等。另外,有一些手术收费应该做出调整,比如很重大的手术应该收取比较高的费用。主持人:那么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药价加成没有了,高的药价在整个治疗费用当中消失了,但是服务费这种属于技术性的收费提高,甚至等同于甚至高于原来药品所消耗的费用?曹景行:现在如果要靠这方面的提价来弥补药费附加原来的费用,并且维持整个医院的运作,这实际上等于是病人、消费者承受了这次改革的负担,还是没有改变。所以,公立医院的改革当中,关键在于提高它的效率,用提高效率的方式为医院,也为义务工作人员增加收入。主持人:我们目前说的医院可以增加一些服务费,是属于弹性的和人为恒量的东西,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是靠制度还是靠标准?曹景行:最主要还是医院的管理,还有要实行医疗体制当中结构的改变。我国最基层的医疗服务的网络有些地方不错,但是很多地方基本上是比较残缺的,甚至是水准比较低。主持人:这一次医改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同时,也设了16个城市,而且是县级市或者地级市这样的城市作为试点,您觉得有关部门是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经验,它有可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论论?曹景行:做示范是自己摸索经验。中国这么大,地区差距这么大,体制的差距这么大,这种情况下面,没有试点要推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16个试点城市里边有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类型,也是为了取得不同的经验。试点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给大家看,到试点城市去看,很多事情是容易看到的。主持人:刚才说了药物制度的改革和看病的难题,如果让您推论一下,16个试点城市当中一些中大型的医院最突出的问题它会先遇到哪个?根据当地的情况会做出哪个第一反应,又会得出什么中间阶段的结论呢?曹景行:如果现在按照这个方案试点下去,这些医院可能会觉得我钱不够了怎么办?是不是要政府补贴?政府补贴补贴多少?怎么补贴?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医院本身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效益和管理上下功夫,所以有没有好的管理者至关重要。再有就是整个体制问题,有了好的管理人员,需要用怎样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体制能不能建立起来?最后一个是配套,也就是医院能不能够和基层医院有所配套,而不是单独的鼓励医院改医院。主持人:好的,感谢曹先生今天为我们所做的观察。莫小莎代表:公立医院过度医疗是“看病贵”的重要原因新华网日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记者王军伟)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广西区委常委莫小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出现的不少“看病难”的问题主要不是群众看不上病,而是表现在药价和检查费用偏高,一些特殊诊疗项目价格远远超出了群众的承受范围,造成许多患者由此失去了治疗的机会。造成“看病贵”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公立医院存在过度医疗的行为。莫小莎说,所谓过度医疗是指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违背临床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不能为患者真正提高诊治价值,只是徒增医疗资源耗费的诊治行为。对于治理公立医院医疗过度,莫小莎建议:各级政府应逐步增加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建立稳定增长的经费保障机制,遏制公立医院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应彻底切断医生与生产商、经销商等方面的药品回扣利益关系;加强卫生行政部门监管,进一步规范医生的诊疗和收费行为;加强医院的绩效管理,改革医务人员的收入分配机制;大力支持社会民间资金进入医疗卫生事业,壮大民营医院,形成有序竞争,以降低医疗服务价格,遏制过度医疗。政协委员:“看病难、看病贵”将缓解彻底解决尚需时日新华网日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记者牟旭李志晖)在7日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五位医药界全国政协委员表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城乡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等举措能确保合理的药价并逐步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的问题。在谈及流通环节是否会抬高药价时,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150医院院长高春芳说:“制定基本药物目录、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就是为了防止这个问题。”他说,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307个基本药物品种的价格是规定死的。不管工资涨多高,不管药厂的效益如何,基本医疗和医保使用这些药就只能收这么多钱。但他同时也对现在的中间流通环节“很不满意”。他曾多次建议政府公开药品价格形成的各个环节,在国家东西南北中建立药品大市场供医院采购,同时药监部门要做好监督工作。关于国家基本药物定价机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岭医药集团董事长吴以岭表示,该机制是科学的,政府拿出的指导价是相对合理的,虚高的问题不太严重。他解释说,基本药物目录里307种药物的定价,由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共同对每一个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做全面考察。而且还要实地考察原料成本、生产成本、税收成本、管理成本,再加上一个合理的利润,形成这个药品的价格。针对记者关于新医改如何解决群众看病难和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的问题时,几位代表表示解决医改是世界性难题,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情况还需时日。但他们同时也指出,加强城乡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等措施会在近期内改善“看病难”问题。吴以岭认为此次医改正是为了解决此问题。他说,从医疗服务的角度来看,城乡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是这次改革的重心。基层医院水平提高了,就可以和大医院形成分工,就能实现大医院治疗疑难疾病、社区基层医院治疗基本疾病的格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医学基础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吕爱平承认,不同地区间和城乡间基层卫生站之间还有差距。“但是毫无疑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会使该问题一定时间内会得到很大的改善。”高春芳委员表示,相信随着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国家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钟南山代表:医改关键在于提高社区医院水平新华网日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记者王攀、刘铮)“很多人关注医改,是希望能降低药价,但现在一些解决思路,比如医药分开、增加药事服务费等,其实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医学会理事长钟南山说。钟南山认为,日前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公布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医改的关键和要害应当是提高社区医院水平,减少公立大医院内的普通病人。“让大医院集中收诊疑难病症,更多关注到疾病预防和早期发现问题上来”。钟南山分析说,看病难、看病贵实质上是“到大医院看病难、看大病重病贵”。主要原因是大医院与社区医院的医疗水平相差过大,使普通百姓对社区医院没有信心,无论大病小病都宁愿到大医院排长龙。钟南山说,要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公立大医院有责任、有义务提高广大社区医院的水平,不仅要承担全科医生的技术培训,还要在人文、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输出。“什么时候公立医院所挂钩的社区医院水平提高了,老百姓大部分的常见病都能在社区医院看好了,看病难、看病贵才能真正缓解,而这也是公立医院对医改的最大贡献。”钟南山认为,医改的主力军就是医疗人员,而公立医院就是骨干。他建议,医改方案应当进一步明确公立医院对医改的作用,推动公立大医院以及大医院医生加入医改进程中。高春芳委员:社区医院首先应面对普通疾病新华网日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记者朱立毅、王帆)“要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而社区医院患者较少的问题,就必须认清其定位。社区医院首先应面对的是普通疾病。”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150医院院长高春芳认为,医改中关于社区医院的内容也要围绕其定位来进行。高春芳在7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集体采访时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问题是医改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它是解决分散医疗的排头兵。国家将在医疗改革中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投入大量资金。“但目前的问题是,很多人认为,虽然社区医院的设备增加了,基础设施改善了,但大夫看病的能力并没有增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高春芳认为,必须要认清社区医院的定位。“社区医院首先应面对的是普通疾病。来了病人,我能看出你是什么病,普通疾病在我这里能得到基本的治疗。对于疑难疾病、重大疾病、重危疾病,社区医院应该能够判断,并有立即转送的能力。”高春芳还认为,要解决社区医院医生的能力问题,还可以采取“大带小、老带少”的方法。每个地方都有较高层次的医院,应该形成一个制度,让这些医院定期派各类医生帮助社区医院工作,来坐诊或查房。“另外,还应该有一个制度,就是让社区医院派自己的医生去大医院进修、培训。”他说,经过几年努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问题就能得到逐步解决。全国政协委员、陕西协同生殖医学研究所所长董协良补充说,可以通过盘活资源来解决社区医院的问题。他建议,从三甲医院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以组成医疗集团,实现资源共享,医生多处执业,大医院的医生可以直接去社区,患者在社区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张美兰: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缓解“看病难”新华网日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记者伍晓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美兰说,解决农民“看病难”主要靠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普及以后,农民到基层医疗机构看病的越来越多,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器材设备、病床数量和医生力量有待进一步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去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59万余名农民参加新农合,参合率超过95%。”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张美兰介绍说,从2003年到2009年,西双版纳州共筹集8198万元资金,用于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建设,加强医护人员培训,显著地改善了农村群众看病条件。张美兰介绍,“新农合”普及以来,看病的农民越来越多,基层医疗机构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人才短缺是制约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的关键,目前西双版纳州各级医疗机构的执业医师共1800人,其中在乡镇卫生院的只有221人,占全州执业医师的12.3%。乡村医生共有728人,但持有乡村医生职业资格证的只有234人,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疗器材设备缺乏,影响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升。“解决农民看病难,主要靠基层医疗机构,建议国家继续加大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力度,增添医疗器材设备,改善基层医疗机构的就医条件。”张美兰同时建议,要重视基层卫生人才队伍的引进和培训,加大上级医院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指导,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意识和医德建设,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许戈良:对农村医疗缺乏有着切身体会的医院院长新华网日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记者程士华、金小茜)在农村生活期间,由于缺医少药,还差点危及生命安全,这些不平凡的经历让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对农村医疗现状尤其关注。他今年带到两会的议案,就是关于如何尽快缩小城乡医疗卫生方面的差距。上世纪70年代,许戈良曾在安徽省长丰县农村当知青,对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简陋有着切身感受。他告诉记者,当时农村只有赤脚医生,治病救人全部靠“一根针,一把草”,医疗服务水平很差。“现在农村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了,但由于缺乏人才和资金,一些地区的农村和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水平亟待提高。”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投入,缩小城乡医疗卫生之间的差距。许戈良代表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经常巧设项目奖励企业家,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政府只要给企业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就已经足够了。真正需要政府花钱的,是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把财政资金投入到弱势群体的扶持和帮助中去,才是执政者本职所在。许戈良:警惕城乡医保差距拉大阶段性目标亟待明确新华网日新华网合肥3月8日电(记者程士华、金小茜)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说,我国城乡医保体系不同,且基本药物目录也不同。医改初期城乡差距具有合理性,但要警惕城乡医保差距持续拉大,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应尽快明确城乡医疗一体化的阶段性目标。许戈良代表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主要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三大体系,分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卫生部门主管,筹资渠道、报销比例等也不相同。随着医改深入,国家基层版基本药物目录已经出台,国家医院版基本药物目录的征集正在进行中。这就意味着城乡医疗卫生系统会有两个版本的基本药物目录、三大医保体系。许戈良代表认为,医改初期出现城乡差异可以理解,但目前即将出台的国家医院版基本药物目录,又再次拉开了城乡差别,却没有制定医疗卫生城乡一体化的阶段性的目标。这和我国努力消除城乡差别,尽早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宗旨相悖,与2020年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不相一致。他建议,对基层和医院两个版本的基本用药目录逐年修订,缩小差距,争取2020年两个版本合二为一;加快各种人群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完善基本用药目录;5-10年内,尽快对三种医保体系统一管理,执行统一的基本药物目录,统一筹资比例和报销比例等,到2020年全面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管理、筹资、目录、科目、报销和大病救助,保证和方便各类人群就医。此外,还要鼓励其他种类医疗保险制度进入,完善不同层次需求。车晓端:加快城乡统筹整合勿让医保资源“画地为牢”新华网日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岳德亮、黄深钢)全国人大代表、民建浙江省副主委车晓端表示,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应加快整合,医保领域多头管理、分而治之的情况不宜再拖下去了。2007年,我国启动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改革试点。至此,社会医疗保险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全覆盖。但由于制度实施分属不同部门经办管理,制度之间缺乏衔接与协调,出现了参保群体间待遇攀比、重复参保等现象,造成财政重复补助、重复建设和社会资源浪费。车晓端代表说。目前,劳动保障部门承担了医保,卫生部门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民政部门承担了医疗困难救助。车晓端代表说,不仅医保资源部门分割、无法共享,还使得医保政策城乡多元、复杂繁琐,医保类型交叉重叠、重复参保。车晓端代表建议,以新一轮医改为契机,将现有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未成年人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合并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一起构成“2+1”医疗保障体系,避免人为的“画地为牢”现象。同时,加快统筹考虑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的具体实施归口一个部门,改变多头管理、部门分割、交叉重叠、城乡多元的现象。车晓端代表认为,有必要统一城乡居民合作医疗筹资标准、筹资机制、补偿等级、封顶上限、结报方式,适当减少补偿“档次”和“层级”,打通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衔接通道,实现参保人员自由转换参保类型。民盟中央:“筹资难”已成农村合作医疗一大瓶颈中国新闻网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提交提案指出: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总体上讲进展较为顺利,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面临着农民积极性不高,基层干部信心不足、管理松弛以及筹资难等问题。进而建议,尽快建立经费统筹保障机制,解决经费“三分开”现状并且解决强化监督、增强透明度的问题,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筹资体系。提案说,由于历史原因,一部分农民群众认为合作医疗工作已几起几落,这次旧话重提必定又是走过场。此外,地方政府医疗配套资金难以一步到位,医疗治病报销难以兑现,也进一步影响了农民群众参加医保的积极性。同时,有的基层干部认为,大部分农民实际收入水平不高,除省以外的市县乡三级财政较为困难,筹集资金困难重重,合作医疗难以为继;有的基层干部认为合作医疗是主管部门的事,故而把责任推给卫生部门;也有的认为合作医疗是“软指标”,可以等一等、看一看;还有的片面强调群众自愿,放弃组织领导责任,“自愿”变为“自流”。提案特别强调,由于乡卫生部门既是合作医疗和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又要直接参与合作医疗的筹资工作,导致筹钱、管钱、用钱三项应分立的工作由同一个部门负责,既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也难以形成科学完善的运行机制。此外,地方财政本就紧张,寅吃卯粮的财政无暇顾及太多,除支付“吃饭”财政外,可用财力极少,这类情况尤其以县乡财政更为突出。对此,提案建议:首先,尽快建立经费统筹保障机制。包括:(1)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纳入各级政府管理目标,纳入干部岗位职责考核内容,与评先评优相挂钩,以此强化基层党政干部的责任意识,保障和促进此项工作的稳步开展。(2)保证各级政府的扶持引导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坚决杜绝财政“空转”的失信现象。(3)运用利益机制促进筹资工作,从实际出发,授权各级政府制定灵活的激励操作办法,对主动交、提早交、全家交的农户可给予适当奖励,对以村为单位、以乡为单位的参保对象也应随着参保率的提高而给予一定播放器加载中,请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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