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孙立平：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会是谁？(转载)
纠正一下，烧抢园明园的是英法联军，不是八国联军。以下是英法联军的有关资料：清朝商人带礼品慰劳英法联军遭拒：买可以绝不白拿日 00:05来源：中老年时报 作者：侯德云核心提示：北京同仁堂老板牵头，联系了一些商人，共同出资买了500只羊、50头牛和无数果品前去慰问。没想到，英法鬼子竟然不领情，拒绝接受，说，你们要是卖的话，我们可以按市价购买，白给我们，坚决不要。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日第07版，作者：侯德云，原题为：《大清百姓为何不爱国》自大清国势垂危以来，一个怪异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每逢对外开战，老百姓要么隔岸观火，看“战争片”，要么跟敌军勾勾搭搭，或者干脆为敌军服务，作“汉奸”状。而大清的君臣呢，对此感到非常闹心，非常恼火，暴跳如雷，混蛋呀你们这些混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这种现象就出现了。一位先主战后主和的封疆大吏刘韵珂，给道光帝上了一道“十可虑”奏折，其中说道，英军总是用小恩小惠巴结老百姓，老百姓一点不怕英军，倒是怕咱们官军，跟咱不是一条心啊！英军是怎样巴结老百姓的呢？史料记载，所到之处，不过是贴出了内容大同小异的告示：“牛羊鸡鸭青菜马料，令百姓赴营，公平交易。”有意思。原来这“公平交易”，在官方眼里就是小恩小惠。看来，官方是不屑于跟老百姓公平交易了，还真是这样。史料说：“我军饥不能堪，到处抢掠。”本来是主场作战，保家卫国，却变得像土匪强盗一般，老百姓能不害怕？还有更可笑的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往北京开进。北京同仁堂老板牵头，联系了一些商人，共同出资买了500只羊、50头牛和无数果品前去慰问。没想到，英法鬼子竟然不领情，拒绝接受，说，你们要是卖的话，我们可以按市价购买，白给我们，坚决不要。无奈之下，商人只好赶着牛羊回家，而清军竟然在半路上把牛羊等物抢得一干二净。这些史实，乍一看，让人犯糊涂，再一想，就不糊涂了。怎么回事呢？是那些君臣自古以来就没把老百姓当人看。当什么呢？明成祖朱棣的一道圣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圣旨原文如下：“那军家每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这活脱脱一张抢劫檄文，活脱脱一副狼的嘴脸！这不是朱棣一个人的问题。专制政体之下，所有的帝王以及他手下的官僚集团，对待老百姓，都是同样的嘴脸。而老百姓无疑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所以，大清君臣对老百姓的横加指责，本质上就是狼对羊的指责。这只狼受了欺负了，反倒指责羊不肯帮忙，岂有此理啊…… （据《大连晚报》）[责任编辑：唐智诚]/a/59825_0.shtml
3万满蒙精骑加27门大炮决战1天打死英法联军5人铁血军事
23:36:50日，3万名大清朝所能搜罗到的，最后的满洲、蒙古的精锐步骑兵，在八里桥桥头，排出长达5公里的弧形阵线。清军骑兵排成密集队形，放开马力奔驰而来，除了震耳的马蹄声，阵中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包括指挥的声音，全部服从于军旗无声的指挥。八里桥战场正面宽度不够，清军骑兵都是200-500骑一队，发动冲锋，而且他们的主要装备是火枪和马刀。德拉格朗热中尉记道：炮火枪弹像打不倒清兵似的，甚至有时冲到我方大炮前三十来米。不过，炮火变得更加密集猛烈，将他们一一打退……在连续的“自杀式”冲击之下，尽管清军往往采取冲进射程以火枪对射的打法，法军步兵仍几乎支持不住，几个阵地竟然让部分勇敢的清军官兵冲入，但是肉搏能力渣到极致的清军骑兵，竟然在近身肉搏中不敌法国人的刺刀，根本没有形成突破。英国人的大炮迅速转向支援，锡克骑兵发动了标准的欧洲式枪骑兵冲锋，如墙而来的长矛轻而易举地刺穿了蒙古骑兵的阵列，装备着左轮手枪和马刀的英国胸甲骑兵也加入了战场。战斗结束了，联军缴获了27门铜炮，大量火枪、大刀、长矛以及其他武器。另外还有数千个装得满满的箭袋，这些箭此后一连好几天，都被充作联军营地篝火的燃料。巴赞库尔称赞说，中国士兵，特别是蒙古士兵，表现勇猛，无可非议。可是为什么，清军还是惨败了呢?电影《火烧圆明园》截图，恭亲王奕面见僧格林沁，僧王称：“不教训他，他真以为咱们中国无人。”电影里安排的教训方法就是借摔跤的名义把英国外交官巴夏礼打了一顿。当然这不是历史，而是1980年代导演的安排，战场上不争气，换别的地方找面子，高明!在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骑兵使用的是150斤拉力的强弓，到了皇太极时代，满蒙骑兵可以使用120斤强弓，就是到了康熙乾隆时代也可以使用90斤拉力硬弓。而到了咸丰年间，很多接近内地的盟旗已经以耕地为主，而这次征调的蒙古骑兵实际上都是各个王公手下的农牧民，根本不是脱产的正规军，这些蒙古人和马都没有受过训练，乘马上了战场甚至会因为巨大的爆炸声而受惊。同样，由于蒙古草原长期的和平和喇嘛教的传播，普通蒙古人的骑射本领已经下降到了惊人的程度，多数牧民只能使用拉力为20-30斤的弱弓，既没有射程，也没有穿透力，更加没有射速。另一部分“精锐”则因为距离文明更近而改用火枪，欠缺训练的现实，使得他们马上肉搏的能力也退化到惊人的程度，因此，当他们面对印度锡克骑兵时，除了凭借优异的马术逃跑之外，完全没有可称道之处。至于冲击欧式军队的刺刀方阵，对于清军骑兵这种大量装备马刀、火绳枪、而非超长骑矛的游骑兵而言，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近代欧洲能够以骑兵突破严整步兵方阵的案例，本就寥寥无几，且多为枪骑兵创造，清军骑兵无论技术还是装备，都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在这场战役中，如果说蒙古骑兵的能力相对祖先大幅度下降，那么，清军炮兵(一部分还是八旗禁卫军炮兵)的射击能力就已经退化到“零”了，整场战斗，清军炮兵(被缴获的就有27门)没有一发炮弹命中联军，发射的炮弹全部打到了树顶上。最后，在大炮轰击下，联军步兵排成刺刀阵开始向前推进，战斗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在河边英军第15旁遮普步兵团在2门榴弹炮配合下，粉碎了大约300-500名身穿黄色马褂，打着黄色军旗的清朝皇家禁卫军反击。傍晚的八里桥，当时的新闻版画身穿黄马褂的清廷皇家禁卫军排着10几列纵深的笨拙方阵，扛着火绳枪，顶着英军的炮火齐步前进，甚至试图以白刃战阻挡联军，直到法军全部上刺刀，向八里桥做最后的冲锋，如英国人所赞，“好一场白刃战”。曾经被炮火打散又多次重整的八旗禁卫军在刺刀面前迅速崩溃了，帝国的首都向侵略者敞开了大门。在八里桥桥头，一个身体特别高大的清军，高举着科尔沁亲王的帅旗，一面黑字杏黄大旗，不断向各个方向的清军传达命令。当战斗已经失败，八旗禁卫军开始掩护清军向北京方向撤退时，这个高大的旗手还在那里传达着亲王最后的命令。法军司令蒙托邦将军都赞叹道，“啊!多英雄的好汉!真希望不要打死他。为何这鬼家伙不与其他人一起撤走。快给我把他救下来!”几个士兵冲上去，力图俘虏他。这时爆炸声响起，联军的炮弹倾泻在八里桥的石头桥上，联军第12炮兵队架设起大炮对着大桥桥面进行纵射，响声阵阵，把桥栏杆的大理石炸得粉碎。那个高大旗手的手臂和帅旗一起飞向了天空。英法联军伤亡轻微，但是打光了几乎全部的弹药，只能停下来等待天津运来的补给，而败退回到北京的僧格林沁，也拒绝再次征调蒙古骑兵的决战的“爱国建议”，他经过历次的战役之后，已经不再奢望成吉思汗子孙在陆地上的无敌表现了。轻微到什么程度呢?英军死2人，伤29人，法军死3人，伤18人。这种数字让人看着脸红，而那些只知道说“清军英勇奋战造成侵略者重大伤亡”的“历史书”，简直是可笑，可悲，可怜。/7468095.shtml
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国的原因时间: 16:54 点击: 1286 次晚清的那一段被列强欺凌、宰割、瓜分的的“屈辱史” ，让多少“爱国者”耿耿于怀、痛不欲生。事实上， 随着一些当时跟随列强的坚船利炮
“不远万里 ”越洋而来的联军官兵的日记陆续被发现、以及一些当时中国人的记述所披露出来的状况，事实的真相和我们的一贯认知有很大的差异。大清帝国龙旗下的子孙们，对于统治他们的清朝政府没有表现出一点热情，对清政府军队在外夷的洋枪洋炮猛烈打击下丢盔撂甲、丧师失地的狼狈惨状也未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义愤填膺”和“同仇敌忾”的情绪以及所谓民族大义之迸发。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国的原因眼看着曾经凶狠残酷对待自己的大清军队现在被更凶恶也更先进的外夷“痛揍狂扁”时，大清的子民们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清廷和外夷相互“PK”、“互咬 ”的热闹。说起清政府和大英帝国的两次“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如何奋起反抗，广州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起来反抗英军侵略的“壮怀激烈”的英勇故事。但被各种“宏大叙事”有意无意忽略或避而不谈的事实是，英军战舰停靠广州湾后，中国人民并未组织反抗。相反，在英军登陆后，驻地附近四乡八寨的许多中国人肩扛手提、主动向英军出售粮食、蔬菜、肉类。英国舰队和清军南洋水师在珠江里激烈战斗时，当地民众扶老携幼、兴高采烈的在两岸稍远的地方观战，每当有清军战舰被击中或击沉，两岸观战民众竟然欢声雷动，好比端午节观龙舟赛的情景（《巴夏礼日记》《霍伯回忆录》）。此情此景连英军官兵都大感意外、困惑、不解；也许这些“客场作战”的侵略者顿时有了 “主场作战 ”的感觉。只有三元里，人们只是听到英军士兵强奸当地妇女后，才奋起自卫以求保境安民的，和保家卫国、抗击侵略没有一丁点关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放火烧毁圆明园，皇城根下的百姓和众多旗人一拥而上，与洋兵一起趁火打劫；无数皇家珍宝被英法强盗和大清子民们洗劫一空。大清子民们并没有对皇家财产有任何爱戴和惋惜之心而手下留情或起挺身保护之念。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 圆明园，龙旗下的大清子民也未露出半点愤怒和仇视的情绪。后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俄交战，中国百姓都有同样的表现。很多人会奇怪，百姓在面对国家危亡之时，却表现出一副“麻木、冷漠、淡定、于己无关”的旁观者心态，这也让“爱国者”们愤怒，以致激烈“呐喊”：“中国人，你为何不爱国？”来揭秘吧认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惨烈战争，哪一次不是杀人放火、命如草芥、生灵涂炭的罪恶勾当？把失败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者的最大战绩，而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地劳民伤财、大兴土木为手上沾满失败者鲜血的“英雄”建造宫殿，又不断地在战火纷飞的兵荒马乱中烧毁宫殿的轮回中循环不息。“强盗干大了就叫枭雄，枭雄做大了变英雄，英雄做大了就成为伟人即皇帝”；“三雄”的惟一的区别在于谁的暴力最强。而在这“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历史闹剧和悲剧中，中国百姓除了被屠戮、 “被从军”、“被征徭役”外，局势的变换、王旗的升降、“江山属曹还是姓刘”都和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除了当“看客”他们没有任何选择。也许在围观百姓的潜意识里，这次不过是一些金发碧眼的“夷人”要来争夺大清的江山罢了。江山可以换主，百姓总要有人做吧。对于老百姓的冷漠或麻木，今天的爱国者也许会否认或痛斥； “哀其不幸、怒其不抗争”，更有人会给他们贴上汉奸的标签，爱国觉悟、民族认同感太低。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百姓来说，他们的悲剧宿命就是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被一拨又一拨强盗统治。/weijiezhimi/1911.html广袤无垠的国土，不过是统治者的私家财产；人口众多的天下苍生，不过是给统治者生产财富的奴隶，或战乱时被强征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三皇五帝”们保卫江山社稷的兵源。不管是哪个朝代，不论是“明君”或“昏君”当皇帝，百姓的悲惨命运都无法改变。鲁迅笔下那些麻木愚昧的看客正是天朝国民无奈而冷漠的集体选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看见中国民众对清军的败绩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时，英军统帅巴夏礼困惑地问那个任职买办兼翻译的中国人：“你们大清国的人民不爱国，反为敌国的胜利鼓与呼，这是为何？”买办答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别人”的国度；人民只有无穷无尽的义务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权力，除了被压榨奴役、被愚弄欺辱，朝廷从不把是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它的存亡与否，与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奴才是不会爱国的，只有公民才会爱国。怪不得大清亡国后，胡适先生说 ：“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力，就是争国家的权力。因为来揭秘吧觉得自由与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晚清百姓为什么不爱国晚清的所谓耻辱，让今天的爱国人士痛不欲生。当时身处晚清的百姓，可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屈辱。事实上，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魅力的时光之一。生活在晚清的人，当然有屈辱，如果没有屈辱，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变革。但是，公平地说，晚清是中国历史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而在这个大变局中，至少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日子不是变得更难，反而是更有色彩，新思想、新技术、新时尚的传入，反而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这个话题，暂且不说。只说说晚清的百姓为什么不爱国。今天的人，说起那段历史，仿佛中国人都痛不欲生，都突然从康乾盛世的神仙生活中掉到无比苦难的地狱了，中国人民也空前地爱国，空前地支持满清政府对外作战。事实并不是如此。别的不说，至少，在洋人与满清作战的时候，满清的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满清，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像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尤其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火烧圆明园后，当地百姓、旗人等乘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于皇家的财产产生什么爱戴之心，手下留情。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么愤怒。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战争，什么时候不是杀人放火的勾当，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大兴土 木建宫殿，不断地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老百姓的冷漠，今天的爱国者们或者会否认，或者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要痛斥他们是汉奸，觉悟不高。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数千年中的宿命就是被一伙伙的强盗强行统治。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于百姓的关心程度并不会超过一个强盗对于自己保护对象的关心程度。地域辽阔的这个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口众多的百姓，其也不过是给统治者生产财富的苦力，给统治者保卫江山的兵源。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些人当政，老百姓的这种宿命是无法改变的。作为蒙古征服者的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是出身于同样是老百姓，而且是汉族人的朱元璋也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至于后来的满清统治，是通过残酷屠杀和恐怖，强加在汉族人头上的外来统治者，异族征服者。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血洗扬州嘉定，将猪尾巴作为征服和忠诚的标志强加在中国人头顶的耻辱，在洋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与远方入侵的英人法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尝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满清征服者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得人仰马翻。这或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么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
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后一战，即1842年发生在镇江的“壬寅之役”时，清军副都统海龄，在生死存亡关头，不顾百姓死活，却沉湎于声色之好，纳妾藏娇，避居佛殿。不是有效组织抗敌，而是到处屠杀无辜人民，捉路人作汉奸。资料记载，他在城内抓了“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让老百姓怎么能够效忠这样的人所代表的国家和政府呢。一些人认为，早期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尚未形成民族主义，因此，人们冷漠地看待国家和民族被外来洋人欺辱，并没有什么爱国情感驱使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洋人，事实上，就是在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勃兴的时候，在满清与洋人的战争中，中国人对满清表现冷漠，甚至感情上偏向洋人，仍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1894年日本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正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救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本人当然是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中国人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别有用心的日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私产，当统治者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的时候，作为被奴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府卖命。这个逻辑是最简单不过的。
【历史之鉴】梁发芾：晚清百姓为什么不爱国？ 标签： 梁发芾 晚清百姓 爱国 分类： 歷史之鑒记得在《大宅门》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吗，朝廷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大家跟没事人一样，照样过自己的日子，丝毫不关心，因为那是朝廷的事情，不是老百姓的事情。老百姓这种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的表现，一直可以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抗英的故事更是大家都熟知的。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皇城。当时的清兵和义和团兵不下20万,大清和八国联军比例约10:1。装备上清兵一样不缺，而八国联军的重武器还不如守城的清兵多。然而清兵逃了个精光！留下了穿布衣长衫的百姓，也留下了这张真实的民众竞相扶梯相助八国联军的照片。这是一张珍藏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老照片，记载了八国联军日攻入北京城的历史瞬间。地点在广渠门一带，是北京外城城墙东侧的唯一一座城门，此地属于市郊。联军正在顺外城的下水道攻入城内，2个小时解决战斗——可以肯定，爬下水道绝对有人带路。让人惊讶的是，当他们爬上岸时，京城百姓居然齐齐站在河沿，作围观状。按照今天教科书上的解释，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应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才是，京城百姓起码应该和慈禧太后一样四散逃亡躲避战火。然而我们从照片中，却没有看到百姓表现出怕的样子，而是袖着手，抻着脖，平静地围观，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看热闹神态。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独轮车队为联军把粮草送进城。当地民船组成的运输船队通过白河往北京为八国联军运送物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当地百姓、旗人趁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皇家的财产产生什么爱护之心而手下留情。对于洋人火烧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么愤怒之情。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争夺江山的战争，什么时候不是杀人放火的勾当？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地大兴土木建宫殿，不断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对于当时老百姓的冷漠，今天的爱国者或许会否认，或许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许要痛斥他们是汉奸，觉悟不高。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数千年中的宿命就是被一伙伙强盗强行统治。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对百姓的关心程度，并不会超过一个强盗对自己保护对象的关心程度。这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口众多的百姓，也不过是给统者生产财富的苦力，给统治者保卫江山的兵源。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些人当政，老百姓的这种宿命无法改变。作为蒙古征服者的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同样是老百姓出身的汉人朱元璋，也没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至于后来的满清统治，是通过残酷屠杀和恐怖政策，强加在汉人头上的外来统治者，异族征服者。其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血洗扬州嘉定，将猪尾巴作为征服和忠诚的标志。强加在汉人头上的耻辱，在洋人到来时，汉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与远方入侵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尝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时，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政府和洋人开战，甚至幸灾乐祸地看昔日不可一世的满清压迫者，被更厉害的洋人打得人仰马翻。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么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十分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一些人认为，早期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尚未形成民族主义，因此，人们冷漠地看待国家和民族被外来洋人欺辱，并没有什么爱国情感驱使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洋人。事实上，就是在甲午战争，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勃兴时，在满清与洋人的战争中，中国人对满清表现冷漠，甚至感情上偏向洋人，仍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1894年，日军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居民箪食壶浆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把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还请求为日军效力。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本人当然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了中国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日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不得人心。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私产，当统治者成为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时，作为被奴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府卖命。这个逻辑再简单不过。梁发芾/yuedu/.html
战区清朝百姓为何积极帮助日军？按语：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身处战区的清朝百姓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完全与我们想象中的不同。在日军占领的大清领土上，当地百姓不但完全配合日军，并且在提供劳力，保持治安等方面积极帮助日军，以至于随行的日军记者有“箪食壶浆”之叹。这一情况并不只出现在少数第二，而是在战区普遍体现。为何会出现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让我们来探究这一情况背后的机理。民心难测：清朝百姓出现阻挠清军帮助日军的行为清朝的百姓为何阻止自己的军队，却对入侵的日军保险处这样的态度呢？中国民众未能形成空前的热情，很多人选择成了反对战争的阻力。当时日本民众狂热支持甲午战争面对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臣民“如醉了一样，全国各地连贫民都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也想贡献出来，一天只有20钱的劳动者们也捐献10钱，竟连给小孩压岁的几个铜板也用布包好后贡献出来。”日军开赴朝鲜和中国时，在出发地所到之处，“到处挂满国旗，各家口挂着灯笼”，“时而有烟火升空，紫色、白色的烟焰腾空而起”。“‘帝国万岁’的大旗和鼓掌祝贺的民众队伍，各站大同小异。”甚至虽“穷乡僻壤”“村童群集，竖起大旗高举灯笼，冒着盆大雨在站外高唱军歌。”日本国民形成空前的支前。当时清朝民众出现阻止清军帮助日军的行为而清朝的情况却是相反的。中国民众未能形成空前的热情，很多人选择成了反对战争的阻力。比如在保定，五营清军开赴大沽前往与日军作战的前线，就在出发前一天，“有家长们走到营门口，大声的对他儿子嚷着：‘小三儿!你可不能去呀!家里就剩我自个儿啦!万一有个好歹，可叫我怎么着？’”部队出发时，“当地的男女老幼、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的送行。”有人“拉着她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死也不让她的儿子成行。这样的情形，触眼皆是。从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嚎，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鸭绿江防之战，日军攻进几连城和岫岩。根据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 ，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日本随军记者因此感慨：“‘东西夕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在岫岩，居民“跪拜相迎，曰：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日军打进辽东半岛，当地居民有人“请求天兵(即日兵)保护”，有人“高兴相迎”，主动帮日军“打柴挑水”，“挑负辎重”，“侦察军情”，“愿当顺民者众多”，并为日军“送来慰问品以买其欢心”。海城失陷后，当地“居民听说宋庆率大军要来海城，非常惊慌，刚刚恢复正常的各业又为之惊动，并有人再次逃入山野。”当日军击败清军，“凯旋海城”，并贴出“告示，居民为之完全放心了。”日本军官高桥谦回忆：“当时，普兰店以北的路面冻得像铁一样，深深的车辙像利剑一般竖立着。所以，我军运送辎重的小车频频破损，难以使用。在普兰店兵站部，粮秣堆积如山。我向根岸司令官建议，雇佣当地中国老百姓的马车，并很快贴出告示，说明每天付银二元。第二天便雇到了三十辆中国马车，将其分成三个班，每班都派有我军士兵作为统领。十辆马车的运输能力相当于我军的一个运输纵队，而其费用还不到后者的二十分之一。尔后，便全线使用中国马车进行运输。”日军进攻盖平时，因运输困难，弹药粮秣供给不上，日本军官角田自告奋勇，前往貔子窝、复州、熊岳城等地招募车夫与牛、马车，他凭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和熟谙中国式处世经验，竟在很短时间内招募到数百辆牛、马车，解决了军需物资的运输问题，大受日军指挥官的称赞，说他立下了“不可思议的功绩”。这一切出现在东北战场的各个地区，并非罕见景象，清朝的百姓为何阻止自己的军队，却对入侵的日军表现出这样的态度呢?日本的宣传战：挑拨满汉矛盾号称助汉反满面对清国百姓，日本方面则将攻击清国冠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色彩，挑拨满汉矛盾，自我标榜为“解放之战”。挖掘、放大并激化满汉矛盾，以争取清朝的普通汉族百姓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的重要宣传策略之一。日军竭力向清朝民众宣传反满日本对甲午战争的宣传有着明确的定位。在国际上，面过国际社会和欧美列强，日本竭力将将朝鲜问题转化为这样的描述：日本积极带领邻国朝鲜进步，而清朝却百般阻挠，因此，日本出兵朝鲜打击清国是“文明之战”。以此迎合并争取国籍舆论。在日本国内，日本政府将进军朝鲜和清国描绘成为日本民族在亚洲大陆上争取更大空间，是事关日本民族兴亡的“生存之战”，以鼓动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凝聚国内人心进行战争。而面对清国百姓，日本方面则将攻击清国冠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色彩，挑拨满汉矛盾，自我标榜为“解放之战”，以蛊惑占绝大多数的清朝汉族百姓。日本第一军还邀请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神完气足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告示，将日军描绘成从黑暗的满清统冶下拯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这篇不长的告示从满清“劫夺”明朝政权开始说起。称“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承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随后，作者又对清朝的内政外交、尤其是清廷在直接引发中日冲突的朝鲜问题上的行为进行全面攻击，宣称“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所以，清军一败再败，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告示说，日本“之所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谐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尔复三代帝王之治。”最后号召清朝的汉族百姓帮助日军，反抗清朝统治“卿等速起，勿为明所笑”。类似这样的檄文，在甲午战争期间的日军文告中比比皆是。挖掘、放大并激化满汉矛盾，以争取清朝的普通汉族百姓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的重要宣传策略之一。日本人“反满”宣传的策略是相当有效沦陷地的清国百姓很快接受了日本军的宣传，适应了日军在占领区的施政。被占领地许多乡绅、市民、贫民，自愿向日军请求保护，百姓代表恳请日军宽大施恩，垂怜拯救百姓于流离之苦，谓日军为拯救我等的大明国大元帅。日本方面的《报知》(1894.10)也曾报道，“时下我军驻屯金州，清国百姓秩序井然，城内犹如国内一样平静。当地支那人皆已归顺，小商贩用日文单语在大街上叫卖，砂糖、香烟、馒头物品丰盛。清人主动与我兵交谈，说我军是朋友，清军是敌人，清人争相报名应征日军运输夫谋取生计，每当我军凯旋归城、后面会跟随许多迎送的清人，实感我皇恩威在外域之隆盛，却不思议支那人此乃一种如何的情感。”可见在清朝本身存在满汉矛盾的情况下，日本成功利用了汉满间的民族矛盾，引导部分清廷官吏和民众甘愿为日本奉献日本军纪严格官吏清廉比清朝更能争取民众日军在占领地建立了完善高效而又廉洁的行政体系，也在争取民心上将腐败低效的原清朝基层行政系统远远甩在身后。日军在占领区实行颇具成效的民政政策，成为当时国际社会赞赏明治军队的话题之一。
日军对军纪要求严格争取民心明治维新体制下的军队为了塑造文明军队形象，政府向国际社会公开战争，批准超过百名的国内记者、外国新闻记者、外国武官随军监督战争。当日军侵入清国本土时，日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向部队发出训令：“我军作为文明国军队必须严格军纪，尽快恢复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将良民和对抗分子予以分割区别。”；第二军司令大山岩也发出训令：“我军人平素有与人为善之教示，在敌国领地须严禁不义举止。随军之军夫缺少教养，须特别严格管制，防止占领地民众反抗，影响我军国之威严。”两支侵入清国的大军及时发布战地军纪条例，对军内士兵和无教养的军夫起到了约束和震慑的作用。事实上，这些训令各国随行记者和武官的监督下也得到了较好执行。如占领九连城后，日军陆军大臣亲自担任第一军司令长官的山县有朋，随即下令发出安民告示，免除当地百姓本年度赋税，招抚逃避战乱的居民回家。安民告示促使请国人自愿为日本军队效力。“告示贴出以后，效果颇佳，逃避战乱的人陆续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 许多百姓家大门贴出“顺民”、“良民”字样的条幅，类似情形几乎在各个战区都可以见到。又如日军进攻大孤山，情报称当地居民已四散逃亡，日军随即将一名原籍大孤山的清军俘虏孙某释放，要求这位“亲眼看到了大日本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战俘，回乡宣讲日军“恩德甚多”，“孙某感泣伏，谢恩而去”。随后，日军进入大孤山，孙某率家人和邻居们跪迎，说：“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此类记载在洋洋五十卷《日清战争记实》中屡屡出现。而相比之下，清军就是在自己国家中行军驻防，也屡屡军纪涣散，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掳掠，而败兵更善于伪装成平民百姓，将死亡的危险转嫁给百姓。相比之下，清军丢失民心，日军争取民心也就是不难想象的情况了。日军建立高效清廉行政体系争取民心而日军在占领地建立了完善高效而又廉洁的行政体系，也在争取民心上将腐败低效的原清朝基层行政系统远远甩在身后。1894年10月下旬，日本第一军越过鸭绿江占领了安东县。10月31日，军司令官制定了民政厅机构编制及权限，于11月1日在安东县设立第一个民政厅，办理民政事务，日本驻清公使小村寿太郎担任第一任行政厅长官。此后每占领中国地区，都会安排设置相应民政厅负责管理。配备宪兵、警官。规定对清国人犯罪的处置，轻罪和违警罪由民政长官裁决；重罪和军事犯罪禀请第一军司令官裁决。日军人对清国军人军属的犯罪，通报所属部队司令官处置。清国人之间发生民事事件由民政长官裁决。军管区内对清国人给予保护，根据军队作战需要雇用当地民夫。征购军需物品，免除百姓一年租税。日本人的行政比清国官吏公正清廉，迎合了百姓的心理。战争没有破坏战地的经济环境，日军推行的民政措施稳定了当地的社会局面，促进了经济的恢复。日军的民政机关根据占领地本地实情开展各种工作。主要施政包括：对强取豪夺危害地方的奸商施以处分；对贫民及饥饿群体的救助；严控物价稳定经济；城市农村居民贫苦人口调查；招抚逃跑的地方官员或新选吏员参与当地行政；制定城门出入监管规则、道路监管规则、船舶进出监管规则、市场监管规则、城市清洁法、家畜饲养场清洁法、传染病预防规则、税务征收规则、兵器监管规则等法规，在军队宪兵队的监督下实行。司法警察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法规开展公务；为救护地方饥民，向百姓施与缴获的米、盐等物；用相当的代价收买富豪的储蓄再施与百姓；卫生方面为地方百姓施疗种痘。日军民政机关按照清国律令及与其他各国间缔结的条约、规则、惯例，对出入营口的传播实施课税管理；实施耕地税，对占领地耕地租税征收状况进行调查。日军民政机关不仅管理清国人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对占领地内的日本军人和侨民施以同等的法治约束，严格管理从国内前来清国经商的日本人。战区的百姓为了生计，成为日军募集民工的主要对象。民工每日劳作可以领取相应的报酬，按照职业分类，报酬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因为军需物资的运输一直是困扰日军的薄弱环节，所以自带骡马车辆的劳务是最受欢迎的。日本第二军攻占金州城后，军部兵站向本地住民发布民工招募告示，很快得到当地民众的踊跃响应，报名者络绎不绝。在金州城根的骡马市的广场上，每天都热闹非凡，从各地汇集大量应募的清国骡马大车，等待日军兵站的官员前来派发运输任务。清国百姓组成的大车队不但给日军运输日常用品类的军需物资，还运输武器弹药、转运伤员。在金州、貔子窝、柳树屯沿岸村镇，以及山东荣城龙睡澳，辽河营口、牛庄等地的民工市场，云集求职的清国民工形成规模。穷苦的百姓在贫困饥寒之中都想争得一份报酬优厚的临时工作。在百姓看来，这些外来入侵者，不像那些盘剥搜刮他们的清国官吏那样凶神恶煞，所劳所得一切都来得合情合理。在日军临时行政厅管理下，战地民众的生计很快恢复平静。劳工市场、交易集市又出现往日热闹叫卖的场面，人群中有商人、小贩、平民、衣衫褴褛的乞丐，以及采购均需的日本军人和管理市场治安的宪兵。甚至集市摊位上还有日本民间商贩的叫卖。日本方面还在占领地设立警察，担任非常庞杂的监管任务。职责涉及对违反者的谕说、检视、检证、救护、告发受理、唤问、拘留、逮捕等业务，其中对日本人违反者的处理件数占相当高的比例。日军在占领区实行颇具成效的民政政策，成为当时国际社会赞赏明治军队的话题之一。清朝百姓助敌背后：前近代国家走向民族国家阵痛而清朝直到灭亡，也没有能解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而在原来的圈圈里面打转。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分享到清朝统治者恰恰是不明白这些道理的，从而出现了清朝百姓被日军争取过去的状况，其实也并不奇怪了。
日军对军纪要求严格争取民心明治维新体制下的军队为了塑造文明军队形象，政府向国际社会公开战争，批准超过百名的国内记者、外国新闻记者、外国武官随军监督战争。当日军侵入清国本土时，日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向部队发出训令：“我军作为文明国军队必须严格军纪，尽快恢复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将良民和对抗分子予以分割区别。”；第二军司令大山岩也发出训令：“我军人平素有与人为善之教示，在敌国领地须严禁不义举止。随军之军夫缺少教养，须特别严格管制，防止占领地民众反抗，影响我军国之威严。”两支侵入清国的大军及时发布战地军纪条例，对军内士兵和无教养的军夫起到了约束和震慑的作用。事实上，这些训令各国随行记者和武官的监督下也得到了较好执行。如占领九连城后，日军陆军大臣亲自担任第一军司令长官的山县有朋，随即下令发出安民告示，免除当地百姓本年度赋税，招抚逃避战乱的居民回家。安民告示促使请国人自愿为日本军队效力。“告示贴出以后，效果颇佳，逃避战乱的人陆续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 许多百姓家大门贴出“顺民”、“良民”字样的条幅，类似情形几乎在各个战区都可以见到。又如日军进攻大孤山，情报称当地居民已四散逃亡，日军随即将一名原籍大孤山的清军俘虏孙某释放，要求这位“亲眼看到了大日本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战俘，回乡宣讲日军“恩德甚多”，“孙某感泣伏，谢恩而去”。随后，日军进入大孤山，孙某率家人和邻居们跪迎，说：“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此类记载在洋洋五十卷《日清战争记实》中屡屡出现。而相比之下，清军就是在自己国家中行军驻防，也屡屡军纪涣散，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掳掠，而败兵更善于伪装成平民百姓，将死亡的危险转嫁给百姓。相比之下，清军丢失民心，日军争取民心也就是不难想象的情况了。日军建立高效清廉行政体系争取民心而日军在占领地建立了完善高效而又廉洁的行政体系，也在争取民心上将腐败低效的原清朝基层行政系统远远甩在身后。1894年10月下旬，日本第一军越过鸭绿江占领了安东县。10月31日，军司令官制定了民政厅机构编制及权限，于11月1日在安东县设立第一个民政厅，办理民政事务，日本驻清公使小村寿太郎担任第一任行政厅长官。此后每占领中国地区，都会安排设置相应民政厅负责管理。配备宪兵、警官。规定对清国人犯罪的处置，轻罪和违警罪由民政长官裁决；重罪和军事犯罪禀请第一军司令官裁决。日军人对清国军人军属的犯罪，通报所属部队司令官处置。清国人之间发生民事事件由民政长官裁决。军管区内对清国人给予保护，根据军队作战需要雇用当地民夫。征购军需物品，免除百姓一年租税。日本人的行政比清国官吏公正清廉，迎合了百姓的心理。战争没有破坏战地的经济环境，日军推行的民政措施稳定了当地的社会局面，促进了经济的恢复。日军的民政机关根据占领地本地实情开展各种工作。主要施政包括：对强取豪夺危害地方的奸商施以处分；对贫民及饥饿群体的救助；严控物价稳定经济；城市农村居民贫苦人口调查；招抚逃跑的地方官员或新选吏员参与当地行政；制定城门出入监管规则、道路监管规则、船舶进出监管规则、市场监管规则、城市清洁法、家畜饲养场清洁法、传染病预防规则、税务征收规则、兵器监管规则等法规，在军队宪兵队的监督下实行。司法警察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法规开展公务；为救护地方饥民，向百姓施与缴获的米、盐等物；用相当的代价收买富豪的储蓄再施与百姓；卫生方面为地方百姓施疗种痘。日军民政机关按照清国律令及与其他各国间缔结的条约、规则、惯例，对出入营口的传播实施课税管理；实施耕地税，对占领地耕地租税征收状况进行调查。日军民政机关不仅管理清国人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对占领地内的日本军人和侨民施以同等的法治约束，严格管理从国内前来清国经商的日本人。战区的百姓为了生计，成为日军募集民工的主要对象。民工每日劳作可以领取相应的报酬，按照职业分类，报酬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因为军需物资的运输一直是困扰日军的薄弱环节，所以自带骡马车辆的劳务是最受欢迎的。日本第二军攻占金州城后，军部兵站向本地住民发布民工招募告示，很快得到当地民众的踊跃响应，报名者络绎不绝。在金州城根的骡马市的广场上，每天都热闹非凡，从各地汇集大量应募的清国骡马大车，等待日军兵站的官员前来派发运输任务。清国百姓组成的大车队不但给日军运输日常用品类的军需物资，还运输武器弹药、转运伤员。在金州、貔子窝、柳树屯沿岸村镇，以及山东荣城龙睡澳，辽河营口、牛庄等地的民工市场，云集求职的清国民工形成规模。穷苦的百姓在贫困饥寒之中都想争得一份报酬优厚的临时工作。在百姓看来，这些外来入侵者，不像那些盘剥搜刮他们的清国官吏那样凶神恶煞，所劳所得一切都来得合情合理。在日军临时行政厅管理下，战地民众的生计很快恢复平静。劳工市场、交易集市又出现往日热闹叫卖的场面，人群中有商人、小贩、平民、衣衫褴褛的乞丐，以及采购均需的日本军人和管理市场治安的宪兵。甚至集市摊位上还有日本民间商贩的叫卖。日本方面还在占领地设立警察，担任非常庞杂的监管任务。职责涉及对违反者的谕说、检视、检证、救护、告发受理、唤问、拘留、逮捕等业务，其中对日本人违反者的处理件数占相当高的比例。日军在占领区实行颇具成效的民政政策，成为当时国际社会赞赏明治军队的话题之一。清朝百姓助敌背后：前近代国家走向民族国家阵痛而清朝直到灭亡，也没有能解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而在原来的圈圈里面打转。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分享到清朝统治者恰恰是不明白这些道理的，从而出现了清朝百姓被日军争取过去的状况，其实也并不奇怪了。
清朝上下还是前现代“天下”观陈独秀曾在《说国家》一文中回忆：“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梁启超则在《新民说》中认为，中国人并非没有爱国的天性，之所以不知爱国，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国，“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事实上，一直到甲午前的清朝，广大中国人，上至皇帝下到百姓，对世界的理解还是这样的“天下”观。在这种观念下,中国便成为天下，中外关系也成为天朝与蛮夷、发达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代名词。中国的历史从来只“亡国”而不“亡天下”。因此，只要东亚社会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没有被彻底打破，中华帝国依然可以拥有天朝的感觉，到了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无论朝堂之上还是报章之中，都充满对“蕞尔倭国”的蔑视，而只有当日本彻底打败了大清，东亚朝贡体系终于彻底瓦解，中国人才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开始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相比较清朝上下还沉迷于“天朝”幻梦，日本人则在第一时间融入了近代国家体系。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将主权诉求作为国家首要目标，对西方要争取尽快废止不平等条约，对东方则要尽快进行“拓殖”。日本的民族主义迅速形成。山县有朋就曾明确阐述：“国之强弱根于国民忠爱之风气，国民爱恋父母之邦，如无以死固守之念，虽有公私法律，国将一日无存。国民爱国之念，只有通过教育得以养成，如此，使其成兵时即为勇士，当官时即为纯良之吏。”日本快速转型成为了近代民族国家。面对颟顸古老的前近代大清帝国，优势之大，我们在之前的《重读甲午》系列中已经做了说明。清朝始终未能明白近代民族国家是怎样的民族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或曰公民的主权观念。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推翻了神权和王权，民族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后才出现的。国家的统治者不再被等同于国家,而不过是国家的临时首脑，民族国家成为公民的最高效忠目标。日本比中国更早形成民族主义，也正在于其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基本解决了国家是全民的这一基本政治命题，和最根本的政治改革。而清朝直到灭亡，也没有能解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而在原来的圈圈里面打转。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指出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先可爱”，只有以民权为归依的国家,才能够真正赢得国民的认同感,国家先须求“好”，方能图“强”。他说，“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之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所以,要树立“爱国精神”，首先要有“立国精神”。陈独秀说:“爱国者何?爱其惟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国家如不能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他尖锐地认为当时的中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不爱也罢。清朝统治者恰恰是不明白这些道理的，从而出现了清朝百姓被日军争取过去的状况，其实也并不奇怪了。战场上清军与日军尚在角逐，日军占领区的清朝百姓已经用自己的行动给了大清朝狠狠一个耳光。与其在百年后责怪这些民众不爱国，倒不如想一想，前近代的清帝国在面对近代化民族国家化大潮时，做到赶上潮头了吗？
政府为何只讲爱国，不敢提爱国的九大条件？ 来源：ak军事 编辑：join人心之中所包藏的，大都是感情与理智二者。为情义殉节的，是孤臣烈士，游侠淫奔，杀身守志，不计利害的人的所作所为;以智慧称道的，大都是辨理析疑，权衡名实的理学哲家。施用情感所依靠的是万物的贞操，但凡用之于性情中人身上，势必得到回报，然而如果以至诚的情感对待无操守、无底线的权谋家，就显得愚笨;施用智慧皆赖于对万事万物的格物致知，准确把握，因时制变，其缺陷就在于过于理性，使人感觉麻木冷漠。“情之用百事之贞，而其蔽也愚，智之用万物之理，而其蔽也靡”此之谓也。若论古人情感之盛，大约谁也不如厕平，其愤世忧国，至于自沉;若论智慧的通达，可能谁也不能与老聃比肩，其了迭世谛，骑牛而逝。这二者各于情感、理智之上登峰造极。当今的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盲。正因为其无情，所以认为公共的安危，与自己的休戚荣辱毫不相干，这叫做无“爱国”心。也正因为没有智识，也就分不清物与我的界限，这叫做没有“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中国语言，亦有所谓忠君爱国之说。但是中国人看待国家，常常与社稷齐观，所以他们对于爱国的解释，是与忠君、爱党同义的。就是从本质上这样认为：当初首倡义兵，救万民于水火，拯苍生于倒悬从而艰难缔造大业的是我们的父辈祖辈，所以我们享有现在这种执政地位理所应当，人民拥护我们这种执政地位，就是“爱国”志士，人民不拥护，就是汉奸走狗。好像人人都必须为他的政权之兴亡更替自我牺牲，丝毫没有自由权利与身心幸福可言。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吾国伊古以来，号为建设国家者，凡数十次，皆未尝为吾人谋福利，且为戕害吾人福利之蟊贼。吾人数千年以来所积贮之财产，所造作之事物，悉为此数十次建设国家者破坏无馀。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目民之忧乐，即有圣君贤相，发政施仁，亦为其福柞攸长之计，决非以国民之幸福与权利为准的也。若而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近代欧美人对于国家的定义，乃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至于“犬马民众，以奉一党”之事，虽有僭者，莫敢出此。欧人之视国家，既与中国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所以想要让爱国教育得到推行，不可不教会民众把爱国与忠君、爱国与爱政府的概念分离开来。华夏有两亡，有四忠：“两亡”便是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提出的“亡国”与“亡天下”，改朝易服、更换国号、江山易主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后世顾颉刚先生将其引申为政权的更替与民族的兴亡，至为精辟。“四忠”即神忠、人忠、犬忠、狼忠。雅量高致、文武筹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者为神忠，仗义疏财、让舍以民、急公好义者为人忠，为保一家一姓之天下而不惜伏地流血、助纣为虐、阻谏质纳者为犬忠，见风使舵，攀龙附凤，首鼠两端，心志残忍，损人利己者，为狼忠。所谓神忠者，国际大同主义精神也，羊续、郑当时、尹翁归、白求恩、曼昆、诺贝尔即对此道奉行不辍，此一节已超越爱国主义范畴，姑且不论;‘人忠’则正是每个国人都应努力奉行的理念，也唯有‘人忠’的理念才能保证真正的以人为本，人忠的核心是：谁能让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就忠于谁。这种忠诚是有偿的，不是绝对的，什么时候你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了，百姓就有权推翻你，从新改组政府。然而诡诈的独裁者生怕将爱国教育与忠君教育分开，百姓将不再为自己无偿牺牲，执政地位也会受到冲击，所以他们将犬忠与爱国混为一谈，并将践行犬忠之人封为爱国烈士，使其封妻荫子，并录入教材，广而告之，以固政权。对于那些着力践行神忠的人，就动用舆论说他们不着边际，志大才疏，没有立场，或隐而不提;对于那些因为践行‘人忠’而背叛自己的人，就污蔑他里通外国，卖国求荣;对于践行‘狼忠’的人，就谴责他们投机倒把，没有底线。这样一来，百姓就长期陷入‘党国不分’、‘君国不分’的蒙昧怪圈，而统治者则可以长期坐享其成、蠹政害民了。案例一：唐玄宗眼泪汪汪道：“安禄山和史思明就要攻克睢阳，打进长安了，怎么办才好呢?”郭子仪道：“您为什么不试着派个人对他们进行‘犬忠式’爱国主义教育呢?”唐玄宗道：“睢阳太守张巡粮草不济，兵力不足，爱卿不说给他们添兵加粮，反而说要对他们进行爱国教育，为什么呢?”郭子仪笑道：“如果‘犬忠式’爱国教育不能帮助陛下击溃叛军，臣甘领死罪!”唐玄宗于是派南霁云这样跟张巡及其部下宣传：“爱国就是对大唐的忠诚和热爱。历数往昔，许多仁人志士都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魏征、尉迟敬德、秦琼等等，他们以国事为己任，前仆后继，临难不屈，保卫大唐，关怀民生，这种可贵的精神，使陇西军事贵族历经劫难而不衰。爱国的内容十分广泛，热爱大唐的山河，热爱民族的历史，关心大唐的命运，在危难之时英勇战斗，为大唐捐躯，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在陇西军事贵族200年的发展历程中，大唐子民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正是由于对大唐的深切热爱，勤劳智慧的大唐儿女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肩负着实现‘中兴大唐，平定祸乱’的我们，要热爱大唐的大好河山，积极维护大唐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大唐的领土寸土不能丢，不能被安禄山、史思明等反唐势力所分裂侵占。”张巡听罢，第二天就杀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并把她烹煮，给军士们当饭吃。军士们也都个个士气高昂，英勇作战，以一当十。叛军一连六个月寸步未尽，弹尽粮绝，险些被拖垮。张巡死后，郭子仪轻而易举的击溃了处于强弩之末的叛军。唐玄宗赞道：“多亏有张巡在，我的政权保住了!赶快把他的画像放入‘凌烟阁’纪念馆，并将其生平事迹录入教材，以便我在危难时刻再对百姓进行宣传!”
案例二：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过：“做个忠君爱国之人固然是好的，但忠君爱国并不能救乱世，相反，如果是处在一个混乱的、百废待兴的时代，忠君爱国只会加重那个时代的混乱。”如何理解这个道理呢?舜的父母很坏，却生了舜这样一个圣贤的好儿子。舜的父亲一次次要把亲生儿子舜置于死地，舜每次都逃过了劫难，原谅了父亲。夏朝的桀是最坏的皇帝，那时却出了不少忠君爱国之人，结果使他的过错显得格外突出，真象是罪恶滔天一样。孝子不会出在慈父之家。[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意思是说，家庭有了变故，有了危机，才能看出儿女的孝引来。]忠君爱国不会产生在圣明的君王执政的时代。[老子说：“国家昏乱才有忠君爱国之人。”只有当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才会有忠君爱国出来殉国赴难。]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后，就会要求部下既要忠君爱国，但不能过分，所管的事、所负的责任不能超越其职权范围，否则，就走到了爱国的反面。[汉朝的名臣、易学大师京房在中央政府当官的时候，因政见不同与石显有了矛盾，后来京房被下放到魏郡做太守，而石显还在中央。京房害怕了，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对我说，我对你只是小忠，还说不上是大忠。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前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赵高用事，有一个叫正先的臣子，看出赵高居心叵测，就非难、讽刺赵高，被赵高假以罪名杀了，从此赵高在政治上树立了威信，形成了赵高欺上瞒下、一手遮天的政治势力。到了秦二世，天下大乱，赵高指鹿为马，也可以说是正先促成的。现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来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让我落个忠君爱国正先那样的下场，那就要让我的学生姚平耻笑了。”由京房所讲的这个故事看，正先揭发赵高的阴谋，对秦始皇以及秦国来说可说是忠君爱国了，可是这爱国的结果，是自己脑袋搬家不说，反而促使赵高形成了专权的党羽和乱政的权力，最后导致天下大乱。那么这种不知思考、偏激狭隘的爱国又有什么好处呢?案例三：蒙恬堪称大秦帝国的一代“骁雄”(非枭雄)，他不仅打仗能够显示出英勇威武的大将气概和不一般的战略、战术指挥才能，而且在治理边塞和巩固国防等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可英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各色的小人，致使很多英雄经常不是战死在沙场，而是饮恨不能善终。蒙恬的死可以说是带着悲壮、无奈与叹惋。蒙恬的弟弟蒙毅，他深受秦始皇宠信，位至上卿(高级执政官)。蒙毅法治严明，从不偏护权贵，满朝文武，无人敢与之争锋。某日，内侍赵高犯有大罪，蒙毅依法判其死罪，除去他的宦职，但却被秦始皇给赦免了。从此时起，蒙氏兄弟便成了赵高的心病。公元前210年冬，秦始皇赵政游会稽途中患病，派身边的蒙毅去祭祀山川祈福，不久秦始皇在沙丘病死，死讯被封锁。中车府令赵高想立公子胡亥，于是就同丞相李斯、公子胡亥暗中谋划政变，立胡亥为太子。因早先赵高犯法，蒙毅受命公正执法，引起赵高对蒙氏的怨恨，因此，黑手就首先伸向了蒙氏。秦始皇死后，赵高担心扶苏继位，蒙恬得到重用，对自己不利，就扣住遗诏不发，与胡亥密谋篡夺帝位。他又威逼利诱，迫使李斯和他们合谋，假造遗诏。“遗诏”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便遣使者以捏造的罪名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自杀，蒙恬内心疑虑，请求复诉。使者把蒙恬交给了官吏，派李斯等人来代替蒙恬掌兵，囚禁蒙恬于阳周。胡亥杀死扶苏后，便想释放蒙恬。但赵高深恐蒙氏再次贵宠用事，对己不利，执意要消灭蒙氏。便散布在立太子问题上，蒙毅曾在始皇面前毁谤胡亥，胡亥于是囚禁并杀死了蒙毅，又派人前往阳周去杀蒙恬。使者对蒙恬说：“你罪过太多，况且蒙毅当死，连坐于你。”蒙恬说：“自我先人直到子孙，为秦国出生入死已有三代。我统领着30万大军，虽然身遭囚禁，可我的势力足以背叛。但我知道，我应守义而死。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不敢忘记先主的恩情。”使者说：“我只是受诏来处死你，不敢把将军的话传报皇上。”其亲随士兵都长叹道：“蒙将军难道不忠君爱国吗?竟无罪而被处死?”使者背诵赵高的旨意，说：“大秦政府说你有罪，你如果说没有就是叛国，就是狡辩!我们应该誓死拥护政府!”蒙恬不忍负忠君爱国之名，泣道：“我的罪过本该受死，我奉命从临洮到辽东构筑长城，挖沟渠一万余里，这其间不可能没挖断地脉，这便是我的罪过呀!”于是吞药自杀。由此观之，爱国主义在专制社会中，不过是阴谋家铲除异己的一把利剑而已。案例四：早年重耳出亡时，先是父亲献公追杀，后是兄弟晋惠公追杀。重耳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据《韩诗外传》言，有一年逃到卫国，一个叫做头须(一作里凫须)的随从偷光了重耳的资粮，逃入深山。重耳无粮，饥饿难忍。当向田夫乞讨，可不但没要来饭，反被农夫们用土块当成饭戏虐了一番。后来重耳都快饿晕过去了，为了让重耳活命，介子推到山沟里，把腿上的肉割了一块，与采摘来的野菜同煮成汤给重耳。当重耳吃后知道是介子推腿上的肉时，重耳大受感动，声称有朝一日做了君王，要好好报答介子推。在重耳落难之时，介子推能如此肝脑涂地，忠心耿耿，实属难能可贵。然而在晋文公称霸中原之后，却听信小人之言，将介子推及其一家全部烧死。面对晋文公这类一心只想着功名大业的枭雄霸主，却还想要自己的犬忠式‘忠君爱国’得到回报，不也是痴心妄想吗?对于什么样的国家该尽职尽责，对于什么样的政府该鞠躬尽瘁，对于什么样的领导人应该剖肝沥胆，仁人志士能不细心加以推究吗?
案例五：南宋末年，奸佞当道，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元军接连攻城克府，为昏庸腐朽的赵氏政权敲起了丧钟。戍边大将陆秀夫据守一隅，拼死抵抗，元军一时受掣。郝经、窦默、姚枢、刘侃劝道：“自古兴亡有更替，逆顺有大体。赵宋王朝气数已尽，您现在负隅顽抗，除了给草地白白增加肥料之外，又有什么益处呢?不如归降!”陆秀夫恶狠狠的斥责道：“元军暴虐，若得天下，必定饕餮放横，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况且自古不‘忠君爱国’的人，一定没有好下场，你们这些卖国贼终究不得好死。”四人于是不再说什么了。次日，陆秀夫所守之地陷落，其见无计可施，唯有以死殉国，于是劝说妻子先行跳海，自己随后即至。妻子疑惑道：“王朝更替的事哪一朝哪一代没有呢?赵家不也是夺了柴氏的基业才有天下的吗?当时柴氏宗族和北周子民有为此而跳河的吗?《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见天道就在于使人弃旧图新，革故鼎新。《大甲》也说：‘顾天之明命。’不堪帝德的人终究会被取代，这是历史的规律，我为何要因为历史的治乱周期而自杀呢?”陆秀夫道：“这是爱国主义的需要!”于是将自己的妻子推下海，随后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一起跳了下去。赵昺泣道：“朕犯了什么过错，为什么非死不可呢?难道不可以逃往江南避难吗?”陆秀夫道：“江南现在一定已经被元军攻下，并沦为人间地狱了，您去那里只能受到敌军的折辱，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呢?您再坚持一下就死了，不要废话太多!”陆秀夫死后，忽必烈对征南大将军伯颜说：“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今汝不杀，是吾曹彬也!”于是伯颜攻取江南，全凭恩泽，未杀一人。天下初定之后，忽必烈又拜郝经、姚枢、窦默、刘侃先后为相，励精图治，休养生息。事实证明，元军攻取江南既没有像陆秀夫说的那样，烧杀抢掠，使其沦为地狱，郝经等四人也没有因为不‘忠君爱国’而不得好死。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总试图这样告诉我们：‘但凡是外姓入侵，必然得烧杀抢掠，暴政虐民，把天下搞得一团糟，也必然要戕害前代的领导核心。’如果不这么说教，那么为一家一姓守卫政权的理论依据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在犬儒、顺民、市侩、禄蠢所凝尽心血刻画的稗官野史里：曹丕必然私下凿船沉江，暗害献帝;满清也必然诛杀朱氏余孽，不留一人。他们当政之后，百姓也必须无一例外的‘追思前朝，力图光复’。但是登位之后，罢战抚民，并且招降前朝旧臣似乎是每一个善弄权术的帝王家都会做的，于是爱国主义教育中所描绘的由于外姓入侵所衍生的恐怖景象便一一落空。案例六：宰相牛僧儒上书说：“由於农业发展迅速，以及灌溉的所需。我们必须于秦汉所发展的郑白渠基础上，再行开凿太白、中白和南白三大支流，亦即建造‘三白渠’。”唐宪宗道：“资金不够，而且当地有大面积的居民。”牛僧儒道：“爱国主义教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唐宪宗道：“资金不够就无法招佣民工，当地有大面积的居民就涉及拆迁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很棘手，您不想办法给老百姓找银子，以便给他们实实在在的补贴，却说什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什么用呢?”牛僧儒道：“我们可以这样向他们宣传：‘啊!大唐，我的大唐!你是大树，我是树叶，一片叶子便是一片春色;大唐!您是土壤，我是禾苗，输出您全部血液为了我的收获;大唐!您是长江，我是小河，我愿用涓涓细流壮您浩荡的行色;大唐!您是太阳，我是云朵，终生守护您的辉煌、您的灿烂、您的圣洁;大唐!今天，我们又一次庆祝您的生日，看到您新的振兴、新的开拓!古老的文明，镌刻在残矛断戟上，勇敢与忠贞、高风与亮节浸沉在历史的每一页，而这一切，早已成为融在我心中恒的情结。苦，为了您!甜，为了您;生，为了您;死，为了您!您的忧虑便是我们的忧虑，您的欢乐便是我们的欢乐!啊!大唐!我的大唐!您是希望，您是信念，您是我们一切拼搏、进取的依托。”于是遭遇强拆的百姓也不敢有怨言，被无偿征用的民工也不敢稍有怨愤。当年，流离失所的百姓比往年增加了四成，而牛僧儒的个人收入翻了九倍。据陈高佣先生所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所录，唐宪宗当政时期，国家人口由4000万锐减到了2500万。至于那1500万因何消失，实在令人惊疑。我们只知道，李唐宗室在哪里搞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哪里便是灾难不断。案例七：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以虎门销烟、奋力抗英而闻名中外，成为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为后人称颂。但也是因为禁烟和抗英，使林则徐成了朝廷的一名“罪臣”，遭受了5年悲壮的流放生活。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功绩，最初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充分肯定。日，道光帝阅毕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报告，欣喜万分，誉为:“可称大快人心事!”不久,林则徐过55岁生日,道光帝又亲笔书写“福”、“寿”二字的大楷横匾,差人送往广州,以示嘉奖。不久,林则徐先后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两广总督。但时隔不久,林则徐所面临的形势就迅速恶化起来。1840年6月,英军派舰队封锁珠江口,进攻广州。林则徐严密布防,使英军的进攻未能得逞。英军受阻后沿海岸北上,于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这时,道光帝惊慌失措,急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去“议和”;又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查清英军攻占定海的原因,究竟是由于“绝其贸易”还是“烧其鸦片”,意欲将林则徐作为“替罪羊”。从此,各种诬陷、打击和指责连续降临到林则徐的头上。琦善是妥协派的骨干,当然不会错过这一陷害和打击林则徐的机会。他声称英国所不满的只是林则徐一人,只要清廷惩治林则徐,所有问题都可解决。其间,林则徐两次上奏,大胆陈述禁烟抗英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道光帝翻脸,指责林则徐简直是一派胡言,实在可恶!9月29日,道光帝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并命令“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这只是林则徐受到的初步惩罚,后面还有更严重的惩罚在等待着他。10月25日,林则徐又收到吏部文件,通知他暂留广州,等待新任钦差大臣博尔济吉特·琦善的审问和发落。日,林则徐又接到圣旨:降为四品卿衔,速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到镇海后,林则徐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海防建设事宜,力图“戴罪立功”。不久,接替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在率军与英军作战中打了败仗。为了开脱罪责,他竟造谣说,英方是愿意议和的,他们恨之入骨的只有林则徐一人。言外之意,就是必须再次惩办林则徐,英方才能罢兵议和。道光帝求和心切,便把广州战败的责任再次归罪于林则徐,说他在广州任职时没有积极筹划防务,以致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招架不住。6月28日,道光皇帝下旨,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日)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曾大声疾呼，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果不其然，百余年之后，数百万领土已被蚕食鲸吞，历史证明了林则徐是正确的!以上是林则徐广为人知的事迹。另一件事却反映了这位‘忠君爱国’之人不为人知的一面。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始，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奉召回京候补，十一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授陕西巡抚，七月初九(8月30日)抵陕上任。这时的陕西，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鸦片战争时，清廷为解决军费困难，除调拨陕西征收的盐税外，还强令陕西捐银一百多万两。鸦片战争后给外国侵略者的赔款也摊派到陕西，仅西安府咸宁、长安两县的赔款银，年征收就在二万两以上，相当于上缴正银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劳苦群众生活异常艰难;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与当地回民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斗争此起彼伏。林则徐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未有丝毫容让，铁腕无情，大开杀戒，屠戮少数民族达两万七千八百四十多人。由此可见，林则徐之所谓‘爱国’，无非是忠于大清社稷而已。当朝廷社稷与基层百姓发生尖锐矛盾时，林则徐“不省下民呼吁之冤”，竟还毫不犹豫的站在了满清政府一边。如果爱国主义失去了正常的理智和感情作为根基，却以犬忠作为其内涵，那么哪里高喊‘爱国’，哪里就必定灾难不断!案例八：方孝孺(年)，明代散文家。曾从宋濂学习，他的文章、学问为宋濂诸弟子之冠。但他轻文艺，重教化，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他为世子师。惠帝时任翰林侍讲，颇受信任，凡大政多所咨询，当时《实录》及《类要》等书皆由他总裁。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争夺皇位的战争。惠帝廷议讨伐，诏檄也都出于方孝孺之手。朱棣夺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篡位”四字，朱棣要灭其九族，方孝孺说：“灭十族又何妨?”朱棣就把方孝孺的老师一家也算上，为师族。灭九族时，对已死去的要劈棺鞭尸。根据历史记载，其宗族亲友株连者达800余人。因此方孝孺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诛灭十族的人。一句“灭十族又何妨”，好个大义凛然的架势啊!只是不知那些与方先生素未谋面的人为何要替他的犬忠式“忠君爱国”付出生命甚至家庭的代价呢!假使朱棣是个无道昏君，这种牺牲倒也还有其价值所在。可惜这又是位励精图治的主子，大明朝绝无仅有的两位有道明君之一。是历史颠覆了方孝孺!案例九：比干生于殷武乙丙子之七祀(公元前1125年夏历四月初四日)，卒于公元前1063年。为商朝贵族商王太丁之子，名干。比干幼年聪慧，勤奋好学，20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干从政40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商末帝辛(纣王)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终年64岁。韩非子对此评价道：“君子知事不知身，小人知身不知事，圣人俱焉!”没错，若想使自己的一腔爱国热血得其所用，那么接受武王的邀请，一起重修宇内，再造乾坤，无疑是上佳的选择，何必徒效犬忠呢?我中华正因为有比干这类人作历史教材，才致使诸葛亮、魏征、寇准、包拯、文天祥、于谦、海瑞、史可法、郑成功、林则徐、李广、李靖、陆秀夫、屈原、萧何、夏完淳、苏武丶介子推、关羽、周泰、岳飞、张骞、陈智祖、左宗棠、蒙恬、方孝孺、杨业、比干、苏武这些分不清忠于政府与忠于天下区别何在之人此起彼伏，也造就了所谓的“爱国者”鲜有善终的时代悲剧!假使他们能对“两亡”、“四忠”有所明辨，那么治乱周期来临之际的种种刀兵纷争，十成之中倒可以减去四五成。案例十：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堪称封建史中谏官直臣的佳作。其中“臣听说要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一定要稳固它的根基;想要河水流得长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要使国家稳定，一定要积聚它的民心。源头不深却希望河水流得远长，根不稳固却要求树木长得高大，道德不深厚却想国家安定，臣虽然愚笨，(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像陛下这样)明智的人呢?”这一段论述十分精辟，可谓道尽了古今兴衰的内因。同时为后世忠君爱国之人提供了一个报效祖国的良好途径——直言鲠议。问题就在于如果统治阶级做不到像李世民那样虚怀若谷，那么作为平头百姓的我们，又该怎么办?还一个劲的直言鲠议吗?魏征先生没有告诉我们答案!遂使一代又一代的孤臣烈士、良善百姓一次又一次的跳入“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的文化陷阱之中。防范原则：其一，爱政府与爱国是两码事，将其混淆为一者必有专制之图。其二，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其三，我们爱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单纯让人民为政府做牺牲的国家。破解之道：凡是百姓深爱其国，乐意为其奉献一切，大都因为以下九个原因：1.其父母在本国生有所乐，老有所养，殷实富裕，安居乐业。2.州县乡里与宗族的情谊可令人感怀亲慕。3.国家公职人员在教训、习俗方面，爱民深厚，无处可寻。4.山林泽谷的财源可使人维持生计。5.本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6.本国刑罚严厉而令不法奸佞畏惧。7.本国赏赐明正而令正直之士鼓舞。8.本国人民对意识形态与本国敌对之国确有深仇大恨。9.在本国无论处于何等身份，只要有功于社会，都有被提拔擢升的机会。如果这些条件都被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所毁坏，任何百姓都有权利对“爱国”说不，否则就是犬忠。
这个教授究竟想说什么？主观？客观？似乎没有立场，信仰缺失了。
君这真是百度好手。不过脑袋瓜子不如手指头灵活。按照你转帖过来的资料，我剔除那些不支持你看法的证据，只保留支持你论点的资料，因此现在毫无疑问地把你的论点当做大前提来使用&1&“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因为我无条件支持你这个看法，并且以此为大前提。所以，你肯定对此毫无异议。&2&按照你所转帖而且最有利于你这个观点的所有资料可知:日本人不承认大清国的统治，东北当时的人也支持日本人反对清朝统治者，因此，大清统治者遭到了他的人民的惩罚，而他的人民也找到了他们满意的归宿。因此，当时就得到了各方满意的结果。&3&欧洲军队和当时的大清人民，按照你提供的资料，也是双方你好我好大家好，惩罚了大清统治者。&4&你如今，直到今天你仍然站在大清人民的角度看问题，因此，你可以移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结果。欧洲人会给你机票，会给你文明的生活。如果你还在中国，那么请你赶快去他们的领事馆。如果你已经身在海外享受他们的文明，那就安心享受。你如果想拯救你的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天天在论坛上转帖前后不一致的千字文没用。你赶快让你所在的文明国家派兵过来，大清人民的后代也希望过上好日子。&5&坐而论道十年，不如起而行之一天。如果你身在大陆，那么明天早上9:30赶快去欧美日领事馆。如果你已经身在欧美日，那就赶快发一通告大陆人民书，让他们做好迎接文明之师的准备。
君，既然1894年就那么好事多多，你一定要让愚民们再次享受久违的文明和尊严啊。赶快停止肯楚西肯楚微，赶快行动吧，还犹豫什么，还等待什么……
1894年的日本，1840年的欧洲，就对中国人那么好，中国人也不亏待他们。现在他们为什么忘记中国人了呢？太不人道了……
@物之初 时间： 18:50:53——————————————————————————一个国际法的标准：科索沃问题，明明是阿尔巴尼亚人挤占了科索沃。塞族民兵遂组织起来横扫阿尔巴尼人，在原塞族民众的大力帮助下，竟然灭阿尔巴尼亚种群8万人。海牙国际法院遂判塞族民兵首领战争罪与种群屠戳罪成，处以绞刑。由此引发到，北约联军曾两次攻打伊拉克。第一次是“海湾战争”。由于此次是安理会通过了决议，所以有啥战争责任，由联合国去负责。第二次叫“伊拉克战争”，由于未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所以英国至今，都得背负“情报失误”的责任。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开枪了没有？入侵了别人的领土没有？在别人的领土上烧杀抢掠了没有？都有，则罪成。并不受任何背景因素所干扰。
@物之初——————————————————都知道现在的读书人真本事不多，犯搅合的事儿倒挺多。所以现代法学，是不允许律师们去犯搅合的。过去讼棍似地迥避主要责任，故意乱搅合，轻的会被驱出法庭，重点的可能还会被判“妨碍司法公正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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