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公共管理的核心范文
共管理发展的实践需要等都有着积极意义。
一、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及其内涵
(一)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
“公共部门历来就有借鉴私人部门管理经验和技术的传统。”［2］追根溯源，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同样受到了私人部门绿色管理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是公共部门适应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绿色文明转变而在管理理念和模式进行创新的必然结果。
绿色管理是英语“GreenManagement”的中译文，一般认为这一词汇是德国的瓦德玛尔·霍普分贝克在1990年出版的《绿色管理革命》一书中较早提出的。作为一种管理新思想和新途径，绿色管理开始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生态农业和绿色消费意识，但因为全球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20世纪中后期全球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恶化，人类环境意识空前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来绿色运动浪潮席卷全球，其核心内容是以绿色发展新模式与低碳生活新方式代替过去的黑色经济发展模式与高碳生活方式。私人部门最先把握到这种时展的新变化并应运而生出“绿色管理”新思路，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广，收到了显著效果。据统计，单单在2000年，德国绿色产品数量已有5000多种，占全部产品总量的30%;美国有近1/3的家用产品是在“绿色旗帜”下推出的。［3］
目前，绿色管理思想和模式在越来越多的私人部门发育成长，正成为21世纪工商管理发展的一种新趋势。随着绿色管理理念的影响不断扩大，这个原本是私人管理领域中的概念逐步拓展和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而促使公共部门绿色管理迅速兴起有其国内外理论与实践背景。实践上，近年来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问题持续恶化，尤其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人类面临的经济与资源环境等多重危机的集中体现，人们更加认识到进行以创新政府传统管理理念和模式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绿色变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于是2008年底以来一场以提升政府绿色领导力为基本要义、绿色政策改革为基本保障的“绿色新政”(GreenNewDeal)风暴席卷了全球。理论上，一些西方学者密切关注环境问题对政治与政府管理的挑战并提出实现政府绿色变革的某些建议，推动了绿色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如美国学者A．H．Aurrell认为:“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对现有政治经济构成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和组织的严肃课题。”［4］英国学者An-drewDobson在其2005年所著的《绿色政治思想》一书中从生态政治角度系统分析了如何实现绿色社会变革等的战略。另一英国学者AnthonyGiddens在2009年出版的《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更加强化国家的作用，建议采用碳税和碳交易市场等政策工具来实现等。
在国内，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累积以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公共管理绿色化是公共管理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公共管理理论研究领域对于政府绿色管理模式变革研究开始逐步升温，一些学人出版或是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政府生态管理、政府绿色管理、生态型政府、绿色政府、低碳政府”的著作或论文，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但是，这些主题存在着诸如研究对象相对局限于政府本身、其概念无法体现出当前政府管理研究已从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范式变化特征等不足，故需要引入绿色公共管理这个新的语境，它既是对前者的继承，更是适应当前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需要的新发展。
(二)理解绿色公共管理的内涵
在理解绿色公共管理内涵之前，我们还是应先回到其所借鉴的私人部门绿色管理之定义的理解上。目前，学界对私人部门绿色管理定义的理解基本上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别从生态学、环境学、管理学、资源学、经济学等角度进行了界定。如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绿色管理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手段，对人、财和物进行统一的组织和安排，协调各个部门的职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资源学的角度来讲，绿色管理意味着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应做到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利用、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项资源。［5］私人部门绿色管理之定义尚未统一的现状，一方面为人们呈现了不同的研究角度，另一方面则不利于人们对于绿色管理定义的明确把握。
现在再来看看绿色公共管理的定义。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绿色公共管理作为专门术语出现还比较少见，没有对此概念内涵作一个明确界定;或者把绿色公共管理概念等同于政府绿色管理，如认为“政府绿色管理是以生态文明和绿色经济为根本取向，全力推进科学发展和经济社会生态化进程的公共管理”［6］有关绿色公共管理概念界定空白或者模糊的现状与绿色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要求是不相吻合的。这里在理解公共管理与绿色管理的内涵基础上，试图给出一个所谓绿色公共管理比较清晰的定义，那就是:绿色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以绿色文明、科学发展和人本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实现公共管理的绿色转型为途径，以全社会共同参与、全过程控制为特征，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方法与技术以有效实现经济、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机统一目标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绿色公共管理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绿色生产和低碳生活方式变化在公共管理理念和模式上的反映，是一种治理传统市场经济和传统政府管理在环境规律面前“双重失灵”，以及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的管理途径。
二、绿色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
绿色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新瓶装旧酒”，相反它是一种与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有着显著区别的公共管理新途径(表1)。
(一)主体更广泛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存在着“重政府管理、弱社会参与”的弊端，且在政府内部环境管理体制方面也存在条块分割的状态，环保部门力量薄弱，监管乏力。在全球公共治理浪潮下，绿色公共管理的主体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全社会相互协作的绿色治理模式。首先是全政府参与。表现为:其一，强调全体政府部门皆是绿色管理的参与者和责任者。当今环境与生态问题日趋复杂化，单一的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力量无法有效治理，需要协同整合各部门，构建有主有辅、各司其责、相互配合、全面系统的政府绿色管理主体网络，发挥监管的合力。其二，政府本身及政府工作人员还是节能减排的践行者。政府及工作人员应从自身做起，采取有效措施带头搞好节能减排，对全社会起到示范作用。其次，全社会参与。绿色公共管理意识到传统政府环境管理的失灵困境，注重发挥非营利组织、企业、媒体、公众等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共同推进绿色公共管理目标的实现。
(二)地位更显赫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主要对象为环境生态污染以及与此相关的某一部分环境管理问题，是政府诸多职能管理之一，长期以来在政府的整个管理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随着全球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特别是当前人类面临着多重危机，实现管理理念和模式的绿色转型不仅是一个解决当前危机的战术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战略性问题。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正是公共部门适应全球绿色低碳浪潮的战略选择，也是公共部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因此，突出探索环境、经济、人三者综合治理模式的绿色公共管理在整个公共部门管理中的战略性地位必将日益凸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是一种行动策略的话，那么绿色公共管理就是一种管理战略，其地位更显赫。
(三)内涵更丰富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以环境保护为管理出发点，并运用各种管理手段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而绿色公共管理具有更高远的目标价值取向，即除了环境保护外，还包括发展绿色经济、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实现公共部门自身的绿色目标等，实质是追求人、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管理实践上不仅仅是采取各种手段来实施环境管理，而是更多地要求公共部门赢得绿色竞争优势。绿色公共管理正是通过对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继承，汲取了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中的营养成分;同时绿色公共管理更是对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超越，使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成为了绿色公共管理的组成部分之一。
(四)管理方式更积极主动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焦点主要集中在控制或消除已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及事后的补救等环节，而在预防或减少新增环境问题出现及事中监管方面比较薄弱，属于比较消极的末端治理型，在变化莫测的环境问题面前往往力不从心。而绿色公共管理因其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必须更加强调人类的长远利益，其管理方式也必须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面向全过程的新型管理方式。所谓“积极”是指绿色公共管理视环境威胁为公共组织机会，试图通过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有效管理赢得公共部门的绿色竞争优势，而不是消极地应对环境问题;所谓“主动”是指绿色公共管理把管理起点前移到“预防新增的环境问题”，强调管理决策应能预见环境因素的变化趋势并提前采取措施预防;所谓“面向全过程”是指绿色公共管理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公共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和公共部门的一切工作中，每一阶段每一步都要加强监管，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五)行动更自觉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大多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来实施对管理对象的外部控制，不善于激发管理对象的自我约束动力。绿色公共管理强调“以人为本”，倡导绿色管理由外部控制向管理对象的内部自我控制逐步转变，如推行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组织内部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工作以及环保公开承诺等比较有效地自我约束方式，藉此激发管理对象实施绿色管理的内在驱动力。绿色公共管理不能成为一场“绿色做秀”，从长远来看，它的真正实现需要建立在各方特别是管理对象提高自觉意识去实实在在贯彻执行的基础之上。
(六)管理效果更佳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在处理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关系时未将发展经济与治理污染有机融合，往往顾此失彼，一些管理措施即使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很难收到很好的治理效果。而绿色公共管理在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冲突时，本着“经济与环境双赢”原则，努力追求既能保护环境又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方案，这就是大力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转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因经济行为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与生态问题并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目标的管理方式，无疑会取得比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更佳的管理效果。
三、绿色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主题
绿色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新途径，其兴起时间还比较短暂，运作体系尚未形成统一的框架。然而，面对迅速变化着的我国公共管理实践情况，我们需要明确绿色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突出近期亟待研究的重点，才能更好服务于我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
(一)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与绿色管理职能重构
政府角色定位与绿色管理职能转变是推进绿色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经济模式的重大转变，几乎无一例外地引起了政府角色定位的重大转变。”［7］
在当前绿色治理实践过程中，政府管理边界不清、公共服务职能薄弱、地方分治和部门职能分割乱象突出等关于政府角色定位与职能的问题还比较多，损害了绿色行政效率，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和优化原有环境管理职能成为必然选择。可侧重在以下几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明确政府在绿色治理中的作用和功能，划清政府治理的范畴和边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分工关系;二是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契机，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公众提供更为优质的绿色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三是根据环境和生态本身统一性与外部性的特征重新建立绿色管理权属体系，实现绿色管理职能集合化;四是实现政府部分绿色管理职能的外部化(或社会化)，即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绿色管理，夯实绿色职能的社会基础。
(二)现代化的绿色公共管理技术
现代化的绿色管理技术是走向绿色公共管理的重要技术支撑。在公共管理实践中，我国公共管理水平长期以来并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手段较为单一，缺乏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和现代化”。［8］146
目前学界对于绿色公共管理技术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因此应着力构建起现代化的绿色公共管理技术和方法体系。这一主题研究的焦点主要有:一是抓紧厘清绿色公共管理技术的基本内涵，包括深入探讨其概念、特征、功能、原则和分类等。二是如何有效筛选和整合绿色公共管理技术的研究。筛选绿色公共管理技术时应认真研究可能的影响因素并做出判断;整合绿色公共管理技术是为了使技术使用更协调、发挥整体功效，克服单一技术使用的片面性。三是绿色政策工具的创新研究。当前应着重开展政策、规划和投资的环境评估与环境公示，优化政府决策程序;探索碳预算、碳排放市场交易、碳基金、环境税等新型政策工具的开发与运用。
(三)构建全方位的绿色公共管理体制
构建全方位的绿色公共管理体制是绿色公共管理的内在要求。一是政府自身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政府在绿色发展中起领导作用，应全力推进自身管理制度的绿色转型。重点包括建立绿色采购、绿色投资与招商制度;引入政府绿色绩效考核体系，这被人们认为是政府绿色治理的突破口;参照ISO14001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建立政府部门的环境管理体系;执行绿色审计制度，加大对政府部门内部的监督等。二是构建社会参与绿色公共管理的体制与机制，包括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对环境事务的知情权;建立公民对有关环境政策的评议制度，加强包括公众和媒体在内的社会监督;激发和培育绿色环保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参与绿色治理的动力与能力;建立在全社会开展公众环保意识及绿色消费方式的宣传教育机制等。三是建立健全促进企业开展绿色管理的市场体系，形成家家争创“绿色企业”、全力推进绿色技术与绿色产品开发的良好市场环境。
(四)塑造绿色的公共管理文化
“一种公共管理行为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物质性要素，也取决于、甚至主要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精神性要素，即文化要素。”［9］
当前，中国公共管理文化正经历着空前的变革和转型，传统的以“忽视自然内在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公共管理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时展的需要，必须塑造以“绿色发展价值观”为核心的绿色公共管理文化。在这过程中，营造绿色行政文化是关键。绿色行政文化建设旨在通过塑造和培育为广大行政管理者所认同和共同遵守的“绿色”价值观，改善他们的心智模式与价值取向，规范他们的行为，进而实现政府行为绿色化。而培养全社会的绿色共识是另一项要长期坚持的工作。绿色公共管理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基础，包括绿色企业文化建设和公民绿色意识培养。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和实践，全社会逐步认同并遵循绿色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有助于促进绿色公共管理文化的建构。
(五)公共组织绿色化的变革
公共组织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是履行包括绿色管理职能在内的所有管理职能的物质承担者。目前公共组织理论的研究状况是“国内公共管理学界研究比较薄弱而亟待加强的一个主题领域”。［8］150
在全球绿色运动浪潮下，应加快构建公共部门绿色管理的组织网络，改进绿色公共管理的绩效，这无疑是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自身的一场“绿色革命”。具体而言，一是优化具备绿色管理相应职能的各部门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包括整合设置绿色管理的专门领导机构、探索建立相关部门间以任务为导向的团队运作模式、构建环保部门垂直管理体制等。二是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低碳减排和人员精简研究，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应起表率作用，千方百计降低本身公务活动对环境的污染，杜绝人力资源和办公资源的浪费，节省行政资源。三是公共组织绿色管理的业务流程再造研究，根据价值链原理，通过电子政务、“一站式办公”等创新形式，全力推进公共组织绿色管理的业务流程再造，提升公共组织对环境变化的快速反应力。
以上绿色公共管理研究的五大核心主题中，绿色公共管理文化是内在价值体现，处于变革的核心层;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与绿色管理职能重构是关键、公共组织绿色化变革是保障，绿色公共管理体制是突破点，这三者处于中间层;绿色公共管理技术是实现捷径，处于外层。五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
图1来示。
图1绿色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主题体系第2篇：公共管理的核心范文其次，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第三部门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形成了强大的参与力量，这就要求公共部门在管理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公共性”，从而表现为某种程度上“公共性”的觉醒。譬如，一种成熟的理论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存在体现公共理性的力量，公共领域由于是公共权力活动的场所，因而天然地必须体现公共性。而私人领域是市民社会成熟基础上的产物，它发挥社会批判功能，体现参与和监督精神，因此它的存在有助于公共性的发扬（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许多国内学者也认为，“经济的市场化或自由化推动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开来而获得独立的存在和发展，在市民社会里，各种非官方的社团组织及他们活动于其中的非官方的公共领域也逐渐活跃起来。一般而言，自治原则、法治原则、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公共性等被人们认为是市民社会特有的价值旨趣或规范基础。”随着第三部门的成长壮大，它在政治生活中起到有效抑制公共权力对社会公众的滥用，从而发扬民主行政理念，使公共管理更能体现为公众利益的本质目标（注：参见汪俊昌《我们今天应当怎样谈论市民社会》，《浙江学刊》1999年第3期。）。由此看来，当前对于“公共性”的研究，既是过去探索的延续，又具有现实紧迫性。 二、“公共性”的由来及演变过程 根据《辞海》的解释，“公”的中文含义为“公共；共同”，与“私”相对。《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为此意。《汉语大辞典》中，“公共”意为“公有的，公用的，公众的，共同的”。因此，自古以来，“公共”的中文语义强调多数人共同或公用。也有人认为“公众”一词有两个起源：一是起源于古希腊词汇(pubes or maturity)，强调个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同时意味着具备公共精神和意识是一个人成熟并且可以参加公共事务的标志。二是源于古希腊词汇(Koinon)，英语词汇“共同”(common)就起源于该词，意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状态。在古希腊社会里，公共是一种所有成年男子都可以参加的政治共同体，其主要职责是建立一些永久的标准和规则，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之善。因此，从起源上看，“公共”更多地意指社会层面的非个体性，在古希腊政治社会里与早期民主相关联。这也应证了，随着时展，当代的“公共”概念已发生很大改变，公共成为政府和政治的同义词的观点。 哈贝马斯考察了另外一种公共性起源。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公共性或公共领域不是指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而是指一种建立在社会公／私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独特概念，它诞生于成熟的资产阶级私人领域基础上，并具有独特批判功能。关于公共性的演变，哈贝马斯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社会有明确的公私划分，公代表国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会。例如在古希腊、罗马，公私分明，所谓的公共领域是公众发表意见或进行交往的场所，那时虽有公共交往但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在中世纪，公私不分，公吞没私，不允许私的存在，公共性等同于“所有权”。直到近代（17、18世纪）以来，在私人领域之中诞生了公共领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受到国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启发，国内也有学者从社会领域分化的角度分析公共性的产生。他们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活动具有对应的相关性。整个近代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进程，都在于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日益分化，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整合体。在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过程中，国家的职能也开始了分化的历程，除出现了国家职能的多样化趋势，其中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是最为基本的两大职能。由于国家统治职能是在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关系中实现的，所以，虽然它表现出一定的现代公共性的内容，但本质上是与公共性相悖的。而在管理职能中，公共性则是其最为根本的特性，甚至可以断言：归咎于管理职能的是一个纯粹的公共性的领域。因此，社会领域的分化引发国家职能的分解，从而导致公共性的彰显。 在论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变时，国内外学者都倾向于用“公共性丧失”一词。一种观点认为，在近代功利哲学和市场经济的趋利倾向共同催生下，古希腊公共性的含义进一步丧失，现时情况是，“通过集体的方式寻求更大的善已被个人的计算、功利以及成本和利益所替代。政府的目的在实践中已是第3篇：公共管理的核心范文
绩效管理的动力来源不同属于不同管理系统的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资金来源各不相同，决定了两者实施绩效管理的动力来源不同。前者工作人员的薪酬由国家拨款和校内津贴两部分组成。根据有关政策规定:财政部门拨款占60%，校内拨款占40%。因此，其绩效管理的动力来自高校及其上级部门的政策推动。后者是由政府出资兴建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拨款多少主要取决于图书馆的编制，而非图书馆的业绩。级别较高、编制较多者拨款较多;反之，拨款较少。因此，政府的财政支持成为公共图书馆绩效管理的主要动力来源。
绩效管理的计划目标不同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办馆目标和任务有所不同。前者作为中高级人才培养基地的高校附属部门，其办馆目标和任务必须始终贯穿于为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服务工作中。后者是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办馆目标和办馆任务着重于公共性、群众性、普及型，最终目标和基本任务是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因此，制定绩效管理计划目标时，应根据办馆目标和任务的客观情况来制定具体的绩效目标计划。
绩效管理考核的量化指标设定不同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服务对象和服务深度的不同，决定了绩效管理考核的量化指标设定各不相同。前者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主要为传播学术信息、科技信息和知识信息提供服务，集服务与研究于一体，属于学习型和研究型图书馆，馆员的科研能力主要体现于为科研提供文献资源的能力和效益。因此，其绩效考核的量化指标设定中，应侧重于考核馆员的科研能力和服务质量。后者作为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主要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公众的文化素质，丰富公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其社会职责是注重为广大用户提供高效、丰富的优质服务。因此，其绩效考核的量化指标设定，应侧重于考核馆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
绩效管理的激励作用与约束力不同高校图书馆受制于学校总体发展规划，其绩效管理制度的目标计划、执行力度、绩效激励作用与约束大小以及绩效奖金的发放均由高校人事部门掌控，图书馆执行绩效管理的自由度较小。公共图书馆的绩效工资由政府财政拨款，政府对公共图书馆的各项方针政策以指导性为主，图书馆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现状和发展方向进行绩效定位。因此，公共图书馆执行绩效管理的自由度较大，实施绩效管理制度的难度相对较小。
高校图书馆“德能勤绩”管理模式和公共图书馆“年终考核”管理模式剖析
高校图书馆“德能勤绩”的管理模式高校图书馆现行的“德能勤绩”管理模式，就是年度考核模式。这种模式在业绩方面的考核指标较少，在德、能、勤方面的考核指标较多，无评价标准，更谈不上设定评价绩效目标。打分缺少标准的量化指标，考核者缺乏评价的依据，仅仅依靠考核者对被考核者的平时印象大概给出总分。考核的结果虽然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级，但是不存在有效的绩效反馈和绩效激励，甚至优秀等级也是人员内部轮流充选。高校图书馆“德能勤绩”的管理模式缺乏部门考核概念，将部门负责人的考核等同于部门的考核，混淆了部门考核与部门负责人考核的明确区别。绩效管理是全面、系统的管理，即使图书馆馆长和部室主任也应在考核评估范围内［2］。但是，在中国几千年官本位思想影响下，大部分组织领导者难以从意识上接受来自下属的监督与批评，自上而下的管理是顺理成章的，自下而上的管理则无从谈起。领导犯错无人敢说，更无人敢于监督。不仅如此，绩效管理的考核内容、项目设定以及权重设置等方面存在明显的随意性，缺乏相关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绩效考核指标较为模糊，大多数考核指标可以适用同一级别不同岗位，甚至适用所有岗位，忽视关键业绩考核指标，导致绩效考核难以实现绩效管理的战略目标。可见，高校图书馆“德能勤绩”的管理模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绩效管理模式。
公共图书馆“年终考核”和“评估定级”的管理模式目前，公共图书馆采用年终考核和评估定级两种考核模式。年终考核包括图书馆领导对馆员的考核和上级主管部门对图书馆领导班子的考核，与高校图书馆的年度考核相似。这种考核缺乏精确的量化指标，以个人述职、同事评议、主管领导评价为主，难以准确体现馆员的工作绩效。不仅如此，由于受传统大锅饭的影响，在考核评估时考核者和被考核者往往互相抬高不贬低，说好不说坏，大家一团和气，隐瞒事实，共同保护，达成默契，使绩效考核流于形式［3］。公共图书馆的评估定级只对图书馆进行综合评估，为图书馆设立一个评估定级的标准，并非图书馆的绩效考核体系。这种评估定级标准对公共图书馆的硬件基础建设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改善作用不大。与年终考核一样，它不与财政拨款数量和馆员的工资挂钩，考核结果无法充分反映公共图书馆为公众提供的文化服务质量，对图书馆和馆员难以产生激励和约束作用。因此，公共图书馆上述两种考核模式也非真正意义的绩效管理模式。
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对比
绩效管理指标体系是指绩效管理中涉及的组织部门、内外环境、目标任务和各种制度、行为的总和。实行绩效管理的核心是建立切合实际、足以产生良好效果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由于不同考核者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价值观不同，形成评定的标准也不同，导致难以保证考核结果的公正公平。因此，必须分级设计绩效管理考核指标，不仅设立绩效的衡量标准和考核依据，也设立简便的绩效计算方法，使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绩效考核指标分级设计对比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办馆目标和任务不同，绩效考核指标的分级设计也有所不同。高校图书馆绩效考核指标在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工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等方面难以用定量方法加以描述，应以定性描述为主;而工作量和科研能力等方面应采用定量指标的方法予以衡量。目前，高校图书馆绩效管理处于初始尝试阶段，其绩效考核以定性描述为主。因此，基于目标的绩效管理模式是适合高校图书馆管理的。公共图书馆部室岗位职责、考勤管理等规章制度的制定较为详细，馆内考核管理办法细则的设计较为具体，因此，公共图书馆的绩效考核以定量描述为主;作为“窗口”单位，适合采用360度综合考核模式。
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绩效管理考核指标权重对比绩效管理考核的指标设计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具体工作，必须设计出每个岗位的绩效指标并作出客观评价，决不能用统一的指标评价不同的工作岗位。因此，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指标给予相应的权重。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对不同级别不同岗位馆员的考核内容、考核周期都有不同的权重。高校图书馆的考核内容相对公共图书馆的考核内容更侧重于科研能力与科研成果，公共图书馆考核内容相对高校图书馆更侧重于工作纪律和服务环境、职业道德;高校图书馆的考核周期以学期为主，公共图书馆的考核周期比较短，以周、月、季为宜。
适合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绩效管理模式
绩效管理模式主要有360度综合考核、基于KPI的绩效考核、基于BSC的绩效考核、基于目标的绩效考核、主管述职考核、以价值流为中心的绩效考核等考核模式。在实际运用中，必须首先深入了解各种绩效管理模式的优劣，再根据图书馆的客观实际慎重选择科学、合理、适合本馆需要的考核模式，必要时，可考虑组合运用多种模式延伸、变通而成的考核模式。
适合高校图书馆的绩效管理模式随着我国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图书馆岗位责任制的改革基本完成，基于绩效的薪酬制度正在试行。高校图书馆在尝试推行绩效管理时，一度陷入困境，绩效管理方案迟迟推行不下去，这种现状与高校图书馆绩效考核中存在战略目标缺失、考核指标不真实、注重近期目标而忽视远期目标等因素有关。其中更为重要的是，缺乏科学的绩效管理模式的指导和示范。目前，高校图书馆绩效管理建设尚处于绩效评价阶段，绩效考核刚开始全面推行，案例、经验、数据库等均不完善。因此，高校图书馆绩效管理应首先采用基于目标的绩效考核模式为主要框架，组合运用基于KPI的绩效考核模式，并注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对难以量化的条件采用尽可能细化、精确的定性指标进行描述。
适合公共图书馆的绩效管理模式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一样，已经实行了聘用制和岗位责任制，正在酝酿绩效工资的发放。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的建立，为公共图书馆健全岗位目标责任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施绩效管理的条件已经成熟，有些公共图书馆已率先进行大胆尝试，例如，东莞图书馆已实行了绩效管理制度并取得了阶段性实践与理论成果［7］。东莞图书馆得以成功实施绩效管理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该馆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使绩效管理的各项流程得以规范有序地正常运行。可以说，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是绩效管理成功实施的前提条件，而选择合适的绩效管理模式是图书馆成功实施绩效管理的关键。公共图书馆是国家财政拨款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是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机构。作为面对公众的“窗口”单位，工作带有多“面”性和广泛性，需要根据不同的“面”进行全方位的考核。因此，公共图书馆的绩效考核模式应选用“360度综合考核”的方法。360度综合考核(360Feedback)，又称多视角考核(full-circleappraisal)或多个考核者考核(multi-raterassessment)，考核者可以是被考核者的上级、下属、同级和外部考核者，例如，供应商和客户等。公共图书馆360度考核包括的层面有:馆领导、部室主任、各部门、馆员、各类读者等。360度考核的优势是可以促使组织把组织成员的工作行为与组织的需求和整体战略目标结合在一起，培养组织成员形成和从事组织所期望的工作行为。
结束语第4篇：公共管理的核心范文
论文关键词：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
公共部门是指被国家授予公共权力，并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管理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法定服务的政府组织。包括政府，公共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国际组织，政府是公共经济部门的最主要成员。当今社会中，人力资源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对于公共管理者而言，拥有一支积极主动，尽职尽责，精明强干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队伍无疑是政府实现治理目标的根本保证之一。公共部门人事管理包括人力资源规划，人力资源获取，人力资源开发和纪律与惩戒，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环环相扣的，并且与外部环境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其中，人力资源规划是基础，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蓝图和基石；人力资源获取是手段，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砖石；人力资源开发是核心，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心脏；纪律与惩戒是保障，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安全阀。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目标是适应、培训、激励及评估雇员，提高其知识、技能与能力。人力资源开发是现代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的重点和核心。
一、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管理者依据法律法规、价值取向和文化环境等，对管理对象之行为从物质、精神等方面进行激发和鼓励以使其行为继续发展的机制。包括精神激励薪酬激励荣誉激励工作激励。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诱导因素集合，行为导向制度，行为幅度制度，行为时空制度，行为归化制度。诱导因素就是用于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各种奖酬资源。行为导向制度是组织对其成员所期望的努力方向、行为方式和应遵循的价值观的规定。行为幅度制度是指对由诱导因素所激发的行为在强度方面的控制规则。行为时空制度是指奖酬制度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规定。行为归化制度是指对成员进行组织同化和对违反行为规范或达不到要求的处罚和教育。
公务员晋升制度、薪酬制度和考核制度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的主要制度，它们的健康运行可以调动国家公务员心理中的积极因素，从而保证行政工作效率的提高，增强人事行政体系的生机和活力。
斯蒂芬.p.罗伯逊教授认为需要是激励发生的最终源泉。而激励机制是以制度化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即激励主体与客体之间在组织系统中通过激励因素相互作用的方式。作为公共部门的激励机制，它的理论前提主要包括：需要和激励以及“经济人”假设。
二、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公务员晋升制度：选人用人机制中竞争激励缺失
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需要，除了物质需要外，其精神需要的内容主要是权力需要和成就需要，而权力需要和成就需要的满足又能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权力需要与成就需要相比，权力需要更重要，由此可见晋升的重要作用。所以公务员晋升制度是最具激发力量的激励手段。目前公共部门的干部职务晋升制度尚不稳定、不健全、不科学。干部的晋升没有明确严格的条件、方法和程序，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和合理使用；干部的晋升中竞争激励缺失，还缺乏统一、明确、具体的衡量标准；“长官意志”在晋升中起决定作用，易于导致用人上的腐败；在晋升工作中，资历主义泛滥，论资排辈之风盛行，浪费人才，降低效率；而职务晋升又缺乏公开的民主监督和法律保障，给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开了方便之门。这些都不利于选人用人机制改革的健康进行。
（二）薪酬管理制度：工资缺乏弹性，岗位间差距有失公平
薪酬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良好的薪酬制度是组织有效地吸引、保留和激励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关键所在。作为一项重要的激励机制，它与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密切相关。薪酬管理在满足物质和精神需要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具有保障功能；激励功能；协调功能；预防功能。政府人事部门制定了一个统一的给机关公务员发工资的体系，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公务员直接拿到手的钱和工资有很大差别。这种部门之间的差距已经影响了不同部门公务员的工作情绪，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权力部门”公务员收入较之“清水衙门”，差距达两三倍甚至五六倍。工资缺乏弹性，激励机制名存实亡，而且公共部门内部薪酬有失公平。一般科员平均月工资上浮在600元上下，科级干部上浮近千元，处级千部则上浮1000元到2000元，工资上调的幅度很大，容易造成岗位间的薪酬不合理，不能较好地反映公共部门内部岗位间的相对价值，造成不公平感，造成心理的失衡。
（三）考核制度：缺乏规范化、定量化的公务员绩效考核体系
公务员考核制度是公务员制度的“中枢”，是人事行政的重要一环，是发现和选拔优秀行政管理人才的重要途径，同时又为人事决策科学化和改进人事制度提供指导。考核内容一般都有考勤和考绩两个方面，其中以考绩为重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考核测评表本身存在的问题。在目前的考核制度中主要有缺乏可信性和缺乏适用性。其次是与考核主体有关的考核结果的误差。主要有：1、夸大的倾向偏差。主考者对被考核者的评价高于实际水平；2、近期效应偏差。在人们的印象中，近期行为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记忆。越接近考核，被考核者的行为对考核结果影响越大。这是时间效应在人的心理上的反映，使人们不能全面地看问题，影响对被考核者的准确评价；3、晕轮效应偏差。观察者只看到被考核者的某一突出的品质或特征，看不到此人的其他品质，以点概面；4、年龄偏差。由于主考者年龄因素，对不同年龄段的工作人员产生评价上的失误而形成的考核偏差；5、主观好恶偏差。主考人员偏爱或厌恶某些考核要素，影响对被考核人员的正确评价而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在实际考核过程中是很严重的。最后，是在短时间内，考核的结果与晋升没有关系。
三、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
（一）深化人事制度改革，调整人员结构，深化竞争上岗制度改革。放宽竞争考试的参与条件，为更多人提供参与考试竞争的机会，包括为广大工人、农民和普通公民提供机会。规定领导职务的任期，规定一定的淘汰率，以增强当选公务员的竞争意识，激发他们的活力。
（二）深化薪酬制度改革，发挥薪酬对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激励作用。
（三）完善绩效考核制度。该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进行科学的考核。以素质论人才，重实绩用干部，注重公务员的能力发挥与提高。第5篇：公共管理的核心范文
一、组织机构
公共卫生分中心设置以实现和满足全民健康工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落实为原则，承担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疾病预防控制、卫生执法监督、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居民健康管理六方面职能。公共卫生分中心内设疫情监控科、执法监督科、妇女保健科、儿童保健科、从业人员体检科、免费婚检科、预防接种科、健康管理科八个科室。
二、功能任务
公共卫生分中心主要承担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疫情预警、监测报告和应急处理、卫生执法监督、妇幼保健、预防接种、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协助开展免费婚检等职能。具体任务：
——负责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收集、报告、分析、预警预测，调查取证和处理；
——负责辖区内传染病登记、网络直报、监测、分析和督导，做好结核病、艾滋病、血地寄防以及其他重点传染病综合防治工作；
——负责制定辖区内居民健康调查、慢病管理计划方案并组织实施；
——负责辖区内食品、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发放健康证明，定期对体检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并上报；
——负责辖区内食品卫生、公共场所卫生、医疗卫生、职业卫生（含放射防护）、学校卫生、供水单位和传染病防治的卫生执法监督与管理；承担卫生许可证受理、审查和办证工作；
——负责辖区内预防接种、疫苗和冷链管理工作，对计免相关疾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开展儿童保健门诊、孕产妇保健门诊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
——开展妇幼卫生信息资料及“三网”监测质量控制；
——协助开展免费婚检工作；
——负责健康管理责任医生、公共卫生信息员、社区医生的培训和管理；
——负责辖区内健康教育的组织和实施，普及居民健康知识。
三、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
公共卫生分中心实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领导下的公卫助理负责制。公卫助理经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由区卫生局聘任，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领导下具体负责公共卫生分中心日常管理。公共卫生分中心业务上接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妇幼保健所的技术指导和管理。
公卫助理主要负责拟定公共卫生分中心工作计划、工作任务布置，制订公共卫生分中心内部考核制度，内部管理制度和岗位职责，对分中心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行风纪律、工作业绩进行综合考评；严格按照公共卫生分中心的各项工作职责，认真组织实施该地区各项公共卫生工作，定期向区公卫办报告工作。
公共卫生分中心人员配置按照“错层下沉、横向融合、纵向合作、功能叠加、水平提升”的指导思想，由区级公共卫生单位（区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妇幼保健所）下派业务骨干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人员共同组成，其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包括公共卫生医师、全科医师、社区护士。公共卫生分中心工作人员实行准入制，原则上按照每万人口1-1.5人配备。
区公卫办组织区公共卫生技术指导成员实行双月下分中心进行业务检查、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列入区卫生局年终对基层单位及领导考核评分的重要依据。
公共卫生经费投入实行项目管理、政府购买。按江苏省卫生厅颁发的《关于加强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意见》的三大项、类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任务实行项目管理，由区公卫办组织公共卫生技术指导组定期进行检查考核，按完成公共卫生工作的质量和数量，进行考核拨付。
四、管理制度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分中心的管理，通过明确各科室岗位职责、工作任务、质量标准、操作规范、工作流程，保证公共卫生的各项任务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考勤制度：公卫助理对各科室人员进行严格考勤，建立考勤日志，纳入年底考核，并与各人奖励挂钩。
——定期例会：每个月组织分中心各科室、各片区责任医生、社区公共卫生信息员召工作例会，通报总结工作开展情况、布置上级部门下达的各项公共卫生工作任务。
——培训制度：每个月组织分中心各科室、各片区责任医生、社区公共卫生信息员组织学习卫生政策，开展业务培训，并进行考试，纳入继续教育培训内容。
——考核制度：分中心成立立内部考核小组，每月按工作计划对各科室完成工作量进行考核，并将考核情况及时上报区公卫办及区公共卫生单位，下派人员的工作考核纳入到各人原单位个人年度考核，确定等次。
——信息报告制度：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责任医生、公共卫生信息员按规定时间上报分中心，分中心及时报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公卫办，并及时开展应急处理。第6篇：公共管理的核心范文
关键词：公共经济 管理 民生关系
一、公共经济管理影响民生的核心作用
优质的公共经济管理，对体现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维护公民权益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社会健康成熟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于，不仅可以实现公共需求的优化提升，还可以做好产品与服务的合理分配。新时期，公共经济发展中全覆盖、优质共享、民生改善的实践目标逐步被重视，以政府组织为核心，全面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优化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核心任务。
发展公共经济可有效满足民生需求，其内涵以及范畴伴随社会发展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持续拓宽，由传统生存需求，逐步丰富至劳动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管理等综合需求层面，令改善民生逐步变为当前保护民众利益，实现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根本。政府开展公共经济管理阶段中，需要承担优质服务、提品、统筹财政支出等重要职能，契合民生需要。因此应由从多层面入手，制定科学有效的服务管理策略，方能真正改善民生，满足大众需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持续发展。
二、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的影响
（一）公共产品服务可全面满足民生需求
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深入，令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生存水平的提升，更注重教育、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核心需求。而公共经济管理中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则较难跟上需求的扩充步伐速率。基于教育、保障服务与医疗事业呈现的外部产品特征，虽然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私人经济实现，但最为核心有效的供应方仍旧为政府机构。因此，只有政府全面服务社会，优化公共产品管理，方能真正满足大众需求，改善民生。
（二）公共经济职能可推进公平发展
改善民生，并非是部分人群受益，而应是大群体、甚至是整体群众的受益，是全社会生活水平的优化提升，即体现良好的公平性。为此只有借助政府力量，做好市场资源的优化协调，方能实现优化民生。
（三）公共支出能优化市场调节
公共产品的全面供应，需要政府机构提供合理的补助管理模式。由效率以及公平的角度来讲，较为契合的是，政府组织可通过间接生产，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借助市场秩序的有效管控协调，采用有效的支出预算管理规划，对经济实现刺激影响，进而营造公平有序的公共产品管理供应环境，吸引多方参与实践活动，进而通过良好的公共支出模式，实现市场的优化调节。
（四）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实现法治化公共经济管理
为优化改善民生，公共财政制度应予以全面完善。当前显著的民生问题在于供应有限，因此应优化调节财政支出体系结构，有效缩减非公共性投入支出，使服务投资向着公共服务的模式发展，并将重点制定为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与医疗保障服务，扩充公共投入至民生范畴领域之中，全面给予公共产品服务以有效的支持，方能优化改善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为完善制度保障，应持续丰富公共事务，合理应对逐步复杂多元的公共问题。政府机构也应持续优化公共经济的实践管理效率，合理应用法律工具，实现公共经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完善法规体系，组织开展规范的公共经济实践活动，将法律体系引入其中，做好公共经济实践与权责职能的明确规范，令公共经济真正的依法、守法，实现预期目标，在制度层面上全面保障民生利益。
三、强化公共经济管理，优化改善民生
为全面改善民生，保障公民利益，公共经济管理还应明确同改善民生的核心联系，并基于改善民生的核心诉求实现优化调节。政府机构应合理转变工作职能，健全公共服务模式，优化公共服务管理。政府应承担起必要的满足民众公共需求的核心职能，将公共资源有效的倾斜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层面，进而推进社会事业的全面、持续优化与民生的良好改善。
同时，还应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公平性，实现科学决策，引入民主化管理，完善群众积极参与制定并监督决策的科学管理制度。应通过全面调研、综合评估、合理决策、有效执行、优化监督管理，通过政策保障推进社会各类资源的合理公平应用与分配。
财权向中央集成、事权下放的管理模式，将令保障事业、服务管理以及公共产品服务较多得由地方政府部门担负。基于其财政能力的限定，以及融资渠道的有限，会对公共事务产生不良影响，降低公共产品服务的整体质量与可靠性。为此，应有效提升民生工程的实效性，通过有效划分、明确权责，做好中央和地方的公共经济良好协调、优质社会管理，承担必要的权责，方能提升公共经济管理水平。再者，为维护大众合法权益，应注重群众诉求表达，拓展政务公开。应在进行公共利益管理以及事务决策制定阶段中，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创建有效的公众表达诉求、传达信息的良好制度，发挥媒体桥梁作用，丰富舆论渠道。民生决策管理中，应真正令大众全面参与，通过开放研讨，明确各方利益需要，全面改善民生，实现科学发展。
四、结语
总之，强化公共经济管理非常重要。我们只有明确公共经济发展同改善民生的客观关系，研究民生经济的重要影响作用，方能真正地体现民意，服务大众，提升公共经济核心水平，实现共赢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勇.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经济管理问题探讨[J].商场现代化，2010（30）
[2]李万祺.论经济管理关系及其伦理意蕴[J].经济建设，2009，33（1）第7篇：公共管理的核心范文
XX公司财务共享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确保收支精准，顺应会计改革；强化内部控制，防控廉政风险；服务数据需求，支撑科学决策；完善信息公开，满足监管要求。具体来说，其目标包括：统一财务核算。通过对流程的标准化设计，借助信息系统固化流程与标准，建立统一的财务核算模式，实现会计业务审核、核算、报账、资金收付、报表生成的标准化、智能化，以及预算到决算全过程的一体化、智能化。强化内部控制。按照标准化原则设计财务管理流程，将财务政策、会计制度、内控点、标准等嵌入业务流程和信息系统中，规定内部流程，强化内部控制，降低内控风险。改善财务管理。实现覆盖事前管控、事中控制、事后分析的全业务生命周期的系统管控机制。实现业财融合。数据一点录入，信息多方共享，确保数据准确性和时效性，实现对财务数据的有效整合和多维度分析，为公司内部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及参考。
XX公司财务管理转型考虑的关键点及建设思路
XX公司财务管理转型考虑的关键点主要包括：第一，集中管控。随着经营活动的进行，在战略执行中容易出现管理真空，加强内部管控，尤其是资金、预算管控是重中之重。第二，流程标准化。会计核算复杂，需要进一步统一各类会计事项入账流程、审核流程、控制流程，为财务共享奠定基础。第三，注重效率与效果。目前财务工作主要聚焦在会计核算层面，随着业务的扩张，对财务人员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如何提升核算工作质量及效率，对公司财务管理是一个考验。第四，系统间集成。公司垂直管辖分、子公司的财务、业务系统众多，个别子公司存在手工记录，对未来如何进一步实现统一的财务共享，以及建立大数据中心提出了挑战。XX公司财务共享的建设思路如下：首先是打基础。对财务核算、收支管理、预算管理、经费报销、项目管理、资产管理等主流程进行流程优化和制度完善。其次是建平台。依托数据技术及数据，建设“统一平台、统一标准、分级实施、动态管理、监控实时、信息共享”的财务共享平台。再次是强管理。通过预算核算数据打通、内控管理体系实施落地等实现资金全过程的有效管控，完善管理闭环。最后是促监督。财务共享使各分、子公司财务活动更加透明，使得资金监管由事后变事中，满足审计、财务检查等工作对财务数据的要求。
财务共享服务流程设计的框架体系及项目推进计划
XX公司财务共享服务的流程框架横向分为两个维度：业务维度和运营管理维度。纵向分为流程和操作流程两个层次（见表1）。XX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项目推进计划包括以下阶段。1.立项阶段。对财务共享标杆企业进行考察，并分析标杆企业案例，内部论证财务共享可行性，对财务共享项目立项。2.方案确立阶段。对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咨询方与公司业务和财务人员共同探讨设计公司内部财务共享解决方案。3.系统开发阶段。开发团队对公司财务共享设计方案进行系统研发，内部组建财务共享中心领导团队，对财务共享工作的展开做筹备。4.重建组织架构阶段。重组公司财务架构，设立财务共享中心，对财务人员职能分工进行重新定位与划分，选取分、子公司作为试点单位，对财务共享服务进行上线测试。试点单位将在财务共享系统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系统开发团队，以便团队对相应的业务流程进行优化改善。5.推广与正式上线阶段。在全公司范围内正式推广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项目，并持续优化改进。建立XX公司共享服务中心的信息系统平台共享服务中心信息系统平台包括门户管理、预算管理、费用管理、审批、共享任务池、总账管理、电子档案管理模块。管理门户作为填单入口，首先需要将财务共享服务嵌入内网管理门户。预算模块包括预算方案、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在预算执行中，出差申请、额度控制对接生成费用报销单，立项管理、合同管理对接生成合同支付单。通过预算审批、立项审批、合同审批、报销审批等审批环节后，进入共享任务池，由共享中心统一调度分配，形成工作流引擎、任务处理方案、任务推送方案和任务集成方案，进一步通过同步付款单和凭证，完成资金结算和对总账的管理。电子档案管理模块在系统平台中发挥重要作用，它包括电子化处理后形成的报销单影像、工程合同、管理合同、营销合同等。
XX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管理体系建设
1.注重目标管理。围绕“效率、成本、质量、满意度”目标，加强公司管控，推动财务转型，支撑公司战略。2.加强人员管理。围绕“选人、育人、用人、留人”工作，发挥人员的最大能动力，达到人员管理的良性循环。3.完善绩效管理。以基于系统中各种业务数据出具的各项报告、报表为依据，对运营过程进行监控和管理、考核。4.提升知识管理。搭建知识管理平台和知识地图，建立学习型组织，打造持久竞争力。5.加强质量管理。设定质量组织，识别流程节点中质量风险，设置质量控制程序。6.增强标准化管理。标准化管理要贯穿于业务流程管理、组织管理、质量管理、绩效管理、培训管理、服务管理之中，起到知识储备、提升效率的作用。7.关注服务管理。搭建共享服务中心服务管理框架，提升服务满意度。
XX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上线后的价值第8篇：公共管理的核心范文
关键词 和谐社会 管理价值 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一、和谐社会的理念和特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直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个价值取向。而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不仅蕴含着事实性要求，而且蕴含着价值性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把治国理政的视野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发展各个方面，并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政策和道德等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具体来说，和谐社会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平正义。
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作为人类活动的最高美德，真理和公正都是不能妥协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由不和谐的社会逐步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的和谐，既是一种不断推进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又是一种价值目标”。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理想和实践。公平正义既是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构成其价值体系的首要内容。
（二）共同富裕。
从人们生活的物质层面看，共同富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要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消灭贫穷。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都是讲社会主义的原则、特征、优越性等。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终的区别，就是看是不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自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
（三）利益多元。
单一和纯粹，不是和谐，更构不成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有矛盾的、有差别的多元化社会，是一个容纳矛盾而且有办法解决这些矛盾的社会。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能够提供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包括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等。正因为如此，和谐社会才保持了创新的活力，能够不断地、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和谐，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的价值追求。在整个社会生活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潮流中，领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们的执政党与时俱进，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努力锤炼执政艺术。
（四）以人为本。
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在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关系中，经济社会发展是手段，而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否则，所谓的发展就失去了意义。 “以人为本”，就是把人作为社会主体和中心，一切以人为目的，摒弃传统的把人作为工具和手段的物本主义倾向，在社会发展中以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
和谐社会的理念和特征要求党和政府在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要把公共利益作为价值取向，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社会管理模式以及管理价值的演进
人类社会管理方式的演进是社会管理活动的目标定位实现根本性变迁的历史进程。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史，其间所经历的地区性、区域性或国际性的社会冲突和对抗、动荡与战乱不计其数，蒙受了种种不和谐的社会灾难。正是在这样饱经患难的生存与发展的奋斗中，人类对社会和谐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得以深化，可以说实现和谐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大势所趋。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管理体系经历了统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管理型社会管理模式，现在正转向服务主导型模式的管理。 应当说，对于一切社会管理体系而言，秩序、公平与效率、公共利益等，都是基本的价值。但是，这些基本价值在不同的社会管理体系中的构成方式是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差异集中表现为核心价值的差异。在统治型社会管理模式中，秩序是核心价值。在公私不分、国家体系缺乏分工的专制社会，统治就是政治，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负责国家政务和社会事务的处理，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当然，出于统治秩序的终极价值要求，统治型社会管理也有着效率的追求，管理者也有着偶然的公共利益行为。但是，决定统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性质的是它的统治秩序这一核心价值，它的效率追求只是达到统治秩序的手段，至于公共利益，则是更次一级的工具性选择。
在管理型社会管理模式中，公平与效率是它的核心价值。管理型社会管理模式出现在公私分离、行政与政治相分离的现代社会，其功能是按照代议制民主体制、非人格化的法律体系、官僚制组织原则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统揽公共事务，在实现统治者统治利益的同时还努力追求社会公共利益。而且，管理也包含着服务的内容，甚至在近一段时间里，人们已经习惯称“管理就是服务”，即突出了管理的服务内容。但是，只要是管理型社会管理模式，它就是以公平与效率作为它的核心价值的，其他价值都是从属于公平与效率的，公平与效率的追求就是管理型社会管理模式的根本性质。也就是说，管理型社会管理模式中包含着公共利益的内容，但它并不因为有公共利益内容而获得公共利益核心价值。
和谐社会的理念和特征必然要求以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让其他一切价值都从属于和服务于这种价值。公共管理出现在信息化、全球化和大众民主化以及政府统揽公共事务“不可管理性”危机的现时，它强调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管理方式的多样性和管理过程的民主化，体现了“公共性”与管理“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当然，对于和谐社会管理而言，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也会存在。同时，和谐社会管理依然需要得到秩序的支持。如果说管理型社会管理模式由于突出了公平、效率的价值，获得了统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无法企及的那种稳定的社会管理秩序，那么和谐社会管理由于突出了公共利益核心价值，会使这种秩序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社会资源方面，和谐社会管理都为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开辟了新的途径。
在和谐社会管理体系中，价值结构会表现得更为复杂，管理型社会管理模式中承袭而来的那些价值因素，都会经过改造而获得新生，会作为公共管理价值结构体系的构成要素而存在。也就是说，在和谐社会管理的价值体系构成中，包含着从以往社会管理模式中继承而来的因素，无论这些被继承而来的价值因素在和谐社会管理中会表现出何种程度的边缘化、工具化，它们都是和谐社会管理的支持力量。公共利益是和谐社会管理的核心价值。总的说来，在以往所有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公共利益价值都属于次生价值，在社会管理的价值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只有公共管理，才在人类社会管理历史上，第一次把公共利益价值置于价值体系的核心，作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和终极价值，并依据这一价值创设公共管理的制度、过程和行为模式，提供在整个公共管理体系中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和标准。
三、和谐社会管理价值的实现途径
公共利益作为和谐社会管理的核心价值或主导价值是人类社会管理发展的结果，这体现了历史的必然。但是，和谐社会管理体系拥有和获得这一价值时，是需要在公共管理活动中来加以系统地实现的。在对社会管理模式及其核心价值演变进程的分析中，当代和谐社会管理核心价值的实现途径逐渐显现出来，这也对我国当前的政府建设和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以政治制度化作保障。
以公共利益为核心价值是对和谐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规范性要求，只有依靠合适的手段才能保障这一核心价值得以实现。那么，什么样的手段最有利于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是政治制度化。所谓“政治制度化”，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政治“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 用通俗的话来讲，政治制度化就是政治行动的制度化，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能被政治参与者认可和遵守，从而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的过程，其功能是对无组织和无秩序的集体性政治行动加以组织化和有序化。在亨廷顿看来，任何政治体系制度化的程度，都可以用其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力来衡量。 政治制度化意味着政治制度能被共同体成员所认同并从而能被自觉地遵守，意味着能够保障公共利益不受集团和个人利益的损害，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制度能够与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的需要相适应，从而能够使所有可能的政治活动尽量地纳人制度的框架之中。因此，政治制度化不是政治制度的凝固化，而是政治制度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使政治参与活动有序化和合理化的过程。
（二）政府建设植入新公共服务理念。
新公共服务的核心理念是，在人民的前提下，作为最主要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其基本职能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即非亲自“划桨”又非代替公民来“掌舵”。丹哈特夫妇在关注当代新公共服务的三个理论——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理论、社区和市民社会的模型、组织人本主义和组织对话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七条原则：（1）服务而非掌舵；（2）追求公共利益；（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实行；（4）服务于公民而非顾客；（5）责任的非单一性；（6）重视人不只是效率；（7）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在民主社会里，当我们思考管理制度时，对民主价值的关注应该是极为重要的。效率和生产力等价值观不应当丧失，但应当被置于民主、社区和公共利益这一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之中。
（三）构建共同管理的社会机制。
和谐社会管理的民主范式提出了社会机制的理性观，发展出了管理的新模式。20世纪70年代之前，人们探讨的社会行动协调机制主要有两种：市场调节或政府控制。这两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同时又成了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等问题的牺牲品。基于这种双重失灵，民主的管理寻求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有效合作途径。管理的社会机制的内容包括：（1）它首先强调的不是一整套完善的正式制度或权威，而是更为关注为实现良好社会目标，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协调并采取联合行动，从而统一在公共利益之中；（2）它既不靠官僚制自上而下的控制，也不受完全市场机制的操纵，它的运行逻辑是以参与为基础，强调行为者之间的对话与协作，以交换信息、增进合作、降低冲突、确立和认同共同目标，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3）在管理过程中，政府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构成了相互依存的网络体系。在这一网络中，政府不具备最高的绝对权威，而主要是承担建立指导行动的共同准则及确定方向的任务。这就有利于消除相互依存却又独立运作、关系松懈的组织间的隔膜，突显出现代管理机制的民主特征。毫无疑问，以这一新的社会机制为公共管理的基础，将对公共利益核心价值的实现起到积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四）培育伦理性的公共行政文化。
体现民主本质的和谐社会管理要求重新树立不同于以往社会管理体系的人性观和哲学观。这是对政府职能、公民权能的基本认同，从而赋予政府、社会和公民以伦理性的公共贵任。这一伦理性的公共责任使行政文化的基本价值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传统公共行政对民众和政府的不信任有所不同，公共管理的思想家认为，公民、社会和政府都有值得肯定的责任心和道德感，政府与公民都有负责任行动的能力。因此，他们在反思以往公共行政的“政府模式”或“市场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公共文化观，主张“社会的公共行政文化”或“伦理性的公共行政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管理的思想家也没有忽视人的自利性的一面，因此应当更加重视伦理性的公共行政文化的导向作用，并通过文化感召与民主制度的约束相结合，使“在对公共行政人员自主性的恶的一面加以限制的同时，去唤醒和激发他的善的一面”。
与此同时，也在民主参与的公共领域内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品格。
注释：
张康之.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中的一场革命（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1）.
董晓宇.公共管理的由来及其与公共行政的内在差异.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1）.第9篇：公共管理的核心范文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以及《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切实推进全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根据我区《关于加强全区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
区各行政机关、有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各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各直属单位。
二、考核内容
区各行政机关、有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各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各直属单位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开展情况。
三、考核办法
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组成考核评价小组，对考核对象进行综合考评。实行年终集中考核和日常检查相结合的方式，以年终集中考核结果为主，以日常检查为辅。
四、考核分项
节能目标完成指标分为定量考核指标与定性考核指标。定量指标指年度节能目标和节能量，以计算目标完成率进行评分，满分为15分，超额完成指标的适当加分；定性指标指区级机关各部门和各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各直属单位落实节能措施情况，满分为85分。总分为100分。
五、考核等次
满分为100分。考评分优秀(90分以上)、良好(80-89分)、合格(70-79分)、不合格(69分以下)四个等次，具体考核评分标准见附表。
六、考核程序
1.自查。区各行政机关、有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各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各直属单位按照《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考核评分标准》自行检查打分。
2.集中考评。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会同相关部门组成考核评价小组，按照《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考核评分标准》逐项进行考评。
3.各单位考评结果在内部或通过媒体公布，并上报区委、区政府及有关部门。
七、奖惩办法
1.考核结果，纳入区区级机关作风建设和目标管理考评范围。
2.根据考核结果，每年评选一批“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对节能管理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表现突出的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3.对考核不达标或在节能管理工作有弄虚作假的，由区公共机构节能管理考核评价小组下达整改目标任务书，并将其列为下一年重点节能对象。逾期不改的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并按比例扣减下一年度办公预算经费。
八、考核要求
公共机构节能考核评估是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有关节能管理工作要求的重要措施，各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把考核评估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一步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强化措施，狠抓落实，确保节能管理工作目标任务全面完成。要认真准备有关资料，包括制定节能管理制度情况，能源资料消耗统计情况，节能进展和推动、部署工作情况，能源资料消耗台帐及相关资料。
九、其他事项

发布时间：2021-04-30内容摘要：中国经济学的形成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实践密切相关，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中国经济学的主要构成要件包括：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同时合理吸收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有用知识，创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第二，树立中国意识，以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第三，倡导直面现实的问题导向研究方法，坚持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发现真问题，并探索解决问题的逻辑与方法。基本经济制度不同，资源配置的方式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只有清晰揭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微观主体的行为特征以及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和方式，才能使中国经济学具备坚实的微观基础。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要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第一，如何在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第二，如何在按劳分配为主的条件下构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分配体系；第三，如何揭示在非同质性微观基础条件下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方式；第四，如何在中国经济学逻辑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改革开放之初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一统天下，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以分权为主要特征的东欧经济学开始在我国广泛流行。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确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特别是9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揭示市场配置资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占据重要地位。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广大经济学者越来越感到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既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找到答案，更无法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找到解决方案，于是，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简称中国经济学）就成为大家的共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有什么主要特征？为什么必须要为中国经济学构建微观分析基础？如何重构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本文将就以上问题给出我本人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同仁。一、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构成要件中国经济学不同于国别经济学，它是一门具有其特有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范式和自身逻辑的一套经济学理论体系。这样一门学问的产生，显然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紧密相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我们希望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样一场伟大的变革历经了四十多年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国家财富还是家庭财富均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但在理论上如何回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问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经济学界一般流行两大经济学研究范式，一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一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尽管在方法论与理论逻辑上存在根本性冲突，但是它们在回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否相结合的时候都陷入了困境。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人假设下形成了整体主义阶级利益分析方法，遵循集体主义价值观，它从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证明随着公有制替代私有制，商品货币关系必将消亡。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经济人、稀缺性假设下形成个体主义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遵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它证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也就是说，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回答社会主义是否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时结论是相似的，那就是社会主义只能与计划经济相结合，资本主义只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显然，改革实践远远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即现有的理论难以很好地回答我们在实践中所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为此，我们必须进行经济学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自成一体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具有一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是指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而理论则是人们基于一定的研究范式，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对人们未来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中国经济学的形成有其特有的历史背景，是实践呼唤理论的结果。2009年，我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当时在制定学院的学科建设规划时，我提出了以中国经济学为内核进行学科建设，出版系列教材。我为此系列教材撰写了题为《迎接中国经济学时代的到来》的总序，在序中我写道：“所谓中国经济学，实际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在充分吸收现有经济学分析体系中有价值的思想与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拓宽现有理论的某些假设条件，进而使这种经过修正和发展的经济学流派打上鲜明的中国烙印，甚至创立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经济学分析体系。”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有三个重要的构成要件。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求是》上的文章《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以下简称《新境界》）中所指出的，“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有人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发展市场经济，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秉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马克思在他的鸿篇巨制《资本论》的扉页上写着那句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发现他所处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占这个社会人口大部分的劳动者一无所有，而占少数的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了无产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宗旨就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剥夺剥夺者，创造一个无产者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当前我们所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显然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要建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在新时代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倡导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个是生产力观点，另一个是实践的观点，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唯物史观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境界》一文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国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行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意义，并非是说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面找到答案，更不是要回到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与发展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中国意识。中国经济学是以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为研究对象的，这一伟大实践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通过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实现现代化。我们通过对实践的归纳分析，得到一些重要的理论发现，据此提炼出特有的研究范畴。随着研究范畴的逐渐积累，便可梳理其逻辑关系，并形成相关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逐步发展成熟，形成理论体系。中国的改革模式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这样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利用已有组织资源推进改革。中国改革不是推翻原有的政治框架搞市场化，而是在既有的政治框架里推进渐进式的市场化变迁，也就是我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的。（2）增量改革。我们不是像苏联那样推倒重来的，而是在现有制度规则的边际上逐步引入市场元素，逐渐增大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如实行价格双轨制、产权制度的边际改革等。（3）先试点后推广。在一个等级框架中纵向下放改革优先权，取得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然后再逐步推广，把中央顶层的改革设计和发挥地方政府及微观主体的自主改革积极性结合在一起。我们据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条改革道路，形成了系统性的改革经验。总结提炼这样一种特有的改革经验背后的规律和逻辑，就有可能形成相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第三，问题导向。问题导向或者问题意识是一种很重要的研究方法，它摈弃了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方法，直面现实，坚持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发现真问题，并探索解决问题的逻辑与方法，提炼出具有规律性的认识，从而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我们的改革实践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种尝试前无古人，所遇到的很多难题显然很难从现有理论（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还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流行教材）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直面现实的分析方法，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现有的理论发生冲突时，我们不要一味以现有的理论否定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或经验，而是要用在实践中发现的规律性认识来修正或改造已有的理论，进而凝练出新的研究范畴与新的理论结论，形成一套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实践的理论构建。我把这样的研究方法叫作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学的构建需要坚持直面现实与问题导向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当已有的理论与实践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而不是让现实适应理论。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并不是指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思辨推导，而是源于实践，又应用于实践，最后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一种理论。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我们应该通过理论创新迎接中国经济学新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时期，我们党都根据自身的国情及实践进行伟大的理论创造，这其中包括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提出的一些基本方略，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再到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发展理念等。这些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造，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境界》一文中指出，“这些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当下我们更要有一种紧迫感，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提炼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为了达到这样一种研究目标，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1、要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与中国化。一方面我们要足够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研读，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必要理论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要避免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要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的生命力。2、以全方位开放的学术态度，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直是开放的，如果没有古典经济学的贡献，《资本论》是很难写成的。我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时，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也要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内涵之一就是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分析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最成熟的理论当然是西方经济学，所以西方经济学当中描述市场经济有效运行一般规律的原理与观点等同样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一个专门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也应该熟悉西方经济学，一个专门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也应该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才能有助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同时，我们还要从中华文明的宝库中汲取精华，丰富中国经济学的思想来源。3、要倡导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直面现实不是不要理论，而是要用从现实中发现的新问题去验证和发展理论。任何理论都是对过去实践的一种抽象思维的结晶，而实践是在不断发展的，随着时间、条件等元素的改变，已有的理论就可能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下降，而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我们能够根据变化了的现实去发展和创新理论。因此，我们倡导经济学者不仅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投身到改革与发展的大潮中，在直面现实的研究中发现真问题，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4、要推进研究方法的现代化。我们既要重视规范分析，也要重视实证分析；既要重视定性分析，也要重视定量分析；既要重视演绎分析，也要重视归纳分析；既要重视历史分析，也要重视逻辑分析。学术界好像有一种声音，认为实证分析、计量分析是西方经济的专属品。其实不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应该鼓励专门从事中国经济学理论构建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品质，使其研究结论是可重复的、可证伪的、可推广的。这对于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能够被更多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并扩大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非常有价值的。5、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创建中国经济学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每当谈及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时候，有些人希望在短期内就能够构建出一个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媲美的成熟理论体系。我认为这个想法是不太得当的。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当下还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全新探索，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离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不小的距离。既然研究对象具有不稳定性，对尚在进行中的改革实践及发展进程认识还在不断加深，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希望构建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显然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将随着我们研究对象的不断稳定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才能逐渐成熟。这其实是不足为怪的。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形成也是历经了漫长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成熟，西方主流经济学才逐渐成形。如果没有早期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学派的理论贡献，就不可能产生亚当·斯密的鸿篇巨制《国富论》，进而诞生现代经济学；如果没有我们在经济学说史中称之为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探索，马歇尔就不可能在综合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原理》，进而令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成型。我相信中国经济学的形成也将会经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作为有历史使命感的经济学者，必须脚踏实地深入实际，去努力挖掘和发现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背后的逻辑，凝练出新的范畴。随着直面现实的研究成果不断积累，我们逐渐把这些范畴结构化、理论化，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二、中国经济学需要一个微观分析基础西方经济学中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分，前者属于个体分析，后者属于总体分析。微观经济学流行的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宏观经济学流行的是凯恩斯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显然，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行为很难解释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不均衡条件下的非自愿失业现象，也就是说，微观均衡分析框架是难以成为凯恩斯宏观非均衡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的。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学者一直在努力重新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构建一个新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即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目前，这个工作还在进行之中。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显然也需要一个相应的微观经济分析框架。中国经济学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相关理论体系的创造需要重构其微观基础。也就是说，只有清晰揭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微观主体的行为特征，以及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和方式，才能使中国经济学具备坚实的微观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含两个方面的重要规定性：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二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回答在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为什么必须而且能够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且还要能回答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市场机制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经济学实际上不仅是要研究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特色，它可以合乎逻辑地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是中国经济学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还要研究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特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回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如何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消亡，计划是配置资源的唯一方式，不仅企业的所有权归属于政府，企业的决策权也由政府控制，企业行为完全从属于政府，因此，事实上没有独立的企业行为，市场机制也不发挥作用，从而缺失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分析。微观经济分析的缺失显然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没有微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将难以解释我国市场化进程及相应的微观主体行为。因此，若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就需研究微观主体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特征，以及在这样的微观主体下市场机制是如何配置资源的。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分析显然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短板，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西方经济学在理性人、稀缺性假设下研究市场主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它要回答资源配置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只要市场是完美的，那么市场机制能够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按照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的逻辑，市场机制若要能够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必须满足以下几个主要条件。1、资源配置遵循产权规则。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对价格的波动做出灵敏及时的反应，从而通过价格涨落自动实现供求平衡。市场主体具备敏感边际行为的前提是硬预算约束，而硬预算约束是一种产权约束，也就是私有产权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2、决策分散化。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任何人都不能左右市场主体做出独立的判断。每一个市场主体将在硬的预算约束下，根据它的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关系对市场做出灵敏及时的反应。3、自由和平等竞争。市场主体能够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即法无禁止即可为，在法治前提下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强制规定市场主体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即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反垄断与排斥政府随意干预的。4、价格协调微观决策。市场上有千千万万的买者和卖者，当市场充分竞争的时候，能够决定他们优劣胜败的唯有自由价格体系，即市场价格既不能由政府控制，否则是所谓的官定价格，也不能由卖者或者买者控制，否则是所谓的垄断价格，官定价格和垄断价格都会损害市场效率。西方主流经济学告诉我们，只要市场竞争是充分的、信息是透明的，那么通过价格机制能够自动出清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国家市场配置资源的事实，但一成不变地照搬来解释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过程则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我国在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条件下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如果把西方的微观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那么私有产权就是大前提，这显然与我国的具体国情不相符合。重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的理论难点如下：一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重塑市场主体，特别是如何在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条件下，通过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二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完善市场机制与市场体系，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三是如何在贯彻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下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分配体制；四是如何在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以上难点问题是我们在创建中国经济学时必须要直面和回答的。为了回答这些难题，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有用成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问题，西方经济学中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市场主体行为等的一般知识仍然可以被我们借鉴。但由于制度背景不同，显然不能直接照搬西方微观经济学。目前在相关教材的编写中出现的倾向性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例如，有的教材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采取完全排斥的做法，导致教材的编写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有的教材几乎全盘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导致把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关的内容虚化；还有一种现象更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教材编写中存在比较明显的“两张皮”现象，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板块式结合。该教材在讨论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时，采用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当教材阐述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时，又几乎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导致教材编写中“两张皮”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缺少一个微观分析基础。我们认为制度不同，资源配置的方式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西方主流经济学很难直接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因此，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就必须要重构微观分析基础。中国经济学需要一个微观分析基础，以讲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主体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特征，以及市场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时必须考虑以下事实：第一，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第三，中国正处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型时期；第四，中国是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第五，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后来居上。这些约束条件是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以及其他行为主体在做出微观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外部因素。这些约束条件也是中国微观经济学区别于传统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关键要件。中国特色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基于中国的改革实践，要揭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市场机制是如何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学逻辑。我们要讲清楚在公有制为主、国有经济主导条件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如何发挥决定性作用，揭示中国特色市场化进程背后的经济学逻辑。三、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要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一）如何在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相兼容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难题。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公有制为主、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我们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经济人假设下形成一套个体主义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进而回答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等问题，在私有产权条件下的自由竞争将形成一只“看不见的手”，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它遵循的是“小河流水大河满”的逻辑。而私有化显然不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选项。经典的政治经济学则基于社会人假设形成一套整体主义的阶级利益分析方法，并据此推导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它遵循的是“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逻辑。按照这一逻辑，国有经济是没有边界的，这就很难回答市场机制为什么还会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我们既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又必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此，我们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1、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性质和功能。国有企业要成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必须解决两大难题，即政企分开和所有权的可转让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布局在理论上是存在最优解的，即布局过宽可能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布局过窄可能不利于坚持公有制。国有资本既要有“进”，也要有“退”。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投入，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一是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二是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领域；三是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加大对新型基础性设施的投入。国有资本可以从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中退出，清退不具备优势的非主营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2、分类改革。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即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公有制，又要坚定不移地发展民营经济，而分类改革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谓分类改革就是根据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以及所提供产品性质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改革战略。所处行业分为竞争与非竞争性行业，所提供产品分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如果一个国有企业提供公共产品，那么可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即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处于自然垄断行业，那么可选择国有国控模式，即可以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但国有资本要占主体；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处于竞争性的领域，那么可以根据“竞争中性”原则推进市场化改造，即对一部分比较重要的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而对于中小型的竞争性国有企业则可完全推向市场。3、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除了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独资企业外，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国家不再百分之百控股，属于混合经济。其中，很多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造后，在上交所、深交所或海外上市了。今后改革的重点是要分层分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所谓“分层”，就是集团总部与子公司实施不同类型的混改。总体上，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层面保持国有独资，具备条件的可以引入其他国有资产实现股权多元化。混改的重点是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出资的企业和商业一类子企业的混改。所谓“分类”，就是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施不同的混改形式。自然垄断行业国企混改的重点在其子公司，同时要保持国有资本控制地位。公益类企业可以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竞争性国企宜改则改，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或者参股。4、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随着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有必要对国有资产的监管体制、监管模式进行改革，以期既能够推进政企分开，又能够有效地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同时防范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一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怎么样让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通过这样一种转变可以在所有权主体方面更好地适应市场要求，同时更好地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5、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国有企业的效率提高既可以通过产权变革，还可以通过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我们认为不能纯粹按照股东至上的逻辑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治理框架，而应该更多地从股东至上主义走向利益相关者合作的逻辑。现代企业不仅仅应该为股东利益服务，还必须要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这个利益相关者除了股东之外，还包括债权人、人力资本所有者等主体。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再造的总体原则是：通过加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来体现国有企业的制度性质；通过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有机结合的方式来重构具体的治理机制。（二）如何在按劳分配为主的条件下构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分配体系？如何在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也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按劳分配，是在社会所有制及不存在商品货币条件下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与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分配方式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宏观角度看，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从微观角度看，国有企业普遍引入其他产权主体，即采取了混合所有制形式。与这样一种所有制结构相匹配，我们采用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逻辑下，按劳分配是一种个人消费品的实物分配，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原则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在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我们需要讲清楚按劳分配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的实现机制又是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整个价值实现过程存在个别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的差别，存在个人劳动与企业联合劳动的差异，因此，按劳分配要受到劳动所表现的社会价值、价值实现和市场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兼顾公平与效率是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重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所有制构成了不同的生产条件，即使是同为公有制企业，也由于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所使用的技术不同，生产条件也不相同。因此，生产条件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和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状况直接影响收入的公平分配。例如，要素禀赋占有和财富积累模式的差异、劳动弱势与资本强势的博弈格局、行政性垄断收入与分配不公、城乡阻隔要素流动与农民工收入增长受阻等。由此可见，生产条件分配的失衡，造成了国民收入在不同部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失衡，引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逐渐扩大，特别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趋于下降。因此，要解决微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必须构建收入公平分配的微观基础，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生产条件分配不公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必须要通过不断地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当中的占比，以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三）如何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给出坚实的微观解释？所谓市场化改革道路是指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如何完成这样的转变，“华盛顿共识”开出的“药方”是产权私有化条件下的资本与市场全面开放。这样一种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改革路径不仅在拉美的实践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并且也不适合中国国情。我国选择了一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其特点是：（1）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2）增量改革推动存量改革；（3）先试点、后推广。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只有理解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转型过程，才能理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才能理解“中国模式”。然而，西方微观经济学教材缺失了体制转型的关键内容，从而无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做出准确、完整、客观的理论解释。中国特色市场化改革进程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给出微观解释：（1）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伴随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推行，拥有相当大资源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可以分享剩余索取权，这促使作为行政代理人的地方政府成为追求本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组织。（2）官员激励。具有以上特征的地方政府有着通过自发制度创新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的意愿，从而成为沟通微观主体制度创新需求与权力中心制度供给意愿的桥梁。（3）实施集体行动。解开制度变迁中“诺斯悖论”的可能性主要不是依赖于单个行为人的自由选择，而在于超越个体水平的集体行动。实施这一行动的主体就是地方政府。（4）政企合作。地方政府效率导向的制度创新有助于实现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这使得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大于冲突，正是这种“政企合谋”使得地方政府有可能突破由权力中心设置的制度创新的进入壁垒。（5）制度创新的扩散。制度创新的“中间扩散”有可能实现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经济功能和制度创新功能呈现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的“倒U”型变化态势。因此，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通过渐进的方式成功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四）如何揭示在非同质性微观基础条件下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方式？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所讨论的微观经济基础具有同质性，即在私有产权条件下，微观主体具有硬的预算约束，价格具有充分弹性，市场竞争非常充分，资源自由流动，市场机制能自动出清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而我国正处于由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转型之中，它的微观基础具有明显的不同质性：（1）区域发展不平衡。全国的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及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性，市场化的发育程度也不同，因此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发展模式。（2）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我国是一个存在明显“二元经济”特征的国家，现代城市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同时并存。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是一个农村剩余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3）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在国际上处于较高的水平，贫富差异是比较大的。我国在反贫困问题上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接下来如何通过乡村振兴继续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4）结构的不平衡。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下，只要市场竞争是充分的、资源能够自由流动，其产业的形成则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而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不完善，再加上政府的干预，市场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从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会出现失衡现象，导致资源的错配。因此，通过结构改革来实现结构的再平衡是中国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当微观基础不同质时，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就会呈现为复杂的过程。以产业结构失衡为例。大量的历史经验证明，后发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演进过程并非纯粹是一个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过程，而是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通过政府对相关产业的倾斜性支持，特别是对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倾斜性支持，来实现经济起飞的。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发展面临着五大约束：一是人口数量巨大，且人口密度较高；二是人均收入起点较低；三是工业化程度较低；四是对传统社会和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五是巨大的城乡差别。这五大约束决定了中国的经济起飞首先需要顶层设计，通过政治稳定和有为政府来有序推进改革开放，其中，产业政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产业政策也从计划导向的设计思路向市场导向的思路转变。市场导向的产业政策不仅让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而且还为中国逐步积累起丰厚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需求。但产业政策的设计和运用效果依赖层级政府行为，当层级政府多目标权衡时，产业政策就会偏离助推产业发展的目的，从而可能导致市场扭曲与产业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要规范层级政府的竞争行为，寻求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而具体的产业竞争和演化则交给市场竞争去解决，实现从供给侧竞争为主向需求侧竞争为主转变。（五）如何在中国经济学逻辑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政府的职责是充当“守夜人”，主要负责征税、司法、国防以及一些公共职能，而不应参与经济活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一步认为市场失败的原因是产权模糊，政府干预不仅不能解决市场失灵，而且还会导致政府失败，最优选择是通过产权的再界定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这一理论显然解释不了中国经济以及东亚经济的崛起。因此，要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必须将政府和市场关系、政企关系作为重中之重的课题来加以研究。中国增长模式与改革经验既不同于西方微观经济学强调的政府不干预理念，又有别于传统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所强调的政府干预理念，实际上是追求政府和市场的合作双赢。一方面要看到市场可能会失灵，另一方面又要警惕政府也会失灵，因此，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互补关系。无论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还是数字经济的发展，都是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的成功经验。我们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中国的成功经验来看，我国政府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发挥作用：（1）政府在制度层面上的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党领导下的政府的一个重要功能。（2）中央政府在改革层面的作用。这主要通过改革的“顶层设计”来实现，其决定着体制改革究竟改什么、如何改、何时改等关键问题。（3）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无论是需求管理还是供给管理、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政府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政府在中观层面的作用。产业政策仍将在我国的产业演进中扮演重要的角色。（5）政府在微观层面的作用。在市场失灵的场合，适度的行政干预还是必要的。在中国，政商关系也是“剪不断、理还乱”。政府的行为方式和它的权力边界，必然会影响其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刻程度，在某些场合下甚至地方政府还会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因此，这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商关系。要理解政商关系，就需要了解我国的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特殊角色。财政分权改革导致了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目标，地方政府不仅是中央政府的一个行政代理人，而且还具有发展经济的强烈动机，从而与企业之间构成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商关系。政企合谋既可能会导致腐败等问题，也可能会降低制度变迁中的交易费用，推动区域内的经济增长。从中国实际出发，我们并非要完全抛弃政商关系，而是要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其关键是两个字：一个是“亲”；另一个是“清”。优化营商环境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规范政府行为，在转型经济中对传统政商关系进行革故鼎新，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本文刊载于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3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及作者。作者：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