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使用快捷导航没有帐号？揭破东林党的丑化：万历和天启朝施政真相如何？
前言：凡是贪官污吏都会进化成汉奸卖国贼，为了保全自己的非法利益，它们在任何时候都会不遗余力的千方百计制造矛盾，利用矛盾达到保全身家性命不义之财
揭破东林党的丑化：万历和天启朝施政真相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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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万历：
如果只是说施政水平，万历大概说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了。
先看看他即位初始时的时代背景：先是权臣勾结宦官把持朝政（张居正还是很不错的，不过这里讲他是权臣是从政治权利构成上考虑的），然后是持续性的灾害，中后期还有边疆去的民乱和外敌（日本）的入侵。加上王朝后期必然性的官员腐败问题（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举个例子：清官提拔的后进总免不了有少量贪腐之人。而贪官则几乎只会提拔贪官，不然自己的劣迹有可能会成为自己手下的晋身之阶，互相都有把柄制衡才比较保险）。面对这些万历应该如何做？
以现代人事后诸葛亮的想法，万历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一个：取消明朝的低税收低福利政策，对富人增加税收来补贴国家在赈灾和军事上的支出。
如何对富人征税而尽量不波及穷人？首先是对奢侈品和工商业征税。
工业方面万历的做法是从原材料上入手，对本来就在法律上属于皇帝自己的矿山派太监严加监管。这时候被证明是很有效的。太监即使贪污，但数量毕竟有限，涸泽而渔的事太监是不会做的。时候案发是抄家也会挽回一部分损失。而用更加贪婪（可以参考一下崇祯年修河堤的事情）而且有利害关系的文官（尤其是南方文官，亲戚家人经商的比比皆是）来监管，往往会一文钱也收不到。
其次是“卖丵官”。万历的卖丵官和清朝“圣祖爷”不同，万历买的是官员甚至皇室在衣食住行方面的特权（比如衣服的颜色，哪怕您只是个青楼东家，只要花钱就可以身着本来只有官员能用朱，紫色衣服）。
而实行这些政策必然与文官阶层的利益产生矛盾。万历的做法：
整个万历朝，皇帝貌似不理事，连朝都不上（内阁下，要是天天开政协会我觉得才奇怪）。但是国家的一切始终掌握在皇帝手里，而巧妙的把矛盾转嫁在官员内部党派之间的矛盾，而万历则在幕后搞平衡。朝廷是始终没有能够做大的文官党派集团。
最后咱看看万历的政绩：
在经济上：小冰河贯穿整个执政时期的情况下，朝廷收支基本平衡甚至略有盈余，在位时期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民变。
政治上：政权一直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对自己的国家的事情也都能了解通透。朝廷中始终没有强大到可以威胁到皇权的政治集团。
在军事上：打赢了“”。萨尔浒之败后，直接转入反攻一度兵指辽阳。
再说天启。
天启执政时期大概可以以天启3年为分水岭。
天启上台后，面对拥立（人发动的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一次）的东林党和自己浅薄的政治实力，天启3年以前天启选择了“和光同尘”（当然也可能是皇帝自己还没有足够政治经验）。
天启3年以后，面对已经做大的，天启没有万历走钢丝的水平扶植新的文官势力（可能也是条件不允许，毕竟自己是东林党扶上位的）。天启3年采用的是他唯一可以走的路：跳出幕后，用太监联合政治斗争中失势的文官集团压制东林党。与东林党相同，失势文官集团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有矛盾的，不过因为他们必须要团结皇帝的势力来对抗东林党，所以行事会收敛的多。
从幕后跳出来直接与文官集团抗争，天启这手段显然比万历逊色不少，不过至少在政治斗争大方向上天启还是正确的。如果天启不会早亡，明朝挺过小冰河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所以说，虽然天启对比万历有所不足，但总体上讲还是很不错的。
至于崇祯，他执政方式无论从政治方面还是从经济都可以说是完全“满拧”的。
在政治上，过分打击阉党，导致自己成为“聋子”“瞎子”，彻底失去了对自己国家的认识与掌控。用人方面则徘徊于轻信与多疑之间。要知道对政治家来说，用人绝对是“疑人要用，用人必疑”。而传统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种说法绝对是糊弄百姓的，真正做事的连个商号掌柜的都不会信那一套。崇祯倒是真正做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袁崇焕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经济上，任用的说辞取消各地矿山，港口的镇守太监，导致最后财政崩溃，只能从受灾地区的北方省份加税，直接导致李闯的出现。
总之，对比明末的皇帝。万历可以称之为“懒惰”的天才。天启则可以称之为勤奋而优秀的政治家。
至于崇祯，说他不及格都高看他了。我总觉得如果，一个皇帝想尽一切方法将自己的国家搞垮，或者在政治上充当一个完美的反面教材。大概可以象崇祯同志多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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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历史读物，如果是取材满清统治者编写的明史，一般都有如下特征：
1）美化。因为东林党人在明亡后大批卖身当汉奸。并在后来成了写明史的主力。但是写来写出，除了三大案，看不出东林党干了什么。而且三大案的基本性质就是干涉皇家事务，也没什么光彩的。
2）把明亡的责任归结为万历。因为当年万历对的前身不好，而且万历开矿税相当于从把持矿区的东林党前身口袋里掏钱。东林党人主要攻击万历不上朝。但这不上朝的万历，在小冰河时期那么久的情况下，能保障救灾，没有出现大批流民，还能打赢。虽有萨尔浒之败，但万历起用的熊廷弼立刻扳回局面，转入反攻。反倒是万历死后到天启掌权这段“众正盈朝”期间，替换熊廷弼的东林党重臣袁应泰和王化贞，把辽东局势彻底断送。
3）丑化天启是“木匠天子”。因为天启重锤打击。但是这爱打木匠活的天启，却延长了大明的生命。天启亲政后，还是小冰河时期，天启照样能保障救灾，没有出现大批流民。通过“铸币案”打击了东林党蛀虫后还改善了财政。在西南最终平定奢安之乱。在辽东，由于东林党打造和把持的关宁军野战一败再败连辽河都过不去，转而扶持由太监直接监军的东江军。毛文龙陈继盛在得到天启后勤支持后发起大规模反攻，一度收复辽南。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是以农业税为主。而重点在税收，国家财政收入从征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为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形成，实际上，东林党是一个以反对征收工商业税为目标团结起来的集团。
张居正一死，就废除了的税制。但万历，继续向遭受长期天灾的北方征收农业税，不但国库仍旧不够用，农民也，于是他想方设法向江南工商业阶层征税，开辟了许多新的税种。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接受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不肯对天灾不断的省份加税，反要赈济这些难民，这是万历最大的“罪行“，万历因此被很多人骂做要钱不要脸，为了捞钱不顾祖制，如为了收海税全面开放海禁，如为了收绸缎税允许民间穿黄色衣服等等。万历还派出监税太监去监督各地的征税情况，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这当然是残酷剥削民众的”恶政“，因为负责征税的官员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因为派太监强力监督，万历总是能收齐税，也总是被道德君子骂为昏君。
在几十年天灾之下，万历朝不但有着的武功，国内灾民居然还没有大的失控，国家财政居然还实现了盈余——万历驾崩时内库还有近八百万两银子。从这些表现看起来，说万历是昏君纯属造谣诽谤——然而现在的历史书上，普遍的说法是明朝的衰落是自万历而始，甚至明亡于万历朝。
再说万历死后，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天启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但天启朝内忧外患，带来的严重自然灾害也没有丝毫好转，北方大量饥民食不果腹需要赈济，辽东战事越发吃紧，国库却被东林党搞得越来越空虚。怎么办？当然，东林党人是不会征收工商税的，东林君子们早在天启朝就提出了后来遗臭万年的馊主意：对北方各省的农民加征辽税！幸好，不是，他理智地拒绝了东林党的建议，如果按照东林君子们的意见去加征农业税，等不到崇祯年明朝就亡了。
正是这种背景下，出现了。阉党，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尤其是曾经掌握内阁实权的政治派别，评价他们不能光看他们的私人品德，而要看他们的施政主张以及他们执政时所实施的政策带来的客观效果。阉党执政时期，重新向江南地区征收工商税，还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让大明朝的国库重新充盈起来，与执政后的财政紧张，税收亏空大相径庭——东林党收的税从来就没有收齐过。
仅以茶税这一项收入为例，阉党执政时期，浙江一年光茶税就入账20万两白银，大大填补了国家亏空；而执政时期，出现的最夸张的纪录是浙江一年茶税只收到可怜的12两……至于这么严重的偷税漏税是不是因为东林党人在浙江有大量的产业，这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东林党对北方农民收税时很凶狠，对南方工商阶层收税时则很温柔，而阉党则是反过来的，对南方工商阶层收税极其凶狠，但对北方，至少受灾省份他们不单不收税还进行赈济。这就是天启朝两大党派在施政纲领上的主要分歧。
从的身份不难分析，阉党的真面目是”天启党‘——凡是天启不好办，不能公开办的事情，都交给魏忠贤和阉党去完成。阉党虽然修理，但一些得到天启信任的东林党重量级人物如孙承宗，地位却始终没有任何动摇。这足以证明，魏忠贤动的东林官员，比如杨涟，其实都是天启皇帝想要动的人。——有如此高明的政治手段，对天启皇帝”因为做木匠而不理朝政“的污蔑之词就不攻而破了。考察这个谣言的来源，来自清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谈》：
“有老宫监言：‘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去手，雕镂精绝。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而王士禛的《池北偶谈》记载的源头又当是出自明太监刘若愚在崇祯年间写成的《酌中志》一书，原文是：
“先帝好驰马，好看武戏，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削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般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坠，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逆贤客氏喝采赞美之，天纵聪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先帝与亲昵近臣如涂文辅、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齐良臣、李本忠、张应诏、高永寿等，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快圣意片时之适。当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或有紧切本章，体乾等奏文书，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奏请毕，玉音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
天启皇帝心灵手巧，善于机械设计，精于建筑家具的制造，具有这方面的天才是事实。但说天启皇帝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这不过是辗转传闻之后对事实的歪曲。《酌中志》里也说天启”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并没有因为专注兴趣就荒废了紧要的国事政务。
至于刘若愚那个由于天启喜欢做木匠，才被魏忠贤窃夺权柄的揣测嘛……魏忠贤就是天启养的一条咬人的狗，与其说东林党被阉党压制下去是因为天启怠政而让魏忠贤操纵，不如说是相反，由于天启不愿意怠政，决定重整朝纲，才坚定地联合部分反对东林党的文官把除了内讧什么正经事都不干的东林党踢出内阁，好专心实现他的想法。要注意，魏公公固然整人，但他从来没有“矫诏抓人”过，杨涟被处死也许天启不知情，但是杨涟被抓，那是有天启明旨的。诏狱什么意思，没有皇帝的诏书你根本不可能被关进去，所以叫诏狱——有意思的是，根据现在流行的说法，杨涟被下诏狱是魏忠贤矫诏而为，天启被蒙在鼓里。
终天启一朝，党争虽然不断，但两股势力客观上互相监督，互相制衡，而没有出现任何一党专擅政务的局面。天启遗命表示他在朝中最信任两个人，一个是魏忠贤，阉党首脑，一个是孙承宗，东林领袖——一直到死，天启心中的信任天平都没有丝毫倾斜，更谈不上什么“太阿倒持”。
而魏公公主要的”恶政“，除了害死几个东林党以外，还是那一套：派太监监察税收，使得文官无法截流中央的财政——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魏忠贤派出矿监税使到民间四处盘剥，搜刮民财以中饱他九千岁自己的私囊。奇怪的是，太监四处横征暴敛，却没有如崇祯朝那样激起北方大规模的民变，只是造成江南商业由于”商课太重“而发生一定程度的衰落……至于说魏忠贤导致“东厂探子遍天下”，要知道东厂的情报人员是谁的耳目？如果你回答只是魏忠贤的耳目就错了，除了木匠活，天启另一大爱好就是听东厂的报告，特别是军情方面的。天启对战争看得很重，可以说无论天启朝的经济政策还是政治政策，其实都是围绕着战争在打转的。无论是恢复工商税还是亲自从跳出来压制东林党强行统一朝廷意见，都和天启集中全力打赢战争的决心有关。而事实上，后金的战略活动空间也确实在天启朝被压缩，蚕食得越来越小。天启五年东江军即开始小范围收复失土，辽东战局从防守转成反攻之势，如果天启多活几年，说不定就真能消灭后金集团，最起码也能用粮食封锁饿他们个半死不活。
明代米价表
年号（20年为一期） 每石价格（两）
洪武元年——洪武二十年 0．65
洪武二十一年——永乐五年 0．39
永乐六年——宣德二年 0．28
宣德三年——景泰四年 0．32
景泰五年——成化三年 0．46
成化四年——成化二十三年 0．57
弘治元年——正德二年 0．67
正德三年——嘉靖六年 0．77
嘉靖七年——嘉靖二十六年 0．78
嘉靖二十七年——隆庆元年 0．59
隆庆二年——万历十五年 1．11
万历十六年——万历三十五年 1．23
万历三十六年——天启七年 1．53
崇祯元年——崇祯十六年 2．09
“重用矿监”
其实在前面已经介绍了阎教授对万历矿税的一些看法了，宦官肆虐里提到的“太监的权力因此越来越重。万历帝派遣太监作税监到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替他聚敛钱财，以供享乐。太监的权力急剧膨胀，太监的危害日益严重。”
以及说万历贪财里提到的“贪敛钱财。万历帝派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明珠、异宝、文毳（cu&）、锦绮山积，赢羡亿万计’（《明史`诸王五》）。这些钱财不入户部的国库，而归入内帑（tǎnɡ），就是皇帝的私库。中央及地方大小官员，上奏百疏，拒不采纳。”
关于万历矿税的问题，推荐几篇文章，首先是2002年第一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上林枫写的《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还有就是同期刊物上的田口宏二朗的《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此外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财政与税收》一书也是重要参考。
这里如果对矿税的起因，后果作详细的分析，篇幅太长。
只简单的说一下，单纯认为万历派遣矿税太监原因就是贪财，单纯的把当时各种文人和大臣记载的矿税太监恶行跋扈全部信为事实，这种观点即便在学术界也是存在争议的。至于把问题全部归结为万历和太监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和批判，这更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严谨作风。
正如林枫所说“当代史家多将矿税归结为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明神宗对白银的强烈追求。明神宗嗜财是实，但也仅道出矿税大兴原委之一，为何可‘以矿税启之’，大家都没有作出具体解释。事实上，明神宗选择矿税（实际上不仅是矿课，应是商业税总体）而非其他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非偶然，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明代前期税收制度不合理设计，为商业税收增收留下很大余地。”[①]
我们先不要气势汹汹的排斥有别于阎教授把矿税归结为个人道德和太监恶行的其他观点，不妨尝试一下站在另外的角度，设想一下另外的可能。这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明代的财政制度不合理，具体说商业税收过低，是万历收取矿税的更根本的原因
&& 日本学者田口宏二朗也描绘了明代商业税过低的情况：
“……，在此将黄仁宇教授所分类的明朝收入细目、岁额表附录于此。虽然表中这种折银交纳的商业税（船钞、商税、番舶、抽分、契税、竹木抽分）的数据是十六世纪以后的状况，而且船钞收入数额本身也比明初以来大大增加了，但惊人的是，这五项收入却仅占有明朝总收入的2%”[②]
而关于矿税太监，我们当然不能排除一些太监个人品质恶劣，雇佣地痞流氓四处作恶的事实，但是同样不能排除许多情况下，是地方官员和商业利益集团对矿税太监作为的夸大和渲染
在明代增加商业税，通过文官控制的政府系统，可能性很小。除非和文官集团发生正面交锋，但交锋结果，万历皇帝大概除了失败不会有第二种可能。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绕开文官系统，在政府之外通过另外的渠道达到目的！而万历也正是这么做的，矿税太监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但是使用矿税太监的结果是虽然可以暂时绕开文官直接干涉,但是在舆论上却给群狼一样的文官以更大的攻击借口。增加商业税，本就让文官集团怒火中烧；再加上太监一直是人们所厌恶鄙视的对象，而太监本身的作为也确实有隙可乘，这就更让文官集团自以为抓到把柄。于是一面煽动底层商人手工业者的情绪，纵容他们用暴力来抵挡阻挠矿税太监收税的行动，另一面发动一浪接一浪的舆论攻势，在野的文人也好，在朝的官员也好，都纷纷摇动笔竿，竭尽全力的抹黑丑化矿税，在他们的描绘下，万历征收矿税简直是罪大恶极，天怒人怨，敲骨吸髓，弄的国家暗无天日。工商业被破坏殆尽。
&& 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是：
“矿监税使的搜刮掠夺加速了各阶层的贫困化，其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手工业者和商人。苛重的税收使手工业作坊主和小手工业者以及大小商人纷纷停业和破产，工商业日趋萧条。全国各地的手工业生产均遭到矿监税使的破坏，……全国城镇的商业也由于税收的苛敛肆虐遭到破坏”[③]
但事实果真如此么？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 田口宏二朗说“近十年以来，矿税问题屡次引起了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但是这些前辈学者们的看法都有一定的倾向性，都强调了其‘非法’、‘不合理’剥削的一面，把那个‘祸’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万历皇帝和宦官们的个人素质上；然而作为政策问题的‘矿、税’，却很少有人言及。……还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学者们的研究都仅仅依据明末东林系文人言论而已，关键的问题不是对明末官员们阐述的矿税问题如何进行考察而是要考察矿税本身的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以及其具体运作的问题”[④]
前面部分提过，万历矿税大约在每年40万到50万两白银之间。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据说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据说让各地的工商业者和百姓遭到了一场少有的浩劫，据说是让“手工业作坊主和小手工业者以及大小商人纷纷停业和破产，工商业日趋萧条。全国各地的手工业生产均遭到矿监税使的破坏”，然而如此掠夺的结果却仅仅是每年最多五十万两白银，甚至可能还不如几个商人做生意时一次动用的资金数量之和！有些明朝文人对此的解释是大部分的钱到了那些矿税太监的腰包里去了，真正交上去的是少数，甚至有说没有交上去的，比交上去的十倍还多。但似乎缺乏足够事实佐证他们的观点，倒有反证。万历时期有一些说是侵吞巨额矿税收入的太监被抄家，但结果是这些太监家里的财产实在有限，没有一些人宣称的那么富裕。当然文官们对此的说辞，就是在抄家之前，已经把财产转移了。这是老一套了，过去嘉靖时期严嵩被抄家时他们这么说，后来张居正抄家的时候他们这么说，但这就没有办法查实了。
&& 田口宏二朗说“宦官们在征收各样税目时的态度，与其说是暴戾恣睢，不如说是作为官僚的负责努力”，这种说法和传统观点当然相差很远，但也是有其根据的。
按照那些竭力妖魔化矿税者的说法，万历时期在矿税掠夺摧残之下真是商业残破，民生凋敝，经济萧条，一片凄凉景象。那些文官们向皇帝的上疏中的更是把情形描述的极端可怕。
然而，根据大量的事实资料，万历时期不但不是所谓的商业残破经济萧条的时期，恰恰是明朝商业最为繁荣，经济最为活跃的时期。
宋应星《野议.盐政论》云：“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
写过“冲冠一怒为红颜”圆圆曲的吴梅村有诗：“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嘴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市桥灯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
&& 清初的明遗民顾梦游说“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⑤]
还有写于明末清初的《樵史通俗演义》开头有这么一段话“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张居正，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以上这些人追忆的万历时期一片旺盛繁荣的景象，或许有夸大之处，但与一些人说描绘的万历时期暗无天日的景象，显然是存在很大的出入。
&文官集团竭力丑化贬低矿税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田口宏二朗转述新宫学教授的观点认为：
“商税在州县等地方机关里逐渐成为重要的财源，各个牙行承包征收商税业务以后，各地争先恐后滥立牙行。………岩井茂树教授强调了以下观点：在各个州县里，以宝钞表示的原额一直制约着商税收入，并且，16世纪开始折银交纳商税的现象普及以后，地方官们都把这项收入编入定额条鞭，这就更加减少了这项税目的伸缩性。……皇帝、宦官和武官们尽力谋求扩大帝室财源，……虽然武官和宦官们相当仔细地指定收入项目，但是这些项目事实上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也就是说，当时帝室、户部和地方政府集中于同一个‘灰色’的权益范畴（即商业、手工业剩余），呈现着好象拔河比赛一样的状况，……宦官们自己也没有建立恒久专管帝室财政的制度的意图和能力”[⑥]
也就是在说在反对矿税的声音背后，实际上是地方和中央争夺利益的斗争。不过我的看法是，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认为事情真相就是如此。在反对矿税的浪潮中，确实有一部分因素是地方和中央争夺利益的斗争，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因素，按照明朝的制度，任何地方官都是从别的地区调过来的，而且任职时间也有限，没有太大的必要为了地方的利益去和中央作对。
我认为原因还是文官集团本身即为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自然对任何有可能损害商人集团利益的政策竭力反对。篇幅所限，这里只是提出这个观点供参考，而无法详细展开论证。阎教授关于矿税的观点也只是遵循传统的看法，而并非他个人的发明，这里只是说这种观点可能还不足以成为定论，还有一定争议，这个问题不必严格的看成他的错误。
[①]林枫《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1
[②]田口宏二朗《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1
[③]步近智
张安奇著《顾宪成、高攀龙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第33页
[④]同①
[⑤]《秦淮感旧》，《顾与治诗集》第二卷，转引自范金民《明代南京经济探析》，见南京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编《南京经济史论文选》南京出版社
1990年1月第一版，第27到38页
[⑥]田口宏二朗《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1
说天启因为做木工而不理朝政，甚至于因为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而不理朝政，完全是道听途说的歪曲——《熹宗实录》有不少天启披阅奏章，裁决纠纷的记载——要么你认为这都是魏忠贤矫诏干的，要么只能承认天启确实在理政；而《明史·孙承宗传》也讲到孙承宗给朱由校上课，学习表现还不错——合着文盲还能听懂孙老师讲的儒家经典，这文盲也真是智力超群。
至于说天启纵容魏忠贤打击东林党，我前面说过了，阉党其实就是“天启党”，反东林党势力其实都是天启在背后撑腰，主要还是天启要恢复工商税就必须打击反对征工商税的东林党。
阉党并不都是太监，而是反对东林党的文人，至于攻击这些文人的私德并没有意义，至少执政时期他们干得中规中矩，至少实事干得比东林党多。
说天启朝“宦官专横”“祸害百姓”，其实主要还不是中央（中央主要是打击东林党，跟百姓没什么关系），而是指各地监税的太监而言，根据文人的攻击，这些太监到处搜刮民财，搜刮来的税其实都进了自己腰包。但从天启朝的财政收入来看，各地贪污的监税太监就算自己贪墨了征收额的五成，起码还有五成是要交给皇上的，这跟他们的品德没有关系，而是因为不按时上缴有很大可能会人头落地。但到了东林党执政的崇祯朝，各地的监督地方官工作的太监是没有了，不过税收也就常常被地方官截流，中央能拿到一成就不错。监税的太监就算贪污，但整个税收系统还在运作，国家财政至少有保证，而东林党拒绝监督的后果是税收系统被彻底毁灭掉了，钱常常不知道去了哪里——所以有些人调侃道：东林党从不贪污，他们只是“漂没”钱款
在明朝后期，皇帝对“漂没”的文官是无可奈何的。
但是皇帝可以直接处死“漂没”的宦官、直接处死负责加固大堤、却没成功的宦官。
宦官是没人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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