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关于中国经济特点之一的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未富先老。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未富裕低生育率国家。经济增长在很大意义上就是一种人口现象，如果不理解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的深刻影响，就无法读懂未来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图景。本文通过国际比较来说明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值得借鉴。文中数据虽非最新，但一两年内的人口结构变化不会太大，不影响参考价值。
传统上，中国一直是个热爱生育、人口快速增加、人口负担沉重的国家。然而就在近几年，“老龄化”一词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媒体和街头巷尾。“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延迟退休”的提出，中国仿佛在一夜间就进入了往往只和发达国家才能联系到一起“老龄化社会”。
那么，中国当前的老龄化程度究竟如何？未来的老龄化又会怎样发展？年轻人口的下降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未来是否还会再有经济的高速增长？下面将使用大量的数据来证明——未来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严峻。
01、中国将快速进入严重的老龄化社会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65岁以上的人口已达到全国人口的1/4，仅次于摩纳哥，居全球第二位。过去20多年里，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国内需求不振、物价保持稳定，人口开始陷入负增长。
那么，中国离日本的现状有多远呢？——大概只需要20年
中国当下的年龄结构类似于20年前的日本——都有25岁和50岁左右两个人口高峰。在最后一个人口高峰之后，都出现了出生人口的大幅下滑。
2016年中国和1995年日本的年龄结构对比图
再过20年，中国的年龄结构就会和当前的日本类似（如下图所示）。届时，最后一个高峰期的人口将会达到45-50岁，而目前50岁左右的高峰人口将大规模进入70岁，成为退休的主力军，为养老金带来极其沉重的压力。
当前的中日年龄结构对比图
02、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未富裕低生育率国家
随着富裕程度的提升，一个国家的生育率通常会逐渐降低。
目前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大部分都是西欧和东亚的发达经济体，如日本、韩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等，他们的千人出生率不到10。
中国目前的千人出生率为12.2，在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62位，属于倒数1/4。千人出生率低于14的国家和地区共有82个，其中61个达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规定的“高收入”标准（人均GDP高于12276美元），只有21个还不属于高收入国家，下面是这21个国家的列表。
全球未富裕的低生育率国家列表：
数据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sovereign_states_and_dependent_territories_by_birth_rate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些国家主要分为三类：
前苏联东欧集团、前南斯拉夫：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苏东剧变之前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准，妇女地位较高，生育率也下降到和西欧类似的低水平迷你岛国：迷你国家，产业单一，年轻人流失东欧以外的非小岛国家，只有两个：中国、泰国
抛开几个迷你岛国不计，在全球224个国家中，当前并不富裕、而且历史上也没有富裕过的低生育率国家，只有中国和泰国两个。
可以说，中国在当前并不很高的发展阶段便出现了如此低的生育率，在全球也算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
03、年轻人断崖式下降所导致的经济颓势
回顾前文，中国当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和20年前的日本以及10年前的韩国比较类似，如下图所示：
2016年中国、1995年日本、2006年韩国人口年龄结构对比
上面的三张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最早的人口高峰即将进入50岁，从而宣告其生产力盛年的终结，而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口则是急剧下降，劳动力即将进入青黄不接的拐点。
日本和韩国在这一拐点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如何呢？
1995年，日本的人均GDP达到4.25万美元的高峰（高达美国的148%），2015年回落到3.25万美元（仅为美国的57%）。
2006年，韩国的人均GDP为2.09万美元（美国的45%），2015年增长到2.72万美元（美国的47%）。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日本和韩国在达到和中国目前类似的年龄结构后，经济都进入了低速增长。日本的人均GDP从90年代的超越美国，变为不足美国的六成。韩国的经济增速则大体和美国持平。
如果说日本和韩国属于发达经济体，其经济增速理应不高，那继续看看我们的邻居泰国。作为“亚洲四小虎”之一，泰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曾长期高于我国，在东南亚国家中属于经济上的上进生。
如前文所说，泰国和中国同属于世界上极其稀有的从未富裕过的低生育率国家，下面是中泰两国年龄结构对比，可以看出两国都面临着年轻人口数量大幅滑坡的问题，泰国的人口高峰比中国稍微更老一些。
2016年中泰人口年龄结构对比：
下面来看看泰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2000-2010年，泰国的人均GDP 从2029美元增长到5059美元，增加了约250%
自2010年后，泰国的经济便进入了低速增长，2015年泰国人均GDP为5735美元，相比较5年前，年均名义增速仅约2%
可以看到，无论是较为发达的日本和韩国，还是发展程度更低的泰国，当他们达到和中国当前类似的年龄结构后，其经济增速都进入到低增长时代。
西欧和美国作为一流发达世界，其经济增速早已降低到每年1-2%的低水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其经济增速也降低到了这样的低水准，那么他和一流发达世界之间的差距将不会减少，甚至可能会被越拉越远。
除泰国以外，之前所列出的未富裕低生育国家，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也大都不理想，下表是21个未富裕低生育国家2015年的GDP增速。除中国以外，所有国家都没有达到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的平均增速，60%的国家甚至还不如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速。
未富裕低生育率国家的经济增速
数据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real_GDP_growth_rate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其年轻人口出现了急剧减少，那么该国的劳动力供给在短时间内也会发生大幅下滑，从消费层面来看，年轻人结婚、购房、购车等需求也会大幅度降低，各类大宗消费品的增速会快速下滑，甚至进入低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以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日本为例，下表为日本1990年到2007年各类消费品的减少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日本年轻人口的快速减少，日本人的各方面日常消费基本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日本1990年到2007年各类消费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日本统计年鉴 http://www.stat.go.jp/english/data/chouki/20.htm
当前的中国和20年前的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类似，人口高峰拐点刚过，年轻人口即将开始进入断崖式下跌。
下面是中国2015年的数据，重要消费品的增速下滑，部分商品开始进入负增长：
智能手机销量：增长3%汽车销量：增长4.7%彩电销量：增长2.8%冰箱销量：下降2%空调销量：下降5.4%啤酒销量：下降1.8%
04、历史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年龄结构——年轻
日本和韩国是世界上极少有的跨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来看看他们在高速发展跨入发达世界时的年龄结构是怎样的。
中国目前的人均GDP约8000美元，和日本1960年代末期、韩国1980年代末期类似（考虑美元通胀换算成当前美元，下同。换算数据见：http://www.dollartimes.com/）。
1965年，日本人均GDP 7000美元，1975年达到2万美元1985年，韩国人均GDP 5500美元，1995年达到1.9万美元
这一时期，日韩两国的人口金字塔如下图所示，和现在的中国相比，无疑是非常年轻的。
日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的人口年龄结构
传统的欧美发达经济体从人均1万美元增长到2万美元（同上，换算成当前美元）的时间段，大约是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时期他们的年龄结构，相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也是非常年轻的。
欧美发达国家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时的人口年龄结构
回顾历史，西欧、北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当他们从类似当前中国的经济水平再向上迈一个台阶的过程中，其年龄结构都比当前的中国要年轻许多。
换句话说，如果中国能在当前这样的年龄结构下，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水平再迈上一个台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那这将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奇迹。
05、中国的人口周期和经济周期
看完各国的横向对比，回头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和经济周期情况。
下图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人口出生数量和1978年以来的中国GDP增速对比图。其中，人口出生图向右平移了20年，代表出生人口平均在约20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并逐步开始准备结婚、买房、买车、添置家电等大宗消费。
中国历年出生人口和经济增速
第一次人口高峰：建国后第一个人口出生高峰出现在三年困难时期后，直到70年代中期为止，平均每年出生2500万人，最高峰在1970年达到2800余万。（此处数据有误，最高峰应是1963年，达到2900多万——编者）
这一高峰时期的人口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进入20岁。在这10年里，除89-90年外，其余年份中国经济均保持高速增长，且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90年代初期出现了股疯和第一次炒房热。
第一次人口低谷：1970年的2800万出生人口顶点之后，中国的出生人数开始逐年下滑，1980年降到1800万，十年间出生人口下降了约40%，直到1982年才回到每年2000万以上。
这一低谷时期的人口大约在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几年进入20岁。从1995年开始，中国经济结束高速通胀，第一次地产泡沫破灭，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煤炭钢铁过剩，出现大规模下岗潮，银行坏账问题显现，经济走入通缩，物价长期稳定。
第二次人口高峰：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迎来了第二次人口高峰，他们是60后第一次高峰人口的后代。
这一时期中国平均每年出生约2300万人，最高点是1990年的2600万。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在21世纪的头10年进入20岁，而这也开启了中国经济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走出了90年代末开始的通缩，CPI逐年上升，从大宗商品到住房价格，再到肉菜蛋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钢铁、煤炭、石油价格飙升，经济高速增长，银行坏账率下降到历史最低，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
第二次人口断崖式下跌：1990年的2600万人口出生顶峰后，中国的出生人数又开始快速下滑，1992年后便一直低于2000万，直到1999年降低到1150万的最低谷。
这一时期的出生人口最早在2012年开始进入20岁。也正是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告别了9%以上的高速增长。大宗商品价格开始由盛转衰，CPI也告别了高增速，全国除了少数城市外，大部分地区房价横盘甚至开始下降。
下跌上半场刚结束：2016年有1600余万年轻人满20岁，较6年前下降了约40%。这一数字再过4年还将下降30%。也就是说，由年轻人断崖式下降所导致的经济低迷周期，目前刚完成上半场，还有更严峻的下半场等待着我们。
永无止境的下跌：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1.5，也就是说2对夫妇平均生育不到3个小孩。如果未来的总和生育率继续保持在1.5，那么等90后开始生育的时候，中国的出生人口将会只有90后的约75%。
如前面所说，90后是中国人口断崖式下跌的一代，那么等未来几年，他们的生育高峰到来之时，中国的出生人口将会出现更严重的断崖式下降，在约10年后，降低到每年只有8-900万左右出生人口的创纪录低点。
综上所述，60后人口高峰带来了85-95年经济的高速发展。而75后人口低谷，则使得中国经济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经历低迷。此后80后人口高峰再次将中国经济带出迷茫，走向新的高峰。
但是，80后人口高峰之后，又是90后人口的断崖式下跌，由此伴随着的，是2012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低谷，并可能会在未来3-4年达到谷底。
和此前的谷底有所不同，中国再也没有迎来新的出生人口高峰，相反，则是一个比一个低的人口出生低谷。再也不会有新的人口高峰来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低迷。
难以逆转的出生率：中国的出生率能逆转么？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来看，可能很难。目前日本总和生育率是1.4，韩国、港澳台、新加坡只有1.1-1.2，属于全球最低的行列。
一般来说贫穷地区的生育率比富裕地区更高，但是，连泰国这样的人均GDP不如中国的国家，生育率也只有1.5，人均GDP只有中国1/4的越南，生育率也下降到了1.7。
从全球各国历史来看，生育率下降后，几乎没有重新回升的例子。中国未来的总和生育率可能会逐步下降到如同中国台湾、韩国、泰国、日本这样的1.2-1.4的超低水准，也就是说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就打6-7折，三代之后，就只有25%了。
85后每年出生：2300-2500万10后每年出生：1500-1600万——打六五折由此推算：35后：950-1000万60后：600万
06、三线以下城市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中国在出生人口不断走低的同时，是城市化率、大城市化率的不断提升。随着年轻人口大量进入大城市，落后地区、三四线城市、县城、农村未来年轻人口的减少速度，会比全国平均来得更加猛烈。
下面来看部分省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第五次人口普查0-14岁人口的变化情况，黄色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部分省市0-14岁人口减少情况
由上表可以看出，较发达的地区，由于有大量年轻人涌入并定居生子，0-14岁人口减少的比例相对较少。而不发达地区，由于大量年轻人流失到沿海发达地区，0-14岁人口减少比例相对较大。特别是对于那些人口流失多、且生育率较低的省市而言，则更加严重。
仅仅10年时间，部分省市的0-14岁人口就下降了近40%，对于这样的地区而言，其未来经济面临的压力将是极其沉重的。如果再人口下降尚处半山腰的2016年，广大三四线城市就出现了去库存压力，那么，等再过三四年，新增年轻人数量跌入谷底的时候，这些小城市的楼市将会悲惨到什么地步？我们拭目以待。
07、中国人口和经济的未来
如前文所说，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和20年前的日本类似。那么我不妨以日本为参照，看看其人口和经济的走势情况。
中日人口年龄结构对比
下面是日本出生人口和经济走势对比图，同样的，出生人口向右平移了20年。日本的最后一个人口出生高峰是7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的高峰人口在90年代初期进入20岁。此后的日本新增年轻人数量便开始了断崖式下跌，日本经济也由盛转衰，进入经济低迷期。由于此后再无人口高峰来挽救，日本经济在经历了20余年的长期低迷后，并无好转的迹象，还将持续衰落下去。
下图还列出了日本历年利率图，在1990年到1995年人口拐点的五年里，日本的利率从6%下降到了不到1%。这说明日本政府尽了最大努力来刺激经济，希望使其走出困境。但事实证明这这并没有起到预想中的效果，日本经济并没有任何起色，相反，由于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日本成为全球负债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日本出生人口与经济增速
现在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应的正是1990-1995年的日本，未来将会如何发展，让我们等待时间来检验一切。
08、总结全文：
1、 中国是世界上很稀有的未富裕低出生率国家，和中国类似的只有一些前苏联、东欧国家、几个小岛国，以及泰国，目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比较低迷2、 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和20年前的日本比较类似，并将在未来20年达到如今日本的老龄化程度3、 世界历史上，凡是达到中国当前年龄结构的地区，全都进入低速增长甚至停止增长4、
现有的发达经济体，在其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时期，都比当前的中国年轻许多5、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周期和经济周期有较强的同步性。人口高峰时期，经济通常高速发展，人口低谷时期，经济通常陷入低迷6、 未来中国的出生人口再也没有高峰，反倒会出现一个比一个低的低谷7、 2016年的中国还处于进入人口低谷的转折点，真正的年轻人口断崖式下滑还在未来几年8、
落后地区、三四线城市，将会面临比全国平均水平更糟糕的年轻人口断崖式减少，这可能导致各类消费增速的急速下滑，甚至进入负增长。因此，现在还远不是三四线城市经济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更加残酷的挑战还在未来。
来源：浙江金融汇（ZhejiangFinancial）

国有资本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的顺序 应该是首先国资收益 最后才是减持变现
“养老保险是人民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如果养老保险收支运行不下去，美好生活肯定成为了泡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良初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目标，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进程的时点和人口老龄化高峰几乎同步，因此，刚出台的《方案》是着眼长远，为推进现代化扫除障碍的一个重大的民生措施。”
近年来，杨良初多次参加国家部委的有关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政监管、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可持续养老保险财政条件等课题研究。杨良初认为，下一步，应改革养老保障体系，建立养老保障“三支柱”体制，实现养老保障的持续性发展。
股权变现是国有股权划转的难点
中国新闻周刊：实际上，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设想由来已久，早在2001年，国务院就出台过相关方案，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开始实行？
杨良初：2000年，我曾参与过国务院体改办的一个课题，《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弥补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请当时中国人保精算部的主任测算了全国城镇国有企业的养老债务，共有5个口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大约是5万亿~11万亿元的规模，当时课题组就提出了用国有资本弥补隐性债务的设想。
2001年6月，国务院出台《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就是要用国有资本来筹集社保资金。方案出台后，对资本市场造成很大冲击，因此，这一政策不得不中断。
实际上，我们讲用国有股权弥补社保基金，主要是弥补基本养老保险。因为其他保险都是现收现付的，假如说当年出现了赤字，当年就要想办法弥补，只有养老保险需要有一定的储备积累，否则当人口老龄化到来，政府财政的负担会加重。
这些年，理论界一直在提“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2009年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和社保基金理事会四部门又出台了关于印发《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通知，要求在境内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国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划转10%的国有股由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
真正的契机就是两年前的行政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我们算了一笔账，当年大概就要动用5千亿元财政资金，相当于我们当年财政支出的5％，而每年的财政支出都已经分配好，如果让财政一家拿，肯定会对财政支出结构造成巨大冲击，势必影响其他基本支出。所以当时就提出财政和国资委各拿2500亿元的思路。在这个背景下，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的想法再次被提上议程。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杨良初：最大的难点就是变现的问题。因为2001年出台的政策就因为直接要求国有股减持，影响了股市的平稳和股民的收益。因此，这一次方案提出了3年禁售期的要求，未来一旦真正需要动到股权，必须要谨慎，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尽量减少对股市流通的影响。
但目前中国的社保基金账户总体有结余，主要还是通过股权分红的形式来补充社保基金，还没有到股权变现的地步，我认为，至少10年内不需要变现来弥补社保基金。
还有一个阻力来自企业，经营了这么多年，突然要划走一部分股权，积极性会受到一定影响，这也是一个需要协调的过程。
因此，这些年，尽管政府部门和理论界都在呼吁，但一直进展缓慢。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也有一部分国有资本收益用于社会保障，效果如何？
杨良初：上缴国资收益是从2004年开始的，国企分五档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用于解决民生和再投资的问题，真正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的微乎其微。而这次对国有股权的划拨，也就是把原来国资委掌握的股权划给社保基金理事会和地方国有独资公司，通过财务投资，实现增值，专项用于补充社保基金。
以前动用的是增量，而现在动用的是存量，规模更大，力度更强。
我认为，要实现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运转，国有资本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的顺序应该是首先国资收益，其次是股权分红，最后才是减持变现。
人口老龄化高峰或将在2050年爆发
中国新闻周刊：按照这次方案，划转范围和划转比例是如何确定的？
杨良初：实际上，只有三类企业不用划转，包括公益类企业、文化企业、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企业，这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公益类企业和文化企业本身收益就很低，而且主要依赖财政投资，如果划转，还需要再增加财政投入，失去了划转的意义。而且，这些企业本身履行了一定的公共职能，如果划走资产，就会影响公共职能的履行。
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目前主要承接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拿走这类企业资产，肯定会影响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因此，没将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纳入划转范围，正是和国家产业政策相协调。
所以只有那些真正属于产业竞争性领域的企业，才具有足够能力实现股权的划拨。
而10％的股权划转比例，早在2001年和2009年的两个文件中就已经确定，这个比例，既不会过多，对企业股权结构和经营造成影响，也不会过少，无法弥补缺口。
按照目前的划转范围和比例，我们测算了一下，大概在7万亿~9万亿的一个规模，应该足以填补社保基金的缺口。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社保基金的缺口多大？
杨良初：现在整体不存在缺口，全国大概还有4万亿元的养老金结余，主要是因为一些东部发达省份的社保基金收取规模较大，每年收支平衡后，还有一定结余。赤字主要发生在西部地区和中部若干省份。比较严重的是东北三省，养老金缺口每年都在几百亿元。
正因为如此，我们出台了全国统筹的政策，用东部的结余，来调节中部、西部的赤字，以及东北的缺口。
我曾多次去东北调研养老保险问题，特别是2007、2008年左右，曾跟着国务院调研组一起去调研国有企业社保的问题，对整体情况进行了摸底。当时，东北三省正在开展个人账户做实的改革，中央财政每年拨付几百亿的资金，给东北三省做实个人账户。
但这样一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个人账户这块大量结余，但社会统筹那块出现赤字，无法满足支出需要，于是要求借出个人账户里面的钱用于社会统筹支出，那时候还比较乐观。但现在，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都出现赤字，每年每个省大概都有200多亿元的赤字，黑龙江尤为严重。
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遗留问题，国企包袱重；另一方面，东北人才大量流失，很多人离岗再就业，如今到了集中退休的年龄，又回到原籍领取养老金，加重了当地的养老金支出负担。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全国性的养老金缺口预计会在什么时间出现？
杨良初：我们测算，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大概在2035年~2050年，特别是2050年会是一个巨大的高峰期。
因为60后是中国人口增长的高峰期，他们的下一代多是90后，也是一轮高峰期，到2050年，60后和90后都进入老龄化，两代高峰期人口进行叠加，养老金支付将面临巨大压力。
在我看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高峰和现代化进程正好是逆向的。因为根据十九大报告，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那时正是中国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约为25％~30％。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205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将达到顶峰。如果养老问题无法解决，必将成为制约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养老保险是管城镇退休职工基本生活的，基本生活都没有解决，如何实现现代化？
所以现在《方案》的出台是中央着眼长远，为推进现代化扫除障碍的一个重大的民生措施，是新一代领导集体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因为5年内中国养老保险出现赤字，或者全面出现赤字的可能性很小，此举是从长远着眼，解决潜在的老龄化危机和养老危机。
完善社保体系，避免“高福利陷阱”
中国新闻周刊：在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上，中央和地方之间，社保基金理事会和国资委之间，应如何分工？
杨良初：按照现在的方案，只是股权从国资委到社保基金理事会发生了转移，真正的管理权还是在国资委。其中，社保基金理事会只是财务投资者，不参与企业的管理，但作为股东，社保基金理事会出于所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或许也会提出经营决策方面的建议，但前提是必须和国资委以及企业协商。
方案中提出，中央企业的股权由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地方国企的股权由地方设立国有独资公司集中持有、管理和运营。之所以会这样划分，主要和社保资金管理机构的设置有关，因为中央一级有社保基金理事会来管理社保基金，但地方上没有这一机构。而国资划转部分，主要是用于解决将来养老保险的缺口，具有储备性，因此，当前股权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持有，最主要的职能都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真正到了需要弥补缺口的时候，由中央和地方合力解决养老保险收支，而且如何动用这笔股权基金，必须由财政部、国资委、人社部、社保基金理事会等相关部门共同协商，具体如何分工，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股权分红的增加，资金池的不断扩大，未来是否会填充到其他社会保险，中国进入高福利社会？
杨良初：我不这样认为，相反，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开始，设计更合理、更科学的一个社会保障制度，很有可能会步入北欧国家的那种“高福利陷阱”。
换句话说，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不能政府一家扛。可以扛一段，不可能扛很久，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万能对于社保而言是致命的。
现在的北欧国家也已不堪重负，在逐步将政府的负担推给市场，既然他们走了弯路，我们又何必重蹈覆辙？政府压垮了，出现赤字，老百姓也很难获得幸福感。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的划转方案会对中国的社保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杨良初：随着社保基金的资金问题得到解决，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就将面临调整和改革。对于这一问题，理论界已经讨论了至少两三年，关键是改变目前养老保障“三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体制中基本养老保险“一柱独大”现象，缓解财政压力。
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高达28％，而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会超过20％。这样做的风险就是挤占了补充保险的缴费空间，以至于企业年金制度推行了十余年，也只有约7％的企业中推行，大家都寄希望于基本养老保险，增加了政府兜底的风险。
因此，未来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应该是架构“三支柱”合理搭配的养老保障制度。首先，将现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社会统筹基金”改为城镇企业与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成为名副其实的养老保险“第一支柱”。缴费率从28％降为20％，单位（企业）和个人缴费比例分别为14％和6％，按照现收现付原则核定替代率。
其次，将现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的“个人账户”基金变为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成为养老保障“第二支柱”。缴费率从8％增加到10％，单位（企业）和个人缴费比例各为工资总额的5％。
最后，积极支持商业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促进养老保障“第三支柱”的形成与发展。
通过调整，第一、第二支柱养老保险总缴费率从原来的36％降到30％，其中企业缴费由24％降到19％，个人缴费从12%降到11％。一方面，总体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下降，另一方面，“第二支柱”将在中国养老保障中发挥支柱作用，提高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更好地迎接人口老龄化高峰带来的挑战。