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9-28内容摘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的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在理论上，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特别是《资本论》科学方法论与资本一般和资本特殊理论的指导，还需要彻底清除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的资本理论的影响。在实践中，需要把我国的资本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之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辩证逻辑、发展逻辑进程中，理解我国资本的特性、资本结构的特点以及各类资本运动规律和行为规律。在我国各类资本中，与非公有资本相对应的是公有资本。深刻认识公有资本是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资本特性的一把钥匙，是我国资本理论创新的标志。一、研究我国资本问题的背景和意义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为了沉着应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风险和重大挑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初级产品供给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碳达峰碳中和等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中，前两个问题侧重理论问题，后三个问题侧重实践问题，但它们之间又存在密切关系。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以“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明确指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年5月，《求是》杂志第10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署名文章《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中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行为规律、作用效能、治理规范等，为全党上下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理论问题、科学制定与资本相关的政策提供了思想指引。笔者认为，对资本问题的研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国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征程伊始，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理论工作者发出的动员令。它预示着继“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之后，社会主义资本理论与实践是我们党的又一个伟大创新。值得高度重视的是，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新提出的重大问题，既有“集成性创新”的意义，更有“原始性创新”的价值。从理论上看，其核心要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解决公有制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及破解路径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当然也就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不断创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从理论上研究和把握我国资本的类别、特性、行为规律等一系列问题。从实践上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除了上述“四个关系（到）”之外，还关系到我国资本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如何与外国资本、国际资本进行互为条件、互相联系的竞争与合作的问题。当下资本问题可研究点众多，本文侧重研究我国资本特性问题。二、研究我国资本问题需要确定的两个必要前提研究我国资本问题，需要确定两个必要前提，一是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二是需要置身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一）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如果说把“市场”嵌入“社会主义”之中，从而创造了既能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经济制度、又能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一社会主义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那么发现“公有制”与“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中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类资本”的特性及其行为规律，“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创新。然而，无论是伟大创造，还是伟大创新，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唯一能够把马克思的两大科学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融为一体的著作，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系统最完备的阐释，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迄今为止无人比肩的论资本的巨著，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地标”，是工人阶级“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是“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资本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们要在理论上而不仅仅是在政治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的资本问题，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论”，就绝不能离开《资本论》的根基和指导。针对有人把《资本论》归入传统经济学的看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来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问题严重、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针对有人把各种不同类别的政治经济学混为一谈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二）需要置身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任何生产要素——自然资源、劳动产品、劳动（力）商品、货币、土地、知识产权、数字技术等，只有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中，才能判断其经济本质与特性。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各种生产要素具有什么性质，是由其所处的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因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在这里，所谓经济制度，就是由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体系——全部生产力以及与它相适应的全部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结构及其制度形式；其特定的社会性质，是由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由于经济制度体系本身是鲜活的生命体或具有新陈代谢功能的有机体，所以广义的经济制度，还包含其运动方式即体制机制，以及支持其周而复始持续运动的分配规则和分配方式。科学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国资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经济运行层面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均决定于市场配置和运营；从分配方式层面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应该说，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体现了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情，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特征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资本生存运营不可或缺的环境。新发展格局最早是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具有远见的战略定位与战略对策。同年5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后，作为“新话语体系”，它多次在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上被反复提及。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将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特征的新发展格局纳入其中。从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成为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可以想象，新发展格局必然会成为我国资本生存和运营的广阔空间。三、探讨我国资本特性需要以《资本论》为依据深入剖析我国资本特性，需要以《资本论》为依据，向马克思求教，何为资本的本质和特性。（一）资本的本质是什么？笔者认为，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各种资本问题中，资本特性问题是最重要的。资本是物（生产要素等），还是生产关系？资本，在我国与其他国家，例如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21世纪的非洲国家，是否具有同样的性质？如何理解资本一般与资本特殊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对于研究资本问题，与其说是方法与视角问题，不如说是立场与目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至古代。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资本就是“货殖”，即可以繁殖的财富；在《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之前的两百多年里，即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后期，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使用抽象法，透过商品物的表象追究其背后的实体真相，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然而，一旦涉及什么是资本，他们便语焉不详了。古典学派主要创始人威廉·配第把资本定义为“鼓舞一个民族去发展产业，去征服世界市场的强大动力”；工场手工业鼎盛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资本是供未来生产使用的一部分储备（或储蓄），以及能带来利润的一部分储备；机器大工业时期经济学巨擘李嘉图则认为，资本是从利润的储蓄中得来的积累劳动，也可以是原始人手中的棍棒。总之，古典学派很坦率地把资本理解为劳动工具、积蓄储备、积累劳动和自然物，这既说明了他们的单纯与无知，也说明了他们的糊涂与混乱。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于1867年。在此之前，马克思先后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手稿）》《资本论（1863—1865手稿）》三部手稿。换句话说，虽然《资本论》的第二卷（1885）和第三卷（1894）是在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但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彻底革命和对资本理论的伟大创新，在1867年以前已经全部完成。在《资本论》的分析框架中，“现代社会”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它以商品为细胞，以货币为交往和交换媒介，劳动力在社会范围内成为商品，雇佣劳动成为制度基础和制度特征，市场成为资源配置机制和资本分配机制，而资本则作为主体和躯干主导着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并占有剩余价值。这种生产方式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具体而言则是以英国为样本、以欧洲为背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正是因为有了资本—剩余价值的学说，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便同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融为一体了。在《资本论》框架中，何为资本呢？应该说，三卷《资本论》洋洋洒洒230万字都是在阐释“资本是什么”。《资本论》不仅阐释了资本是什么，还阐释了它不是什么，以及二者背后的原因。例如，马克思写道，“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但“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资本是一种兼具现象与本质的二重存在。从现象上看，资本可以是任何东西；但从本质上看，资本只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坚持用“资本一般”揭示资本的抽象本质即本性（共性），用“资本特殊”揭示资本的二重属性即特性，用“资本个别”揭示资本的多样化的具象即个性。《资本论》的鲜明立场是用资本一般统帅资本特殊和资本个别，以对资本本质（本性）的分析为红线，并坚持将其贯穿到对资本的特性和个性的全部分析之中，以便分层次揭示资本真相。这是《资本论》迄今为止尚无人超越，且不同于其他资本理论的实质。 （二）资本的特性是什么？资本的特性，就是资本的本质（本性）存在的二重性或二重态，就像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态的特性一样。一方面，所有的资本在本质上都是生产关系，而不是单纯物；另一方面，所有资本的本质都有“物”的载体或者“非物”的社会形式（例如品牌）。作为生产关系，资本必须借助物的形式或其他形式来表现；同样，物或非物必须承载一定的生产关系才有可能是资本。所以马克思说：“不论我们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米代替小麦也好，是以轮船代替铁路也好，只要棉花、米和轮船——资本的躯体——同原先体现资本的羊毛、小麦和铁路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即同样的价格，那么资本依然还是资本。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资本的二重特性不是主观描述的，而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说：“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本身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这一点虽然普通的经济学并不理解”，但“资本一般的一个规律是，为了增殖自己的价值，它必须二重地存在”。资本的二重特性就像粒子一样，在不同条件下的粒子分别显现出其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的二重性。在这里，“不同条件”是正确认识和理解二重特性的关键。如果说古典学派因为历史局限而没有创建资本理论，那么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中叶的新古典学派则因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将所有与资本相关的理论都引向歧途。新古典学派中，最初被经济学界视为异端的边际学派，用生产（价值）分析的多元论来取代古典学派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论，把“资本”定义为“时间”并将其看作与劳动同等的生产要素，从生产多元论过渡到分配多元论，并根据所谓公允边际分配法来决定所有生产要素的收入，由此形成一种固化、公式化的分配格局：资本（时间）—利息、劳动—工资、土地—地租、管理—利润。边际学派通过该分析框架，用数学描述的现象学取代古典学派探索本质的抽象法，用所谓专业的分析取代现实的分析，用所谓资本（时间）—利息论反对资本—剩余价值理论。例如，庞巴维克在马克思去世后的第二年（1884）出版了《资本与利息》第1卷和第2卷（1889），又在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年（1896），以《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一书来表达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近乎疯狂的反对。用生产当事人直接感知的现象来扰乱现象背后的本质，以达到把资本主义美化为世界上最合理、最和谐的生产方式，这种做法在新古典学派最具权威的代表——马歇尔那里达到顶峰。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1890）中，他把资本与劳动、土地并列为具有相同地位的生产要素，把边际生产力决定生产要素报酬的理论阐释为定理，并用数理方法将其确定为经济学研究的规范，用“连续性原理”把“时间因素”确定为收益分析模型中的决定性因素，以“均衡价格论”代替“劳动价值论”、以生产费用论代替资本理论并成为公理。继马歇尔之后，希克斯使用比马歇尔还数学化的专业方法，放弃了对资本性质（不论是本性还是特性、个性）的研究。在其代表作《价值与资本》（1939）一书中，希克斯提出在一个动态投资的时间过程中如何获得收益的分析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资本就是“每一种带有固定利息的证券（票据、公债券、债券）”，或者“是在将来付给一定数量货币的承诺”。他指出：“作为货币的证券与非货币的证券，其不同点为前者不带利息。”很明显，在希克斯那里，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利息的时间、证券、承诺。此时，资本不仅已经物化了，而且已经虚拟化了。四、明晰我国资本结构方能把握我国资本的特性（一）我国的资本特性与类别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的资本特性和类别，须先消除自20世纪60—70年代延续至今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学派对我国当下经济学思维的巨大影响，否则，谈正确认识和理解是不可能的。新自由主义是用“市场出清”“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的观点，代替传统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政府是守夜人”以及“（资本）私有制永恒”的主张。新古典综合派则用其最擅长的数学模型对经济政策和经济主张进行定量分析。然而，这两个学派都没有资本理论。19世纪初（1803）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创立的生产要素理论勉强可以视为他们的资本理论。在其分析模型中，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所有复杂的规定都被抽象为零，因此其资本增长和资本积累的数学模型都是线性的。需要指出，在生产要素即资本的影响下，人力资本（1959）、社会资本（1980）、资源资本（1985）、自然资本（1999），以及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环境资本、知识资本、信息资本、网络资本、数字资本、平台资本等，形成了一个“泛资本”概念群。从纯理论视角看，生产要素或“泛资本论”有两个错误。一是只见“物”不见“人”，而《资本论》则恰恰相反，“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表现着各个生产者之间通过市场发生的联系。货币意味着这一联系愈来愈密切，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资本意味着这一联系进一步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土地、工厂和劳动工具的占有者。工人用工作日的一部分来抵偿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则是无报酬地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二是没有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科学视野，囿于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去看待社会、生产要素和资本。他们甚至从未考虑过——无论是生产要素作为资本，还是资本作为生产要素——都需要放到由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特定的经济制度体系中去判断。正如不能撇开、事实上也没有撇开“社会主义（本质）”去搞市场经济的伟大创造一样，我们绝不能抛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去认识和理解我国的“资本特性”及其他问题。毫无疑问，我国的资本特性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关系体系的特性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共同富裕，公有制经济是支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力量，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主体存在形式，它主导和运营的只能是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经济形式即“公有资本”。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新时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特征的新发展格局中最活跃的力量，而非公有制经济又天然地、自然而然地采取了“非公有资本”的形态。因此，从总体上看，在我国，以公有资本为主体、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由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构成的资本结构取得了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相匹配的形态。在这里，一方面，公有资本因承载社会主义本性（本质）而与非公有资本相区别；另一方面，因采取物的和非物的多种物质形态而具有了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的二重特性。换句话说，它既在本质（本性）上成为公有制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中的存在形式，又在特性上以生产要素等“物”或“非物”的形态与我国的非公有制资本一起游走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市场经济的新发展格局中，还会通过“一带一路”等路径运营于统一的世界市场之中。这就是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与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与基本经济制度相契合，我国的资本主要由两大类别资本构成，即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二）我国的资本结构与规律所谓结构，一般是指由不同类别的构成要素及其比例、份额、层次形成的相互联系、交互作用的具有整体性的系统。所谓规律，一般是指深藏于事物内部、决定事物性质的构成因素及其与必然性相联系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只有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资本的特性、类别、结构，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资本的运动规律和人格化资本的行为规律。由于我国资本的性质、结构都较为复杂，因此其运动规律特别是人格化资本的行为规律也具有多样性。从所有制性质上看，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从我国资本的类别来看，有公有资本、非公有资本，还有在二者之间具有过渡性质的混合资本；从国别来看，有中国资本和外国资本；从当下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之间的比重、效能来看，与其强调公有资本占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不如强调非公有资本半壁江山不能少，因为公有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行为更容易受规范约束；从中外资本的关系来看，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外国资本的行为规律一定有不同于我国资本（包括非公有资本）的逻辑。如果说构建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资本理论，是一个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媲美的伟大创新，那么这个创新的标志应该是公有资本。从形而上学的逻辑看，公有资本的提法经常被理解为一个悖论。这个悖论表现在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还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或从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国进行资本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来看，我们都找不到一个可以把公有制与资本融合起来的理由并冠以“创新”。这是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看，资本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这些观点早已深入人心；从我国国情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除了封建主义，另外两座都与资本有关：一座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另一座是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直到明末清初才在江浙一带出现萌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很深的重农轻商的情结；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来看，“一化三改”和平赎买的对象是民族资本，之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意味着走回头路、贪污腐化。然而，公有资本这个“悖论”一直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存在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国情和不同时期主要任务出发，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不断探索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实际上， 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以来，1997年党的十五大已经明确提出“公有资本”的概念，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之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以资本为纽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五、公有资本是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资本特性的钥匙“公有资本”概念继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后，就很少被提及，而是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概念。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首先，从科学探索上看，提出一个问题甚至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资本性质的理解逐步深化，对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对资本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入，对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面向未来，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资本理论的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作为逻辑基石，是连接和支持我国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创新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评价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时说道：“他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他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委婉表达了他对皮凯蒂并没有从“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去解释西方国家财富不平等现象的不同看法，同时明确表达了应该更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的观点和立场。应该如何理解“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呢？众所周知，一棵大树，没有根就没有本，没有根本就没有树干与枝叶，更没有繁茂的枝叶。“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不是泛泛一般的所有制，例如生活资料所有制，而是有着鲜明特殊性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大之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一定要坚持所有制层面的“两个毫不动摇”，而且还要坚持凸显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性的“两个不能动摇”即“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在此基础之上，还一再强调“要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毫无疑问，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就是我国资本创新体系的逻辑基础。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我国资本创新体系的逻辑架构。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问题，有如下几点需要说明。一是“市场”作为商品交换、资本流通的场所、空间，其本身就是一个架构或“市场体系”，本质上它是全部生产者相互联系的总和，因此，市场本身不是主体，而是所有生产者发生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复杂网络，是全部经济关系的总和。二是市场主体是构成市场架构的每一个要素及其背后的“生产者”，由于当代生产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所以当代市场体系中的商品生产者都是隶属于资本的生产者。因此，资本才是当代市场体系中的“市场主体”。三是没有资本主体的市场不是完善的市场，各类资本为自己的增殖而运营才是市场主体健康活跃的根本标志。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有一个不小的缺陷，那就是没有抽象出与公有制经济相匹配的资本主体，而这个资本主体就是我们当下资本创新理论要寻找的逻辑主体。在笔者看来，“公有资本”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像《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地位和作用一样，是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资本特性的一把钥匙或总开关。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统一的视角看，公有资本本身表达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公有资本作为一个逻辑主体，一方面，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运营主体和市场主体，（应该）承载并影响着我国市场关系中各类资本之间的商品所有权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形式，不仅自身要依据商品所有权向资本占有权转化的规律来实现公有制经济的“增殖”即发展壮大，因而成为实现我国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的经济力量（而不仅仅是财政基础），而且还要成为影响和主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其他各类资本运行的经济力量（不是行政力量），因而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中最有活力、最具发展动力、最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的经济基础。换言之，公有资本作为一个逻辑中枢，一方面按照市场规律与国内外各类资本在市场经济海洋中游弋竞争；另一方面按照价值规律向剩余价值规律转化的逻辑，主导、协调我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的矛盾关系。毫无疑问，解决这些复杂矛盾关系的逻辑构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特征，而最终决定和协调这些关系的逻辑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特质。为此，要深入研究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最后，笔者要强调的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各类资本概念，除了公有资本概念，其他任何类别的资本概念，包括国有资本概念与集体资本概念，都不能承载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特性。以国有资本为例：从历史上看，国有资本、国家资本早已有之，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中，马克思就把国家资本（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个人资本、股份资本、合作资本（集体资本的一种）、社会资本等概念放在一起进行剖析，那里的“国家”和“国有”，显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从现实看，国家资本、国有资本在各个国家都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兴起的“私有化浪潮”就是把国有资产、国有资本私有化了；从逻辑上看，国有资本、国家资产的性质是由国家（国体和政体）的性质决定的，因此，仅从“国有”这一概念（包括“政府”这一概念）是无法断定其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由此，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把我国的资本特性放在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问题的首位，是极其重要的指引，因为只有把我国市场经济中各类资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上区分清楚，才有可能把握不同性质的资本各自的行为规律，以及制定出有针对性、有操作性的资本行为规范和资本治理规范。作者：杨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创院院长本文转载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3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及作者

作者：唐任伍（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宏大的叙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本质要求和目标定位进行了科学论述，并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战略安排，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文化开创的一条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构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尽管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共同点，但其核心价值观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因此，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厘清其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价值体系是区别不同类型现代化的根本标志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形态变化过程，本身只是一个抽象的“中性”概念，只有当它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内涵之后，才有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西方式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这种区别。因此，本文认为，“价值体系”是区别不同类型“现代化”的根本依据和标准，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特的价值体系，构建起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价值体系是现代化的精神之魂
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决定社会意识性质和方向的“价值体系”，是现代化运动的内在精神之魂。价值体系是由价值元素组成的有机体系，包括价值尺度、价值评价、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目标和价值实现等，反映的是现代化运动到底是“人被资本支配”还是“资本为人服务”，或者说现代化的运行与发展是“人支配物”还是“物支配人”。这是一个决定着现代化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本和源、根和魂”的本质问题。
长期以来，有关现代化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发展形式、过程和各种指数设计这些技术层面上，诸如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作为现代化发展的驱动力、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等，均被认为是现代化具有普遍性的“共性”内容，因而是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信仰体系、价值观念差异而设计的普遍范例，由此得出“条条道路通现代化”与“不同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最终趋同的结论。但是，现代化运动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全部激情、意志和活动过程都要受到价值取向的制约，都带有在人与对象关系中所形成的爱憎、取向、抑扬和褒贬等价值色彩的方向性。影响人的活动方向的因素很多，其中最根本的是活动主体的动机系统和价值系统。
因此，现代化运动的方向和形式，是由价值主体与客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决定的，其中价值尺度和价值准则是判断和衡量现代化发展价值大小的标准，是现代化发展所要遵循的行为准则;价值取向最重要，是定向现代化运动的指示器，帮助人们进行现代化的价值选择、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其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行动的成败;价值追求是与价值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决定现代化所要探索、体验、理解、感受和达到的目标，实际上是指现代化所要实现的一种愿景，是价值主体的一种主动行为;而价值实现则是价值目标被客体认可和接受、理念得到具体实现的过程。事实充分证明:只有建立正确的价值体系，才能保障现代化既沿着事物发展的趋向，又沿着主体自身需要的指向发展。
（二）价值体系决定着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和道路
价值体系决定着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运动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资本逻辑”支配的发展方向和运行道路的现代化模式，不但社会政治、经济被资本支配，而且人都被资本支配，现代化发展就堕入物质主义的泥坑中，整个过程、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毛孔都沁透着资本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人与物的关系对立起来，导致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陷入两极分化、马太效应的困境，产生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发展也走到了尽头;而“以人民为中心”支配的发展方向和运行道路的现代化模式，物为人的需要服务，把人本身的发展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形成新的“人的发展—物质发展—人的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高水平社会发展逻辑，以替代“资本逻辑”下的“物的发展—人的发展—物的发展”的发展循环。
价值体系中价值尺度和价值准则是衡量标准，价值取向是灵魂，价值追求是目标，价值实现是手段，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形成和谐的价值体系整体。价值尺度和价值准则是对主体行为进行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价值取向决定现代化沿着什么方向，表征主体行为的根本动机，这种价值取向是社会运动的目的价值。而工具只有以其实现目的价值的有效性程度来确定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理由，历史或现实中的社会制度是服务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或需要建立起来的，因此，制度、政策、组织、机构等工具性的东西就自然不能构成现代化的目的价值，只能作为工具价值而存在。目的价值反映着主体的利益和需要，它规定着现代化的基本性质，制约着现代化的运动方向。克服制度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并最终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创造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
现代化作为一种运动，价值取向决定着它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不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初心、使命，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价值目标和价值准则。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所确立起的价值体系，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现代化价值观念的超越，具有真实性、科学性、道义性的鲜明特点与价值品格，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价值取向的扬弃
工业革命开启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旨归。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现代化，而资本是以剩余价值、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追求的，资本的形成过程，就是征服、奴役、掠夺、杀戮过程，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通过诸如“圈地运动”之类的暴力手段剥夺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通过国债制度、税收制度进行大肆搜刮，迫使广大底层民众成为雇佣工人屈服于资本的统治;在国外采用枪炮、杀戮等血腥手段和商业战争进行殖民掠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为了利润，资本可以为所欲为、不顾一切，“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以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大化作为价值取向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只是造福极少数有权有势的精英而不是帮助最广大底层民众，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崩溃和分裂。
由于资本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由少数资本家所占有，因此，资本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榨取剩余价值这一秘密的、合法的途径，把广大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据为己有，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的资本剥削工人的不平等局面。资产阶级通过立法，冠冕堂皇地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市场竞争”这两大所谓铁律法则的外衣掩护下，使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现代化以所谓的自由、平等、宪政、人权为口号，把人的自由“异化”为金钱的自由，用法律上的形式平等掩盖实质的不平等，庸俗的消费主义、娱乐主义成为麻醉人民群众的“鸦片”。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长期以来都是“见物不见人”。很显然，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为少数资本家服务的现代化。
（二）“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利益驱动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是其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是中国几千年优秀“民本”思想在新时代的传承，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坚持”中，排在首位的是坚持人民至上。“人民”一词字字千钧、频频出现，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科学理论的“人民性”，“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完美体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自己的私利，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首位，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价值主体的人民性、价值判断标准的人民性、价值实践的人民性，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落脚点，而且是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根本所在、优势所在，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人民性的鲜明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体现在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主体，现代化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14亿多中国人“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式现代化让全体中国人民都受益，而不是少数人获利。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仅从人民利益角度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必然性，而且将人民利益看作评价中国式现代化是非得失的根本价值标准，将满足人民利益看作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取向，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和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成效的标准。人民利益是第一位的，只有它才构成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只有它才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其他内容，包括制度、体制、政策、法规等，都是实现这种利益的手段。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嵌入社会主义内在价值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将“人的发展的平等机会”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完全不同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其价值追求是建立一个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就是共产主义。在这个理想社会中，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没有了，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关系，“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的全面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本质上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是一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本质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之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在国家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文明蒙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曾尝试选择过改良道路、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道路，但在当时条件下始终行不通，“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企图将中国变成其资本扩张和殖民掠夺的新领地，实现“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才真正开启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是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追求，是由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和核心理念所决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主义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区别于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本、以实现资本增值为基本逻辑的现代化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资本、搞不搞市场经济，而在于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是什么。以“资本为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目的是实现“两个解放”，即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以“人类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立足点，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利己主义”法则。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以“共同体”或“社会”的价值为基本遵循，以实现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为价值追求，并借助“制度—实践”的系列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进行具体实施，控制资本垄断、引导和规范市场经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以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对冲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冲所谓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自由民主模式”。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之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家，产生了无数引领世界潮流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四大发明影响了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态、盛唐时期大气包容的人文精神，农耕文化的繁荣，疆域的辽阔，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古代中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头，独领风骚数千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近代以来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西方列强的掠夺欺凌下，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落伍了，更谈不上什么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梦想和追求，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程才正式开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李大钊首先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复活”与“复兴”虽有一字之别，但意思基本一致。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前夕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尽管邓小平没有明确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法，但他制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了“振兴中华民族”概念。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时，江泽民首先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概念，并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再一次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阐释，并将其形象地称为“中国梦”。自此以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的最强音。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延续、迭代与创新，赋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生机，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有机融合，构建起人类文明新秩序、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之三：国家、社会、公民的和谐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是实现国家、社会、公民三者的和谐统一，形成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一幅国家、社会、公民三者有机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妙价值追求图景。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展现的是国家层面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富强”既表征国家的富饶强盛，又指向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构成了经济建设的现代化价值追求;“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构成了政治建设的现代化价值追求;“文明”表征的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上繁荣，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构成了文化建设的现代化价值追求;“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构成了社会建设的现代化价值追求。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展现的是社会层面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自由”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对必然规律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平等”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须注重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公正”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崇高追求;“法治”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遵循的规范与秩序运行。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展现出公民层面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爱国”反映出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敬业”体现出对职业与工作负责的品格，“诚信”强调信守承诺、言行一致，“友善”体现良好人际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上的价值追求，相互贯通、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统一体，共同为建设现代化国家、发展现代化社会、培育现代化公民提供驱动力和价值遵循。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之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以“资本逻辑”先发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其资本、技术、市场主导优势，通过殖民、战争、掠夺等手段，收割后发国家的财富，塑造了以“自由市场、三权分立、普世价值”组合起来的“现代化”话语霸权，并将其包装成现代化的普世价值和先验要素标准，强制其他国家遵守，构筑起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利益格局和国际秩序，制约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权利和空间，加剧了南北对立、两极分化，引发世界动荡不安。
中华民族崇尚和平、推崇和谐共融、以和为贵，传统文化中充溢着深厚的和平大同主义情怀，和平已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文化血脉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从来没有产生“资本逻辑”的土壤，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扩张之路，历史上“中国强盛到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30%的时候，也从未对外侵略扩张”。中国人民在国际交往中，始终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过得好。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炮制出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全方位打压遏制中国现代化发展和中国和平崛起的霸权、霸凌、霸道时，中国始终信守“决不称霸”的承诺，以“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对冲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的“脱钩断链”、“小院高墙”。
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和平发展之路，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所指出的:“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着人类进步的潮流。作为一个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对曾经遭受过“资本逻辑”企图将中国变成资本扩张和殖民掠夺新领地带来的民族危机、文明蒙尘的苦难记忆犹新，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遭受或正在遭受的西方资本主义移植的西方模式“现代化”痛苦感同身受。中国式现代化“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本身就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同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新的道路选择。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崇高的价值追求，需要安排有效的实施路径，才能达到理想彼岸。现代化的路径千条万条，发展模式多种多样，绝不只有单一的某一条道路、某一种模式，只有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才能最后获得成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极大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熟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价值实现的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升级版，是立足于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的14亿多巨大人口规模、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创新版。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价值实现之路。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实现的领导者和推动者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早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庄严地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实践证明，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
由于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先天不足，后天畸形”，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能，无力承担在中国发展现代化的领导重任。只有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才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征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体人民共同幸福为价值内涵的中国式现代化，才得以真正成为现实。
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17、18世纪，英国、法国、美国等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通过政党制度、代议制度、三权分立等，主导着国家现代化进程，并通过美化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契约的神圣性，对内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对外赤裸裸地殖民、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财富，为少数资产阶级谋取利益最大化，整个国家机器成为少数资产阶级维护统治、获取利益的工具。很显然，这条现代化之路只能保障少数资产阶级发财致富，无法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价值实现。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必然要扬弃资本驱动、为少数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价值取向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实现 的根本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因此，物质文明是底气，没有物质基础，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式现代化只是空中楼阁;精神文明是骨气，没有精神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一定缺钙软骨、楼阁垮塌。
现代化不仅表现在物质极大丰裕，同样需要精神富足。物质财富是现代化的基础，没有强大的物质财富作保障，现代化只是一句空话。落后就要挨打，贫穷不是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提出“四个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产业链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明确提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表明只有建立起强大的物质基础中国人才能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飞跃，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实现才有保障。
物质贫困不是现代化，精神贫乏也不是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但要消除物质贫困，更要消除精神贫乏，在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如果缺少精神文明的支撑，整个民族精神缺钙，就会产生各种危害社会的低俗、庸俗、败俗的乌烟瘴气，摧毁国民的志气、骨气、底气和勇气，就会被敌人的糖衣炮弹俘获，更谈不上什么实现现代化。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实现的根本要求。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家家仓廪实衣食足，而且要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人人知礼节明荣辱，绝不能只重视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这样才能有效避免现代化实践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均衡、不同步的世界性难题，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实现的品质保障
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在资本增殖欲望的驱使下无节制地从大自然中掠取尽量多的资源，支撑工业革命去实现现代化，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获得“对自然界的胜利”，结果如恩格斯所说:“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资本增殖、现代化实现的过程，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紧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依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因此人类必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国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绿色、低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将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来对待，坚持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规划，在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发展经济、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需要的同时，始终怀着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虔诚，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赢蓝天、水土、沙漠治理保卫战，推行河湖长制、林长制，实施黄河、长江母亲河保护工程，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地更绿了，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成为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形成工业文明生态危机，环境公害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式现代化抛弃轻视自然、支配自然、破坏自然的现代化模式，绝不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而是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并大力发展绿色能源、绿色金融，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加快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营造全社会绿色低碳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中国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人工林面积达7954.28万公顷，全球增绿1/4来自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工林面积最大、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中国对世界森林碳汇能力的实际贡献率高达250%，为推进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实现提供了品质保证。
(四)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实现的国际化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华文明中没有侵略、掠夺的文化基因，600多年前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进行洲际远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早，但是中国人没有搞任何殖民、杀戮、抢劫，还给各国送去了茶叶、丝绸、瓷器。在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博物馆中，左边展览厅展出土耳其同中国交往的文物，主要是丝绸、瓷器，右边展览厅是土耳其同西方交往的文物，摆满了剑、枪和铠甲，这是完全不同的历史叙事。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就说过:“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中国式现代化反对“国强必霸”，从来没有向世界输出过战争动乱和殖民苦难，也从来没有向别国转嫁过现代化的发展代价。
中国式现代化是靠全体人民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用鲜血和汗水来实现的。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希望有外援，也曾经想以西方为师、学习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但西方资本主义不但不愿意看到中国实现现代化，而且采取各种明的、暗的、软的、硬的手段，甚至公开发动军事战争、实施颜色革命，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从政治、经济、科技、人才等全方位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不仅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奴役，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而且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稳步实施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纵观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却是一条对内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剥夺广大小生产者生产资料，对外通过贩卖黑奴、贩卖鸦片以及依靠大炮和军舰进行武力征服等殖民的方式来实现的，发展历程上充满了血腥和“原罪”。这种“现代化”是依靠“资本”的力量开疆拓土、建筑在累累白骨和对他国的侵略与掠夺基础上的。中国在减轻西方现代化过程苦痛的同时，迅速提升中国现代化的水平，实现后发赶超。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实现走的是和平之路，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则是一条赤裸裸的血腥暴力之路。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驾驭资本服务社会主义和人的发展，不同于按照资本逻辑运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也不同于传统、僵化的片面否定资本作用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资本观，以“驾驭资本”作为自身的基本特征，调动各种力量，既利用和引导资本，又防范和规制资本，使资本运行服从社会主义和人的发展，发挥资本的正面作用，规避或尽可能降低资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资本曾经为推翻封建社会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和自由时间，调动了自然界、社会交往、社会结合的一切力量，第一次使自然科学直接为生产服务，创造了超过以往所有时代总和的物质财富，为自由王国的实现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作为迄今为止最有效的生产方式极大地缩短了人们的劳动时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使古代的家长制的封建社会没落下去，使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同步发展起来”。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清晰界定资本运行、资本逻辑作用的范围和界限，以资本“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效果界限”，以“经济发展领域”作为资本的“范围界限”，防止资本向政治、社会、精神等领域渗透与入侵，遏制资本逻辑的滥用和无序扩张，不断利用和引导全球资本与民间资本，使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瞭新社）

2023-06-08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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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志刚，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
唯物史观城市叙事的逻辑变迁及正义构想进度条03:2000:00/03:20
摘要：城市叙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正是在探讨城市问题的过程中唯物史观得以出场，并以此为中轴展开理论建构。总体上，马克思唯物史观城市叙事呈现为一种人类解放的宏大历史逻辑，它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具体化为生产逻辑、资本逻辑、空间逻辑、人本逻辑、主体逻辑等理论形态。今天对城市叙事的逻辑嬗变及“人民城市”正义构想之讨论，既强调作为历史研究指南的唯物辩证法不是抽象的公式，而总是对特定时空条件下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也表明通过城市/空间可以有效地推进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城市社会发展规律这一特定对象层面上的具体化，以更好地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建设。
关键词：唯物史观；城市研究；空间逻辑；城市正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BKS189)的阶段性成果。
核心观点
城市叙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正是在探讨城市问题的过程中唯物史观得以出场，并以此为中轴展开理论建构。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类社会历史赓续的一般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成、发展以及消亡的科学社会主义分析，事实上蕴含着一种激进的城市政治叙事。这一叙事在城市无产阶级所主导的资本主义消亡史中，宣告人类新文明形态的到来。一方面，基于历史维度，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并从城乡关系、城市与人、城市与自然等多个维度描绘了一幅详尽的城市理论景观。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秉持辩证态度，一分为二地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社会，既充分肯定城市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所具有的积极功能，也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大城市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各种灾难，揭示城市问题的症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本身。
唯物史观的城市叙事在19世纪资本主义时代集中体现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空间逻辑。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学术贡献，一方面对城市社会学领域进行马克思主义知识的普及教育，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如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剩余价值规律、劳动力再生产）引人城市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基于时代的变迁提出了一些新的范畴，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哈维的“资本的三级循环”、卡斯特的“集体消费”、莫洛奇的“城市增长机器”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总体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叙事揭示了资本主义城市社会中抽象（空间）成为“特殊的以太”这一结构性事实，但作为真正革命力量的城市主体则隐匿在“抽象成为统治”的空间逻辑中。
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加入到这种超大规模全球空间重组的进程中，不仅带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在此语境中，唯物史观的城市叙事在新时代中国呈现为另一种全新的逻辑意涵。首先，在主体维度上，“人民城市”思想致力于构建一条不同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以物为本”的城市化道路，建设一个“以人民为中心”、有利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型文明聚落形态。其次，在内容维度上，“人民城市”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差异空间，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需求。再次，在目标维度上，“人民城市”致力于实现空间正义原则指导下的城乡融合。从空间正义视角来看，城市化不是“去农村化”或者城市同化乡村，更不是用工业文明、城市文化替代农业文明和乡村文化。如何通过研究现代农业的产业形态对空间分布的要求，构建符合农业生产方式的农民居住模式，推进城乡融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确切的意义上，符合空间正义的中国特色城乡融合道路是新型聚落空间形态的创造性想象和实践，也即一种新文明形态的创造。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20—28页。为阅读方便，此处对原文进行了缩编，并删去原文注释和参考文献，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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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姜天琦
责任编辑：冯怿周
审核人：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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